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湖南

《中国民俗·旅游丛书》是一部大型系列丛书，它以旅游为线，把广阔的中国分成若干文化区，将旅游区纳入文化之中，进而展示区域文化特征。在对区域文化的分析和描述中，突出旅游的点、线及重要景物、风土民情。因而它既是旅游民俗丛书，又是区域民俗丛书，既是区域文化的展现，又是整体文化的纷呈。书中所述的内容大多为实地考察所得，经过研究考察，再用轻松的笔调写成。因此，对一般研究者、民俗工作者、文化作者，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录
引 言
总 序
一、湘中 （长沙—韶山）民俗旅游区
湘中“金三角”重要景观
长沙楚墓、汉墓
岳麓山和岳麓书院
花明楼刘少奇故居
韶山及毛泽东诗词碑林
惟楚有材—楚人特有的民俗文化心态
古朴年俗
湘中近现代年俗
湘菜和湘中风味小吃
竹文化及竹崇拜
二、湘西 （武陵源—雪峰山）民俗旅游区
武陵山区奇妙景观
桃花源今昔
“世上绝景”武陵源
猛峒河边老司城
雪峰山下“芙蓉楼”
湘西一带奇风异俗
土家族的“三过年”
“十月年”及苗寨“调年”
白族火把节
侗寨“抢亲”
土家族“哭嫁”
湘西丧俗
土家族的“摆手”
苗族“椎牛”
瓦乡人“跳香”
嗜酸喜辣
好食异味
侗家鼓楼
湘西吊脚楼
三、湘南 （九嶷山一苏仙岭）民俗旅游区
南岭北麓秀丽风光掠影
九嶷山和舜庙
柳子庙及永州八景
祁阳浯溪与“摩崖三绝”
郴州苏仙岭胜迹
湘南一带古风旧俗
瑶族盘王节
苗寨“庆古坛”
瑶山敬鸟节
“坐歌堂”及“打亲”
湘南伴嫁
育儿习俗
奇异的服饰
精美的工艺
四、湘东 （浏阳河—炎帝陵）民俗旅游区
湘赣边界“小四水”丰富景观
美丽富绕的浏阳河
渌水与瓷城 （醴陵市）
耒水与蔡侯祠
洣水和炎帝陵
炎陵古今祀典
湘东犬图腾崇拜余风
鞭炮祖师神及现代烟花文化
湖湘佛寺道观
湖湘猪俗、牛俗和猎俗
湘东客家山歌及瑶山风情
五、湘北 （洞庭湖——屈子祠）民俗旅游区
洞庭湖水乡景观
洞庭湖畔风光剪影
汩罗江边屈子祠
千古名胜岳阳楼
澧州孟姜山
洞庭湖船俗、渔俗
湖湘茶俗缤纷
古老的成年礼俗
“还摊”、“游傩”及摊戏傩文化
端午佳节赛龙舟
“芙蓉国里”民俗旅游特色
稻作文化的基调
楚文化色彩
湖湘文化色调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旅游是人生一大乐事，为现代生活所必须。工作之余，邀三、五友人，或举家前往，既可怡悦身心、增广见闻，又可扩大胸怀、了解大千世界。但是，这个目标并不是任何旅游都能达到的。要想在旅游中真正有所收获，必须有相应的知识来帮助。中国有句古话，叫“见景不如听景”。任何一个优美的所在，没有听到有关的解说，只有直观所视，是不会完全看出它的奥妙的。
引 言
江南金秋十月，酷暑热风方尽，蓝天白云，金风送爽。洞庭湖畔，蒲湘大地，芙蓉盛开，赏心悦目。
芙蓉，既有水芙蓉 （即荷花），又有木芙蓉。此处，指的是术芙蓉。这种美丽的花朵，自古以来在三湘四水广裹的土地上，满山遍野地开放着。在秋风的吹拂下，在阳光的照耀中，艳丽灿烂，俊秀清香。唐未诗人谭用之有一年途经湖南，在湘江边上过夜，恰好遇着秋风飒飒，细雨蒙蒙，赏览盛开的芙蓉，于是欣然命笔，写了一首《秋宿湘江遇雨》的诗。其中的佳句“秋风万里芙蓉国”不腔而走，流传后世。以后，人们就把湘江一带一湖南称之为“芙蓉国”。1961年，毛译东同志《答友人》寺中末句“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即化用了此典故。
“芙蓉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兼之山奇水秀，景观迷人。旱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楚文化的腹地；到近现代，湖南又是湖湘文化的诞生之地。因此，千百年来，三湘四水，人杰地灵，文化菩革。骚人墨客，学者名流，以及滴官戌卒，访奇探胜之辈，前来洞庭、南岳及其它南楚胜地者，代代不乏，载之典籍。所以，古代湖南旅游区即可分为岳阳、洞庭湖，古城长沙，南岳衡山，零（陵）郴（州）之野，湘西一带五个区域。
现代湖南旅游胜地，则更增多为“十大风景旅游区”，即：长沙一韶山风景区，岳阳一洞庭湖风景区，武陵源风景区，南岳衡山风景区，郴州风景区，桃花源风景区，猛恫河风景区，九疑山风景区，凤凰～吉首风景区，永州一语溪风景区。
本书淡的是湖南的民俗和旅游，即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名胜古迹和民俗风情），而且，后者的比重更大。从习俗民情的角度来作考察，并且深入地揭示出它们各自的渊薮、演变、革新及其社会意义，上述湖南古代的五个旅游区域或者现代的“十大风景旅游区”均不合适。因为它们有的并不全面，有的又不深入；而且，景观与民俗也未能较好地结合起来。为此，经过比较认真的思考，结合手头较多的资料，拟把湖南的民俗和旅游划分为五个自然区域，即：湘中、湘西、湘南、湘东、湘北；每个区域分别介绍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着重阐述其中最突出的民俗风情的来龙去脉，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样，不但提供了不少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的外在景象，而且还能帮助旅游者、考察者深入了解这些景观的深层蕴含；同时又可避免景观、景点的繁杂罗列，枯燥的平铺直叙。笔者力求把有关景观及其文化内涵的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文艺性结舍起来，使旅游者和读者透过现象接触某些本质，获得更多的饶有情趣的民俗与旅游的文化知识。
巫瑞书
总序
《中国民俗·旅游丛书》是为广大旅游者、文化工作者编辑的知识性民俗与旅游丛书。它着眼于对祖国各旅游胜地民俗风情的介绍，以弘扬祖国优秀民俗文化，了解中华各族人民生活，饱览壮美河山、名胜古迹，通晓各地风土民情为宗旨，为国内外游人提供丰富的知识，使人们开阔眼界，心旷神怡，乐以忘忧。对未经旅游或准备旅游的人，也是一个知识的先导，兴味的储备、精神的满足。
旅游是人生一大乐事，为现代生活所必须。工作之余，邀三、五友人，或举家前往，既可怡悦身心、增广见闻，又可扩大胸怀、了解大千世界。但是，这个目标并不是任何旅游都能达到的。要想在旅游中真正有所收获，必须有相应的知识来帮助。中国有句古话，叫“见景不如听景”。任何一个优美的所在，没有听到有关的解说，只有直观所视，是不会完全看出它的奥妙的。这就是旅游者为什么那么需要导游员的道理。然而，任何导游，又只能解说一时一地、一事一物的具体景观，不可能提供关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个景点的完备的知识，这就需要有专门的丛书加以弥补。这部民俗旅游丛书，就是为了这种需要而专门编写的。它将中国各大旅游区的内容分成若干册编写，采取生动轻松的笔调，系统全面地介绍有关知识。这种尝试，以前没有过。这套丛书以鲜明的地区性和丰富的知识性为特点，将祖国各地壮丽的山河、著名的景点、灿烂的文化、纯朴的风格——呈现在读者面前，是其他书籍所不能代替的。这部丛书并没有把它简单地化为旅游手册，更没有以介绍地方风光名胜为满足，它有较高的视野、较深的历史文化内涵，既可作为旅游的良师益友，又可作为民俗文化读物而开卷有益。
《中国民俗·旅游丛书》是一部大型系列丛书，它以旅游为线，把广阔的中国分成若干文化区，将旅游区纳入文化之中，进而展示区域文化特征。在对区域文化的分析和描述中，突出旅游的点、线及重要景物、风土民情。因而它既是旅游民俗丛书，又是区域民俗丛书，既是区域文化的展现，又是整体文化的纷呈。书中所述的内容大多为实地考察所得，经过研究考察，再用轻松的笔调写成。因此，对一般研究者、民俗工作者、文化工作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大体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理论民俗学，一个是应用民俗学。理论民俗学侧重理论规律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民俗学则方面较广，诸如商品民俗学、消费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社交民俗学等，重在实际的应用，多采取具体的描写研究的方法，使人们在各项生活应用中，有实际的效益。民俗旅游是应用民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既是应用，便不能不考虑弓旅游实际的结合，不能不考虑旅游的实际需要。但是，旅游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游山玩水活动，他有更广泛的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要求。高层次的旅游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活动。从旅游所至的引人瞩目的地区和蕴藏着丰富的精神、物质财富的各民族，由旅游所看到的具体景观所呈现的历史、自然和文化现象，扩展到它之外的多种问题的寻索，欲广可广，欲长可长，要趣昧可以有趣味，要学术可以有学术。这样的旅游民俗丛书所提供的信息量和知识量也应该是相当广的。基于这种认识和考虑，我们把这套丛书从框架、体例到内容、形式都尽量提高了档次，使它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并以此积极推动我国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族人民间的大团结，促进与海外朋友间的友谊。
1991年8月　　张紫晨　　北京
一、湘中 （长沙—韶山）民俗旅游区
湘中“金三角”重要景观
长（沙）、株（洲）、（湘）潭，素有湘中“金三角”之称，这自然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说的。如果从民俗和旅游的视角看，那么，省城及楚文化、湖湘文化要地的长沙，毛泽东同志家乡的韶山（原属湘潭），刘少奇同志故居的花明楼 （属宁乡县），大体上又是湘中的另一“金三角”。
游览历史名城长沙，如果观赏风光景色的话，应从岳麓山看起。不过，我们这里说的是民俗与旅游，比较强调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所以，我们先谈长沙楚、汉墓群，再说岳麓景观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涉及湖湘文化）。这样，基本上沿着长沙的历史足迹——从楚文化到湖湘文化的线路——前进。
长沙楚墓、汉墓
战国时期记载山川、土壤、物产贡赋的典籍《禹贡》中说：“长沙，荆州之域，古三苗国也。”足见长沙历史的古老。长沙，地处湘江进入洞庭湖的附近；湘江沿途接纳了潇、蒸、洣、漉（渌）、浏、沩等九条支流（即《禹贡》说的“九江”）。因而，自古以来，长沙一直是部族或诸侯的治所所在地，后来更成为南国名城之一。这里的山川名胜，历史古迹甚多，其中诸如岳麓山，古麓山寺，贾谊故宅，张仲景祠，天心阁，爱晚亭，岳麓书院，以及楚、汉墓群……皆负盛誉。这里，只就与楚湘文化传统关系密切的长沙楚墓、汉墓以及岳麓书院分别作些介绍。
先说长沙楚、汉墓。春秋战国及西汉时代，作为南楚要地的长沙，已令人瞩目。政治、经济 （如手工业、丝绸、冶金、陶器，漆器等工艺技术）、文化都较发达。其时繁盛的文明，给千秋万代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不仅表现在千百年来世代流传的屈赋楚辞以及绵延不绝的巫风楚俗等地面上的文化瑰宝，而且也表现于埋在地底下，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楚墓、汉墓里面的许多文物珍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下简称建国前）的40年代初期，曾在长沙子弹库 （地名）楚墓中掘出过著名的“楚缯书”。这是一种呈长方形（长约46厘米，宽约38厘米）的，以毛笔书写与彩墨书画的丝织品（即“缯书”）。它的中心有两段文字，共计948字；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着神物和树木等图象及解说词。“楚缯书”出土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先后发表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专著。
先秦时期的帛画，现在知道实物的只有楚国存藏下来的两幅。这两幅稀世珍宝的“楚帛画”，一幅是1949年2月，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另一幅则是1973年5月，长沙子弹库一号楚墓发掘的《人物御龙帛画》。这两幅名闻遐迩的帛画，不论是布局结构，还是人物勾画 （绘女子神态娴雅，画男子则气度从容），都堪称“构思谲怪，立意新奇”，充分表现出“楚国艺术的传统风格”。可以说，这两幅价值连城的帛画是我国“早期国画的双壁”。
汉代帛画，目前保存下来的也不多。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发掘出来的大约为10幅，它们原来埋藏在长沙（湘）、临沂（鲁）、武威（甘）三地的汉墓中。1972—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郊浏阳河畔的马王堆发掘的一号、二号、三号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余件，绝大多数都保存得完好。二号墓葬的是汉初长沙丞相软侯利苍，墓中出上的地形图，绘制技术及其标示的位置均与现代地图大体近似，这些文物先后运抵美国、日本、波兰等国展出，被誉为“惊人的发现”。一号墓主为利苍妻，随葬品中有大量的丝织品，品种繁多（包括绢、绮、罗、纱、锦等），技艺高超。其彩绘漆棺，色泽若新；棺面漆绘之流云漫卷，形态诡谲的动物和神怪，栩栩如生，绘形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三号墓主是利苍之子，墓中出土有10多万字的大批帛书、帛画。帛书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古代哲学、历史以及科学技术诸多方面。经过专家整理，共得28种书籍，而且，大部分为早已失传的佚书。至于帛画（一号墓棺盖上1幅，三号墓棺盖、内棺等计4幅）里的族幡，则明显上承长沙楚墓 《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而来，并且更为完美。因而，具有鲜明的“楚艺术性格”以及极高的中国绘画史的史料价值。
距离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20年之后，1993年春夏间，在长沙市湘江西岸望城坡古坟烷，又掘出西汉长沙王室墓。此墓地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主墓全长37米。墓道与墓室结合处发现一对“偶人”，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偶人”。经专家考证，墓主应为西汉前期吴氏（即吴芮家族）长沙国某一代王后。此王室墓是我国南方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西汉诸侯王墓之一。该墓虽曾在汉、唐之时被盗掘，但现在仍然出土20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33粒金扣饰，23块玉琼，玉璧 （壁体上发现有鎏金痕，这一特殊的饰玉工艺尚属首次发现），以及许多漆器、乐器等。出土的漆器，不但品种繁多，色彩绚丽，而且做工考究，纹饰精细繁缛。此墓出土的三件乐器，造型优雅别致，为国内罕见。另一件漆器是砚台，堪称稀世珍品。长沙望城坡西汉王室墓的发掘，是继马王堆汉墓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已经列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的重大价值随着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有关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深入，还将不断被人们所认识。
如前所述，楚墓中的缯书、帛画充分显示出楚国艺术的鲜明性格和传统风味；西汉墓中的帛画、彩绘，则上承楚帛画而来，还表现得更为完美。因此，长沙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掘出来的楚墓、汉墓、都呈现出浓郁的楚文化色彩。
岳麓山和岳麓书院
长沙的岳麓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即岳麓山的顶峰——云麓峰）。岳麓山的风景，以山腰的清枫峡最为吸引人。这里，古木参天，碧涧蜿蜒，风光迷人，令人留连忘返。春天，枫林吐翠，诸鸟百啭；夏日，枫林一片葱宠，凉风习习 （对于素有“火炉”之称的长沙来说，是难得的避暑胜地）；深秋，枫叶由青变红，远远看去，深涧峡谷仿佛燃起一团团烈火；寒冬，赏雪寻梅，别是一番风趣。岳麓山的风光，以秋枫红叶最负盛名，可与北京香山媲美。历代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不少佳作名句。清代乾隆年间，在清枫峡畔建立了红叶亭。清代诗人袁枚路过长沙游览岳麓山，根据唐代著名诗人杜牧 《山行》中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将红叶亭改名为
“爱晚亭”，较之原名含蓄而别致得多。200多年来，爱晚亭历经沧桑，建国以后，经几次修缮，现焕然一新。此亭由四根红色圆柱支撑，亭外挺立四根花岗岩方柱，攒天尖顶，重檐四披；亭角高翘，如羽翼舒展；亭檐下窗棂玲珑剔透，正面窗棂上挂着毛主席1952年题写的“爱晚亭”红匾，亭内高悬着摹刻的毛主席1725年创作的《沁园春·长沙》手迹。
岳麓山顶原为“云麓宫”（现为“云麓道观”），登上此处凭栏远眺，只见“湘江北去，桔子洲头”，“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当是另一情趣。如果展开幻想的翅膀，南望衡山，北瞻洞庭，顿会感到紫气青烟飘渺沓至，大有“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此为岳麓山名联之一）的磅礴气势。因此，前人曾有“岳麓之胜，甲于湘楚”之说。
自古以来，岳麓山名扬天下。它的出名，不仅是由于山峰秀丽，清泉淙淙，以及近年开辟空中索道、吊车供旅客游玩，使名山倍增生色，而是山上古迹甚多，名胜引人；更重要的还在于，岳麓山下、湘江之畔的岳麓书院巍然挺立，饮誉千秋。
岳麓书院——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世界最早高等学府。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 （公元976年）。祥府八年 （公元101卜，宋真宗召见山长（书院院长）周式，颁发经书，御笔亲书“岳麓书院”。从此，“书院之称闻名天下，鼓筍登堂者不绝。”其时，受业门徒 （学生）多达数百人。
宋代，各他讲学之风蔚然兴起，当时全国拥有“四大书院”，即：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的嵩阳书院、应天书院，江西的白鹿洞（庐山）书院。缘于年代久远，历史沧桑，后三个书院早已湮没，鲜为人知，而岳麓书院从宋开宝九年起，至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更名为高等学堂，中间虽然屋舍毁建相仍，但办学却一直延续下来。到现在，已经超过10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千年学府。比起国际上著名的大学诸如牛津大学 （英），剑桥大学 （英），巴黎大学（法），莫斯科大学（俄），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和持久办学都要名列前茅。
岳麓书院现存的屋舍、景观，大部分为清代遗构建筑群，80年代按原貌修茸一新。书院的大门两边，挂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楹联（它的深邃蕴含，下节将谈）。二门闾上，则有“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的门联。现存的遗迹有：讲堂 （当年朱熹等著名学者为门徒讲课授业之地），文昌阁，御书楼，六君子堂，湘水校经堂，十彝器堂，崇道祠，濂溪祠，四箴言亭，半学斋，教学斋，文庙，赫曦台等。较为重要的文物则有：颜真卿、朱元章、司马光、朱熹诸名人手书的石刻，以及欧阳正焕（清乾隆御史）、王闿运（清著名学者）等人的遗墨。讲堂厅上，原悬金字木匾，大书“道南正脉”，为清乾隆时所颁发。岳麓书院现为湖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还是湖南大学所属的学院之一，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国内、海外的许多旅游者和研究者。
岳麓书院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崛起有着巨大的影响，岳麓书院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摇篮。
近代湖湘文化与古代湖湘学有某些关联。湖湘学是宋代至清代理学中既有一定联系又有批判继承的一个重要学派，它的主要倡导者、发展者周敦颐、胡安国、朱嘉等，都先后在岳麓书院讲学任教。更重要的还在于，从明末清初到近现代，岳麓书院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种类型的著名的重要历史人物，诸如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杨昌济等；书院改为学堂后，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及革命先烈邓中夏、蔡和森等，都先后在此床学；毛泽东同志于1916年暑假曾寄居于岳麓书院，以后还多次寓居，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进行革命宣传。这些志士仁人是在湖湘文化和华夏文化的哺育之下先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成材以后，各自在政治、外交、教育、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业绩卓著，建树良多，他们的战绩和著述反过去又丰富发展了湖湘文化及华夏文化，因此，可以这样说，岳麓书院不愧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摇篮。
花明楼刘少奇故居
从长沙西行，经过宁乡县城（湘江支流沩水畔），行约50公里，抵达炭子冲，就到了刘少奇同志故居。这是一栋土木结构的普通农舍，由一些茅屋和瓦房混合组成。刘少奇 （原名刘渭璜）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刘少奇18岁时，离开花明楼外出求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1961年，刘少奇同志偕夫人王光美回乡调查农村情况，在故居住了一个星期，走访了许多农民及农村基层干部。为了纪念刘少奇同志在中国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及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有关单位在炭子冲西南山坡上建立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并安放了刘少奇同志的铜像。1988年11月24日，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和揭幕仪式，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中央、省、市有关领导出席。纪念馆主体工程面积3000平方米，由大门、序厅、声像厅、休息厅、8个展室及水榭等部分组成。从80年代以来，江泽民、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力群、王首道、田纪云、王忍之、张廷发、司马义艾买提等领导和老同志，都先后来到这里参观，表达了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刘少奇同志的深深怀念之情。
韶山及毛泽东诗词碑林
从花明楼往南行近50公里（或由长沙西南行约100公里），即可到达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
韶山，风景秀丽，历史悠久。韶山的得名，据说与虞舜之乐“韶”有关。虞舜，远古时期父系氏族社会部落联盟首领，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他是一位勤劳勇敢、励精图治的继唐尧之后的为世人所推崇的“圣君明主”。尧不但把部落联盟首领的尊位禅让给他，而且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为妻。舜继位后，开拓疆土，造福人们。他辞别妻子，不畏艰险，渡黄河，过长江，深入荆楚蛮荒之地，探测山川利弊，实施拓垦宏图。南下途中，他与侍从宿营韶山，并在此建立南巡前沿大本营（即“行宫”）。每当巡游队伍歇息休憩之际，侍从们便在“大本营”为舜帝载歌载舞，一片欢乐。伴随音乐舞蹈的欢快旋律，周围的山林和百鸟（凤凰等）也纷然应和。人世盛会，山间仙乐，浑然交融，千古传颂。于是人们便把舜欣赏过的音乐称为“韶乐”（《尚书·益稷》篇载：“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即指此）；把他在“大本营”欣赏韶乐的地方叫做韶山。
韶山一带美景如画，从韶山八景的名称即可领略一斑：韶峰耸翠，仙女茅庵，胭脂古井 （传说为当年舜帝二妃娥皇、女英的梳妆镜子变成的，位于韶山半山腰），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石壁流泉和风仪亭址（自然会想起韶乐引凤而建立亭子的神话传说）。
今天，韶山更美。除上述八景外，还有诸如毛泽东故居 （上屋场），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铜像，韶山“希望学校”（原名“韶山学校”），“西方山洞”（滴水洞别墅），青年水库，韶山银河（流经韶山、湘潭、湘乡、双峰、宁乡、望城等县市，全长240公里的韶山灌渠），韶山索道，毛泽东诗词碑林等人文景观，色彩缤纷，美不胜收。可惜本书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描绘，只说说韶山最近建立的举世瞩目的毛泽东诗词碑林。
毛泽东诗词碑林是政治与艺术高度结合的丰碑。为了纪念毛主席诞生100周年，韶山人民在韶峰半山腰建立了毛泽东诗词碑林。整个碑林由 100块汉白玉、大理石、花岗岩和天然石组成，形状各异，大小参差，依山就势，错落有致，设计新颖，雕刻精细。在100块碑体上，分别雕刻着毛泽东的100首诗词，一是表示纪念毛主席诞生100周年，同时也寄寓春毛主席的功绩流芳百世。
碑林根据毛泽东同志创作这些诗词时间的先后，分为青少年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等五个景区。碑林之大，碑块之多，雕塑之精，造型之最，建筑之好，均属世界罕见。尤其是其中的《七律·到韶山》，高8.3米，宽12.26米，厚0.99米，可称当今中国最大的、最有气势的刻碑。
诗词碑林与“韶峰四绝”（“六朝”松，“飞来船”，“胭脂古井”，“白石流泉”）交相辉映，更增秀色。碑林里挺拔的“六朝”松——这些经历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的六朝松树，苍劲挺立，万古清风，使人悠然神思，肃然起敬，更增添了碑林的壮美。第三景区里面的三眼水潭，来自“韶峰四绝”之一的“白石流泉”。谛听、观赏潭泉之余，使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游览完碑林，出出口处不到20米，有一条腾空飞架的索道。坐上吊椅，即可到达“韶山八景”之一的“韶峰耸翠”。再登上观日洞，韶山风物便尽收眼底了。
毛泽东诗词碑林不仅为韶山增添了新的景观，同时也给后代开辟了一个进行革命教育的课堂。毫不夸张他说，毛泽东诗词碑林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文化宝库，也是形象地记述中国现代革命的政治与艺术高度结合的一座丰碑。二、湘中一带的民僧风懂
“惟楚有材”——楚人特有的民俗文化心态
前面说过，岳麓书院大门两边挂的一副对联：右联是“惟楚有材”，左联为“于斯为盛”。它的意思是楚地人才多，大都到这里来集中了。…准楚有材”夸耀，并不只是见于岳麓书院的门联，而是在两湖民众的口头禅里，在湖南、湖北许多地方的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至今还有一条“楚材街”，至于两湖农村的“楚材村”那就更多了，它们的来历都与“惟楚有材”有关。可见，：‘惟楚有材”不是平日无故的侈谈，而是荆楚、湖。湘之地的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心态的反映。它的产生和流播，既体现出楚入的特殊经历及其民族心理素质，同时，又是拥有不少的历史事实和传说故事作为坚实基础的。
楚人的特殊经历及其民族心理素质。先秦时期，作为蛮夷的楚族（部族）由于受到中原一些部族和国家（方国）的歧视，逐渐向南迁移。商代中期，楚族聚居在湖北荆山一带，成为殷商王朝的方国，却仍然遭到中原人们的冷落；而且，商王朝还时常进攻并掠夺荆山一带。居住在歧山的西伯姬昌准备讨伐商纣王时，楚国“国君”胄熊欣然归附，并得到重用，成为周王朝开国功臣之一，被封为楚子 （封建国家第四等爵号）。但是，周成王在歧阳（今陕西歧山县东北）盟会诸侯时，篱熊因爵位低不能与诸侯一道入席，只能负责在会场上安放蓍草（滤酒祭神用的香草）、木牌（用以标明天子和诸侯席次）和看守大庭前的火炬的杂务。鬻熊忍气吞声，沉默寡言。返回楚国之后，他向文武大臣讲述周王室欺侮他国小位卑，不给席位的情况。从此，他率领臣民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如《左传》载述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也就是在荆山一带就地取材制造车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去开发荒山野林。经过50多年这样的艰苦奋斗，楚国财富不断增多，疆土不断扩大，一跃成为了江汉一带乃至整个南方诸侯中的霸主。
楚国 （及其先民）在穷乡僻野中顽强地求生存，在强邻的夹缝里倔强地图发展，奋斗的时间之长是以数百年计算的（甚至更长一些时期）。正因为如此的特殊经历，故而孕育、炼就了楚民族（部族）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那就是：民族至重（“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好胜尚气的脾性十分强烈，表现出来，往往是好战喜斗，尚武精神较为突出。楚国不少史实（如楚康王元年皋舟之战，楚康王三年湛板之战，楚康王五年要令尹子庚出师等）说明了这一点，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亦可证实。
战国末期，楚国被秦国所灭，秦王朝建立后，楚文化的许多特征（如政治制度中的令尹等官制，军事领域里的楚兵器制作，岁时历法中的楚颛顼历等等）不久也就消失了。但是，楚文化中的另一些特征 （比如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等）却非常顽强地辗转流存了下来，而且绵延千古。例如上面所说的民族至重、好胜尚气的脾性，具体地体现于“惟楚有材”的民俗文化心态，在楚故地 （主要为两湖）及楚裔系族中仍然如故。为了证实，这里不妨举出两个民间传说为例：
一个是湖北的《楚材街的来历》的传说。这个流传于武汉市的民间传说讲述的是，一位河南籍的考官前来湖北贡院主持举人选拔考试，看见牌楼上写着“惟楚有材”四个赫赫大字，心里很不服气，认为楚人太狂妄了。他召集地方上的绅士，出对联给他们对，在场的人都没有对上。考官命人把“惟楚有材”的牌匾取下，送到江边，打算装船带走。见此情景，一个卖菜的急忙赶到江边、将对联对上了。考官马上又出两副上联，卖菜的略加思索，又把两个下联对得很贴切。考官惊叹：“惟楚有才，惟楚有材！”并归还了匾额，仍然挂到牌楼上。从此，这条贡院街改名为“楚材街”。
另一个是湖南祁东一带流传的《惟楚有才》的传说。清代衡州府举子彭浚上京赶考，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但考官有地区偏见，面试时有意刁难他，讥讽地问彭浚：“湖南地薄，文才如何？”彭浚答道：“五湖有一湖，五岳有一岳，何谓地薄？湖南学溢洞庭，才华超南岳！”考官借机行起急口令来了：“南岳有多宽？”“盘座八百里”。“透迤多少峰？”“七十二峰”。
“哪七十二峰？”彭浚就像开闸放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数了71峰。考官步步紧逼地追问：“还有一峰呢？”彭一时忘却但当他勾起头一想，顿时开窍，忙说“勾头峰”（现在雅化为“岣嵝峰”）。皇帝见彭浚学识渊博，记忆非凡，就封他为状元。考官这时仍存有偏见，便用蹊跷的口气祝贺：“独有高才！”彭浚也不硬不软的回答：“大人过奖了，惟楚有才嘛！”考官以为又找到了彭浚的一个岔子，立即启奏皇帝：“俗有‘山东多才’之誉，岂能‘惟楚有才，？请求万岁委派小人前去考查是否确实。否则，就算彭浚浮夸，得取消他的状元资格。”皇帝准奏，考官进入楚地来到衡州。先后考了老、少、妇三人，得到的都只有手势、动作和响声，考官认为全没对上，返京后要取消彭浚的状元资格。然而，彭浚根据考官转述的手势、动作和响声，非常巧妙地把考官出的三副对联的下联“破译”出来了。皇帝听后，龙颜大悦，连连称赞：“妙哉！妙哉！惟楚有才，惟楚有才！”并正式封彭浚为状元。
相距千百里的两个传说，不约而同地反映了楚民族的好胜、机敏的心理素质。“惟楚有材”。是荆楚、湖湘之地共同的，而且是颇为独特的民俗文化心态的产物。
