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战争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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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诸葛亮认为："不知地理者，不足以为将。"
自古以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是领兵打仗的将帅或幕僚必备的基本素质。
1833年，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将地理因素列为影响战争的五大因素之一。美国近代战略家约翰·柯林斯认为："战略家们，不管属于哪个学派，都发现以武力为基础的任何战略，几乎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环境上"。由此可见，地理环境是影响战略决策、战争进程与胜负的重要因素。
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可大可小，小到利用土堆来隐蔽、观察和射击，大到选择战略性的海外军事基地和大气层的核弹头通道。譬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借东风"火烧曹操大军，海湾战争中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选择了"无月之夜"和"涨潮之夜"作为"沙漠风暴"进攻伊拉克的作战时机(图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武器也不具备"全天候"功能，而且其功能的发挥还取决于战场的地理环境。美国军界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了人工地下核实验诱发地震，人工制造磁暴破坏无线电通讯、人工在大气层喷射吸收太阳辐射的物质来改变战区大气温度等实验，试图运用高科技手段改变战场地理环境，从而改变战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争进程，夺取战场的主导控制权。由此可见，在高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军事强国并未忽视地理环境对战略战术影响的研究，而且将研究的范围内过去的地面、水面进一步扩展到地下、海洋深处乃至太空层。
第一课时 气象与战争
气象因素对武器性能和部队战斗力的影响
一、气象与战争
我国古代有许多利用有利天时作战取得战场胜利的例子。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三国演义》中，官渡之战中的曹操就采用谋臣许攸的建议，利用十月"秋高气爽，物干风燥"的天气连夜奔袭袁绍军乌巢屯粮基地；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借东风"助周瑜火烧曹操水寨及岸上旱寨；夷陵之战中，陆逊又故伎重演，利用炎热干燥的伏旱天气火烧刘备七百里连营；既使是武将出身的关羽，也有利用10月份快行冷锋天气的"大霖雨、汉水溢的天时"，筑坝蓄水，水淹于禁七军的精彩战例。可见，天气对战争的影响，自古就受到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对国家都互相采取气象情报管制措施，视气象情报为国家机密。二战初期地处西风带下风向的德国只能利用过去50年间的英吉利海峡天气图及潜艇发回的零碎天气资料，无法预测英伦三岛的天气变化。只好在挪威、冰岛、英陵兰岛、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扬马延岛（北冰洋腹地）设置秘密气象站。1940年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袭摧毁了这些气象情报站，迫使德国在北海建立临时拖网气象船队或空降气象情报人员到英国本土去授集气象情报。但这些零碎不准确的气象情报始终未能帮助希特勒实施"炸平伦敦"的罪恶计划，希特勒只好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恶劣的天气。
一般来讲，参战时参谋部在制定战略、战役计划和临战时，都会充分注意和利用气象条件的。以1941年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为例，足以说明气象情报的重要性，以及利用气象条件的正确与否本身就是一种战场指挥艺术。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实施的战略突袭(图2)。
月份 政治与军事进程 气象情报动态
一月 山本司令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美军太平洋海军基地的设想。 日本气象观测船奉海军命令在西太平洋执行气象观测任务。
四月 山本将最后制定的夏威夷作战的具体方案送到日本"军令部"。
日本中央气象台在西太平洋的10个气象台站被海军全面接管。
七月 日本天皇决定加强临战体制，近卫内阁第三次改组，任命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为外相。
海军司令部找中央气象台台长冈田武松和预报科长藤原等谈话，要求他们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合作。藤原取代冈田任台长，协助军方进行气象备战。
八月 日本政府和军界决定暂时不对苏作战，专心致力于南方作战。海军加强备战准备。 气象情报实施新的临战体制。
九月
军方在海军大学进行"夏威夷作战特别图上演习"。同时提出利用北太平洋暴风雪带作"隐身草"保障舰队不被发现的设想。
海军联络官频繁进出中央气象台了解千岛群岛海域的气象情况，探询有无供舰船加油的好天气，以及可
否提前10天预报天气。
十月 东条英机军人内阁成立，正式采纳山本司令官的作战方案。 气象人员加紧分析研究千岛海域的中长期天气预报成果。
十一月 在择捉岛单冠湾集合待命的航母编队于26日出发，突袭命令定于12月7日。
气象人员奉命赴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收集情报，宣布日本国天气图为绝密。
十二月 7日早晨6点，舰载机起飞利用冷锋形成的碎云掩护突袭珍珠港的海军舰队和地面驻军，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日前日本气象工作进入"战时紧急状态"，气象通讯改用密码，天气预报等不再公开。
现代战争多采用长途奔袭、大机群、大舰群作战，故要求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区及邻近地区的天气情报。现代战争又是各军兵种协同作战，因而气象保障要求多层次、全方位、综合化。现代战争节奏快，尤其重视初战，因此气象保障要快速、准确，以选择有利的开战时机。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动用了全球气象自动化计算机网络系统，汇集遍布全球各地的气象资料。通过C3I计算机系统高速传输、处理、集成。最后成功选择了1月17日发动首次进攻的时机。毫无疑问，气象情报与保障将是未来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气象因素对武器性能和部队战斗力的影响
1、气温与战争
气温高低对武器性能和人体机能影响很大。严寒条件下，飞机、坦克、车辆等起动困难；橡胶轮胎强度下降，各种橡胶密封垫圈变脆、易裂；各种电子元件和器件的灵敏度下降；化学毒剂挥发变慢，染毒浓度在一定时间内不易达到，但持续时间长等。酷寒条件下，人员易冻伤，负重增加，消耗体力大，若是冰天雪地，还会引起雪盲。上述均会导致部队战斗力的下降。最典型的战例是1941年冬，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计划因严寒而惨败。这一年莫斯科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好像上帝站在俄国人一边"（图３）。
10月6日莫斯科下了第一场雪后，雨雪就没有断过；当时的最低气温为零下52度，近百万的德国士兵在冰天雪地里冻得发抖，道路泥泞不堪，机械化部队的大炮、坦克、汽车、摩托车在泥地里打滑。由于德国本土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季平均气温都在零下5度以上，从来没有像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莫斯科这样严寒。原来希特勒想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占领莫斯科的计划因遭顽强抵抗而拖延。德国士兵既缺棉衣，也少取暖设备，被冻病、冻伤乃至冻死的士兵就达10多万人，占莫斯科会战德军总伤亡人员50万的五分之一。德军原有较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可当寒潮过后的第二天早
晨，在泥泞中的大炮、坦克、汽车、摩托车被牢牢冻胶在地上动弹不得，甚至连枪栓也拉不开，德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而苏联士兵则不然，他们从小适应了这种寒冷气候，穿上了保暖棉衣、皮靴，戴着护耳冬帽；枪炮也上个保暖套，涂上了防冻润滑油，他们身着白色伪装服，手上拿着涂了白漆的枪支，脚踏滑雪板，灵活机动地英勇出击。这一仗从10月2日德军进攻开始，到12月6日苏军反攻，德军防线不断被突破并被迫后退300公里；苏军大败德军、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苏军将士和人民的士气，为苏军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图４）。
气温过高则造成机动车散热困难，耗油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甚至熄火；雷达、电子元件和橡胶部件加速老化；大炮的炮膛磨损增大、升温太快导致连续发射的弹数减少；战机因气温高，气压低导致发动机功率减少，起飞滑跑的距离就要增加。炎热的天气还使士兵容易疲劳、浑身泛力，易中暑，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以1990年的"海湾战争"为例，该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近10万人 进驻沙特阿拉伯安营扎寨。然而，沙特阿拉伯属典型的热带沙漠气候，7月份平均气温为36度，最高气温超过50度，夜间气温也在30度左右；晴天占90%以上，终日无云无雨、烈日当头，相对温度在30%以下，有时相对湿度为零。干燥炎热的空气加快了人体中水分的蒸发，在灼热的沙面烘烤下，即使不动的士兵每天也要喝23升水。更可怕的是，士兵们还要穿长衣长裤防化服装，背睡袋和食品。因抵挡不住炎热而中暑的士兵为数不少，大大影响了部队战斗力。另外，高温使各种望远镜和坦克瞄准器看到的景物失真，射击的准确度下降。高温也迫使美军战车艾姆布拉斯坦克频繁加油和加水，美军后勤部门几乎是跟在进攻部队的后面进行供水和供油。总体来讲，美军最终虽然取胜，但炎热干燥的气候确实使美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图５）。
2、降雨和雷暴
降水和雷暴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更加直接，危害更大。降水使能见度下降，观察射击困难；使道路泥泞，人员和车辆难以行近。降水使裸露的大炮、光学系统及其零部件、弹药等面临着锈蚀损坏、失效的可能。暴雨和雷暴可能使雷达和架空线路的通讯中断，也会导致飞机结冰、颠波、通讯中断甚至机毁人亡。暴雨和大风往往是挛生兄弟，它同样也影响舰艇舱面人员的健康和战斗力。舰艇遇上台风降水则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暴雨和连绵降雨还会引起江河泛滥、山洪爆发、冲毁交通线路和桥梁，甚至使部队无法前进。虽然降雨和雷暴对攻守双方都不利，但总的来讲对攻方的危害更大。例如1944年6月6日艾森毫威尔率领的盟军从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就迅速在登陆岸滩建立了人工防波堤、人工港，以便运输弹药、燃料、食品和方便后续部队上岸，为此花费了近4000万英镑建立了两个中等规模的人工港口。可谓是"防患于未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6月19日天气骤变，狂风暴雨席卷了英吉利海峡，盟军800多艘舰船被风暴吹走或受损搁浅于岸边，防波沙堤和4公里长的人工舟桥在风浪中消失，许多车辆、武器装备受损或被卷走。据称，这场80多小时的风暴比前两个星期德军阻击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3、风与战争
风与军事活动的关系极为密切。风使各种炮弹弹丸的飞行路径发生偏离，弹着点远离目标区。强逆风还会降低徒步行军和车辆行使的速度，延长行军时间。大风容易使舰船偏离和迷失方向。在海战中，逆风容易使人眼睛疲劳、观察能力下降，降低舰上武器的威力，所以应争取占领上风海域。海上的狂风通常还和巨浪联系在一起，能掀翻舰船，摧毁港口及军用设施。航空母舰则相反，因为飞机的起飞和降落通常选择逆风，以便缩短滑跑距离。飞机的起飞降落通常是选择逆风以便缩短滑跑距离。风还可以影响生化毒剂的浓度、染毒持续时间及传播的范围，最佳时机是顺风且比较稳定、风速不大的情况。1984年10月31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1939年9月14日侵华战争的"长沙会战"中以化学武器支援进攻的罪行。如图所示，9月2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因以150毫米榴弹炮和野炮、山炮各一个联队以及速射炮对国民党军队第2，175师新墙河、三街坊一线阵地进行火炮急袭，其中发射了大量的毒剂炮弹。8时整，其野战毒气队在8公里正面上施放毒气筒10000个。毒剂筒放出的毒剂烟云在2.5米/秒的东北风吹动下，越过新墙河滚滚扑向对面南岸的国民党守军，覆盖纵深达两公里。8时30分，日军第6师各步兵联队6000余人跟随在毒剂烟波之后，戴着防毒面具渡过新墙河，突入守军阵地。国民党守军第2师缺乏防毒面具，中毒者甚多，仅第12团就有400余人中毒当即失去战斗力。日军乘势攻占了新墙河、三街坊，荣家湾各阵地。以后日军只要前进受阻，便施放毒气筒，最后全面占领了这一方向的所有阵地。从这次作战中可看出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作法是：首先以施放毒剂支援步兵，夺占敌方的前进阵地和警戒阵地；在火力准备阶段，投放毒剂筒，掩护部队强攻；在夺取要点时以化学炮弹袭击守敌，当敌方反冲击时借助施放毒气掩护撤退。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把化学武器作为一种普种装备的特种武器和辅助作战手段，连续使用达8年之久，共施用毒剂2000余次，犯下了滔天罪行。
1938年8月22日6时30分，东南风，风速3米/每秒，无上升气流。日军波田支队第2联队和第3大队在赤湖东北城子镇朱庄向中国军队第81师两个营阵地施放毒剂筒420个，日军步兵带防毒面具紧随毒烟突入阵地，守军全部中毒，除3人轻伤撤离外，其余均被日军刺杀。事后日军报告中说:"对中毒严重不能行动者剌死300余人。
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1万多个气球将4.5万个炸弹和燃烧弹飘送到美国，引起森林大火，造成人员伤亡（图6）。
1942年，一个名叫荒川秀俊的气象专家向日本军部呈上一份建议书和一张气球炸弹的设计图。他在建议书中说，在长期研究中，他发现，在北太平洋中纬度地带1万米左右的高空存在一个由西向东强大而恒定的大气环流层，风速约为300公里小时。日本和美国处在相同的纬度上，如果从处于上风位置的日本释放若干个气球，悬挂一些炸弹，不出意外的话，气球炸弹便可以顺风飘到美国，实现轰炸美国本土的计划。
按照设计要求，气球炸弹在日本点火升空后，必须达到并保持在10058米的高度，因为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才有一股比较稳定的西风气流。为此，荒川在每个气球的吊篮里装上30个2-7
公斤的沙袋，当气球低于10058米时，由于大气压力的作用，固定沙袋的螺栓自动解脱，沙袋依次脱落，重量减轻，气球升高。而当飞行高度高于10058米时，气球气囊的一个阀门则会自动打开，排出部分氢气，气球体积变小，浮力减小，高度就降低。这样便可大致控制气球在大气环流层中处于合理的高度。同时，他们还在气球上安装计时器，一旦气球进入恒定气流，计时即开始。按照荒川秀俊的计算，如果气球炸弹平均以193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的话，48小时后就可抵达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上空。如果想让气球再进一步深入美国本土，可以调整计时器以达到目的。当气球到达美国后，因为计时器的作用，氢气慢慢排出，气球浮力逐渐减小，气球炸弹便会逐个落地爆炸。荒川秀俊"气球炸弹"的可行性论证很快就被火烧眉毛的日本当局采纳。
从11月份开始，美国西部地区防卫司令部的威廉波准将就被连续不断的森林大火闹得狼狈不堪。濒临太平洋的美国西部，是内华达山脉和落基山脉相夹的广阔山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往年也有林火，但多发生在干旱的春季。这一年却反常，在寒冷多雪的冬天，也火警不断。消防队疲于奔命，驻军也被集中起来灭火。威廉波是防卫参谋长，那阵子却成了地地道道的救火司令。
1944年11月4日的美国《旧金山晚报》报道，俄勒冈州的一个山区小学组织学生旅游，发现了树梢上挂着的气球，孩子们出于好奇，拉动牵引绳，炸弹爆炸，5名小学生和1名女教师身亡。
美国西部居民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艰难地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寄希望于美国军队能有效地打击日本的"飘炸"行动。美国人也想使用气球炸弹攻击日本，但他们发现，由于高空总是刮西风，这些气球只能越过大西洋，飘到英国领土上空。
4、云和雾与战争
低云和雾对作战行动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能见度下降，因而降低了观察射击的准确性，使飞机难以起飞和降落，给舰艇编队航行，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线带来困难。在低温下形成的雾淞会影响有线通讯甚至使线路中断，车辆因大雾而无法行驶。在中低云飞行的飞机容易产生积冰和颠簸。雾和云还因为吸收各种电磁波而影响到导弹发射的准确度，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战斧"巡航导弹的命中率只有50%-60%，原因就是云雾天气的干扰。雾对生化核武器影响特别明显，会抑制其的扩散速度和范围。云雾因能见度差而具有一定的隐蔽作用。1940年英法联军成功地从敦刻尔克撤退，就是利用大雾作掩护、使德国空军找不到轰炸目标。1942年5月美日在珊瑚海战役中，双方损失航母各两艘。但日本的"瑞鹤号"航母却因驶入多云的海区而安然无恙，而美军轰炸机却把大堡礁误认为是"瑞鹤号"航母而狂轰滥炸。二次大战期间，德军还利用人工造雾掩护鲁尔工业区等免造空中轰炸。
2、气象条件是确定作战时机的重要因素
根据天气变化选择作战时机是取得战场主动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刘伯承元帅在战争生涯中总结出利用"黑夜、风雪、下雨和大雾"等天气出奇制胜消灭敌人的经验。现代战争中多是采取多兵种、大兵团协同作战，对于初战时机的天气要求更为严格，要求气象情报更加及时和准确。
