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妄图加入苏联共产党

(末代皇帝溥仪妄图加入苏联共产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寿终正寝。伪满垮台后，伪满“皇帝”溥仪的命运如何呢？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公布，揭示了溥仪被苏军俘虏后在苏联远东地区特别监狱中生活的真实情况。
苏联红军士兵与中国“皇帝”握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宣布“退位”，历时13年的伪满洲国彻底垮台。日本驻伪满皇宫代表吉岗动员溥仪去日本。8月16日，溥仪、溥杰等人在沈阳机场等待赴日本的飞机时，一架苏联飞机从天而降。全副武装的苏军伞兵缴了机场日本守军的械，俘虏了溥仪等人。
曾任沈阳卫戍司令的苏军少将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回忆了俘虏溥仪的经过。他说，1945年8月20日他到沈阳上任，时任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普里图拉将军高兴地对他说：“我把皇帝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运到了赤塔。我们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在这里，在沈阳竟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他准备飞往日本。不管怎样，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时，一位身材端庄，还十分年轻，身穿军服的人向该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经过详细追问才搞清，这正是皇上，我决定捉住他，刚好我们的飞机正在起动。通过翻译，我开始与溥仪谈话，不露声色地将他挤向我们的飞机。当他走向我们的‘利—2’号飞机时，我们有礼貌地缴了他的枪，让他坐上飞机，把他护送往赤塔。一切做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溥仪的警卫和机场工作人员在我们飞机升空后，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傀儡的活动就此结束了。”
溥仪等人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在通辽机场转机时，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的皇帝，都兴致勃勃地围拢过来一开眼界，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诙谐地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溥仪一行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被押上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远东城市赤塔。1945年8月17日晚，押送溥仪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在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苏军卫戍司令宣布：“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
能留在苏联幸免一死，溥仪感到很侥幸。一个月后，溥仪被迁往另一所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先是单独关押在郊区红河子别墅，后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监狱，与日本战犯关押在一起。这主要是为苏联有关方面写为东京审判作准备的材料。
苏联政府不理会国民政府要求引渡溥仪的要求
1946年8月，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伪满洲国的“皇帝”出庭，引起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一时间成为世界各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中国国民政府官员发表谈话称，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将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审。而其他国家报纸则报道，溥仪前往东京作证后将返回苏联。
各国报纸均指出，溥仪在法庭上的证言非常重要。溥仪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得很激动。他后来曾说：“我更愿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溥仪说：“被告的辩护人为了减轻被告的罪行，曾使用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我，企图降低我的证言价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证人资格。当然，他们是失败了；即使他们真把我全否定了，也无法改变被告者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们是在利用我的畏惧惩罚的心理，使我少谈真相，那么他们是达到了部分目的。我还记得在我历数日本战犯罪行之后，一个美国律师对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中国政府的裁判的！’他的这话打中了我的要害，说到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投敌叛国说成是被绑架的结果的。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甚至当法庭上拿出了我给南次郎写的信时，我也坚决否认，说成是日本人伪造的。我掩盖了这件事，也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谋手段，所以到头来还是便宜了日本帝国主义者。”
1946年3月、8月、11月，1947年9月和1948年3月，国民政府五次照会苏联政府，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据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日记记载，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来访，“询问我政府对溥仪之命运是否注意。予答以当然注意”。但苏联政府开始时答应移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祯也很乐观地向记者表示：“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因彼为战争罪犯也。”不料从东京审判时起，苏联政府态度大变，一直未置可否，对中国要求引渡溥仪一事不予理睬。1946年8月18日的《申报》以“我要求引渡溥仪，苏竟食言”为题进行了报道。1947年9月，西方的一些人开始散布舆论，认为苏联拒绝引渡溥仪，是准备将来把他送回东北，用于成立亲苏的“缓冲国”，就像日本人利用溥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愿意失去对溥仪的控制，以“避免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溥仪来搞反对苏联的挑拨离间活动”。
