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5 抗战之皖东北风云

５、草莽江湖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爸，在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最苦、最艰难？”
沉默……
显然，在这以前，他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回顾过自己的人生。
“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吗？还是在长征途中？”我试图诱导他。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表情凝重地说：“不！在皖东北，在九旅，在生你的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把在皖东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这段历史，看作是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呢？这仅仅是他个人特有的经历？还是深含着更大的全局上的背景呢？当年曾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是这样回顾的：“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１１９页）
毛泽东要深入敌后，抢占华中，蒋介石也不是傻瓜，更有甚者，他都联想到，华中一旦被共产党控制，即使抗战胜利了，他要再回南京、上海恐怕都困难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又说：“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注：《刘少奇自述》１２２页）父亲解释说，华中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和敌、伪、顽的斗争。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伪是汪伪汉奸，顽则是指专门和我党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叫顽固派。
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这个先敌抢占华中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刘少奇在《自述》中继续回忆道：“１９３８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但这时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但“还来得及补救”。可我们又“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注：《刘少奇自述》１１７页）
刘少奇在这里指的是又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说，我们估计日军攻陷武汉后将继续向内地发展，因此我们将着眼点集中于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南，而忽略了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现有的敌后广大地区。他的这个结论和我父亲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刘继续说，一直到１９３９年冬，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在河南发展不可能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去。但这时，时机过去了，条件更困难了。国民党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秩序，而我们在那里则很孤立。他写道：“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１１９页）
皖东北，这是个不算太大的地区，相当京津唐地区，甚至还要小一些。用现在作战条令来衡量，也就是约合一两个集团军的活动地幅，但从当时历史条件下军队的作战和机动能力来看，建立一个旅一级的游击区已经是足够的了。鬼子和伪军１６０００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县城和乡镇，共１００多处，平均每个点不过百八十人，兵力相当分散。父亲回忆说：“国民党正规部队都跑光了，这个地区从国民党统治变为日伪统治，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还在，只不过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我是沿着父亲当年进入皖东北的路径寻访的。经涡阳的临涣集向东北，再从宿县的符里集和夹沟之间穿越京沪铁路（当年称津浦线），就进到皖东北地界了。现在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居民点、集贸市场星罗棋布，熙熙攘攘。为了体验当年的感觉，我特意将车开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老路。
