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4 抗战之向西向东

４、殊途同归

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时间：１９３９年５月；地点：永城孙团集镇游击支队驻地。  党政军委员会是掌有地区最高权力的领导机构，它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彭雪枫——游击支队的司令兼政委；张爱萍——豫皖苏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是最早在豫东建立抗日游击武装的领导人。此时，他在党和军队里都兼有职务，任省委副书记兼游击支队副司令。会议由彭雪枫主持，他同时又是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主席。

会议主题：确定下一阶段的战略发展方向。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批判了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倾向。长江局一分为二，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和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８日少奇同志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据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玉柱回忆：

３月，彭雪枫司令员派我到竹沟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工作，少奇同志指出了我们的缺点：“扛着枪要饭吃”。并指示：“迅速建立豫皖苏边区省委；对彭雪枫、张爱萍、吴芝圃三位领导同志的职务提出了建议。”（注：见之于《刘玉柱纪念文集》４０页）

据父亲回忆：“少奇同志原来打招呼是要我到彭雪枫那里任政治委员，我是有些犹豫。……后来彭雪枫宣布时，我为豫皖苏省委书记。” 
     此时的彭雪枫，已拉起了５０００人的队伍，下属三个团，除司、政、后机关外，还办了随营学校、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战史记载，１９３９年初的彭雪枫支队，已经可以抗击２０００多日伪军的进攻了，有好几次是一仗消灭敌３００多人，缴获枪支数百支。有一仗，光重机枪就缴获了１３挺，迫击炮两门。应该说，在抗战初期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战绩了。他的麾下，已有吴芝圃、肖望东、张震、滕海青、谭友林等几员大将，除吴建国后当了河南省委书记外，这些人都分别被授予了中将、少将军衔。随着父亲的加盟，彭雪枫的班底就更厉害了。

但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

我听过一些老同志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些回忆，似乎这是多少带点火药味的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彭雪枫的游击支队，是向西，还是向东发展。

父亲要我把地图摊开，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一种意见是：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进而控制中原；

我个人的意见是：向东跨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敌占区，并以此为跳板，图谋苏北，进而配合夺取华中。 
讨论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战略目的。

向西：以现在所处的豫东为前进基地，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由此可以连接北部的晋冀鲁豫和南部的鄂豫皖两个根据地，形成控制中原的局面；

向东：华中是敌后，虽为日伪占领区，但除城市和交通干线外，大部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不我待，应趁国民党地方势力尚未恢复前，先期抢占。而向西，进入国统区，势必与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碰撞，政治上被动，军事上不利。

二是如何理解贯彻中央意图。

向西：毛泽东有此意图，中央规定我们的任务是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准备日军打通平汉路时，尾随跟进，趁势控制河南；   

向东：武汉保卫战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抗战初期日军的那股强劲势头削减了，强弩之末，已见端倪。粤汉路日军没有打通，现在看来，打通平汉路他也难。因此，河南局面不会有大的变化。尾随日军西进，进而控制河南图谋中原的设想，恐难以实现。

三是作战环境。

向西：东面地形平坦，无险可居，不利于开展游击战；

向东：港湾湖汊、水网稻田，同样不利于敌人大部队行动。

再则，豫东面对日军，背靠国民党，环境险恶。两军在同一地盘上摩擦难以避免，不如尽早向东，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

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下。讨论到最后，问题集中在一点上：对路东，谁熟悉？你了解吗？坐在这里空谈是没有用的。 

“我愿意走一趟！”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很多书籍，在写到这一段时，都用了“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爱萍同志的意见”。我总觉得不合逻辑，我问父亲，他说：“这样的场面，没有人好再说话了。这时天都快亮了。……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拗得很。也真巧，这时候，路东就来人了。”

我怎么不明白这些同志的良苦用心，也明白挑出这一矛盾可能产生的麻烦，但我必须忠实地反映父亲的本意。历史已过去了６５年了，当事者早已不在人世，面对残酷的对敌斗争，分歧和碰撞，甚至是争执，是分道扬镳，都是难免的，甚至是必须的。掩饰，并不是尊重。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对我说：“争论到这时，我已经下了决心，……分道扬镳。”

