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GDP总量与有意义的国际比较}}

——石良平教授在上海海关学院的讲演
日期：2010-09-11 作者：石良平 来源：文汇报

                     
    经济结构升级所包含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等多方面考察，都可以感觉到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还处于弱势。我想，这大概是理解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最好维度。同时，我们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并不能就此得出经济规模不重要的结论。相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经济规模的力量非常强大。很明显，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对世界经济产生足够影响。
    
讲演者小传
    
    石良平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曾在上海市统计局长期从事国民收入核算工作，在国民核算体系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出版专著4部，教材4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曾获中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2010年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880亿美元。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二季度中国GDP为13390亿美元。从数据看，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结果早在人们预料之中。2009年，美国GDP总量为14.3万亿美元，日本为5.1万亿美元，中国为4.9万亿美元。日本GDP总量比中国高出4%。当时就有人估计，按最保守预测，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出日本就是一个必然事件。然而，这一早在预料中的事件真的来临时，还是在全世界引起了一些波澜。
    
    对此事件，一些发达国家既表示出惊叹和羡慕，也表现出不安和担忧。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其经济规模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意法英德等老牌工业化国家，现在又超越了占据世界老二长达41年之久的日本，这种增长势头持续30年后仍没有衰减的迹象。中国目前的生产和服务水平是1978年的近100倍，其生产能力的提高令世人吃惊，国外甚至有人戏言：“上帝创造了天地，其他一切则由中国制造。”
    
    与国外评价不同，这次国内的反映显得平静很多。国人更多的是看到我国人均GDP还排在全球100位之后，国内贫富差异还很大，还有众多贫困人口，我们的家底还很薄，人均金融资产和人均技术装备还很少，经济结构中对外依存度还太高，经济转型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许多国人甚至提醒不要因中国GDP超越日本的表面现象而被“捧杀”。想当初，国人曾豪迈地誓言“赶美超英”，而当我们真的成为世界老二时，国人反而冷静下来，看到的是更多的问题。这种心态值得回味。
    
    一个工业化起步较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30多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经济大国，打破了100多年来工业化国家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这无论如何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大事。正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中国GDP超越日本这一事件背后的真正意义。
    
一、国力比较与评价：方法上的困惑
    
    国与国之间的国力比较，一直是困绕经济学界的世界性难题。这一难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应该用什么指标来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二是用什么价格来衡量这些指标。
    
    国与国之间的国力比较，一直是困绕经济学界的世界性难题。这一难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应该用什么指标来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二是用什么价格来衡量这些指标。经济学家们曾从各个角度，选择各种不同指标进行了广泛比较和研究，如选择固定资本的总量以比较不同国家现存的财富积累程度，选择人均收入以比较不同国民的富裕程度，选择人均装备以比较不同国家的生产能力，等等。但是，这些指标不是反映的范围不够全面，就是数据的取得比较困难，不能形成连续的时间序列，甚至有些数据的真实性也令人怀疑。最终，人们还是选择了简洁明了、能够基本反映一国生产能力、且各国统计口径比较一致并有连续时间序列的GDP数据。在这几十年中，也有无数经济学家试图放弃用一个数据来进行国力比较的想法，改用一组数据来综合比较，最终也因为评判标准争议太大，或相对权重无法确定等因素而不得不放弃。尽管人们非常清楚GDP这一统计指标还存在不少毛病，更有不少人编出各种讽刺GDP的幽默小故事来嘲讽GDP以市场交易为生产标准的统计方法，但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相对其他指标，GDP还是一个相对值得信任、数据获取相对容易、可用于衡量一国生产能力和经济规模的最佳统计指标。
    
    指标选定后，还有一个以什么价格来进行国际比较的问题。由于各国GDP都用本国货币统计，这就产生了不同货币间的比价问题。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照当年的市场汇率将用本国货币计算的GDP折算成一种主要国际货币（一般为美元）计算的GDP。但是，这种简单用汇率折算的比较方法却存在着很大问题。其一，汇率主要反映的是两国之间可贸易的商品与服务间的价格转换关系，并不反映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间的价格关系，如医疗、教育、交通、房产等，用汇率来换算并不能反映两国之间全部商品与服务的真实比价。其二，自从实施浮动汇率以来，由于受资本流动和投机因素影响，汇率短期内变动频繁且幅度较大，这种由汇率变动引起的比价变化并不能全面反映两国之间商品与服务间的物量水平。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韩国货币相对于美元大幅贬值，以美元计算的韩国GDP也就大幅缩水，但这并不表明韩国人就突然变穷了。只要以韩元为单位的收入和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而且进口货物对韩国人来说不是太重要，那么货币贬值并不会带来韩国人生活质量的恶化和经济规模的突然缩水。
    