一组镜头：１９３９年的夏天。一个２９岁的青年，着布衫，戴斗笠。手里拿着东西？或者没拿？这不重要。空旷的原野上依稀散落着村庄，两边的庄稼随风浮动，像大海的波涛，天好蓝，云好深。在战火纷飞中，告别了自己的同伴，只身走向敌营，没有武器，没有队伍……前面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是你一个人去的吗？父亲告诉我，还有一个向导，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交通员；再一个是游击支队的***科长刘作孚。后来，刘作孚换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刘玉柱。一行三人，穿越了鬼子的封锁线。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不懂得什么叫乱世了，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军委副主席张震用两句话作了概括：“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战乱中的皖东北大地，一时群氓蜂起、土匪啸聚、水寇出没、恶霸横行。
父亲他们一跨过铁路，就遇到一伙人，簇拥着，斜挎着盒子枪，看不清面目，但从走路的姿势看，侉侉的，不像是好人。是土匪！快跑。好在这时青纱帐起来了，也就是高粱地，皖东北叫绿豆秫秫，钻进去对方就不敢贸然进来了。父亲考虑，敌后侦察，免不了鬼子盘查，反复权衡，就不带枪了，可不带又有不带的麻烦，他说：“撞死在土匪手里才冤呢！”
肚子走饿了，到集镇上搞点吃的。在铁路边临涣集的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鬼子汉奸盘查。他说：“我倒真想会会他们。鬼子这样分散，组织小分队突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一站在宿县的时村歇脚，巧遇国民党泗县县长黎纯一带着百十号人的队伍过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不要以为就共产党懂得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零星小股也先我渗透进来了。既是友军，不妨一会，黎还是四川老乡呢，见是武汉八路军派来的高参，大地方来的，设宴款待。酒刚过三巡，就听枪声大作，说是鬼子来了，黎连告辞都来不及，拽着县大队就溜了。父亲说：“他不行！”听得出，他根本不把这个异党的竞争对手放在眼里。军人就是军人，枪声很刺激，它让人兴奋，枪声里隐含着重要的信息，他迎上前去。果然，枪声给他引来了八路军１１５师苏鲁豫支队的营长梁兴初（注：原成都军区司令员），他带了一个营从山东窜过来，和鬼子打了个照面。这是北方局所属的一支山东部队，而父亲是zhonggong豫皖苏省委书记，属中原局。虽不是一个系统的，但他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１１５师政治部副主任，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梁的上级了，何况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很熟悉。他才得知，山东的八路军也在打皖东北的主意，时不时地派小股部队在这一带出没。梁还告诉说，我们的头头可是你的老熟人，谁？吴法宪；谁是吴法宪？就是吴文玉啊！
噢，吴胖子！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工作时，吴年纪小，他们愿意带着这个活泼的小胖子一起玩。由彭明治、吴法宪带的苏鲁豫支队，是支正规的红军部队，长征路上一起走过来的，如今兵员齐整，装备精良。他这个豫皖苏省委书记，不过是个空头司令，谁知道那儿水有多深，既然您老兄一意孤行，就自己去蹚蹚吧。他现在该知道这里的凶险了，他真诚地说服梁能留下，共图大业。但梁实在为难，他们归山东方面节制，今晚就得返回，军令如山啊。父亲说：“我还是给吴胖子写了封信，并交代了电台沟通的办法。”
吴胖子还真不错！父亲再次过路东时，吴法宪真带着部队来接应他了。吴说，我给你开路。父亲说，那还不把人家都吓跑了，怎么搞统战？你就带人后面跟着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枪杆子的天下，有了吴胖子保镖，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拜会地头蛇了。许志远，当地恶霸，抗战后投靠国民党桂系，被任命为沦陷区灵璧县县长。雷杰三，许的嫡系，握有五六百条枪，横霸一方。他们在几里路外就布开了阵势，刀枪剑戟地欢迎新来到的友军代表。
是挺悬的！我说，国共两党是多年的仇家，就不怕人家下毒手？
