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吴敬琏谈转型：政府成市场主体就不叫市场经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0:51:43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您抨击过“重商主义”。是不是当下的情况跟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更接近？
吴敬琏：是这
样，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 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南方周末：除了两极分化，重商主义还有一个后果您也谈到过，就是现在普遍的再杠杆化或资产的泡沫化。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可能不比美国的金融危机小。
吴敬琏：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韩国。
国企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放小”
南方周末：韩国是怎么走出来的？
吴敬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在经济上完全改弦更张。从跟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一样的出口导向，转到以提高效率作为中心任务。
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它马上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请了很多外国咨询机构做了一个规划，就是在信息时代韩国应该怎么办。除了讲要提高效率， 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应该说它的威权主义政府加市场经济模式一度搞得不错，受到全 世界赞誉，搞了八大财团，那是世界级的财团，而且跟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像朴正熙在地图上画一道线说，我要修一条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你来修 怎么样？郑周永就回应道，好，我来修。朴正熙政府就给他各种各样的政策，他很快就把那条高速公路修起来了。
关键是从这种过度强势的政府主导中走出来。你看韩国八大财团现在剩下什么？就剩下“三星”、LG。“现代”那简直是家破人亡。所以，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价挺大的。
南方周末：这正是我们今天如此焦灼的一个重要原因。太难了！
吴敬琏：但是这个关总要过啊。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 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 做起来就很难。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就是开单子，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本来1990年代最后几年政府审批有少的趋势，虽然减少得不够快，中间还有好多猫腻。比 如说把一个项目分解成十个项目，然后就报告砍掉了多少多少个项目，其实没砍掉那么多，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进步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老师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家家问了，农民都说，3到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 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但那个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一些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 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能够抵制那种走向动乱、走向衰退的力量。
吴敬琏：是这
样，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 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南方周末：除了两极分化，重商主义还有一个后果您也谈到过，就是现在普遍的再杠杆化或资产的泡沫化。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可能不比美国的金融危机小。
吴敬琏：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韩国。
国企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放小”
南方周末：韩国是怎么走出来的？
吴敬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在经济上完全改弦更张。从跟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一样的出口导向，转到以提高效率作为中心任务。
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它马上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请了很多外国咨询机构做了一个规划，就是在信息时代韩国应该怎么办。除了讲要提高效率， 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应该说它的威权主义政府加市场经济模式一度搞得不错，受到全 世界赞誉，搞了八大财团，那是世界级的财团，而且跟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像朴正熙在地图上画一道线说，我要修一条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你来修 怎么样？郑周永就回应道，好，我来修。朴正熙政府就给他各种各样的政策，他很快就把那条高速公路修起来了。
关键是从这种过度强势的政府主导中走出来。你看韩国八大财团现在剩下什么？就剩下“三星”、LG。“现代”那简直是家破人亡。所以，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价挺大的。
南方周末：这正是我们今天如此焦灼的一个重要原因。太难了！
吴敬琏：但是这个关总要过啊。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 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 做起来就很难。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就是开单子，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本来1990年代最后几年政府审批有少的趋势，虽然减少得不够快，中间还有好多猫腻。比 如说把一个项目分解成十个项目，然后就报告砍掉了多少多少个项目，其实没砍掉那么多，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进步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老师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家家问了，农民都说，3到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 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但那个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一些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 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能够抵制那种走向动乱、走向衰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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