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载的华北敌后战场：中共的进攻让日军恐怖-抗战历史-历史分区-搜狐社区

*醉打山门鲁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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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敌后战场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研究华北敌后战场，不仅要研读我方的论著，还应研读日方的战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以下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自然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书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读读此书，对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和认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无益处。

　　“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日本侵华面对的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

　　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年9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

　　1938年11月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日军战史还特别强调：“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此，应该重视。”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应该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日军战史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中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去扑灭共军”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不仅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心腹大患，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极度的忧虑和不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侵略者看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遂改变了战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而将进攻中心移向后方，集中重兵围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新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对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觉得主要敌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了。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他们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甚至明目张胆地规定可以用军事进攻对付八路军。抗战之初，国民党御敌不力，让日本人占领了半壁江山；等到各抗日根据地巍然挺立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派军北上，要从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收复失地”。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华北日军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共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随时作出分析与判断，其基本认识可以概括为两点：

　　1.虽然国共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但国共合作将维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维持下去。

　　2.“反共”是日本与国民党共同利益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共两党也处于空前对立之中。但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仍然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共存的。”

　　基于这种认识，华北日军制定的基本策略是：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破坏两者的合作，以导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崩溃。另外，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去扑灭共军。据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年度“肃正计划”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的侵入。”对于这个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平田作了如下说明：“根据过去的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反被共军占据。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如果在讨伐后，不能立即采取恢复治安措施的地区，而且该地区的匪团对皇军又无求战行动，为防止共军趁虚而入，宁可不对其讨伐，暂时默认该匪团的存在，反而对我有利。”

　　支持、利用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共活动，是日本侵略者的谋略之一。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敌后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与军事进攻，大都有日本支持的背景，有些甚至直接与日军秘密勾结，采取联合行动。

　　不过，日军并没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其谋略。据日军战史记载，1943年4月，日本第一军提议：要向晋东南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发动进攻。对此，日华北方面军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共军的对立激化，则是上策。在此期间，（日）第三十五师团正在进行招降工作，如能得到进展最为理想。？穴后来，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率部投降。？雪若过早打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则其后出现的空白地带中共势力将很容易渗透。考虑到方面军的意见，第一军修改了作战计划，将八路军与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同时定为进攻目标。修正后的计划得到方面军的批准。然而，执行情况却与计划恰恰相反，据日军战史记载：“要在短期内捕捉善于避免正面交战、彻底实行地下战术的共军，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战果”；然而，日军却轻而易举地将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打掉了。“这样，从4月20日以来，连续实行的太行山脉南部的肃正作战，于5月31日结束。敌人损失：遗尸9913具，俘虏15900人，投降者约58000人（以上大部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属于共军的为数极少）。”

　　本来，日军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将讨伐的重点指向共军”；有意保留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以制约共产党；然而，其结果不但没能消灭八路军，反而将国民党军消灭了，在客观上使华北敌后成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于这种后果，日本侵略者啼笑皆非。其战史这样评论：“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共军坐收渔翁之利。”

　　“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他还为八路军规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战争初期，日军在山西、河北一带初次体验游击战，其战史写道：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其主要手段有下列各点：

　　1.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2.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

　　3.袭击军需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

　　此种游击行动，在日军的警戒线的间隙出没无常。日军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

　　日军战史还写道：（在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带的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

　　1939年5月，日军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军第一○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这样总结：1939年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正规的战斗。

　　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堕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1940年初，日军一一○师团作战部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作了详细的叙述：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

　　1943年春，日军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对此次作战，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

　　从1942年至1944年，一直在鲁南作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有如下回忆：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另一侵略者也有类似的哀叹：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

　　日本战史还记载：“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加以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由于此种情况，在作战中使敌人的方面损失不大，我方的死伤也极少。我如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对我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此敌我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以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八路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使日军伤透了脑筋。对于优势的敌人，八路军采取退避战术，使日军无法捕捉；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进行突然袭击将其歼灭。1939年秋末河北涞源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就是在敌后战场进行有条件下的运动战的非常成功的范例。这个胜利，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震惊了敌军，震动了全国。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此役日军除13名生俘外，600多名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

　　“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

　　《华北治安战》还记录了许多“赫赫战果”，以炫耀日军的强大威力，而报道日军的伤亡人数总是微乎其微。应该指出，这些“战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胡编滥造，完全不可信。

　　其一，日军战史并不是有史必录，对其损失惨重的战斗，要么写得很简略，要么不公布伤亡数字。比如，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大肆喧嚷实现“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集中了5万多兵力，对五台与冀西发动围攻，结果遭受沉重的打击。9月20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东南的柏兰镇，八路军在牛道岭伏击，给予重大杀伤；9月29日，晋察冀军区唐延杰参谋长率一个警卫连，对正在集合整装待发的敌军突然袭击，把清水及其部下多人当场击毙。这个发誓要攻占五台的家伙，被装进棺材，由他的部下抬着进入了五台城。10月28日，我359旅在张家湾伏击战中，击毙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360余人。11月初，我军歼灭了由五台东犯之敌，毙敌一○九师团一三五联队蚋野大队长以下500余人，活捉日军21名。在此之前，东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和一分区部队，给企图进攻阜平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共歼敌1000余名。至11月7日，敌人的围攻最后被我军粉碎。

　　对于这场喧嚣一时但遭到惨败的围攻，日军战史没有罗列“战果”，更没有公布日军的伤亡数据，只有寥寥数笔：第一军、驻蒙军及一一○师团，自8月上旬进行准备，9月24日开始攻击，约至10月下旬基本按预定计划结束。其二，日本战史中的“战况”与“战果”大都是编出来的，有很大的水分。日本战史承认：“更应该注意到，单纯的遗尸数目，未必就意味着敌人损失的多少，因为其中往往包括多数的居民。”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滥杀无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还将杀害和绑走的老百姓也都列入“赫赫战功”。

　　日军何以如此？日军战史这样的分析：“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日军战史中的“战况”及“战果”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但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

　　“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

　　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敌后广大群众对抗战的支持与拥护，是中共战胜敌人最可靠的基础。聂荣臻指出：只要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都有可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平原地区，没有险峻的山地，没有天然的屏障，但是，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与“人海”。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八路军在群众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像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堕入了深渊。

　　日军在华北敌后就是这种状况，面对人民战争，他们一筹莫展。

　　日本战史写道：中共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八路军的工作已经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其战史还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