    这就提出了用什么价格来进行国际比较更为确切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就提出购买力平价理论。所谓购买力平价，就是按照基准国单位货币实际购买力来确定不同币种之间的货币购买力。这一理论认为，在本国货币和共同货币单位之间存在一种购买力平价，它可以将以本国货币表示的支出换算成共同货币单位，以便在各国间进行物量比较。购买力平价通常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对同一商品或服务所具有的购买力之间的比率。例如，要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一揽子商品，在中国要用50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则用10美元，对于这一揽子商品来说，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就是5:1，即表示对这一揽子商品，5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于1美元的购买力。
    
    一个关于测量购买力平价的简单而幽默的例子就是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使用的巨无霸指数。《经济学人》对麦当劳在各国分店中出售的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做了比较。如果一个巨无霸汉堡包在美国的价格是4美元，而在英国是3英镑，那么英镑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就是3英镑=4美元，即1：1.33。假如在这个例子中的英镑和美元当时的市场汇率是1：1.5，那么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今后真实的市场汇率将会向购买力平价靠拢，即美元升值或英镑贬值。
    
    鉴于GDP规模和水平国际比较的重要性，也鉴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购买力平价的可靠性，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于1968年开始组织一项名为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简称ICP)的全球性统计活动，目的就是以购买力平价为货币转换系数，进行GDP规模和结构的国际比较。ICP大约每5年在全球范围进行一次调查和测算。自1968年开始至今已完成七个阶段的比较报告，参加国家和地区从第一阶段的10个增至2005年第七阶段的160多个。
    
    中国自1993年开始有限地参与ICP活动。1993年国家统计局以广东和香港地区双边比较的方式参加联合国亚太地区第六阶段国际比较项目；1996年开始组织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哈尔滨、西安七个城市开展试点调查；1999年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购买力平价项目的合作研究。在此基础上，参加了2005年世界银行组织的新一轮国际比较活动。
    
    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中最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是基于2005年价格编制而成的，有超过1000项商品和服务。按世界银行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3.45，据此计算，中国当年的GDP实际总量为5.3万亿美元，日本为3.9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1.36倍。而按同一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GDP实际规模为7.9万亿美元，日本则为4.4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1.80倍，差距正在拉开。
    
    尽管应当以什么价格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至今仍是一个研究项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无论按市场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是迟早的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超过日本。
    
    由国力比较引申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理解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这两个不同概念。其次，也可能更有价值的就是，如何理解与评价规模经济的力量，即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改变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力。
    
二、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
    
    评价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强大，规模一定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但是这一规模的质量则取决于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则影响经济的竞争力。
    
    在国家经济实力的比较中，最简单也是最粗糙的方法就是把GDP总量大的国家称为经济大国，而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强度。按2009年汇率计算，中国2009年GDP总量为4.9万亿美元，全球排位第三，而人均GDP仅为3678美元，全球排位第100位，甚至排在了许多非洲国家后面。很明显，按这一指标衡量，中国是经济大国，但不是经济强国。
    
    但是，这种比较并不全面。世界上人均GDP排名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强国之前的除了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外，还包括卢森堡、卡塔尔、爱尔兰等小国。同样位于人均GDP前20位的国家，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以及在全球经济的竞争力方面差异非常大，所以，简单把GDP总量与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标准并不可取。
    
    评价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强大，规模一定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但是这一规模的质量则取决于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则影响经济的竞争力。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结构的升级，本质上是技术结构的升级，而技术结构的升级又取决于人才结构的升级。如果经济规模很大，或人均GDP很高，但其经济结构层次很低，就不能视为经济强国。
    
    比如OPEC中的不少国家，其人均GDP排位很靠前，但联合国及世界银行并不认可它们是发达国家，也不认为它们是经济强国，因为这些国家的收入主要靠出售石油，其经济结构并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准。再以中国为例，晚清以前，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全球第一，直到1890年，美国才坐上第一把交椅。1894年即甲午战争爆发那年，中国GDP是日本的5倍，结果却惨败于日本；1936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多，但当时世人普遍认为日本经济实力明显高于中国，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GDP主要靠农产品支撑，而日本当时已经转型为工业化国家。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几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加起来肯定比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多，但农产品中的大部分产品都是要被消耗掉的，从而就没有足够剩余产品支撑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建设。所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即使其GDP数量很大，还是弱国。甲午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名列全世界第一，但制造业只占GDP的千分之一，所有和工业有关的产品严重依赖进口；1890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只有10公里，而当时的日本却已经达到2349公里了。这是日本敢于发动对华战争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在经济结构升级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基本建成了强大的工业化体系，在许多高新技术方面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还相对较弱。
    
