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壮太行的济源敌后抗战

作者：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济源日报 字数：7604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了大大小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恣意侵略和欺侮。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在这场洗雪百年屈辱、实现民族命运转折的八年抗战中，济源上下，全民奋起，浴血苦斗，共抗外侮，谱写了一曲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篇章。
救亡图存的豫北危局
济源北依太行，西踞王屋，南临黄河，东接华北平原，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西高东低，资源丰富，扼守着南下豫西、北上晋陕的黄河古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抗战爆发前，济源划有7个区、393个保、3909甲，共有41023户、31.7781万人、67万余亩土地。这里农业兴盛，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文化繁荣。至1937年，济源已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17个较大的贸易集镇，拥有私营店铺600余家，手工业作坊数百个，大小煤窑数十家。相对富庶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济源成为日军入侵晋东南、进攻太岳区的重点目标。
1938年2月21日，侵华日军第14师团酒井支队长驱直入，进逼济源。国民党济源县长杜光远闻风丧胆，弃城失地，携带家眷逃往垣曲，让全县父老落入日寇魔掌之中。
济源县城沦陷后，日军主力继续西犯，留下其所属可西联队3000余人驻守济源。他们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仅4月3日的一次大扫荡，轵城村就有32名无辜村民惨遭屠杀，20余名村民在敌机轰炸时丧生。另据国民党中央社洛阳6月29日电讯称，接济源代表报告，日军占领济源后，在亚桥村一次杀害50余人；东西留村200余人遭到屠杀；高庄、承留、孔庄、大社、碑子、西许等村1000余名无辜群众遭到屠杀；东关、西关500余人被屠杀；东西马蓬、尚庄、封门口、虎岭、中王村及王屋、邵原等村有1000余人被杀害。日军还将济源至邵原公路沿线10公里内居民房屋和粮食付之一炬。短短几天里，日军共烧毁民房2万余间。粮食8万余石，宰杀和掠抢猪、羊、鸡等数万头（只）。敌撤退时，又残忍地将封门、王屋、邵原等地的数千人活活填入井内以巨石压顶致死。仅邵原一带，从井里就掘出死尸500余具。日军又指使汉奸、伪军在李八庄、虎岭一带百余个村的吃水井内投毒，致使不少人中毒而死。一时间，济源大地尸横遍野，火光连天。被飞机轰炸过的村庄，碎尸断片随处可见，就连树杈上也挂满了残肢、内脏，其景惨不忍睹。幸存者纷纷外逃，“致十室九空，情况之惨亘古未有”。
日军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极大愤慨。撤至济源境内的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14军李默庵部、38军17师赵寿山部及驻黄河南岸的91军496旅刘希桂部，在济源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相继发起了封门口狙击战、西阳河之战和济源县城攻坚战，先后6次收复济源县城，给侵华日军以大量杀伤。但是，在蒋介石消极抗战思想的指导下，这些富有民族正义感的国民党军将士的浴血拼杀，终属杯水车薪，难以挽救大厦将倾的豫北危局。尤其是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国民党20余万大军一触即溃，纷纷撤至黄河以南。济源山上山下，溃兵、土匪横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1941年8月，侵济日军正式成立了伪济源县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先后在济源各地建立据点24处，修筑碉堡37个，炮楼560座。为扑灭济源军民的抗日烈焰，日伪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制造了王虎、竹峪、交兑、石板河、邵原等一系列惨案，导致大量民众被屠杀，大量房屋被焚毁，大量物资被抢掠，大批文物古迹被毁坏。济源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濒临崩溃，秀美富庶的玉川大地满目疮痍，商贾云集的贸易集镇衰败萧条，济源人民的生活境况变得更加悲惨。
定鼎王屋的战略枢纽
早在豫北沦陷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    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锁定在济源的王屋山区。1938年2月，朱瑞、唐天际率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撤至山西阳城县横河镇。3月3日，朱瑞致电中央，建议开辟以王屋山为中心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收到电报，毛泽东喜出望外，先后于3月6日、9日和24日连续多次发出电报，指示朱瑞全力部署王屋山工作，创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构建事关抗战全局的战略枢纽。
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朱瑞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阳城横河镇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撤销晋冀鲁豫省工委，建立以聂真为书记的中共晋豫边特委。接着，特委在下寺坪又成立了以唐天际为司令员的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支队，俗称“唐支队”）。