众所周知，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战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直接参加登陆作战的总兵力达280万人，参战的舰艇和运输船达6500余艘，作战飞机1100多架。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一举粉碎了纳粹德国的"大西洋堡垒"，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奠定了"二战"反法西斯全面胜利的基础。然而，作战时机的选择是实施登陆计划是否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战时参谋部的地理学家和气象专家为登陆时机的选择可谓费尽心机。当时考虑的因素及决策过程如下所述。
诺曼底地处高纬度，6月份白昼时间长，一般4时天亮，6时日出。盟军既需要夜幕掩护部队悄悄航渡，又需要有天亮后的一段时间辨认滩头目标，实施准确的炮击和登陆艇冲岸运动。另外，诺曼底海区为半日潮，平均潮高5.4米，海滩坡度平缓。陆军希望最高潮时登陆，以缩短涉滩距离；海军则要求最低潮时登陆，以便舰艇在水下障碍物以外抢滩；空降兵最好是在满月时空降，以保证准确地降在指定区域。经过地理学家们的综合推算，能满足三军要求的日子只有6月5-7日这三天。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泰勒等最后确定6月5日登陆，第一梯队上陆时间为6时30分至7时45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自6月1日盟军进入登陆上船地域起，英吉利海峡出现了20年来从未有过的狂风恶浪，根据气象后勤部门的预测，原定登陆的6月5日，天气也极为恶劣。6月4日上午，盟军被迫将登陆日期推后一天，并急召盟军气象专家斯塔格上校（瑞典籍）等商定对策。艾森豪威尔满脸愁容，恳切请求专家们再度分析天气形势，看看还有没有一线机会，否则盟军登陆部队难免因暴露而遭到打击。斯塔格等专家根据高、低空等压线图，经过冷静分析，认为5日早晨大西洋上空已出现一个不断加强的低压槽。由于冷锋的影响，在冷锋过后低压槽到来之前，会有24小时适合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天气。艾森豪威尔沉思片刻后当机立断，下达了6日清晨实施登陆作战的命令。1944年6月6日清晨，英吉利海峡果然风势渐缓。5时50分，万炮齐吼，诺曼底海滩弹落如雨。6时30分，第一批登陆兵在隆隆的炮声中奋勇冲向岸滩……一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战役终于拉开了帷幕，并最终以盟军的成功而告终（图７、图８、图９）。
近代许多战略家都认为："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命脉，谁就可以称霸世界"。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冒天下之不韪，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并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第十七个省。海湾地区这个世界"油库"成了名副其实的"火药桶"。8月7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议联合国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伊拉克虽然经济元气大伤，但萨达姆并未有妥协的迹象。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向伊拉克动武的决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从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向海湾地区进发。一时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境内驻满了美国部队。多国部队的舰艇在波斯湾、地中海、红海海面上巡游，几十年未打仗的"独立"号及"中途岛"号航空母舰、密苏里战列舰也来了；各种战机在海湾上空盘旋，雷达在不断扫描，导弹发射架竖起，战争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海湾上空。
对于何时发动对伊拉克的空袭和地面进攻，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是充分考虑了海湾地区一系列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才作出决定的。多国部队参谋总部有60多位地理、气象、宗教专家，经过反复研究，权衡利弊，选定在1991年1月17日为发动空袭日期，2月14日发动对伊拉克的地面攻势。因为每年的3月17日，是伊斯兰教民们斋月开始的时候，如果在斋月采取军事行动，则会被穆斯林认为是对安拉的亵渎，必然会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极大愤慨，从而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美国要想赢得这场战争，势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美军将开战定在1月份，想尽早赶在斋月之前结束这场战争。而且，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一带每年春季都有一段时间出在沙漠风暴的袭击之中，这种恶劣的天气不但会使远道而来、不服水土的多国部队战斗力下降，而且对空中飞行和导弹的发射也不利。美军气象水文人员预测海湾的无月之夜是：1月12日至20日，2月10日至18日，3月11日至19日；海湾涨潮的时间是：1月3日至7日和17日至23日，2月1日至6日和16日至21日；3月2日至7日和17日至22日。如果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考虑，1月17日正是"无月之夜"和"涨潮之夜"，这样才有利于舰艇靠近伊拉克水面而少触雷，有利于舰载轰炸机的隐蔽与攻击。1月17日，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林等国空军基地的F-17隐形轰炸机、F-15战斗机、B-52轰炸机，巡航在地中海波斯湾、红海的美国航母、战列舰上发射的"战齐式"巡航导弹等分别从东西、南面、西北面飞向伊拉克的军事指挥中心，炼油厂、通讯联络中心、导弹基地、雷达阵地。军用机场等。如万箭齐发，进行"地毯式"轰炸，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第二课时 水文与战争
地球上的水分布广泛，全球约有四分之三的面积覆盖着水，其中海洋水台地球水储量的96.5%，海军航行和作战中利用洋流加速航行，利用潮汐登陆作战是常规作法。陆地上的江河、湖泊、水库分布也很广泛，对军事行动影响也很大。在战争中，水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水和粮食一样，是保障部队战斗力和生存力的重要物质。二是河流往往因其障碍作用而成为战区的自然分界线，而其通航作用及其干支流上水库的危害作用往往成为攻方的的首选通道与目标。三是海军各兵种的作战行动，需要提供活动海区的风、浪、雾、能见度、潮汐、海流、水温和盐度、海水密度跃层等水文气象保障。
关云长"水淹七军"是古代水战的典范。明代郑成功利用潮汐规律成功地登陆并打败了台湾岛上的荷兰殖民者。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命令炸开黄河防洪大堤，虽在一定程度上阻延了日寇进攻中原的进程，但却使南岸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叙利亚和以色列的"戈兰高地之争"实际上就是争夺水源。二战末期德国潜艇曾利用直布罗陀海峡底层密度流逃出地中海。凡此种种，足见水的存在及其运动规律在战争中的运用。二战末期德国潜艇曾利用直布罗陀海峡底层密度流逃出地中海。
一、河流的障碍作用
横在前进方向上的江河是进攻的天然障碍。部队进攻时，遇到大的江河则人员难以涉过，机械化部队机动受阻；它还能隔断铁路、公路的正常连续性，为此必须修造桥梁。而桥梁本身就是交通线上易被摧毁的目标。另外，江河水面平坦，视界、射界开阔，便于观察和射击，有利于发扬火力。
因此，大型江河对于防御一方是一种天然屏障，可以凭险扼守；对于进攻一方则是必须逾越的障碍。在中俄边界有额尔左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这几条大河，部队逾越困难，是我国东北边防的天然屏障。可以祢补我国东北防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陷。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曾凭长江天险的屏障作用，作出"两分天下，隔江而治"的妄想策略，制定和实施沿江驻防、坚固防守、封锁江面的军事策略，也的确起到过一定的作用。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抓住春季长江汛期未到水位偏低的有利时机（图１０），一举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为了长期占领西奈斗岛，于1969--1971年沿苏伊土运河东岸构筑了筑垒防御体系，旨在阻滞埃及军队强度运河，同时也作为以军向运河西岸进攻的出发基地。
1973年，埃及军队经过周密策划，用高压水笼头冲垮了以军构筑的沙堤防线，用不到一个昼夜的时间，奋力突破了这道运河防线。
二、河流的航运作用
河流纵贯作战地域时，障碍作用就变成了航运作用。因为战
时的河流不会像公路、铁路那样容易遭到根本性的破坏。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其中一条就是长江水路，并在短时间内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图１１)。
运河的开凿可以满足交通和运输上的需要。我国的京杭大运河曾对南北物资的交流起过积极的作用。国际性的运河，如沟通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是世界性的交通咽喉和经济命脉，往往是国际冲突和战争热点。巴拿马运河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便捷通道。1903年，美国从战略的利益出发、迫使巴拿马政府与之签定了不平等的《美巴条约》，取得运河的开凿权和使用权。1977年9月巴拿马人民迫使美国重新签定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拟1999年底全部收回巴拿马运河管理权。1990年，美国又再次违反国际法，以保护美侨利益为名入侵巴拿马。目前巴拿马仍有14处美军基地，美国的南方军司令部竟然设在巴拿马。因此有人讲巴拿马运河是美国国防的生命线。
三、河流的危害作用
河流的危害作用主要表现在洪水泛滥和河流污染方面。洪水泛滥不但增大了障碍作用，而且可以直接损害人员和装备、防御设施，直接威胁到部队的安全。平原地区的大河泛滥是一种威胁很大的特殊作战手段。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竟然命令部队炸开花园口大堤（图１２），致使黄河洪水淹没了豫、皖、苏三省44县，溺死者达89万人（图１３），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但仍然未能阻止日军西进。
水库是一个极易遭到破坏，而且被破坏后洪水危害大，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战略目标，战时有着特殊的军事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专门发明了一种能在夜间轰炸水库的特重型炸弹，用于轰炸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莫奈与埃代尔水库。这两个水库是鲁尔工业区的重要电力来源，并为附近提供了巨大的灌溉农业区。英国空军运用新式轰炸机的夜导航装置，将两个水库大坝分别炸开了30米和50米的缺口，几小时内下游的铁路、公路、大堤、农田和小电站全被冲毁，达到预期效果。1952-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出动多批次、上百架的轰炸机，轰炸朝鲜北部的水丰水库、甲山水库、长津水库、德山水库及相关的水电厂、变电所、水闸等整个水库堤坝系统，引起洪水泛滥，农田被淹没，铁路、公路及桥梁被冲毁，电力供应长时间中断，给中朝军队的后勤运输与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四、利用潮汐规律登陆作战
一般来讲，海水涨潮时，登陆舰艇能最大限度地靠近海岸，减少登陆涉水距离，减少因登陆时间过长带来的伤亡。朝鲜战争期间，麦肯阿瑟虽然也认为海军参谋人员提出仁川登陆有不利的地形和潮汐情况。但它同时认为：如果仁川登陆成功并占领了附近的汉城，就可以切断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并封锁整个半岛南部：迫使朝鲜人民军不战自溃。麦肯阿瑟善于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作出战略决策；也善于根据具体战区的地形，水文、气象情况选择作战时机。当时，美军海军水文研究资料表明，仁川港潮水涨落的平均高差达20.7英尺，在世界上也少见。同时由于月球的位置关系，预定进攻仁川的那天（时间已不宜提前或推后），潮水涨落差高度将超过30英尺。当仁川的潮水处于低潮时，多少世纪以来由黄海海水冲积而成的堤岸从海滨向海港延伸至2英里长，这么长的滩头阵地极不利于冲击登陆。随着潮汐的起伏，潮水进入海港的水道飞鱼峡是狭窄和弯曲的，它不但成为敌方布雷的一个理想地点，而且在一个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地点上，任何一艘舰船沉没都可能封锁海峡，使登陆的船只不能通行。更为紧要的是，预定做战的那一天，海水的第一次涨潮高峰将出现在早晨6时59分，下午的高潮则在晚上7时19分出现。也就是说，在日出半小时、高潮之后两小时内，多数担任进攻的舰艇将在仁川泥岸的浅水地域中搁浅而成为岸上炮兵攻击的死目标。而且，两栖部队要在早晨大约只有2小时的时间内有效压制仁川港月岛的火力，而此段时间内朝鲜方面的增援部队可能集结并增援仁川港，登陆部队是难以打败仁川守军去进攻汉城的。当然，朝鲜人民军也可能正因为因此而疏于防备。麦肯阿瑟利用朝鲜人民军在仁川的防备较弱这一有利条件，1950年9月12日拂晓，指挥驻日本的美军第七师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出其不意地实施了登陆，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登陆部队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一举成功，并迅速占领了汉城。结果朝鲜人民军因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又受到来自仁川、釜山的南北突击，形势一落千丈，兵败退至鸭绿江。
第三课时 地形与战争 植被与战争
一、地形与战争
１９３８年的３月中旬，刘、邓、徐三人来到三八六旅旅部后，经过不断地思考和讨论，战役部署基本定下来了。刘伯承指着地图上的黎城说："孙子兵法上讲，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黎城是敌人交通运输线上的一个枢纽，地处邯长大道中部，又是兵站集中地，守备兵力薄弱，为敌所必救者。我若于黎城方向用兵，涉县、潞城之敌必然出兵相救。涉县敌只有四百多人，不会出动多少兵力，潞城敌有二千多人，又都是精锐部队，一定会出动大集团救援黎城，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邯长道上设伏歼灭敌人。"邓小平用手支着下巴听着刘伯承的分析，深感刘伯承用兵巧妙。他跳起来走到地图前，指着浊漳河畔的潞河村说："敌人援兵肯定是来自潞城。这样，我们可以在潞河村地区设伏，这里离潞城不远，骄狂的敌人万想不到我们会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设伏，正好攻其不备。"
作战股长周希汉把大军用地图挂在墙上，让大家看着地图研究地形。从地图上看，位于潞河村附近的神头岭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伏击地点，这里山势陡峭，公路从崇山峻岭之中的沟底蜿蜒而来，我军若在公路两旁的山岭上布下伏兵，鬼子插翅难逃。可以说，在邯长大道上，再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地点了。但陈赓问道：谁实地看过神头岭的地形？干部们叫问住了，面面相觑，不作一声。陈赓问道："都没有看过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原来神头岭的地形根本和地图不符，邯长大道不是从沟底穿过，而是从沟底爬上了山梁。这是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公路便穿过山梁而去。路边有过去国民党军做的工事，年深日久，工事塌陷。山梁上连棵小树都没有，不要说埋伏几千人的大军，连个小猫也没有地方藏。"
看了一会，为防止暴露作战意图，陈赓率干部们下了岭，返回驻地，当晚，陈赓召集干部会议，继续讨论伏击地点。干部们原来都寄希望于神头岭，神头岭地形却根本不能埋伏……陈赓站起来了，缓缓地说："我看还是在神头岭埋伏。"干部们以为听错了，异口同声地反问："神头岭"陈赓用巴掌拍着地图说："对，神头岭。"
这个办法太妙了，也太悬了，万一敌人发现神头岭上的交通壕里藏着三八六旅，那就糟了。陈赓问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你说独木桥上打仗，谁占便宜"徐深吉说："当然是先动手的占便宜。"陈赓说："这不就对了，只要我们隐蔽好，动作突然，一定能打好这一仗。"
陈赓已经知道，来犯之敌为敌１６师团粕谷部队的精锐。陈赓从望远镜中发现一股敌军爬上神头岭后，突然向七七一团的方向走去，心里一阵紧张，莫非敌人发现了七七一团他再仔细观察，发现敌寇又改变行军方向，沿战壕向前走去，原来敌人是嫌大道中间尘土大而挪到道边前进，对于旁边脚下那些司空见惯的旧战壕理都不理。敌军进入了伏击圈，七七二团团长、前线总指挥叶成焕发出攻击命令，顿时，路旁的战壕里飞出千万颗手榴弹，神头岭顿时变成了一座爆发的火山。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补充团数千健儿喊着杀声，从战壕里涌出来，向敌寇冲去。当神头岭战场上敌我双方士兵杀成一团的时候，预伏在申家村的预备队、七七二团二营杀了上来。这个营以运动快速著称，他们的及时到来，顿使神头岭的战局发生变化，神头岭中段敌之主力基本被歼，鬼子成为刀下之鬼。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规模最大的三场战争，三场用兵规模相近的战争，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个中原因，世人众说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举足轻重。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一场当代军人从未目睹过的战争。战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宣称：要让海湾变成越南，让美国人在这里血流成河。而美国总统布什也为自己军队的伤亡做了充分准备：在海湾战区的战地医院、欧洲、美国本土共准备了46000张床位，1.5万个装尸袋，但预想的伤亡并没有出现。美国以146人陈亡、476人受伤的代价，轻易取得了胜利。有人说伊拉克败就败在武器水平比美国整整相差了一代，那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武器系统的差距又该有几代呢？其实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两国的地形，不难发现，地形却是影响战争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湾战争地形平坦（图１４）。