“惟楚有材”既是一种民俗文化心态，同时也是拥有许多客观材料作为依据的。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辞赋，鬻子 （即鬻熊）、老子、庄子的著述篇章，以及著名的楚帛画、壁画，干秋赞誉，其才之盛，世人钦佩，毋庸赘述。还有楚庄王的“一鸣惊人”（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问鼎中原”；养由基的“一箭之功”（只一箭就把反叛的敌酋射死，取得护王卫国的关键性胜利）；樊姬（楚庄王妃）的论贤、擂鼓、拯救楚国；优孟的扮戏讽谏并成为“老郎神”（戏剧表演祖师）、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伍子胥的混出昭关，“吴市吹萧”；莫愁女的清歌倩舞以及殉情汉水……他们各自显露出来的才艺、忠贞，辉映史籍、盛传口碑。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革命史上，两湖涌现出了许多卓越的人材，他 （她）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的出色贡献，更是震惊中外，载誉万世，特别是湖南尤为突出。近人蔡冠洛把清代的714位名人作为分类统计，湖南名人计51位，占7·l％，在全国名列第四。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以后，湖南人材群体蔚为奇观，以致史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其中王夫之 （船山），陶澍，郭松焘，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等，均为岳麓书院出身。他们都是叱咤风云、名噪中外的显赫人物。南京大学编纂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近代部分，收录名人7n人，其中湖南85人，占总数的11.33％。到了现代，湖南涌现出的一大批革命家、军事家和革命者的数量，在全国更是遥遥领先。《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介绍了515位人物，湖南籍的为89人，占总人数的17.30％。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列举了46位杰出人物，湖南籍的16人，占34·70％。这些数字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各族人民参加的现代革命斗争中，湖南再一次出现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极为壮观的局面。正是基于上述史实，所以两湖一带层出不穷地盛传着“惟楚有材”的传说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很少是熟读诗书的举人、状元或者名见经传的要人，方家，而是一些卖菜的、打鱼的或者放鸭的、跑堂的劳苦大众。他们用在辛勤的劳动中积累起来的聪明才智，在偶然的机遇中表现出来；或是在遭受歧视，欺凌的处境下，以热爱家乡、不畏强暴的强烈情感驱使着他们与挑衅者斗智竟才，终于使骄横的对方不得不承认“惟楚有材”。这说明，“惟楚有材”的民俗文化心态的荆楚、湖湘之地是多么的普遍，是何等的深人民众。
古朴年俗
在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自然要算过年了。不过，在许多民族和地方，过年有过大年、过小年及过半年、过赶年等的民俗。此处，先说过大年，即俗称的“春节”。
我国许多民族和地区都盛行过春节。各地、各民族过大年的风俗，既有大体相似的一面，又有因地 （或民族）而异的一面。这里只说说湘中一带过年的盛况及其与楚俗的关系。
大约1500年前，南朝（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对楚地年俗记述颇详：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长幼咸正衣冠，依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汤。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又，以钱贯系杖脚，迥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
在这记述中，较为重要的习俗大致有四：1.爆竹庭前，辟除邪恶；2.依次拜贺，饮椒柏酒；3.帖鸡户上，桃符镇鬼；4.杖打粪扫，呼令如愿。其中尤其是爆竹庭前、依次拜贺、桃符镇鬼等风俗，可以说是千古不衰。下面分别简说。
先说“庭前爆竹”。大年初一早起，往往头件事就是人们在堂屋前阶基上烧响竹筒 （唐宋汉前称为“爆竹”），用来驱赶山躁恶鬼。山臊恶鬼，是神话传说里的山中怪兽 （所谓“山魈”之类），它与“年”的传说有关。据说，“年”原是远古时期的一种怪兽，头上长着触角，异常凶恶。每年寒冬将尽，新春快来之际，“年”就要出来掠食噬人。人们为了防御它的侵害，一到此时便聚在一起，燃起篝火，投入一根根竹子，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吓得“年”逃跑远遁。一夜过去，平安无事。第二天早晨起来，人们高高兴兴地相互祝贺。这就是最初的“过年”。《荆楚岁时记》载述的“庭前爆竹”，辟除邪恶就是这种古俗的传承。
再来说“依次祝贺”。大年初一早起之后，全家老少穿戴整齐，依次（长者先，幼者后）祭祀祖先，互贺新喜。人们要敬椒柏酒，喝桃汤水，饮屠苏酒，吃胶牙糖，还要食五辛菜 （葱，蒜，韭，蓼蒿，芥辛嫩诸菜）等。这些含辛带辣的食物，大都是楚地的土特产，也是“楚味”甚浓的饮食。
最后说“桃符镇鬼”。正月初一插桃符于门上，为什么会使各种鬼怪害怕呢，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说：“上古之时，有神茶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茶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茶与垒两兄弟住在度朔山下的大桃树下面，专门察管各种鬼魅，发现胆大妄为、伤害人类的鬼魅，马上就用苇索捆住，抓去喂老虎。因此，后人在除夕削饰桃人，悬挂苇索，并画只老虎贴在门上——门神“桃符”，春联就是这样演变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桃符”的神话传说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是先秦古籍，主要记载已蜀、荆楚一带的事物，属于我国上古时期南方巫文化系统的著作。载述神茶故事的《风俗通义》的作者应劭，也与荆楚、湖湘之地的武陵一带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 （曾随祖及父在这里生活过，他在书中编纂的某些神话故事可能采自当地民间）。因此，神茶——“桃符”之类的神话故事乃是反映湖湘、荆楚、巴蜀的古老年俗的产物。
湘中近现代年俗
上述过年的许多古老的楚俗 （或更为古老的百越风俗），千百年后的今天仍在湘中等地保存下来了。请看80年代采录的宁乡、长沙一带的湘中流行的大年初一的一些风俗吧：开门炮：大清早起，即开门鸣放爆竹、三眼镜，谓之“开门炮”。出天行：开门炮后，即具香、烛、椿钱、果品、酒醴，敬献路神，由男子长者择吉利方向奠酒三巡，作揖三次，谓之“出天行”。拜年：出天行后，全家大小梳洗完毕，于堂屋齐向祖先礼拜。然后，请年尊长辈立于上首，全家依辈份高低，年龄大小依次向长辈四揖四拜。最后互相拜见。俗称全家拜年，又谓之团拜。上述年俗，与《荆楚岁时记》记载的有关部分几乎如出一辙。此外，宁乡县等地还有迎春礼仪，立春竖蛋，元宵节照鼠耗及迎紫姑诸习俗，也与《荆楚岁时记》中所述甚为酷似。宁乡流行的照鼠耗风俗是：元宵节晚上以香蘸茶油，点燃后插于屋内各个角落，使老鼠不敢出洞耗粮毁物；有的地方还边插香边念咒语，把“客虫”（老鼠）驱逐出屋。《荆楚岁时记》则云：“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柳插门，随杨柳所指，仍以酒脯饮食乃至粥插箸而祭之。”其用意亦是以之逐鼠护蚕。湘中一带流存的许多过年的风俗，不但古老、朴素，而且丰富多彩。特别是在游艺娱乐方面，百艺竞献，异彩纷呈。举其大者，诸如舞龙灯，耍狮子，赞土地（也称“赞春歌”），舞春牛，送财神，打花鼓……限于篇幅，只谈前二者。在湖南，特别是长沙、宁乡、湘潭等地，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旧时均属春节期间），不论是农村或城镇，到处可以看到舞龙灯的。
舞龙灯，先要“接龙”。由组织舞龙的“执年”挨家挨户去发请帖，凡是接了请帖的人家就依次进屋去舞龙灯表示祝贺。大多是在傍晚时分，人们敲着锣鼓，举着四盏长方形的牌灯，上面清清楚楚映出祝词，诸如“五谷丰登”，“万事如意”等，簇拥着明亮的龙灯来到屋前禾场或空坪里，主人家站在堂屋门口呜放鞭炮，舞龙头的便把龙头摇进堂屋，从屋中方桌左边绕去，尔后整条龙灯随着进去，停立在四方之首的东方位置，主人家则站在西边迎候。“执年”满面笑容地拱手向主人家恭贺新年，主人家笑着用双手把“包封”递上。这“包封”是主人家先将钱放在红纸里包好，作为谢礼的。“执年”收了“包封”，“龙”就从方桌右边“摆出堂屋门来。然后，龙大多从粮仓、猪栏边穿过，祝愿主人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如果主人家有人生病，
“龙”即从有病的人住的房里穿过，保佑他（她）吉祥平安。至此，“接龙”的礼仪才算结束。“接龙”之后，舞龙人稍事休息 （整条“龙”都搁在屋前空坪里，舞龙灯的人被请去吃茶点或歇息）。然后，开始舞龙。在锣鼓声中，龙头先摆动起来，龙身、龙尾跟随蜿蜒起舞，绕成灯明烛亮的圆形，以祝福主家团圆。次后，是“开四门”。龙欢跃地扭动于东南西北四方，再舞至堂门前，龙昂首于门正中，这叫作“四通八达，财源广进。”再后，舞龙转为
“高式”，即龙头绕着龙尾晃动，首尾相顾，从低向高摆去。其意为从年头到年尾，步步高升。最后，分别出现“挖式”和“困式”，这是舞得最神气的时候，也是舞龙灯的高潮所在。只见龙头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龙尾随着螺旋似地翻动，大有腾云驾雾之势。欢快时，灯游龙卷，让人目不暇接。此时，锣鼓喧天，人们鼓掌喝彩，主人家则大放鞭炮，热闹和硝烟的气浪混合弥漫，把农村里一年到头的辛劳，疲倦倾泻到“爪哇国里”去了——抛弃得一干二净。
湘中一带盛行舞龙灯，而且还传承着不少的巫风楚俗（比如上述“接龙”礼仪、舞龙招式以及“收水”、“挂红”等习俗）。但是，舞龙灯并非湖南所独有，湖北武昌的“弄龙”，四川成都的“摆龙”、“双龙”（白天玩）和“火龙”（夜里出动），贵州贵阳的“长龙”（龙的眼睛比碗还大，须氏三尺，吐出龙舌），广东侨乡和台湾客籍的“金龙”、“银斗”等，也都是舞龙，这些世代承袭的地域，都在我国南方稻作文化区。南方稻作——栽种水稻，最为重要的是水。正如农谚里说的：“有收无收在于水。”早在远古时期，生产落后，人们知识匮乏，认为水是由龙主管着的，龙兴云就会降雨，田里禾苗得了雨水滋润便长得好；否则，禾苗枯萎，收成不好。因此，人们虔减地信奉龙神，甚至超过自己的祖先神。所以，最早的舞龙灯原是一种“祀年”的祭典，并非娱乐；即使是后人的舞龙灯，也蕴含着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内涵。长沙县圫梨、梨圫、高塘、靖港、白泉、坪塘等乡镇至今流传着金角老龙的传说故事及舞龙灯的习俗，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至于舞龙灯成为游艺民俗中的娱乐活动，那是汉唐以后的事了。到了近现代，舞龙灯的宗教因素大大削弱，娱乐成分不断增加，成为湘中等地春节期间一项重要的民间文化活动。
耍狮子，也称“舞狮”或“狮灯”，主要流行于湖南、四川、江西、福建、台湾和北京、河北等地。湖南的耍狮子以湘中的宁乡、湘潭一带最有名气。正月初一到十五及二月花朝节，是宁乡耍狮子的季节，其热闹场面、丰富多彩以及淳朴的民俗风情，都可与前述舞龙灯并驾齐驱，但却又别有一番风趣。耍狮子是一种大型的民间游艺活动，是集舞蹈、音乐、诗歌、体育、杂技、美术、造型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民间文化活动。宁乡县的舞狮，大体上有三种样式：文狮、武狮和手提金毛狮子。
文狮的突出特点在于赞狮子和“耍故事”。在打击乐器“小开台”的伴奏下，耍狮子的人引狮来到主人家门口，让狮子进屋向神龛鞠躬。鼓乐暂停，开始逗狮子，即赞狮。一首赞狮子歌唱完，狮子就照着歌的内容“耍故事”——表演舞蹈。狮子是由两个人藏在被子内配合舞蹈，摹拟狮子的各种动作。一个“故事”耍罢，再敲打一遍乐器，再唱另一首赞狮歌，再耍另一个故事。每到一家，一般要耍3～4个故事，“大船撑宝”、“肥猪吃食”、“赵公数钱”等故事为常“耍”的保留节目。如果主人家放鞭炮、敬烟，或者小锣内放钱较多，就要多“耍”几个故事。文狮多在白天活动，晚上出动则多随龙灯一道。进入主人家堂屋以后，即与龙灯分开活动。
武狮突出之处在于带着刀、枪、耙、虎钗等器具，“耍”时以表演武术为主；同时，讲究对打，战斗气氛十分浓烈。当然，它也要赞狮，有时还兼“耍故事”。
手提金毛狮子也叫“讨米狮子”，多由贫苦的老汉或者香火不旺盛的道观中的师公道人单独活动。他们分别提着带有铃铎的樟木小狮，四季沿门耍狮、求乞。一般只赞狮，不耍故事。赞狮时摇动狮身，铃铎叮叮当当，充作节拍，同赞狮歌相应合。
不论是文狮、武狮还是手提金毛狮子，它们的舞蹈动作多为虚拟性的。比如表演“大船撑宝”时，狮被撑起四角，拉作长方形船状，尔后前后不断摆动，表示“船”在行驶。又如扮演“鲁班上梁”，耍头者头顶狮头，表演砍树，掮树、量木、弹墨及上梁等一系列摹拟动作。
耍狮子中的赞狮歌词，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在湘潭的赞狮歌里表现得颇为突出。湘潭的赞狮歌，大体上分为 《狮神来历歌》，《狮于进门歌》，
《要同贵府立起招财山》，《赞盘根》，《摇钱树，聚宝盆》，《狮子告辞歌》以及《舞狮讽刺歌》等多种，每种若干首。兹录“狮子进门歌”一首，以见一斑：
金鸡飞过凤凰山，
金丝鲤鱼弄沙滩，
今日到此非为别，
一道喜来二问安。
人随春意喜堪夸，
天降麒麟要发家；
万里荷花生绿叶，
武陵春色荫桃花。
山前山后丰花香，
溪南溪北水满塘，
桃红柳绿春光好，
城市农村喜呈祥。
湘中耍狮子明显地呈现出巫风楚俗。比如舞文狮时，有些主人家特备“三牲” （鸡，鱼，肉）敬狮神；还有的主人家要请“狮神”去猪栏走一下，以便“收瘟摄毒”，六畜兴旺。迎接手提金毛狮子，主人家也要装香化纸，敬之以酒与“三牲”；也有把小孩帽子、妇女三色线缀于狮身的，祈求清泰平安。对于专供敬奉祭把用的大狮头，更如奉若神明，常置神龛内，受到百姓常年祭把，称之为“狮王”、“狮王大圣”、“狮王大帝”，与堂上祖宗神同位供奉。湘中舞狮活动中的巫风楚俗，其虔诚、庄严显然与四川“狮灯”的诙谐、滑稽（扮作笑头和尚、孙猴子等）形成鲜明对照；与北京“单狮”、河北“双狮”的威武、勇猛也是迥然不同的。
舞狮（耍狮子）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据《尚书·皋陶谟》记载，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摹仿各种兽类（包括狮子在内）姿势起舞的“百兽齐舞”，以表示兴旺、吉祥。汉代列为“百戏之一”，在民间流行，唐代的狮子舞更是大发展，不论民间、宫廷或军队，都喜舞狮。一直传承到今天，更因地 （或民族）而异，丰富绚烂，在舞狮的百花园里，以宁乡、湘潭为代表的湘中一带的耍狮子，不过是其中的一朵鲜花罢了。自然，它不是一般的花卉，而是很有特色的奇葩：其样式的繁茂，舞蹈的多样，文学色彩的浓郁，戏剧性之强（包括“耍故事”以及表演花鼓戏中一些传统剧目的某些动作），社会功能及其价值的多方面，区域文化 （楚文化）色调的斑斓等方面，都是十分突出的。
关于湘中一带（汉族）的古朴年俗，暂时说到这里。湖南少数民族的一些奇特的年俗，在下一部分淬西旅游民俗区还要说的。
湘菜和湘中风味小吃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物产丰饶，技艺发达，交通便利，城镇繁多。只要漫步长沙街头，或进入旅游湖区 （甚至山乡）小镇，给游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吃”的了。那数也数不完、大大小小、各种档次的饭店（宾馆、饮食摊），那摆满鸡、鸭、鱼、肉和青嫩蔬菜的集市，那高悬食幌并以独特的香、色、味、形强烈地吸引着过路人（尤其是外地来客）的风味小吃……使人眼花撩乱，馋涎欲滴，情不自禁地就跨进饭店，随意点一两个湘菜，先食为快；或者就近在饮食摊上品尝一下湘中著名的风味小吃 （如油炸臭豆腐之类），以饱口福。
湘菜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八大菜系”之一。它与川菜、粤菜、闽菜、淮扬菜、浙菜、皖菜、鲁菜一起早就享誉国内，蜚声海外。湘菜不但历史悠久，做工精细，而且特色突出，脍炙人口。
湖南烹调佳肴，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放逐江湘沅澧，在他的《招魂》等名作中，就描述了其时当地许多的珍馐美味。诸如：“肥中之腱，臑若芳些”（肥牛的筋头腱子，煮得烂熟的而且很香啰）“鹄酸■凫，煎鸿 些” （酸溜天鹅，干烧野鸭，油煎大雁灰■啰）；“露鸡臛蠵，历而不爽些” （滷制风鸡和清汤大龟，味道浓烈而胃口不伤啰）……品种之多且珍贵，烹技之精而多样，都是令人惊奇的。到了汉代，湖南的烹饪、饮食更有很大的发展。1974年，长沙马王堆西汉时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夫妇墓被发掘，随葬品中就有迄今世界最早的一批竹简菜单，中间记载了103种名贵菜品和九大烹调方法 （羹，炙，脍，濯，熬，腊，濡，脯，菹）。当今湖南的许多名菜和烹调技艺，都可从这里追溯到它们的渊源。
当然，湘菜的形成及其风格的独异，则是近现代的事情。明、清以来，随着海禁大开，贸易发达，商贾云集，都市繁盛，大大地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和烹饪的发展，湘菜的独特风格得以形成。清朝未年，湖南出现一批批声名显赫的官吏，他们在政治上占居高位，在生活上奢侈豪华，竞相顾聘高级厨师精制湘菜供其享受。豪商巨贾也竞起仿效，美食之风遍及湘中都市。这些情况在客观上更促进了湘菜质量的提高和饮食业的发展。当时，长沙等地成立了筵席行会，订立了经营条规。清末民初，湘菜出现了多种烹饪流派，著名的流派有戴 （明扬）派，盛（善斋）派，肖（麓松）派，以及“组庵”派等。这些很有影响的流派相互影响、促进，取长补短，各有提高，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湘菜的发展。
建国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经过大力倡导和多方推广，湘菜不但在国内享有声誉，而且在国外（如美国，法国，日本等）也很受青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现许多湘菜馆，常常门庭若市，座无虚席。在纽约，中国餐馆数以千计，以湖南带辣的湘菜最受欢迎 （与川、粤[菜]三强鼎立）。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富饶的物料，再好的厨师也是无能为力的。湘菜的形成及其风格的独特，固然与名厨辈出和流派众多有关，同时也得力于湖南物产资源的丰富。
湖南，位于我国中南与西南交汇之处，地域、气候条件均很优越。北靠急促而过的长江和碧波万顷的洞庭湖，源远流长的湘、资、沅、澧四水相会于此；南有雄奇秀丽的南岳衡山，以及与之遥相辉映的九嶷、五岭诸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使得三湘四水既是渔米之乡，五岭六山（武陵，雪峰，九嶷，幕阜，连云，万洋）又有奇异的山珍野味（湘西、湘南盛产蕈，笋，雉，兔等）。这些殷实丰厚的物产资源为湘菜的烹饪和饮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早在先秦典籍 《吕氏春秋·本味篇》即有记载：“菜之美首，云梦之芹；鱼之美者，洞庭之鳟。”其赞美绝非过誉。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经留连于洞庭湖上的夜饮，写出了“白鸥闲不住，争拂酒宴飞”的佳句。
“子龙脱袍”、“龙女斛珠”、“东安子鸡》、《怀胎鸡》这些楚湘风味浓厚的传统名菜，承袭至今已有千百年的历史。自古至今，湖南确实拥有农耕到渔牧诸方面的大批名贵特产，其中尤以洞庭金龟：武陵甲鱼，君山银针，祁阳笔鱼，东安 （或桃源）鸡，临武鸭，武冈鹅，宁乡猪，湘莲，银鱼，松花皮蛋，湘西磨菇等最为出名。它们的物尽其用以及工善其技，使湘菜和湖南饮食特色异常突出，声誉远播。
由于物产丰饶，社会沿习以及技艺高超，湘菜形成了自己突出的特色。其一，烹技多样，尤重煨。前面说过，早在秦汉时期荆楚、湖湘一带的烹饪技术已有羹、炙、熬、腊等九大类。人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实践和革新，发展到近现代，湘菜的腊、炒、爆、蒸、煮、烧、腌、炖、煨等烹技更为成熟、精湛。长期以来，湖南人喜吃熏腊制品，熏腊和酸辣可以说是湘菜中最为常见的食物。经过熏腊后的食品不但别具风味，而且较好保存。名闻遐迩的湖南腊肉为烟熏制品，即可作冷盘，又可热炒，或用优质原汤蒸，如“腊味合蒸”一菜，就有柔软不腻、咸香可口的优点。炒菜以“东安子鸡”、“麻辣子鸡”为代表，鲜、嫩、香、辣，十分可口。名家堂菜固然擅长，乡镇（饮食店）高手制作亦精。蒸菜以蒸制各种肘子为多，讲究色泽红润，酥软鲜美。煮菜喜用火锅，民间多用蒸钵置泥炉上炖煮，俗称“蒸钵炉子”。如“青龙戏珠”、“蝴蝶飘海”等名菜，都是边煮边下料边吃，滚热鲜嫩，大助食兴，湘中、湘北一些地方素有“不愿进朝当驸马，只要蒸钵咕咕嘎”的谣谚，可见人们嗜爱之深。烧菜则有“冬笋野鸭”、“红烧甲鱼”等名菜，颇有水乡风味。
不过，在上述诸多烹调技艺中，湘菜最擅长的还是煨　，也就是湘菜素来讲究“文火” （小火）慢 ，原汁（汤）原味。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足见汤 （汁）在菜中的重要地位。湘菜的煨，讲究叶透汁浓；炖则达到汤清如镜。名菜如“洞庭金龟”，“组庵鱼翅”，“红煨鲍鱼”，“清炖牛肉”等，汁纯滋补，晶莹醇厚，皆为我国传统佳肴中的珍品。
其二，长于调味，酸辣著称。屈原《招魂》中礼赞荆楚、湖湘美味佳肴，已是酸、苦、咸、甜、辣五味俱全。近现代湘菜继承并发扬了这方面的传统，并且有所创造性地发展。湖南地多卑湿，气温偏热而常雨。这里盛产的辣椒、生姜等食物，有提热、首袪湿、驱风之功效。所以湖南人向来喜欢食用辣椒之类的东西，而且，湘人味感调摄精细微妙，加之拥有不少优质调料 （如湘潭龙牌、凤牌酱油，浏阳豆鼓，以及遍及全省的各种辣椒和芥末等）。因而，湘菜不但善于调味，而且一贯有突出的特长——以辣为主，酸寓其中，形成了酸辣见长的基调。在湘莱中，不论是肉类菜、禽蛋菜，或水产菜和其它菜，都有一些以酸辣为主味的名菜。诸如：酸辣鸡丁，酸辣野鸭片，酸辣风（鸡）翅，酸辣肚尖，酸辣狗肉，酸辣红烧羊肉，酸辣笔筒就鱼，鱼三味等等。
嗜酸喜辣，原是楚文化中食俗的重要特色之一（“湘西旅游民俗区”饮食习俗部分将有专节阐述），湘菜的酸辣见长正是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特色。所不同的是，湘菜显然从原来较为自发的状态转到了比较自觉的境地，也就是即考虑了传统风味的长处，又讲究科学性、营养性及其丰富蕴含。湘菜特别讲究原料的入味，又注重主味的突出和内涵的精当。因此，湘菜的味、色、形也就更为丰富而深蕴。同原来楚地的食俗比较起来，它仿佛已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位“丰富充实、才艺满身的名士”一样。因而，湘菜的特色和风格也就更为突出，从而跻身于全国“八大菜系”之列。
其三，刀工精细，形味兼美。湘菜的基本刀工多达16种，具体运用中还有变化，从而使湘菜的外形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风韵。比如传统菜“发丝百页”细如银发，“梳于百页”则形似梳齿，“溜牛里脊”片如薄纸；而新菜“菊花就鱼”、“金鱼戏莲”更是刀法奇异，形态逼真，巧夺天工。湘菜注重刀法，不但求形——着眼于造型的美观，而且还讲究韵味——顾及烹调的需要。所以，能够做到依味造形，形味兼美。以“红煨八宝鸡”为例，整鸡剥皮，盛水不漏，精制出成品，不但造型完美，而且肉质鲜嫩酥润，吃时满口生香。可以说，“红煨八宝鸡”是湘菜中的精品，也是饮食文化中的艺术品。
此外，湘菜特色中还有“食多方些”（见屈原的《招魂》）以及好食异味的若干因素，限于篇幅和避免重复，这里就只提一下，下面有关的部分会详细说到的。
湖南，不但湘菜久负盛名，而且风味小吃也颇多且有名气。其中长沙的油炸臭豆腐、怪味豆，衡阳的酥薄月饼，邵阳的广桃酥，靖州的蜜饯，芒江的藕心香糖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限于区域，这里只说湘中一带几种“楚味”甚浓的风味小吃以及赫赫有名的“火官殿”。
先说油炸臭豆腐。豆腐，本来就是人们喜爱的副食品，既很便宜，又富营养。追溯豆腐的渊源，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还与楚文化有着关联。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述：“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相传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淮南王刘安率领苏非、左吴等八人在安徽寿州八公山上论道修丹，结果丹未炼出，却制出了豆腐。安徽寿州，史称“寿春”，公元前241年，即楚考烈王22年，楚国为了避开秦军的威胁（公元前242年，秦大举攻魏获胜，并且严重地威胁到楚及东方各国的安全），把都城迁到寿春，仍称为“郢”。因而，豆腐确实与楚文化有关。千百年来，在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诸省以及日本（豆腐的制法是唐代鉴真和尚东渡传去的技艺之一）、东南亚等国，豆腐一直为人们所喜爱。陶谷《清异录》载：“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豆腐的营养价值的确可与羊肉媲美。
至于把白豆腐经过再制作，成为“闻起来臭臭的，吃起来香香的”臭豆腐，究竟始于何时，则尚待考证。据长沙的一些老人回忆，火宫殿 （著名的长沙楚风湘味饮食店）的油炸臭豆腐至少已有百多年历史了。
油炸臭豆腐的制作并不复杂。先用黄豆等制成豆腐片 （白豆腐），再酝制卤水，用黑豆鼓煮沸，冷却后加香菇、冬笋、白酒等佐料，浸泡15天左右即可。然后，把豆腐片稍浸取出，放在卤水里面浸泡一些时候，沥干水分就成了臭豆腐片。将茶油烧红，把臭豆腐片投入油锅，用小火炸焦。然后，逐片钻个小孔，将辣椒油、酱油、麻油等佐料注入其中，就成了独具风味的油炸臭豆腐。
这种飘出浓烈的似臭实香的奇异食品，在长沙街头的酒楼茶馆，大街小巷，食摊零担，几乎举目皆是。它价廉物美，雅俗共赏。许多外地的旅客，甚至海外的贵宾，品尝了以后无不赞不绝口，还要带一些回去作为新奇的礼物馈赠亲友。
楚人及楚裔素有好食异味的饮食习俗。对于不了解底细的外地人来说，这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油炸臭豆府，大概也算一种“异味”吧。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寒具》诗曰：“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香睡无轻梦，庄褊佳人臂缠金。”曾在鼎州 （今湖南常德）、夔州（今四川奉节）一带做过官并且关心民众疾苦、熟悉民间习俗的刘禹锡，对制作馓子 （“寒具”）的过程及造型作了生动的描绘。从上述资料可以窥见，馓子是荆楚、湖湘、巴蜀之地广大民众一直喜爱的古老食品。
长沙出产的椒盐馓子，有扁形和枕形两种。馓子的丝条粗细均匀，质地焦脆酥化，口味或甜或咸，造型新颖别致。它既是点心，也可作菜食。
再来说姊妹团子。团子，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周礼·天官》中已有“羞饮之食，糗饵粉糍”的记载。汉代郑玄注：“糗，熬米、麦使熟又捣之为粉也。”糗，指古代用炒米粉或炒面、饭或者面食粘连成的块状食品，也就是团子之类的食物。据说本世纪20年代初，长沙“火宫殿”的圩场里摆着几十副饮食摊担，其中有一副经营团子的摊担十分引人注目。经营者是一对年轻美貌的姑娘——姜氏姊妹。她俩心灵手巧，做起团子来宛如耍杂技，使人看得眼花缭乱，经常吸引很多人舍不得离去，最后都掏钱买几个团子尝尝，图个新鲜、惬意。久而久之，“姊妹团子”便由此叫开了。
姊妹团子，是用糯米、粳米为原料，加上猪肉、猪油、桂花糖、水发香菇、红枣、味精等物相配而制成。它的颜色白漂，晶莹透亮，小巧玲珑，形状美观，质地柔软，香甜鲜美，别具风味。根据《补图本草备要》所载：“糯米，甘温，补肺虚寒，坚大便，缩小便，收自汗。”因而，姊妹团子不但是营养丰富的食品，而且还有食疗效果，因此很受人们的欢迎。
还说说糯米粽子。糯米，也叫江米，主要产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用这种富于黏性的江米包出的粽子不但柔软、很香、好吃，还是赠送亲友的好礼品，而且还有悼念屈原的含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谷部四》载述：
“俗作粽，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者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可见在宋明以前，粽子是用黍米 （小米）做的，宋元以后才改用糯米。南朝（梁）《续齐谐记》所载略同：“屈原以五月初五日投汨罗江，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不为蛟龙所窃，是粽子之原起也。”近现代长沙县一带流传的民间传说“端午吃粽”也大体近似。今天，长沙街头以及农村的粽子，除以糯米作为主料以外，往往还在其中加入红豆、绿豆、莲仁、火腿肉等。这种粽子，不但色泽悦目，香气醇正，而且味道也很鲜美。
最后，再说说长沙风味小吃的“大本营”——著名饮食店“火宫殿”。上述油炸臭豆腐、椒盐馓子、姊妹团子等有名的风味小吃，都是“火宫殿”的绝活。糯米粽子也是“火宫殿”抢手的“时兴货”。特别要指出来的是，“火宫殿”不仅誉满三湘，而且驰名海外。
“火宫殿”位于长沙市西区坡子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酒香不怕巷深。”由于“火宫殿”有着比较特殊的历史，尤其是出名的风味小吃品种甚多，质地优良。所以，只要到长沙的旅客大多慕名而至，亲口品尝这里的风味小吃，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开长沙。从这一点上说，长沙的“火宫殿”颇有点像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
火宫殿，古名火神庙。据清代《善化（按，即今长沙市的一部分）县志》载，火宫殿始建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当时，火宫殿的布局是：正面为火神殿，供奉火神；东厢弥陀阁，西厢普慈阁，分别也有神像；后面则是财神殿。光绪年问，火宫殿香火进入极盛时期，每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定为祭祀火神寿诞佳期。届时，黎民百姓纷纷前来参祭，兴唱“还愿戏”。看戏的人多，摊担也越来越多，卖小吃的年年增加。久而久之，火宫殿的小吃便出名了。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火宫殿庙宇焚毁了。1941年恢复正殿并重建后殿，只立一个神位，上书“赤皇上品之极火宫大帝南唐纪寿天尊”（南唐为五代十国之一）。次年，新建饮食摊位48个，讲书 （曲艺）等台4个，外地来长沙卖艺的、杂耍的经常往来其间。建国以后，火宫殿继续保持其传统特色，小吃品种发展到60余种，其中以油炸臭豆腐、姊妹团子、椒盐馓子、牛肉汤锅、八宝果饭、神仙钵等最为出名。这里一天到晚，座无虚席。
在诸多风味小吃中，以具有鲜、香、辣和外焦里嫩的独著特色的油炸臭豆腐最负盛誉，在国内外影响颇大。1958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也来到了火宫殿，并在这里吃了晚餐，特地吃了油炸臭豆腐。他一边品尝一边高兴他说：
“火宫殿是人民群众喜爱的地方，你们应该搞好一些……”这里的油炸臭豆腐也引起了前美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后为总统）布什的兴趣，他在自己的工作手册上记下了“臭豆腐，是长沙火宫殿名菜之一。”1976年，一对从事新闻工作的日本夫妇前来火宫殿就餐，他们称赞长沙的臭豆腐比香港的好。1979年，美国食品杂志的20多位朋友来火宫殿吃饭，饭后专门考察了臭豆腐的制作过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法国旅游杂志和香港旅游导游团，都把长沙火宫殿向外界旅游人士作了介绍。所有这些，都使长沙火宫殿这座百年风味小吃老店更加驰名于海内外。
竹文化及竹崇拜
湖南多竹且竹艺发达。我国西南 （含湖南）和东南一带盛产竹，“茂林修竹”，竹简帛书，自古有名。湖南不但产竹，而且拥有精湛的竹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竹器就很有名气。长沙例城桥1号楚墓。出土积竹秘七件。长沙出土的战国墓和汉墓中，则都有精致的竹席。唐代诗人杜牧，宋代词人柳永等，都曾写过赞美制作精致的竹席的诗词。
精湛的竹艺以邵阳的翻黄竹刻，益阳的小锨竹器、水竹凉席最享盛名。湘中的益阳是有名的“竹器城”。600多年前的明代，这里就有了较为发达的竹器业。旧时，15里路长的街市摆满了五光十色的竹制品；现今的竹器市场更是一片繁荣。益阳的“天竹阁”，塔高19.8米，全部用竹子建成，塔身没有一根铁钉、铁丝，堪称全国“一绝”。益阳市的楚天茶楼，全部以竹装饰，整个茶楼充满着竹文化的气氛。1993年夏天，益阳地区举办国际竹文化节，以竹为媒介开展经贸洽谈，成交额达7.757亿元 （人民币）；对外成交项目63项，引进外资7024万元（美元）。益阳市现在生产的小郁竹器计10大类。200多种高、中、低档商品，赢得海内外客商的交口称赞。香港竹器公司陈正明先生说：益阳的竹器“压倒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有竹器，公认为世界第一流。”泰国手工业考察团来益阳考察后，也称赞益阳的竹器“具有国际水平”。
湘中一带竹器缤纷，竹业繁荣，表明这里千古以来竹文化昌盛发达。而在竹文化发达的深处，则蕴藏着为一般人所不大知道的竹崇拜 （图腾信仰）的秘密。