溥仪在苏联远东拘留期间，在生活上享受优待，一日三餐颇为丰富，还有面包、果品、奶油等午茶。另外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和治病。溥仪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侄儿和原随侍伺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
在溥仪看来，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带出来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也足够他后半生吃穿用度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被苏联关押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数次上书苏联政府，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回忆说，溥仪当时担心以后会落到蒋介石政府手中，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所以数次给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写信，要求留在苏联。
溥仪请求留居苏联，与张景惠等伪满大臣、将军对新中国的向往形成鲜明的对比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狱中写了一封“请愿书”，请求长期留居苏联。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唯一之夙愿，故不顾繁牍，更申言之。余今年已四十有一矣，回忆幼时，曾为中国之皇帝，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统计余之生平，皆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身受其蹂躏，榨取者亦既半身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真乃呼吁无门，离脱无术也。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
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
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志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余并经此重表余至大之谢意，并敬祝斯大林大元帅之福祉并健康。
并敬祝
全苏维埃联邦人民之福祉及永久之繁荣。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
溥仪
在信中，溥仪作了“深刻”的检讨，高度称赞苏联。这封信转到了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手中，他给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请示如何处理溥仪的申请。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里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递交了给苏联政府的呈文，请求让他留在苏联生活。
溥仪在呈文中表达了他对苏联政府的感激之情，感谢让他做为苏联公诉的证人出庭东京审判，从而为他提供了“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的机会。溥仪在呈文中写道：将来“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
与溥仪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一起，还收到了他两个侄子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他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章（1922年生），爱新觉罗·毓彦（1919年生），都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中。他二人原来都生活在溥仪的宫廷里。毓章和毓彦在声明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溥仪呈文的照像复制件和呈文的俄文译文附后。
呈文原件存在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长С．克鲁格洛夫（签名）
1947年12月30日
对于溥仪的申请，苏联政府一直没有进行答复。在溥仪申请留居苏联的同时，1949年5月4日，一同关押在第45号特别监狱的张景惠、熙洽、南欣等36名原伪满洲国大臣、将军，联名写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提出回国的请求：
……张景惠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14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20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
……
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
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
同时我们祝你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向首都南京进军！
在这封信中，张景惠等人除了勇于承认错误外，“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对祖国的向往之情跃然纸上，非常感人。
溥仪申请加入联共（布），希望成为第一个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皇帝
苏联政府迟迟不给予答复的态度，令溥仪感到忐忑不安。1949年7月29日，他直接向斯大林写信提出申请。在信中，溥仪以极为尊敬的态度，以几乎讨好的语气，请求斯大林允许他留居苏联。俄罗斯档案馆保存有这封信，全文如下：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克里穆（姆）林宫、莫斯科、内阁总理、斯大林大元帅阁下：
我觉得非常光荣的（地）给您写这封信，同时我为阁下在内外一切国务极繁忙之际，是非常抱歉的。但是我衷心对您素日的爱慕和我至深感之意，并且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
我以前在满州（洲）时代在日本军阀层层监视之下，我不能同人民自由联络，即个人之生活亦是受他们的限制。因此我对于苏联邦的真实情形是不可能知的。所知道是片面的虚伪宣传。一到苏联邦之后，我方知道苏联真实的面貌，因此更明白日本人对人民和我作如何的斯（欺）蒙。
我在满洲明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1945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举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我对于保卫祖国战争一书极启发我的见识。您的英明的预先判断德国希特拉匪邦的必然崩溃，更见您从容地指挥一切军务国务的事实，更挽救了全世界人类免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匪徒覆吞的危险。苏联政府更宣布废止死刑这是维护人道上开世界上空前的前继（纪）元。在战后树立五年计划与诸般复兴世业几超过战前水平，又屡次降低物价，苏联人民在物质上的丰裕生活更是蒸蒸日上，全人民享受着真正自由民族平等幸福的权力。各种不同民族在苏联邦内如同一富裕的大家庭，并且苏联邦对于全世界各劳动人民和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援助并种种不能列举的功绩，早印在全世界上各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族每个人的心里。兹举一例，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亦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做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