科威特领土完整，是被众多河床、干谷分割的荒漠平原，伊拉克境内沙漠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其余大部分也是平原。作为西方军事理论鼻祖的克劳寒维茨说："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对火力的防护"。海湾战场缺乏妨碍通行的高山峡谷，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在这种地形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让我们再来看看朝鲜战场的地形条件（图１５）
朝鲜全境大部分地区为高山和峡谷。北部是咸境山脉、狼林山脉和盖马高原，海拔2000以上的山峰有60多座；东部是从北向东延伸的平等山脉；南部是太白山脉和芦岭山脉；西南部为南朝鲜山脉。地势起伏的山地形成大量天然障碍和死角隐蔽区。这一带的地形显然对机械化部队的士兵是不适合的。这是一个适合打游击战的地方，正是靠双脚行军的中国步兵的理想战场。
比起朝鲜，越南的地形更让侵越美军头痛。
越南北部是由深谷切割而成的平行山系，海拔1500--3000米；南部是高原和台地，海拔500--1500米，山间溪流很多，河床落差较大，水流湍急，到处都是难以通行的热带密林和沼泽地，给地面部队的重型装备输送带来很大困难。
显然，朝鲜和越南的地形对侵朝、侵越美军的作战行动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
二、植被与战争
影响战争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战争双方各自对自己火力的防护。当然，高技术武器本身的防护性能就要优越一些，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植被的防护功能看一看，不难发现，海湾战争不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的。
海湾战场基本无植被覆盖（图１６），伊拉克领土的森林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3%，而科威特则仅占全部土地的0.1%，缺乏妨碍观察和利于隐蔽的茂密植被，使美军能够不间断地监视每一平方米的土地，连挖壕深埋的伊拉克坦克都成为精确制导武器攻击的大好目标。
而朝鲜全境不但多山，而且植被茂盛，森林和灌木林占全国领土的四分之三，茂密的植被非常利于军队隐蔽行动，对于熟悉本国地形、地貌的朝鲜卫国部队和善于打游击战的中国步兵来说，茂密的植被成了武器的倍增器。
海湾战场气候干旱，气象条件简单，科威特年降水量约125毫米，伊拉克北部年降水量有500毫米，但作为主要作战区域的南部，则只有100毫米或更少，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空中力量的美国空军来说，尤如鱼得水，似如虎添翼。
而朝鲜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向温带季风气候过渡的特点，天气变化多端，气候条件复杂，加上有利于隐蔽的茂密植被，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军的空中力量。
比起朝鲜，越南的气候更令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麻烦，
越南南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1600毫米，北部地区达到2800毫米，阴雨多，云层厚，美军空中力量的使用受到不少限制，而且，炎热潮湿的气候使武器装备容易锈蚀，在欧洲可使用10年装备，在越南用不了一年。加上多发的热带疾病，肆虐的蚊虫，很容易瓦解部队的战斗力，越南成为美国军人永远的梦魇（图１７）。
战争本身就是兵器在不同地形、不同植被、不同气候条件下的运用，这些地理因素有进会成为兵器的倍增器，有时也会成为兵器的衰减器，但却并不能决定胜负本身。随着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战略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也是极为显著的。
第四课时 地缘政治环境与战争
中国的地缘政治
一、地缘政治环境与战争
再让我们来看一看海湾战争是怎样营造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呢？萨达姆第一个就抛开了原来的主要支持者和武器提供者苏联。他的行为达成反对他的国际共识变得轻而易举，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价说："如果莫斯科支持伊拉克，美国的选择自由将受到严重制约"。不仅如此，伊拉克与邻国的关系更糟，北面的土耳其切断了伊拉克的输油管，允许联军利用土耳其的机场和基地攻击伊拉克；东面的伊朗与伊拉克打了八年战争，交恶更深；西面的叙利亚长春以来也是对手，它派出一个装甲元素周期律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攻伊拉克；南面的两个邻国，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则邀请美军大规模进驻，成为联军攻打伊拉克最大的前进基地。这种局面，使伊拉克只剩下"四面楚歌"四个字了。
在世界战争史上与一个强国对抗，不获得大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一个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中国站在朝鲜背后，一个拥有核武器和所有现代战争手段的苏联又站在中国背后，成为朝鲜战争最后结局的关键因素。当志愿军空军以中国东北的机场为基地出动到朝鲜作战，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不敢像麦克阿瑟鼓吹的那样"穷追"进入中国东北的领空作战。越南战争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惜重大民族牺牲，先后向越南派出共30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部队，并从武器、弹药到粮食、被服等提供了巨额无偿援助。在战争的严重时刻，中国政府严正声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广阔后方，7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盾。在这种国际环境中进行战争的美国，不得不对自己的行动加以限制。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美国人感受到了"戴着镣铐跳舞"的滋味。这就是地缘政治中战略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
地缘政治学，学术史上也可以被称为"地理政治学"，是从空间或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或者说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空间配置的一门学科。
尽管当各国学者在提及"地缘政治"这一范畴时，所指不尽相同，但在笔者看来，综合各家各派之说，以及考虑到诠释有关问题之所用，一种切实有效的地缘政治研究至少大体上应指涉以下三个方向的基本内容：
第一，从传统上说，由于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国家战略与空间区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怎样的地理区域会成为大国间竞争的枢纽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研究地关键。就像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强调"陆权说"，以及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强调"海权说"那样，地缘政治学需要确定在不同历史条件与不同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之下，怎样的地理区域得以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
第二，从地缘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国家间政治总体上可以表现为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一个过程是由于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均衡而引起的大国力量的聚合与发散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可被称为是称霸过程。这个过程乃是称霸一方的战略控制与影响、管理体制从本土到域外的移植扩散以及思想文化辐射的空间扩展过程。而另一个过程乃是对于大国称霸过程的合纵联横式的抵制消解过程。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地缘政治过程有时也被称作"标准地缘政治过程"与"替代地缘政治过程"。
[i]大体意思是，前者是一个以霸权国家的实力、体制与思想向疆域之外推行"标准化"的扩张进程；而后者是力图取代霸权，对上述过程进行阻遏，或者是在扩张间歇期乘隙得以替代的势力均衡过程。显然这两个相反的过程在当代条件下不光表现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心理等多种因素的错纵交织，而且表现出扩张与聚敛、整合与分化的互相交替与互相交错。
第三，如果从70年代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已经被大大地人文化的角度出发，那末当代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具有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福祉的功能的知识门类，它所提供的不应只是大国争霸的理论工具，而理应是推动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繁荣进步的思想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地缘政治角度构想未来国际社会以怎样的空间组合与建构来实现大国关系的协调发展，怎样使得非均衡发展的大国力量能够在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空间关系中得到均衡，怎样使得各国的利益与理念能够在互补互利、生生不息的国际共同体中得以实现，这应该是各国，首先是各大国在构想未来国际战略时的基本出发点与长远利益之所在。
首先，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与对石油资源的竞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就石油资源而言，其一是人们被告知，今后的几十年将是人类采掘石油资源的能力达到顶峰，尔后，随着石油资源藏量的减少而将逐渐进入一个石油资源的短缺时期。在人类还没有能够成功发现其它能源替代物，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对能源需求势必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对能源前景的判断不能不使战略家们对石油生产产地垂涎三尺。尤其是在伊拉克已经成为紧随沙特阿拉伯之后藏量属世界第二的情况之下，对伊拉克的关注，当然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其二，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它对石油的浓厚兴趣，还直接来自于小布什政府官僚政治结构的特点，也即小布什政府中100位最具影响的官员中，一半以上与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着直接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小布什总统本人，也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
赖斯、商务部长埃文斯。2尤其是在共和党本届主政任期之内，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外交前所未有地被"私有化"了。根据美国学者的介绍，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于这样把国家战略与私人和企业集团利益如此不加掩饰地直接挂钩。其三，在9.11之后，美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直接目标，就是企图找到沙特阿拉伯的替代者。据沙特阿拉伯前石油大臣亚马尼的判断：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要减少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依赖。因此，伊拉克自然成为首选之国。
其次，伊拉克战争的发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背景之下寻找民主改革试验地的一次地缘政治努力。一方面，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政治影响在美国逐渐上升。"历史终结论"式的自由民主主义世界观加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式的精神感召构成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劲理念。小布什执政以及小布什周围新保守主义者为核心的梯队的形成使得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一次绝好的实践机会。而9.11事件的发生，又使得美国国民心理骤然膨胀，成为小布什政府实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依然是中东地区最大军事作战能力的国家。因此，美国始终怀疑阿拉伯地区此起彼伏的反美恐怖袭击与拥有伊拉克政权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萨达姆家族专制统治之下的伊拉克，特别是敢于宣示自己能够获得民众100%支持率这样的对西方民主的嘲弄，大大刺激了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欲念。
当9.11之后，美国有机会把反恐与民主改革这两项任务相互联系起来之后，特别当美国把中东地区作为首先"整治"的对象之后，伊拉克成为美国继征战阿富汗之后的首选目标，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
当然，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还在于美国更大的战略图谋。冷战终结之后，无论美国是企图对全球战略态势实施更大的干预，还是相反表现出退居本土的孤立主义倾向，都无法改变一个根本性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即美国始终是以处身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安全岛的地理区位与欧亚大陆在发生着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是通过它与其盟友的一系列战略结盟关系，比如北大西洋关系，并且凭恃其雄踞第一的经济霸主地位在掌握欧亚大陆事务。而欧亚大陆的基本态势是欧洲、前苏联与中国分别处于战略抗衡状态。
冷战结束之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欧洲的整合与崛起成为冷战后欧亚大陆最为深刻最为值得关注的地缘政治变化。1992年初马斯特里赫特协议所规定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不光是立足于在全球化挑战背景之下形成对外抗争的统一实体，而且，由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失衡，也必须由欧洲联盟的进程来加以消化和解决。于是，在内外两种动力推动下的欧洲一体化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二，是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古老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之下延续20多年的高速并且稳定增长与发展，显示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巨大的发展潜能和对未来世界的巨大影响。尽管中国的战略家们从来没有过分乐观的自我预期，但美国朝野舆论都把中国看作为是今后15-20年中几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其三，尽管是一个于衰落中刚刚开始复起的俄罗斯也表现出潜在的发展势头，摆脱了旧体制的桎梏，以及经过十年转型的磨砺，俄罗斯显示出更为成熟与自信的态势。一方面是一个世界独有的资源大国，另一方面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经验也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后的不同程度的崛起不光被人们以"多极化发展"相称许，而且，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态，欧、俄、中之间出现了更多程度不等的合作与交往的吁求。正在出现的一个并非一定是来自主观愿望，但确是势不可免的客观发展趋势，乃是人们寻求在唯一超级大国欲求主宰世界事务背景之下的相互支撑，在各方都既保持并深化与美国的合作的同时，谋求抵御霸权与单边主义干扰的多边合作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从逻辑上说，与其说是对付伊拉克可能形成对美国的不期打击，还不如说为了应对正在欧亚大陆上，特别是欧盟、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可能形成的合作网络，这个合作网络即使不是出于"共同抗衡第三者--美国"的目的，也多少给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掌控多多少少带来不便。至于为何选中伊拉克来实施美国掌控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意图，其理由也很清晰：伊拉克既是向欧洲和向亚洲输出它们其极其需要的能源的咽喉要地，同时也是从战略上联结欧、俄、中三地的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地带"的关键部位。可谓是打击了伊拉克，便可牵一发而动全身。按照地缘政治学上经常沿用的公式：如欲掌握世界，必先掌握世界岛--欧亚大陆；如欲掌握欧亚大陆，必先掌握中东。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可见美国出击伊拉克远不止石油利益和输出民主的动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出大戏的序幕而己。