在《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述异记》等典籍里，先后载述了一个关于“竹王”的神话传说，其故事情节充满着传奇色彩：古时，有一女子去河边洗衣，看见河面飘来三节大竹，里面传出哭声。这女子把竹子捞上岸打开一看，见到竹子里面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长大后，既聪明勇敢，又很有才干，自封为夜郎侯 （夜郎故地在今湘西、贵州一带），并以竹为姓。后来，夜郎侯被汉朝的皇帝杀了，不久又封夜郎侯的三个儿子为侯，并在他们死后享受祭祀，这就是竹王三郎神的来历。这一古老的神话传说表明，在遥远的古代西南一带，竹既是祖先图腾神，也是部族的保护神，地位崇高，受人崇敬。这是缘于在西南地区民众的生活中，竹与他们的生存、生产和生活各方面有密切的联系，人们对竹的感恩思想产生了竹崇拜意识，因而，人们把竹灵物化、神圣化，竹成为了他们图腾崇拜的对象。其实，在荆楚、湖湘、巴蜀等地，竹王三郎神的故事并不是最古老的竹崇拜神话传说，湖南的许多地方流传的爆竹驱逐凶恶的怪兽山魈的神话传说，要比竹王三郎神的故事更为原始、遥远得多 （本书第四部分“湘东旅游民俗区”中将有阐述）。
千百年后的今天，在湘中和湘西等地仍然流传着与竹崇拜有关的一些神话传说，比如《爆竹的来历》，《鸦溪三王》（湘西苗族）等。
自然，竹崇拜的图腾信仰及其神话传说远非湘中一带所特有，它残存的地域还较宽广。这是缘于竹是热带、亚热带常见的阔叶林；而各民族又都经历了大体近似的“童年时期”，都产生过“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和原始思维，也就有着大同小异的神话、传奇、故事以及自然崇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思想意识。所以，竹崇拜及《爆竹的来历》、《鸦溪三王》、《竹娘》一类的神话传说，在盛产竹的日本、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我国的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 （自治区），都有流传。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传统文化保存完整与否，有些地区这些神话传说早已消失、混灭，有些地区则至今仍然流存 （或残留）着。
二、湘西 （武陵源—雪峰山）民俗旅游区
武陵山区奇妙景观
半个多世纪以前，湘籍作家沈从文先生写了著名的一组散文《湘西》，“题记”及开篇都是从常德写起的。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也就把常德作为“湘西的门户”了。其实，从地理位置和地形考察（湘西为山区，湘西的山主要是以桃源县的八字路尤其是茶庵铺渐次增高的），确切他说，湘西的“门户”应是桃源县或沉陵县，而不是常德市（旧称“武陵”的常德市属于湘北）。因此，本书的“湘西旅游民俗区”也就从桃花源（在桃源县境内）开始，再到武陵源（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和猛酮河，最后才是雪峰山下芙蓉杰楼。
武陵山区横跨湘、鄂、川、黔边界，沉江和乌江两条较大的河流及其许多支流奔流其间；名山胜水和奇异地形（丘陵大多谷宽丘低，奇峰高耸颇为突出）构成了一些奇妙绝伦的自然景观；高山峻岭及长期封闭（或半封闭）生活，蕴藏着不少古老神秘的习俗风情；它们的巧妙汇合，使这一带成了举世闻名的旅游民俗胜地。
桃花源今昔
提起有名的桃花源，自然会使人首先想起陶渊明（这是他的字，名为陶潜）的《桃花源记》。因此，我们就从这里说开去吧。陶渊明是东晋文学家，曾任彭泽令，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田园，终身不仕。他好读书，兼谙玄佛，因而幻想有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供人们（自然包括他在内）隐居栖息，为此，他写出了历史上著名的诗与散文连体作品《桃花源诗》——诗前之序即为散文《桃花源记》。这一散文，借助于当时流播的某些民间传说以及历史人物（刘子骥）的轶事，出色地描绘了一个幽美、谲秘的世外桃源，浓郁的故事情节和富于诗意的氛围大大地增强了它的真实感与吸引力。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怎样幽美、谲秘的境界吧！
首先，它的外部境界是在武陵溪河之畔，桃花盛开的田野。这里，一弘溪流，两岸桃花，“中无杂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极其美丽、幽静，已足令人向往了。其次，它的内部境界就更让人沉醉、神往了。渔夫沿着桃花林走到它的尽头，越过桃花山，进入一个小山口。里面竟是另一番田野风光：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房屋整齐，风景秀丽；人们过着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这里的人十分好客，各家各户都邀请渔失去作客，摆出酒菜盛情款待。渔夫在里面作客数日，分离时大家都依依不舍，但又嘱咐渔夫不要与外人说这里的事。隔了些时候，刘子骥派人与渔夫一道去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美妙奇异的桃花源了。
据说过了100多年以后，人们发现在湘西沉江河畔的水溪附近，有一个山凹，它的地理位置、风光景物都同《桃花源记》中描述的十分相似，就认定这里即是陶潜当年描绘的那个“桃花源”。后来，便有人在这里修建了一些庙字楼阁。从此，这里也就成了“桃花源”。其所在的县亦被称为桃源县。
“桃花源”成为名胜古迹以后，千百年来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游人和访古者。
从晋代到明代，桃花源风景区以桃源山为主；明代以后，则以桃花山为主。桃源山现仅存问津处石碑和清澈明亮的桃花溪等处，其它遗址均因时代久远，大都荡然无存。而桃花山一带，大约还有20多处景点，主要的景点有：桃花源牌坊，桃花林，穷林桥，菊圃，碑廊，方竹亭，遇仙桥，水源寺，秦人古洞，豁然轩，御碑亭（亭内刻清代乾隆皇帝题写桃花源的御制堂诗两首），延至馆，桃花观（在桃花山主峰，观旁题有“秦时明月，洞口桃花”对联），集贤词（祠堂墙壁正中嵌有清咸丰年间所刻《桃花源记》，室内供奉陶潜木雕像），寻契亭，既出亭，问路亭（在桃花观右侧山谷中，桥名取自《桃花源记》中的“既出，便扶问路”）等。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漫长时期，桃花源可供游览的地方虽然不少，但无人管理，任其自生自灭，黯然无光
1962年，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同志游览桃花源后，对修复这一名胜古迹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为以后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从80—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昔日的桃花源大为改观。桃花源风景名胜区大开发已经经历了两期开发工程：第一期开发从1991年10月开始，一年之内，增加了50多处景点。1992年3月召开首届游园会，截至到1992年年底，游客多达93万人次，为1991年的3倍多；1992年总收入达2600万元，是解放后43年总和的36倍。第二期开发工程从1992年3月开始，先后落成的有32个项目，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其中包括’93中国常德桃花源游园会开放的桃川宫、秦人材等配套工程。
1993年3月28日，193中国常德桃花源游园会在桃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桃花源举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省、市、县负责人剪彩后，5万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港澳台同胞，外国商贾以及当地群众在导游员的带领下进入各个景点。新建的八仙亭、秦人古道、天宁碑院、悠然园、桃川宫和具有现代色彩的斗鸡场、射击场等景点，使游人兴高采烈，乐而忘返。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商人游览了桃花源后，对这里的茂林修竹、画栋绘梁和投资环境赞不绝口。
是的，桃花源的旅游环境和投资环境都是比较理想的。从宏观上看，桃花源东距湘中“金三角”不远，且在319国道线上；西则与武陵源风景区、猛峒河风景区紧邻，构成湖南西部的旅游胜地。从具体环境说，这里濒临沅水 （湖南第二大河），靠近长石铁路（正在修建），一条条银色的渠道纵横交错，一个个翡翠般的人工湖（水库）环绕罗列；有名的桃源鸡成群追逐；闻名遐迩的桃源青茶叶遍布坡岭。这里的林木也很可观，不但拥有大批的经济林、用材林、薪炭林，而且还有许多果树。桃花山、桃花林在这里蜿蜒伸展，桃树的品种繁纷，比如鹅黄色的“春不老”，汁多肉厚的水蜜桃，甜而不腻的青桃，晶莹细嫩的“蟠龙”等等。此外，天津鸭梨、河南蜜枣，广东柑桔等也纷来沓至在这里“安家落户”。
1500多年前陶潜笔下的“桃花源”，不过是文人骚客对现实生活不满而虚妄追求的“世外桃源”（根本不可能在其时出现的理想境界）罢了；而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正在通过辛勤的劳动和奋发向上的拼搏，把中外闻名的桃花源建设得更新更美。
“世上绝景”武陵源
从桃花源继续西行，经过沅陵、吉首等县市 （或自常德市经慈利县，或从长沙迳直飞往）抵达张家界市，即进入武陵源风景区。“武陵源”（包括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是80年代新开发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联合国批准的世界级自然遗产重点保护区之一。
一个处在深山老岭、默默无闻的风景区，怎么会在短短的十来年一跃成为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名胜区呢？它的奥秘和魅力在哪里？
武陵源，旧称青岩山，横跨大庸（现张家界市）、慈利、桑植三县边界。这一带风光之美，景象之奇，并非近年才被人夸奖，早在宋明之时就曾为人所赞美。宋代的“千丈绝壁挂青松，万尺深涧藏玉龙。百仗留得佳话在，两壁对插白云中”的诗篇，讴歌了索溪峪百仗峡的险景及农民起义领袖向王率军与敌鏖战的壮举。向王这位农民起义领袖，民间又尊称为向王天子，是老百姓公认的自己的皇帝，因为在过去是皇帝老子才可称天子的。据说，百仗峡的地名是因向王在此与官军打了百仗而得名的。《慈利县志》有过关于向王三兄弟与官军打仗的载述。慈利索溪峪，大庸张家界，桑植天子山，都有大同小异的向王传说故事流传，而且在本世纪80年代被采录编入各自的民间故事集成“县资料本”里面。明代嘉靖年间，荆南道九永兵备胡桂芳曾经游览过许多名山大川，原来他认为没有什么地方比桃花源更美丽、比南岳更雄伟了，但当他来到索溪峪百仗峡后，为这里的风光所惊叹、折服，立即挥毫写诗赞美：“峡高百丈洞云深，要识桃源此处寻，戎旅徐行风雪紧，谁将兴尽类山阴。”胡桂芳虽是一介武夫，却于戎旅之中不忘品赏山川之奇丽，还独出心裁地把百仗峡看作“桃花源”的化身，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明代万历年间《慈利县志》也曾描述并褒扬过索溪峪的山：“万石立，高秀人天……闯眼突兀，奇甲天下。”清人吴肇瑞游览青岩山后，写诗讴歌：“人游山峡里，宛在图画中，壁爱双展列，天看一线通。啼猿声处处，古树叶丛丛。日夕归来晚，泉声两岸风。”这些诗歌，不但描绘了青岩山的奇丽形态，而且还道出了武陵源的风骨神韵。据不完全统计，宋、元、明、清文人墨客写下的赞美青岩山胜景的诗篇多达100余首。
然而，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湘西一直属于僻远的“蛮荒之地”，青岩山更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纵有流珠泻玉的山泉，迷宫般的溶洞，挺拔入云的奇峰，变幻莫测的深涧……也很少有人去问津、去赏览 （偶尔去几个人赞叹几句，如同向大海之中投下几个小石于，有什么用呢？）所以，青岩山长久地被埋没着，荒废着。幽泉，深涧，云海奇峰，原始森林，只是更增加了它的凄凉、冷森、神秘。正像较早发现武陵源的奇妙风景并向海外撰文介绍的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所形容的那样：武陵源宛如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俊美姑娘一样，被厚厚的历史面纱掩盖了她的轻盈丰姿、千媚百态。于是，留给人们的印象就只有谲诡、奥秘了。
武陵源“天生丽质终难弃”，客观存在着的美终究是要被发现的。青岩山的历史面纱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湘黔铁路、枝柳铁路的畅通，随着勘探考察、“田野作业”的纷来沓至，终于被揭开了。不论省内、国内或海外赤于、异域宾客，前来这里游览、观光、考察的，没有一个不被她的美所惊骇，武陵源很快就成为全国、全世界瞩目的一颗璀灿的风景明珠，以其奇异的、独特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考察者。
那么，武陵源奇特的魅力表现在哪里呢？从表层来看，较多地表现在它的山奇、水奇、云烟奇丽、溶洞奇特（含石窟）以及深涧、森林（含园林）的奇异等方面（即所谓“六奇”）；如果再往深层探索，还会发现武陵源所蕴藏着原始的、奇异的民俗风情之美。下面，就逐一分层说说。
先说山奇。武陵源的山，既有一般的起伏的山峦，又有峭壁绝岩，奇峰怪石。前者与别的地方的山岭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后者，则属异于一般地区的奇山。这种奇山异峰大多拔地而起，棱角分明，上尖下削。它们或上锐下钝，或上大下小，变化多端；山形，如芒，如柱，如塔，如屏，如人，如兽，峰或如剑指苍穹，或如楼阁矗立，或如神魔翩跹。山峰有些纤细，有些粗扩；有些秀雅娴静，有些威武勇猛；有些朴实自然，有些鬼斧神工；有些雍容大度，有些玲珑小巧……这些形形色色的山，真是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无所不奇。这些山峰不仅状异，而且色奇：有的金壁辉煌，有的紫色带绛，有的红黄相间，有的灰色透亮，几乎所有的岩峰都呈现出五彩斑阑的色彩，真可谓斗艳争奇。“神姿仙态桂林的山”（贺敬之诗句）。够奇的了，然而，似乎还不如武陵源的山这样多姿异彩（多种颜色和形态变幻莫测），令人叫绝，“天下奇峰归武陵”并非过誉。
次说水奇。武陵源的水有清泉，有瀑布，有深涧，有幽溪 （暗河）；有浅滩，有深潭，有湍流，有池塘……在山中时而看到小溪蜿蜒，碧水长流；时而听见“雷霆乍惊”，瀑布飞泻……在众多的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流水之中，最美的、最富于诗意的自然要算金鞭溪了。
当游人游览“十里画廊”、“水绕四门”、“千里相会”诸景点之后，便步入金鞭溪。只见峰峦耸立，凌空蔽日，沿溪顺谷，溪水弯弯曲曲绕着山脚，萦回峰林。此地斯时，景观万千，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步步佳景。脚下彩石，两岸花木，披露带水，晶莹透亮；溪水淙淙，鸟语啁啁。游人置身仙景，宛如梦中畅游……著名诗人彭燕郊先生去年以耄耋高龄游览金鞭溪后，写了一篇出色的散文诗。现摘录几段如下，看看老诗人是怎样被那金鞭溪的奇异风光所感染、所陶醉：
我从你的梦里穿过，那么轻，那么静，怕给你带来干扰……
……为了我梦中的行程，是你，早就忙着了，忙着用各种各样的绿色裹我，浓得像蜜一样的深，薄纱般的浅淡，不深不浅雨丝飘忽的粉绿，都是为了我的行程来来回回，停停走走，深一步浅一步地行步迟迟。我的梦幽远，带，点微明，带点闪闪的阴暗。梦邈远，有时突然用一闪而过的阴暗窥探这各种各样的绿编织起来的迷茫，各种各样的绿堆砌起来的神奇。相信你知道得很清楚，陪伴着我的除了绿的气流，还有这绿得快要蒸发的溪水，它的语言是澄清的静止说出来的……
……它们相信它们不是别的，只是一片固定在梦中的云彩，为了让梦中的绿有更多的辉煌，它们用沉着的金黄和饱和的银白，塑造了这许多你好像见过的陌生人，我想我也可以是个幻想了……
在散文诗里面，老诗人欣赏美景的梦境和金鞭溪绿得似梦的美景交织一起，把金鞭溪深透迷离、神奇橘秘的景观淋漓尽至而又维妙维肖地抒写出来了。像武陵源金鞭溪这样的奇水妙景，可以说在天下恐怕也是罕见的。
又次说溶洞。武陵源的溶洞，规模之宏大，景观之奇丽，也是其它地方不大多见的。索溪峪的黄龙洞，四层洞府，水陆并进，形成了十分壮伟的奇观。它包括一库 （黄龙水库），两河（响水河，水晶河），三瀑（黄龙瀑，天水瀑，天池瀑），四潭（黄龙潭、浴龙潭、水晶潭，千米长潭），十三宫厅（黄龙宫，龙舞厅，聚会坪，石琴山，天柱街，花果山，仙人堂，天仙水，天池山，水晶外宫，水晶内宫，迷人宫，大雄宝殿），万方池（天池，明珠池，金花池，银花池，以及天池山上难以数计的大小水池）。溶洞可以说是奇山异水的结晶，天生的艺术魔宫。特别是武陵源黄龙洞仿佛是一座地下龙宫，水中有山，山上有水；水因山奇，山因水幽；山水辉映，美不胜收。
同溶洞相似却有区别的还有石窟。离张家界市永定区15公里的玉皇洞石窟，则又是另一番风景。这个石窟凿于清嘉庆年间，能工巧匠们利用溶洞的岩石的自然形态雕塑了帝王、圣贤、仙佛以及飞禽走兽，各个神态逼真，令人赞赏不已。整个玉皇洞宽敞明亮，可以同时容纳好几百人。从外往里走，内分三层洞：因果洞，圣贤洞，玉皇洞。因果洞在下层，除了阎王、牛头、马面等塑像外，最使人感兴趣的还是洞底形形色色的钟乳石，它们大小参差，粗细相间：有些像红鳞鲤鱼，跃出水面；有些则如擎天砥柱，高接洞顶；有些像银河飞瀑，奔流直泻；有些则如玉树银花，交相辉映；还有的疏密交错，犹如珠帘半卷，真是气象万千。
玉皇洞石窟的中间一层，分为“天门土地”。“魁星”、“文星”、“龙虎”、“狮子”、“孔圣”等六个自然洞窟，其中“魁星”洞窟里天然雕塑的“赤脚大仙”捉乌龟，饶有情趣。只见赤脚大仙头戴宝冠，面颊丰满，神情自如，一只脚弯屈，一只脚站在刚露出水面的乌龟头上，左手护着法宝，右手高抬齐眉，衣褶飘动，仿佛在腾云驾雾。整座雕塑，由钟乳石天然造型，构图新颖，造型优美。
从中层石窟出来，再攀沿曲折的石阶，就到达最上层的人称“天堂”的玉皇洞。在洞内的绝壁上，雕塑有玉皇大帝的座像。玉皇大帝头戴金冠，身穿龙袍，脸长而丰满，神态庄严；手持乾坤带，威风凛凛，端坐天堂。左右两侧的金童玉女造像。体态窈窕，表情温柔，服饰华丽。这些造型艺术也出自天工而非人工所能及。洞窟上方凿有“昔察乾坤”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两边刻有对联和诗词。周围石壁上绘的天庭、仙境之类的壁画还隐约可见。
复次说深涧。偌大的武陵源，到底有多少深涧？恐怕谁也说不出具体数字来，更说不出最深的深涧到底有多深。这里，只以很有代表性的神堂湾略说一下。神堂湾是一个神秘的深涧，它日日夜夜地响着叮咚泉水，喷着浓浓白雾，它究竟有多深，流域有多远，至今仍是一个谜。据说，旧时有一年大旱，当地的道士打醮求神，拜仙祈雨，大肆募捐，搜刮百姓钱财。道士摆起神案，穿起法衣，拿着灵牌，带着几个会水的神汉，试探着下神堂湾闹神弄鬼。他们只爬下二墩，就遇深潭挡道，不敢贸然再往下去。他们从这里往水下放吊绳，放下十几丈深还不见底，一个个吓得直打冷颤，连说话也打哆嗦。与此同时，他们还听到深潭里面传出各种可怕的声音，看到了几十斤重的华南湍蛙，吓得面如土色，灰溜溜地滚了出来。从此以后，神堂湾这一深涧就成了武陵源的禁区，谁也不敢问津，凡是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
再次说森林。武陵源有古老而茂密的森林，而且属于原始森林。张家界顶上黄石寨东北面的黑枞脑，四周都是一刀切到底的悬崖绝壁，高300多米，方圆60余亩。上面松林苍莽，其中有许多高达数十米、两人合抱不拢的大古松，腐叶沉渣，黑压压一大片，深不可测。自古以来，这里就无人迹，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一位林学工作者在山民的帮助下，才首次登了上去，初步观察了这一大片原始森林的面貌。据以后陆续去的有关人员考察，浓荫密蔽的张家界，总面积为8000公顷，是我国最大的森林公园，植物覆盖面高达97.7％。
除了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以外，武陵源更多的则是原始次生林（即一般森林）。这里，树冠齐整，层次分明，藤葛攀缘，寄生繁茂，构成密不透风的绿色王国。只见那人工营造的大片杉林，生机蓬勃，欣欣向荣；翠绿如墨的竹林之海，在阳光透射下，流光溢彩，千姿百态。不论是杉林，或者是竹林，有些古朴苍劲，有些老干虬枝，有些枝叶扶疏，有些青苔满树，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武陵源的大森林是珍奇的植物园。世界上五大名科植物——菊科，兰科、蔷薇科，禾本科，木本科，这里应有尽有。仅木本植物就有93科，517种，比整个欧洲所拥有的树木科类还多一倍以上。这里还有许许多多植物中的珍品，如香榧，银杏，水杉，珙桐，银鹊，鹅掌楸，梭罗树等。著名的松树品种，这里就有黄山松，火炬松，湿地松，岩松，日本冷杉，长苞铁杉等 11种；珍贵的楠木树种，这里则有香叶楠，利川润楠，光叶石楠，虎皮楠，赤楠等16种之多。
武陵源大森林同时又是天然的动物园。它的优越自然环境，成为鸟兽栖息、繁衍的理想之地。据资源考察初步统计，这里的鸟类有6个目，13科，41种。其中珍禽有背水鸟，嘎嘎鸡，华南竹鸡，红腹锦鸡，长尾雉等。兽类则有弥猴，水獭，岩羊，黄鹿，野猪，鼯鼠，云豹，穿山甲，麝，貉，獐等。最引人浓兴的要算弥猴和背水鸡了，特别是凤头鸡冠、有金红色羽毛的背水鸡，能走能飞，形态奇异，可以说是武陵源最为奇特，最具地方特色的鸟中特产了。
武陵源大森林还是天然的药材园。这里出产的药材多达500余种，其中稀少而珍贵的药材大约有30多种，诸如天麻，黄连，四叶厚朴，八角莲，七叶一枝花，回阳草，千年老鼠屎，兰古剑，铜锤花，金银花，和血生……
武陵源大森林自然也是一个群芳竞艳、四季常青的百花园。
最后说说林峰云海和云烟飘渺。游览武陵源只要登上黄石寨、天台或者天子山，俯瞰千峰万壑，就会看到漫无际涯的云海林峰，而且，一年四季，变幻莫测。有时，云山分明；有时，混沌一片；有时，犹如怒海涌潮；有时，又似薄纱轻飘；有时，分不清东西南北；有时，辨不出晨昏阴晴。云烟变幻中的武陵源，意境超然，神秘莫测，险峻之中蕴含着柔和怡淡之情，朴野里面透露着质朴清秀之美。这些对立统一而又变化多端的自然景象，构成了一幅幅若有似无、虚无飘渺的奇妙幻景，使游客宛如置身仙境。
正是上述这些山、水、溶洞 （含石窟）、深涧、森林、云烟诸多美妙绝伦的景象，形成了武陵源所特有的神秘的、原始的、谲诡的自然美；如果再与这里的奇特的、朴野的、占老的人文景观结合起来（下面“湘西一带奇风异俗”将谈），那么，其浓烈的、巨大的魅力就会紧紧地攫住每一个旅游者、考察者的心灵，看了还想看，回忆起来觉得回味无穷。
1980年，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写了《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文，正式揭开了张家界风景区的开发历史。随后，索溪峪、天子山两风景区的开发也紧步其后。武陵源以其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赢得了千千万万的中外游客的光临、赞赏，一跃成为全国14条黄金旅游热线之一。自1980年以来，国家先后在这里投资6亿多元，现已开通旅游线路18条，观景点数百个，核心景区内的国际标准人行道长达30多公里，特别是外部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张家界一级机场已经正式通航，首批开通了张家界至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5条航线；不久，将开通至黄山、汕头、深圳、海口、武汉、西安、杭州、香港等航班。张家界有铁路连接湘黔、枝柳两大干线，交通甚为便利。公路和通讯在张家界已成网络，开通了国际、国内长途直播和移动电话。至于高中档宾馆，在张家界可说是星罗棋布，共拥有15000张床位。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土家织锦、石雕、根雕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五彩缤纷，崭新的现代气息与古朴的民族风情交相融合，对外来的游客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进入90年代以来，每年来武陵源旅游观光的中外宾客多达100余万。旅游已经成为武陵源区 （隶属于张家界市的县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中的龙头产业。以其中张家界公园为例，1994年入夏以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游人如潮涌，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都在一两千人以上。
1991年，武陵源荣获“中国旅游四十佳”的美名。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陵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武陵源的自然风光的美学和科学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现在，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武陵源不单纯是游览山川风光的风景区，而发展成为集观光、探险、科研、疗养为主的综合性旅游区。
猛峒河边老司城
从武陵源风景区再往西，即为猛峒河风景区。这一风景区的主要景观包括猛峒河、不二门、王村和老司城。限于篇幅，这里只说猛峒河与老司城。
猛峒河。猛峒河是湘西西水支流之一，它发源于龙山县，自北向南纵贯永顺县境，在老司岩（即“老司城”）汇入西水。这条流经土家族聚居区的河流全长220余公里，其中航程达170多公里。不过，上游河道狭窄，流急滩陡，可乘橡皮舟漂流（＇91中国湘南猛峒河国际漂流节即在这里举行，从永顺县城附近的“哈尼宫”下水，漂流到著名古镇——“芙蓉镇”王村）。搏流撞滩，激流勇进，化险为夷，乐趣无穷。猛峒河下游河面渐宽，水平如镜，可换乘旅游船游览，沿途经过天门峡、百鸟峡、鸡笼峡、磨盘峡、猴儿跳峡等景色优美却又历程艰险的峡关。途中即可停船靠岸，观赏大龙洞、小龙洞、鸳鸯洞、阴阳洞、不二门等钟乳石林奇景，还可领略哈尼宫瀑布、捏土瀑布、落水坑瀑布的雄姿美景。
猛峒河边峭岸入云，古树横生，藤蔓垂织。猕猴在崖壁上攀跃追逐，鸳鸯则在水面上纵情嬉戏，全然一派淳朴、原始色调甚浓的自然风光，与前面说的武陵源风光颇为近似，所以，猛峒河风景区素有张家界“后花园”之称。
自然，猛峒河与武陵源并不完全相同。猛峒河（或者扩大一些范围说西水——白河）具有自己独特景色和风情，那就是：古朴，险峻，威猛，蕴秀，神奇。在那里至今还流存着长期形成的土家族的许多异俗（如“摆手”，“哭嫁”，“跳丧”，“三过年”等，“湘西一带奇风异俗”中将谈）。
“老司城”。“老司（即巫师）城”为历代土司王（原为酋长、巫师、记神歌手三位一体的部族头人，阶级社会以后成为本民族上层统治者）治所，原在永顺县王村附近的猛峒河进入酉水处，后迁至永顺县城东南15公里的麻岔乡。自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老司城迁到麻岔，至清代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老司城搬到永顺县城为止，大约600多年时间，这里是湘西土家族的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这一带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古迹被保存下来，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比如距“老司城”不远的古镇王村花果山有五代时划分土家与客家（汉人）疆界标记的“溪州铜柱”，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之一。又如麻岔乡“老司城”的古建筑“祖帅殿”（明嘉靖年间重建），为土家族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这一带还有土司古墓群，现在均属湖南省重点保护文物。
麻岔“老司城”依山修建，没有正式的城垣建筑，这是一些山区聚落的特点之一，即建筑物依山的险势而筑，便于守护。缘于它是土司“王”城，故仍有东、南、西、北各门之你。从猛峒河（或称灵溪河）两岸到太平山麓，为古街的中心，分成左街、右街、上街、下街、正街、河街、渔渡街等八街十巷。街道用精致的卵石铺成，拼有不同图案。城址附近有观音阁、玉皇阁、祖师殿、关帝庙等古建筑及历代土司的墓葬群。“老司城”内存有土司避暑、御寒的凉洞、热洞等遗址，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雪峰山下“芙蓉楼”
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人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人于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出任江宁 （今江苏南京市）丞，此诗作于任期时。据《元和郡志》卷二十五载，“芙蓉楼”在今江苏镇江市（古称“润州”）。但是，我们这里说的“芙蓉楼”，并非诗中写的寒雨之夜陪客进入吴地（润州）的那个芙蓉楼，而是指王昌龄后来贬为龙标尉时在龙标 （今湖南黔阳县黔城镇）将临江楼改建的芙蓉楼。
芙蓉楼位于雪峰山下 （西麓）的黔城镇。黔城，在沅水和 水汇合的地方。早在2000多年前，汉高祖即在这里设立镡城县，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为龙标县，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改置黔阳县。黔城不但地势重要，而且风景优美，有“龙标耸翠”、“沅 清流”、“柳溪烟雨、“芙蓉楼”等名胜古迹，其中以芙蓉楼最负盛名，被誉为“楚南上游第一胜迹”。
据《黔阳县志》载，唐代所建的芙蓉楼因年久夫修，早已倒塌湮没。清乾隆四十年 （公元1775年），知县叶梦麟再建芙蓉楼，嘉庆二十年 （公元1815年），知县曾钰重修芙蓉楼。现存的芙蓉楼虽不是唐代所建，但距今也有200年的历史了。
出黔城镇西门，沿　水 （沅江支流）上行数百步，就可看见水边屹立一块峥嵘奇石，形如香炉，人称“香炉岩”，岩的对面即是芙蓉楼。芙蓉楼正门首额有楷书“龙标胜迹”四字，上有《王少伯（即王昌龄）送客图》泥塑一座，这当然是《芙蓉楼送辛渐》的附会。芙蓉楼门外的墙上嵌有一块石碑，上书 《芙蓉楼记》，简明扼要地载述了它的历史。芙蓉楼前有一空坪，坪中有一池，人称“芙蓉池”。池里有两尊假山，山上有树，苍劲古朴。现今池水满塘，碧波粼粼，锦鳞游水，颇有情趣。池坝上一座半月亭，亭左边又有一六角亭，名“冰心玉壶亭”；右边则为一座两层楼的耸翠楼。一楼两亭，古色古香，更有一副草书石刻对联映入眼帘：“妙书鸿戏秋江水，佳句风行晓苑花。”这是赞美诗人王昌龄及其佳作的。
芙蓉楼不但拥有“登楼则群山拱翠，俯视则万本交阴，沅水自北来环其下”的胜景，而且还留下了历代不少名人的真迹。芙蓉楼侧竖立80多块历代名人题诗作赋的镌刻、碑石，其中有《王昌龄宦楚诗》15首，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 《麻姑仙坛记》，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写的《石山书院记》，岳飞书写的“墨庄”以及武陵女史陈梅仙所书篆字16镶等摹刻石碑。颜体形态方正，结构严谨；米芾用笔刚劲，风神潇洒；岳书朴实洒脱，浑厚有力；陈字方正平直，骨气洞达。王任龙标尉时，经常在芙蓉楼宴送宾客，饮酒赋诗。据统计，王昌龄留下的180余首诗中，有不少是描写芙蓉的。诗人常用芙蓉来比喻天真烂漫的少女和阿娜多姿的少妇 （如《越女》，《采莲曲》等）。看来诗人对芙蓉是偏爱的，这自然与王昌龄的怀才 （“诗家天子王江宁”）不遇、多次贬谪（初贬岭南，又谪江宁，再戌尼标）的悲惨命运有关。因此，诗人常借芙蓉之风骨豪爽、拒霸凌寒的高尚品德来比喻自己，这正是诗歌中托物言志的象征方式。
关于这方面，湘西黔阳等地现今流传着的王昌龄与芙蓉楼的一些民间传说可作佐证。《王昌龄与芙蓉仙子》传说里讲，王被贬谪到沅水岸边的龙标时，他从江宁孤身出发，怀里只抱着一棵连蒂带土的木芙蓉。为什么万里弄波要携带此株芙蓉呢？原来他在江宁做官，曾在长江边上建造了一座芙蓉楼，又跟夫人一起栽种了满院的木芙蓉。他们在芙蓉花下饮酒赋诗、迎宾送客。可是，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打击着他。一场暴病，爱妻身亡，正万分悲痛之际，又接到贬谪文书。王昌龄把功名富贵看得如同粪土，但对爱妻的怀念却难自拔。临行时把与夫人共栽的一株木芙蓉连根带土地挖出来，带到僻远荒芜的龙标来，刚一安顿，王就噙着泪水在临江 （沅水）前种下江宁移来的那株木芙蓉。以后，他白天在公衙里理事，夜里就在楼上点一柱清香，对着楼前的木芙蓉怀念亲人和故友。一天晚上，一轮明月当空，王对着芙蓉独自弹琴，心情分外凄凉。突然，那芙蓉无缘无故满树绿叶全都枯萎，飘落在地。王昌龄情不自禁地抱着光秃秃的树干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夜，他在临江楼下踱来踱去，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不觉走到水池边，只见水中鱼儿追逐月影。见景生情，他对爱妻的思念犹如鱼儿逐月（影）一样，便情不自禁地吟咏道：“鱼在水中寻明月。”这时，几棵石缝里长出的大树的枝叶把明月遮住、当中的月影不见了，变得一片苍茫。王昌龄正想吟诵下句，突然身后传出“树插石缝遮青天”的绝妙联句。王不由得高声叫好，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位着绿色衣裙的清秀姑娘。经过询问，才知此女姓胡名容，随父移居龙标，乃认定王是位遭受委屈的盖世奇才，派她前来给他端茶倒水，日夜伺候。王见此女举止端庄，才思敏捷，本有收留之意，但考虑自己只身独居，多有不便。他长叹一声，便独自上楼去了。此后，临江楼前的木芙蓉白天青葱，夜里枯凋。胡容每晚都来伺候王昌龄，王看书她掌灯，王写诗她磨墨，王弹琴时她调弦，王吟诵时她就应和。这姑娘在身边，他觉得宽慰，和谐。更奇的是，胡容的声音笑貌竟有亡妻的余韵。经过一段时期相处，王昌龄才知道这姑娘就是那棵芙蓉树化成的芙蓉仙子。后来，因沅水里的鸭魔把河水弄脏，害得龙标的民众身染毒疮无药可治。芙蓉仙子为了搭救民众，用芙蓉树叶煎汤为药治好了满城百姓的毒疮。但从这以后，临江楼的木芙蓉也就完全枯萎了，芙蓉仙子 （胡容姑娘）也就再也没有出现了。龙标的百姓深深怀念芙蓉仙子和王昌龄，便在临江楼前栽种了一大片木芙蓉，以后还把临江楼改为芙蓉楼。除了这篇故事以外，《王昌龄的传说》、《芙蓉楼的传说》等篇也有类似的故事情节。
