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刘愿：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文贯中、刘愿：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时间:2010-09-01 14:42 作者:文贯中、刘愿点击:511次
摘要：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 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 1958 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 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关键词：公共食堂，退出权，饥荒
“大跃进”饥荒已过去半个世纪， 其成因逐渐得到较深入的研究， 国家高征购、集体高积累和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饥荒的三大主要成因。1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以下简称《退堂权》) 一文从农民自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失而复得对饥荒的爆发、加重和结束的影响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在大饥荒成因中的关键性作用。《退堂权》一文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在国家高征购和集体高积累之余， 如果农民口粮得到有效消费， 而不是强制性地集体化， 大饥荒是否可避免？ 该文指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以及作为其逻辑延伸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做法，彻底破坏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机制， 使在口粮紧缺情况下传统的公共及家庭层面的赈灾机制失效， 从而导致一系列后果， 包括粮食首先遭到过度消费， 进而遭到干部的贪污和侵蚀， 食堂本身的低效和它所代表的基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理念的收入分配方式， 使农民丧失任何生产积极性， 导致粮食产量的连年下降。这也揭示了为何“大跃进”饥荒竟然绵延三年， 直至农民被允许退出食堂， 饥荒才在农民人均粮食消费跌至最低点的时候竟又迅速停止。因此，《退堂权》一文在肯定饥荒其他成因的基础上， 认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及其解散是“大跃进”饥荒触发和结束的最重要的成因。
杨涛和范子英对《退堂权》一文提出了若干评论意见。杨涛认为， 集权体制、计划严重失误与政治行为三因素相互作用， 是造成全国粮食产量下降，继而导致饥馑荐臻的最主要原因。作为一般的原则， 杨涛提出的这些导致饥荒的因素自然是有道理的。将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极“左”思想视为饥荒的主要原因的假说虽有道理， 但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极“左”的政治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饥荒， 饥荒成因研究需再往前推进。所以， 《退堂权》一文强调， 离开强制性的食堂以及作为其逻辑延伸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 笼统地讲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极“左”的政治行为都无法解释如下的问题， 即中国的路线在20 世纪60 年代后至改革开放前变得越来越“左”， 领导的方式也越来越集权， 中央计划的失误也因“文革”的原因而越来越严重， 但大饥荒在1958 —1961 年后再也没有发生。显然， 杨涛提出的三大原因如果不进一步往前推， 其解释力是不够的。
杨涛提出饥荒的爆发及结束可能存在一些公共食堂以外的因素， 如1958年部分地区粮食大量外调及高强度劳动， 饥荒后期合理的粮食调配帮助中国走出低谷。范子英认为1958 年粮食丰收是不可信的， 公共食堂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 且公共食堂制度并未一贯彻底执行。他再次强调了“大跃进”饥荒的缺粮区偏向和达尔文效应。本文沿着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线索再次厘清相关问题。
一、饥荒爆发
范子英(2010) 认为， 从方法论上来说， 中国1959 —1961 年的大饥荒并不是特例。由于1958 年农村在“大跃进”运动中粮食生产管理不善， 即使“风调雨顺”， 1958 年实际粮食产量也很可能低于1957 年， 至少“大丰收”是不可信的。因此， 以公共食堂解释饥荒爆发存在不足。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58 年粮食(指原粮) 产量为4 000 亿斤， 比1957 年增加216 %。2 那么， 这个数字是否可靠呢？