伊拉克战争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不是伊拉克，而是北大西洋关系中发生的"地震"10。法德俄坚决的反战态度鲜明地凸现了在"标准地缘政治过程"发生作用的同时，欧洲主要大国联合抵制霸权、反对战争的"替代地缘政治过程"也同时在聚集力量，对前一个过程进行牵制。这样两种地缘政治过程相向而行有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第一，是美国（某些问题上包括英国）与"老欧洲"法德的争论。对于这场争论可以作各种角度的分析，这里既有石油利益的分歧，包括对阿拉伯世界的不同态度，也蕴含着国内政治利益的考量，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基于对未来世界构成的不同理念。也即一个过去几个世纪中饱经战争创伤的"老欧洲"，比较主张未来世界在多元权力制衡空间中的运行，而不主张美国式的以等级制的金字塔结构来垄断世界事务。第二，是美国（在某些问题也包括英国）与法德俄这三个欧洲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之间的纷争。如果说，前一个分歧还较多的是理念与政治文化的纷争的话，那末在这一层面上则更多地带有地缘政治的色彩。让美国众多政治家跌破眼镜的是，在9·11刚刚修好与美国关系的俄罗斯，这次也立场鲜明地站在反战阵营这一边，从而形成了一种"欧洲大陆型"政治抗衡"海洋型政治"的架势。尽管这样一种态势所包含的深层含义还有待揭示，但至少，法、德、俄之间和英、美之间各自具有较多共同的地缘政治特性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地缘政治特性不光体现在对外战略与利益方面的某些共性，而且也反映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方面某些共同趋势。比如，俄罗斯之所以在伊拉克战争中比较地接近于法德，不光是因为对于伊拉克问题有着与法德较为接近的看法和利益，而且在内部态势上，总的来说，俄罗斯比较接近于大陆欧洲。第三、美英之间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虽然，对伊拉克之战是在白宫决策圈子中几年之前早就开始酝酿此事，但是，英国始终对美国起着重要牵制作用。虽然美英间在开战问题上紧密合作，但在战后重建问题上，英国坚决主张依据联合国来推进伊拉克的重建工作是其中最为醒目的表现。英国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差异在于英国始终没有忘记要在美国与欧洲大陆间起到桥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的角色与英国相似，也即俄罗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欧亚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还有着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与美国直接交往的空间。9·11之后，大大加强了的美俄关系、以及俄罗斯始终顾忌自己会被作为欧美世界局外人而最终被排除出局的心态也总是梦缠魂绕地左右着俄罗斯的反战立场：既是与法德共同反战，但也始终与之保持距离。第四，"新欧洲"的崭露头角。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东欧各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追随美国是白宫颇为得意之笔。除了上述各国的实际利益考量，比如有人认为西班牙之追随美国，是出于其在拉美实际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恐怕还是地缘政治杠杆在发挥作用。在美国而言，通过南欧国家形成对法、德的牵制和通过中东欧各国对法德与俄之间起到分化作用。在南欧和中东欧各国而言则是希望借重美国来对身边的欧洲大国起到制约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南欧与中东欧各国政府追随美国，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舆论则大多倾向于反战，这种状态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今后势将发散出的聚合力相交织，有人认为肯定会对它们的亲美倾向产生调整作用。
总之，"标准地缘政治进程"与"替代地缘政治进程"这两个方面力量相互消长与博奕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才见分晓的过程。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至少简单地断定当今世界只是一个"单极世界"，而忽略了正在形成中的多边力量所发挥的"替代"作用是不恰当的。尽管这种"多边替代"在可见的将来，还无法从根本上制约"单板世界"的独立特行。
二、中国的地缘政治
1、1949年－1959年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苏两国摩擦不断，盟友逐渐变成了对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结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等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进行着激烈的"冷战"，国际上反共反苏势力猖獗，这种国际形势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外交选择余地很小。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帝旗帜下夺取政权的，国际国内形势促使社会主义中国选择"一边倒"--联苏抗美战略。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实上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军事同盟关系。1950~1953年在朝鲜半岛上携手合作，抗美援朝。倒向苏联这一边，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援，中国收回了满洲铁路和旅顺军港（其装备无偿移交给中国），获得了3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及大量的其它经济、技术援助，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先后来华帮助我国建设。这些支援对新生的共和国是非常重要的。
建国后，我国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不承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及其相关权益。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1950年，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把战火烧到我国边境附近。我国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并出兵抗美援朝，与美国为首的十几个西方国家对抗。由于法、美等国侵略中国南部近邻越南，中国还深深卷入了越南的抗美、抗法战争。因此，20世纪5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极为紧张，外交上较为孤立。
建国至50年代中期，我国外交的重点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创外交局面，努力在亚非地区寻找新朋友。例如：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救国战争，1954年亚非万隆会议上以"求同存异"原则与许多亚非国家和解，与印度、印尼、缅甸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1959年以前，我国与33个周边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兵匈牙利，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要求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中苏关系出现裂痕。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维持着合作关系，但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中国开始走出"一边倒"的局面，大力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积极推进世界革命。
共和国初期的联苏抗美外交战略，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得也有失，由于"一边倒"，引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及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恐慌和敌视，给国际反动势力掀起反共、反华浪潮提供了更多的藉口，使中国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前线，对抗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日本、韩国等趁机崛起。
2、1960年－1970年
1960年苏联单方面采取撤专家、毁合同、逼还债等行动，中苏彻底决裂，边界冲突连连。另一方面，美国继续敌视中国，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支持印度的反华活动，发动侵越战争。印度也挑起边界冲突。这一时期，我们既要反美（帝国主义），又要反苏（"修正主义"），外交局势特别严峻。同时，中国把支持和联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力量作为国际战略，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还大力推动日本、东南亚等地的革命运动（"革命外交"），甚至还曾发生"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违反外交公法的事件。另一方面，我国也积极推行睦邻政策，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发展了友好关系。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不再依附于苏联的地缘战略，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有了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在获得和维护这一地位的过程中，中国与外部势力的斗争是难免的。但我们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对地缘战略关系及自身的相关利益重视不够，造成战术上虽胜而战略上失利，一些邻国怕中国的革命烈火烧到本国而与我国对抗，中苏两国则几乎陷于战争状态。
3、1971年-1981年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诸多变化因素就成了70年代我国新的外交战略形成的背景。主要变化因素有：
第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败局已定，不得不开始全面收缩其在亚洲（包括台湾）的政治军事势力。
第二，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趁中美对抗之机实现了经济起飞，使中国面临新的、不利的地缘战略形势，而且在这一地区已看不到近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
第三，中苏边境地区发生几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甚至有战争的危险，中国军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第四，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使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国家和人民需要安定和休养生息。
第五，在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得到恢复，美、日等西方国家不得不主动谋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在上列背景下，我国的外交政策逐步倾向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由积极推动世界革命的进攻性战略转向注重国家实利的防御性战略，由反美反苏转向和美反苏。1972年，我国与美国结束对抗关系，1979年元旦与美国正式建交。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迅速正常化（1972年建交），与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70年代，我国先后与近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9年底，共有12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外交局面有了根本变化，形成了力量不平衡的美、中、苏准三角关系。但是，我国与苏联、越南、印度的关系仍很紧张。
4、1981-1989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推行和平外交。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有三大特征。
首先，积极与美、日、英等发达国家发展和平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成功地维持了一个较为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大量吸纳海外资本、技术和拓展海外市场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和平谈判方式，于1984年和1987年分别与英国、葡萄牙达成了中国恢复行使香港、澳门主权的条约。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我国胜利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
其次，积极与苏联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与苏联多次谈判，逐步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1989年中苏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使我国北方的军事安全形势有了根本好转，大大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再次，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优化国际（特别是周边）环境。我们积极谋求与印尼等国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努力与新加坡等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和平与互利合作的关系，逐步与越南、蒙古、印度等国实现和解。
这一时期，我国逐步推行现实的和平外交战略，国家利益逐渐摆到了中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单方面宣布裁军100万，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5、1989年以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9年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曾利用西藏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香港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频频挑起冲突，遏制中国发展。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出现过许多曲折，双方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魂的较量。中国充分运用中国的地缘、民族优势，以日益扩大的市场为武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原则，既积极反击西方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与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又努力维持和发展与他们的和平与互利合作关系，努力避免与美、日等世界强国对抗（中日、中美关系见另节和第八章）。整个90年代，我国与美国出现多次冲突，双方多次达成妥协。
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并积极谋求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中国终于与美国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这是中国继续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努力发展互利合作对外关系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通力合作，解决了两国边界划界的问题。中俄合作的加强和战略协作关系的建立，有力地牵制了西方对我国的遏制行动。
我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与纳米比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南非、文莱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98年，中国已与世界16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参加了400多个国际组织、100多项国际公约。我国与东盟积极发展睦邻伙伴关系，与韩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与越南达成建立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的共识。我们以"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原则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拓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范围和领域。