武陵山和雪峰山的奇妙景观，还有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澧县，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地层），吴著厅遗址 （龙山县，为五代时土王吴著冲修筑的宫殿），龙兴寺 （沅陵县，唐代佛寺），夹山寺（石门县内，宋代名僧圆悟、清初“奉天玉和尚”——或说为闯王李自成失败后的僣号——先后在此住持，现已修复一新），边城茶峒 （花垣县内著名乡土作家沈从文名著《边城》的原型景点）等。限于篇幅，只能提一下。
湘西一带奇风异俗
旅游湘西，不但奇妙的自然景观甚多，而且骇世的奇风异俗尤为突出。一般的说，只要游人不畏艰险，勇于攀越，自然景观大多容易看到，可以尽情赏览。然而，为许多地区 （或民族）不大常见的古风异俗要寻访到并且正确理解，却不是易事。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经验丰富的旅游人士 （包括考察人员），往往并不满足于显形的自然景观的欣赏，还孜孜不倦地寻求探索隐形的、具有代表性的习俗风情，尤其是对一些奇特的民族古风异俗更是梦寐以求。为此，这里特地把湘西苗族、土家族、侗族、白族等民族的岁时节庆、婚嫁丧葬、宗教祭祀、饮食居住诸方面保存下来的一些奇风异俗简介出来，以满足上述旅游者、考察者的渴望。
土家族的“三过年”
湘、鄂、川、黔边界土家族的一些地方，每年要过三次年：腊月二十九（或二十八）“过赶年”；农历六月二十五过“六月年”；十月初一过“十月年”。
汉族以及一些有关民族过大年（简称“过年”，即春节）都在腊月三十（或二十九）。土家族人提前一天赶着过年，故称“过赶年”。土家族人为什么要过赶年呢？在湘、鄂、川、黔边界民间流行着四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传说明嘉靖年间倭寇（日本）入侵中国，永顺土司王彭翼南奉命出征，他率领士兵三千，提前一日过了年奔赴前线，大败倭寇，立了“东南战功第一”。为了纪念这次征战胜利，同时，也为表达广大民众对抗倭将士的深切怀念，永顺县土家族人就定在腊月二十九（或二十八）过年，这种“过赶年”的习俗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的历史。另一种说法是，为了打败异族的骚扰。缘于民族战争频繁，土家族民众常常不能安全过年。于是，本民族头领便施巧计，出奇制胜。头领让民众提前一天过年，尔后，率领将士猝然出击，敌人过年大吃酒肉，毫无戒备，被土家族人打得落花流水，仓皇撤离。还有一种说法，土家族人祖先贫困，给财主当长工，穷得无法过年，不能合家团圆，只好提前一天“团年”。另外也有说，四川西阳、秀山一带的土家族人分别在农历三月三、四月十七过年，是因为明代万历年间土家族人奉命出征，班师回朝的日期不一致，所以过年的时间也就不一样。
从以上四种不同的说法（传说）中，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不论是外国的侵略、异族的骚扰或者地主的盘剥、掠夺，土家族人从来就是英勇无畏，同仇敌忾，并且足智多谋，以奇制胜，这是一个英勇的民族，豪爽的民族。
“过赶年”的晚上，寨上烧起冲天大火，调年旗高高飘扬，男男女女围着旺火跳摆手舞，唱调年歌，舞“毛古斯”。这种“过赶年”的爽快朴野、红火亢奋，同前述湘中 （汉族）的古朴年俗以及下面介绍的苗寨“调年”，完全是另一番情调。
土家族人豪爽、痛快的民族气质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历史进程中曾经饱经患难、备受欺压，几度被迫举族 （氏族或部族）迁徒却能泰然处之的史实分不开。因而，同其先辈楚民族 （或巴人，“南蛮”）一样，养成了念祖、怀旧、齐心、尚武的强烈民族精神，这在土家族过“六月年”和“十月年”的风俗与传说里鲜明地体现出来。
民间传说中说，古代土家族人原住江西一带，因不堪忍受官府、财主的掠夺、欺压，避免被斩尽杀绝的灾难，他们约定在农历四月初八开始准备，然后悄然离开，经过洞庭湖，溯沅江而上，到达武陵山区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这里有大树可盖吊脚楼，有清泉可酝“苞谷烧”（家制白酒），能够安居乐业，值得欢庆一番。于是，新落居的土家族民众就决定先过一次年：宰牛，祀神，“摆手”，唱歌。这一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五，就叫“六月年”。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作，新垦的土地肥沃，五谷颗粒粗壮，六畜见风长膘，土家族人迎来了新的家园的第一个丰收的秋天。这样，他们又在农历十月初一再过一个“十月年”（这也与他们的祖先——楚人以十月为岁首的“十月年”自然有关）。家家蒸“苞谷烧”，寨寨杀大肥猪，人们纷纷串寨，登门拜年，相互表达美好的祝愿。
“十月年”及苗寨“调年”
上面说土家族人“三过年”，已经提到“十月年”。十月年，不只是在土家族中流存。这里来说说“十月年”的来龙去脉。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推行颛顶历，以十月为岁首，故有“十月年”的风俗。千百年以来，楚裔系族中的一部分民族保存了这种古老的年俗，所以，我国西南（含湘西在内）一带许多少数民族都过“十月年”。比如羌族过年在农历十月初一，彝族过年则在彝历十月上旬，哈尼族的“十月年”为夏历（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属龙日，水族的端节（春节）在夏历八月至十月。此外，在夏历九月至十一月之间过年的，还有苗、瑶、侗、傣、拉祜、布朗、德昂等民族。
湘西苗族部分地区保存的“调年”风俗，就与“十月年”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载，宋代以前，各地苗族盛行苗年（“十月年”）。宋以后，有些苗族地区渐渐随汉俗过“客年”（即夏历年，春节）。但是，广西大苗山、贵州黔东南及湖南腊尔山一带在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以前仍过苗年。改土归流后，苗年曾被清政府禁止。然而，在广西大苗山及湖南永绥（花垣）县、贵州松桃县交界的虎渡口地区，人们继续悄悄地过苗年。后来，人们虽然不敢再过“十月年”，但在夏历年时依旧保存苗年的某些传统习俗——“赶年场”，称为“调年”。现今，湘西沅陵、泸溪一带瓦乡人（苗族支系）农历十月间的跳香节，就不同程度地流存着“十月年”的风俗；湘西凤凰、花垣等县苗族地区的“调年”仍是十分热闹，充满着本民族浓郁的习俗风情。
花垣县“调年”古俗可以上溯到宋代以前，凤凰县吉信区峒脚苗寨“调年”风俗也可追溯至明初 （距今约有600年），足见其历史的古老、悠久。苗胞欢度本民族的年节，处处呈现出一幅幅浓厚的风俗画：苗寨“调年”活动包括唱苗歌，踩芦笙，跳年鼓，打秋千，接龙，报赛，武术，“游方”等等，其中最热闹的要算“游方”了。“游万”的主要方式为男女对歌，择偶结亲。所以，“调年”参加“游方”的只限于未婚青年男女（已婚者只能作歌师、歌娘或者陪看）。参加“游方”的男女都是盛装欢容，喜气洋洋。开始，男女双方皆为两人以上合声对唱，对唱的歌一般是从《相遇相撞》唱到《访名问寨》（“问寨”即问姓，苗族婚俗同姓不婚，因而同姓兄妹不能在一起“游方”）；尔后，各自分开对唱，再从《借东借西》唱到《初相会》。如果双方有意成亲，即互赠礼品作为“信物”，回家以后各告父母，约定日子订婚。
“调年”的时间，各地苗寨长短不一。最长的达13—15天。过年的日数均为单数。苗族古代以“奇”（单数）为吉利，故“调年”的日子也如此。更有趣的是，有些苗寨“赶年场”，从山下开始，一寨一村地往山上移动。过年期间，家家户户盛宴待客。在“赶年场”中，最活跃、最耀眼的自然是姑娘们了。她们时而歌舞，时而待客，忙得团团转；挂满各种银饰、绣着彩色花纹图案的新衣换了一件又一件，令人目不暇接。
苗寨“调年”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和重要意义。其一，祓除不祥。最早的“调年”本为祀神、祭鬼，期望全家全寨无妖无邪，清泰平安，“调年”中的接龙、跳鼓脏等活动即蕴含此意。其二，送旧迎新。“调年”既是庆祝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收获，又是夺取来年丰收的“誓师大会”，充分体现出苗家的决心、信心和毅力。其三，抵抗外侮。苗族如同其他楚裔家族一样，长期遭受着大民族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在封建统治者“剿抚兼施”之下，处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为了追求平等、幸福，苗族民众不得不频繁地揭竿起义，他（她）们抗外侮，求生存的斗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在反明、抗清、“革屯”、“跳仙”等重大斗争中，武功技艺展示了巨大的威力。因而，“调年”中的武术活动，乃是一种检阅，旨在奋发图强，击败外侮。其四，加强民族团结。新的时代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团结的新纪元，因而，苗寨“调年”活动也就成为了苗族与周围各民族之间的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国强民富的欢庆盛会。
白族火把节
湘西张家界市桑植具的白族，主要是从云南大理白族派生出来的。他们自元代以来，一直世世代代居住在武陵山区，一方面保存着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与生活习俗，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社会文化。火把节是白族传统的风俗和文化的产物。关于火把节的起源，各地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湘西白族火把节的缘起，明显地是与驱除害虫，保护庄稼有关。节日的时间是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这是白族百姓在秋收之前，预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盛大节日。火把节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有祭祖、拜火把、点火把、耍火把、跳火把等。
节日的前几天，人们就忙着准备了。年轻的男人们上山砍火把杆，然后各家各户凑集柴草、麦杆、松明，然后开始扎火把。扎的火把有大有小，规格不一，用途也各不相同。一种是拿在手里可以四处游走的小火把；另一种则是竖立在各家门前或庭院里的中等火把；还有一种是全村共竖的大火把。大火把讲究高大雄伟，高约一二十米，用松树作杆，四周捆扎麦杆、松明，顶端一般都要安一面旗子，旗下用竹杆串联着三个纸蔑扎成的升斗，称为“连升三级”。每个升斗的四角插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字画的小纸旗，下面还挂着火把梨、海棠果、花炮、灯具以及五彩缤纷的小彩旗，十分美观。
火把节的中午，人们带上小火把，纸钱、香烛、供品，到祖坟前扫墓、祭奠。小火把点燃后，撒三把松香面熏墓，必须等火把燃着把儿之后方能回家。墓地如果离家甚远，一般就在家里祭祀。
太阳落山前，各家各户都已提前吃过晚饭，便于全家人出门观赏火把和跑马。骑马的大人、小孩，都要绕火把跑三圈，才向远处驰骋。不骑马的人，就挨家挨户去欣赏各家门前的火把，看谁家火把竖得精致美观。在全村的大火把点燃之前，年轻的媳妇们打着花伞，背上新生婴儿在火把下转三圈，据说可以除邪得福。当夜幕降临时，村中老人领头献祭品，并向大火把礼拜、叩头。村里的乐队奏起白族调。几个勇敢矫健的小伙，一个接一个地攀上高竖的大火把，然后将点燃的小火把递给最上面的青年，由他在顶部点火。刹时，烈焰腾空，鼓乐大作，鞭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场面非常壮观。当火焰把升斗杆子烧断时，人们争相抢夺凌空坠下的升斗。抢到者被视为有福之人，受到大家的祝贺。人们簇拥着他回家，主人则用烟、酒、茶款待客人。待到明年火把节时，大火把上悬挂的升斗，自然就由这家“有福之人”备办。
火把节的高潮是耍火把。白族男女青少年每人手拿一个小火把，见人就从挎包里抓出一把松香面，往火把上用力一撒，只听“哄”的一声，火苗燎向对方，叫做“敬上一把”。被燎的人则认为燎掉了身上的晦气，喜气洋洋。人们相互燎耍，有些青年男女竟因此而相爱相恋。燎耍过后，农村青年还要成群结队地举着小火把到田间地头，向火把燎松香面，给谷物照穗，认为这样能消除害虫，保佑丰收。
火把节的尾声在跳火把。午夜前后，经过狂欢后燃烧着的火把底部的柴火所剩不多，人们把它们堆成一堆堆的篝火。于是，一个接一个地从篝火上来回跨 （跳）越二三遍，祈求火神“禳灾祛邪”。青年们则还要开展比赛，看谁从篝火上跳得高、跳得远，直到兴尽为止。至此，湘西白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才愉快地结束。
桑植县东南边陲的天子山为武陵源风景区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这里的西北一带瑞塔铺、刘家坪、麦地坪、芙蓉桥、洪家关、马合口等地都是白族乡。如果是农历六月下旬前来武陵源旅游，不妨去天子山附近观赏白族火把节的习俗风情，游人一定会对这个多才多艺、热情好客的民族以及炽热奇异的火把节有更多的了解和难忘的印象。
侗寨“抢亲”
远古时期，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一个氏族 （部族）的男子到另一个氏族去抢女子而缔结姻缘（即“族外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足为奇。可是，数千年以后的现今，仍然高举火把，成群结队地去外乡、外寨乃至外省、外县“抢亲”，而且马到成功，皆大欢喜（“抢”到新娘的男家及被“抢”的女家都为缔结良缘而兴高采烈，热闹庆贺），这就不能不说是奇风异俗，令人惊诧的了。
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期，在湘黔交界的藕团、平茶（均属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坝寨（贵州黎平县境内）等地，仍然流存着“火把迎亲”、“抢”新娘的古老婚俗。自古以来，这一带素有“夜娶”、“夜嫁”的风俗习惯，十分红火、热闹。太阳刚落山，“夜娶”的人们饱餐一顿以后，三四十人的娶亲队伍就从新郎家出发。除吹鼓手以外，每人都举着一个火把，而且，“什么礼品也不带，倒带了些绳索扁担，真像个‘抢’的样子。”他们穿山过坳，越溪串寨，浩浩荡荡，欢腾奔走。但是，当一进入新娘家所住的团寨，遇上一道道歌卡时，娶亲队伍的欢腾就被机智取代了。只有以冷静、机智编出的歌巧妙地回答出新娘家歌手提出的盘问甚至“刁难”，方能顺利通过“歌卡”。直到进入新娘家寨门，还要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因为聚集在新娘屋里的歌师、歌手不但甚多，而且盘问得更“刁”。举凡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时事政策，花鸟虫鱼，随兴即口而出，要求对答如流。娶亲队伍中如果没有高明的歌师，没有善战克敌的技艺，是要“打败仗”、“吃闭门羹”的——新娘家寨门不得开，新娘“抢”不出来。不过，急中生“智”，自有“妙”法。娶亲队伍里的“军师”会派出机灵的小伙，翻越篱笆溜进寨里，顺顺当当地打开寨门，娶亲队伍一哄而入。其实，此时新娘早已准备停当，静候在那里。娶亲的小伙子们齐冲向前，争着逼近新娘；伴嫁的姑娘们则一字排开，“护住”新娘。于是，小伙子们“兵分两路”：一路跟伴嫁姑娘们虚相周旋，推推搡搡；另一路却直扑“猎物”，由“大力士”抢着新娘背上就跑。新娘哭哭啼啼，唱着《哭嫁歌》；“大力士”跑出寨门、团门，直到望不见新娘家的寨子，才喘口气，放慢脚步。奇怪的是，这时新娘不但不哭了，而且还从“大力士”背上下来，自动加快脚步，跟着娶亲队伍往新郎家大步流星地走去……
湘、黔、桂边界侗家保存下来的“抢”新娘的婚俗，可以说是远古掠夺婚的“活化石”。它既有许多原始婚姻残存的文化因子（如“掠”婚，夕婚等），又涂抹了一些楚文化色彩 （比如对歌盘答——楚俗善歌，好胜犟强等等）。因而，这种幸存的古老婚俗具有婚姻史、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诸多方面的重要的社会价值。
土家族“哭嫁”
无独有偶，湘西南侗家人的充满戏剧性的“抢”亲，与湘西北土家族带有史诗性 （特定民族的独特知识总汇）的“哭嫁”，可以说是相互辉映的古老婚俗的两朵奇葩。在国内外，侗族的“抢”亲大概鲜为人知，但土家山寨的“哭嫁”却是早在50年代就已闻名世界了。
姑娘出嫁，为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喜事，本应充满幸福、欢乐的气氛。然而，旧时湘西、湘南、鄂西、川西（成都等地）、黔东（铜仁、凯里一带）诸地，却流行着一种与之完全相反情调的古老婚俗——“哭嫁”。也就是在姑娘“出阁”之前，不但新娘本人哭得很伤心，像泪人一般；而且，新娘的母亲、姐妹以及姑妈、姨妈、舅妈及其他交往较多的女友，都要陪着新娘哭。湘西土家族哭嫁的风俗尤为普遍、浓厚，不但哭嫁的时间较长（少则十来天，多达个把月），而且哭嫁歌也保存得古朴、完整。
姑娘出嫁为什么要哭？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哭？这是一种蕴含甚为丰厚的人生礼俗，也是一种饶有兴趣的婚俗事象。
俗话悦：“人不伤心不落泪。”姑娘出嫁之所以要哭，是因为在旧式婚姻制度下，女孩（尤其是劳苦大众家庭的女孩）总是作为牺牲品“抛”（卖）给夫家的，她们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湘西等地的女孩在出嫁之前要哭泣，要呼号，哭嫁歌就是感情发泄的最好表现方式。
湘西保靖县土家族地区流行的《哭嫁的根巴》，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篇民间传说里讲，在远古时“是女的坐天下”，“人只晓得阿娘”，后来，在闹沧湖地方出现了一个蛮狠的男人，身高力大，是个“吃雷公局火闪的角色”。一天，这个狠男人看到一个女子在溪边坎坎上独自摘野果，吃得很开心。他不管女子肯不肯，硬把这个女子抢到屋里，强迫成了夫妻。而且，从这以后，沿袭成了男婚女嫁的风俗习惯。由于妇女不高兴，想起就伤心，所以，姑娘嫁出门之前，“都要数七数八、摇肝动肺地哭几天几夜。”
哭嫁习俗的形成，可以说是有它的远因与近因。上述这个传说故事即与它的远因有关（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出现的族外掠夺婚的折光反映）。至于它的近因，则是盛行于湘西一带的封建包办婚姻的某些陋习（诸如“骨种亲”——姑表婚，“扁担亲”——姨表婚，“坐床亲”——哥死嫂必嫁弟）所致。
千百年来，在湘西土家族的吊脚楼上，一代又一代的妇女先后哭嫁。她们的哭与诉，除了个人的恩恩怨怨以外，还夹杂着一些社会舆论的制约。哭嫁“哭”得好的，受人称赞，一生荣耀；“哭”得不好的，就会被人耻笑，甚至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为了不让别人指脊梁骨，争一口气，湘西土家族许多地方的女孩长到十一二岁，就会跟着大姑娘去“陪嫁”，专门学“哭嫁”；有些女孩的爹娘甚至花钱请“哭嫁娘”（一种半职业性的哭嫁歌手）上门来，传授“哭”的经验和技艺。所以，一些“待字闺中”的姑娘们常常三个一堆、五个一伙，躲在吊脚楼上，或藏在树丛、溪涧，悄悄地摹仿起“哭嫁”来，切磋“哭”的技艺。经过这样奇特的“观摩”演习和勤学苦练，等到她们出嫁的时候，自然就会显露出色的“哭嫁”本领，哭得滔滔不绝而又凄楚动人。
湘西土家族姑娘“哭嫁”诉说的内容，由于世代口头传承，加上一些“哭嫁娘”的积攒和琢磨，因而形成了某些大同小异的口传“本子”——即令人赞叹的民间抒情长诗《哭嫁歌》。以保靖县马王乡、永顺县普戎乡、龙山县坡脚乡等地流存的几个“本子”较为完整且有特色。这些地方，出名的老“哭嫁娘”比较多，其中丁贤桂、田翠莲等人在80年代还参加过拍摄影视呢。如果到猛峒河风景区旅游，在古镇王村兴许还能看到她们传授的徒子徒孙的“哭嫁”表演呢。
根据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先后整理出版的三个《哭嫁歌》的“本子”看，这部民间长诗大体上分为哭爹娘、哭哥嫂、别姊妹、骂媒人、哭嫁妆、哭辞祖宗、哭上轿等10多个部分，长达数千行。
湘西土家族《哭嫁歌》中有许多朴质无华却感人至深的诗句。请听：
忽听金鸡一声叫，
好像乱箭穿我心，
唢呐吹起“娘送女”，
镏子打起“大开门”……
唢呐一声泪一滴，
扯娘罗裙扯爹衣。
苦命女儿送上轿，
亲生骨肉两离分……
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这样声声呼号、字字血泪的哭诉，恐怕也难免潸然泪下吧。
湘西丧俗
湘西地域宽广，民族众多，丧葬古俗，各有歧异。这里，自近至远地只说三种较有代表性的丧俗：“散花”、跳丧、崖葬。
“散花”是湘西黔阳、怀化、古丈、保靖一带汉族、土家族等民族丧葬活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主要载体“散花歌”（丧歌）颇有名气。
湘西土家族地区的丧仪，一般分为开堂、请歌娘歌爷、安五方、孝歌、探花、散花、解结、送神等八部分。其中的“探花”、“散花”为整个丧仪的主体部分，而它们的知识性、文艺性、娱乐性甚强，因而长期以来为巫师道徒及世俗民众所传承和喜爱。
湘西黔阳（今怀化）地区的汉、侗、苗、土家诸民族在丧俗中保存了一些古朴风习。他们不但在灵位上放着花瓶，而且还有环绕着棺材周围散一圈花的礼仪。“散花”，就是主持丧仪的巫师（或道士），从灵位上花瓶中取花向灵柩四周不断散开，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散花歌”自然就是贯穿这一丧仪过程中吟唱并解释这种仪式的歌曲。清代《黔阳县志》卷十六载：“丧家每夜聚众而讴，鼓歌弦唱，彻夜不休，谓之闹丧。”所以，“散花歌”充满着人情世态，而且不乏艺术魁力。比如：
轻轻打开花园门，
歌朋弦友都清进。
百花园中百花开，
散朵仙花度亡魂……
去年此日把花开，
只有火花一片鲜。
人死不知何处去，
百花依旧在眼前……
湘西“散花歌”的内容甚为广泛，类属亦颇多，大致可以分为：（1）盘花类，有栽花、报花名、十二月花、四季花歌、花偈子、散仙花、猜花等。
（2）盘古类，有盘古人、盘历史、盘八洞神仙、盘桃源洞等。（3）忠孝类，包括《怀胎经》、《哺育经》、《孝顺经》、《二十四孝》、《劝进文》等。
（4）戏文杂剧类，则有《目连寻母》、《十二月望夫》等。（5）荐膛（杂）类，包括盘姓名、盘飞禽、盘走兽、盘游鱼、盘昆虫、盘小菜等等。
“散花歌”虽然主要是灵堂丧仪中唱的，但它的内容并非纯粹宗教迷信的东西，有些歌世俗风情还甚浓，而且在山上、田垅、地里也可哼唱。比如当地一些民间艺人也唱“散花歌”中的《十二月望夫》，一般从“丈大出外十三载，一直没有打转来，听说有个望夫台，十回望夫九回来”唱起。其中唱的“闹花灯”（元宵节）、“打龙船”（端午节）、给观音娘娘做鞋等内容，都是黔阳一带的风土习俗，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 《十二月望夫》抒发了为生活所迫的封建社会客死异乡的“丈夫”与望郎不归的怨妇的典型感受，引起许许多多有类似遭遇的男男女女的共鸣，同洒辛酸、怨懑的泪水。所以，人们 （含主持丧仪的巫师或道士在内）在灵堂固然可以放声痛哭，就是在山上、田垅唱起也无不凄然噙泪。
湘西“散花”习俗及“散花歌”中，自然也有一些宣扬封建迷信、愚忠愚孝、逆来顺受、万般皆空之类的东西，属于糟粕部分，应该批判、唾弃。
湘西北、鄂西、鄂北一带，以往老人亡故，亲朋好友，三舍四邻会闻讯赶来，相邀沓至，即以热烈的歌舞形式——跳丧（或称“闹丧”，“坐夜”、“唱夜歌”、“打丧鼓”等）来缅怀故人，劝慰生者。而且，不论死者是男是女，也不分名位尊早。既使亡者生前与人结仇或有夙怨，活着的人、前来帮助办丧事者都不计前隙，一样热情地为之“跳丧”。荆楚、沅湘民间素有“生不记死仇”、“人死众家丧”的良俗。
与此相关似的，旧时在湘西土家族的一些山寨，当老人过世，同寨共族的丧歌手、锣鼓手立即自发地聚集在死者家里，由锣鼓手奏乐，丧歌手讴唱，以歌舞兴哀。人们并不凄惨悲凉，而是刚健亢奋，其歌舞内容主要是赞颂死者生前的劳武功绩。
这种群体参与、哀乐相伴的跳丧乐舞，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保存了浓厚的原始遗风。远古时期，自然暴虐（诸如洪水、猛兽等灾害及威胁），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思想迟钝，只有依靠氏族（部族）集体的力量方能战胜灾害，获得食物等生活必需品，获得生存和安全感。千百年后的鄂西、湘西大山区里，仍然保存了不少依靠集体力量生产和生活的古风旧俗，古朴丧葬的原始遗风即是其中之一。清代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鄂西《巴东县志》卷一载：“旧俗殁之夕，其家置酒食邀亲友，鸣金伐铙，歌呼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谓之暖丧。”鄂西长阳县一带闹丧时，人们亦歌亦舞，少则两人对舞，多则10余人群舞唱和，丝竹鼓喧，灯火辉煌，可谓热闹非凡。
湘西北石门县口头流传的《跳丧舞的由来》中说，唐太宗因听了从西天取经回来的唐僧宣扬如来佛本事如何高强之后，打算尊佛抑道。这位皇帝故意安排一班乐队（八人）在金銮殿下面的地洞里吹打弹奏，却说是“闹鬼”，叫道教头领张天师前来捉鬼。于是，道佛斗法，几经较量，最后道高一筹，张天师施展法力把那八个乐手杀了。冤屈枉死的八个亡灵到阎王那里告状，阎王把唐太宗和张天师的魂灵拘来阴曹对案。经过审判，理屈的唐太宗答应那八个亡灵的要求：以后凡间死了人，就由那些亡灵在死人灵柩前唱歌跳舞，并且享受人间的香火。这就是“跳丧舞”的由来。这样解释跳丧舞的来历，纯属附会法。因为鄂西、湘西一带的“跳丧”远非晚至唐代才有。据一些专家学者考察、研究，他们认为土家族跳丧的产生与古代巴人崇敬祖先廪君及白虎图腾崇拜有关。巴人和廪君的资料见于《山海经》、《水经注》、《晋书》等典籍。据《隋书·地理志》载，汉魏、南北朝时，清江郡（今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地区）“蛮左”人已有“绕尸而哭，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死者）生平事”的风俗习惯。可见“跳丧”由来甚古，历史悠久。
崖葬也称悬棺葬。据考古发现，苗族历史上曾流行崖葬。唐代张《朝野佥载》卷十四云：“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搁其尸，三年而葬……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幸，即终身不复祭祀。”近入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中也说：“今之沅水沿岸，在沪溪浦市之间有一地名箱子崖，至今尚有两三具赭色棺柜存在，古往今来过客多见之。此为崖葬痕迹无疑。”现代湘西著名作家沈从文 （苗族）在散文集 《湘西散记·箱子岩》等篇中，也对那些奇异的搁在临江高耸的石缝中的“暗红色长方形大木柜”作过不止一次的描绘。这些资料表明，在沅水（含支流）流域过去流行过悬棺葬的风俗，它是古代濮、越、巴、僚、汉等民族古老葬法的遗存。这种葬俗在湘、川、黔边界的辰、酉、巫、武、沅五溪流域 （“五溪蛮”即指这一带）颇不罕见。
悬棺葬大都是在陡峭的岩壁上，凿洞插柱，把棺材吊在洞里的木梁上，或是将棺材放置于天然的岩洞、岩面、岩缝内。它们距离地面高的竟达百多米，低的也有一二十米，而且位于临江的悬崖绝壁之上。这种古老奇异的葬法，显然是缘于远古时期的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思想意识。其时，初民为了保护死者遗体，使他 （她）不受侵犯，把棺木悬葬在下临江河的绝壁上面，让死者继续发挥他（她）的智慧和权威，并且保佑和监视他的子孙、臣民。
如今，湘西、鄂西苗族、土家族等民族都实行入棺土葬。不过，到沅水或清江（含支流）流域旅游，有时还可看到一些悬棺葬的遗迹。80年代末期，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乐福店乡新梁村就发现一处巴人岩孔葬 （崖葬）遗迹。岩孔距地面高约15米，岩孔内右侧放着楠木棺具一副，棺内有完整的女尸骨一具。这个发现或观赏 （自然只能仰视或俯览）当然会大大地增加旅游或考察的情趣和知识。
土家族的“摆手”
湘西、鄂西、川东土家族聚居区的村村寨寨，每年正月新春（初三至十七）都要举行“摆手”（土家族叫“社巴”〕活动。这是土家族人纪念自己的祖先并且祈求神灵福佑的隆重的民族祀典，同时也是土家族广大群众最喜爱的大型的文化娱乐活动。因而，“摆手”可以说是土家族古老的祭仪与欢乐的游艺相结合的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
“摆手”是在土王祠的摆手堂进行。摆手堂上，陈列着丰盛的祭品，先由主持祭仪的“梯玛”（巫师，俗称“土老师”）进行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只见他身穿法衣，头戴凤冠，手执八宝铜铃，在摆手堂内念诵土话经文。次后，他带领大家行三跪九拜的大礼。再后，他拿一把竹扫把，在堂内作扫进扫出之状，口中念念有词，把“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四委平安”、“人寿丰年”这样的好东西扫进来；将“是非口舌”、“打牌赌钱”、“杀人放火”、“乌烟瘴气”之类的坏东西扫出去。最后，“土老师”和大家一起跳摆手舞、唱摆手歌，玩“故事帕帕”。整个摆手活动，短的一个晚上，长的则是三、五或七个晚上。
根据时间的长短，祭仪的繁简和歌舞的多少，土家族“摆手”有“大摆手”与“小摆手”之别。湘西龙山县的马蹄寨、农车、岩冲及古丈县的田家洞等地，均以“大摆手”而出名，这些地方的“摆手”从正月初九开始，至十二日结束，整整四天三夜，热闹非凡，尽情欢乐。
整个“摆手”（自然是指“大摆手”）活动中，以唱摆手歌、跳摆手舞、表演“毛古斯”和玩“故事帕帕”等项最受广大民众热烈欢迎。摆手歌（合舞〕是土家族著名的史诗古歌，内容十分古老、丰富、深邃。它由四大部分组成，长达数千行（已整理成书，1989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其中第一、二、四部分分别为“人类来源歌”、“民族迁徙歌”、“英雄故事歌”，作为土家经典世代传诵，只有“梯玛”能唱，内容比较固定而且庄严。第三部分”农事劳动歌”较为自由、活泼，是在祭祀之后，由“梯玛”或掌坛师带领众人到摆手坪去跳去唱，随着舞蹈和歌唱，把当地一年四季的农事生产过程全部唱完。
土家族人的“摆手”和“摆手歌”，凝结了土家民族的历史、风俗、文艺和语言等领域的精华，为该民族长期以来生产（主要为农业）和生活的“百科全书”，也被奉为本民族经典的传世瑰宝，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艺术史、语言学等社会科学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世代传承，千古不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以“大摆手”而闻名遐迩的湘西土家族山寨，春节期间仍然可以观赏到“摆手”，听到摆手歌。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湘西士家族的“摆手”活动及摆手歌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浓郁的文化娱乐气氛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苗族“椎牛”
“椎牛”俗称“吃牛”，为湘西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祭祖祀典。关于这一民族祭典的来源，湘西花垣县苗族民众中至今流传着的《苗族椎牛古根》是这样说的：三皇五帝时期，苗族的祖先蚩尤与黄帝（轩辕）打仗，轩辕兵马多，把蚩尤打败了，并且紧跟脚跟追击蚩尤。好在蚩尤随时随地都有苗人掩护，加上他又能散布迷天大雾，所以轩辕总是找不到蚩尤的踪影。后来，轩辕发明了指南针，辨清方向，才把蚩尤捉住，在四月八日将蚩尤杀了。但是，蚩尤的冤魂不散，时常给苗家人托梦，含着眼泪说：“我为你们受尽苦难，含冤而死，你们要永世敬奉我啊！”于是，苗家人就找仙娘“扛仙”。蚩尤的魂灵附依于仙娘身上，借仙娘的口说道：“按照我打仗时的祭典，杀猪椎牛，布置坛头，用芭蕉叶架阴桥，敲响竹筒，我 （蚩尤）就来了，为你们消灾消难。”从此以后，每年夏 （农）历四月初八，苗家人就举办盛大的椎牛祭祖祀典，隆重祭祀他们祖先蚩尤之英灵。世代承袭下来，也就成了苗族最古老的祭典。
“吃牛”祭典一般历时四天三夜，大体进程为：第一天，送黄牯和敬祖先。第二天，活动最多，白天是接舅辈、迎亲朋；晚饭后，请神降临，由“觋师” （巫师，俗称“苗老师”）讲述《吃牛古根》。其内容包括述说天地产生，山川形成，人类繁衍，苗族迁徙，“吃牛”原因等等。第三天，主要为舅辈椎牛。第四天，收牛柱，敬牛头，欢送舅辈亲朋，最后由觋师默敬祖师，祝贺主家吉利兴旺。
旧社会，苗民“吃牛”，一是为了解除重病，另一则是为了求子。一般是在“吃牛”之前先许愿，到冬季才举行“椎牛”。椎牛祀典，不但家族邻里参祭，亲朋也要请来；加之祭仪繁顼、冗长，所以耗资甚巨。苗谚云：“吃牛难，大户动本钱（把积存的钱花光），小户卖庄田。”而且，迷信色彩甚浓。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湘西苗族地区的“椎牛”活动已经逐渐停止。
除了“椎牛”以外，湘西苗族地区较为重要的民族礼典还有“椎猪”，“接龙”，“还傩愿”，“祭家先”，“祭雷神”等。自古以来，苗胞重鬼（神）多祀，故有“三十六堂神，七十二堂鬼”之说。解放之后，随着思想意识的变革，苗胞祀神祭鬼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椎牛”的停办即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瓦乡人“跳香”
瓦乡人是湘西苗族的支系，居住在武陵山区以麻溪铺为中心的沅陵、沪溪、辰溪、淑浦四县边界，约有35万人，是“五溪蛮”的后裔。据《沅陵县志》卷三十七载：“沅陵郡多杂蛮俗，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居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处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