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回忆道， 1958 年2 月3 日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提出， 1958 年计划粮食产量3 920 亿斤，并认为“这个指标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在年景正常的条件下， 经过努力是能够达到的。”3 1958 年成灾面积及其比重比1957 年均大幅度下降，4 农业机械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又大大减轻了抽调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5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产量数据只包括已经收获入库的粮食， 排除了浪费在地里的部分。6 因此， 4 000 亿斤粮食产量有其合理依据。近四十年后，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及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在其回忆录中介绍了粮食产量数据的来源。7 1958 年8 月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统计工作会议， 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薛暮桥反映浮夸的实情， 薛暮桥说： “现在‘大跃进’势不可挡， 只能听省委的话， 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 你们仍要做好准备， 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果然， 1959 年4 月， 周恩来就要薛暮桥到统计局核实1958 年的统计数字， 粮食产量从原来的7 500 亿斤核减到5 000 亿斤， 后来又核减到4 000亿斤。8从1958 年11 月到1959 年6 月，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庐山会议的初衷也是纠“左”的。9 因此， 1958 年粮食产量4 000 亿斤的数字是比较全面可靠的， 根据个别的猜测无法否定1958 年粮食增产这一事实。具体到四川省的情况， 经过反复核实， 1958 年粮食产量为2 24515 万吨，比1957 年增产514 %。10 因此， 1958 年四川省粮食增产也是可信的。
可见， 中国“大跃进”饥荒是在粮食增产情况下首先在局部地区爆发的，从历史上看的确是一个特例。杨涛则指出， 即使粮食增产， 一些激进的地方政府把粮食大量外调， 加上农民从事高强度的劳动， 仍可能导致该地区1958年死亡率上升。不过， 如图1 所示， 即使考虑粮食征购、外调及库存等因素之后， 农村留粮数量与人口死亡之间并没有确切的相关关系。作为1958 年饥荒首先爆发的地区， 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农村留粮显著增加。11 例如，1958 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比上年增加了817 % ， 死亡率比上年骤增了1311 ‰； 1958 年甘肃省人均留粮增加716 %， 死亡率比上年增加了918 ‰。1958 年云南农村人均留粮下降幅度远小于安徽但死亡率却大大高于安徽。换言之， 四川、甘肃、云南三省是在农村留粮显著增加或下降不大的情况下首先爆发饥荒的。
其次， 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过程中农民被迫参加各种高强度劳动可能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 但这一因素不是四川、甘肃等省首先爆发饥荒的主要原因。如图2 、图3 所示， 从各种指标来看， 四川、甘肃、云南三省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各省区中并不算激进。1958 年四川新增灌溉面积分别为2 212 万亩(占比32 %) 、12 完成土石方32 亿立方， 甘肃、云南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比四川省还要小。1958 年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新增灌溉面积及其比重均远远超过四川省的水平： 河南省新增灌溉面积8 254 万亩(占比6514 %) 、完成土石方6514 亿立方； 河北新增灌溉面积6 672 万亩(占比7111 %) 、完成土石方70 亿立方； 山东新增灌溉面积6 100 万亩(占比6711 %) 、完成土石方6711 亿立方； 安徽新增灌溉面积2 675 万亩(占比4319 %) 、完成土石方6016亿立方。13 考虑农村劳动力人均完成土石方数， 四川、云南、甘肃分别为61 立方/ 人、94 立方/ 人、288 立方/ 人， 不仅远低于河南、河北、山东和安徽的水平， 而且四川和云南的劳均数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可见， 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更大的省区并不像川云甘那样首先爆发饥荒，高强度劳动并非触发饥荒的主要原因。实际上， 在农村“大跃进”运动初期，由于粮食供应比较充裕甚至在公共食堂制度下过度消费， 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高消耗工程并没有立即造成大量人口死亡， 只是在口粮供给紧张之后，农民既要从事高强度劳动却又因干部克扣等因素而造成营养不良致死。
