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论太行精神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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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2日03:56 山西日报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雪洗百年耻辱，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影响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伟大的战争中，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牢牢地阻挡了日军北上南进的步伐，破坏了德、意、日法西斯结盟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伟大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太行山区，领导和指挥敌后抗日军民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西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铸就了光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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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彪炳史册的太行精神。李长春同志精辟地把太行精神概括为“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太行儿女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民族的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李长春同志的概括深刻精辟，揭示了太行精神的思想内涵，指出了铸就太行精神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儿女，是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情深的共同奋斗形成了太行精神，同时突出了太行精神的主导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号召、动员、带领敌后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力量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夺取最后胜利的伟大实践孕育生成了太行精神。太行精神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充分体现了太行儿女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伟大民族。
太行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孕育
太行精神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并兵分数路向中国内地进攻，叫嚣“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在短短十几天时间内连续攻占山西雁北11个县城，一路烧杀抢掠，疯狂至极。沦陷区广大群众饱受侵略者的屠杀凌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之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华北即将沦陷。全中国处于被侵略者占领、奴役的危险时刻。
在这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山河，屠杀我人民，掠夺我财富，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要最积极地深入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群众运动。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阶段已经到来，只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会议还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改编后的八路军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作了具体的部署。随后，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重大胜利，参与了忻口会战等重要战役。在“保卫山西，收复平津”的口号下，党领导的八路军紧急动员广大群众争取山西以及全国的持久抗战，把山西建成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进攻，支援全国的对日作战。特别是在太原失守后，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先后三次分兵，扩大游击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与根据地军民一起，开展了长期的敌后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大量地杀伤、消耗和牵制了敌军，有效地迟滞了日军对中国全境的侵略，建立了党中央与各战略地区的联系通道，有力地扭转了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了广大抗日军民，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形成了风起云涌的全民抗战热潮。从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由最初的4万多人发展到1945年底的102万人，创建了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作战10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25万人，牵制了75％的侵华兵力，使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常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全民族共御外侮的中流砥柱。
太行精神就是在这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孕育诞生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领导八路军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感，挺进抗日前线，救民众于水火，挽国运于倒悬，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于强权，不惧于死生，追求自由，热爱祖国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正如雄伟的太行山，傲然挺立，与天为党，无论有多少风吹雨打，急雷闪电，都绝不低头，绝不屈服。
太行精神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
太行精神是敌后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浇灌的精神之花，是敌后根据地军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焕发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特别是在敌人将战略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根据地，由国民党正规军转向八路军游击队之后，这种不畏生死，舍我其谁的精神表现得更加壮怀激烈。日军先后发动了“三路围攻”、“八路围攻”、“九路围攻”，实施“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发动“百万大战”、“铁壁合围”，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和残酷杀戮，山西军民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潮，纷纷投入到抗击日寇的伟大战斗之中，在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的胜利之后，又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战斗、战役。如1939年黄土岭战役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开创中国抗战后首次在战场毙敌中将的纪录。1940年8月起，八路军105个团约20万人历时3个半月，通过破袭战、歼灭战、“反扫荡”作战等，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毙伤日军2．5万余人，取得“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八路军及沁源县地方武装、民兵等对驻扎沁源县的日伪军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战，先后作战2730余次，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创造了“敌后抗战的模范典型”。1943年10月的洪洞县韩略战斗中，全歼日军“战地参观团”少将以下军官120余名。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军民以鲜血与生命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殊死的抗争，给进攻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打击。活跃在敌后的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新军、游击队指战员和抗日民众英勇战斗，血洒疆场，宁死不屈，大义凛然。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为掩护后方机关突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率部掩护，在突破敌人最后一道防线时不幸中弹牺牲，为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仅37岁的宝贵生命。此外，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何云、抗日女英雄华侨李林、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政委陈光华，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武士敏、郝梦龄等为捍卫民族尊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山西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晋绥军区指战员牺牲1．3万余人，晋察冀军区指战员牺牲7．1万余人，晋冀鲁豫的太行区和太岳区我军将士牺牲1．3万余人。
血与火的洗礼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军民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无私地奉献了人力、物力、家庭、财产乃至于生命，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难以自拔。他们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诗篇，使太行精神成为永远激励后人拼搏奋斗，自强不息的巨大动力。
