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古诗赏析）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苏东坡的这首《赠刘景文》直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最好的景致你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时节。
在新旧两党的夹攻之下，苏轼连上章疏，要求出任地方官，于元佑四年（1089）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刘景文是北宋名将刘立之后，却终身潦倒，甚至朝不保夕。苏轼很看重刘的为人，与已经五十八岁的刘景文一见如故，称他为“慷慨奇士”,诗酒往还，交谊颇深。经苏轼向朝廷竭力保举，刘才得到小小升迁。
古代的文人墨客常有互赠诗文的雅好，赠诗的目的多种多样：或表达友情，或抒发抱负，或劝勉励志，或歌功颂德。
诗的前两句写景，景中寓意。“荷”多比喻君子，而时值岁尾，荷枯叶尽，正以喻君子生不逢时，难免潦倒失路；菊常以喻晚节，而景文晚年并无亏缺，犹有凌霜傲雪之枝。诗的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目的。一般来讲，人到暮年，加上一生失意，难免消沉颓唐，但对于读书人，尤其是对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又未尝不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诗人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两句，对友人譐譐嘱咐，勖勉有加，言辞恳切，感人至深。作者从花写到枝，从枝叶写到果实，说明冬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甚至晚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友人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初冬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为了突出“橙黄橘绿”这一年中最好精致，诗人先用高度概括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残秋的图景：那曾经碧叶接天、红花映日的渚莲塘荷，现在早已翠减红衰，枯败的茎叶再也不能举起绿伞，遮挡风雨里；独立疏离的残菊，虽然蒂有余香，却亦枝无全叶，唯有那挺拔的枝干斗风傲霜，依然劲节。
自然界千姿百态，一年之中，花开花落，可说是季季不同，月月有异。这里，诗人却只选择了荷与菊这两种分别在夏、秋独领风骚的花，写出它们的衰残，来衬托橙橘的岁寒之心。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写出荷、菊花朵的凋零，而将描写的笔触伸向了荷叶和菊枝。终荷花之一生，荷叶都是为之增姿，不可或缺的。苏轼用擎雨无盖说荷败净尽真可谓曲笔传神！同样，菊之所以被誉为霜下之杰，不仅因为它蕊寒香冷，姿怀贞秀，还因为它有挺拔劲节的枝干。花残了，枝还能傲霜独立，才能充分体现它孤标傲世的品格。诗人的观察可谓细致矣，诗人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亦可谓强矣！这两句字、面相对，内容相连，是谓“流水对”。“已无”、“犹有”，一气呵成，写出二花之异。
可是，不论是先谢还是后调，它们毕竟都过时了，不得不退出竞争，让位于生机盎然的初冬骄子——橙和橘。至此，诗人满怀喜悦地提醒人们：请记住，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还是在“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屈原）《橘颂》的初冬时节！这里橙橘并提，实则偏重于橘。从屈原的《橘颂》到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橘树一直是诗人歌颂的“嘉树”，橘实则“可以荐嘉客”。橘树那“经冬犹绿林”、“自有岁寒心”的坚贞节操，岂止荷、菊不如，直欲与松柏媲美了。难怪诗人要对它特别垂青！
虽然秋去冬来，荷尽菊残，但仍是橙黄橘绿的美好时光。诗中用“傲霜枝”作比，意指歌颂刘景文孤高傲世的高洁品格。“菊残犹有傲霜枝”，后来有人借用它比喻坚贞不屈的人。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衬托、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借物喻人）的手法。
诗人用荷花的“尽”来衬托菊花的“傲”；以荷尽的夏日和菊残的秋色来对比衬托由欣欣向荣的橘树装点的初冬，突出了朝气蓬勃的橘树，突出了诗人对橘树生命力（或高尚节操）的由衷赞美。本诗也运用了比的（或比喻）手法，以荷、菊、橘三种植物来比喻人的高尚节操”。
苏轼写此诗时是五十五岁，也已步入老年了。苏氏父子名震京师时，苏轼还是一个二十出头、踌躇满志的小青年。三十多年里，苏轼始终处在改革变法、新旧党争的风口浪尖上，屡受诽谤打击，甚至差点被迫害至死，但他从来没有被逆境吓倒，而稍摧其志。因此，本诗既是对友人的激励劝勉，又是诗人夫子自道，自我勉励。事实上，政治上大起大落、屡遭不幸的苏轼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为，“橙黄橘绿”。
作为卓有成就的大文豪，他不仅在诗、词、散文等文学领域，而且在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都有巨大成就，是当之无愧的北宋文坛领袖。
作为仕途失意的官员，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他始终胸怀天下，关爱百姓，为百姓办实事。无论做京城高官，还是做地方小官，他都十分重视巩固边防，兴修水利，积极救灾赈民。他出知杭州期间，曾组织百姓疏浚西湖。他决定积淤泥于湖中，作为长堤，既减省了排淤的工时，又便于交通。杭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长堤叫做苏公堤。《宋史·苏轼传》说：“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在他年过六旬、远谪岭南期间，虽然自己一家老小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他还为培养后学作了许多工作。虽然苏轼屡遭政敌迫害，被贬来贬去，但许多学子仍不远千里，追至贬所，从苏轼学。在他的鼓励、教导下，郑清叟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琼台记事录》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儃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苏轼死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可见，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苏轼都是深得民心的。
他的艺术作品，无论是诗、词、散文，还是书法等，更是穿越千年的风尘，仍恩泽后世众生，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