为了印证这段历史，我找到了父亲当年写的文章，题目是《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的游击战争》。他的战略观点在这里有详细的记述。该文写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２日，也就是这场争论的一个多月后，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文章首先谈了皖东北的形势和开辟皖东北的战略意义： 
皖东北是徐州至南京的中间地带。控制这个地区，可直接威胁徐州、蚌埠，间接威胁南京；破坏扰乱敌主要路上（津浦、陇海）水上（淮河、运河）交通线。从而吸引牵制沿南北两侧向我中原进攻之敌，成为华中战场的一个有力阵地。

文章接着分析了坚持皖东北的可能条件：１．虽为平原，但有洪泽湖为依托，南有淮河，东北有运河为屏障。中间地带有浍河、北股河、南股河、沱河、淮河支流，以及沱湖、天井湖等众多湖地，形成湖河港汊的交错地带。同时，村庄园林稠密，便于小部队机动隐蔽，不亚于山岳地带。２．人口众多、民性强悍，会门组织和争斗渊源长久，除刀矛剑戟外，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后的枪支弹药广为遗留于民间，具备组织抗日武装的基础。３．麦、杂粮、白米丰富，一年丰收可供三年食用，即令敌铁壁封锁，也难使我经济恐慌。

文章后半部分主要阐述了开展皖东北游击战争的方向（方针），和应该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

要理解争执双方的观点，就要了解那段历史。

翻开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图，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马蹄形：黄河以北地区，也就是华北、山西为敌占区；南部，沿长江两侧至武汉周边也为敌占区；中部，华中地区，包括山东、江苏、河南东北和安徽东半部也为敌占区。在抗日战争进行到快两年时，日寇对我国的入侵态势，正如一个口子朝西的马蹄形。在马蹄形的口子内的广大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大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半部、陕西南部均为国民党占领区。八路军、新四军在哪呢？除了陕甘宁延安的大本营外，他们大部渗入到日寇占领区内。由于日伪兵力有限，广大农村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指的敌后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正如毛泽东说的，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处在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的夹缝地带。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带。以后发生的几次惨案和失败，大多源于此处。
对下一步局势的走向，父亲说：“我那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日军在夺取武汉后，必然要打通平汉线，也就是北平至武汉的铁路沿线，控制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带，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占领区衔接起来。然后，以此为依托，沿粤汉线，也就是武汉至广州的铁路线向南推进，夺取华南。从而挤压蒋介石于大西南，夺取并控制大半个中国。”

依据这个判断，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初期的战略意图了：待上述形势来到时，我军随敌后跟进，渗透中原，以豫西的伏牛山和鄂北的大别山为依托，北联华北，中联华中、华东，南联鄂豫皖根据地，在马蹄形的两端，拉直南北的这条轴线，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原敌后游击区。为此，要求在豫东等待机会的彭雪枫支队随时准备向西出击，实现这一战略意图。

宏伟的构想，神圣的使命，让热血男儿心潮澎湃。应该说，向西较之向东，气魄更大，前景也更为诱人。

但实施这一构想，必然会遇到两个不确定的因素：第一，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第二，这个局面一定会到来吗？这，就是这一计划致命的死穴——因为，这个局面的到来，是有赖于日本人的。但如果日本人无意或是无力打通和控制平汉线和粤汉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呢？那么中原地区仍然会维持日、蒋对峙的局面，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其坐等，不如另图发展，这正是父亲坚持向东发展的立论依据。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汉口弃守，抗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结束。４个多月来，中日两军在数千里的战线上，进行着激战。日军使用兵力达１２个师团，死伤达１０万人以上。中国参战部队１３３个师又１３个团，伤亡１４．３４万人，被俘官兵９５００余人。仅大别山一役，据日方统计，日军伤亡约４４００余人，中国军队阵亡约１．５万人。战况惨烈。

武汉虽然丢失了，但武汉会战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历史学家们是这样评价的：这次会战虽以放弃武汉告终，但使日军力量受到很大消耗，尔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破产了。 
      随着双方战争力量的消耗，战事渐次进入僵局，参战各方的作战意志和企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国民党人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中国实在太大了，假如继续深入中国的腹地，无休止地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结果只会使自己精疲力竭。而他们自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华北和华中地区，能有效控制的还不足１０％——基本上是在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干线上。因此，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确保对占领区的控制。首先，要集中兵力清剿在占领区内共产党的抵抗力量，使占领区内的资源能够弥补一下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其次，要拖垮国民党人，瓦解他们的意志，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