太行精神在根据地军民的团结奋斗中光大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而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精神正是人民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所在，也是太行精神熠熠生辉光焰照人的根本所在。正是党动员、领导和组织根据地广大军民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铸就了共同抵御侵略者的铜墙铁壁，充分显示了全民族团结奋斗的无比威力。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个阶层人们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性。不仅战斗在敌后的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而且主要由共产党掌握的新军、地方游击队等民族武装力量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将士也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不仅已经武装起来的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而且广大根据地群众也积极参与了抗战，支持了抗战。八年抗战，根据地有近70万人参加了八路军，110余万人参加了民兵、自卫队、游击队。根据地群众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供应了抗战所需要的大量的粮食、被服和军需物资，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和繁重的战勤任务。他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打扫战场，维持治安，使战争的军需供应和战勤服务得到了充分保障。
兵民是胜利之本。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众志成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的目标不懈奋斗，使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坚持抗战的方针代表了当时民族的最高利益，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最高利益。党积极抗战、全民抗战的指导思想鼓舞、激励、动员、组织了广大的爱国将士和人民群众，使他们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从屈辱中警醒、振奋，从一盘散沙中团结、凝聚起来，投入到伟大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之中。战争教育了人民，锤炼了人民，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和平。只有保家卫国，才能生存发展；只有和平安定，才能建设家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一方面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殊死的军事斗争，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在根据地挖渠打井，修桥筑路，交通贸易，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障战时的军需供应。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面对敌人的扫荡围剿，面对根据地遭受的旱灾、蝗灾、洪灾等巨大的自然灾害，党积极组织军民开展生产自救和互助运动。党员和群众，干部和战士，军队与老百姓，从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最高领导到普通士兵，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靠自己的双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实现了粮食等物资的自给自足。同时，八路军将士还勒紧裤带，把自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物资拿出来救济群众，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把自己最后的粮食送给最需要的老人、儿童。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凡是于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每到农忙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一块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根据地群众从每一位八路军将士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老百姓的衣食为重的高尚品格，紧紧地团结、凝聚在共产党的周围，与党及其军队亲如一家，同心同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深明大义、舍身为国的优秀品德，支持了抗战，捍卫了根据地，形成了克敌制胜的钢铁长城。
太行精神是根据地军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赴敌形成的伟大精神。它表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表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骨肉深情。它凝聚成为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团结、奋斗、抗争的铮铮铁骨，融汇成为根据地军民心连心、手挽手、肩并肩共同抗击日寇的滚滚洪流。
太行精神在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上创新
太行精神深深植根于伟大的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成果。悠悠岁月，滔滔江河，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而且形成了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伟大民族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民族精神中最具有思想光芒和精神魅力的内容。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都是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生之责。每当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总有大批的忠勇之士为国家的利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不仅是衡量个人人格的试金之石，更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之源。中华民族更是一个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民族，具有不惧权势，不畏强暴，不计生死、不甘落后的英雄品格。“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精神动力。在抗日战争中，党领导敌后根据地军民用抗击日寇、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伟大行动发展和丰富了民族精神，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太行精神。太行精神是民族精神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上盛开的灿烂之花。
太行精神是民族科学大众的革命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敌后根据地十分注重文化建设。除加强干部教育，创办各类党校、军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外，各根据地下大力气加强对民众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他们参加抗战的自觉性。同时，组织文化演出队，出版抗日报刊杂志，组织文化工作者深入前线，反映抗战，激励民众。如在太行区就创办了《先锋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等数十种报刊；在晋绥区就办有《晋绥大众报》《战动通讯》《五日时事》《抗战日报》等数十种；太岳区办有《人民报》《太岳日报》《大众日报》等众多的报刊。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如黄纲的《我看见了八路军》、华山的《窑洞阵地战》、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以及《吕梁英雄传》《小二黑结婚》等优秀的作品。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战之中。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笔为枪，宣传党关于坚持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抵制和抗击敌人的奴化和反动文化，把迅速及时地反映抗战、服务抗战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建立民主政权和社会变革的历史画卷，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经过抗日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耕耘培育、创新发展，成为民族精神中最具魅力和震撼力的内容。
太行精神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实践中升华
太行精神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实践的结晶，具有广阔的社会基础，闪烁着深邃的理性光芒。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错误思想，创造性地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与任务。同时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能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根据战时敌强我弱、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实际，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指出敌后抗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党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式，要求在根据地普遍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这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并在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使太行精神得到了丰富、发展。
抗战爆发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先后来到山西，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政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改组牺盟会和地方政权，组建新军，建立“战动总会”，与国民党共同组织了忻口会战，建立了根据地，使山西成为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作为太行根据地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在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的同时，先后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一直工作战斗在太行山脉，直接指挥了太行及晋冀鲁豫根据地和华北地区的抗战。