我们认为， 强制性公共食堂的粮食浪费是触发饥荒的重要成因。对于公共食堂制度的粮食浪费， 许多研究者半信半疑。15 《退堂权》一文引用的薛暮桥对1958 年农民浪费粮食的数据是可信的。如表1 所示， 在饥荒最轻的江西省， 据丰城县小港公社张家洲村1961 年的调查， 公共食堂通过公社加工厂对稻谷脱皮加工、生产队分粮两项即克扣掉农民口粮2172 %； 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粮食共计1 30215 斤， 占口粮总数的2116 %； 食堂保管员称米下锅、量饭、贪污饭票等项又占口粮总数的2103 %； 炊事员明吃暗偷、生产队派员外出搞副业粮食补贴及请木匠、篾匠修补添置农具所需粮食和管理损耗等项又
占口粮总数的0192 %。可见， 张家洲村公共食堂制度使农民口粮减少了918 %。江西省公共食堂制度普及率低且激进程度轻， 而且1961 年春公共食堂制度已经比较松散， 张家洲村公共食堂918 %的粮食损耗应该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薛暮桥估计1958 年农民因公共食堂浪费粮食350 亿斤， 相当于农村留粮的11 % ， 占农民粮食消费总量的16 %，16这一估计是可信的。
二、饥荒加剧
食堂对饥荒加剧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首先， 食堂本身的消费低效率和为干部贪污、侵蚀农民口粮大开方便之门减少了农民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口粮；其次， 食堂制度代表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丧失殆尽， 使粮食生产连年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短缺。
Kung and Lin (2003) 、范子英(2010) 均认为公共食堂制度并未得到一贯的执行， 因此其对饥荒的作用可能被夸大。对此， 《退堂权》一文指出， 公共食堂确实经历了“一哄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央批准退堂权、食堂全面解散”四个阶段。其中， 大批散伙发生在1959 年春至庐山会议之间， 是中共中央在1958 年“大跃进”狂潮之后、庐山会议结束之前应对春荒的纠偏措施之一。17 然而，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罪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当时， 坚持办公共食堂成为判断农民是否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不少在1959 年春纠偏工作中解散公共食堂的地方领导受到了批判。在毛泽东的推动下， 公共食堂又在全国上下被强令恢复。18 尤其是， 庐山会议是在夏收完成、粮食上场、饥饿短暂缓解的背景下召开的， 这为毛泽东强令恢复食堂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1960 年1 月份统计， 截至1959 年年底， 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19 万个， 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 亿人， 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比例仍高达7216 %。而且， 在四川、河南、安徽、云南、贵州等饥荒重灾区， 公共食堂参与率均超过90 %。19 1958 年年底全国90 %的农村人口加入了公共食堂，20 是农民为吃饭不要钱所吸引， 在未能预料其致命弊病的情况下对这种新制度产生一时热情所致；21 至1959 年年底农民已饱受公共食堂制度的危害， 仍有7216 %的农民被迫加入公共食堂。可见， 庐山会议后人民公社不是放松而是加剧了公共食堂的强制性。
一旦食堂存粮告罄， 难以为继， 很多地方的食堂确实名存实亡， 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堂的危害就解除了。如《退堂权》一文所述， 在一些激进地区，在公共食堂无粮可吃时， 干部仍禁止农民采集野菜充饥； 即使允许采集野菜，也要求上交食堂。在粮食收获之后， 口粮供应稍微宽松之际， 地方干部即在上级部门的压力下强令恢复食堂。22 兴建公共食堂的本意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在无粮可吃情况下允许食堂名存实亡， 实际上是人民公社推卸提供口粮的责任； 在粮食收获后再次强制恢复食堂， 食堂浪费及干部多吃多占又提前耗掉了农民本可维持到下个收获季节的口粮。因此， 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陷入了“缺粮解散- 有粮恢复- 加剧缺粮”的恶性循环。