面对日本进攻势头的衰减，国民党领导人也意识到，日本人其实并不可怕，两军只要保持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以中国的地广和众多人口拖住他们，坐等西方盟国腾出手来，局面不愁不变。现在，令人不安的倒是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实际控制，这些，对战后的国家统一和稳定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开始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了。

共产党应该怎么办？

抗战初期，我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毛泽东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华中。这里所说的华中地区，和现在的概念有所不同，是指zhonggong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范围，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连带河南东部。这是一个位于敌人后方的，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敌伪巢穴的战略前冲地带。抢先夺占它，可以打通华北和华东的联系，北连八路军，南接新四军。而皖东北又是通向华中核心区苏北的必经之路，是经略华中的滩头阵地。回顾这段历史，父亲曾撰文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并强调，大力发展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明确指出，这个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可连山东，背靠八路军一一五师；西可连冀鲁豫，与一二九师相呼应；将来连成一片，既可独立作战，相互配合，并可为以后西进南下预作安排。”（注：《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张爱萍、刘瑞龙等著）
        父亲回忆说：“中央当时考虑日本人控制了平汉路，我们可以依靠平汉路以西，在南阳、伏牛山一带打游击。但现在情况变了，它已经不是抗战初期大举进攻的架势了，它占了大半个中国，控制都困难，没有力量继续向西了。我们不能把自己摆到面向日本人，背靠国民党的位置上。我们只能向敌后发展，这样，国民党想和我们搞摩擦也没有办法了。”

“再一点，即使日本人要打通平汉路，什么时候呢？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坐等？豫皖边的南面紧靠国民党第一战区，摩擦要发生了，待在这个地方是不行的。不如乘此向路东发展。”

父亲继续他对这次会议的回顾：“我太了解彭雪枫了。我向彭雪枫提出来，自己先去路东，算是给你们侦察一下。彭先不敢同意。正巧晚上路东来了个同志，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他报告说，敌人兵力不大，只占了几个县城和大一点的镇子。特别提到，立煌（注：金寨县）来了个专员，叫盛子瑾，很开明，在发展武装。根据他谈的情况，更坚定了我的决心。第二天，我又提出到路东去的想法。吴芝圃同意了，彭的想法也变了。”

“我太了解彭雪枫了”，我相信父亲的这句话。在我很小的时候，听父亲讲起他自己的经历时，总会时不时地蹦出彭雪枫这个名字。我读过《彭雪枫家书》，林颖编撰。她在前言中说，在她和彭雪枫相识后的短短３年里，彭给她写了８０多封信。实在是不算少了！信中那些文笔流畅、细腻婉约的语言，凸显出３０年代新潮派文人的风格。信的内容，充满了对人生的抱负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豪情，同时，流溢于笔端的是军旅男儿对年轻妻子缠绵悱恻的恋情，使人联想起苏东坡笔下的周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以我有限的涉猎范围，我至今尚不曾发现在党内老一辈人中是否还有第二个人，像彭雪枫这样将文人雅士的多情善感，与金戈铁马的军人气质集于一身。侠骨柔肠啊！

彭雪枫比我父亲大３岁。长征中过了大渡河，调父亲到１３团当政委，和彭雪枫搭班子，父亲死活不愿意。他说：“我那时在红１１团，团长邓国清负伤了，王平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调我去彭雪枫那里当政委，我就不去，那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后来，彭德怀发了脾气，我只好去了。”前些年，听王平也说起过这件事：“本来是要我去的，我一听说给彭雪枫当政委，我不干。我说自己能力不行，还是张爱萍行，哈哈！把这个难题推给他了。”邓子恢也有类似的说法。张震回忆录中说：“一次，子恢同志同我讲，开始上级要他到４师来时，他心里也有点害怕，因为听说雪枫同志爱发火，脾气怪。在一起工作后，彼此间都很尊重，配合得很默契，相处很好。”（注：《张震回忆录》２１６页）