邓小平同志是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组织抗日军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敌后游击战，开展了各种方式的对敌斗争。如1940年上半年，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组织包括决死一纵队在内的太行、太岳两区的部队、民兵、游击队对白晋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据统计，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日军对晋冀豫边区的大“扫荡”有19次，中、小扫荡达500多次。邓小平等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党的战略战术，坚持运动战中的游击战，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强调主动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邓小平同志是民主政治的实践者。抗战初期，党中央即指出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召开“黎城会议”，讨论了根据地建设事业。会议指出要加强政权建设，实行民选制度，建立“三三制”政权，成立参议会。邓小平同志参加了会议并讲话。同时，根据会议决定，担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等三区的党政军工作。会议之后，各根据地的村选运动普遍开展。1941年，根据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不少开明地主、绅士、社会名流、学者被选入了民主机构和政权机关，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大大增强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共赴国难的决心与信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扩大和巩固。邓小平同志是经济发展的推行者。党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了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在“黎城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对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自给自足，要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要统一收支，开源节流，执行预算制度，建立财经委员会，调节金融资金。根据这一精神，在根据地实行统收统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政策，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度。同时，在根据地以生产为主攻方向，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把发展生产当作主攻方向，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作为重心，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格局。公营经济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互助合作的集体经济也成了根据地经济成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依然存在，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经济以减租减息进行调节，使根据地经济得以繁荣发展。邓小平同志是文化工作的号召者。党一贯重视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断。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他要求文化工作者要与人民打成一片，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他还具体要求要加强对敌文化斗争，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鼓励了抗日军民杀敌立功的斗志，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
邓小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创造性运用者。在抗战期间，他的思想与实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方面，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与精神。另一方面，他把这些指示与精神创造性地运用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之中，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科学的精神与务实的态度相结合。既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又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由于邓小平同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使根据地的工作得以发展壮大，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进行了最早的实践和思考。可以说，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与实践，直接影响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太行精神体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将永远昭示着我们沿着党确立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太行精神孕育于山西这块古老而光荣的土地，是我们的骄傲与自豪。太行精神是山西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党、军队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她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各有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斗争的实践中创造的伟大精神，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研究、继承和弘扬太行精神，赋予太行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太行精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上来，努力开拓进取，开创工作的崭新局面，让太行精神不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强大的精神动力。
申维辰(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网络编辑：张星秀)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雪洗百年耻辱，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影响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伟大的战争中，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牢牢地阻挡了日军北上南进的步伐，破坏了德、意、日法西斯结盟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伟大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太行山区，领导和指挥敌后抗日军民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西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铸就了光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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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孕育
太行精神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并兵分数路向中国内地进攻，叫嚣“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在短短十几天时间内连续攻占山西雁北11个县城，一路烧杀抢掠，疯狂至极。沦陷区广大群众饱受侵略者的屠杀凌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之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华北即将沦陷。全中国处于被侵略者占领、奴役的危险时刻。
在这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山河，屠杀我人民，掠夺我财富，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要最积极地深入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群众运动。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阶段已经到来，只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会议还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改编后的八路军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作了具体的部署。随后，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重大胜利，参与了忻口会战等重要战役。在“保卫山西，收复平津”的口号下，党领导的八路军紧急动员广大群众争取山西以及全国的持久抗战，把山西建成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以抵御日寇对西北与中原的进攻，支援全国的对日作战。特别是在太原失守后，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先后三次分兵，扩大游击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与根据地军民一起，开展了长期的敌后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大量地杀伤、消耗和牵制了敌军，有效地迟滞了日军对中国全境的侵略，建立了党中央与各战略地区的联系通道，有力地扭转了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了广大抗日军民，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形成了风起云涌的全民抗战热潮。从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由最初的4万多人发展到1945年底的102万人，创建了拥有7000多万人口的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作战10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25万人，牵制了75％的侵华兵力，使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常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全民族共御外侮的中流砥柱。
太行精神就是在这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孕育诞生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领导八路军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感，挺进抗日前线，救民众于水火，挽国运于倒悬，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于强权，不惧于死生，追求自由，热爱祖国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正如雄伟的太行山，傲然挺立，与天为党，无论有多少风吹雨打，急雷闪电，都绝不低头，绝不屈服。