近年来，国际霸权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威胁不断增强，中国公开反对霸权主义，积极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倡导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
自古以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是领兵打仗的将帅或幕僚必备的基本素质。
1833年，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将地理因素列为影响战争的五大因素之一。美国近代战略家约翰·柯林斯认为："战略家们，不管属于哪个学派，都发现以武力为基础的任何战略，几乎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环境上"。由此可见，地理环境是影响战略决策、战争进程与胜负的重要因素。
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可大可小，小到利用土堆来隐蔽、观察和射击，大到选择战略性的海外军事基地和大气层的核弹头通道。譬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借东风"火烧曹操大军，海湾战争中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选择了"无月之夜"和"涨潮之夜"作为"沙漠风暴"进攻伊拉克的作战时机(图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武器也不具备"全天候"功能，而且其功能的发挥还取决于战场的地理环境。美国军界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了人工地下核实验诱发地震，人工制造磁暴破坏无线电通讯、人工在大气层喷射吸收太阳辐射的物质来改变战区大气温度等实验，试图运用高科技手段改变战场地理环境，从而改变战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争进程，夺取战场的主导控制权。由此可见，在高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军事强国并未忽视地理环境对战略战术影响的研究，而且将研究的范围内过去的地面、水面进一步扩展到地下、海洋深处乃至太空层。
第一课时 气象与战争
气象因素对武器性能和部队战斗力的影响
一、气象与战争
我国古代有许多利用有利天时作战取得战场胜利的例子。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三国演义》中，官渡之战中的曹操就采用谋臣许攸的建议，利用十月"秋高气爽，物干风燥"的天气连夜奔袭袁绍军乌巢屯粮基地；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借东风"助周瑜火烧曹操水寨及岸上旱寨；夷陵之战中，陆逊又故伎重演，利用炎热干燥的伏旱天气火烧刘备七百里连营；既使是武将出身的关羽，也有利用10月份快行冷锋天气的"大霖雨、汉水溢的天时"，筑坝蓄水，水淹于禁七军的精彩战例。可见，天气对战争的影响，自古就受到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对国家都互相采取气象情报管制措施，视气象情报为国家机密。二战初期地处西风带下风向的德国只能利用过去50年间的英吉利海峡天气图及潜艇发回的零碎天气资料，无法预测英伦三岛的天气变化。只好在挪威、冰岛、英陵兰岛、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扬马延岛（北冰洋腹地）设置秘密气象站。1940年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袭摧毁了这些气象情报站，迫使德国在北海建立临时拖网气象船队或空降气象情报人员到英国本土去授集气象情报。但这些零碎不准确的气象情报始终未能帮助希特勒实施"炸平伦敦"的罪恶计划，希特勒只好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恶劣的天气。
一般来讲，参战时参谋部在制定战略、战役计划和临战时，都会充分注意和利用气象条件的。以1941年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为例，足以说明气象情报的重要性，以及利用气象条件的正确与否本身就是一种战场指挥艺术。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实施的战略突袭(图2)。
月份 政治与军事进程 气象情报动态
一月 山本司令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美军太平洋海军基地的设想。 日本气象观测船奉海军命令在西太平洋执行气象观测任务。
四月 山本将最后制定的夏威夷作战的具体方案送到日本"军令部"。
日本中央气象台在西太平洋的10个气象台站被海军全面接管。
七月 日本天皇决定加强临战体制，近卫内阁第三次改组，任命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为外相。
海军司令部找中央气象台台长冈田武松和预报科长藤原等谈话，要求他们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合作。藤原取代冈田任台长，协助军方进行气象备战。
八月 日本政府和军界决定暂时不对苏作战，专心致力于南方作战。海军加强备战准备。 气象情报实施新的临战体制。
九月
军方在海军大学进行"夏威夷作战特别图上演习"。同时提出利用北太平洋暴风雪带作"隐身草"保障舰队不被发现的设想。
海军联络官频繁进出中央气象台了解千岛群岛海域的气象情况，探询有无供舰船加油的好天气，以及可
否提前10天预报天气。
十月 东条英机军人内阁成立，正式采纳山本司令官的作战方案。 气象人员加紧分析研究千岛海域的中长期天气预报成果。
十一月 在择捉岛单冠湾集合待命的航母编队于26日出发，突袭命令定于12月7日。
气象人员奉命赴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收集情报，宣布日本国天气图为绝密。
十二月 7日早晨6点，舰载机起飞利用冷锋形成的碎云掩护突袭珍珠港的海军舰队和地面驻军，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日前日本气象工作进入"战时紧急状态"，气象通讯改用密码，天气预报等不再公开。
现代战争多采用长途奔袭、大机群、大舰群作战，故要求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区及邻近地区的天气情报。现代战争又是各军兵种协同作战，因而气象保障要求多层次、全方位、综合化。现代战争节奏快，尤其重视初战，因此气象保障要快速、准确，以选择有利的开战时机。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动用了全球气象自动化计算机网络系统，汇集遍布全球各地的气象资料。通过C3I计算机系统高速传输、处理、集成。最后成功选择了1月17日发动首次进攻的时机。毫无疑问，气象情报与保障将是未来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气象因素对武器性能和部队战斗力的影响
1、气温与战争
气温高低对武器性能和人体机能影响很大。严寒条件下，飞机、坦克、车辆等起动困难；橡胶轮胎强度下降，各种橡胶密封垫圈变脆、易裂；各种电子元件和器件的灵敏度下降；化学毒剂挥发变慢，染毒浓度在一定时间内不易达到，但持续时间长等。酷寒条件下，人员易冻伤，负重增加，消耗体力大，若是冰天雪地，还会引起雪盲。上述均会导致部队战斗力的下降。最典型的战例是1941年冬，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计划因严寒而惨败。这一年莫斯科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好像上帝站在俄国人一边"（图３）。
10月6日莫斯科下了第一场雪后，雨雪就没有断过；当时的最低气温为零下52度，近百万的德国士兵在冰天雪地里冻得发抖，道路泥泞不堪，机械化部队的大炮、坦克、汽车、摩托车在泥地里打滑。由于德国本土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季平均气温都在零下5度以上，从来没有像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莫斯科这样严寒。原来希特勒想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占领莫斯科的计划因遭顽强抵抗而拖延。德国士兵既缺棉衣，也少取暖设备，被冻病、冻伤乃至冻死的士兵就达10多万人，占莫斯科会战德军总伤亡人员50万的五分之一。德军原有较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可当寒潮过后的第二天早
晨，在泥泞中的大炮、坦克、汽车、摩托车被牢牢冻胶在地上动弹不得，甚至连枪栓也拉不开，德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而苏联士兵则不然，他们从小适应了这种寒冷气候，穿上了保暖棉衣、皮靴，戴着护耳冬帽；枪炮也上个保暖套，涂上了防冻润滑油，他们身着白色伪装服，手上拿着涂了白漆的枪支，脚踏滑雪板，灵活机动地英勇出击。这一仗从10月2日德军进攻开始，到12月6日苏军反攻，德军防线不断被突破并被迫后退300公里；苏军大败德军、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苏军将士和人民的士气，为苏军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图４）。
气温过高则造成机动车散热困难，耗油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甚至熄火；雷达、电子元件和橡胶部件加速老化；大炮的炮膛磨损增大、升温太快导致连续发射的弹数减少；战机因气温高，气压低导致发动机功率减少，起飞滑跑的距离就要增加。炎热的天气还使士兵容易疲劳、浑身泛力，易中暑，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以1990年的"海湾战争"为例，该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近10万人 进驻沙特阿拉伯安营扎寨。然而，沙特阿拉伯属典型的热带沙漠气候，7月份平均气温为36度，最高气温超过50度，夜间气温也在30度左右；晴天占90%以上，终日无云无雨、烈日当头，相对温度在30%以下，有时相对湿度为零。干燥炎热的空气加快了人体中水分的蒸发，在灼热的沙面烘烤下，即使不动的士兵每天也要喝23升水。更可怕的是，士兵们还要穿长衣长裤防化服装，背睡袋和食品。因抵挡不住炎热而中暑的士兵为数不少，大大影响了部队战斗力。另外，高温使各种望远镜和坦克瞄准器看到的景物失真，射击的准确度下降。高温也迫使美军战车艾姆布拉斯坦克频繁加油和加水，美军后勤部门几乎是跟在进攻部队的后面进行供水和供油。总体来讲，美军最终虽然取胜，但炎热干燥的气候确实使美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图５）。
2、降雨和雷暴
降水和雷暴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更加直接，危害更大。降水使能见度下降，观察射击困难；使道路泥泞，人员和车辆难以行近。降水使裸露的大炮、光学系统及其零部件、弹药等面临着锈蚀损坏、失效的可能。暴雨和雷暴可能使雷达和架空线路的通讯中断，也会导致飞机结冰、颠波、通讯中断甚至机毁人亡。暴雨和大风往往是挛生兄弟，它同样也影响舰艇舱面人员的健康和战斗力。舰艇遇上台风降水则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暴雨和连绵降雨还会引起江河泛滥、山洪爆发、冲毁交通线路和桥梁，甚至使部队无法前进。虽然降雨和雷暴对攻守双方都不利，但总的来讲对攻方的危害更大。例如1944年6月6日艾森毫威尔率领的盟军从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就迅速在登陆岸滩建立了人工防波堤、人工港，以便运输弹药、燃料、食品和方便后续部队上岸，为此花费了近4000万英镑建立了两个中等规模的人工港口。可谓是"防患于未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6月19日天气骤变，狂风暴雨席卷了英吉利海峡，盟军800多艘舰船被风暴吹走或受损搁浅于岸边，防波沙堤和4公里长的人工舟桥在风浪中消失，许多车辆、武器装备受损或被卷走。据称，这场80多小时的风暴比前两个星期德军阻击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3、风与战争
风与军事活动的关系极为密切。风使各种炮弹弹丸的飞行路径发生偏离，弹着点远离目标区。强逆风还会降低徒步行军和车辆行使的速度，延长行军时间。大风容易使舰船偏离和迷失方向。在海战中，逆风容易使人眼睛疲劳、观察能力下降，降低舰上武器的威力，所以应争取占领上风海域。海上的狂风通常还和巨浪联系在一起，能掀翻舰船，摧毁港口及军用设施。航空母舰则相反，因为飞机的起飞和降落通常选择逆风，以便缩短滑跑距离。飞机的起飞降落通常是选择逆风以便缩短滑跑距离。风还可以影响生化毒剂的浓度、染毒持续时间及传播的范围，最佳时机是顺风且比较稳定、风速不大的情况。1984年10月31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1939年9月14日侵华战争的"长沙会战"中以化学武器支援进攻的罪行。如图所示，9月2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因以150毫米榴弹炮和野炮、山炮各一个联队以及速射炮对国民党军队第2，175师新墙河、三街坊一线阵地进行火炮急袭，其中发射了大量的毒剂炮弹。8时整，其野战毒气队在8公里正面上施放毒气筒10000个。毒剂筒放出的毒剂烟云在2.5米/秒的东北风吹动下，越过新墙河滚滚扑向对面南岸的国民党守军，覆盖纵深达两公里。8时30分，日军第6师各步兵联队6000余人跟随在毒剂烟波之后，戴着防毒面具渡过新墙河，突入守军阵地。国民党守军第2师缺乏防毒面具，中毒者甚多，仅第12团就有400余人中毒当即失去战斗力。日军乘势攻占了新墙河、三街坊，荣家湾各阵地。以后日军只要前进受阻，便施放毒气筒，最后全面占领了这一方向的所有阵地。从这次作战中可看出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作法是：首先以施放毒剂支援步兵，夺占敌方的前进阵地和警戒阵地；在火力准备阶段，投放毒剂筒，掩护部队强攻；在夺取要点时以化学炮弹袭击守敌，当敌方反冲击时借助施放毒气掩护撤退。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把化学武器作为一种普种装备的特种武器和辅助作战手段，连续使用达8年之久，共施用毒剂2000余次，犯下了滔天罪行。
1938年8月22日6时30分，东南风，风速3米/每秒，无上升气流。日军波田支队第2联队和第3大队在赤湖东北城子镇朱庄向中国军队第81师两个营阵地施放毒剂筒420个，日军步兵带防毒面具紧随毒烟突入阵地，守军全部中毒，除3人轻伤撤离外，其余均被日军刺杀。事后日军报告中说:"对中毒严重不能行动者剌死300余人。
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1万多个气球将4.5万个炸弹和燃烧弹飘送到美国，引起森林大火，造成人员伤亡（图6）。
1942年，一个名叫荒川秀俊的气象专家向日本军部呈上一份建议书和一张气球炸弹的设计图。他在建议书中说，在长期研究中，他发现，在北太平洋中纬度地带1万米左右的高空存在一个由西向东强大而恒定的大气环流层，风速约为300公里小时。日本和美国处在相同的纬度上，如果从处于上风位置的日本释放若干个气球，悬挂一些炸弹，不出意外的话，气球炸弹便可以顺风飘到美国，实现轰炸美国本土的计划。
按照设计要求，气球炸弹在日本点火升空后，必须达到并保持在10058米的高度，因为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才有一股比较稳定的西风气流。为此，荒川在每个气球的吊篮里装上30个2-7
公斤的沙袋，当气球低于10058米时，由于大气压力的作用，固定沙袋的螺栓自动解脱，沙袋依次脱落，重量减轻，气球升高。而当飞行高度高于10058米时，气球气囊的一个阀门则会自动打开，排出部分氢气，气球体积变小，浮力减小，高度就降低。这样便可大致控制气球在大气环流层中处于合理的高度。同时，他们还在气球上安装计时器，一旦气球进入恒定气流，计时即开始。按照荒川秀俊的计算，如果气球炸弹平均以193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的话，48小时后就可抵达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蒙大拿州上空。如果想让气球再进一步深入美国本土，可以调整计时器以达到目的。当气球到达美国后，因为计时器的作用，氢气慢慢排出，气球浮力逐渐减小，气球炸弹便会逐个落地爆炸。荒川秀俊"气球炸弹"的可行性论证很快就被火烧眉毛的日本当局采纳。
从11月份开始，美国西部地区防卫司令部的威廉波准将就被连续不断的森林大火闹得狼狈不堪。濒临太平洋的美国西部，是内华达山脉和落基山脉相夹的广阔山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往年也有林火，但多发生在干旱的春季。这一年却反常，在寒冷多雪的冬天，也火警不断。消防队疲于奔命，驻军也被集中起来灭火。威廉波是防卫参谋长，那阵子却成了地地道道的救火司令。
1944年11月4日的美国《旧金山晚报》报道，俄勒冈州的一个山区小学组织学生旅游，发现了树梢上挂着的气球，孩子们出于好奇，拉动牵引绳，炸弹爆炸，5名小学生和1名女教师身亡。
美国西部居民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艰难地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寄希望于美国军队能有效地打击日本的"飘炸"行动。美国人也想使用气球炸弹攻击日本，但他们发现，由于高空总是刮西风，这些气球只能越过大西洋，飘到英国领土上空。
4、云和雾与战争
低云和雾对作战行动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能见度下降，因而降低了观察射击的准确性，使飞机难以起飞和降落，给舰艇编队航行，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线带来困难。在低温下形成的雾淞会影响有线通讯甚至使线路中断，车辆因大雾而无法行驶。在中低云飞行的飞机容易产生积冰和颠簸。雾和云还因为吸收各种电磁波而影响到导弹发射的准确度，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战斧"巡航导弹的命中率只有50%-60%，原因就是云雾天气的干扰。雾对生化核武器影响特别明显，会抑制其的扩散速度和范围。云雾因能见度差而具有一定的隐蔽作用。1940年英法联军成功地从敦刻尔克撤退，就是利用大雾作掩护、使德国空军找不到轰炸目标。1942年5月美日在珊瑚海战役中，双方损失航母各两艘。但日本的"瑞鹤号"航母却因驶入多云的海区而安然无恙，而美军轰炸机却把大堡礁误认为是"瑞鹤号"航母而狂轰滥炸。二次大战期间，德军还利用人工造雾掩护鲁尔工业区等免造空中轰炸。
2、气象条件是确定作战时机的重要因素
根据天气变化选择作战时机是取得战场主动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刘伯承元帅在战争生涯中总结出利用"黑夜、风雪、下雨和大雾"等天气出奇制胜消灭敌人的经验。现代战争中多是采取多兵种、大兵团协同作战，对于初战时机的天气要求更为严格，要求气象情报更加及时和准确。