《退堂权》一文以地区年底猪存栏数变化衡量该地区公共食堂制度的激进程度。杨涛(2010) 认为， 当饥饿夺走农民生命时， 屠宰牲畜充饥是必然现象， 因此猪的存栏数与地方死亡率存在负相关， 但不是来源于刮共产风宰杀吃掉家畜的途径。范子英(2010) 则提出公共食堂这一变量存在严重内生性，即有一些因素(如大规模耗用劳动力参加水利工程) 影响到公共食堂的执行力度， 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死亡率； 用猪存栏数来代理公共食堂， 其包含的噪音比公共食堂本身还多。
以猪存栏数作为公共食堂代理变量， 有其合理性。影响猪存栏数的因素有三： 家畜流行病状况、饲料粮数量及家畜饲养模式。第一， 在大饥荒时期，未发现人和牲畜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的记录(人浮肿病除外， 实质是因营养不良所致) ， 因此因素一可视为不变。第二， 虽然我们的计量模型未给出饲料粮的数量， 但已控制了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 这可作为饲料粮的代理变量。因为在大饥荒时期， 饲料粮在农村留粮中所占比重是稳定的(至少不会下降) ，即农村留粮的变动同时也反映了饲料粮的变动。第三， 大饥荒时期猪存栏数大幅度下降， 饲养模式由家庭饲养转变成公共食堂饲养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公共食堂初期， 共产风迫使农民不得不提前宰杀生猪过量消费； 公共食堂办集体养猪场， 生猪由私产变成公产， 即使公共食堂指定专人负责亦因照料不周而加剧死亡。23 在公共食堂解散后， 自留地及家庭副业恢复， 生猪恢复家庭养殖， 导致存栏数增加。
在饥荒的情况下， 不排除个别农民因饥饿难忍而杀猪充饥， 但这种现象在“大跃进”饥荒时期并不普遍。在公共食堂制度下， 生猪作为集体财产受到的保护更甚于农民的生命。在信阳事件中，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 饲养员宋和因偷吃死猪受到吊打游街最后死亡的惩罚； 韩楼大队一个老农饿得没办法， 偷杀了一只羊被发现后被逼游街吊打最终惨死。24类似案例普遍发生在大饥荒时期。因此， 农民宰杀生猪主要发生在公共食堂建立初期共产风兴起之时， 在饥荒加剧及后期， 包括猪在内的家畜家禽的生存权甚至优先于农民的吃饭权。
官方文件证实了公共食堂制度导致猪存栏数减少。1959 年6 月30 日， 吉林省委发布文件承认， 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 社员家庭没有泔水， 养猪有困难；25 在庐山会议上， 周小舟也认为食堂不利于养猪。26 1961 年4 月胡乔木在湖南韶山公社调研后指出食堂的弊病之一是“不利于养猪等家庭副业”。27 《退堂权》一文的实证模型同时考虑了地区粮食生产、粮食净征购、重工业发展等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其他激进政策因素， 以猪存栏数的变动较准确地反映了公共食堂因素对饥荒的作用。28
三、饥荒结束
“大跃进”饥荒在粮食增产背景下爆发， 同样令人疑惑的是， 饥荒却是在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最低值时结束的。29 范子英等(2008) 提出“大跃进”饥荒的达尔文效应是饥荒结束的原因： 饥荒淘汰掉能力最弱的群体， 剩余人口的抵御能力较高， 因而较易走出饥荒。他们的Probit 模型发现各省1964 年人口普查时年龄在14 —43 岁人口的比例( Yong) 、饥荒年份累计的非正常死亡率(CEDR) 对于饥荒结束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未发现公共食堂因素对饥荒结束的显著作用。范子英(2010) 进一步指出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结束饥荒的作用。
实际上，《退堂权》一文所定义的公共食堂制度包括三层含义： 口粮强制集体化、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因为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出对口粮的数量和质量有极大的调节作用， 因而为了控制口粮， 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存废就必然与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成败密切相关， 而解散公共食堂则必然导致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恢复。这三位一体的制度的废除对于饥荒竟在农村粮食消费量降至最低水平的情况下突然结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强制性食堂的解散必然提高粮食的消费效率， 而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合法化必然提供及时的食物补充。范子英提出的大饥荒的达尔文效应假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 作为饥荒最严重的四川省， 累计死亡率最高， 但饥荒却结束得最晚。30因此， 饥荒结束的达尔文效应假说值得商榷。
来源:《经济学》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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