       我军将领中，有一些人，是很难给他们搭班子选政委的。彭德怀算一个；林彪也算一个；彭雪枫当然不用说了，这么多人都不愿意给他当政委。我也听有人说过，张爱萍也算一个，哈！说到我们老爷子头上了。还有说刘亚楼、韩先楚、王震的。我自己接触过的有北京军区的司令秦基伟、周依冰，给他们当政委也不是件轻松的事。除了我们通常讲的德才和资历外，气质、秉性都至关重要。军、政首长搭班子，两个一把手，要互补，而不是相克。奇怪的是，人们在谈起他们的这些毛病时，似乎都很宽容，看来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脾气大兴许不是缺点，重要的是看他在战场上的勇敢顽强。
     父亲和彭雪枫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极富理想的热血男儿；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博览群书，擅长吟诗作赋；既热衷于真刀真枪地拼杀，又喜欢钻研军事理论。性格气质上，又都是那样桀骜不驯；甚至，两个人名字的风格都那样相似，一个爱萍，一个雪枫，都带着同样的飘逸和浪漫。在我们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中，他们的个性特征尤显得惹人耳目。生活的阅历告诉我，可以是朋友的，未必能成为搭档。也许正是这种相似，使他们在情感上惺惺相惜；而在建立功业上，都会固执地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而义无反顾。

父亲说：“长征时，一路走着，彭雪枫总说，要走到哪一天呢？我说，管他呢，天塌了有长子顶着。有几次聊得彭老总火了，就喊……”

“……翻过了四座雪山，我就感到体力不行了，没有力气，这种感觉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沿途看见的都是牺牲的战友，特别在宿营地，到处是尸体，只能把他们抬开，再睡在那里。自己明天还能起来吗？不知道……冻、饿、疲劳。最后一座雪山是梦笔山，一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许多带的是冲锋枪，我舍不得丢掉，就自己挑起来。彭雪枫一直在山顶等着我，说你老兄终于上来了，你挑那么多枪给谁用啊？我一想，是啊，部队一再减员，妈的，一下子全扔到山谷里去了。”

我没有见过彭雪枫，也不知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但说到这里，他们两个身上不同的特质我已经能够触摸到了。彭雪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指挥员了，而我父亲呢？他好像还没开窍。

父亲决心离开彭雪枫，执意独闯路东，是不是还另有隐情？据刘玉柱（注：二机部副部长，时任彭雪枫支队宣传科长、豫皖苏省委秘书）讲，他到竹沟向刘少奇汇报，带回了一封信。他向我父亲透露说，少奇同志对几个领导同志的职务已经做了安排，并决定成立豫皖苏省委，由吴芝圃（注：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当书记云云。

父亲说：“这封信没有看到，宣布时，我任豫皖苏省委书记，上面还有个党政军委员会。……我就有了些想法。”  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刘少奇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历史尘封的往事无人知晓。干部的配备，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何况这种事捣腾出来又有何意义呢？我只是想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他就不肯留在彭雪枫的部队里，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独自走向敌人的腹地。不错，他向来在自己认定的事情上，是不容动摇的。但这里或许多少也有些委屈和不平，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那年他才２９岁。

而年轻人身上的冲动是可贵的。应该说，父亲的这个决定是理性的，是建立在对抗日战争特殊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同时也是冲动的、激昂的。孤立和不服气有时也是兴奋剂，也会激励人，尤其是当自己怀有抱负，握有真理，它会激励人们去探寻、去冒险、去证明自身的价值。

同生共死的战友，今天又要各奔前程了。

前面的道路有多艰险？谁也不知道。但决心一下，就再也不允许瞻前顾后了。也许是不放心吧，彭雪枫说，再带一个人去吧。据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黄林同志回忆，他当时是党政军委员会秘书，临行前，彭雪枫说，看你的鞋都破成这样了，要供给处给爱萍赶做双新鞋吧。父亲记得，过雪山时，他有些喘不上气来，彭雪枫说，你病了吗？骑我的骡子吧！父亲的那匹骡子在过泡桐岗时摔死了，全团就剩彭的这匹。两人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伤员骑了。

他曾就独闯皖东北这段经历写过一首长诗，但诗中反映他当时心态的只有两句：“恨不生双翅，疾飞到路东。”

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向东发展的举措是正确的。他到皖东北后，仅用了三个月，就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建立了５县１６区的皖东北根据地。很快又将豫皖苏与苏北连成一片，以至于日后彭雪枫在路西走麦城时，才有了便捷可靠的退路。  对这段历史，至今人们说法不一。１９８７年，长期跟随彭雪枫、担任彭雪枫参谋长的张震曾撰文，题为《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其中写道：“根据少奇同志５月份关于……的指示以及张爱萍在淮上时曾提出的可向津浦路东发展的意见，７月份张爱萍到皖东北地区……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由于我们对皖东北的情况不了解以及对开展这一地区工作认识不足，没有派部队随爱萍去，失去了一段有利时机。”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那段历史一个委婉的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