众所周知，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战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直接参加登陆作战的总兵力达280万人，参战的舰艇和运输船达6500余艘，作战飞机1100多架。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一举粉碎了纳粹德国的"大西洋堡垒"，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奠定了"二战"反法西斯全面胜利的基础。然而，作战时机的选择是实施登陆计划是否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战时参谋部的地理学家和气象专家为登陆时机的选择可谓费尽心机。当时考虑的因素及决策过程如下所述。
诺曼底地处高纬度，6月份白昼时间长，一般4时天亮，6时日出。盟军既需要夜幕掩护部队悄悄航渡，又需要有天亮后的一段时间辨认滩头目标，实施准确的炮击和登陆艇冲岸运动。另外，诺曼底海区为半日潮，平均潮高5.4米，海滩坡度平缓。陆军希望最高潮时登陆，以缩短涉滩距离；海军则要求最低潮时登陆，以便舰艇在水下障碍物以外抢滩；空降兵最好是在满月时空降，以保证准确地降在指定区域。经过地理学家们的综合推算，能满足三军要求的日子只有6月5-7日这三天。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泰勒等最后确定6月5日登陆，第一梯队上陆时间为6时30分至7时45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自6月1日盟军进入登陆上船地域起，英吉利海峡出现了20年来从未有过的狂风恶浪，根据气象后勤部门的预测，原定登陆的6月5日，天气也极为恶劣。6月4日上午，盟军被迫将登陆日期推后一天，并急召盟军气象专家斯塔格上校（瑞典籍）等商定对策。艾森豪威尔满脸愁容，恳切请求专家们再度分析天气形势，看看还有没有一线机会，否则盟军登陆部队难免因暴露而遭到打击。斯塔格等专家根据高、低空等压线图，经过冷静分析，认为5日早晨大西洋上空已出现一个不断加强的低压槽。由于冷锋的影响，在冷锋过后低压槽到来之前，会有24小时适合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天气。艾森豪威尔沉思片刻后当机立断，下达了6日清晨实施登陆作战的命令。1944年6月6日清晨，英吉利海峡果然风势渐缓。5时50分，万炮齐吼，诺曼底海滩弹落如雨。6时30分，第一批登陆兵在隆隆的炮声中奋勇冲向岸滩……一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战役终于拉开了帷幕，并最终以盟军的成功而告终（图７、图８、图９）。
近代许多战略家都认为："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命脉，谁就可以称霸世界"。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冒天下之不韪，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并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第十七个省。海湾地区这个世界"油库"成了名副其实的"火药桶"。8月7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议联合国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伊拉克虽然经济元气大伤，但萨达姆并未有妥协的迹象。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向伊拉克动武的决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从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向海湾地区进发。一时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境内驻满了美国部队。多国部队的舰艇在波斯湾、地中海、红海海面上巡游，几十年未打仗的"独立"号及"中途岛"号航空母舰、密苏里战列舰也来了；各种战机在海湾上空盘旋，雷达在不断扫描，导弹发射架竖起，战争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海湾上空。
对于何时发动对伊拉克的空袭和地面进攻，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是充分考虑了海湾地区一系列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才作出决定的。多国部队参谋总部有60多位地理、气象、宗教专家，经过反复研究，权衡利弊，选定在1991年1月17日为发动空袭日期，2月14日发动对伊拉克的地面攻势。因为每年的3月17日，是伊斯兰教民们斋月开始的时候，如果在斋月采取军事行动，则会被穆斯林认为是对安拉的亵渎，必然会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极大愤慨，从而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美国要想赢得这场战争，势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美军将开战定在1月份，想尽早赶在斋月之前结束这场战争。而且，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一带每年春季都有一段时间出在沙漠风暴的袭击之中，这种恶劣的天气不但会使远道而来、不服水土的多国部队战斗力下降，而且对空中飞行和导弹的发射也不利。美军气象水文人员预测海湾的无月之夜是：1月12日至20日，2月10日至18日，3月11日至19日；海湾涨潮的时间是：1月3日至7日和17日至23日，2月1日至6日和16日至21日；3月2日至7日和17日至22日。如果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考虑，1月17日正是"无月之夜"和"涨潮之夜"，这样才有利于舰艇靠近伊拉克水面而少触雷，有利于舰载轰炸机的隐蔽与攻击。1月17日，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林等国空军基地的F-17隐形轰炸机、F-15战斗机、B-52轰炸机，巡航在地中海波斯湾、红海的美国航母、战列舰上发射的"战齐式"巡航导弹等分别从东西、南面、西北面飞向伊拉克的军事指挥中心，炼油厂、通讯联络中心、导弹基地、雷达阵地。军用机场等。如万箭齐发，进行"地毯式"轰炸，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第二课时 水文与战争
地球上的水分布广泛，全球约有四分之三的面积覆盖着水，其中海洋水台地球水储量的96.5%，海军航行和作战中利用洋流加速航行，利用潮汐登陆作战是常规作法。陆地上的江河、湖泊、水库分布也很广泛，对军事行动影响也很大。在战争中，水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水和粮食一样，是保障部队战斗力和生存力的重要物质。二是河流往往因其障碍作用而成为战区的自然分界线，而其通航作用及其干支流上水库的危害作用往往成为攻方的的首选通道与目标。三是海军各兵种的作战行动，需要提供活动海区的风、浪、雾、能见度、潮汐、海流、水温和盐度、海水密度跃层等水文气象保障。
关云长"水淹七军"是古代水战的典范。明代郑成功利用潮汐规律成功地登陆并打败了台湾岛上的荷兰殖民者。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命令炸开黄河防洪大堤，虽在一定程度上阻延了日寇进攻中原的进程，但却使南岸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叙利亚和以色列的"戈兰高地之争"实际上就是争夺水源。二战末期德国潜艇曾利用直布罗陀海峡底层密度流逃出地中海。凡此种种，足见水的存在及其运动规律在战争中的运用。二战末期德国潜艇曾利用直布罗陀海峡底层密度流逃出地中海。
一、河流的障碍作用
横在前进方向上的江河是进攻的天然障碍。部队进攻时，遇到大的江河则人员难以涉过，机械化部队机动受阻；它还能隔断铁路、公路的正常连续性，为此必须修造桥梁。而桥梁本身就是交通线上易被摧毁的目标。另外，江河水面平坦，视界、射界开阔，便于观察和射击，有利于发扬火力。
因此，大型江河对于防御一方是一种天然屏障，可以凭险扼守；对于进攻一方则是必须逾越的障碍。在中俄边界有额尔左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这几条大河，部队逾越困难，是我国东北边防的天然屏障。可以祢补我国东北防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陷。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曾凭长江天险的屏障作用，作出"两分天下，隔江而治"的妄想策略，制定和实施沿江驻防、坚固防守、封锁江面的军事策略，也的确起到过一定的作用。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抓住春季长江汛期未到水位偏低的有利时机（图１０），一举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为了长期占领西奈斗岛，于1969--1971年沿苏伊土运河东岸构筑了筑垒防御体系，旨在阻滞埃及军队强度运河，同时也作为以军向运河西岸进攻的出发基地。
1973年，埃及军队经过周密策划，用高压水笼头冲垮了以军构筑的沙堤防线，用不到一个昼夜的时间，奋力突破了这道运河防线。
二、河流的航运作用
河流纵贯作战地域时，障碍作用就变成了航运作用。因为战
时的河流不会像公路、铁路那样容易遭到根本性的破坏。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其中一条就是长江水路，并在短时间内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图１１)。
运河的开凿可以满足交通和运输上的需要。我国的京杭大运河曾对南北物资的交流起过积极的作用。国际性的运河，如沟通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是世界性的交通咽喉和经济命脉，往往是国际冲突和战争热点。巴拿马运河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便捷通道。1903年，美国从战略的利益出发、迫使巴拿马政府与之签定了不平等的《美巴条约》，取得运河的开凿权和使用权。1977年9月巴拿马人民迫使美国重新签定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拟1999年底全部收回巴拿马运河管理权。1990年，美国又再次违反国际法，以保护美侨利益为名入侵巴拿马。目前巴拿马仍有14处美军基地，美国的南方军司令部竟然设在巴拿马。因此有人讲巴拿马运河是美国国防的生命线。
三、河流的危害作用
河流的危害作用主要表现在洪水泛滥和河流污染方面。洪水泛滥不但增大了障碍作用，而且可以直接损害人员和装备、防御设施，直接威胁到部队的安全。平原地区的大河泛滥是一种威胁很大的特殊作战手段。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竟然命令部队炸开花园口大堤（图１２），致使黄河洪水淹没了豫、皖、苏三省44县，溺死者达89万人（图１３），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但仍然未能阻止日军西进。
水库是一个极易遭到破坏，而且被破坏后洪水危害大，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战略目标，战时有着特殊的军事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专门发明了一种能在夜间轰炸水库的特重型炸弹，用于轰炸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莫奈与埃代尔水库。这两个水库是鲁尔工业区的重要电力来源，并为附近提供了巨大的灌溉农业区。英国空军运用新式轰炸机的夜导航装置，将两个水库大坝分别炸开了30米和50米的缺口，几小时内下游的铁路、公路、大堤、农田和小电站全被冲毁，达到预期效果。1952-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出动多批次、上百架的轰炸机，轰炸朝鲜北部的水丰水库、甲山水库、长津水库、德山水库及相关的水电厂、变电所、水闸等整个水库堤坝系统，引起洪水泛滥，农田被淹没，铁路、公路及桥梁被冲毁，电力供应长时间中断，给中朝军队的后勤运输与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四、利用潮汐规律登陆作战
一般来讲，海水涨潮时，登陆舰艇能最大限度地靠近海岸，减少登陆涉水距离，减少因登陆时间过长带来的伤亡。朝鲜战争期间，麦肯阿瑟虽然也认为海军参谋人员提出仁川登陆有不利的地形和潮汐情况。但它同时认为：如果仁川登陆成功并占领了附近的汉城，就可以切断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并封锁整个半岛南部：迫使朝鲜人民军不战自溃。麦肯阿瑟善于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作出战略决策；也善于根据具体战区的地形，水文、气象情况选择作战时机。当时，美军海军水文研究资料表明，仁川港潮水涨落的平均高差达20.7英尺，在世界上也少见。同时由于月球的位置关系，预定进攻仁川的那天（时间已不宜提前或推后），潮水涨落差高度将超过30英尺。当仁川的潮水处于低潮时，多少世纪以来由黄海海水冲积而成的堤岸从海滨向海港延伸至2英里长，这么长的滩头阵地极不利于冲击登陆。随着潮汐的起伏，潮水进入海港的水道飞鱼峡是狭窄和弯曲的，它不但成为敌方布雷的一个理想地点，而且在一个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地点上，任何一艘舰船沉没都可能封锁海峡，使登陆的船只不能通行。更为紧要的是，预定做战的那一天，海水的第一次涨潮高峰将出现在早晨6时59分，下午的高潮则在晚上7时19分出现。也就是说，在日出半小时、高潮之后两小时内，多数担任进攻的舰艇将在仁川泥岸的浅水地域中搁浅而成为岸上炮兵攻击的死目标。而且，两栖部队要在早晨大约只有2小时的时间内有效压制仁川港月岛的火力，而此段时间内朝鲜方面的增援部队可能集结并增援仁川港，登陆部队是难以打败仁川守军去进攻汉城的。当然，朝鲜人民军也可能正因为因此而疏于防备。麦肯阿瑟利用朝鲜人民军在仁川的防备较弱这一有利条件，1950年9月12日拂晓，指挥驻日本的美军第七师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出其不意地实施了登陆，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登陆部队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一举成功，并迅速占领了汉城。结果朝鲜人民军因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又受到来自仁川、釜山的南北突击，形势一落千丈，兵败退至鸭绿江。
第三课时 地形与战争 植被与战争
一、地形与战争
１９３８年的３月中旬，刘、邓、徐三人来到三八六旅旅部后，经过不断地思考和讨论，战役部署基本定下来了。刘伯承指着地图上的黎城说："孙子兵法上讲，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黎城是敌人交通运输线上的一个枢纽，地处邯长大道中部，又是兵站集中地，守备兵力薄弱，为敌所必救者。我若于黎城方向用兵，涉县、潞城之敌必然出兵相救。涉县敌只有四百多人，不会出动多少兵力，潞城敌有二千多人，又都是精锐部队，一定会出动大集团救援黎城，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邯长道上设伏歼灭敌人。"邓小平用手支着下巴听着刘伯承的分析，深感刘伯承用兵巧妙。他跳起来走到地图前，指着浊漳河畔的潞河村说："敌人援兵肯定是来自潞城。这样，我们可以在潞河村地区设伏，这里离潞城不远，骄狂的敌人万想不到我们会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设伏，正好攻其不备。"
作战股长周希汉把大军用地图挂在墙上，让大家看着地图研究地形。从地图上看，位于潞河村附近的神头岭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伏击地点，这里山势陡峭，公路从崇山峻岭之中的沟底蜿蜒而来，我军若在公路两旁的山岭上布下伏兵，鬼子插翅难逃。可以说，在邯长大道上，再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地点了。但陈赓问道：谁实地看过神头岭的地形？干部们叫问住了，面面相觑，不作一声。陈赓问道："都没有看过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原来神头岭的地形根本和地图不符，邯长大道不是从沟底穿过，而是从沟底爬上了山梁。这是一条几公里长的光秃秃的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公路便穿过山梁而去。路边有过去国民党军做的工事，年深日久，工事塌陷。山梁上连棵小树都没有，不要说埋伏几千人的大军，连个小猫也没有地方藏。"
看了一会，为防止暴露作战意图，陈赓率干部们下了岭，返回驻地，当晚，陈赓召集干部会议，继续讨论伏击地点。干部们原来都寄希望于神头岭，神头岭地形却根本不能埋伏……陈赓站起来了，缓缓地说："我看还是在神头岭埋伏。"干部们以为听错了，异口同声地反问："神头岭"陈赓用巴掌拍着地图说："对，神头岭。"
这个办法太妙了，也太悬了，万一敌人发现神头岭上的交通壕里藏着三八六旅，那就糟了。陈赓问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你说独木桥上打仗，谁占便宜"徐深吉说："当然是先动手的占便宜。"陈赓说："这不就对了，只要我们隐蔽好，动作突然，一定能打好这一仗。"
陈赓已经知道，来犯之敌为敌１６师团粕谷部队的精锐。陈赓从望远镜中发现一股敌军爬上神头岭后，突然向七七一团的方向走去，心里一阵紧张，莫非敌人发现了七七一团他再仔细观察，发现敌寇又改变行军方向，沿战壕向前走去，原来敌人是嫌大道中间尘土大而挪到道边前进，对于旁边脚下那些司空见惯的旧战壕理都不理。敌军进入了伏击圈，七七二团团长、前线总指挥叶成焕发出攻击命令，顿时，路旁的战壕里飞出千万颗手榴弹，神头岭顿时变成了一座爆发的火山。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补充团数千健儿喊着杀声，从战壕里涌出来，向敌寇冲去。当神头岭战场上敌我双方士兵杀成一团的时候，预伏在申家村的预备队、七七二团二营杀了上来。这个营以运动快速著称，他们的及时到来，顿使神头岭的战局发生变化，神头岭中段敌之主力基本被歼，鬼子成为刀下之鬼。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规模最大的三场战争，三场用兵规模相近的战争，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个中原因，世人众说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举足轻重。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一场当代军人从未目睹过的战争。战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宣称：要让海湾变成越南，让美国人在这里血流成河。而美国总统布什也为自己军队的伤亡做了充分准备：在海湾战区的战地医院、欧洲、美国本土共准备了46000张床位，1.5万个装尸袋，但预想的伤亡并没有出现。美国以146人陈亡、476人受伤的代价，轻易取得了胜利。有人说伊拉克败就败在武器水平比美国整整相差了一代，那么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武器系统的差距又该有几代呢？其实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两国的地形，不难发现，地形却是影响战争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湾战争地形平坦（图１４）。