父亲说：“见到面倒是挺客气的。”其实，也就是要给他个下马威，有吴法宪的队伍蜷伏在身边，父亲解释道：“双方都还在摸底。”同时他也承认：“对危险，确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不久，对方终于动手了，我方人员江上青牺牲，那是后话了。
开张还是顺利的，但没多久，一纸调令，吴法宪被调走了。苏鲁豫支队的隶属关系本来就不顺，不是一个系统的，谁会听你招呼？全靠有熟人。父亲说：“算了吧，求人不如求己。”他又成了孤家寡人。好在苏鲁豫支队南下时收编了徐州附近的一支小游击队，头头是孙象涵，大概因为是后娘养的吧，反倒很配合，以后成了父亲创建皖东北天下时组建九旅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吴法宪在困难时的帮助，父亲常会提起。我们小的时候，常来家里的客人不是很多，但吴胖子是一个。他的夫人陈绥圻也是我妈妈战争年代的好友，曾有过一段生死相伴的经历，后面我还会提到他们。可惜“文革”后我们两家就形同陌路，父母每次谈起和吴、陈夫妇的往事，总会陷入深深的叹息。
灵璧县的许志远、雷杰三是一批地方势力。父亲说：“表面上殷勤，但我知道他们很难合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把目光投向民间。许志远的副官倒是很热情，给父亲介绍了当地的开明士绅苌宗商和姚隆源、陈北余一伙。他们是许的后勤物资供应商，是靠许吃饭的，就像现在许多愿意和军队、政府做生意的商人一样，官商一体嘛！这帮人是个特殊的群体，平日里好习文弄墨，舞枪使棒，上联官府，下结豪强，标榜豪爽仗义，抱打不平，在地方上形成势力，很有些人气。他们办有一个龙源糟坊，题名“抗日大饭店”，南来北往之客，凡和抗日沾边的，一律免费食宿，临别还赠钱粮。有的书上描写苌宗商是胸飘长髯，衣着黑衫，骑头毛驴。父亲说起他：“是个大地主，民团团长，儿女都是共产党，小儿子苌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前牺牲了，他对抗战有贡献，解放后安排他任地方的水利委员会委员。”他们一听我父亲的来由，就大哥小弟地乱呼起来，再一神侃，立马折服，大有相见恨晚之势。父亲说：“皖东北许多重大事项的议定，我都是在龙源槽坊筹划的。”说到这里，我想，假如不是在淮北，而是在漠北古道上，还不成了“龙门客栈”？刀客剑客，藏龙卧虎，浪迹江湖，看来古往今来皆有之。
他们得知我父亲要继续深入皖东北腹地，遍访当地的地头蛇们和豪强势力，便提醒说，去青阳一路，要走老周圩子，有个周汉波，是个抗日的士绅，仗义疏财。我插话，八成像《水浒》里的柴大官人吧？他们还告诫说，万不可走张楼，张楼有个张海生，生性凶残，暗中与日伪勾结，是个黑店，不少抗日人士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父亲说：“听了这话，我倒吸一口凉气。”
“是不是像《水浒》里的祝家庄？”我打趣说。“不要打断我！”老爷子讲到兴头上，是不允许别人插话的。
从泗县往东４０里就是皖东北专区的首府青阳了，今天这里叫泗洪。原来洪泽湖是安徽、江苏各占了一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统划给了江苏，青阳也随着给了江苏，名字也就改了。从泗县到泗洪的泗泗公路有一半在安徽，一半在江苏。这条路我走过，很特别，江苏境内相对繁华整洁些，一进安徽，整个一个脏乱差。泗县的人请客要专程跑到泗洪去，真惨。但父亲讲起这里，还是习惯叫青阳。据当年陪他同行的刘玉柱回忆：“根据苌宗商的指点，我们过老周圩子，住在周汉波家。紧接着就巧遇了到宿灵两县视察工作的杨纯和她的随行人员邓青（女）。”（注：《刘玉柱纪念文集》）
刘玉柱回忆中提到的这个女人杨纯，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她当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在我党众多的妇女干部中，她没有甘心当“夫人”，而是一路从政，官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位置。据说，她当年可帅了，剪着短发，挎着手枪，当过游击队长，她是zhonggong山东分局派过来的，职务是zhonggong皖东北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皖东北行政公署的***科长。我父亲当年什么样？画家芦芒随郭沫若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曾来过这里，解放后俩人重逢，他凭着记忆给父亲画了幅油画。画布上的人戴了顶破旧的斗笠，低低的，阴影遮住了大半个脸，透过斗笠的网眼，射出的目光是冷冷的，摄人魂魄。像个游侠？下脚注了几个小字：八路军、新四军代表张爱萍在皖东北。现在的一些女同胞看了说：“哇噻，好酷啊！”
据有些书上描写：杨纯带着随员邓青正巧和张爱萍打了个照面。见是两个女子，扮相举止不凡，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穷乡僻壤的鬼地方，也会有如此气度之女子？但人家毕竟是个女流，哪里好死死盯着的，张爱萍遂将头一低，擦肩而过。不想，那女子却回过头来，喝道：站住！张愕然；是路西过来的？不等回答，又抢道：哈，你是张爱萍！……杨纯真是快人快语。