瓦乡人诸俗中以“跳香”及跳香节最为值得注意。瓦乡人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为跳香节，举行盛大的跳香活动。关于它的由来，沅陵县麻溪铺一带流传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说东汉马援征“五溪蛮”时（约为公元41年），苗兵女首领耿氏娘娘战败，隐在一座庙里。但马援人地生疏，多次遭到伏击和火攻，几乎全军覆灭。马援无奈，只好议和，要耿氏娘娘率军去打南海（苗胞）。耿氏娘娘对朝廷的命令不能违抗，却又不忍残杀自己的同胞，于是，耿氏娘娘就派人暗地给南海同胞发出联络信号。这种信号只有自己的同胞晓得，汉人却听不懂，这就是瓦乡人的“乡话”。待耿氏娘娘带兵到达南海时，南海（苗）人早已逃走，剩下的归顺了耿氏娘娘。大军凯旋归来，正好是农历十月初一。为了庆祝胜利，瓦乡人欢乐地跳起了自己最熟悉、最欢快的舞蹈——跳香舞。从那以后，人们就定这一天为“跳香节”。另一说法是：在很久以前，瓦乡人中有一位向老官，抵御外寇有功，班师回朝，皇帝要封他做大官，给他许多金钱财宝，他一概不要，只要求皇帝给他十担小谷，准他返回家乡。向老官回家后，在满山遍野撒下小谷种子，获得了好收成。十月收割时，瓦乡人欢欢喜喜庆祝。第二年，向老官不幸被奸臣害死。瓦乡人为了纪念他，就在每年农历十月“跳香”来祭拜，久而久之，瓦乡人就有了十月“跳香”的风俗习惯。显然，前一说法甚早，瓦乡人的母系社会残余依稀可辨（如女头领耿氏“娘娘”，她率军抵抗外侮及保护本部族利益），而后一说法颇后，父系社会（部族头领为男性的向老官）乃至阶级社会痕迹甚为明显。上述两说均保存了“十月年”的习俗，它表明瓦乡人“跳香”（节）与楚文化有着血缘关系（本部分的“十月年”及苗寨“调年”已有阐述）。
为了欢庆一年的丰收，感谢“天皇上帝”的恩赐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武水、辰水及一些小溪畔的瓦乡人的“跳香”，搞得十分热闹、红火。这一带称神殿为“太”，“跳香”多在“太”（殿）前。参加的人数常为数百人，乃至多达千余。男女均著盛装，欢聚一堂。他（她）们有的头顶天皇上帝像，有的手擎青、黄旗，徒步四五十里甚至百乡里，赶到“太”（殿）前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跳香”。
“跳香”的仪式和程序大致是：先由一位高冠广衫、道人装束的“闹沙”（巫师）主持请神仪式。“香首”鸣金号众，率众蜂拥“太”前。八人一队，秩序井然。接着，“闹沙”吹牛角三声，跪在蒲团上，口中念诵：“日吉时良，天地开张，诸神迎进宝华仙殿……”尔后，“闹沙”再吹牛角并为前导，一童子携沙灯前行，参加跳香舞的男女（均为能歌善舞者）限随在后，在锣鼓等乐器伴奏下纷纷翩跹起舞。再后，“闹沙”狂舞一阵，再跪再拜复诵前述谣语，重请天皇上帝、五谷、龙王、收灾女神、收虫女神、骑龙、骑虎诸神，并唱 《迎神歌》称之为“娱神”（即诸神降临，与民同乐）。最后，在“太”的中央地下挖出先一年埋下的五谷（稻，苞谷，麦，粟，茶），如果颜色新鲜，即预示着来年五谷丰登。”闹沙”代表神意向众宣告。
瓦乡人除有“跳香”的习俗外，还有安神发牒，摆茶会，吃豆腐酒等习俗。限于篇幅，就不说了。
嗜酸喜辣
在我国饮食风味习俗中，素有“北咸”、“西酸”、“东甜”、“南辣”之说。西南 （含湘西）一带，则嗜酸喜辣。尤其是湘西、黔东南、川东、桂北等地的苗、侗、水、瑶、土家、布依、毛难、汉等民族，嗜酸喜辣，千古成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名作《招魂》就对楚国宫廷中三种不同的酸食（酸肉，酸浆，酸汤）作过出色的描绘。汉魂六朝时期，宗懔撰写《荆楚岁时记》，又对荆楚之地的“五辛盘”（就是葱、蒜、韭、蓼蒿、芥菜五种辛辣的菜）和善作酸菜有过甚为详尽的载述。
直到近现代，湘西、黔东等地苗族民众食物中仍有世代承袭的酸菜，苗胞长期以来作为“当家菜”的，也是青菜酸、辣子酸、萝卜酸、豆荚酸一类的酸菜。过去就是在老人过世葬后三天，家里请“苗老师”（巫师）举行招魂的仪式上，“苗老师”要背诵《招魂》中那份包括酸肉、酸浆、酸汤的古老“食谱”，以飨列祖列宗。
湘黔桂边界的侗族，流行着“住不离山，食不离酸”，“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倒窜（腿软）”的谚谣。侗家待客的菜肴中，酸菜常占一半以上。其中酸鱼为酸菜里面的珍品；酸螺狮、酸小虾，酸螃蟹等，则是酸食中的异味。侗乡酸食，以腌制时间越长越宝贵。过去，有些侗胞生下孩子后，每年都要埋藏一坛酸鱼在地下，等到孩子成家立业 （婚娶）时才取出食用。因此，有些埋在地下的酸鱼往往贮存达20年之久。
湘西一带嗜酸之风往往与喜辣结合起来，成为湖南菜中突出的风味——酸辣味。许多农村、山寨，简直是“无菜不辣”，“不辣不成菜”，“没有辣椒不待客”。其中尤以“苞谷辣”、“黄辣糊”等最为奇特，辣得遭到突然袭击（因从食物外面丝毫看不出很辣）的外地人顿时冒汗、出泪、钻心，而本地人却哈哈大笑，忙送酸汤去“解辣”。更为有趣的是，喜辣之风乃至渗透到了婚嫁礼仪中。湘西、湘南的一些苗寨婚礼上，就有大唱“辣子歌”的习俗，并且用它来斗智赛狠。据说，唱这种奇特的“辣子歌”还有“三部曲”：一是姑娘出嫁之前，同寨的姑娘们夜夜都要到老歌手家去学编学唱“辣子歌”，作好婚仪上“应战”的充分准备。二是在婚礼上，与男方歌手挑战对垒，充分显示女方的威力、智慧。三是婚礼结束“散客”时，客人辞谢，主人送客，都以唱“辣子歌”来表示。婚礼自始至终，对唱“辣椒歌”成为主要仪程之一。它的进程中是：（男方）“挑战”（女方）——“应战”—— （双方）大战若干回合——最后握手言欢，并以歌答谢。这样罕见而别致的婚礼，浓烈的辣椒味以及湖南人特有的“辣椒”性格，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酣畅，独树一帜。这里，不妨让我们来看看那里的男女双方是怎样以辣椒为“武器”进行“交战”的。当男方中的一位“楞头青”猛地挟上一个大辣椒丢进送亲的一个姑娘碗里——这是“点名”要她先吃辣子先唱歌。只见那位胸有成竹、落落大方的姑娘嫣然一笑，开口就唱：
辣子栽上高高向阳坡，
选择最浓最肥黑大脚，
天天挖松大脚勤浇粪，
辣子展枝散盘开花朵，
结出颗颗辣子太阳晒，
满坡满岭辣子红似火。
你家摘采辣子办喜菜，
摆出辣子炒肉几大桌，
我们吃了你家红辣子，
辣得口水流出几大钵……
姑娘唱完辫子一甩，新郎家的小伙马上接着唱：
你把歌子唱完我来接，
看你是个头等辣子客。
我家缺肉少酒把你待，
只好上坡去把辣子摘。
炒出辣口辣嘴红辣子，
端出几碗几钵待贵客。
只怪穷山穷寨没好菜，
端出辣子待客无礼节。
我家烂肉淡酒没有味，
只有朝天辣子最出奇。
要想讨吃我家红辣子，
先要选出头等好角色……
这样“弓拔弩张”、盘歌对答，一直唱到夜深“散客”前才罢休。但到最后，双方又握手欢容，再唱相互恭维的“辣子歌”依依告别。从湘西苗寨婚礼上大唱“辣子歌”的习俗，可以窥见西南一带嗜好辣子之风何等炽烈，多么奇特！
湘、黔、桂一带饮食风味习俗中为什么如此嗜酸喜辣呢？大约有以下这么一些原因：第一，自然环境造成的。这一带许多人（尤其是少数民族），长期住在深山邃谷，水泉冷涩，岚瘴蒸郁，需要常吃辛辣、开胃的食物，用以暖胃健脾，或者解热去痧。侗族等民族爱吃螺蛳汤，调以葱花、韭菜、番茄、青椒并煮开，既酸且辣，可振食欲；用作清凉饮料，则可防止中暑。第二，社会因素影响的。我国古代产盐基地主要在海、淮，作为内地的黔、湘一带，尤其是深山老林、交通险阻的少数民族地区，一直严重缺盐。加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采取“防蛮”、“困蛮”政策，即实行军事、经济封锁，不准商人把盐运进”蛮区”。因而，长期不知盐味的贫苦民众，不得不以酸菜、辣椒代“盐”作为调味。第三，便于生产和待客。山区偏僻阻隔，离开集市较远，客人到来，家里缺肉少鱼。即使托人从外买来，天热路远也不新鲜。好客的主人常感内疚，而腌肉酸色则可解决这些困难。农忙季节，胯制荤蔬，随取随吃 （不必用火煮或炒），十分便当。第四，传统风味的酷爱。饮食风味习俗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它凝结着各该民族 （或地区）的智慧、技能以及民族心理素质、趣味爱好等，通过一些当地广大群众所厚爱的传统菜肴、烹调方式突出地表现出来。上述地区对酸鱼腌菜一类食物的特殊嗜好，就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古代“苗蛮”、“濮越”、荆楚、巴蜀部族 （民族）的饮食风味习俗。因而，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缺盐之类的问题早已解决，但人们嗜酸喜辣之风却一如既往。
好食异味
自古以来，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或民族）素有好食异味的风俗习惯。从一些史籍及文艺作品获悉，楚人有嗜鱼和喜吃熊掌、鼋（蜘蝎）的习性；楚国所产的柚子、橘子、寒菹、萍实等物，也是当时北方罕见的食品。屈原名作 《招魂》中描绘的楚宫廷“异味”那就更多、更奇了，诸如：腌酸天鹅、干烧野鸭（“鹄酸■凫”）、煎炒大雁小　（“煎鸿 些”）、清炖甲鱼、火煨小羊 （“胹氅炮羔”）、豺肉烧汤（“味豺羹只”）、酱汁乳猪、豆汁狗肉（“醢豚苦狗”）、烧烤老鸹（“炙鸹……”）、汤泡鹑鸡（煔鹑 只”）……
千百年以后的今天，荆楚、沅湘、巴蜀、黔地故址仍然保存了不少好食异味的习俗，在湘西、黔东一带少数民族的饮食中较为显著。湘、黔、桂、滇边界的苗族嗜好虫食，饶有情趣。诸职“蚂蚱”，“打屁虫”，蝌蚪，“春官”（蜻蜒），蜂子窝等昆虫，均在炒吃之列，而且视为桌上佳肴。湘西等地侗族传统风味中，蚌壳肉、螺蛳肉（带壳吮食）一直被当作美味；蛇，鼠，鳅，鳝，蝌蚪，四脚蛇等也是家常菜看；幼蝉，幼蝗，土蜂蛹等虫油炸亦被当作珍贵食品；至于在甜味里带些苦涩的“苦酒”（把甜酒汁加工精制而成），更是旧时侗家待客的佳酿。水中的青苔 （湘西侗胞称之为“斗”），也是侗族和傣族的“一味特殊菜肴”。此外，还有把蚂蚁作原料（并不是所有的蚂蚁都能吃，据专家鉴定，只有几十个蚂蚁品种可作原料），经过加工做成酸荞蚂蚁蛋汤或者神蜉酒，不仅是佳肴，而且还作药物 （药膳或药酒）。这些民族好食异味之异之奇，实属罕见。
湘西以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为什么千百年来这么好食异味呢？探寻它们的原因也是十分有趣的。首先，由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异常丰富。我国南方地广物博，气候温暖 （有些地区炎热），山上、水里的物产蕴藏丰饶，可供食用的东西甚多。《墨子·公输》篇云：“楚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天下富。”《玉烛宝典》说得更为明白：”菹龟蒸鲤，南方好食水族耳，非内地所行。”所以，《楚辞·大招》说的“恣所尝只”，“恣所择只”（随您的嗜好来尝啦，随您的意思选择啦）并非妄言。
其次，在物产富饶的地区，人们的饮食不完全是为了充讥裹腹，而是在寻求美食、享受和乐趣。因此，人们往往根据爱好、审美、时令、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对食物加以选择和加工，自然而然地形成对某些食物的偏爱，执着或者回避、禁忌 （与图腾信仰有关）诸种不同的饮食心理和习俗，因而出现了日常食俗，岁时食俗，信仰食俗，礼仪食俗等不同的饮食习俗风情。
再次，也与气候，保健等方面有关。湘西、黔东一带侗族地区气候潮湿，且多岚瘴，流行腹泻、痢疾等疾病。为了预防和治疗，侗族食俗中喜喝苦茶、苦酒，帮助消化或用以止泻。至于蚂蚁用盐、辣椒拌合自下，其味酸辣，据说可治瘴气及除虫。
最后，传统风味，习以为常。前面说嗜酸喜辣的原因已经谈过，不赘。
侗家鼓楼
在湘西、黔东侗族地区，许多侗寨都矗立着高高的、美观的鼓楼。到侗家寨子去，在山屏水绕的寨外，远远的最先看到的就是鼓楼。走近去，在寨子入口处即是高大宽敞的鼓楼 （又称“荆门”）。鼓楼的旁边为芦笙坪，地坪的旁边设“先母坛”（即“萨坛”，为祭祀侗族女始祖萨神之所在），地坪对面有小舞台。在这组公共建筑物的后面，才是各家各户的住屋。这种以鼓楼为中心的村寨格局，在侗族地区非常普遍。它把原始遗风 （鼓楼为侗族祖先最早的公共场地，并且一直传承下来）以及干栏式建筑融为一体，从而保存了越、楚古老建筑、居住的风俗及特色。
侗族鼓楼以宝塔式鼓楼最为常见。鼓楼底座宽大，成四方形；顶部锋锐，呈铁尖状；它一般为三、五层或九层；也有一层、七层的，以及十一、十三、十五层的，最高的达十七层。侗族鼓楼的层数均为奇数，与汉族宫殿式、层数多为偶数的鼓楼显然不同，这可能与某些少数民族的哲学中的“一分为三”的观念有关。
侗族鼓楼建筑时，以一根10多米长的红杉作顶天柱，立在斗拱角层的中心；在柱尖上穿上两口俯仰相扣的铁锅，加五口陶瓷杯，逐层收小，留出一米长的铁尖向上，形成锋锐的顶峰。鼓楼内部木质结构，不用一钉一铆，柱、枋的横穿、斜挂、直撑，一律采取榫与悬柱结构。顶阁下面各层梁上用竹钉钉上橡皮，以大小羊桃棰烂与石灰拌合架瓦。这种古老建筑既严谨又牢固，古朴美观。檐角下面绘上龙、凤、鱼、虾等动物图案，画栋雕梁，飞檐翘角，显得美丽壮观。
鼓楼的底层宽阔，由8根或16根圆柱支托，四周设长凳，中间安火塘。寨子里的人们 （尤其是寨老、“款老”等）常在鼓楼里面宣讲乡规民约或保护生产的古老款词；商议围猎、烧山 （开辟林牧场）、兴修水利、修桥补路等事宜；传播生产经验，调解民众纠纷；接待外寨来客或研究抵御外敌措施；弹唱琵琶，传授歌艺；商量祭祀祖先活动，安排若干年一度的祀“萨”事宜等等。因此，鼓楼乃是侗族进行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的公共场所，其实用价值是多方面而独特的。
把宝培的形状与干栏的建筑 （如基本上下两大层，鼓楼内部全为卯榫嵌合）结合起来，把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结合起来，充分显示出自己民族的鲜明民族特色和高超的建筑工艺，这正是侗家鼓楼突出的特点，也是侗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鲜明标志之一。
湘西吊脚楼
湘西、黔东苗族、侗族、土家族等民族大都住在靠山面水的地方，因此造房时往往利用山坡倾斜度较大或者濒临水、沟的一侧，使屋的前半部分临空悬出，从而盖起比比皆是、大同小异的吊脚楼来。这种吊脚楼，是干栏屋中的一种，朴实轻灵，古色古香，与楚建筑或巴建筑有着渊源关系。
湘西苗家吊脚楼，飞檐翘角，三面有走廊，悬出木质栏干，栏干上雕有万字格、喜字格、亚字格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悬柱有八棱形和四方形，下垂底端常雕绣球和金瓜等各种装饰。吊脚楼结构一般为两层：上层为居室或待客；下层作贮藏粮食或存放杂物之用，旧时还饲养牲口。上层室外为走廊，多为妇女女红劳作 （绣花，挑纱，织锦）场所，或者观花赏月之处。黔东苗族吊脚楼的走廊上安有“美人靠”（苗语为“安息”），站在“美人靠”凭栏远眺，就能赏览山区风光，家乡胜色，这与屈原《招魂》中描绘的“高屋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 （这里是高堂深宇，有栏干的几层高屋。层层的平台，叠叠的水榭，面对高山。）何其相似，楚宫之台高峻，可以纵目远眺；楚宫之榭空灵，宜于游目四顾。楚建筑的这些民族（地方）特色，在苗族吊脚楼的“美人靠”和走廊上体现得相当鲜明。
湘西、黔东苗族吊脚楼历史悠久。据有关史籍载述：“苗族初迁湘西，多居山洞，结草为庐，以蔽风雨。事起即建造岩墙木屋，耸以吊楼……”可见苗家吊脚楼由来甚久。后来经过历代苗族能工巧匠的精心设计，不断加工装饰，使建构更为古朴而实用，美观又大方，给苗乡山寨增添了绚丽色彩。
湘西土家族也有吊脚楼（多表现在正屋左右前侧的厢房上面），但不如鄂西土家族吊脚楼的典型。鄂西、鄂东吊脚楼的独具一格在于它的厢房和”签子”。土家民居的厢房，必定是吊脚楼，因为即使是在平地上起屋，厢房一侧多向外扩展，因而临空悬起，建成了“吊脚”（湘鄂两省丘陵山区的一些汉族地区亦如此）。厢房的三面 （或两面）兜转的“签子”或者走廊，以及复盖走廊的“丝檐”，往往是人们重点装饰的地方，显得阿娜多姿，十分美观。这种别出心裁的建筑形式，显然是与楚建筑、巴建筑有着一定的传承的渊源关系。
在湘西、黔东诸民族的吊脚楼中，以通道县一带的侗族吊脚楼保存得最为古朴、完整。这一带的吊脚楼保持了百越民族古老的干栏式建筑特色。它们大多是三层以上的“吊脚”木楼，人住楼上（二层和三层）；木楼有走廊伸出，饰以栏干，栏干边备有固定的长凳 （类似苗族的“美人靠”）供人休息，楼下 （底层）则为猪牛牲口杂屋。这种木楼，高的甚至有五六层。结构严谨，样式美观，全部工程不用一颗钉子，全是卯榫嵌合，充分显示出侗族建筑工艺的高超。
侗族吊脚楼室内的布局大体是：二层楼的中间为堂屋，有火塘，为做饭和待客的场所。侗家保存了越人“坐者蹲踞”的古俗，饮食时用的是矮脚几案。火塘旁边，则是妇女们纺纱和姑娘们与男青年“坐夜”（谈情说爱）的地方。堂屋两侧一般是父母或兄嫂居住。三层楼 （及三楼以上）为未婚子女的住室。
湘西的古风异俗尚多（如巫教摊俗，“洗三”、“过关”——成年礼俗，银饰、蜡染，猪俗牛俗……），限于篇幅，不得不割爱，其中有些奇风异俗，则留到湘南、湘北旅游民俗区有关的地方去说。
三、湘南 （九嶷山一苏仙岭）民俗旅游区
南岭北麓秀丽风光掠影
在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方面，“芙蓉国”里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我国久负盛誉的鱼米之乡的“五湖”，其中的洞庭湖在湖南；自古赫赫有名的天子亲临祭祀的“五岳”，其中的南岳也在湖南。南岳即衡山，耸立在湘中丘陵台地之上（主峰祝融峰海拔1290米），山势雄伟、秀丽（素享“五岳独秀”之誉），为旅游和疗养的胜地。尤其是为人们所称赞的“南岳四绝”——祝融峰之高，藏经殿之秀，方广寺之深，水帘洞之奇，更是吸引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游子过客，历代文人诗家留下了不少赞颂它的诗词、石刻和碑记，使之声播中外，名垂千秋。有关南岳突出的人文景观——佛寺道观将在湘东旅游民俗区“补叙”。
南岳之南濒临南岭山脉，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庚等五个山岭（故又称“五岭南派”）。它们绵延在湘桂、湘粤、湘赣边界，形成了岭南与岭北迥然不同的气候带和自然风光。
南岭北麓（即岭北湘南），不像岭南那样炎热、潮湿、罕见霜雪，而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风光秀丽。湘南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最有代表性的旅游胜地，这里只谈以下四处：
九嶷山和舜庙
在湘南乃至南国，自古以来 （可溯至尧舜时代）九嶷山就很有名气。它的出名，原因有二：一是与百越民族的始祖舜有关；另一则是风光秀美，景色宜人。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座落在湘南宁远县境内，湘江上游重要支流潇水发源于它的山里——三分石。“九嶷”原作“九疑”，《水经·湘水注》载：
“九疑山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担，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古人曾经形容九峰“簇如春笋，迭如夏云。”站在九峰之中最高的舜源峰的峰巅，放眼望去，娥皇峰，女英峰，杞林峰、桂林峰、石城峰、石楼峰、朱明峰、箫韶峰宛如众星拱月，气象万千；它们又各自竞秀争高，葱翠莽苍。东面的石楼峰，奇草异花，清秀可辨；南面的娥皇峰，古柏老松，苍劲挺拔；西面的女英峰，斑竹摇曳；还有那些流水淙淙的溪谷，峥嵘奇特的石林，郁郁葱葱的林海以及舜源峰上的紫兰，娥皇峰下的舜池，箫韶峰前的“象耕鸟耘”诸多胜景。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风光绮丽、色彩斑斓的奇妙惊人的山水巨画，是那样的富于诗意遐想，令人沉醉，引人神游。
大家知道，我国西南 （含湖南在内）一带是有名的“竹海”。九嶷山风景区竹类缤纷，品种繁多。这里拥有：泪痕纵横的斑竹，棱角方正的方竹；眉清目秀的人面竹；雍容典雅，颇有君子风度的墨竹；竹节突起，酷似罗汉腆肚的罗汉竹；竹节密集，披鳞挂甲的鱼鳞竹；大于菜碗，乃至小桶粗的毛竹；小于筷子的重巴竹。此外，还有观音竹，龙须竹，凤尾竹，鲁班竹，冻竹，花竹，娃竹，便竹，花壳竹，空壳竹，水竹，油竹，苦竹，金竹等。九嶷山真是竹的世界，竹的海洋。毛泽东同志《答友人》诗中的名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技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不但为九嶷山名胜风光添辉增彩，而且也生动而深邃地揭示出九嶷山的神话传说、风俗民情 （人文景观）的奥秘。
九嶷山以其古老、神秘、奇丽而著称于世。它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与其“异岭同势，游者疑焉”的扑朔迷离的自然景观有关（已如前述）；另一方面也与蕴藏着的许多奇胲瑰丽的古老风俗、神话传说密切关联。关于它的古老奇异的习俗风情（诸如“调盘王”，敬鸟节，奇异服饰，湘南伴嫁，“洗三”、“满月”，“偷青”、“送瓜”等），留到下节“湘南一带古风旧俗”去说，这里，先说九嶷山的神话传说。
九嶷山的神话传说千百年来盛传不衰，现今仍在人们口头上传说着。它们大致可以分三类：即神和神性英雄神话，人物传说，风物传说。神和神性英雄神话主要为舜与二妃 （娥皇、女英）的神话故事。人物传说，除了舜的传说 （有些是从神话演变来的）以外，还有“九嶷八仙的传说”，“徐霞客的传说”等。风物传说则有“九嶷望夫石”，“九嶷癞子山的来历”，“斋公打锣”，“水打莲花”，“得到兵书开果盒”等等。在众多的异彩纷呈的九嶷山神话传说里面，最为集中而且独具特色的要算舜与二妃的震撼人心的古老、瑰丽的故事了。
关于舜与二妃的神话传说，既在人们口头传承，又见之于典籍。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中纪》中载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其中“苍梧”、“九疑”，都是泛指九嶷山；
“零陵”为今湖南零陵地区，九嶷山的所在地宁远县隶属于零陵地区。可见太史公所载之神话是有一定的事实作为基础的。稍后，蔡邕所撰《九疑山铭》亦持前说。再后，唐、宋、明、清诗词赋文所写九嶷山，都不例外。由此可知，舜与二妃神话传说扩布我国各地，尤其是在九嶷山山区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舜与二妃神话传说里面，以《舜降九龙》、《斑竹岩》两篇最为生动形象而且蕴意甚深。《舜降九龙》是神话，其故事梗概是；很古的时候，在九嶷山下宁远与道县交界的地方，潜伏着黄龙、青龙、蛟龙、横龙等九条龙。它们骄横残暴，胡作非为，妄想把这一带变成大湖深渊，在湖中建造“九龙宫”。舜帝南巡，获悉这些隐情以后，立即安排土地神去把九龙的头领老龙请来 （老龙变成老人立即赶来——神、人变幻，人、神交往，以神们活动为
“中枢”，正是神话的突出特点之一），与他商谈九龙归海之事。老龙返回，把舜帝的意思说了，横龙、骄龙立即勃然大怒，提出要与舜帝决一死战。九龙汇集，兴云作浪，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汹涌澎湃，眼看一场巨大灾难就要危害到民众。舜帝马上祭起兜龙袋，向天抛去，把九条恶龙全装进兜龙袋里去了，即把它们关镇在九龙岩内。顿时，云散天晴，洪水退去，百姓一片欢呼，重新安居乐业。然而，蛟龙孽根未断，从九龙岩逃窜出来，又下河入海，危害百姓。舜帝闻讯，马上祭起斩龙剑，将蛟龙劈作两段。降伏九龙以后，九嶷山下风调雨顺，物阜民康。
在与恶尤斗争中，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不幸的是，舜后来被妖龙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据传说九嶷山下一条小河的源头被一条妖龙霸住了，附近村子严重缺水，田头地里的裂缝足有指头宽。有一天，村里杨老头家来了一位客人，问明河水断流、天遭大旱的原因以后，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来，并告诉杨老头他就是舜，要到九嶷山找那妖龙算账。如果七天以后手帕不变颜色，他就会平安回来；假如手帕变成黑色，那他就被妖龙害了。到第七天，仍不见客人归来，杨老头拿出手帕来看，看见手帕已经变黑了，知道舜帝已被害（原来是在与妖龙搏斗中，舜一连砍了妖龙36剑，才把妖龙砍死。因用力过猛，杀死妖龙后舜也昏倒在地，妖龙的腥血把舜毒死）。杨老头和村里人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三天三夜，连满山遍野的竹子也感动得流下泪来。到第四天，村里的竹子上全都长上了斑斑泪痕。从此，这个村子就叫“斑竹岩”。
显然，后面一篇《斑竹岩》与另一篇《舜帝和娥皇、女英》，都是属于同一母题的两篇传说故事。它们的故事情节的主干部分大体上是相同的：九嶷山的竹子成为斑竹，是缘于为民除害的舜帝死后，人们伤心的泪水洒在竹子上而变成的。传说故事里面只有枝节部分略有差异：前者，说是杨老头与村民的泪水洒的；后者，则是说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痛哭丧夫的血泪变成的斑竹 （故斑竹又称“湘妃竹”）。
九嶷山及永州 （今湖南零陵地区）一带民众，为了感谢舜帝的功德，先后多次建造舜庙来表示他们的崇敬。相传秦汉以前，舜庙建在舜源峰下太阳溪。秦汉之时，舜庙移到了玉岩前。唐代，原庙宇已毁，诗人元结作道州刺史，为了便于就近祭祀，就在道州城内 （今道县，属零陵地区）建了一座舜庙。唐僖宗时 （公元9世纪），又把舜庙迁回玉岩前，并建舜庙碑文。明洪武时（公元14世纪），重建舜庙于舜源峰下，庙南北长约80米，分为前殿、正殿、东西配殿和后殿等几个部分，四周绕以宫墙，东西均有大门。正殿后面有“帝舜有虞氏之陵”石碑，至今仍存。
舜庙附近，还有许多不同时代祭礼舜帝的碑石。据传，蔡邕（东汉）、元结、刘长卿、张谓、李商隐（均唐代）、寇准（宋代）、徐霞客（明代）、何绍基 （清代）等名人，先后亲登九嶷山，并且留下大量诗文。缘于时代久远，那些碑石因风雨剥蚀，文字多已模糊，无从辨认。其中只有清代和民国的祭碑20多块保存尚好。这些历代的若隐若现的碑石，以及玉琯岩、水帘洞、珠丘等景点的幽径探胜，大大地增加了九嶷山的古老、神秘、幽奇之感。
九嶷山，1992年已经辟为国家森林公园。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样，它们的赫赫声名已经通过电波和文字、图画远扬国内外。
柳子庙及永州八景
沿湘桂铁路，溯湘江而上，旅游到湘南名城永州，首先就会使人想到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及其柳宗庙。因此，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吧。
位于永州市潇水西岸的柳子街，这是一座三进三开的古建筑。此建筑最旱建于南宋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现存的柳子庙为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重建，系砖木结构，有戏台，歇山殿，中殿，后殿。
这座柳子庙，是为纪念“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而建。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贞元进士，任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 （公元805年），因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先贬为邵州刺史（未到任），再贬为永州司马。柳宗元在永州谪居整整10年，为民众做过不少好事。
由于长期受政治迫害，加上悲愤忧郁的生活，使得柳宗元有机会接近和了解劳动群众，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文章和诗篇，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苦难，揭露了反动统治者对他们的残酷压迫和盘剥，同时也抒发了他抑郁不平之情。生活在永州及柳州期间，柳宗元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民众非常怀念他。千百年来，永州等地一直流传着《治染溪》、《镇火鸟》、《除蟒》、《妙计救穷人》等赞颂柳宗元的德政的传说故事。
柳子庙前的一条小河，原名冉溪，可能是姓冉的人家住在这里。后来溪里的水呈黑色，像染料一样污浊墨黑，所以又叫染溪。柳宗元贬到永州时，不庄城内繁华之处，却搬到这条小河的旁边来安身，并把它改名为“愚溪”。经过沿溪数十里实地查看和深入乡野了解民情，他终于弄清楚了溪水变黑的原因。于是，提出植树造林、固定水土、撒石灰、清淤泥、净化溪水并且逐段筑坝的治理方案。沿溪广大民众纷纷出款捐粮，最后把染溪治理好了，恢复了以前清澈见底的面貌。
住在遇溪之畔，柳宗元写了《八愚诗》，并纪（刻）于溪石上，可惜早已磨灭、失传。现在还能读到的，只有《愚溪诗序》这篇优秀的散文。在这篇名作中，柳宗元不但叙述了愚溪的地形景色，以及愚溪命名的由来；更重要的是在文中抒发了其抑郁不平的情感——作家为僻远地区的美景不为世人赏识鸣不平，更为自己的志仁高洁而累遭排斥打击发出无比的悲愤。
在永州贬谪期间，柳宗元还写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永州八记”。其中所记的西山、钴母潭、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处，至今仍是永州有名的旅游景观，下面说“永州八景”及其它时还会谈到。
永州市柳子庙内，现在还保存着有名的《荔枝碑》（因碑文首句“荔枝丹兮焦黄”而获名）。此碑的碑文系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撰，字是宋代大诗人、书法家苏轼所写，内容为有关柳宗元的事迹，均达卓绝，故称“三绝”。此外，还存有清人《重修柳司马先生庙记》等碑刻。永州柳子庙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唐宋时代，湖南的“潇湘八景”已享盛誉。杜牧、张松龄、柳永、米芾等名家，分别留下了不少关于潇湘的题咏。北宋的宋迪在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来永州，绘成潇湘风景平远山水八幅。沈括《梦溪笔谈》载：“宋迪工画，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白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谓之八景。”李宗澍集景成诗，题为《八景》云：“雨入潇湘阻夜游，月华空忆洞庭秋。帆扬远浦归心切，雁觑平沙落热遒。夕照卦村渔唱起，晚钟出寺茗烟浮。晴岚山市宜沽醉，莫待江天暮雪稠。”
上述八景中的“潇湘夜雨”，既是湖南（潇湘）八景之一，也是永州八景之首。“潇湘夜雨”（又名“苹洲春涨”）是指潇水与湘水汇合之处的苹岛（又名“浮洲”）在迷蒙的雨丝中的给人以朦胧的美感。岛上古木参天，幽静秀美，如在苹岛夜宿，可河畔观雨，卧听江声；黄叶古渡，江无风月，渔舟唱晚；或者听当地老人娓娓不绝他讲述《浮洲的传说》，定会为渔哥与仙女守护家园而勇于牺牲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这些，都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令人神往。“香零烟雨”也是永州八景之一。香零山屹立于永州市城东五里许的苑江桥对面的潇水中央，为一座岩山小岛。据《水州府志》载：“山曰香零，是生香草， ‘零’与‘苓’古通，故名。”零陵当地流传的《香零山上的金鹅》传说故事，讲述两只天鹅为了保护家园而永远生活在香零山上与恶龙不倦的斗争，其忘我精神同样感人甚深。柳宗元在《登蒲州石矶望江横口，潭岛深回斜香零山》中写道：“偶回故乡蒲州（今山西永济），在观赏汾河石矶 （水中小石）时，犹然念念不忘远离千里的香零山之美景。”足见香零山迷人之深。清代同治年间，有人修建观音阁于香窖山上，石木结构而以石为主，且有僧居住。近年来经过维修，故阁重显神威，游人络绎不绝。此外，“永州八景”还有“山寺晚钟”（即始建于中唐的法华寺，又名高山寺），“绿天蕉影”（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出家修行种蕉练字的旧址），“朝阳旭日”（即黎明时分，于潇水西岸的朝日岩上观日，朝霞满江，山水氤氲，激射成彩，构成永州胜景“朝阳旭日”）等处。
前述柳宗元名作“永州八记”中记述的“西山”、“钴母潭”、“小石潭”、“袁家渴”等处，现今仍为永州市游览的重要景观。如钴母潭，位于柳子庙右侧西北面，其形状似熨斗，古代称熨斗为“钴母”，故称。钴母潭内都是天然石头，凹陷深湛。柳文中描绘的“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曲折东流……其清而平者且十余亩”的状况，今犹历历在目。在潭的北岸山脚一处悬岩下有一石泉，历冬不涸，一弘清流，直坠潭中，这就是柳文里写的
“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瀑然的泉。”泉水清澈，至今仍为人们所用。又如小石城山，在愚溪以北，距离永州市城区大约0.5公里。柳文中写的“土断而川分”，“其上为睥睨梁之形”等旧迹，以及有“积石横其垠”的积石仍存。积石下的水井之水，清澈可饮。登山环观，依山傍水的高大建筑群（现为永州市工业区，有造纸厂，氮肥厂，酿酒厂等），公路上往来如梭的汽车，潇水、湘江中的点点白帆，土山上面的成片茶林，水田中的金黄稻谷，不尽的动人景象尽呈眼前。
祁阳浯溪与“摩崖三绝”
从永州市顺湘江而下，到达祁阳县浯溪碑林 （永州——浯溪，属于一个风景区）。浯溪碑林，位于祁阳县城南大约两公里的湘江南岸。这里，湘江曲折，溪水迂迥（浯溪透迤注入湘江），潭深水绿，怪石嶙峋，摩崖耸立，古木参天，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荟萃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遐迩闻名的旅游胜地。唐代大散文家、诗人元结于广德元年 （公元763年）任道州刺史时，乘舟过此，爱其风光殊异，将小溪命名为“浯溪”。于是，始有“浯溪胜境，雄冠三湘”之誉。