科威特领土完整，是被众多河床、干谷分割的荒漠平原，伊拉克境内沙漠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其余大部分也是平原。作为西方军事理论鼻祖的克劳寒维茨说："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对火力的防护"。海湾战场缺乏妨碍通行的高山峡谷，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在这种地形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让我们再来看看朝鲜战场的地形条件（图１５）
朝鲜全境大部分地区为高山和峡谷。北部是咸境山脉、狼林山脉和盖马高原，海拔2000以上的山峰有60多座；东部是从北向东延伸的平等山脉；南部是太白山脉和芦岭山脉；西南部为南朝鲜山脉。地势起伏的山地形成大量天然障碍和死角隐蔽区。这一带的地形显然对机械化部队的士兵是不适合的。这是一个适合打游击战的地方，正是靠双脚行军的中国步兵的理想战场。
比起朝鲜，越南的地形更让侵越美军头痛。
越南北部是由深谷切割而成的平行山系，海拔1500--3000米；南部是高原和台地，海拔500--1500米，山间溪流很多，河床落差较大，水流湍急，到处都是难以通行的热带密林和沼泽地，给地面部队的重型装备输送带来很大困难。
显然，朝鲜和越南的地形对侵朝、侵越美军的作战行动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
二、植被与战争
影响战争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战争双方各自对自己火力的防护。当然，高技术武器本身的防护性能就要优越一些，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植被的防护功能看一看，不难发现，海湾战争不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的。
海湾战场基本无植被覆盖（图１６），伊拉克领土的森林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3%，而科威特则仅占全部土地的0.1%，缺乏妨碍观察和利于隐蔽的茂密植被，使美军能够不间断地监视每一平方米的土地，连挖壕深埋的伊拉克坦克都成为精确制导武器攻击的大好目标。
而朝鲜全境不但多山，而且植被茂盛，森林和灌木林占全国领土的四分之三，茂密的植被非常利于军队隐蔽行动，对于熟悉本国地形、地貌的朝鲜卫国部队和善于打游击战的中国步兵来说，茂密的植被成了武器的倍增器。
海湾战场气候干旱，气象条件简单，科威特年降水量约125毫米，伊拉克北部年降水量有500毫米，但作为主要作战区域的南部，则只有100毫米或更少，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空中力量的美国空军来说，尤如鱼得水，似如虎添翼。
而朝鲜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向温带季风气候过渡的特点，天气变化多端，气候条件复杂，加上有利于隐蔽的茂密植被，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军的空中力量。
比起朝鲜，越南的气候更令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麻烦，
越南南部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1600毫米，北部地区达到2800毫米，阴雨多，云层厚，美军空中力量的使用受到不少限制，而且，炎热潮湿的气候使武器装备容易锈蚀，在欧洲可使用10年装备，在越南用不了一年。加上多发的热带疾病，肆虐的蚊虫，很容易瓦解部队的战斗力，越南成为美国军人永远的梦魇（图１７）。
战争本身就是兵器在不同地形、不同植被、不同气候条件下的运用，这些地理因素有进会成为兵器的倍增器，有时也会成为兵器的衰减器，但却并不能决定胜负本身。随着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战略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也是极为显著的。
第四课时 地缘政治环境与战争
中国的地缘政治
一、地缘政治环境与战争
再让我们来看一看海湾战争是怎样营造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呢？萨达姆第一个就抛开了原来的主要支持者和武器提供者苏联。他的行为达成反对他的国际共识变得轻而易举，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价说："如果莫斯科支持伊拉克，美国的选择自由将受到严重制约"。不仅如此，伊拉克与邻国的关系更糟，北面的土耳其切断了伊拉克的输油管，允许联军利用土耳其的机场和基地攻击伊拉克；东面的伊朗与伊拉克打了八年战争，交恶更深；西面的叙利亚长春以来也是对手，它派出一个装甲元素周期律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攻伊拉克；南面的两个邻国，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则邀请美军大规模进驻，成为联军攻打伊拉克最大的前进基地。这种局面，使伊拉克只剩下"四面楚歌"四个字了。
在世界战争史上与一个强国对抗，不获得大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一个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中国站在朝鲜背后，一个拥有核武器和所有现代战争手段的苏联又站在中国背后，成为朝鲜战争最后结局的关键因素。当志愿军空军以中国东北的机场为基地出动到朝鲜作战，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不敢像麦克阿瑟鼓吹的那样"穷追"进入中国东北的领空作战。越南战争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惜重大民族牺牲，先后向越南派出共30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部队，并从武器、弹药到粮食、被服等提供了巨额无偿援助。在战争的严重时刻，中国政府严正声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广阔后方，7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盾。在这种国际环境中进行战争的美国，不得不对自己的行动加以限制。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美国人感受到了"戴着镣铐跳舞"的滋味。这就是地缘政治中战略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
地缘政治学，学术史上也可以被称为"地理政治学"，是从空间或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或者说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空间配置的一门学科。
尽管当各国学者在提及"地缘政治"这一范畴时，所指不尽相同，但在笔者看来，综合各家各派之说，以及考虑到诠释有关问题之所用，一种切实有效的地缘政治研究至少大体上应指涉以下三个方向的基本内容：
第一，从传统上说，由于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国家战略与空间区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怎样的地理区域会成为大国间竞争的枢纽地带就成为地缘政治研究地关键。就像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强调"陆权说"，以及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强调"海权说"那样，地缘政治学需要确定在不同历史条件与不同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之下，怎样的地理区域得以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
第二，从地缘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国家间政治总体上可以表现为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一个过程是由于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均衡而引起的大国力量的聚合与发散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可被称为是称霸过程。这个过程乃是称霸一方的战略控制与影响、管理体制从本土到域外的移植扩散以及思想文化辐射的空间扩展过程。而另一个过程乃是对于大国称霸过程的合纵联横式的抵制消解过程。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地缘政治过程有时也被称作"标准地缘政治过程"与"替代地缘政治过程"。
[i]大体意思是，前者是一个以霸权国家的实力、体制与思想向疆域之外推行"标准化"的扩张进程；而后者是力图取代霸权，对上述过程进行阻遏，或者是在扩张间歇期乘隙得以替代的势力均衡过程。显然这两个相反的过程在当代条件下不光表现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心理等多种因素的错纵交织，而且表现出扩张与聚敛、整合与分化的互相交替与互相交错。
第三，如果从70年代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已经被大大地人文化的角度出发，那末当代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具有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福祉的功能的知识门类，它所提供的不应只是大国争霸的理论工具，而理应是推动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繁荣进步的思想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地缘政治角度构想未来国际社会以怎样的空间组合与建构来实现大国关系的协调发展，怎样使得非均衡发展的大国力量能够在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空间关系中得到均衡，怎样使得各国的利益与理念能够在互补互利、生生不息的国际共同体中得以实现，这应该是各国，首先是各大国在构想未来国际战略时的基本出发点与长远利益之所在。
首先，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与对石油资源的竞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就石油资源而言，其一是人们被告知，今后的几十年将是人类采掘石油资源的能力达到顶峰，尔后，随着石油资源藏量的减少而将逐渐进入一个石油资源的短缺时期。在人类还没有能够成功发现其它能源替代物，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对能源需求势必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对能源前景的判断不能不使战略家们对石油生产产地垂涎三尺。尤其是在伊拉克已经成为紧随沙特阿拉伯之后藏量属世界第二的情况之下，对伊拉克的关注，当然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其二，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它对石油的浓厚兴趣，还直接来自于小布什政府官僚政治结构的特点，也即小布什政府中100位最具影响的官员中，一半以上与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着直接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小布什总统本人，也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
赖斯、商务部长埃文斯。2尤其是在共和党本届主政任期之内，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外交前所未有地被"私有化"了。根据美国学者的介绍，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于这样把国家战略与私人和企业集团利益如此不加掩饰地直接挂钩。其三，在9.11之后，美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直接目标，就是企图找到沙特阿拉伯的替代者。据沙特阿拉伯前石油大臣亚马尼的判断：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要减少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依赖。因此，伊拉克自然成为首选之国。
其次，伊拉克战争的发生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背景之下寻找民主改革试验地的一次地缘政治努力。一方面，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政治影响在美国逐渐上升。"历史终结论"式的自由民主主义世界观加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式的精神感召构成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劲理念。小布什执政以及小布什周围新保守主义者为核心的梯队的形成使得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一次绝好的实践机会。而9.11事件的发生，又使得美国国民心理骤然膨胀，成为小布什政府实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依然是中东地区最大军事作战能力的国家。因此，美国始终怀疑阿拉伯地区此起彼伏的反美恐怖袭击与拥有伊拉克政权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萨达姆家族专制统治之下的伊拉克，特别是敢于宣示自己能够获得民众100%支持率这样的对西方民主的嘲弄，大大刺激了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欲念。
当9.11之后，美国有机会把反恐与民主改革这两项任务相互联系起来之后，特别当美国把中东地区作为首先"整治"的对象之后，伊拉克成为美国继征战阿富汗之后的首选目标，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
当然，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还在于美国更大的战略图谋。冷战终结之后，无论美国是企图对全球战略态势实施更大的干预，还是相反表现出退居本土的孤立主义倾向，都无法改变一个根本性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即美国始终是以处身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安全岛的地理区位与欧亚大陆在发生着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是通过它与其盟友的一系列战略结盟关系，比如北大西洋关系，并且凭恃其雄踞第一的经济霸主地位在掌握欧亚大陆事务。而欧亚大陆的基本态势是欧洲、前苏联与中国分别处于战略抗衡状态。
冷战结束之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欧洲的整合与崛起成为冷战后欧亚大陆最为深刻最为值得关注的地缘政治变化。1992年初马斯特里赫特协议所规定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不光是立足于在全球化挑战背景之下形成对外抗争的统一实体，而且，由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失衡，也必须由欧洲联盟的进程来加以消化和解决。于是，在内外两种动力推动下的欧洲一体化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二，是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古老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之下延续20多年的高速并且稳定增长与发展，显示了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巨大的发展潜能和对未来世界的巨大影响。尽管中国的战略家们从来没有过分乐观的自我预期，但美国朝野舆论都把中国看作为是今后15-20年中几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其三，尽管是一个于衰落中刚刚开始复起的俄罗斯也表现出潜在的发展势头，摆脱了旧体制的桎梏，以及经过十年转型的磨砺，俄罗斯显示出更为成熟与自信的态势。一方面是一个世界独有的资源大国，另一方面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经验也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后的不同程度的崛起不光被人们以"多极化发展"相称许，而且，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态，欧、俄、中之间出现了更多程度不等的合作与交往的吁求。正在出现的一个并非一定是来自主观愿望，但确是势不可免的客观发展趋势，乃是人们寻求在唯一超级大国欲求主宰世界事务背景之下的相互支撑，在各方都既保持并深化与美国的合作的同时，谋求抵御霸权与单边主义干扰的多边合作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从逻辑上说，与其说是对付伊拉克可能形成对美国的不期打击，还不如说为了应对正在欧亚大陆上，特别是欧盟、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可能形成的合作网络，这个合作网络即使不是出于"共同抗衡第三者--美国"的目的，也多少给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掌控多多少少带来不便。至于为何选中伊拉克来实施美国掌控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意图，其理由也很清晰：伊拉克既是向欧洲和向亚洲输出它们其极其需要的能源的咽喉要地，同时也是从战略上联结欧、俄、中三地的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地带"的关键部位。可谓是打击了伊拉克，便可牵一发而动全身。按照地缘政治学上经常沿用的公式：如欲掌握世界，必先掌握世界岛--欧亚大陆；如欲掌握欧亚大陆，必先掌握中东。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可见美国出击伊拉克远不止石油利益和输出民主的动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出大戏的序幕而己。