这个说法很有戏剧性，我后来看到父亲１９５９年对安徽党史办同志的谈话记录：“他（苌宗商）告诉我很多情况，大庄区的区长石（名字打印不清），是抗战的，好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叫陈光薇（杨纯），八路军派来的。于是我找到了她。”语言直白，平铺直叙，现实生活总归不如小说描写得那样浪漫。
原来就在党政军委员会争论彭雪枫支队向西还是向东发展时，国民党皖东北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接受了他的秘书，我地下党领导人江上青的建议，派吕振球持盛函到彭雪枫部，寻求与我合作抗日。父亲奔赴路东，彭遂将这个关系介绍给他，并附上了给盛子瑾的亲笔信。
通过杨纯这条线，父亲认识了江上青，江立即安排父亲和盛子瑾会面。在皖东北，盛是国民党的最高长官，父亲是共产党方面的最高长官，皖东北国共两党最高层的接触由此开始。
盛子瑾，黄埔军校六期生，精明自负，常以三国周公瑾自诩，故名子瑾，人称“粉面金刚”。早在六安县任县长时，就与zhonggong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配合，把日军从六安城赶跑了，由此名声大噪。盛子瑾的夫人杨文蔚是军统戴笠的人，承命监视桂系。盛子瑾这次调皖东北敌后任职，是桂系的一个阴谋，假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这个隐患。盛子瑾何尝不明白，他到皖东北后，上受省政府打压，下遭许志远等地方势力顶抗。迫于形势，他当然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站稳脚跟，迅速坐大。
父亲这方面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孤身只影，除了八路军代表这块牌子，他还有什么？
他有杨纯和江上青，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党的力量在敌后的渗透。杨纯对我父亲说，我来安排你给盛子瑾的军政干部训练班讲课；江上青说，我来邀请盛子瑾到场。父亲表示自己新来乍到的不了解情况，杨纯说，那我给你出题目、给你准备材料总行吧。父亲还记得，她出的题目是，“处于敌后的皖东北地区能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又怎样建立根据地？”杨纯还找了本盛子瑾写的《我的目前主张》，说，你参考一下，或许会起些作用，并嘱咐讲课时一定要提及。
父亲当年做的《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还保存着，收集在他的军事文选中。报告分析了皖东北对敌斗争形势，重点阐述了“建立和巩固皖东北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的主张：一、制定皖东北地区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共同决定》；二、共产党拥护在专署领导下执行《共同决定》；三、净化抗日力量，土匪及各派力量中的腐化、动摇、欺压人民者一律在打击之列；四、为促进抗日力量的发展，各组织、团体、党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发展不受干扰。
这个报告正式向盛子瑾传达了共产党方面的立场。它的实质是：只要盛专员抗战，共产党就坚决支持拥戴；以净化抗日队伍的名义，配合盛一起打击皖东北地区的反动地方势力；同时，为自己今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这是一份充满了政治智慧的文件，用现在的话说，是“互利双赢”。
讲课那天，盛率公署的许多人来听，父亲不时地引用盛的主张，盛子瑾果然“龙颜大悦”，赞许说，真是个济世之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位幕后的女英雄。
共产党方面作出的承诺是：
拥戴盛专员为领导皖东北抗战的领袖，恪守维护当地政府的利益；
积极配合国民党安徽第六区抗敌指挥部，和李宗仁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打击日伪军的作战行动。
双方议定的条件是：
准许八路军、新四军在皖东北公开设立指挥机构；
灵璧、泗县二区由共军负责掩护，执行当地行政。也就是说这两个县由共产党行使行政管理权，但接受专区的领导。一国两制嘛！多说一句，灵、泗二县是许志远等地方势力的地盘，他盛子瑾插不进去，干脆给你共产党算了。
另划泗宿公路以南及洪泽湖边为共军活动区，共同建立洪泽湖根据地。说白了，是给你点势力范围，别到我的核心区来闹腾。
再有，***工作由我方派出干部；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由共方一人担任；
责成当地士绅吴敬轩每月向共军提供军饷法币１万元，共军不就地筹粮。这一条极为关键。
最后，由双方组成设计委员会作为协议执行的权力机关；并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参与，共谋抗日大事。
谈判成功！皖东北各阶层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形成了，起码大面上是这样了。第一步，站住脚了。有名分、有地盘、有资金，和现在办公司的条件差不多。