1938年4月，聂真、唐天际率特委和游击队司令部机关人员，南下济源，进驻邵原、北寨等地，全力扩充抗日武装，举办北寨“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先后成立了爱国青年“救国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吸引和集聚了周边县市的大批爱国青年。根据晋豫特委的指示，济源县委书记杨伯笙率杜八联抗日自卫团、金六联抗日自卫团200人（枪）成建制地参加“唐支队”，沁阳县委的冯精华也先后亲自组织和带领三批青年骨干上山参军。晋豫边所属其他十几个县也先后动员不少青年向这里聚拢。4月28日，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队在邵原黄楝树村召开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唐天际任司令员，敖纪民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方升普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伯笙任政治部副主任，拉开了晋豫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他们先后单独或配合友军，参与了西阳河之战、晋南会战、町店战役，后又转战曲沃、绛县、济源等地，连战皆捷，声威大震，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唐天际司令员兴奋之余，赋诗一首：王屋山前作战场，抗日救国保家乡。莫嫌军中刀枪少，不顾流血与断肠。顺风吹动黄河水，好似愚公移山岗。今日刀兵满山下，来朝红旗遮太阳（太阳，意指日本的太阳旗）。
随着晋豫边抗日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1938年5月，晋豫特委在邵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为济源县第七抗日区公所；9月，又在济源涧北成立了济源县第五抗日区公所。到1939年底，济源的党员已发展到283名，地方抗日武装也扩大到2000余人。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阳城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致使晋豫边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数百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为避免摩擦升级，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根据朱德总司令与卫立煌谈判协议，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主动撤出晋豫边，编入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
晋豫地委也率身份公开的地方党员、干部数千人转移到太行山南平顺县境内。所属各县党的组织转入地下，精干隐蔽，继续坚持敌后斗争。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失利以后，国民党正规部队纷纷撤离，豫北、晋南形成真空地带。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抽调太岳区十七团、十八团和决死一纵队五十七团组成南进支队，在司令员王新亭、政委聂真率领下，重新开辟晋豫边地区。
在半年的时间内，再度开辟了南北50公里、东西150公里，拥有2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把岳南、岳北和中条山区连接起来，为尔后太岳根据地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1942年4月，为加强抗日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晋豫区党委在济源县邵原镇张洼村成立了豫晋联防司令部，刘忠任司令     员，聂真任政委，下辖十七团、十八团、五十七团及三个军分区。10月，晋豫区党委与太岳区党委合并为太岳区党委，济源划归太岳四地委领导。1943年3月，王屋县抗日民主政府、王屋县独立营相继成立。
济源、王屋两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地方武装，领导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斗争，并组织群众抗灾灭蝗，生产度荒，为两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太岳军区按照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命令，集中兵力，先后发动了两次豫北战役，横扫了王屋、济源境内的日伪据点，歼灭日伪军7000余名，解放了济源、沁阳、孟县三座县城，收复国土万余平方公里，不仅有力地扩大了太岳抗日根据地，而且为进军中原打开了通道。至此，毛泽东关于建立王屋山战略枢纽的计划终于胜利实现，在日后的战略反攻和逐鹿中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艰苦卓绝的玉川抗战
1937年8月，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济源的领导力量，根据豫西工委的指示，从北平返回家乡的共产党员杨伯笙同志组建了中共济源县工作委员会。当年11月，又在县城“和合涌”商店召开会议，将济源工委改建为县委，杨伯笙任书记，史向生任组织部长，于思礼任宣传部长。面对豫北即将沦陷的严峻形势，县委决定，杨伯笙、史向生二人返回家乡杜八联发动群众，筹建抗日武装，于思礼留在县城周边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根据县委分工，杨、史二人以泰山庙十六完小为中心，着手发展党员，联络进步青年，公开成立了“抗日革命十人团”，又成立了“抗日农民救国会”、“抗日妇救会”、“抗日儿童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群众组织，举办抗日骨干和保甲长抗日训练班，逐步控制了乡村政权，建立了中共济源县委领导下的第一支群众武装—— — 杜八联抗日自卫团，开辟了闻名遐迩的杜八联抗日革命“小苏区”。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斗争中，杜八联在县委、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全民奋起，联防对敌，大力开展游击战，先后单独或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上百次，使日军始终未能占领杜八联的一寸土地，后被太岳区誉为“攻不破的河防堡垒”。尤其是1942年5月，国民党军54师三营营长被日军收买，引狼入室，导致杜八联沦陷之后，转入地下    隐蔽斗争的杜八联区委和抗日自卫团又巧施“离间计”，聚歼密探队，智除金翻译，计设鱼饵宴，不仅有力地维护了黄河南北地下交通线的畅通，而且为八路军主力成建制地输送了大批兵员和枪支，最后配合八路军十八团一举端掉陈岭碉堡，收复了杜八联全境。