除了山奇水秀的自然景观以外，浯溪的“摩崖三绝”的人文景观更是千古传诵。元结撰写的《大唐中兴颂》，后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刻于浯溪摩崖之上。文奇，字奇，石奇，故有“摩崖三绝”之称。此石刻高达7十，全文共263字 （其中“序”83字，正文180字），每字直径约13厘米。笔力遒劲，珠圆玉润，据说这是颜真卿生平得意之作，也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摩岩石刻之一。以后，历代游览者中的文人墨客，也纷纷在这里题词刻诗，以致使得浯溪周围好几里的岩石上到满了碑文，浯溪碑林也就成了唐、宋、元、明、清诗文题刻和各种书法的宝库。历代文人学士游览时留下的诗、铭、赋、文摩崖石刻多达479块，面积大者9.6平方米，小音0.9平方米。其中尤以黄庭坚、米芾、吴大澂、何绍基的碑文最为引人注目。浯溪碑林为我国史学、文学、文字、书法的研究和鉴赏保存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还值得一提的是，元结曾一度定居在浯溪，并把浯溪、峿台、（庼qǐng，小厅堂。）称之为“三吾”。元结（公元719～722年），字次山，号漫叟。他的住宅被称为“浪漫宅”。历代均为之修茸，故至今仍颇完好。元结在任道州刺史期间，为民众做了许多令人赞美之好事，这些在他的名作《舂陵行》、
《贼退示官吏》等诗中均有反映。在浯溪这风景如画的地方，诗人表面上过着闲适的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却是不平静的。这从他写的《庼台铭》中抒发的“古人有蓄愤与病于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巅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不难窥出。
历代民众在浯溪修建了亭、轩、阁、院，1989年又修建了陶铸同志纪念馆 （陶铸家乡在祁阳）。浯溪显得更加光彩焕发，绚丽多姿。浯溪及“摩崖三绝”现为湖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郴州苏仙岭胜迹
五岭山下湘南的两个重镇，西为永州市，东为郴州市，都是湖南著名的风景区。清代 《嘉庆郴州总志》中说过：“郴州古郡，遗迹颇多。郴州为名胜地，山川秀甲江南。”虽然不免略有溢美之词，但那被誉为“天下第十八福地”的苏仙岭，堪与桂林七星岩媲美的万华岩，珍贵奇特的“三绝碑”，素有“动物宝库”之称的莽山，以及新近开发的五盖山狩猎场，东江水电站五洲第二双曲薄拱高坝，中国女排夺取“五连冠”的集训基地——郴州体育训练基地等等，确实各具风采，别有魅力。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说说苏仙岭的一些胜迹。
苏仙岭位于郴州市郊约2.5公里的地方。这座山并不太高，海拔只有520米，却是远近皆闻名的一座名山。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它是缘于苏仙而名声远扬。
那么，苏仙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他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成仙的？据《湖南通志》载：“汉末郡民苏耽栖游此山。”《舆地志》则云：“……苏耽入山学道，其母往窥之，见其乘白马飘然。”千百年来，郴州（市）一带流传的民间传说《苏仙》讲述得十分具体生动。
相传西汉时，郴州城东潘家坪，郴江从这里流过，村里的姑娘们都喜欢到河边去洗衣和玩耍。有一个潘家姑娘，人长得很漂亮，又知书识礼。一天早上，她最早来到河边洗衣。快洗完的时候，从上游飘来一根红丝线，在她的脚边游来游去。忽然，红丝线缠住了她的棒槌，怎么也甩不脱、扯不掉。潘姑娘着急了，就用口去咬，没想到那红丝线却趁机钻到她的口里、肚里去了。潘姑娘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不料几个月后，潘姑娘竟有孕在身（这是古代所谓“感生”的产物）。一个黄花闺女出了这样的事情，在那古老的岁月、偏僻的地方，这还了得！父母气得老是骂她丢了潘家的丑；村里村外一片风言风语——耻笑她伤风败俗。潘姑娘在家里住不下去了，只好躲到附近岭上的一个石洞里去安身，后来就在这个石洞里面生下一个男侈。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潘姑娘含着悲愤，忍着疼痛，不想让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生存下来，免得日后受人欺侮。但是，没想到一只白鹤张开翅膀罩着小孩，一只白鹿每天来用奶水喂养孩子……不到一岁，这小家伙就能跟着白鹿、白鹤一起出洞玩耍了。满周岁时，按照习俗潘姑娘要给孩子取个名字了，她想就用自己从洞外看到的东西来取名吧。刚走出洞口，就看到一棵大树的枝权上挂着一条用禾草穿着腮帮的草鱼，树下一个人正枕着树身在睡觉。知书达理的潘姑娘把所见的草、禾、鱼联在一起，合成“藓”（苏）字作孩子的姓，又把枕与树连接起来，成为“藓”（后作“耽”）子作小孩的名。于是，孩子就叫苏耽。苏耽长到六岁，已很懂事。他非常孝顺母亲，母亲有什么要求，他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她。一次，母亲生病想吃湘潭豆腐乳 （湘潭出产的腐乳又香又辣，很有名气），苏耽从住的郴州白鹿洞到湘潭城里，来回虽然好几百里路却不到一个时辰。不满10岁，苏耽就会用草药给人治病，总是药到病除，十分灵验。当地的老百姓很敬佩他，替苏耽在郴州城里盖了一间房子，让他专门行医。小小的苏耽，给“人到郴州打摆子”（“打摆子”，即患疟疾，邯州自古为“高疟区”）的民众治好了许多病，使这里的老百姓过上了好几年快乐的日子。
据说，苏耽13岁的时候拜别母亲，在山顶上一块大石头上打坐（修炼）。当地老百姓想挽留住他，但当他们爬到山顶时，苏耽已经跨上一只白鹿，向天上飞去……他升天的次年，郴州遭到百年未遇的大瘟疫。苏母记起儿子临别前传下的药方，忙叫人摘下井边的桔叶，用房前井里的水熬药，给得了瘟疫的人吃。真神奇，简直是灵丹妙药！病人吃一个好一个，这场大瘟疫竟没死一个人。人们为了感激苏耽的恩德，便把他升天站的那块大石头叫做“升天石”，还在山顶盖了一座“苏仙观”（庵子），里面奉祀着他的神像。于是，这座山岭也就称为“苏仙岭”了。
苏耽成仙以后，还眷恋养育他的故土——郴州。他经常回苏仙岭来，在山顶上朝西南方向看他的母亲。天长日久，连苏仙岭的松树都被深深感动，也一齐把枝权朝西南方向伸出去，人称“望母松”。
从山麓到山顶，苏仙岭有桃花居，白鹿洞，三绝碑，景星观，八字铭，沉香石，苏仙观等游览、观赏景点。
桃花居为游人上山的起点。这里，面向桃花水溪，背靠苏仙岭，周围绿树成荫，翠竹修茂，环境十分幽雅，氛围甚为宁静。1978年，在山麓修建了一座别致的庭院，称为“玉溪山庄”。小溪（即桃花水溪），花窗，粉墙，青瓦，把“山庄”装点得分外安谧而又富于诗意。它的东头为游人休息室，中间是餐厅，西头则是瞭望台。游人伫立在瞭望台上，听着叮咚悦耳的流泉和鸟语，看着远近苍翠欲滴的山峦、树木，不仅心旷神怡，而且宛如置身“仙境”。
玉溪山庄上方的山崖下有一石洞，即白鹿洞。洞口上面，丛林繁茂，藤葛披拂；洞内宽敞，像一座天然大厅；洞顶巉岩突兀，怪石狰狞。根据民间流传的苏仙传说故事 （白鹿为苏耽喂奶，白鹤张翅保护苏耽），现在洞口塑有大小两只白鹿，母子碎步相吻，形象逼真。在纵贯而下的玉溪之畔，人们还雕塑了三只白鹤，神态各异，情趣盎然。
白鹿洞上面为赫赫有名的“三绝碑”，有关其内容留到后面专门叙述。从“三绝碑”再往上攀登，到达苏仙岭的绝顶苏仙观。苏仙观是湖南有名的道观之一。这是一座宋代建筑形式的庵寺，绿瓦朱栏，画栋雕梁，古松参天，肃穆森然。整个建筑为正殿三进，分上、中、下三层；两边有偏殿。东北角两小间房，为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被幽禁的地方，现在称为“屈将室”。
从“三绝碑”到苏仙观，要走将近两公里的登山小道。古朴的石砌小道穿行在苍松翠柏之中，途经两座青石砌成的小亭，小亭的拱门上方，分别题着“共步云梯”，“初登仙境”、“仙阙可攀”，“蓬莱在望”等横额。登临其境，漫品其味，颇有攀登仙山琼阁之感。而登上苏仙观前眺望，只见群山连绵起伏，仿佛广无边际，酷似海浪汹涌而去。苏仙岭则宛如飘浮在茫茫苍海中的蓬莱仙岛，使人产生凭空凌云之感……
苏仙岭的“三绝碑”，是指宋代词人秦观的《踏莎厅·郴州旅舍》（词），大文学家苏轼为该同写的跋，以及著名书法家米芾为该词石刻写的字。原来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79年），秦观（少游）被贬谪到郴州，心中愤愤不平。想到自己屡遭排斥、打击，便借景抒情，发泄幽怨。于是，就填写了下面这首有名的《踏莎行》（词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怜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900多年以后，即1965年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来郴州检查工作，游览苏仙岭村，他步秦少游那首词的韵（称为“步韵”），又填写下一首新的《踏莎行》：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挑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长虹，渠飘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去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陶铸同志的词讴歌了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一洗秦（少游）词幽怨哀愁之情，高扬了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业绩的时代旋律。这首嵌于“三绝碑”旁石壁上、刻在白玉石的新词，为古老神奇的苏仙岭增添了新时代的光彩。
随着改革开放，郴州成为了正在奋起腾飞的湖南的“南大门”。苏仙岭等风景名胜也在日新月异，变得更为秀丽而雄美；它与古朴奇特的习俗风情一道，吸引着更多的游人、考察者和投资者。
湘南一带古风旧俗
由于山岭重叠，交通阻塞，生产较为落后，经济不大活跃，湘南与湘西一样，旧时奇风异俗也流存甚多。有所区别的是，湘西的少数民族聚居的面积较大，主要有土家、苗、侗、白族等，多为一县或数县相连；而湘南的兄弟民族聚居的面积颇小，其中瑶族、苗族、侗族等几个民族“插花”式地分布甚多 （如湘南宁远、道县、江永诸县，既有瑶族，也有壮族、畲族；湘西南城步、绥宁、靖州三县，既有苗族、侗族、又有瑶族等民族）。这里，主要说湘南瑶族的奇风旧俗，同时也涉及湘西南苗族、侗族的某些古老习俗风情。
瑶族盘王节
盘王节是瑶族祭祀祖先盘瓠的重大节日，海内外的瑶胞都十分重视这一民族祀典。
在湘南、湘西南的兰山、宁远、江华、江永等县瑶族地区，每年的农历十月十六日，瑶族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自己民族的节日盛装，聚居在一起唱歌、跳舞，欢度盘王节 （也称“跳盘王”或“调盘王”）。他们唱的歌是以《盘王歌》为主的乐神歌（下面将有专门介绍）；跳的舞则是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关于盘王节、盘王歌以及长鼓舞，都有它们源远流长的来历。
有关瑶族地区过盘王节的古老风俗，早在晋代于宝的《搜神记》、唐代刘禹锡的《蛮子歌》、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典籍都有载述。《岭外代答》中说：“瑶人每岁十月，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庙前，会男女之无实家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谓之踏摇。”“踏摇”即是“跳盘王”（还盘王愿）。
瑶族民众为什么要在每年农历十月间祭祀盘王并唱盘王歌、跳长鼓舞呢？据至今仍在湘南江华瑶族地区流传的民间传说《十月十六调盘王》中讲，相传在古老的年代，瑶胞乘船飘洋过海，遇上狂风大浪，船在海中飘了七七四十九天下能靠岸，眼看就要船毁人亡。这时，有人在船头祈求始祖盘王保佑子孙平安，许下大愿。许过愿后，风平浪静，船很快就靠了岸，瑶人得救了。这天是农历十月十六日，恰好又是盘王的生日。于是，上了岸的瑶民就砍树挖成木碓，把糯米蒸熟青成糍粑。尔后，大家唱歌跳舞，庆祝瑶人的新生和盘王的生日。从这以后，瑶民就把这一天定为“盘王节”。另据流传在宁远县瑶族地区的传说故事《长鼓舞的来历》说，盘王死后，官家欺压、逼迫瑶胞，欲占夺瑶山岭土。瑶人告状，禀帖（状纸）总到不了金鸾殿（皇帝）那里。后来，聪明的瑶民想了个办法，把禀帖藏在长鼓里面，闯州过府去打长鼓，表演民族民间枝艺。这样，瑶民好不容易才到了京城，上了金銮殿，打开长鼓，取出禀帖，才把状告准。以后，过盘王节时，瑶胞就跳长鼓舞，唱《盘王歌》，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为了使神主高兴，在祭祀盘王时，瑶族民众总是把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本民族史诗古歌《盘王歌》唱、跳于盘工之前。盘王，就是盘瓠，亦即龙犬。也就是说，瑶族是以犬为图腾的民族；《盘王歌》生动地反映了瑶民把盘瓠 （龙犬）当作本民族的始祖来崇拜供奉的原始信仰（图腾信仰与鬼魂信仰、祖先信仰结合在一起）。 《盘王歌》是伴随着世世代代祭祀盘王（或称“还盘王愿”）的礼仪活动而产生并且不断发展的古歌史曲。最初，可能只是一些单纯的祀神短歌，后来，在流传和发展过程中（包含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内），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巫师和民间艺术家，不断地把一些新的内容添加进来，其中有些是超越本民族宗教信仰的世俗民情方面的东西（如《彭祖歌》、《石崇富贵》、《梁山伯》、《夜黄昏》等）。于是，《盘王歌） （也称《盘王大歌》）日益变得内容庞杂、篇幅甚大，宗教祭记与世俗民情混杂拌合，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的史诗古歌中是甚为罕见的。
从 《盘王歌》的主要内容来看，大体上包括着以下六个方面：
（1）关于天地开辟、万物起源的创世神话方面的。如《盘王大歌》下集中的《远古天地人间》、《洪水淹天》、《雷落地》、《葫芦歌》、《禾王送禾到人间》等歌段 （章）都是。
（2）关于瑶族历史、迁徙的英雄古歌方面的。《盘王大歌》上集里面的
《盘王出世》、《盘王献计》、《盘王出游歌》、《十二姓瑶人游天下》、
《过山根》、《六面词》、《桃源洞歌》、《千家洞歌》、《连州歌》等均属此方面的内容。
（3）关于劳动生产方面的。其中既有反映瑶族狩猎生活的，如《放猎狗》、
《立横枪》等；又有表现农耕生活的，如《天大旱》、《种竹禾》；还有描述手工业劳动的，如《鲁班造车》、《长鼓出世歌》等等。
（4）关于爱情生活方面的。诸如《日出早》、《日出中》、《日斜斜》、《歌一段》、《郎老了》、《夜深深》、《大小星》、《月亮亮》、《天地暗》、《相逢贡曲》、《万段曲》，《亚六曲》、《荷叶杯曲》、《夜黄昏》、
《梁山伯》等。《盘王大歌》里面情歌的篇目（或歇段）和分量均较重。《盘王歌》虽是祭典歌，但远古时期祀神与生殖对于氏族（部族）的延续和繁荣来说原是相辅相成的 （祀神的殿堂外面往往就是交媾的场所），因而，完全可以理解。
（5）反映瑶族所崇奉的神祗方面的。如盘古大王、盘王、雷王、雨王、竹王、唐王、刘王、暖王、鲁班、李广、灶王以及翁爷家先等等。这些神祗既有瑶族本民族独特的，也有汉、瑶等民族所共有的。它们有力地表明，瑶、汉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原是同源共祖的，又是和睦相处、相互交流的。
（6）表现诙谐、逗乐生活方面的。如《见大怪》、《何物歌》等，均属滑稽歌、谜歌之类。在紧张繁重的劳作或者男女缠绵之情爱的间隙，唱唱此类逗趣的歌，可以调剂生活，增加乐趣。
从上面的简述可以看出，瑶胞千百年来传承的《盘王歌》内容非常广泛，它的社会功能也是多方面的：既是庄严的民族祀典的仪式歌，又是瑶族漫长历史 （多为片断）的史歌；既是讴歌生产的劳动歌，也是表现男女愉悦的情歌，还是逗乐的滑稽歌、游戏歌。简直可以说是瑶歌的“集大成”，或者说瑶族的“民族知识总汇”了，充分体现出其史诗古歌的突出特点。自然，不必讳言，其中也夹杂了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了解这些，对在湘南、湘西南等瑶族地区旅游时有机会参加或接触“盘王节”，会有某些帮助的。
苗寨“庆古坛”
在湘南、湘西南一带万山丛中的瑶山、苗寨、侗家，流存着一种非常古老、奇特的原始宗教仪式：瑶族称为“庆鼓堂”，苗族则称“庆古坛”，即传播各自民族文化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的大型的古文化综合活动，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人们以歌唱、舞蹈并且配合祭祀礼仪的方式表现开天辟地、洪水滔天、兄妹成亲以及民族来源、迁徙等重要内容。其祭仪的古老、朴野，歌舞的热烈、瑰丽，原始遗风保存的浓厚、古朴，比起前述“跳盘王”（“还盘王愿”）大有过之而无不及。限于篇幅，这里只说湘西南苗寨的“庆古坛”。
据80年代中期有关“田野作业”资料证实，湘西南沅水上游“五溪”之一的巫水之畔的城步县苗族地区“庆古坛”活动绵延到了近现代。“庆古坛”系由村民轮流充当会首和会尾，活动的时间一般为三天。第一天，巫师（主持祭祀礼仪者）及参与祭仪的人们，都用上山采来的萧艾等香草，煮汤沐浴，洗净身体，作好准备。第二、三天，祭仪最为繁复。黎明时分，巫师的头一件大事便是率众去寨子东方“迎太阳”。巫师正冠整服，表情肃穆，跟随的人也不能笑语喧哗。等到太阳东升，巫师带领大家向太阳礼拜，并高唱《太阳歌》。歌词大意是：“太阳出来是辰时，正是大王出门时。大王出门犁田去，来年丰收庆古坛。”敬完太阳，大家都回大王庙吃“狗粥”。“狗粥”是一种政了许多配料（生姜，豆腐，肉丝，葱花等）的粥，味道十分鲜美、可口。吃“狗粥”前，巫师要模仿狗吃粥的动作，跳“狗伴臀”舞蹈；而且，要让狗先吃，人后吃。吃完“狗粥”，巫师请神安神，令人聚集在大王庙唱“坐坛歌”，并进行“插花”。所谓的“花”，是一根带枝叶的青竹，上面用四种颜色（除黑色以外）的纸剪花作为装饰。“花”插在大王坛前，尔后，人们唱起《接花歌》、《花树歌》以及一问一答的盘“花”歌。盘“花”最为热闹：从“花”的来历唱起，再唱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民族历史等；一人唱完一段，旁人接过“花”枝接着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传“花”和唱“花”，延续一两个时辰。
到了中午时分，巫师又到露天里去“望太阳”，复唱《太阳歌》。望过太阳之后，由巫师主持“踩田”。“踩田”活动在大王殿前的坪里举行。前面高举“花”（竹）枝引路，后面则有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牌灯及各色花灯开路。手捧大王神像版画的人居中，巫师在大王神像面前欢舞娱神，参祭百姓在大王神像后面狂欢齐舞……
太阳落山时分，巫师便到寨外西方去“送太阳”，再唱《太阳歌》。最后的仪式为“散花”与“抢花”。巫师把粑粑做的“花”撒向众人，众人哄抢。据说，抢到“花”的有福。
湘西南苗寨传承下来的“庆古坛礼仪”，保存着一些非常古老的民俗文化意蕴：其一，太阳崇拜。“庆古坛”祭祀礼仪中，每天旱、中、晚三次礼拜太阳并多次高唱《太阳歌》，对太阳礼拜之勤，讴歌之乡，场面之热烈，为其他的民族所罕见。不止如此，湘西南城步等地苗族自古就多阳姓人氏，后来繁衍分支为阳、杨、羊、扬、唐、汤、常、梁等十二姓；城步丹口乡兰氏宗祠（明代建筑）正殿的梁上绘有楚文物中常见的饕餮形象，这种饕餮形象也出现在当地巫师的八宝冠上，上面画着两个圆盘 （苗巫认为“圆形代表太阳”），其中一个写有“日”字（太阳）；城步一带流传的苗族古歌《金沙女神），讴歌始祖女神金沙开天辟地、安置日月，与楚墓帛书所述共工推步十日、理顺四时之业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城步等地苗族民众还把杨梅称为“太阳树”，将映山红称作“太阳花”，地方小戏则称之为“阳戏”；这些无不与崇拜太阳有关。可见“庆古坛”中表现出的太阳崇拜并非偶然，而是楚民族与百越民族崇拜太阳的古俗的传承的产物。其二，犬图腾。“庆古坛”礼仪中的吃“狗粥”和巫师模仿狗吃粥的“狗伴臀”舞蹈动作，以及上述兰氏宗祠承梁上雕饰的龙犬图像，都鲜明地反映出：城步苗族和湘南瑶族一样，均有犬图腾的信仰习俗。大家知道，根据《后汉书·南蛮传》及《搜神记》的载述，盘瓠与辛女结合生出六男六女，于是有了“蛮夷”后裔。包括瑶族、畲族和部分苗族在内的“盘瓠子孙”传承了一些共同的风俗习惯：比如每年都“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即模仿狗的形状歌舞）以祭盘瓠”；
“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饮食蹲踞，好山恶都”；解放前城步县城曾经有过一座盘瓠庙，庙中供有狗头人身的盘瓠神像；农历六月初六人们尝新（吃新稻米），先要让狗吃；苗族小孩喜戴狗头帽。由于种种原因，不论是城步或湘西的苗族，“盘瓠（犬图腾）崇拜”远不如湘南、湘西南等地的瑶族那样持久、热烈，也是事实。其三，竹图腾残余。湘西南苗寨“庆古坛”中的“插花”，用的是一竿带枝叶的青竹缀以纸剪的花代替。这里，隐约地表现了作为“蛮夷”后裔的苗民对竹的图腾崇拜的余痕。关于竹图腾，前面“湘中旅游民俗”部分谈“竹文化与竹崇拜”时已说过，不赘。
瑶山敬鸟节
不论湘南、湘西南还是粤北、桂东北，瑶族多在山上居住 （有所谓“无山不瑶”之说）。我国南方山上树木繁茂，鸟类群聚，因此，瑶民与鸟关系密节，感情深厚。所以，瑶山传承的与鸟有关的风俗和传说就比较多。诸如粘鸟节 （农历二月初二，湘南双牌县瑶区），赶鸟节（二月初一，湘南江华县一带），麻雀节 （二月初二，湘东桂东县、赣南遂川县等地），敬鸟节等等。这里，只说说湘南瑶族地区敬鸟节的习俗风情。
以前的农历二月初一，繁忙的春耕还未开始。这一天，江华瑶族民众穿上本民族的节日盛装，愉快地开展喂鸟、比鸟、歌鸟等活动，欢度敬鸟节。他们一方面祝福鸟类快乐、繁衍；另一方面也学习鸟类自由的生活。清晨，瑶胞像汉族过年那样兴高采烈，大人小孩全忙开了，把自家做的圆糍粑一个个地插在房屋的四方和田土的四角，心里下停地默念着传统的“祝词”：
鸟神王，鸟神王，
你的生日我不忘。
吃饱吃好耍个够，
为我农夫大帮忙。
“祝词”朴素地表现了瑶山民众对鸟的特殊情感。敬祭完毕，瑶民一家才坐在堂屋里火塘边，欢欢喜喜地吃糯米粑粑。早饭以后，男女老少成群结队，高高兴兴地去赶“鸟会”。风雨无阻，十分热闹。
传统的鸟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于奇特的魅力。一般都有比鸟、歌鸟两项活动。“比鸟”，是甲、乙两方把各自的鸟笼挂在一起，双方的鸟便会搏斗起来，越斗越凶猛，越斗越精采，观看的人们不断喝彩，斗赢一方的鸟主自然更是高兴，其鸟获得的赞美也更多。
“歌鸟”更富于情趣。主要是以鸟为由，以歌为媒，男女青年对唱瑶歌，选择伴侣，自由恋爱，缔结良缘。在传统的鸟会上，那情意缠绵的歌声缭绕云端，成双成对的情侣笑逐颜开……
旧社会的瑶山被“山主”（财主）霸占着，也被鸟兽损害着。为了摆脱贫穷困苦，瑶族劳苦大众把善良的愿望寄记于美好的幻想之中，因此，有些地方过的是敬鸟节、麻雀节，更多的地方则过着“粘鸟节”（用圆滚滚的米汤粑粑把棍子戳起，插到自己菜园里，免得鸟儿来啄菜吃——如果来啄菜吃，就会把鸟儿的嘴巴粘住）、“赶鸟节”。新中国以后，特别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绿化家园，绿化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随着绿化工程的深入开展，自然生态环境的改良和爱鸟、保护珍禽等工作被人们所重视。因而，广袤的瑶山的敬鸟节也就具有了新的涵义。
“坐歌堂”及“打亲”
“坐歌堂”为江华、桂阳等县瑶、汉诸民族婚礼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江华的”坐歌堂”不限于婚礼，也是日常赛歌的方式之一）。一般的是在新娘出嫁前的晚上，新娘家的堂屋里张灯结彩，喜气盈门，桌上摆满土特产品和糖果，伴嫁姑娘和亲邻好友陪着新娘，围着篝火 （婚期多在秋冬季节）尽情歌唱。
唱歌的程序，一般是由伴嫁姑娘起头唱“起堂歌”，以歌欢迎大家；接着，姐妹门再唱“安歌堂”，并扶新娘坐“上席”，众姐妹及亲友一一向她赠送礼物；尔后，歌伴们唱“正歌”二首，分别赞美歌堂、新娘及其他妇女；再后，“耍调”，即表演歌舞，人人可登场，载歌载舞，一片欢乐；然后，
“转声”，新娘（及伴嫁姑娘）哭嫁，全体来宾也一起大哭大唱；最后，由主持人“圆歌堂”，以歌宣布“坐歌堂”结束。从“起歌堂”到“圆歌堂”，秩序井然，歌兴未艾，可见湘南少数民族地区歌风之浓。
湘南“坐歌堂”抒唱的内容甚为丰富，既有新娘同伴嫁姑娘、众新友的依依惜别之情；也有父母、兄嫂告诫新娘要如何待人接物、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处埋好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内容。还有出嫁姑娘表示一一记在心之歌，以及其它的叙事歌或抒情歌。自始至终，整个歌堂呈现出一派欢快、热烈、浓重的气氛。人们一直唱到金鸡报晓，唱到旭日高照，唱到接新娘的人们 （即“迎亲人”）到来为止。
提到湘南传统婚礼中的迎亲人，就不能不说说瑶族奇异的“打亲”。湘南白裤瑶（瑶族的一个支系）的婚俗规定，新郎家要派两男一女去新娘家迎亲，其中一个男的为“主迎亲”，作新郎的“化身”（代表），瑶语叫做“布概”，意为“牵牛人”。他的职责是把躲在母亲房里的新娘“牵”（引）出来，并且领到新郎家去；而且限定在鸡叫三遍后方许动手。当“布概”悄悄潜入新娘母亲的房间时，房里早有一个着彩裙、戴银镯的母辈“外达”端坐在一张摆着两大碗酒的方桌旁边，用歌询问“布概”：
啊唷唷，
甘蔗甜甜“布概”你不吃哩，
为何来吃苦竹笋？
别人家样样有，
“布概”不爱哩，
为何来和我家结成亲？
“布概”立即应声以歌答道：
啊唷唷，
甘蔗甜甜没有心，
苦竹苦苦有条心；
别人的金银财宝我不爱哩，
专爱亲家情意深，
专爱亲家妹仔的好人品。
歌对答得入情入理，“外达”表示同意迎亲，双手捧酒给“布概”让他一饮而尽；还拿出一条白布从“布概”的右肩系到左腋，作为赠送新郎的“头巾”，标志“已婚”；又连击“布概”的背、膀两拳，表示教训新郎不要虐侍新娘，也示意赞成“布概”拖新娘出房门。
“布概”拉着新娘一出房门，早就候在堂屋里的伴嫁姑娘们蜂拥而上，一起举拳齐击“布概”，并且唱歌盘问。这时，按照传统习俗，“布概”只能躲闪，不许还手，口里还要说一些逗趣的话或唱发誓的歌，招引姑娘们追打。由于天色未明，屋里灯光不足，姑娘们常常错打了新娘甚至相互扑打着，
“布概”就嘲笑她们，惹得姑娘们捧腹大笑。尽管姑娘们早就排成“人墙”堵截，阻拦“布概”拉着新娘往外跑，但是缘于相互扑打、嬉闹着，留下不少空隙，所以“布概”可乘机拉起新娘钻空冲出堂屋去，“打亲”的礼仪到此也就圆满结束了。
湘南瑶族传统的、富于戏剧性的“打亲”，与前面说的湘西侗族的“抢”亲及下面介绍的湘南伴嫁，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确是近现代尚在流行的婚俗中的古风异俗，使人耳目一新。
湘南伴嫁
湘南嘉禾、桂阳、郴县一带流行的伴嫁风俗，同前述“坐歌堂”、“打亲”的婚俗比较起来，别是一番风情。
伴嫁的风习，在“五岭南脉”骑田岭下沿袭已久，明代的文人竹枝词里有所反映（见湖南《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七）。清代《嘉禾县图志·礼俗》记载颇详：“……将嫁旬日，见亲人必哭，妆嫁者至哭，花轿至哭，声嘶，女伴代哭。前夕，女伴相聚守，谓之伴嫁。”
旧时，广大劳苦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根绳索”束缚。出嫁意味着自由活泼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而给夫家“作贱人”、“当牛作马”的奴婢生涯即将开始。因此，新娘在离别父母、女伴、亲友之际，痛痛快快却又凄凄切切地大哭一番，这是其时人之常情。所以，湘南、湘西、鄂西及川西、黔东等许多地区流行着“哭嫁的风俗。但是，像嘉禾等地这样一伙女友参与哭嫁并分别担当各种“角色”；或歌或舞或扮演，集诗、歌、舞、戏于一体的伴嫁习俗，则是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异域所绝无仅有的奇风异俗。
湘南伴嫁，是在姑娘出嫁前的一两个夜晚，由许多女友兼歌手陪伴着新娘在歌堂里载歇载舞。这既是当地古老的民俗事象，又是一种民间的综合艺术活动。参与伴嫁的女歌手们，分为“歌头”、“伴头”及歌舞手等若干类别。“歌头”，是组织开展唱伴嫁歇、跳伴嫁舞诸活动的领头人，常由肚才多（能编善唱，随机应变）、嗓音好的“尖子”歌手但任。“伴头”，为专门管辖歌堂事务及联络、接待、应酬的带头人；有时，“伴头”也可安排三四人，他们既唱歌，又待客，热情能干。“歌舞手”，则是一般的歌手舞手，在“歌头”率领下进行歌舞乃至戏曲活动。
湘南伴嫁，素有伴大嫁与伴小嫁之别。“伴小嫁”，是在姑娘出嫁前两天的晚上，被邀请的伴嫁歌手聚集歌堂。由“歌头”起歌，大伙合唱“安席歌”；尔后，不拘形式地唱各种“耍歌”或“厉歌”，一直唱到半夜才结束。
“耍歌”如：
耍歌好唱在心中，
龙眼荔枝在广东，
好花生在花园里，
好姐坐在歌堂中。
“厉歌”，有些像名闻遐迩的当地（嘉尔）辣椒一样，辣鲜之中带有甜丝味。试听：
杷子花，
对时开，
一人唱起众人抬。
牛角不尖不过洞，
肚里有歌不消来！
“伴大嫁”，则是新娘出嫁前夕，伴嫁歌手们在“歌头”的指挥下，整整闹个通宵。一般的进程是这样安排的：先唱歌，后跳舞，中间夹着“戏曲”。歌分短歌、长歌。短歌跟“件小嫁”大体相同，其中“耍歌”数量甚多，约占伴歌的90％，大多为青年妇女所唱。歌词短小精悍，一般为每首四句，也有二句、三句、五句、六句的，长的达二十余句。其内容有表现生产知识，传播历史，妇女生活，以及反映风俗人情、天文地理诸多方面的，多以嬉笑逗耍的方式表现出来。长歌的歌词颇长，几十句乃至数百句不等，唱得较多的是《十八年中罗四姐》、《后花来龙三千里》、《白碗白盏百花飞》、《孟姜女》、《卖花娘子》等。其中《十八年中罗四姐》一歌长达140多句，各处唱法略有差异。 《后花来龙三千里》，即《梁山伯祝英台歌》也多达数百句。长歌在歌堂声誉最高，会唱的人多为“歌头”或老歌手。在“伴大嫁”中，不会唱《十八年中罗四姐》的人就不是受人尊敬的歌手。
伴嫁舞 （含“戏”）共有八个，即：《把盏舞》、《香火舞》、《走马舞》、《划船舞》、《娘喊女回》、《卖酒舞》、《推磨舞》和《走火舞》。其中《娘喊女回》、《卖酒舞》，均以歌舞表演故事情节，歌手分别进入各自的“角色”（即分别以第一人称表演“娘”，“女”——新娘，伴嫁姑娘，媒婆，“跛子”等人物），具有雏型戏曲的情调。
等到唱、演这些歌、舞、戏完毕，天也就亮了。迎亲的轿子把新娘抬走，“伴大嫁”也就到此结束。
旧社会，穷苦人家嫁女，一般多为”伴大嫁”，热闹一个夜晚。像这样聚集山村田野“巾帼英雄”、各路人才，融诗、歌、舞、戏于一体的大型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活动，闪耀着劳动人民的非凡才华，确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湘南伴嫁歌（这里侧重于文学方面），从它的整个内容来看，所反映的妇女生活甚为广泛，而且很有特色。从“一岁娘边生下女”到“两鬓飞霜婆家媳”，都有生动的描写，而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则是旧时妇女出嫁前后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多年朝夕相处的女友就要出嫁，今日有幸会聚一起，怎能不语似泉涌，歌如潮来？歌中有祝贺，有劝慰；也有难过，还有怨懑，自然也少丁了勉励和追求。不妨听听吧：
我姐生得白如银，
瓜子脸来爱死人。
行在路上有人爱，
坐在家中有人来。
送姐送到大井头，
我姐去了无人留。
哪个为我留住姐，
柑子树上结石榴。
旧社会的封建婚姻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给广大妇女造成多少悲剧。湘南伴嫁歌的编唱者，传播者们限于历史的条件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些。然而，她们在歌中怨天怨地怨爹娘、骂天骂地骂媒人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请听：
二怨爹娘开口先，
三怨媒人瞎了眼，
甜瓜落在苦瓜园。
人家丈夫雄又雄，
我的丈夫像毛虫。
哪年哪月毛虫死，
打开金锁走蛟龙。
湘南伴嫁歌，就像有名的嘉禾辣椒一样，辣、香、甜三味俱全，韵味无穷。
湖南，素称“歌舞之乡”。屈原的《九歌》，倩歌曼舞，珠联璧合；湘西南的巫歌傩舞 （如“还傩愿”，“扛菩萨”，“咚咚推”——侗傩，“舞娘子”等）。古朴粗犷而又神秘奇骇的宗教歌舞，令人惊骇却又陶醉；湘西的“哭嫁”，虽只歌不舞，但也情韵天然；湘南的“伴嫁”，有歌有舞，还有戏曲，引人入胜。在众多的哭嫁习俗和哭嫁歌中，湘西土家族的“哭嫁”和湘南地区的“伴嫁”，可谓各树一帜，享誉中外。
育儿习俗
湘南一带保存下来的较为古朴的育儿习俗比较多，诸如：报喜，“送祝米”，“洗三”，满月，周岁（“抓周”），拜干妈，“度戒”（瑶族）等等。这里，只说其中的“送祝米”、“洗三”、满月。
在湘南、湘西、鄂西、鄂南等地，传承着一种古老朴素的育儿风习：送祝米 （也称“送粥米”或“送鸡米”）。小孩出生以后，其父亲或家人赶紧带上礼物去岳父母家报喜；岳父母家再约定日子，邀集一些亲友挑着喜物前来女婿家祝贺，称为“送祝米”。所谓“男家不报喜，女家无祝米。”
送祝米的喜物和礼仪，往往因地 （民族）而异，各具独特的风采。
湘南的一些地方，去岳父母家报喜的是的多半是鸡。岳父母只要看看来人带来报喜的是公鸡或者母鸡，就知道女儿生的是男孩或女孩。回礼的时候，恰好相反，带来公鸡则回送母鸡，带来母鸡则回公鸡，不过，有时也不一概而论，较多提回送母鸡（当地俗称“鸡婆”）。因为鸡婆好吃，营养价值高，对坐月子的人恢复健康、多发奶水都有好处。
湘西花垣一带苗族地区，送祝米的礼物有蛋、鸡、银饰、摇篮背裙等，有的给产妇补养身体，有的则供抚育婴儿。更为有趣的是，送祝米的人以女客为主，大半是产妇的姐妹、婶姨、细伢（姻姪子女）；成年男客只能充当“挑夫”。按照“夜郎”（花垣一带原属“夜郎国”）古俗，女人生孩子的
“底细”，是不能让男子汉知道的；男人去“送祝米”，也是被嗤笑的；即使当作“挑夫”去了，也不能进入产妇房里，更不能与“月婆子”交谈。所以，吃过晚饭以后，“挑夫”只许在歌堂听歌，或者干脆去睡觉。这对于长期习惯于封建宗法制和处处以男子为中心的“挑夫”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可是，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得不遵从，这种古俗是氏族社会母权制的残余。