这一下可就惊动了国民党上层，岂能容你坐大！
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９日，当地反动地主武装柏逸荪、王铸九伏击了盛子瑾的队伍。zhonggong党员江上青和他同行，不幸遇难，同时牺牲的还有我党干部朱伯庸等８人。烈士的遗体被丢进濉河，而盛子瑾反倒侥幸逃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小湾事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据掌握的材料看，柏、王的背后是许志远，许又是秉承桂系安徽省头目李品仙的旨意。刺杀的直接对象是盛子瑾，江上青是误杀。为什么？皖东北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盛子瑾这小子为了坐大自己，居然纵容共产党？
江上青，zhonggong皖东北地下党负责人，１９２７年参加革命。和父亲一样，江上青来皖东北前，也深知环境之险恶，临行时作《自祭》联一副：“拼得瘦骨埋锋镝，常使英雄祭血衣。”以示誓死之决心。不想此联竟成谶语，９个月后他就遇难了，时仅２８岁。他的牺牲，是我党在皖东北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重大损失。大业方兴，折我大将，这个打击对父亲是沉重的。
江上青是GCD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的养父。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在国防工业系统工作的江泽民找到我父亲，请他为江上青烈士题写碑铭。父亲回忆说：“记得好像是在什么会上。晚饭后，有人敲门，是江泽民同志。他说请我为江上青同志写个墓碑，我问，他是你什么人吗……”其实，早在１９４９年上海刚解放时，从事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江泽民便得知了进驻上海军管会领导同志中有他养父江上青生前的战友张爱萍和刘瑞龙，便兴奋地要通了他俩人的电话。这一晃又是３０年过去了，父亲回首往事，不禁大恸。江上青牺牲的那年，江泽民才１３岁。江泽民同志后来成为了GCD的总书记，牺牲的烈士啊，你可以安息了，中国革命，后继有人。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我父亲９０岁生日前夕赠诗写道：“皖东风雨舞长缨，一片丹心日月明。”父亲去世后，江泽民又填词书赠我的母亲，他用诗的语言赞颂老一代革命者们：“百战千征，碧汉英雄路。”
历史如此沉重，后人岂能忘却？
这时的父亲，虽然作为皖东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最高代表，但只是个光杆司令。在这次恐怖行动后，陇海南进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李浩然担心父亲的安全，硬是派了王东保带了一支４０人的队伍，给这位省委书记警卫。王东保后来是从大军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离休的，他的夫人林浩同志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观念超前、充满朝气和实干的妇女干部。他们的儿子王小雷曾是我的榜样，他“文革”前就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全军的标兵，后不幸因公牺牲。
动乱中的中国只认枪杆子。父亲说，早在他读中学时，学生中就以对政府的态度分成两派，用“文革”语言来说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不用说，共产党当年肯定是造反派。两派学生由赛球到辩论，最后发展成武斗。在殴斗中，保皇派首领吴以柯拔枪示众，枪响两声，把在场的人全怔住了。这件事对我父亲印象太深了。后来陈毅以党代表名义来达县，召见当地的党、团组织领导人，我父亲就提出来要搞枪。陈毅大惊，说学校又不是战场，你个中学生要枪干什么？３年后他们在中央苏区重逢，陈毅已不记得他了，提起当年要枪的事，陈毅大笑，原来就是你这个家伙！看来，枪比人更惹眼。
要拉队伍，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登高一呼，贫苦百姓纷沓而至。军队是要花钱的，就是军饷，千八百人的队伍每日三餐，军装，被褥，武器，药品……总不能当土匪去抢吧。我的三叔，当时也在淮北一带工作，他给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穷人有的是，要招兵，满大街没饭吃的都会抢着来。但枪一响，准保跑的一个都不剩……
与盛子瑾谈判的最大成效，是有了地盘有了钱。《三国演义》刘关张三结义，起兵哪来的钱？国学大师南怀瑾考证，是大商人张世平给的钱。曹操起兵是“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刘邦则是靠的吕后的娘家给钱。我们老爷子起兵是盛子瑾让大地主吴敬轩给的钱。各有各的路子。
在这里，他看中了一个人。