1938年2月县城沦陷之后，济源各地被日伪分割，为进一步加强敌后抗战的组织领导，除济源县委外，又先后组建了中共大河里区委、济源县南县委、中共济西工委等三个县级组织。在巩固壮大王屋山、杜八联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还领导开辟了大河里、砚仙联地区，在远离太岳根据地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斗争。
早在1937年冬，大河里党支部就派李达久、贺思铭、任正凡等分别打入尚庄、贺坡、逯村等红枪会组织。活跃在大河里一带的红枪会首领李式平，在共产党员路行健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洪流，于1938年3月18日率领1000多人强攻驻沁阳县城日军，李式平及部下200余人为抗日捐躯。3月底，大河里党支部领导成立了2000余人的“大河里抗日自卫总团”，并与沁阳地下党组织共同建立了“济沁抗日联防委员会”。
1938年7月，沁阳中心县委书记王毅之率机关干部和“沁河游击队”进驻尚庄，后建立了李范吾任书记的大河里区分委，组建了贺坡、尚庄、留村、西窑头、逯村、西逯寨、任寨等7个党支部，组织沁河以北的12个行政村结成联防，先后痛歼匪首李在兰，铲除恶霸贺福重，组织尚庄保卫战，护送朱总司令过沁河，配合主力歼灭李正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
位于济源西南山区的砚仙联，是在济源县委宣传部长于思礼和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员唐天际的直接领导下开辟的一块稳固的抗日游击区。1938年春，王宗海、卢景秀等在县委宣传部长于思礼，杜八联区委杨廷佐、刘健，以及军区敌工部干部张克、刘明玉的帮助下，成立了砚仙联抗日自卫团，组织大沟河、苇园、砚瓦河、仙口、柳园、杚栏庄、董岭等7个保，100多个自然村奋起自卫，打击散兵游勇、土匪和小股日军的骚扰，联络各村坚壁清野，不给日伪出粮、出人；同时，还不时将自卫团化整为零，四面出击，游击歼敌：先后秘密处决了死心塌地投靠日伪的小伕头李长运；击毙为虎作伥的维持会长赵子玉；炸毁日军在韩西岭、任庄岭、瓦房庄、栗园岭等地修筑的四个碉堡；迫使日    军放弃了从大店通往大峪的乡村公路。
1940年6月，他们联合杜八联抗日自卫团，胜利击溃驻砚仙联的伪“八一团”二营，正式编为砚仙联抗日游击大队；于次年配合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在下寺坪、雪岭山一带发起对日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装备实力不断增强，成为威震西南山区的一支地方武装。
1944年8月，砚仙联抗日游击大队胜利完成配合八路军主力开展的第一次豫北战役任务后，王宗海率部246人（枪）正式编入太岳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先后参加了济孟、沁阳、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著名战役，功勋卓著。
与之同时，济源其他各地的抗日武装也伴随着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步壮大。克井镇大社村以党支部书记张连山为核心，组建了大社抗日自卫团；在王屋直属区委书记翟良超的领导下，阳台宫、林山等地的抗日自卫团也相继成立；下冶的石板河也在共产党员焦敬一的领导下，于1941年春建立了一支70余人（枪）的自卫武装。还有谭庄、灵山等地亦先后建立了活跃在敌占区的小型抗日武装。1942年7月，1943年2月，济源、王屋两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相继建立了济源县大队和王屋县独立营。这些地方武装的建立，为夺取敌后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6月—9月，济源、王屋两县的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主力，在三个月内，一举横扫了西、南山区的日伪据点，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建立了济源、王屋两县的六个区公所，解放了1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1945年4月，济源地方武装再度配合太岳军区主力，发起了第二次豫北战役，连续攻克敌伪据点40余处，歼敌2000余名，收复了除县城以外的全部地区。
1945年8月24日，太岳四分区司令员陈赓率17团等主力部队2000余人与路过济源的中央警备一旅、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等部1000余人，在济源、王屋两县独立营，济源一、二、六区区干队的配合下，准备对龟缩县城、负隅顽抗的伪县长李惠甫部发起攻击。慑于我军的强大声威，李部26日夜从东城门狼狈逃窜。27日晨，我军不费一枪一弹，胜利收复济源县城，济源人民终于迎来了敌后抗战的最后胜利。
壮烈千秋的历史贡献
为了赢得敌后抗战的最后胜利，济源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牺牲和代价。
一是人口损失严重。据1946年6月太岳区组织的调查统计，截至1945年年底，济源（含王屋县）共损失人口126946人。其中，被敌捕杀18076人，敌特投毒杀害1624人，被抓壮丁4919人，流亡外逃31990人，因战争致伤致残2487人，被奸妇女4871人。