太行精神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
太行精神是敌后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浇灌的精神之花，是敌后根据地军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焕发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特别是在敌人将战略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根据地，由国民党正规军转向八路军游击队之后，这种不畏生死，舍我其谁的精神表现得更加壮怀激烈。日军先后发动了“三路围攻”、“八路围攻”、“九路围攻”，实施“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发动“百万大战”、“铁壁合围”，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和残酷杀戮，山西军民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潮，纷纷投入到抗击日寇的伟大战斗之中，在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的胜利之后，又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战斗、战役。如1939年黄土岭战役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开创中国抗战后首次在战场毙敌中将的纪录。1940年8月起，八路军105个团约20万人历时3个半月，通过破袭战、歼灭战、“反扫荡”作战等，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毙伤日军2．5万余人，取得“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八路军及沁源县地方武装、民兵等对驻扎沁源县的日伪军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战，先后作战2730余次，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创造了“敌后抗战的模范典型”。1943年10月的洪洞县韩略战斗中，全歼日军“战地参观团”少将以下军官120余名。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军民以鲜血与生命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殊死的抗争，给进攻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打击。活跃在敌后的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新军、游击队指战员和抗日民众英勇战斗，血洒疆场，宁死不屈，大义凛然。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为掩护后方机关突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率部掩护，在突破敌人最后一道防线时不幸中弹牺牲，为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仅37岁的宝贵生命。此外，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何云、抗日女英雄华侨李林、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政委陈光华，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武士敏、郝梦龄等为捍卫民族尊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山西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晋绥军区指战员牺牲1．3万余人，晋察冀军区指战员牺牲7．1万余人，晋冀鲁豫的太行区和太岳区我军将士牺牲1．3万余人。
血与火的洗礼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军民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无私地奉献了人力、物力、家庭、财产乃至于生命，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难以自拔。他们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诗篇，使太行精神成为永远激励后人拼搏奋斗，自强不息的巨大动力。
太行精神在根据地军民的团结奋斗中光大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而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精神正是人民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所在，也是太行精神熠熠生辉光焰照人的根本所在。正是党动员、领导和组织根据地广大军民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铸就了共同抵御侵略者的铜墙铁壁，充分显示了全民族团结奋斗的无比威力。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个阶层人们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性。不仅战斗在敌后的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而且主要由共产党掌握的新军、地方游击队等民族武装力量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将士也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不仅已经武装起来的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而且广大根据地群众也积极参与了抗战，支持了抗战。八年抗战，根据地有近70万人参加了八路军，110余万人参加了民兵、自卫队、游击队。根据地群众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供应了抗战所需要的大量的粮食、被服和军需物资，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和繁重的战勤任务。他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打扫战场，维持治安，使战争的军需供应和战勤服务得到了充分保障。
兵民是胜利之本。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众志成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一共同的目标不懈奋斗，使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坚持抗战的方针代表了当时民族的最高利益，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最高利益。党积极抗战、全民抗战的指导思想鼓舞、激励、动员、组织了广大的爱国将士和人民群众，使他们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从屈辱中警醒、振奋，从一盘散沙中团结、凝聚起来，投入到伟大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之中。战争教育了人民，锤炼了人民，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和平。只有保家卫国，才能生存发展；只有和平安定，才能建设家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一方面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殊死的军事斗争，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在根据地挖渠打井，修桥筑路，交通贸易，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障战时的军需供应。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面对敌人的扫荡围剿，面对根据地遭受的旱灾、蝗灾、洪灾等巨大的自然灾害，党积极组织军民开展生产自救和互助运动。党员和群众，干部和战士，军队与老百姓，从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最高领导到普通士兵，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靠自己的双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实现了粮食等物资的自给自足。同时，八路军将士还勒紧裤带，把自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物资拿出来救济群众，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把自己最后的粮食送给最需要的老人、儿童。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凡是于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每到农忙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一块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根据地群众从每一位八路军将士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老百姓的衣食为重的高尚品格，紧紧地团结、凝聚在共产党的周围，与党及其军队亲如一家，同心同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深明大义、舍身为国的优秀品德，支持了抗战，捍卫了根据地，形成了克敌制胜的钢铁长城。
太行精神是根据地军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赴敌形成的伟大精神。它表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表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骨肉深情。它凝聚成为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团结、奋斗、抗争的铮铮铁骨，融汇成为根据地军民心连心、手挽手、肩并肩共同抗击日寇的滚滚洪流。
太行精神在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上创新
太行精神深深植根于伟大的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成果。悠悠岁月，滔滔江河，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而且形成了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伟大民族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民族精神中最具有思想光芒和精神魅力的内容。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都是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生之责。每当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总有大批的忠勇之士为国家的利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不仅是衡量个人人格的试金之石，更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之源。中华民族更是一个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民族，具有不惧权势，不畏强暴，不计生死、不甘落后的英雄品格。“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精神动力。在抗日战争中，党领导敌后根据地军民用抗击日寇、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伟大行动发展和丰富了民族精神，铸就了独具特色的太行精神。太行精神是民族精神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上盛开的灿烂之花。