赵汇川，一个身高马大的汉子，国字脸，讲起话来声如洪钟。１９３３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因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就自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打出宿县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号。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后经江上青斡旋，编入盛子瑾的麾下，番号六抗三支队。六抗，是国民党的番号，即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区抗敌指挥部下属的第三支队。父亲是一眼就看上赵汇川了。赵在学生时期曾组织过一个篮球队，取名“赫赫”，四个“赤”字，可见其之激进。后来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平定堡一战负伤六处，可见其之勇猛。
赵行，但他的部队不行。这是一支隶属国民党地方编制，而由共产党为领导骨干的“四不像”部队，起自民间，带有浓厚的游击习气和家族色彩。父亲有文：“着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他们灌输红军建军的传统和经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严格训练管理、密切军民关系等，使之逐渐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他征得盛子瑾同意，借口护送他，把赵汇川的部队拉到彭雪枫部队去参观见学，以连为单位开展结对活动，并派了一大批干部充实进去，最终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傲然携手天下事，与我义气走江湖。”从此，赵汇川带领着初建时最早的这支部队，跟随着我父亲转战江淮战场。父亲说起赵汇川来，总是要加一句：“一员虎将！”全国解放后，他又和父亲一起创建海军，后任北海舰队副司令。他的这段出自草莽的曲折经历，在“文革”中肯定难逃一劫。在革命小将的眼里，共产党、八路军都是样板戏里那样的，怎么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故事？赵小父亲３岁，因备受折磨，先我父亲去世。父亲说过：“我和赵汇川相识相知５７年，是生死之交。”他的夫人马如珍为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由父亲题写书名《川汇大海》，取其名字“汇川”，意寓风吹浪涌汇入大海。父亲与创业时期这些老同志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他们的一生。赵汇川去世时，父亲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八十三载革命路，身经百战，大智大勇，功勋卓著，一身正气奔大海；
五十七年战友情，并肩抗倭，同创海军，患难与共，满腔悲痛送汇川。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时，一下睡过去，梦见赵汇川一身戎装，带着一支部队，牵了两匹战马，上前对父亲敬了个军礼说，大将军请上马！遂后两人纵马飞驰而去……
梦，许多人认为荒唐，但我信。
就是这支赵汇川支队，成为夺占皖东北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力量，后来编为９旅２７团，解放战争中的华野２１军６３师１８９团。另外还有两支队伍：
徐州沦陷后，周围十多个县，一下子涌现出大大小小上百个群众自发的游击队，他们就是陇海南进支队的前身。只要听听他们的名称，就不难想像起家时那种原始的、草莽的特征了：邳县青年义勇队；睢宁救国团；沭阳三县联防自卫队；上马台民众自卫队；铜山抗日游击队，等等，五花八门。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区，也叫邳睢铜三角区，那里的青洪帮头面人物夏慕荛把他４００人的抗日义勇军交了出来。国民党上校军官胡大勋回到家乡铜山组织了２００人的队伍，拥有７０条枪，两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也加入进来，编成机炮连。徐海行署蔡少衡把行署常备队交过来，编为第八大队。开明士绅朱庆轩组织了４００人的队伍，编为独立第４营。这样，陇海南进支队，在一年的时间里，即由３００人发展为３个团、７个营，共７０００人。１９３９年９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成立苏皖纵队，江华任司令，向华中地区渗透，陇海南进支队编入其中，由江华带进了皖东北。这支队伍的一部分留下来，编入了我父亲的队伍，番号９旅２６团，也就是解放战争中的２１军６３师１８８团的前身。