鄂西秭归县送祝米的喜物，多为猪蹄、鸡蛋、糯米、面条、衣物、布料之类。主家对于前来祝贺的亲友平等相待，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用“糟鸡蛋”款待，每碗四个，含有“四季发财”之意。
鄂南公安县等地送祝米的礼物及其盛况，在鄂湘交界流传的一首歌谣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女婿到家来报喜，
不知是男还是女？
接到喜物便知底，
男茶女酒自古语。
娘家商量送祝米，
鸡蛋要有五百几，
还要两斗上熟米，
猪肉猪肝不能缺，
鲤鱼要买活鲜的，
鸡母只管提壮的；
打了摇窝和枷椅，
又买花鞋和布匹。
家家么姨一大群，
热热闹闹送祝米。
歌中的“报喜”、“喜物”（男女喜物有别），尤其是“祝米”的类别及“送者”（几乎全为女性），都十分具体而有南方风采，为这一古老习俗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至于歌中提到的诸多礼物，当然是属于文学夸张手法，为了渲染喜悦，热闹的气氛 （与北朝民歌《木兰诗》中“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颇为类似），不必拘泥于细微末节，更不能学究式地责难铺张浪费。其实，“商量”送的“祝米”虽不少，但大多是江南鱼米之乡农家自己生产出来的。人逢喜事多慷慨，原是自然的事情。
“洗三”是我国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育儿习俗，就是婴儿生下后的第三天，家人用艾叶等草药熬水给婴儿洗澡，一边洗，一边默默念诵祝祠，向孩子祝福，有驱逐邪恶之意。
许多民族和地区的“洗三”（或称“三朝”），就大的方面说基本相近，但从小的、具体的方面 （如洗的日期以及用的物品等），则颇有区别。南方一些地区，比如湘、鄂、粤、桂边界给小孩洗澡的水中，除艾叶以外，还有桃根、李根、梅根或猪胆、虎骨之类的东西。据说，用了这些物品“洗三”，“可去不祥，令儿终身无疥疮”；还能“治小儿惊辟恶气”。川、鄂一带的“洗三”，在艾叶水中煮着用来滚婴儿头脸的鸭蛋，俗称“滚脸蛋”；“洗三”这天，用线绞小孩的尾脊骨，据说可免日后伤风。云南红河哈尼族“做三朝”，要举行认舅父仪式，把小孩抱到舅父家去 （没有男父的则认于男父）……
最为古朴、而且富于区域文化色彩的，是湘南衡阳地区“三朝”礼仪及其口传歌谣。旧时，湖南的衡东、常宁、祁东等县传承着一种古老的风俗：孩子生下后的第三天的“洗三”之后，不论男女、贫富，都要举行一个“出天行”的仪式。由“接生娘子”抱着“毛毛”（婴儿）先拜祖宗，后拜天地。出大门时，有人撑一把清油纸伞，站在大门口的屋基上；“毛毛”的姑姑、姨姨、 （或伯母、婶母）二人，各拿一个檑杵，一把蒲扇，一边在廊柱上拍打着，一边唱着《胆大歌》：
毛毛抱怀中，
三朝出天行，
撑起遮天清油伞，
檑杵敲门壮大胆。
唆岩鸾，岩鹰唆，
唱起胆大歌。
男儿胆大好进学堂，
女儿胆大好遇家 （gā）娘（即婆婆），
天不怕，地不怕，
能同雷公打得架。
……
湘南的这种“洗三”礼俗与歌谣，很有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特色：首先，体现出古代朴素的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和富于神思遐想的天真浪漫。在封建宗法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就像魔影一样笼罩着孩子的一生。好些地区的“洗三”、满月、周岁等诞生礼俗，“渡关”（包括“花树关”，“童子关”）、
“度戒”等成年礼俗，都是男孩的办得体面、热闹、高朋满座，宾客如云；而女孩的则往往显得简陋、冷清，甚至干脆没有资格举办（“渡关”、“度戒”都只办男孩不办女孩的）。然而，保存了南楚古俗和原始遗风（残余）的衡阳地区的“洗三”礼仪却迥然不同，不分性别，不论贫富，一律给孩子
“做三朝”，高唱《胆大歌》，同样地红火、热闹；《胆大歌》中既唱男孩，也唱女孩，一样地进行鼓励。这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显然与楚文化有关联，而与中原文化中的等级森严的陈腐观念截然不同。
其次，湘南“洗三”礼仪——“出天行”的重点不在“洗”而在于“出”，也就是闯的上面。抱着才出世的“毛毛”，出大门站在台基上，边喊边打地“出天行”，给目下的“毛毛”壮胆，为日后的后生（或姑娘出闯助威，仪式自始至终充满着热烈的气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种古朴的礼仪及浪漫的歌谣，既表现出湖南人特有的火辣辣的倔强性格，也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冲决罗网”的战斗情调。缘于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民性士气、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社会因素的汇合交融，自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近现代以前，长期以来湖南人处在重重高压之下与默默无闻之中，因而形成了楚湘儿女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熔铸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独特风采。《胆大歌》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能同雷公打得架。”正是这种犟劲性格和其文化的生动形象而又深邃概括的真实写照。
像上述这样把“风俗画”和“肖像画”浑然一体的有声有色，区域文化色彩浓郁的口传歌谣、民俗文化“传真”（限于体例、篇幅、论述从略），在各民族、各地区同一习俗的民间作品中似乎还不多见。
孩子生下后一个月，家里人和亲友们又要庆贺一番，称为“做月满”（或“满月”）。这时，主要做三件事；一是“庆典”祝贺；二是剃胎发；三是命名。孩子满月，举行庆典，亲友 （尤其是外婆家、舅家）们送贺礼，主家设酒宴款待，这不但是人之常情，也是古已有之礼仪。唐代诗人张谔写的《岐王府满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美好祝愿：“社金流茂祉，庭玉表奇才，竹似因谈植，兰疑人梦栽，鸟将几子去，凤逐九雏来，今夜明珠色，当随满月开。”办“满月酒”，欢宴宾客时，还要抱出婴儿来给亲友们看，亲友们除赞美一番外，还要给孩子“红纸包”（用红纸包好的钱）。湘南衡东等县的“参见”仪式，是在筵席上上第五碗正菜（一般为十碗菜）时，家庭主妇抱着婴儿与宾客见面。孩子的外公、舅爷、姑爷、姨爷等则拿出“叁见礼”（“红纸包”）予以赏赐。同时，还有“礼生”（司仪）吟诵这样的喜歌：
满堂宾客笑盈盈，
九盏十碗好丰盛。
壶内筛出“状元红”（酒名，亦寓指）
首席坐的是外公。
天赐外孙多喜庆，
接生娘子抱少君，
参见长辈把礼行。
……
如果不心拘泥于湘南，把地域放宽一些，那么，展现出的满月礼仪更为丰富绚烂，如湘西桑植白族民众素有办“满月酒”的习俗，搞得十分红火；云南路南县彝族撒尼人世代传唱的著名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描绘女主人公“满月”那天，爹说：“要给我囡请客人”！哥哥说：“要给我妹热闹一回。”果然，“这天请了九十九桌客，坐满了一百二十桌。客人带来九十九坛酒，不够，又增到一百二十坛。全村杀了九十九头猪，不够，又增加到一百二十个。亲友预备了九十九盆面疙瘩饭，不够，又增加到一百二十盆。”自然，这是诗歌，免不了夸张，而且，“九十九”、“一百二十”之类的字眼，并非实指，不过是彝族撒尼人惯用的形容很多的传统数字。但是，少数民族男女平等的观念以及女孩“满月”同样宾客盈门则是真实可信的。
湘西侗族地区至今还流行着的“撵麻雀”的风俗，也很能说明问题。在婴儿满月这天，婆婆（祖母）抱着小孙孙（不分男女），边亲脸蛋边唠叼：
“宝宝乖，宝宝‘确’（聪明），去跟婆婆撵麻雀。二天长大有胆量，不怕虎，不怕狼！”接着，婆婆把小家伙背在背上，只露出个小脑袋在外。尔后，拖起一根响竹篙，走出屋门，煞有介事地边敲竹篙边发出撵麻雀的吼声。先围着屋前屋后走，再转过左邻右舍，出屋场，上山坡，在一阵阵吆喝声和响篙声的惊动下，屋檐场角的那些贪嘴、淘气的小麻雀早都振翅高飞了。不难看出，武陵山这侗家世代承袭的这一古老习俗的主旨在于：让孩子们从小习惯并慢慢懂得，山里的飞禽走兽虽然多，但并不可怕；只要人勤劳、勇敢，完全可以把它们撵跑（或擒拿）。这是多么别致的“庆典”。
在南方不少地区 （如湘南郴县，湘西新晃，粤东东莞，浙中绍兴等）。婴儿满月，还要敬祖先，供菩萨，给孩子头次剃发，俗称“剃胎发”。剃下的胎发要保存起来，有些地方把它搓成一团，像桂圆核一般，装在用红绿丝线做络结成的网兜里，挂在小孩睡觉的床前。有些地方将它与猫毛、狗毛（临时从猫、狗身上剪下）放在一起，用红纸包好，丝线扎住，收藏起来。有些地方干脆在婴儿的后颈窝或者前额留下一团胎发不剃。为什么要给孩子保存胎发呢？各个地方说法也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把它作为小孩最初的“纪念品”珍藏起来；有的则期望婴儿安全无事并且快些长大成人 （旧时小孩多病且易夭折，故取其文义，愿孩子像猫狗一样——贱生易长）；还有的寓意孩子（女孩）将来善机抒。巧女红。湘西侗族对此理解得较为特殊，别有情趣。侗家儿女“留胎发”，表示不忘母舅。当外甥有失礼之处，舅辈就要指责：“摸摸看，你后脑壳的头发是从哪里来的？”原始遗风和伦理意味 （保持“舅舅为大”的古风）甚为明显。
至于命名的时期，各民族、各地区不大一致。有在孩子“满月”时命名的，也有三个月命名的，还有孩子周岁才取名的。前述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中女主人公，就是“满月”时命名的。孩子出生三个月命名，古籍载述甚早。《周礼·地官·司徒》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注引郑司农云：“三月之末……父执子之手，咳而名之……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命名之礼仪源远流长。屈原代表作《离骚》开宗明义即说：“……摄提贞于孟辄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他的父亲看见他初生的器度不凡，就给他取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并且记下了他出生的年月日（寅年寅月寅日出生）。从《离骚》开篇几句可知，屈原家里不但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给孩子命名的上古遗风，而且还透露了以诞生事象作为取名依据的信息。这些从历史上流传的一些名人轶事趣话也可得到佐证。比如楚令尹（宰相）子文生下被弃于梦泽，得虎乳而幸存。楚人呼“乳”为“谷”，称“虎”曰“菟”，所以，子文的乳名就叫“谷于菟”（见《左传·宣公四年》）。又如郑国燕姞楚与己兰，生穆公，故称穆公乳名叫作“兰”（见《左传·宣公三年》）。
令人惊讶的是，千百年以下，楚人这种古老习俗仍在荆楚、沅湘之地保存着。湘南零陵地区东安县一带，旧时山民出于对地方神——黑祖的尊崇，对粗犷美的喜爱，因而，那里的农家纷纷给孩子取名：黑子，黑皮，黑牛，黑狗，黑奶崽，黑牯佬……可见“满月” （或三月）给孩子命名的风俗甚为古老，而且楚味颇浓。
奇异的服饰
我国中南、西南一带的苗、瑶、侗、彝、土家、布依以及芒人、僜人、瓦乡人等少数民族都酷爱银饰，苗族、瑶族、侗族民众爱好银饰的历史甚为悠久。《南齐书·蛮传》载：“布衣徒跣，或推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清代 《苗疆见闻录》云：“喜饰银器，无论男女戴耳环、项圈……项圈之重至百两，炫争富妍，自成风气。”可见其银饰之古老和奇异。
湘南瑶族妇女喜爱银饰，在她们心目中，银子象征着光明、正气；身上佩戴银饰，据说邪鬼见了也怕三分。同时，对于山区民众来说，银器还有特殊的实用价值。上山捡菌子 （食物），只要用头上戴的银针一试，就知菌子是否有毒，决定食用与否。由于银饰的多种功能，所以瑶山妇女从头至腰（包括冠，耳，颈，胸），从手到脚，都有银器装饰。盛装的瑶族妇女，身戴的银饰竟然多达60余种。银饰的类属，主要包括银冠、银花、银钗、银梳、银铃、银链、头簪、别针、耳环、项圈、胸饰、腰链、手镯、脚圈等15大类。其中以头饰类属最多，花色最为绚丽。一顶女子结婚时戴的凤冠，要用白银八两到一厅，上绘七凤、七龙，由130多个零件组成。一个工匠要花三五个月方能制作完成，足见它的精细、别致。
湘黔桂边界侗族儿童的银帽，也甚为精致，体现了另外一种民族风采。银帽的图纹，从天上到人间，从禽兽到花草，五彩缤纷，银光闪耀。特别是这种银帽帽沿的装饰：上层嵌着十八罗汉，下层十八朵梅花并列。它们的含义和象征是：十八罗汉护身，鬼神远离；花开富贵，吉祥如意。当然，在腥风恶雨的漫长的黑暗岁月，上述象征与吉兆，不过是侗家人孩子们的一种善良美好的祝愿罢了。
从湘南到藏南 （上述橙人住在西藏南部），从鄂西到滇南（上述芒人——傣族支系世居云南南部），南方广大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的服装酷爱银饰，有两个突出的特色：其一，以多为荣，以重为贵。湘西新晃侗族姑娘佩带银饰，常以多为美，以重为荣。她们身上的银饰少则几两，多达数斤。侗乡流传着这样歌谣：“孔雀展翅美中美，妹戴银饰花上花。银装越多花越美，朵朵红花映彩霞。”黔东南清水江畔苗族妇女节日或“游方”着盛装时，银饰遍布头、颈、胸、手、肩、背等各个部位，多达50余种，用银往往在三四百两以上。其二，南方广大少数民族普遍喜爱银饰，是建立在特定的物质基础和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我国南方许多地区，金、银矿产丰富，冶制甚早。《苗族古歌》中的《运金运银》、《妹榜妹留》等部分，对上古时期苗蛮集团（部族）妇女的银饰就有生动的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金银运用到兵器、车器、饮食、服饰等用器方面。著名苗族文艺家沈从文先生在《织宝锦》一文（见所著《龙凤艺术》）中曾经明确地指出过。明清以来苗族民众酷爱的银装饰品，都由本民族匠人打制，而且工艺精湛。读过屈原《招魂》等作品的，对于楚宫珠宝光气，艳饰姝丽，无不印象很深。缘于玉器珍贵、稀少，后来为金玉器所替代。湘、鄂、川、黔、桂、滇边界许多少数民族均为楚裔系族，因而，他们喜爱银饰，乃是共同的民族心理，这从一些民族（部族）的族徽（图腾）在各自的银饰中保存下来（详见下节“图纹斑斓”）的客观事实可以得到证明。所以，在众多的银饰图纹中，既有龙头，又有夔纹；既有银鹅，也有凤冠；还有许多的蝶、花……干姿百态，美不胜收。这些璀灿缤纷、眼花撩乱的银饰，还是各该民族 （部族）遗存的图腾信仰、民族心理、审美情趣、文化传统诸方面因素结晶的产物。
在湘川黔桂边界的苗寨、瑶山，在“调年”、歌堂、“赶场”、“游方”途上，或在祀典、喜庆场所，许许多多苗、瑶、侗、壮、白、土家等民族妇女盛装的服饰，宛如一个个集中了大千世界自然美的花园。从她们五彩斑斓的花衣到梳戴讲究的头饰，从花纹缤纷的腰带（花带）到朴素实用的围裙（百摺裙式的），无不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和花卉的芬芳。
湘西苗族妇女盛装时银帽的帽坯及帽顶的上面和后面，各用银丝制成虫、鱼、鸟、兽、灶丹、芍药、菊、桂等花卉、动物，栩栩如生，赏心悦目（对此，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先生在他撰写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曾有生动细致的描绘）。像这样巧妙地把诸多花鸟虫鱼的自然美集中于一顶帽子或一条裙子的图纹里的精美民间工艺品，怎么下叫观赏者 （尤其是异族或外国旅游者）爱不释手、赞不绝口！
更为引人入胜的是，湘南、湘西等地瑶族、苗族妇女服饰的图纹里不只是撷取了本地风光的自然美，而且还蕴含着本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些画面（发展痕迹）。据历史学家、文物专家研究，从苗族妇女古老裙子上奇特神秘的、以点和线组成的图案花纹，可以隐约窥出苗族历史演变的一幅幅动人的图景：那由星光或十字组成的细花纹中间镶嵌的一条黄色横带，象征着苗族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细花纹下面有一条细长的白色横带，接着是环形花纹，白色横带代表长江，环形花纹便意味着平原坝区，表明苗族后来迁徒到了长江流域；环形花纹下面出现宽阔的山形纹图案，且绵延不断，标志着苗族先民又一次大迁徒的史痕，从长江流域到了云贵高原，从内地走向边疆。
无独有偶，滇南江河流域哈尼族支系叶车人妇女服饰（如12条小辫挽成竹髻的发式和头上戴的尖三角状的白头巾），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
不论是湘西古老苗裙的图纹，或是滇南哈尼族叶车人的发式，还是湘南瑶族服饰“裁制皆有尾形，都是该民族（或支系）深层文化的积淀与流存，也是其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融合的产物。百摺式的苗裙以及“裁制皆有尾形”的瑶服留既适宜于山区妇女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叶车人妇女的发式和白头巾则显得健美、朴实。关于这方面，正如俄罗斯普罗汉诺夫曾经说过的：“那些为原始民族用来作装饰品的东西，最初被认为是有用的，或者是一种表明这些装饰品的所有者拥有一些对于部落有益的品质的标记；而只是后来才开始显得是美丽的。使用价值是先于审美价值的。”
服饰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民族心理素质及审美情趣的基础上的。苗族妇女爱穿花衣 （绣花边的衣或裤及古裙），喜戴红头帕，是与这个民族（及其先民）的热情与爱美的民族气质分不开的。著名的湘西苗族作家、研究家沈从文先生早在 《龙凤艺术》一书中就曾指出过。
湘南许多地方，湘西苗族及瓦乡人，广大农村妇女在衣着上喜爱穿红尚赤。这种风尚的渊源，自然是与楚文化有关。楚人自认为是太阳（日神）的子孙，为火神 （祝融）的后裔。屈原《离骚》开篇四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推庚寅吾以降” （古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啊，我伟大的先父叫做伯庸。太岁在寅、正在孟春正月啊，这是庚寅的日子我就降生），即开宗明义地表明诗中主人公的先祖、歌主生辰 （寅年寅月寅日）均与太阳关联，因而为太阳嫡系后裔无疑，便是明证。缘于日（太阳）中有火，火为赤色，所以楚人酷爱赤色。楚俗尚赤，体现在服饰、器物和建筑等多方面的日常生活中。
关于楚人喜爱赤色服饰，先秦典籍里不乏记载。《墨子·公孟篇》曾载：
“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其治国，其国冶。”其中说的“绛衣”，就是赤 （红）色的衣服。《论语·乡党·乡人傩》注疏中载述，笃信巫鬼的楚地驱逐病疫之鬼的巫师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执戈扬盾，衣朱裳……”也是说巫师穿红衣惊驱鬼疫。
千百年后的南楚故地，不少楚裔系族依然爱好红色服饰。清道光湘西《凤凰厅 （县）志》卷十一“服饰”条云：“苗人……短衣跣足，以红布搭包系腰，著青蓝布衫，衣边裤脚，间有刺绣禾花……其妇女银簪、项圈、手钏，行滕皆如男子，惟两耳皆贯银环三四圈不等，衣服较男子略长。斜领直下，用锡片红绒，或绣花卉为饰……以布为裙，而青红间道，亦有钉锡铃绣花者，两三幅不等，与男子异……”在这别具一格的苗族服饰中，不论男女都保存着“尚赤”的特点，尤其是妇女的衣服和裙裤（湘西苗妇清代着裙，近现代多穿裤）更为明显。
自然，湘西、湘西南等地苗族尚赤着红的习俗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他们素有红苗、花苗、青苗、黑苗、白苗之分。比如这些地方妇女们头上戴的帕子，即有红的、花的、青的、白的、黑的等各种颜色，归纳起来有红圈帕、花桶帕、青桶帕、黑台层帕、白台层帕等等。戴红圈帕的，说明他们的祖先是最早养蚕（俗称“女儿虫”）抽丝、开采朱砂的部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尚赤”的部族。但是，到了后世，百姓开采的朱砂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掠夺去了并且被禁止用朱砂染帕、逼得百姓不得再戴红圈头帕，只有“鬼主”（部族头领兼巫师）是例外，仍旧保持着戴红圈帕的习俗。可见头帕的颜色也隐藏着本民族 （部族）的史迹，记载着祖先的功德。戴着本民族（部族）传承下来的头帕，就是把祖先的功劳戴在头上，向人们宣告本民族 （部族）的光辉历史。这是头帕之“谜”，也是服饰的色彩之歌。
服饰中的穿红尚赤的习俗，在湘西泸溪、沅陵具一带的瓦乡人（自称“果雄”，苗族支系之一）中至今仍然流行。瓦乡人特别喜爱制作和穿着精致的红衣、红裤、红鞋与红百摺裙。旧时，“闹沙”（巫帅）的法衣也是紫红色的。瓦乡人姑娘的嫁衣以及老年妇女的寿衣，必然有一件是红棉衣。这种红棉衣的面料，是由蚕抽丝制绢、朱砂染红的蚕绢。对这种传统工艺制作的红棉衣，妇女们十分珍惜，新娘出嫁后穿上一段时期就脱下收藏起来，只有在十冬腊月走亲、赶场、喜庆节日（如瓦乡人新年“十月年”——“跳香”等）才又穿一下，并以此为荣耀；老年妇女满了“花甲”以后，总是想方设法要再做一件红棉衣，作为寿衣。如果有人问她们：为何酷爱红色，为何要穿红棉衣？她们会不约而同地告诉你：这是“果雄”祖上兴起的风俗。假如再问：
“果雄”祖上怎么会兴起这种风俗？她们就会详细地告诉你：“果雄”祖先很早就在辰溪开采朱砂 （也称“辰砂”），并且养蚕抽丝制绢以砂染红，用它做的衣裤（裙），能够防虫毒，防疾病，还能避鬼降邪。所以，久而久之就沿袭成了风俗习惯。正因世世代代都传承着这种风习，所以人们对红色特别喜爱，过去他们一直被人们称为“红苗”，直到民国以后，才叫瓦乡人。
不论是“红苗”的穿红尚赤，“花苗”的喜着花衣，或者“白苗”的酷爱白色，“黑苗”的“好五色衣服”，虽然在具体颜色上互有区别，各呈风采，但色彩艳丽，服怖斑斓，则是他们 （苗族、瑶族、白族等民族）的共同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如前所述是与楚文化乃至濮越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
精美的工艺
读过屈原《招魂》的人，都会为诗人所描绘的楚宫之建筑、装饰、衣着、美食等方面的精湛技艺所震惊；看过湖北江陵楚墓、湖南长沙汉墓出土文物的人，则会为那些有千年历史但仍然保存得完好、鲜艳的各种丝织品、玻璃器皿、铜镜、漆绘其工艺之精美而赞叹不绝。是的，早在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繁荣发达的楚文化，不但包括着冶炼、铸造、浮雕、漆绘、丝织、刺绣、木雕、竹编等诸多方面的工艺，而且在文字艺术和工艺制造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楚文化登峰造极的显著标志。千百年来，在荆楚、湖湘故地及楚裔系族中，精美的工艺的优秀传统一直盛传不衰。属于服饰方面的，以刺绣、编织、蜡染较为突出。
湘南江华一带，瑶家刺绣别具风采。这里的刺绣分为手绣和打结子两种，采用大红大绿颜色绣成，鲜艳夺目 （与前述“色彩鲜艳”完全吻合）。常见的图案有方格、喜字格、寿字格和万字格，也有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及传说故事中的龙、凤、麒麟等。绣底一般用自织的棉布，也有用丝缎的。每逢节日喜庆，瑶族妇女穿上绣花衣鞋，系上绣花腰带，大方美观，妩媚动人，饶有浓郁的民族风采和情韵。
湘西、川南、黔东南、桂东北等地，苗绣甚为流行。苗族妇女身上穿的无领镶边、背有托肩的大襟衣，绣花裙（胸前的围裙），镶边、绣花或数纱的宽脚裤，都与苗绣有关。苗绣的针法颇多，可分绣、插、拷、捆、洒五种。能干的巧手，能综合几种针法，绣出幻想色彩浓郁的产品。在色调上，苗绣带有强烈的夸张成分，喜用热色（红，黄，绿，白诸色），少用寒色（青，黑）。这些因素的汇合交融，形成了苗绣所擅长的平面式的幻想色彩较浓的民间工艺品。也就是说，苗家绣花的妇女对自己熟悉的动植物作了细致的观察，但以虚幻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幻想与对称美的基础上加以大胆夸张而形成独特图案的工艺品。这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品融进了本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情趣乃至原始艺术的残痕。人们可以明显地觉察到，苗绣长期受到图腾艺术、纹身装饰的影响，因而带有较强的原始遗风。苗绣不大讲究构图逼真和形象生动，因而始终未能形成有立体效果的艺术欣赏品，其实用价值高于艺术价值。
苗绣的这种情况，与世界闻名的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就完全不同了，湘绣，主要是指湘江下游的长沙、湘潭一带的珍贵的民间工艺品。据史学家研究，湘江得名于古相人曾居于此。相人的老祖先原是古羌人的一支，后来渐次演化为襄人、巴人等。宋代以后，其中大多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融入近现代的土家族中。因而，湘绣既有古代濮越、襄巴——也即楚绣的艺术渊源；同时又融合了华夏艺术的精华、溯其远源，则与苗绣一样，都是从远古时期的“题额文身”以及后来的桃花、凿花和绣花等阶段发展而来。不过，湘绣真正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名绣 （“四大名绣”之一）则是近百年的事。自清代李仪徽创造掺针法，才使过去的颜色分层、较为呆板的湘绣一跃成为色彩艳丽丰富、制作精巧逼真的名绣。1898年，胡莲仙以他的儿子的名义在长沙开设绣庄，把李仪徽的掺针绣加以推广运用。同齐掺针绣法的苏绣相比，湘绣的“乱掺”绣法使图案色调变换柔和生动，阴阳浓淡色流转自如。特别是湘绣劈丝细若毫发，绣面花纹有绒毛质感 （故又称“羊毛绒绣”）；在绘画、构图方面，以花鸟山水条屏为主要传统作品，并逐渐形成了以荷、梅、松、竹、菊等花卉表现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深邃寓意的突出特色。湘绣构图逼真，针法独特，给人较强的立体感。同时，湘绣还吸取了苏绣、粤绣、蜀绣的一些特点，融为一体，从而名噪国内，享誉海外。在1911年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和1915年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湘绣分别获得最优奖和一等奖。到了30年代，湘绣工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其风格近于写实，善取绘画之长，线条准确，层次清晰。到80年代，被誉为超级绣品的“双面全异绣”，更是湘绣新的创造。“双面全异绣”是刺绣工艺在双面绣的基础上的新发展，即在同一绣料的正反两面上，绣出构图、色彩、针法均不同的物象，形成不同的意境。1982年5月，湖南湘绣研究所刺绣艺人彭剑淳在加拿大多伦多市表演全异绣刺绣，赢得专程前往观摩的美国著名画家杰克·史密斯等人的高度赞美。由湘绣艺人创作的《威仪华表冠群伦》、《杨玉环》、《望月》等作品，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很高的荣誉，被珍藏在中国博物馆。
在民间编织工艺方面，上家族的土花铺盖，侗族的侗锦，苗族的花带，壮族的壮锦，瑶族的“八宝被”等都很有名气。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说说土花铺盖。
织土花铺盖 （土家语叫“西朗卡普”），是湘西、鄂西等地土家族妇女们擅长的一种手工技艺。旱在2000多年前，湘西一带就有了“西朗卡普”。土家族妇女们用自己生产出来的家机布（古代称为“赛布”，西汉杨雄《蜀都赋》曾有反映）编织出质地结实、美观耐用的土花铺盖。这种土花铺盖图案绚丽，丰富多彩。据统计，土花铺盖的图案纹样多达二三百种，其内容以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最为常见。其中百花形状的图案有：梭罗花，藤藤花，韭菜花，岩墙花，大白梅，小白梅，大莲蓬，小莲蓬，荷叶花，牡丹花，绣球花，梨子花等；用家具形状作图案的则有：桌子花，椅子花，摸盘花，大衣强盖，小衣强盖等；以禽兽为图形的包括猪脚迹，牛脚迹，猴子花，燕子花，鱼尾花，蛇皮花，狮子花，虎皮花，马儿，阳雀等。此外，还有一种十分别致的“回笔花”（“回笔”土家语意为“野兽”），是用猴脚、虎纹、马花、狼子头四种动物图形组成。
土花铺盖的图案纹样如果联缀起来，更为绚丽多姿，一般由三幅土花铺盖联成一床被面，图形多样、和谐、美观，甚至用过几十年后仍然色泽鲜明、纹样清晰。单幅的土花铺盖除作枕巾、围裙、桌垫、茶垫外，还有一些其它的特殊用处。如新娘出嫁做盖头，赶歌场作披风，家人出门则包衣物，居家御寒还可充作脚被等等。
土花铺盖是土家妇女最喜爱的服饰之一，它凝结着编织者的心血和艺术才能，也陪伴着编织者的欢乐忧愁与酸甜苦辣，土花铺盖这种土生土长、土色土香的编织艺术和传统服饰，永远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奇异的魅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湘西土家族编织土花铺盖的劳动妇女中出了一位荣获国家级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的杰出人才——叶玉翠（女）。她从10多岁开始织“西朗卡普”，70多个春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她的卓越成就在湖南电视台为她专门拍摄的电视片中得到了全面而生动的反映。
在南楚、西楚故地，秦汉时期“夜朗国”、“ 柯国” （今湘西及贵州一带）的“点族慢”（蜡染前身）已驰名遐迩，汉唐之际更是风行。《宋史》第四九三卷中有关于蜡染 （布）的记载。宋代，瑶民已会用兰靛和黄蜡印染“徭斑布”。湘南新田、宁远、江永等地有一种自称“顶板瑶”（瑶族支系之一）的瑶族妇女，自古以来流行“发上复木板，胶以黄蜡，板列攀珠，櫐若缀梳”的服饰。湘西苗族的蜡染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黔西南安顺、镇宁、册亨等县布依族、苗族地区的蜡染，更是历史悠久、风采独特。
关于蜡染方法，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记载颇详：“以木板二片，镂细花，用以挟布，而溶蜡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变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也就是说，用蜡刀蘸蜡液，在白布上绘制花、鸟、虫、鱼或几何图案等，再侵入靛缸（以蓝色为主），然后用水煮脱蜡，即现出花纹。
湖南、四川、贵州等地盛产白蜡。湘西芷江侗族地区素称“白蜡之乡”，这里出产的白蜡比白雪还纯净，比水晶还明亮，闻名四海，远销国外。但是，自古以来芷江一带只产白蜡，不出蜡虫。每年春天，人们都要远去贵州引进白蜡虫，女贞树上才结出银光闪闪的白蜡。关于它的来由及其风俗，芷江县内流传着一个美丽动人的关于白蜡的传说。这个民间传说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芷江城外的沅水岸边一个山寨里，住着一位名叫女贞的姑娘，她织的布比云霞还美。女贞姑娘与村里的白郎相好，成亲以后男耕女织，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有一年从贵州逃荒来的人说，沅水源头的山洞被一条孽龙堵死了，几百里长的河流就要断流了。白郎和好友冬娃自告奋勇去斩杀孽龙，虽然除掉了祸害，但白郎却被孽龙的龙尾弹到空中跌死了。白郎就被安葬在贵州。在白郎去杀孽龙的期间，女贞也被寨外的一个“老财”逼嫁而跳进沅水身亡。当冬娃把亡友白郎的弓箭和花荷包（女贞给白郎的“信物”）带回，挂在女贞坟前的树上。这时花荷包里爬出了许多小虫，爬上了女贞坟前树上的每一片树叶。过了不久，树的每一根伎条上都结出了白蜡。后来人们把这种树取名叫女贞树。为了怀念这一对为民除害、坚贞不屈的好夫妻，人们遍地种植女贞树。每年春天，成群结队的人打着写有“白郎”二字的旗帜，在清明节前后赶去贵州，为白郎扫墓，并带回“白郎虫”，让他俩在坟地团聚。以后，人们就把“白郎虫”叫成“白蜡虫”了。
湘南、湘西南的瑶族，湘西的苗族、侗族的妇女们都很能干。黄蜡的生产，蜡染的设计、制作，大多是她们在闲季节进行。蜡染优美的图案和鲜艳的色调，充分反映出她们的创造才能。贵州布依族、苗族妇女，同样对蜡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旧时，仲家（即布依族）妇女，从十一二岁起即习蜡染工艺，长大以后个个技艺娴熟、精巧。蜡染的图案，富于鲜明的民族色彩，如有的描摹龙爪菜 （蕨菜）、茨藤菜，有的则采绘涡状或波状花，也有的制成锁式的图案，还有匀整对称的图案。她们制作的围裙、门帘的蜡染图案，多用菱形散点组成，仿佛夜空的七女星座或满天星斗，闪烁耀眼；衣领、裙子上的图案，多用蓝色或浅蓝色，显得淳朴、厚实。总之，蜡染图形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装饰趣味甚浓，民族风格颇为鲜明。
四、湘东 （浏阳河—炎帝陵）民俗旅游区
湘赣边界“小四水”丰富景观
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方面，湖南的东、西、南、北、中各有其相当突出的名胜古迹与风物习俗，给旅游者、考察者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使他们在观光、知识、审美情趣和性情陶冶诸多方面均获丰收。比如：湘中的岳麓山与岳麓书院，以及楚墓汉墓和湘菜湘绣；湘西的武陵源与猛峒河（老司城），以及雪峰山和“芙蓉楼”；湘南的九嶷山与舜庙，以及南岳和“摩崖三绝”；湘北的洞庭湖及岳阳楼，还有别致的龙舟赛和船俗、渔俗；湘东的“小四水”和炎帝陵，还有奇异的“赏狗”（犬图腾残余）与猪俗等等。这些使“芙蓉国里”的旅游事业飞跃发展，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强烈的引吸力。
汇合于洞庭湖的湘、资、沅、澧，称为湖南的“四大水系”；而发源于湘赣边界的浏阳河、绿水、洣水、耒水，便是湘东的“小四水”。
美丽富绕的浏阳河