太行精神是民族科学大众的革命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敌后根据地十分注重文化建设。除加强干部教育，创办各类党校、军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外，各根据地下大力气加强对民众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他们参加抗战的自觉性。同时，组织文化演出队，出版抗日报刊杂志，组织文化工作者深入前线，反映抗战，激励民众。如在太行区就创办了《先锋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等数十种报刊；在晋绥区就办有《晋绥大众报》《战动通讯》《五日时事》《抗战日报》等数十种；太岳区办有《人民报》《太岳日报》《大众日报》等众多的报刊。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如黄纲的《我看见了八路军》、华山的《窑洞阵地战》、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以及《吕梁英雄传》《小二黑结婚》等优秀的作品。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战之中。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笔为枪，宣传党关于坚持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抵制和抗击敌人的奴化和反动文化，把迅速及时地反映抗战、服务抗战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建立民主政权和社会变革的历史画卷，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经过抗日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耕耘培育、创新发展，成为民族精神中最具魅力和震撼力的内容。
太行精神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实践中升华
太行精神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实践的结晶，具有广阔的社会基础，闪烁着深邃的理性光芒。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错误思想，创造性地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与任务。同时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能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根据战时敌强我弱、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实际，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指出敌后抗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党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式，要求在根据地普遍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这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并在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使太行精神得到了丰富、发展。
抗战爆发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先后来到山西，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政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改组牺盟会和地方政权，组建新军，建立“战动总会”，与国民党共同组织了忻口会战，建立了根据地，使山西成为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作为太行根据地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在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的同时，先后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一直工作战斗在太行山脉，直接指挥了太行及晋冀鲁豫根据地和华北地区的抗战。
邓小平同志是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组织抗日军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敌后游击战，开展了各种方式的对敌斗争。如1940年上半年，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组织包括决死一纵队在内的太行、太岳两区的部队、民兵、游击队对白晋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据统计，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日军对晋冀豫边区的大“扫荡”有19次，中、小扫荡达500多次。邓小平等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党的战略战术，坚持运动战中的游击战，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强调主动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邓小平同志是民主政治的实践者。抗战初期，党中央即指出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召开“黎城会议”，讨论了根据地建设事业。会议指出要加强政权建设，实行民选制度，建立“三三制”政权，成立参议会。邓小平同志参加了会议并讲话。同时，根据会议决定，担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等三区的党政军工作。会议之后，各根据地的村选运动普遍开展。1941年，根据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不少开明地主、绅士、社会名流、学者被选入了民主机构和政权机关，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大大增强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共赴国难的决心与信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扩大和巩固。邓小平同志是经济发展的推行者。党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了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在“黎城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对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自给自足，要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要统一收支，开源节流，执行预算制度，建立财经委员会，调节金融资金。根据这一精神，在根据地实行统收统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政策，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度。同时，在根据地以生产为主攻方向，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把发展生产当作主攻方向，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作为重心，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格局。公营经济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互助合作的集体经济也成了根据地经济成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依然存在，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经济以减租减息进行调节，使根据地经济得以繁荣发展。邓小平同志是文化工作的号召者。党一贯重视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断。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他要求文化工作者要与人民打成一片，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他还具体要求要加强对敌文化斗争，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这些工作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鼓励了抗日军民杀敌立功的斗志，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
邓小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创造性运用者。在抗战期间，他的思想与实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方面，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与精神。另一方面，他把这些指示与精神创造性地运用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之中，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科学的精神与务实的态度相结合。既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又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由于邓小平同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使根据地的工作得以发展壮大，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进行了最早的实践和思考。可以说，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与实践，直接影响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太行精神体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将永远昭示着我们沿着党确立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太行精神孕育于山西这块古老而光荣的土地，是我们的骄傲与自豪。太行精神是山西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党、军队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她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各有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斗争的实践中创造的伟大精神，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研究、继承和弘扬太行精神，赋予太行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太行精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上来，努力开拓进取，开创工作的崭新局面，让太行精神不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强大的精神动力。
申维辰(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网络编辑：张星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