再一支是铜山县桃山集的抗日游击队，由孙象涵统领。最初只是８０个人，从铁路警察那买了几支枪就起家了。后来并入萧县游击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时被收编过去，整编为游击７大队，由吴法宪带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后，改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父亲管这个部队的领导人孙象涵叫孙豁子，说他配合的最为得力。独立大队后来扩编为９旅２５团，是２１军６３师１８７团的前身。
这就是九旅的前身。这样的“乌合之众”能打仗吗？
鱼沟，１９４０年的春天。
在九旅刚刚３个月大的时候，那时还不叫九旅，还没有来得及给它起名字，就投入了和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的一场生死的搏斗，这对久经沙场的我父亲来说，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至今回忆起来情绪上还难免有些激昂。
为了扫灭西部的敌人，半个月来连续打了１３仗，部队异常疲惫，父亲说，他决定在西北部山区暂做休整。我那年到现地去考察时已是夏天了，沿灵璧至徐州的公路蜿蜒而过，周围的山不高，确切地说是丘陵，军事上称为中等起伏地。植被茂盛，尤其是高粱长起来后，有很好的遮蔽作用，皖东北像这样的地方不是很多，应该说是个隐蔽休整的好地方。鱼沟是个集镇，在它的东南方十来里的地方，事情就发生在这里。
据父亲回忆，日本人还是发现了他们，随即调集大部队开始合围。情况来得突然，必须马上转移，直奔东南的洪泽湖地区。这是个大吊脚，部队利用夜暗，轻装简从，从鬼子尚未形成的合围缝隙中跳出去，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但哪晓得走到鱼沟附近时，被邳睢铜地委书记的李云和拦住，他恳求部队无论如何要多留一天，好掩护地委机关的同志们转移。又是地方政府机关！这几乎和三年前陕北青阳岔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当时是胜利班师，没有敌情顾虑；而这次是被鬼子围堵，网一旦撒开，再要逃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我父亲说，在这样的情况面前，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多留的这一天，就是差点要了他命的一天。
父亲说：“哪里有把自己同志丢下的道理。我给部队动员，决定在这里阻击敌人，掩护地委机关先撤出去。第二天一早，鬼子就围上来了。时村方向是敌人的主力，当面的鱼沟是敌一个中队。我叫赵汇川在时村顶住，自己带一部分先消灭鬼子这个中队。鬼子没有想到我们会出击，一下子就被打散了，一部分躲进围子里。我组织攻坚，迫击炮也用上了。鬼子火力很猛，也很顽强，一直打到中午。我真有些急了，在鬼子合围圈里，久拖不决是很危险的。这时，时村那边枪声越打越近了，我感到不对头，赶过去看看吧。一出高粱地，就和鬼子迎头撞上了，几辆坦克和大股部队包抄上来。这时赵汇川他们也撤下来了，正面敌人攻得很凶，顶不住了，一连连长也牺牲了。这就形成了腹背受敌。我说快往山里跑，不要管队形了，分散开往山里撤，越快越好，越分散越好。赵这边撤了，但鱼沟那边露出了空当，敌人从背后卷击过来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又没有通信工具，没有时间了，叫通讯员也来不及了，我就拼命往回跑，叫鱼沟那边的部队赶快撤。也是分散开来往山里撤，越快越好。那是一片上千米的开阔地，敌人的机枪猛扫，每一声都像打在我心上，但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对付坦克的武器，只有尽快通过去。眼看着部队都撤出去了，我身边只留下几个警卫员。敌人的两辆坦克追上来，紧咬着不放。那是个大平原，有些庄稼，跑得我累坏了，没有了力气。实在跑不动了，他们就架着我跑，我说放下我，你们快跑。他们怎么能听，就这样又拖又拉……正巧，前面横了条大沟，坦克过不来，救了我们。我想这下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了，但清点人数，一个不少，怪了？当夜，我们就转出去了。”
打一个中队的鬼子都如此费劲？
遗留在档案中油印的字迹告诉了我许多连父亲自己也遗忘的事实：
部队的逃亡从未停止过（两个月差不多逃跑３００余人），而战斗伤亡也是不断的有。
在部队中进行了两次审查，洗刷了一些面目不清者，进行了党的教育，战士质量提高了。但最近又有了变化，就是俘虏成分大大增加。２６团俘虏占４０％～５０％，其一连占到７０％；２７团占３５％～４０％；２５团也占３０％。
……
都是本地土医生，不愿随队伍上火线，怕死，不能使伤员早些止血，形成死亡率加多。卫生员都是小鬼，打起仗来就发抖，把棉花药品都丢掉。
２７团２营通讯员听说鬼子来了，就把枪丢了。
２５团１营３连通讯员，张楼战斗，连长要他送信，他说你枪毙我也不去。
２５团３营９连、２６团２营５连，黄圩战斗中，擅自撤退，致使战斗受损失。
干部逃亡严重，２６团教导员刘民显等十余名，２７团逃亡排长以上数名。
全旅除１０个老干部外，其余全是新的，能力弱，经验差，但一般政治上还进步。
干部质量不强，军事技术差，尤其射击更差。２７团及独立大队东西梁庄战斗，共消耗子弹７０００余发，只打死敌人***十人，平均射死一个敌人需７７发子弹，这是相当的浪费。