二是财产损失巨大。八年间，全县被日伪焚烧、抢掠粮食728005石；被敌人烧、拆、炸毁房屋101503间；损失牛、驴、骡、马计39520头，羊80300只，猪5460头，鸡379000只；农具损失585000件，被服损失544200件；金银损失4412万元；力役折工22063000个，树木损失241232株；土地损失27500亩。除树木一项因缺少单价无法计算外，共计损失冀钞92.5661亿元。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48年金融物价统计表》中冀钞发行以来与蒋币比价表，和《中华民国统计年鉴》中“抗战期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表”，换算成1937年7月的法币币值为669.6万元。值得指出的是，煤矿倒闭、手工业作坊     破产、商业、学校、公益事业的损失因当时未进行统计，实际损失将远大于此。
三是经济濒临崩溃。因战乱影响，济源人口大幅下降，数十家煤矿矿主外逃，大批手工业作坊倒闭，84.5%的商店关闭，无数学校被毁，大片农田荒芜，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大削弱。
济源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为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首先，有力支援了战略反攻。作为太岳区的前进基地和战略反攻的重要枢纽，济源王屋两县曾先后动员组织民兵和船工，胜利护送了皮定钧、徐子荣领导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韩钧、刘聚奎率领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张才千率领的豫西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刘子久、郭庆祥率领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刘昌毅、张力雄率领的豫西抗日游击第六支队，以及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南渡黄河天险，参与战略反攻。
其次，保障了南下北上的地下交通线的畅通。在日伪军事封锁、割裂的困难局面下，中共济源地下党组织牢牢控制了杜八联、砚仙联境内的黄河渡口，设立了虎岭、灵山地下交通站和灵山兵站，在大社建立了秘密据点，先后护送了100余位领导干部、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知名的国际友人，为八路军转运物资数十批。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亲往洛阳谈判，路过济源，曾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出太行》诗篇：“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最后，为八路军主力输送了大量的兵员和装备。八年间，在济源地方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无数优秀的愚公儿女参军参战，浴血疆场，涌现出薛子中、于思礼、贺思铭等登记在册的抗日烈士363名。仅济源地方武装成建制地参加八路军的就先后有5批、1200余人（枪），从济源这片热土上诞生了三支功勋卓著的英雄团队。
14军41师123团，前身为济源的两支抗日游击队。1944年7月21日，邵原地区伪保安司令王奠甫率530余人反正，太岳军区将其编为抗日游击第一支队。
1944年8月31日，杜八联马明山率自卫团350余人反正，太岳军区将其编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1945年8月，太岳军区又将两个支队合编为第四军分区独立一团。
1947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第22旅66团。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整编、统一番号的决定，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14军41师123团，后进驻云南至今。
空军44师130团，前身为八路军晋豫支队。1938年4月，济源县委书记杨伯笙和张敢陈率杜八联、金六联抗日自卫团200人（枪）参加八路军晋豫支队。以此为骨干力量，晋豫支队陆续充实了晋豫边各县输送的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2月，该支队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一旅二团；1946年1月，改称为太行军区第43团；1947年8月，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26旅76团。1949年2月，76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5军44师130团，抗美援朝回国后改名为空军44师130团至今。
60军180师540团，由王屋县独立营和济源县独立营合编而成。1941年6月，济源县以七区刘任道的第十联队为基础，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1943年2月，王屋县成立，该大队编为王屋县独立营，约250余人。济源县独立营的前身是1943年1月组建的济北游击大队。1943年4月编为济源县独立营。1945年12月，太岳军区将二者合编为太岳军区四分区独立二团。1947年7月，编为第八纵队24旅72团。1949年3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0军180师540团。
太行王屋巍峨依旧，革命传统常忆常新。65年过去了，我们重温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就是要教育人们居安思危，发愤图强，永远保持老区人民的革命本色，继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愚公移山精神，把无数革命先辈为之流血牺牲的玉川大地建设得更加美好，续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