现在我向您再郑重表示最大的感谢和敬意，并愿您长寿。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全苏联的人民的福祉。
我敬祝全苏联人民的永久幸福和兴盛，并敬祝您永久健康和幸福。
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九日
溥仪   于伯力市
“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溥仪这些用词不能说不肉麻。1949年9月9日，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关于溥仪要求留在苏联问题，致信斯大林等领导人：“溥仪在其声明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的宽大和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桎梏下解放出来。溥仪要求允许他长期生活在苏联，在苏联他想‘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像苏联人那样工作。’”
随同溥仪关在第45特别监狱的他的侄子爱新觉罗·毓瞻的回忆，戳穿了溥仪“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像苏联人那样工作”的谎言：“溥仪说将来的话咱也不能老在苏联呀，咱得由苏联接着上南美洲去吧。一看过去那时候可能是别的国家有些个皇帝，到南美洲当寓公去了，他也想着那个呢。”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溥仪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监狱管理人员，对他们必恭必敬，对他们的各种索取要求是有求必应，把自己携带的许多贵重物品赠与他们。刚到苏联时，一位苏军军官看上了溥仪的手表，那是一块白金外壳的长方形手表，价值昂贵。这位军官伸出没有手表的手腕给溥仪看，溥仪心领神会，立即将手表戴在了军官的手腕上。第45号特别监狱负责人看到溥仪的一条项链十分华美，便以羡慕的语气说：“我要是有这样一条项链送给我妻子，那她该多么高兴啊！”溥仪当场将这条项链送给了他。第45号特别监狱的一位苏联翻译拿捏准了溥仪的心态，屡次讹诈溥仪。翻译有次故意对溥仪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溥仪顿时惊慌不已，马上送了他好多东西请求通融。
为了讨好苏联，实现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于1946年5月10日给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接受属于他个人的贵重物品，目的是“……把它们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苏联内务部估计，这些首饰、钟表、贵重金属和宝石等贵重物品按1946年收购价格值47.3万卢布。
为了达到长期留居苏联的目的，溥仪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监狱的学习中和广播里，溥仪听到最多的名词就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他不解地问看守军官：“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是什么关系？”军官告诉他：“苏维埃是政权，布尔什维克是政党。”溥仪似懂非懂地说：“我懂了，在贵国布尔什维克是上等的人。”
于是，一个天真可笑的想法产生了。溥仪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一样，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那么只要由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就能留居在苏联了。溥仪找到看守的军官问：“你们布尔什维克接纳皇帝吗？”，并申请加入联共（布）。当看守军官弄明白溥仪的意图后，他十分肯定地回答：“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接纳过皇帝，我相信永远也不会。”十月革命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很快就被秘密处决。溥仪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还颇不理解地说：“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在毛泽东的过问下，苏联同意把溥仪移交给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了苏联。在与苏方的会谈中，毛泽东指示中方代表郑重提出了引渡溥仪等日伪战犯的要求。毛泽东的理由是：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立即给予外交承认，因此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尊重我国的国家主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我国的合法权利，增进中苏两国的联盟和友谊，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望，有必要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关押的，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移交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处理，藉以迫使某些西方国家最终承认我国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因此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给予了支持。1950年3月1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在长春参观了溥仪住过14年的伪满皇宫。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对于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下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和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
3月9日，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联名致函斯大林，就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提出处理建议——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前苏联的档案记录表明，1950年3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德日战俘问题的决议》。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73号记录第257条附件（绝密）中，提供了应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原日本军队的战俘（将军）的名单，共17人。这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塔斯社《关于遣返战俘工作结束的通报（草案）》。据《通报（草案）》的附件记载：