部队组建时有两个错误：一、只要能够发展，什么人都要，以为只要发展起来，再派干部去洗刷。但并无干部去掌握部队，所以，发展了３０００多人，但并未能大部分巩固下来，且纪律很坏，造成以后整理时很大困难。据大概统计，从产生到现在，共发展了１００００多人，但现在只有５０００多人，只能巩固一半多些。
这就是部队的素质。那么作战方法呢？档案文件告诉我们：
用四轮车造土坦克，加上土坯，三四个人隐蔽在后面推，轻机枪可以射击，一直推到外壕边，几次都发生了作用。
还有火鸡，造法是用老百姓养的母鸡，满身倒上油，先燃上尾巴，着草既（注：即）可烧起来。
利用竹竿手榴弹……
自己造铁弹，用土炮射击，经实验，普通砖墙十炮后即可穿透。
土毒瓦斯，是烧辣椒粉，塞进炮楼内，使敌人吃不消，我即可接近。
（注：以上均摘自《九旅作战文件汇编》）
这时的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早在一年前，林彪率领由红１军团和红１５军团改编的八路军１１５师，一仗歼灭了日军１０００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级的战友们，许多都在抗日的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杨成武率领由红１师改编的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黄土岭消灭了日军侵华中将阿部龟秀；陈锡联率领由红四方面军第１０师部队改编的八路军７６９团，夜袭阳明堡机场。就是由南方八省健儿组建的新四军也都大多有红军部队的坚实基础，陈毅和傅秋涛的一支队，由湘赣边的红１６师和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１５００人构成；张鼎丞和粟裕的二支队由闽西红军和闽粤边红军游击支队，以及浙南红军挺进师构成；张云逸和谭震林的三支队由闽北红军独立师和闽东红军及红１０军团部分组成。与他相隔只有百里之遥的彭雪枫部队，现在也已经可以和敌人进行营团规模的作战了。翻开战史的序列表，八路军总部、１１５师、１２９师、晋察冀、晋冀鲁豫、太行山、吕梁山，等等，有多少父亲同时期的战友，在正规部队里，有领导、有机关、有武器、有后方，甚至还有医院、干部学校、杂志刊物，可他呢？偏偏要一意孤行，脱离主体，游离于大部队之外，来到这个鬼地方，单枪匹马，刀耕火种，白手起家，他这是何苦呢？
命运注定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经受磨难的。
华中抗战的战略地位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现在的历史书上，连篇累牍地记述着众多的领导人对发展华中的英明决策。但我就不明白，既然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就不能给老爷子一支像样的部队吗？现在的历史书只告诉我们一条信息：所有的人都是正确的。我真的为我的父亲难受。还是彭雪枫够哥们儿，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借给了我父亲一个团，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母不嫌儿丑，即使是这样一支杂牌军，父亲对它充满了深情，他在当年的作战情况的总结上写到：“这支部队虽然是游击兵团，战斗力不是很强，然而他不仅是坚持皖东北的一个主要力量，而且这块根据地基本上是他创造出来的，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地区，始终在那里与敌、伪、顽、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注：张爱萍《关于九旅工作的报告》）  我们的军队是很讲传统的，但讲传统，就免不了血统。出身，是荣誉，也是本钱。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又是在领袖和著名的将帅统领下，参加过著名的战役，自然会被作为主力培养和加强，部队建设，干部提拔，通常都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但九旅呢？它不是红军爸爸和红军妈妈所生，它只是一个孤儿。它来自于民众自发组织的各色各样的游击小组，鱼龙混杂、群龙无首，没有人搞得清他的种族和血统。可怜的九旅，它在混沌的世界中呱呱坠地，自己在草莽中艰难地慢慢长大。
现在的九旅还不足３个月呢！但这并不丢人，以一支这样的部队，去抗击如此强大的敌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坚忍不拔，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正是这支军队的灵魂。我敬重他们。
１９８８年，我参与组织兰州军区西部－８８演习，军委首长和全军的大军区司令员、集团军军长们都来观摩了。这支由九旅成长起来的集团军，它的坦克集群，伴随着装甲履带巨大的轰鸣声滚滚而来，它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连太阳都黯淡无光。我想到了皖东北，想到了鱼沟，想到了九旅……我亲爱的战友们，还记得你们的创始人和前辈当年被日寇的坦克追逐的情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