    首先，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先进的城市经济与落后的乡村经济之间还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十多年来的民工潮已使二元经济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网络、教育与培训体系、医疗与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成为消除城乡差异的重要障碍。
    
    其次，我们已形成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在技术和经营网络上还处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底端，一个经济规模全球第二的国家，却鲜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大量中小企业的生产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技术与设计开发以及全球营销网络等价值高端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
    
    第三，我国的金融业还很弱小，在全球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从而无法支持大型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而这正是现代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第四，我国推进绿色产业的高新技术创新结构还未形成，尽管在推进绿色环保和低碳经济方面起步并不晚，但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等原因，很有可能在未来进程中慢慢与发达国家拉开距离，从而失去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推进中的主导权。
    
    总之，经济结构升级所包含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等多方面考察，都可以感觉到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还处于弱势。我想，这大概是理解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最好维度。
    
    对经济结构重要性的最直接理解，还可以借助对各国全球竞争力的考察。从全球几个权威的竞争力评估机构报告中看出，中国目前在全球的竞争力与中国经济规模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自1986年起每年公布全球竞争力报告，考察对象为全球57个经济体，衡量标准多达329项，归为四大类：总体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经营效率，基础建设，其中三分之二为经济数据。2009年中国排名第20位。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从1979年开始每年公布全球竞争力排名，其排名覆盖130个左右的经济体，评估指标有12个，分别为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卫生和初级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健全程度、技术水平、市场规模、企业成熟度和创新能力。这份名单中，中国的排名为第30位。
    
    其他一些机构如世界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排名，基本结论都差不多，其中经济规模只占这些评估指标的一小部分。从这些排名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规模虽大，但在经济结构及经济竞争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其中差异最大的指标集中在科技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企业创新能力和经济开放度等方面。
    
三、正确理解规模经济的力量
    
    规模较大的国家有较大的市场，而为这一市场生产的企业或产业就会有较大规模，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规模较大国家的产品成本要低于规模较小的国家，从而导致大国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我们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并不能就此得出经济规模不重要的结论。相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经济规模的力量非常强大。很明显，只有规模足够大，才能对世界经济产生足够影响。
    
    近10年来，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赶超，之所以会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关注，就是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后面所隐含的规模的力量。中国不是一般的大国，而是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超大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中国经济崛起产生的效应做怎样的估计恐怕都不为过。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推算。200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678美元，如果我国人均GDP都达到我国东部地区7000美元水平，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就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万亿美元。如果我国人均GDP都达到上海现在的12000美元水平，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6万亿美元（2009年美国GDP总量为14.3万亿美元）。如果我国人均GDP达到日本目前人均4万美元水平，那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54万亿美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即370万亿元人民币。可以想象，到那时，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所谓规模经济，是指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减少每单位产品生产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最新的贸易理论证明，假定两个国家资源禀赋相同，但经济规模不同，那么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规模较大的国家将处于优势地位。道理很简单：规模较大的国家有较大的市场，而为这一市场生产的企业或产业就会有较大规模，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规模较大国家的产品成本要低于规模较小的国家，从而导致大国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更为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人口数量比人均收入重要得多。可以设想，当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购买各类耐用消费品，但绝不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无限制地购买同一种耐用消费品。比如一个家庭可以购买几台电视机放置在不同房间，但钱再多也不会买几十台电视机放在家里。正因此，一个小国是很难形成规模经济的，也正因此，中国才能成为众多产品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一般的家用电器不说，仅电话机中国就超过8亿部，手机达到6亿部，每年春节期间的拜年短信达到几百亿条，这种规模经济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一旦意识到中国存在着举世无双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就能寻找到享受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效率的路径。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告诉我们，走专业化道路可能是最能成功的捷径。
    
    在中国无论从事何种产业，并不需要多元化，只要专门于一种产品、一个细分市场、一个特定领域，都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在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哪怕开发一种极其个性化的产品，也不怕没有足够的客户。保罗·克鲁格曼说过，巨大市场会使产品多样化，多样化更接近个性化，从而就更具有市场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可以带来更多财富，而且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带来优势。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都愿意把研制的新产品投放到中国来，中国开发的许多产品在国际上也开始有了竞争力？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这种规模经济的力量。
    
    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规模大本身就是经济强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一个经济大国除了要关注自身稳定和发展外，还必须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负有责任。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下，经济大国的剩余产品数量会比小国丰裕得多，这也就使大国有了承担国际责任的资本。
    
    因此，在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后，中国首先必须勇敢、大方地承担起亚太地区大国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是与中国的现实相匹配的，同时，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必须在许多方面照顾他国利益和诉求，让自己更多地融入到世界政治与经济事务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真正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