1949年5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遣返事务全权代表的声明通报说，临近1949年5月，绝大多数日本战俘已经被从苏联遣返回日本，除了因为犯有战争罪刑处于被调查的那些战俘之外，剩余的95000名战俘应该在1949年内遣返完毕。
塔斯社被授权通报，目前，苏联机关已经结束了苏联部长会议遣返事务全权代表1949年5月20日声明提到的那些日本战俘的遣返工作。1487名日本战俘、被判决有罪的人和因为犯有战争罪刑处于被调查的那些战俘没有被遣返，6名日本战俘应该在结束治疗后被遣返回国，还有971名日本战俘因为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刑，这些战犯将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处理。
自日本投降以来，从苏联向日本遣返了总共510417名战俘，这个数字不包括在军事行动地区当场释放的70880名战俘。
随着日本战俘遣送的结束，移交溥仪等中国战俘的时机成熟了。1950年7月6日，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联名致函斯大林，其中提到：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移交溥仪是适时的，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对此，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对向中国当局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有何考虑。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最终确定于1950年8月3日在中国黑龙江绥芬河车站移交溥仪等人。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在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监狱的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了留在苏联的意愿。别尔面阔夫明确告诉他：“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
俄罗斯解密档案收入了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关于向中国当局移交战俘情况致斯大林等人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我们得知：7月18日，在绥芬河车站，苏方向中方外交部代表鲁西（按：即陆曦）移交了969名日本战俘，其中有17名将军。8月3日，苏方向中方代表移交了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伪满洲国政府部长、将军和官吏共计58人及属于他们的私人物品。
这个报告还记录了溥仪当时的情绪：“在溥仪及其随从人员从哈巴罗夫斯克起程之前，曾收到谍报，说溥仪担心自己的命运，表现得十分神经质，并表达了想要自杀的念头。这是他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怂恿他这么干的。鉴于这种情况，将溥仪与其亲属、其余战俘和拘押者隔离开来，并在加强监视下送到向中国当局的移交地。”
绥芬河是一座山城。火车站对面是个小山坡，既有中式的建筑，也有俄罗斯式的建筑，形成了独特的景观。站在山坡高处向东眺望，可看到苏联境内的风光。从山坡回身西望，可看到绥芬河的全貌。8月3日凌晨6时，一列苏联客车缓缓开入绥芬河车站。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东北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引渡这批战俘的工作。在火车车厢上，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了移交工作。苏方代表科富托夫介绍了这批战俘的情况。他说，当时（1945年），刚刚光复的东北人民还没有自己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便于管理和关押溥仪等战俘，他们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命令，将溥仪等人押送到苏联远东边境城市，先看管起来，以后再说。这58人在苏联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他们的思想都是很复杂的。科富托夫还通报说：溥仪原计划逃亡日本。当被他们俘虏后，他又想留在苏联。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放走，一个也不留下。
移交结束时，溥仪给苏方写封感谢信。这封信原件保留在苏联内务部，全文如下：
在苏联逗留期间，我受到了苏联政府方面以及斯大林大元帅本人的关怀。
现在，在我即将离开苏联领土的时候，我对你们对我表现出的良好态度，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感谢。
祝愿苏联人民永远繁荣昌盛，祝愿斯大林大元帅健康长寿。
爱新觉罗·溥仪
对这批战俘的移交和押送工作，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铁道部作出了专门的部署。从绥芬河到沈阳沿线各大火车站，对这一特殊专列，必须提供方便，保证顺利通过。各站内的治安必须做到外松内紧、绝对保密，不让群众知道情况，以保证溥仪等人的绝对安全。
毛泽东对溥仪说：“当年我们都是你的老百姓嘛！”
溥仪回国以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编号“981”。从1950年8月起，溥仪的改造生活开始了。1955年，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关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并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谈到镇反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对溥仪的处理办法：“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59年夏，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和伪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的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1959年9月14日，在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的建议。9月1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特赦名单的第一名，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962年1月31日，在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等人的作陪下，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溥仪。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一起走进餐厅，他热情地把溥仪让到主宾席位上，还开玩笑说：“当年我们都是你的老百姓嘛，你当然要坐上席喽！”说完，开怀大笑。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