GDP全球第二与清初GDP比较

2010-08-17 每日经济新闻
以美元计，中国二季度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是里程碑，但并不能证明中国已经完成强国富民的目标。
环球瞩目中国经济，当然是好事，说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撬动全球经济的杠杆，三十年前的中国，即便是声嘶力竭的呐喊也不会引来关注的目光，只有独特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能够引起猎奇者的兴趣。
面对大增的GDP，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GDP总量说明很多问题，有时候什么也说明不了。曾任经合组织经济部主任的麦迪森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他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对于中国近代以前的GDP有估算。为了尽量减少汇率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对统计真实的经济规模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并创造出“1990年国际元”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单位。
按照麦迪森的测算，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相当出色。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9%增长到36.6%。但是，从清朝初期以后，我国GDP一路下滑，相应的，对于全球的贡献也越来越小，最后成为经济萎缩体。
但中国的人均GDP不占优势。按照另一位研究中国古代GDP的先驱贝洛赫的研究成果，1840年中国人均GDP下降到206美元，同期英国为447美元，法国为310美元，日本为l78美元。麦迪森的估算要乐观得多，按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在公元元年和l000年为450美元，1300—1820年为600美元。但无论如何，人均GDP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人均GDP一直是软肋，持续到现在。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早就超过日本，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大约4000 美元，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
中国的GDP增长大多是外延式增长，是人口与投资扩张的结果，农业时代是农耕区的扩张与精耕细作，而在工业时代是投资与产出扩张的结果。如今投资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拉动一个GDP需要的投资增量数倍于改革之初。打个比方，如同一辆急速行进的大车，靠单个投资引擎驱动，规模与惯性冲力越来越大，所需要的投资量越来越大。
中国GDP增长是数量型经济体主导的结果，在转向质量型经济体的过程中，必须有代表经济质量的数据，提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有的代价是不可逆的，比如环境污染、比如长江源头的沙漠化、比如黄河源头的水枯竭，比如越来越极端的气候，比如遭到严重破坏的古迹，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中国的GDP增长，以强有力的行政权力为先导，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与贫富差距为代价，支付了高昂的成本。某些地方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扣除环境成本、扣除人员安置的成本、扣除毁坏的财富，则经济增长将下降一半以上。
强调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高昂成本与制度转型的困难，不仅可以让我们少一些由片面的数据所养成的虚妄的傲慢，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有利的，还可以彰显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只有对本国的前途、本国公民的福祉、本国的环境负责的政府，才可能对国际事务负责。凭籍这份担当，中国不仅能够引领全球经济的步伐，还能够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很不幸的是，从清初开始，中国的经济体量在全球领先，却没有为全球贡献更多的主流文化与科技成果，随着经济萎缩，文化也随之萎缩，伴随农耕文明的是对于先秦典籍钻牛角尖式的解读。在中国重回全球第二之际，中国不仅要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先者，理应以中西方文明的结合，向全球展示中国具有重塑全球文明、为全球文明提供全新动力的能力。
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压力主要表现在汇率、开放度与碳排放。
中国对美的顺差与欧、美的出口战略冲突，人民币汇率会成为贸易摩擦的引线，不时点上火咝咝作响。西方从来没有停止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与政府采购市场的要求；而在极端天气威胁人类生存之际，碳货币总有一天会成为主流。
考虑到所有这些成本，把这些成本公诸于众，既是诚信所需，也是降低中国压力、恢复中国经济真实原则上的必须之举。
------------------
叶檀：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为什么受冷遇
今年二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消息传出，国内更多的冷思考，很少有人欢欣鼓舞。
这是民族反省能力提高的标志，也体现出民族处于改革三十年的十字路口的彷徨，土地财政、收入分配等各种深度矛盾纠结在一起，消解了经济增长的幸福感。
近代以前，中国是日本之师，近代以后，日本是中国之师，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直到1980年代成为现代工业强国，而中国仍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行进。
就经济而言，中国资源配置与国企发展学的是新加坡，出口导向型经济学的是日本，我们学到了新加坡的国企至上，却没有学到新加坡的市场效率与法律框架；我们学了日本的出口导向，却照搬了日本的政府投资主导与创新能力薄弱。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汇率，而是低效的政府投资。汇率风险不是最大风险，近期中国的汇率政策是明智的。在政策方面，以市场化的微调，维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稳定，人民币绝对不会大涨大跌，而是极其温和的上涨。今年6月，人民币汇率再次与美元脱钩，与大多数人的预想不同，人民币汇率没有出现大幅上升，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6、7月份连续两个月下跌。这也可以解释人民币汇率放开之后，中国为何还能接连出现双顺差。而此前的三到五月，人民币实际汇率连升3月。
由于欧美之间经济形势阴晴不定，货币比价时时动荡，由于中国国内提高劳动成本，以资源税、最低工资制等实现国内隐性通胀，人民币汇率没有大幅上升的空间。
中国走日本老路的前提是，政府主导的低效投资无度扩张，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日本陷于高赤字与高投资的泥潭。低效率的投资降低生产率，直接导致债务与通胀预期双双上升。日本资产泡沫崩溃后，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最大引擎。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资料，2002年预算中，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支出比重达到17.7%。在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公共投资的比重更高，达34.6%。二者合计，用于公共投资方面的支出将达到33万亿日元，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27.8%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公共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即便是较为清廉的日本政府，制度性漏洞导致大部分资金被浪费。1998年道路投资额约为15万亿日元，其中仅有40％形成固定资本，浪费掉的资金达到4～5万亿日元（《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9月17日）。日本的浪费与我国的浪费不同，日本处于工业化后期，政府投资边际效应递减，只能在三家村建白头鲸博物馆等形象工程，同时为了维持稳定，公共工程沦为项目层层分包的吃饭工程。而我国则是资源错配的结果，广泛铺开的政府形象工程，据称皖南某县为追上城市化的步伐，拔除特色的油菜花铺上大城市的绿色草皮，与此同时，绿化工程款远远高于教育经费。
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公共投资效应尚未到达临界点，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必然带动生产率的增长。统计数据表明，从1978到2006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78%，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也高达20.53%，储蓄率长期维持在30%-40%之间的高水平。但投资效率节节下降，张军的研究也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内地的投资效率一直在改善(1989、1990年除外)，到1992年达到了其历史最高水平，其后，中国内地的投资效率一直在恶化。
中国需要大规模投资，但投资效率的低下造成了集体浪费的财政狂欢，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地方财政的恶化。如果中国的投资效率无法提升，未完成工业化而陷入高负债泥潭，情况会比日本更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衡导致公众对总体财富增加不感兴趣。作为工资屡屡“被增加”的一族，眼看着总体财富增长的第一反应是，与我何干？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是一些垄断企业的就业世袭制与终身雇佣制，阶层之间的裂痕导致公众失失去对社会的认同感。GDP超日受冷遇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大国，中国今后应该追求的是投资效率、财富的正确激励，使国民以经济增长为荣。全民冷对GDP超日，是放弃虚妄的狂傲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