伊拉克战争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不是伊拉克，而是北大西洋关系中发生的"地震"10。法德俄坚决的反战态度鲜明地凸现了在"标准地缘政治过程"发生作用的同时，欧洲主要大国联合抵制霸权、反对战争的"替代地缘政治过程"也同时在聚集力量，对前一个过程进行牵制。这样两种地缘政治过程相向而行有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第一，是美国（某些问题上包括英国）与"老欧洲"法德的争论。对于这场争论可以作各种角度的分析，这里既有石油利益的分歧，包括对阿拉伯世界的不同态度，也蕴含着国内政治利益的考量，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基于对未来世界构成的不同理念。也即一个过去几个世纪中饱经战争创伤的"老欧洲"，比较主张未来世界在多元权力制衡空间中的运行，而不主张美国式的以等级制的金字塔结构来垄断世界事务。第二，是美国（在某些问题也包括英国）与法德俄这三个欧洲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之间的纷争。如果说，前一个分歧还较多的是理念与政治文化的纷争的话，那末在这一层面上则更多地带有地缘政治的色彩。让美国众多政治家跌破眼镜的是，在9·11刚刚修好与美国关系的俄罗斯，这次也立场鲜明地站在反战阵营这一边，从而形成了一种"欧洲大陆型"政治抗衡"海洋型政治"的架势。尽管这样一种态势所包含的深层含义还有待揭示，但至少，法、德、俄之间和英、美之间各自具有较多共同的地缘政治特性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地缘政治特性不光体现在对外战略与利益方面的某些共性，而且也反映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方面某些共同趋势。比如，俄罗斯之所以在伊拉克战争中比较地接近于法德，不光是因为对于伊拉克问题有着与法德较为接近的看法和利益，而且在内部态势上，总的来说，俄罗斯比较接近于大陆欧洲。第三、美英之间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虽然，对伊拉克之战是在白宫决策圈子中几年之前早就开始酝酿此事，但是，英国始终对美国起着重要牵制作用。虽然美英间在开战问题上紧密合作，但在战后重建问题上，英国坚决主张依据联合国来推进伊拉克的重建工作是其中最为醒目的表现。英国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差异在于英国始终没有忘记要在美国与欧洲大陆间起到桥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的角色与英国相似，也即俄罗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欧亚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还有着在欧亚大陆另一端、与美国直接交往的空间。9·11之后，大大加强了的美俄关系、以及俄罗斯始终顾忌自己会被作为欧美世界局外人而最终被排除出局的心态也总是梦缠魂绕地左右着俄罗斯的反战立场：既是与法德共同反战，但也始终与之保持距离。第四，"新欧洲"的崭露头角。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东欧各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追随美国是白宫颇为得意之笔。除了上述各国的实际利益考量，比如有人认为西班牙之追随美国，是出于其在拉美实际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恐怕还是地缘政治杠杆在发挥作用。在美国而言，通过南欧国家形成对法、德的牵制和通过中东欧各国对法德与俄之间起到分化作用。在南欧和中东欧各国而言则是希望借重美国来对身边的欧洲大国起到制约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南欧与中东欧各国政府追随美国，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舆论则大多倾向于反战，这种状态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今后势将发散出的聚合力相交织，有人认为肯定会对它们的亲美倾向产生调整作用。
总之，"标准地缘政治进程"与"替代地缘政治进程"这两个方面力量相互消长与博奕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才见分晓的过程。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至少简单地断定当今世界只是一个"单极世界"，而忽略了正在形成中的多边力量所发挥的"替代"作用是不恰当的。尽管这种"多边替代"在可见的将来，还无法从根本上制约"单板世界"的独立特行。
二、中国的地缘政治
1、1949年－1959年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苏两国摩擦不断，盟友逐渐变成了对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结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等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进行着激烈的"冷战"，国际上反共反苏势力猖獗，这种国际形势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外交选择余地很小。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帝旗帜下夺取政权的，国际国内形势促使社会主义中国选择"一边倒"--联苏抗美战略。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实上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军事同盟关系。1950~1953年在朝鲜半岛上携手合作，抗美援朝。倒向苏联这一边，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援，中国收回了满洲铁路和旅顺军港（其装备无偿移交给中国），获得了3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及大量的其它经济、技术援助，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先后来华帮助我国建设。这些支援对新生的共和国是非常重要的。
建国后，我国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不承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及其相关权益。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1950年，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把战火烧到我国边境附近。我国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并出兵抗美援朝，与美国为首的十几个西方国家对抗。由于法、美等国侵略中国南部近邻越南，中国还深深卷入了越南的抗美、抗法战争。因此，20世纪5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极为紧张，外交上较为孤立。
建国至50年代中期，我国外交的重点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创外交局面，努力在亚非地区寻找新朋友。例如：大力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救国战争，1954年亚非万隆会议上以"求同存异"原则与许多亚非国家和解，与印度、印尼、缅甸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1959年以前，我国与33个周边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兵匈牙利，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要求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中苏关系出现裂痕。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维持着合作关系，但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中国开始走出"一边倒"的局面，大力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积极推进世界革命。
共和国初期的联苏抗美外交战略，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得也有失，由于"一边倒"，引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及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恐慌和敌视，给国际反动势力掀起反共、反华浪潮提供了更多的藉口，使中国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前线，对抗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日本、韩国等趁机崛起。
2、1960年－1970年
1960年苏联单方面采取撤专家、毁合同、逼还债等行动，中苏彻底决裂，边界冲突连连。另一方面，美国继续敌视中国，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支持印度的反华活动，发动侵越战争。印度也挑起边界冲突。这一时期，我们既要反美（帝国主义），又要反苏（"修正主义"），外交局势特别严峻。同时，中国把支持和联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革命力量作为国际战略，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还大力推动日本、东南亚等地的革命运动（"革命外交"），甚至还曾发生"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违反外交公法的事件。另一方面，我国也积极推行睦邻政策，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发展了友好关系。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不再依附于苏联的地缘战略，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有了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在获得和维护这一地位的过程中，中国与外部势力的斗争是难免的。但我们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对地缘战略关系及自身的相关利益重视不够，造成战术上虽胜而战略上失利，一些邻国怕中国的革命烈火烧到本国而与我国对抗，中苏两国则几乎陷于战争状态。
3、1971年-1981年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诸多变化因素就成了70年代我国新的外交战略形成的背景。主要变化因素有：
第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败局已定，不得不开始全面收缩其在亚洲（包括台湾）的政治军事势力。
第二，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趁中美对抗之机实现了经济起飞，使中国面临新的、不利的地缘战略形势，而且在这一地区已看不到近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
第三，中苏边境地区发生几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甚至有战争的危险，中国军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第四，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使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国家和人民需要安定和休养生息。
第五，在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得到恢复，美、日等西方国家不得不主动谋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在上列背景下，我国的外交政策逐步倾向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由积极推动世界革命的进攻性战略转向注重国家实利的防御性战略，由反美反苏转向和美反苏。1972年，我国与美国结束对抗关系，1979年元旦与美国正式建交。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迅速正常化（1972年建交），与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70年代，我国先后与近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9年底，共有12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外交局面有了根本变化，形成了力量不平衡的美、中、苏准三角关系。但是，我国与苏联、越南、印度的关系仍很紧张。
4、1981-1989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推行和平外交。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有三大特征。
首先，积极与美、日、英等发达国家发展和平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成功地维持了一个较为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大量吸纳海外资本、技术和拓展海外市场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和平谈判方式，于1984年和1987年分别与英国、葡萄牙达成了中国恢复行使香港、澳门主权的条约。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我国胜利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
其次，积极与苏联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与苏联多次谈判，逐步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1989年中苏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使我国北方的军事安全形势有了根本好转，大大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再次，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优化国际（特别是周边）环境。我们积极谋求与印尼等国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努力与新加坡等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和平与互利合作的关系，逐步与越南、蒙古、印度等国实现和解。
这一时期，我国逐步推行现实的和平外交战略，国家利益逐渐摆到了中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单方面宣布裁军100万，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5、1989年以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9年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曾利用西藏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香港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频频挑起冲突，遏制中国发展。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出现过许多曲折，双方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魂的较量。中国充分运用中国的地缘、民族优势，以日益扩大的市场为武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原则，既积极反击西方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与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又努力维持和发展与他们的和平与互利合作关系，努力避免与美、日等世界强国对抗（中日、中美关系见另节和第八章）。整个90年代，我国与美国出现多次冲突，双方多次达成妥协。
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并积极谋求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中国终于与美国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这是中国继续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努力发展互利合作对外关系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通力合作，解决了两国边界划界的问题。中俄合作的加强和战略协作关系的建立，有力地牵制了西方对我国的遏制行动。
我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与纳米比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南非、文莱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98年，中国已与世界16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参加了400多个国际组织、100多项国际公约。我国与东盟积极发展睦邻伙伴关系，与韩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与越南达成建立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的共识。我们以"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原则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拓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范围和领域。
近年来，国际霸权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威胁不断增强，中国公开反对霸权主义，积极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倡导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