如果从长度和流域面积来看，浏阳河在湘江众多支流里面并不是拔尖的。它的干流长度不过200来公里，流域面积也只5000多平方公里，比起潇水、耒水、洣水来，它只能算是“小弟弟。”然而，浏阳河在省内及国内外的显赫名声却远远超过上述渚水，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缘于著名湖南民歌《浏阳河》。这首歌从50年代唱到今天，从浏阳河畔唱到大江南北及海外异域。小小的浏阳河有幸同一代伟人毛泽东联系起来，因而，知名度大大提高。蜚声于世。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浏阳河的美丽宫绕。
浏阳河，又称浏水、浏渭河。它发源于湘赣边界的浏阳县大围山区，上游分为大溪河与小溪河，流经无数丘岗，河道迂回曲折，到双江口始汇合，流经创阳市 （原县）区，至长沙市陈家屋场进入湘江。浏阳河源头涧口巨石耸立，飞瀑而下，如悬白练；河水清澈见底，两岸风景美丽，沿途有棋盘石、鸳鸯圳，百步滩，浏河大坝、仙人石、榔梨等风景名胜。
关于浏阳河及浏阳县（市）的来历，在浏阳河源头之一白沙（邻近江西铜鼓县）等地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当初选择县城时，官渡的书江　，古港的三口　，以及现今的县（市）址均在考虑之列。各地的民众、绅士都强调本地作县城的优势，相互争执不下。于是，只好“取卜天意”。具体的做法是：杀一只羊，祭告天地之后，把羊头砍下，抛进县境内最大的河流上游 （即浏阳河的主要支流——大溪河〕，让它随波逐流，羊头沉水的地方，便是县城定址之处。羊头从官浪老桥被抛下水，顺流而下，直到现今的县址才沉底。因此，民众不但把县城建立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县以及此条河也就有了流羊——浏阳的名字。传说故事的情节并不曲折、复杂，但却朴实、淳厚，正像浏阳河清澈的河水一样，美丽动人。
湘东风土谚云：“浏阳三宗宝，夏布、豆豉和鞭炮。”其实，浏阳的土特产、名贵产品远不止“三宗宝”。除了上述“三宗宝”以外，还有金橘、湘绣、红继木，湖南特有的名贵花木菊花石雕（利用两亿年前生成的带天然花纹的石料雕刻的，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绝妙工艺品）以及磷、炭、花鼓戏 （浏阳谚语说：“东乡的炭、西乡的旦”——“旦”指花鼓戏的小旦，浏阳花鼓戏在省内久负盛誉），“八俏”古乐（原为保存在例阳文庙的一套完整的祭孔古乐器，并有乐谱、舞谱。乐谱现存日本，舞谱及乐器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等等。这里，只选其中几种最主要的名贵特产说一说，以见例阳河富饶之一斑。
先从浏阳夏布说起吧。作为传统产品的例阳夏布，一直是湖南大宗出口的土特产之一，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远销东南亚等地。浏阳夏布以本省盛产的苎麻为原料，用手工法织成，故当地称之为苎麻布。它的漂染方法甚为独特。一般的白布漂白需用漂白粉之类的添加剂，而浏阳夏布则不用，只用浏阳河水漂白。即把原色夏布用石灰水加碱蒸煮后，在浏阳河水中反复漂洗，在河滩晾晒而成。浏阳夏布织造精致，轻薄细软，凉爽透气，易洗易干，越晒越白。适宜于夏季及气候炎热的地方人们穿用。过去，浏阳夏布多用来做蚊帐。现在，则以工业用布为主。
次说浏阳豆豉。豆豉，是湖南人做菜的一种重要佐料，既香且鲜，又有营养。湖南人做菜，喜欢用豆豉、酱油、姜、葱等佐料，其中此浏阳豆豉最受欢迎。浏阳县出产的“天马”牌豆豉，味道鲜美，气味芬芳，无杂质，无异味，为调味佳品。浏阳豆豉含有糖类、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酶、烟酸、维生素B1、B2等成分，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浏阳豆豉历史悠久。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豆豉姜，同浏阳豆豉甚为相似，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唐代，浏阳的道吾山、石霜寺等宝刹古寺香火旺盛，八方僧人来此云游络绎不绝。斋菜中的浏阳豆豉芳香鲜美，僧侣们吃了还不解馋，还要用佛袋装着伴随云游。于是，浏阳豆鼓也就随之四海名扬、千古不衰了。
继说浏阳金桔。湖南的柑桔在全国有名，不但产量大、品种多，而且质量优异。屈原“桔颂”赞美荆楚、沅湘之桔，脍炙人口。至于雪峰蜜桔，黔阳甜橙、安江香柚、浏阳金桔等，都在国内久享盛誉。浏阳金桔（也称“金柑”）是柑桔中的珍品之一，主要产于浏阳县一带，故浏阳县素有“金桔之乡”的美称。早在1000多年前，浏阳东乡就以栽种金桔而闻名遐迩。据《宋史·食货志》载：“浏邑之东，山深土满，遍地沃壤，宜于种桔。栽种数年，果实累累。远销外埠。货银钱以资日用，可收久远之利……”“桔，纳贡之珍品也。”金桔是一种亚热带多年常绿阔叶灌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省 （区）均栽植，但只有湖南浏阳所产独享盛誉。浏阳金桔果实大似鸡蛋，果皮光滑而色泽鲜艳，肉质细嫩，汁甜味美，果肉含有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健胃，化痰消气，清热法寒等功效。金桔还可加工制成金饯桔饼和金桔罐头。如果在金桔中腰纵划数刀，然后把它压扁，以白糖水煮沸数刻，再加上胡椒粉等佐料，即成金桔花。因此，浏阳金桔既是一种珍贵的果品，同时也是难得的药品、营养品和观赏品。浏阳金桔树型美观，叶片浓绿，银花飘香，可培植成盆桔，供人观赏，在这方面，《宋史·食货志》亦有载述：
“民之墙垣内外，植之以桔，岁获大利，且花香鸟语。可以娱心志，悦耳目……”很久以前，园艺工人就根据金桔枝条柔软，细韧、生命力强的特点，将枝条或主干轻轻扭伤，用捆扎、摘心、抽芽、断根以及控制水肥等方式，培植出千奇百态、品种多样的盆桔，以供人们观赏。
再来说浏阳菊花石雕。这是一种利用石料的天然花纹雕琢而成的罕见的民间工艺品，相传在1740年前后，在离浏阳县城60余公里的水和镇，当地民众有一次在凿石头砌河　时，偶然发现流经那里的浏阳河河床的青灰色岩层中有白色花纹，形状酷似菊花。十分可爱。于是，人们就称这种奇石为“菊花石”。在当地还流传着关于菊花石来历的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说是很久以前，永和浏阳河边住着一时青年夫妇，男的叫石坚，女的叫菊花。二人在用计救出窑主抢去祭窑的窑工王五之子时，不幸被窑主发觉。窑主把石坚、菊花双双抓去，逼迫他们交出王五的儿子，否则就用他俩祭窑。夫妇俩誓不屈服，双双跳入浏阳河中。河水暴涨，把窑主淹死。水退后，浏阳河里就出现了美丽的菊花石。人们都说菊花石就是石坚、菊花的化身（50年代，著名诗人李季曾根据这一传说故事做素材再创作了叙事长诗《菊花石》）。就在菊花石发现后不久。当地有一秀才叫欧锡蕃的，懂点雕刻，他见菊花石花纹奇特可爱，就采了一些回去，雕成砚台，高雅别致。于是，许多人都来求他雕刻，应接不暇。他便同当地木雕艺人程维达合作，开始成批雕刻生产各种石雕工艺品。1915年，老艺人戴清新创作的菊花石雕花瓶和梅、兰、菊、竹横屏，在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荣获金奖。从那以后，浏阳菊花石雕驰誉遐迩，远扬海外。在国内，1910年浏阳菊花石雕参加南京南洋劝业会展获得两枚奖章；1937年参加湘、鄂、赣、粤四省赛会，也获很高评价。新中国成立后，菊花石雕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创作了许多新作品，成就更为辉煌绚烂。
关于浏阳、醴陵的鞭炮（烟花爆竹），留到下节之鞭炮祖师神及烟花文化中去细说，此处暂略。
渌水与瓷城 （醴陵市）
在湘江诸支流中，渌水的名气远不如侧阳河和满水。但是，由于它与湖南著名瓷城——醴陵市关联，又是我国现代烟花爆竹生产的主要产地，还拥有渌江桥 （状元洲）、渌江书院等名胜古迹，对游览湘东风景名胜区和了解湘东文化发展的轨迹颇有帮助，所以需介绍一下。
渌水，发源于江西萍乡市千拉岭南麓，西流经过醴陵市、株洲县，在渌口汇入湘江。它的流域面积5675平方公里，于流长度166公里，在湘江中下游支流里面也只能算是“小弟弟”。
渌水流经醴陵城区 （市）时，在这里留下了状元洲、渌江桥及渌江书院等名胜。清嘉庆年间《一统志》载：“洲过县门前，醴陵出状元。”故名“状元芳洲。”此洲状如纺锤，长510米，宽90术。明时为菜园，清时辟为桑园。1930年，红军回师赣南，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就设在“状元洲”。近年来，洲上旧房多已拆掉，新建了市文化局、图书馆、文化馆、露天电影院等，成为醴陵市群众文化活动场所之一。
渌江桥初为九墩十孔石拱桥，长170多米。宽75米，始建于南宋宝佑年间（公元13世纪中叶），后累遭水害而毁。公元1925年改建成功，造引桥与状元洲相连接。洲桥相联，景观宏伟，成为贯通醴陵市及渌水南北（北达株洲、长沙、南抵攸县、炎陵）的交通要津。
渌江书院原在醴陵县城东正街青云山下，为宋、明学宫故址。南宋诗人吕本中（公元1084～1145年）曾讲学于此。吕本中，人称“东 先生”，官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因杵秦桧罢官。吕曾作《江西诗社余派图》，著有“东 左生诗集”。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学宫正式命名为“渌江书院”。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书院从东正街迁至西山东腰，环境甚为幽静。左宗棠在此任山长 （院长，校长）。清光绪年间废科举，该书院改为学堂，成为醴陵高等小学；1919年又改为县立中学，1939年再改为醴陵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我国著名人物李立三、程潜、陈明仁、左权、宁调元 （均为醴陵人）等，青少年时期都在此就学。现在，改为教师进修学校。“书院”至今仍然保持原状的有：前关门讲堂、内厅、日新斋、又新斋以及一些名人留下的篆刻碑文。
醴陵市以产瓷器而闻名，素有“瓷城”之称。全城（含城郊、村、镇）瓷窑密布，各种瓷器摆满街衢、商店，绚丽多彩，目不暇接，一片兴旺繁荣景象。不愧为我国“八大瓷器产地”之“亚军”（仅次于“瓷都”——江西景德镇）。
醴陵瓷业，创始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这里的瓷器，以釉下彩瓷最负盛誉。所谓“釉下彩瓷”，是指瓷器生产过程中一种独特的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方法。瓷器制作有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不同的方法。釉上彩，是在做好了的土坯上，盖上一层釉料，烧成白瓷以后，再在白瓷的上面画上各种图案，然后经过800°左右的高温煅烧而成。花纹因画在釉层的上面，故称“釉上彩瓷”。
“釉下彩瓷”的制作方法有所不同，它是用精选的高岭土、石英、长石做原料制成坯于，用金属发色元素作颜料，把花纹图案绘在瓷坯上，再盖上一层透明的釉料，最后放进窑里去烧。烧釉下彩的温度要比釉上彩高得多，通常达到1300℃～1400℃的高温方可煅烧而成。这样烧制出来的瓷器，不含有毒矿物质，耐酸碱，永不脱落，永不变色；瓷面洁白细腻，晶莹亮泽，像珠宝玉器一般；花纹图案从薄纱一样的釉层底下显现出来，色彩斑斓，栩栩如生。釉下彩瓷，质地优良。只要用指头轻轻地弹敲，就会发出清脆好听的声音。因而，人们称赞它“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总之，醴陵釉下彩工艺，不论瓷质、造型，还是色彩，图案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被誉为“东方艺术的精华”。
早在 1907～1915年，醴陵的五彩釉下彩瓷就曾多次参加国内、海外展览，在意大利，美国等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均荣获金奖。现在，醴陵釉下彩瓷的生产已经基本上机械化，并正向电子控制进军。绘制釉下彩瓷的颜料，己由解放前的5种基本颜色增加到10多种颜色，还可以配成100多种各色各样的复色，使釉下彩瓷呈现出电为绚丽璀灿的景象。目前，醴陵釉下彩瓷不但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及各大宾馆，辽远销到香港、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在瓷城醴陵，走进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瓷器商店，就可赏览各种各样的釉下彩瓷。这里，既有纹饰大方、配套齐全的中西餐具、茶具、酒具、咖啡具，也有造型新奇、色泽占雅的陈设艺术品；既有玲珑剔透的高级薄胎细瓷，又有平常用的日常生活用瓷。这些产品，从造型、图案到色调，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深爱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欢迎。因此，渌水之畔的瓷城，也就成了中外旅游者观光、购物的比较理想的地方。
耒水与蔡侯祠
耒水，发源于湘赣边界的桂东县烟竹堡，流经资兴市、永兴县耒阳市、衡南县、衡阳市，在衡阳市耒河口汇入湘江。它的干流长度为453公里，流域面积11783公里，在湘江诸支流中是最长的一条。它的流向是自湘东南透迄转向湘南。耒水的出名，似乎还是缘于蔡侯祠和杜甫。
我们先说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耒水上的一段轶事佳话。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770年四月，杜甫因避臧玠之乱，从长沙到衡阳。此时，他的舅父崔伟在郴州任录事参军，写信要他去。社甫从衡阳坐船，逆耒水而上，至方田驿（耒阳县境内）时，遇上涨大水，船被阻，在方田驿遭困好几天。船上没有食物，杜甫也就饿了五天。后来，耒阳县令聂某 （名字未留下）闻讯，派人给杜甫送去牛肉、白酒等食物，解除了饥饿的困扰。诗人非常高兴，于是写了一首五言诗。诗中除了抒发对聂县令的感激和赞美之情外，还在诗的结尾处表现出关心国事（听到问罪叛贼的消息，愁颜为之一开）、爱国忧民的情怀。
由于诗人在水困讥饿之中吃了县令送来的酒肉，后来不久就客死于长沙至岳阳途中，于是后来就出现了杜甫“饫死”（因吃酒肉而死）、“溺死”
（被河水淹死）两种说法。其实，这两种说法均不妥，都有违事实真相，有损诗人形象。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杜甫研究家肖涤非先生曾经撰文《论杜甫不“饫死于耒阳”》予以辨正。肖先生在文中列举了九点，认为“稽死”说与“溺死”说同样是“荒唐无稽之谈”。不过，从杜甫的有关资料看，杜哺在安史之乱以后，穷困潦倒，四处投奔以解决生计问题，确属不幸，更不幸的还在于诗人被水阻方田驿，饿了好几天，几乎丧命。后来县令闻讯送去酒肉，诗人破涕为笑，一饱口福（饱而已，并未致死）。后人为了纪念这位“穷年忧黎元”的人民诗人，在耒阳为他筑了陵墓，还建了一匣杜陵桥。杜甫墓在今耒阳市杜陵书院 （今耒阳市一中）内，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耒水之畔的耒阳 （市），为蔡伦（公元？～121年）的故乡。现今，这里还留存着蔡侯祠、蔡子池、蔡伦墓等古迹。蔡侯祠位于耒阳市城北蔡子池边，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平房，外有围墙，古朴典雅。大门两旁镌刻着一副对联：“芳池月映，故宅风存”。堂内分前后两厅，四孔天井，檐上镶嵌着600年前（明初）旧祠留下的蓝色琉璃瓦档。前厅正面竖有一块两米高的白石碑，雕花镌纹，十分雅致，上面刻着 《整修蔡侯祠记》碑文，记述了蔡侯的生平和业绩。
蔡伦自幼好书，博学多才。他用树皮、麻头，鱼网等为原料，监造出一批质量较高的纸，既轻便又经济适用，被称为“蔡侯纸”。“蔡候纸”的发明，为我国及世界的文化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国汉代以前，记载文字的载体主要为龟甲、兽骨、竹简，十分笨重而且不经济。至西汉时期，我国劳动群众在蚕丝加工和沤麻过程中，制成纸状副产品，称为“赫棉”和“灞桥纸”，但未能推广。东汉明帝永平末年（公元1世纪中叶），在朝廷担任尚书令的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改进造纸方法，获得成功。“蔡侯纸”很快就推广到全国。公元6世纪，中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朝鲜、日本，后来又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蔡伦造纸比欧洲人造纸要早好几百年。适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事业和人类进步作出的伟大贡献。
蔡伦的这一卓越业绩，长期以来为人民大众所景仰和纪念，特在他的故乡耒阳县城建庙立像。因蔡伦曾被东汉朝廷封为“龙亭侯”，故称“蔡侯寺”。千百年来，蔡侯寺虽然几经兵燹，却幸存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此多次加以修缮，成为人们参观游览的古迹、胜地。
蔡伦墓在距蔡侯祠100米左右的地方。墓前的牌坊上，刻写着我国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挥毫书写的“蔡伦之墓”四个大字。蔡侯祠和蔡伦墓都是湖南省重点保护文物。
洣水和炎帝陵
洣水 （或称渌河）也是湘江中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湘赣边界炎陵县
（原酃县）枝山脑的天障冲，流经茶陵、攸县、衡东，于流长度296公里，流域面积达10305平方公里。洣水流过的鹿原坡（即炎陵山）为炎帝神农氏墓葬之地。炎帝、黄帝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国内外炎黄子孙十分敬仰这块神圣的土地。宋代以来，前来洣水之畔朝拜、瞻仰炎帝陵的官吏、士民不绝如缕。民众对始祖炎帝的浓厚感情，使这里的山水风物显重更为情深、更增秀色。请看吧：缅怀炎帝造福人类的恩德，炎陵山下，洣水萦依，曲折舒缓，仿佛不舍离去——这是洣水环流的倩景。相传炎帝死后，木筏载着他的灵柩逆洣水而上，到达鹿原坡时，突然风浪大作，水中的金龙将灵柩卷入河底，玉帝闻讯大怒，为惩罚金龙，降旨把它化为石龙，永护炎陵——这是袒露在洣水之畔的“尤爪石”的图景。相传炎帝的灵柩沉入洣水以后，前面为丧葬开道的人并不知道，还在苦苦等候，天长日久，便化为巨石。据说现今炎陵县 （原酃县）境内黄杨山对峙之二峰，便是当时为炎帝灵柩开道的两个打黄阳伞者所变——这就是黄阳山的来历。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攸县、衡东交界洣水之畔的杨山、灵山、洪山的来由——传说是护送炎帝灵柩的杨山侯、灵山侯、洪山侯均在途中暴病身亡，埋葬他们的三个山头，后来就变成了这三座山。
据史书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的首领，为我国农耕文化的创始人。他是上于黄帝轩辕氏大约500年开创中华圣业的伟大的民族始祖。始作耒洣，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治麻为布，制作衣裳；冶制陶器，改善民众生活条件；首辟市场，倡导物质交换；削桐为琴，结弦为丝，作五弦琴；弦木为弧，削木为矢，以威天下，这些农、医、工、商、文、兵等领域的许多创举都与炎帝神农氏（及其时代）的发明、创造分下开，因而，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对于上古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多方面的迅速发展，炎帝神农氏作出了非常杰出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从尧舜时期起，炎帝与黄帝一道，就受到炎黄子孙的无比崇敬与世代祭祀，一直被尊奉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神之一。
正像高尔基所说：“古代所有的神都住在地上，和人相似，他们的举动和人一样……神像人这个事实就是证明……”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炎帝神农氏，他原住在神州大地的北方，后来由于治水、采药等劳作的需要，才从北方来到南方，来到江南茶乡。他和人相似，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如皇甫谧《帝王世系》及罗泌《路史》等典籍所载，炎帝神农氏力民治病、采药来到湖南，“日遇七十毒”而始终不曾中断，最后终因误尝“断肠草”而致死，“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原酃县塘田乡鹿原坡。宋代乾德五年
（公元967年〕，宋太祖赵匡胤遍查帝陵，才在鹿原坡觅得炎帝陵，立庙陵前，肖像而祀。从此以后，炎帝陵被历代王朝列为圣地，俎豆馨香。鹿原坡方圆百里的湖南、江西民众，每年炎帝生日 （农历四月二十八）都来朝拜，香火不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炎帝陵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使炎帝陵面貌更为变化巨大。1986年6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株洲市和酃县人民政府主持下，修复炎陵工程破土动工，仅过两年四个月，占地4000平方米的炎帝陵殿及相关古建筑群便巍然屹立于炎陵山下、洣水河畔。1989年，湖南省人民政府立有《重修炎帝陵碑记》，记载了它的盛况。1993年，国家文物局把炎帝陵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我国“拥有一片中华故土大型旅游工程”也选定”“炎帝陵故土园”为全国36个景点之一。
修复一新的炎帝陵陵区，群山环抱，洣水萦绕，远近峰峦叠翠，遍地古木浓荫，鸟语花香，风景秀丽，氛围静谧，赏心悦目。炎帝陵殿气势轩昂，规模宏敞，庄严肃穆，令人起敬。那红墙金瓦，雕梁画栋，既显得金碧辉煌，又引人思索启迪。殿宇主庭采用金龙和玺彩绘，花板上画龙万条，万龙奔腾，气势磅礴，衬托出炎帝的神威，显示出“龙的传人”的豪迈。陵区的有关古建筑群，各据所位又缀成一体。泳丰台，为神农开创农耕文化的纪念，同时也蕴含着神农保佑后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意。鹿原亭，位于炎陵山之巅，亭为四角尖攒式；亭外置石雕鹿群，形态各殊，活泼可爱；四周苍松翠柏，游人至此，恍若仙境。天使馆，古为朝廷御祭官下榻食宿之处，现今则是游览观赏景点，也为旅游者提供食宿之便。此外，还有富于神话传奇色彩的“炎陵十景”，诸如龙垴石，龙爪石，洗药池等，更是引人入胜，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高度融合、浑然一体。
在炎帝陵被确定力全国“拥有一片故土大型旅游工程”之一以后，酃县当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炎帝陵故土园”的修建计划，其中包括农耕文化馆，神农医药馆，古乐器于理馆，炎陵风景名胜缩影和传说故事馆，神农山庄，碑林书画长廊等等。
炎帝陵蕴藏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保存和弘扬珍贵的人文遗产与自然遗产，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的生动课堂和旅游胜地。“炎黄子孙，不忘始祖。”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海内外仁人赤子，不辞劳苦来到这里，寻找民族之根，文化之根；瞻仰始祖神采，获得新的力量。他们坚信：有根的民族必定枝繁叶茂，花好果甜；有根的文化必定前程似锦。
华夏大地，帝陵繁盛，不可胜数。从其渊源来说，鹿原坡上、洣水之畔的炎帝陵，应是名副其实的“神州第一陵”。
炎陵古今祀典
从湘东酃县、茶陵一带的传统习俗来看，早在唐宋之前就有了民间祭祀炎陵的活动。这种祭陵活动，既有年节朝拜，也有择时还愿或者遇定祈祷的。就民众的传统心理说，以岁时年节拜谒祭陵居多，礼仪较为隆重，且沿袭至今。岁时年节拜谒祭陵，分为春节、清明、炎帝生辰、端午节、“尝新”，冬至以及每月初一、十五等。
先说春节祭祀。湘东、赣西部分地方民众旧时在过年 （即春节）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功德。为了感谢他的恩德，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从腊月三十开始，居住在炎帝陵周围的塘田、河西、三河、龙形、大坪及县城附近的农民，纷纷提着各种各样的祭品，冒着严寒雨雪（或风霜），步行几十里赶到炎陵朝拜祭奠。有些人为了图新年吉利，争得正月初一清晨“敬头香”的好兆头，在年三十夜子时一过，就上路赶往炎帝陵。在春节的这些天，炎陵殿内殿外，人如潮涌，杀鸡宰猪，虔诚祭拜，钟鼓、鞭炮之声。响彻数里。春节祭陵，颇有上古时代蜡祭 （周代十二月祭百神礼仪。）之遗风。
次说清明祭祀。清明为我国祭扫祖坟的传统节日。因此，清明 （还有冬至）时节前来祭祀炎帝神农氏的人特别多。而且，不分姓氏，不论贵贱。新中国成立前，炎陵山附近的几个大姓氏家族，都是在族长率领之下，阎族人丁齐去炎陵祭祀扫墓。
继说炎帝生辰祭拜。传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是炎帝神农氏的生日。历代以来，每当这一天，前来朝拜祭祀的人们从早到晚不断。祭礼的盛况仅次于春节。路途甚远不能前来炎陵祭祀的农民，就在家里设立炎帝神农氏神位，摆上供品，遥祭一番，以表心意。
再说端午节祭奠。旧时，湘东一带多种单季稻，端午节前插秧不久，农事不忙。又缘端午素有采集百草为药，可以怯病消灾之俗。所以在酃县等地的民间，在端午时也有祭祀神农的习惯，祈求风调雨顺、旱涝保收、身体健康、百事如意。这一天，茶陵、攸县乃至安仁、桂东、资兴，永兴等县（市）也有人遥祭炎帝神农氏。
最后说“尝新”祭祀。传说五谷原是炎帝神农教民耕种的，因此，每到早稻成熟、开镰收割之前，炎陵山周围一带（甚至更远一些地方）的农民都要举行一次“尝新”祭神衣的活动。人们把自家劳动所获的新米饭、新米酒和新出产的菜蔬，首先供奉、祭奠炎帝神农氏，感谢他发现五谷、教民耕作的功德。尔后，还要祭祀家祖。再后，全家围桌而坐，自己品尝。关于“尝新”习俗，酃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银河展屋栋，新米饭，茄子送。”所以，“尝新”这天有两样菜是不能少的，即：新茄子和米粉肉。而且，在自己品尝之前，定要先给狗吃，以纪念神农的狮子狗盗谷种的功绩（其实质为“犬图腾”崇拜，下节再细说）。
此外，还有每月初一（“朔”）、十五（“望”）的祭祀。
一年之中，酃县及湘东一带农民祭祀、朝拜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很多。它有力他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民族始祖情感之深，礼拜之勤；另一则是巫风甚盛的楚文化之流存。
据罗泌《路史》载，炎帝陵从唐代开始已有奉祀，至五代而辍。宋太祖乾德五年 （公元967年建庙以后的祭祀，三岁一举，率以为常形成定例，世代沿袭。元明两代，虽未有明文规定，但祭礼活动不曾间断。进入清代之后，炎陵祭典更为频繁且隆重。
王朝祭祀炎陵，分为大祭和时祭两种。大祭为朝廷御祭，是由皇帝钦派官员代表自谒陵献祭。据现存《炎陵志》及有关史料记载，是陵御祭盛典始于宋太祖，以后历代各朝绵延不绝。
这里，以大祭最盛的清代为例。 《炎陵志》中清代大祭有碑文可查的即达41次，其中包括告即位、亲政致祭9次，告靖边军功祭6次，告万寿致祭12次，告复储致祭1次，告后宫晋致祭4次，告先人后事礼成致祭7次。还有两次，一次是乾隆59年 （公元1786年），清高宗弘历庆贺自已执政50年钦派礼部左侍郎庄存与笔贴式赵家告御极50年致祭，衡州知府张廷泰、酃县知县詹斌等奉命陪祭，立碑陵前，以示昭鉴。另一次是康熙三十五年 （公元1696年），因连年发生水旱灾害，五谷歉收，清圣祖玄烨为了平息民怨，安定民心，祈求炎帝神农氏消灾赐福，钦遣大仆寺少卿王绅赉香帛诣陵告灾致祭。主祭官王绅还为炎帝陵书写了“炎帝神农氏之墓”墓碑，竖立陵前。
清代朝廷御祭的程序，通常先由礼部开列谒陵告祭官员名单，奏诸皇帝钦定。与此同时太常寺预备祭帛。其它常用祭祀物品，诸如紫降香、黄绫寿巾、龙亭、香亭、御仗等，则由户部、工部置办，礼部行文咨取。
炎帝陵祭典，极其庄严而隆重。这一天，黎明四鼓，各官吉服集体行礼，然后退入朝房序坐。地方官则至宰牲亭监督宰牲，礼生和执事人员陈设祭器、祭品、牲俎，乐工陈设乐器。一切准备就绪，五鼓，告祭官、陪祭宫均朝服至庙内进行演礼。演礼配备礼生25名（有时多达39名），多由酃县、常宁、安仁、耒阳等县教官担任。其中通赞2人，引赞4人，司盟洗2人，痉毛血5人，司香2入，司樽1人，司爵3人，读祭文1人，歌乐章2人，奉帛1人，助献2人。演礼按礼部规定，分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受胙”、“撤馔”、“辞神”等七道程序；每道程序均有一段颂词，是为“乐章”。此处，只摘录“迎神”、“初献”及“辞神”三段乐章，以见一斑：
迎神：“天生人兮养未及，猗大帝兮立人极，分草食兮烝民粒，世永赖兮祀无。皇有命兮报神功，猗大帝兮驾青龙，降坛口兮鉴徽衷……”
亚献：“涓吉日兮良辰，浴菲躬兮兰汤，佩玉鸣兮币帛，将献如在兮心皇皇……”
辞神：“维元元兮生不息，安饱暖兮谁之力？圣德深兮孰能测，人思功兮孰能绝。历万岁兮荐■尝，灵皇皇兮降中央，拥红云兮驭丹凤，炎回翔兮天茫茫。
礼华，御祭 （大祭）即宣告结束。
再来说时祭。历代王朝对地方主持的时祭也颇重视，宋代规定，炎陵时祭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明、清两代，则定于春秋之仲月 （即二月与八月）举行时祭。地方祭祀的规模、排场虽不如朝廷祭祀那样隆盛，也无歌舞乐章繁复，但祭祀程序、祭帛，则与御祭没有多大的区别。
酃县 （茶陵）地处偏僻，交通阻塞，但民风淳厚，相袭成习。特别是缘于对炎帝神农的崇敬虔诚意识，千秋不衰。所以，每次官方祭祀，周围百姓无不乐于出工尽力，凡有差遣，总是踊跃奉献。一些不法官吏则利用当地民众这一特点，肆意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为此，衡州知府曾经奏请朝廷于乾隆27年 （公元1672年）在炎帝陵立石泐碑，以示惩戒。同时规定，雇募夫役。每名每日给钱四十；宁候照管人员。每人每天给米一升钱五文；且当堂按名发给，不假手书役。此 《饬禁炎陵大祀科派示碑》一出，贪官污吏收敛，平民百姓高兴，炎陵祀典也就更为符合民心。
在近现代，先后前往炎帝陵祭祀的，其中较为重要的大致有：抗战期间湖南省政府的祀典；60年代初期胡耀邦的两次拜谒炎帝陵；90年代初王任重的视察炎帝陵；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祭炎帝陵及全国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祭祀炎陵；94中国株洲炎帝节湖南各界公祭炎帝陵。
1940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国庆节），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的薛岳为了表示对炎帝神农氏的崇敬，特遣省政府秘书长李杨敬率各厅主要负责人，乘坐10余辆轿车，专程前往炎陵致祭。酃县县长肖坤及各方绅士聚集炎陵迎接，闻讯前来观看的群众千余人。上午10时许，炎陵锣鼓齐鸣，铳炮连天，杀猪宰羊，热闹非凡。当主祭官、陪祭官就位以后，礼官引着身穿长袍马褂的主祭官李杨敬步入行礼亭中，行隆重的三献礼，上香敬酒叩首后，代薛岳宣读了祭文。祭毕，沿袭以前各朝作法，把刻好的 《重修炎陵碑文》石碑，在礼炮鼓乐声中竖立在碑房内。随后，由参加祭祀的官绅陪同李杨敬浏览了炎帝陵、奉圣寺。中午在康乐小学 （原“天使公馆”）进餐，共计18桌。这次祭祀活动在民众中引起很大反响，部说：祭祀炎帝神农氏级别之高，礼仪之隆重，为民国以来之最。
60年代初，党中央派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湖南湘潭地区作社会调查，并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和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此期间，胡耀邦曾先后两次深入酃县作社会调查，两次都拜谒过炎帝陵。1986年4月，时仟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听说湖南人民政府批准并拨款重修炎帝陵，欣然命笔为炎陵题写了“炎帝神农氏之墓”七个大字。后来，这七个大字镌刻在一块高3.2米宽1米的汉白玉碑上，立于重修后的炎帝陵墓碑亭中央。
1991年6月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来到酃县视察，驱车前往炎帝陵。瞻仰炎帝神农氏金身塑像之后在朝房休息时，王任重听取了酃县政府和县政协负责人关于全面开发炎帝陵旅游资源的工作汇报。在陪同的省、市、县领导同志的一再恳请之下，王任重即兴挥毫，为炎陵题写了“炎黄子孙，数典念祖”八个遒劲、洒脱的大字，留下了这位被誉为”党内才子”的领导者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永恒的纪念。
1993年秋，93“炎黄杯”世界华人华桥龙舟赛分别在炎帝陵，黄帝陵前点燃圣火，然后汇合于此次龙舟赛的第一个赛场——被誉为“尤舟的故乡”——岳阳市。护送炎陵“圣火”火种的车队，从酃县出发，经茶陵县——攸县——醴陵市——株洲市——长沙市，最后到达龙舟竞赛地岳阳市。
1994年重阳节前后，湖南有关部门在株洲市——炎陵县举行大型公祭炎陵活动。10月12日，94中国株洲炎帝节在株洲市隆重开幕。上午9时许，开幕式在株洲市体育馆举行。湖南省党、政、军领导，省直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株洲市各界代表数千人及200多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台湾、香港、澳门的贵宾参加了开幕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陈彬藩，林业部副部长祝光耀等发来了贺电或送来花篮……10月13日（重阳节），湖南各界人士前往炎帝陵举行公祭仪式。上午8时30分，当各界人士缓缓走到炎帝陵大殿午门前，三声震天鼓擂响之后，牛角号齐鸣，朱红的午门徐徐开启，省长陈邦柱等领导拾级而上，走到红绫覆盖的江泽民主席题写的炎帝陵汉白玉石碑前，举行石碑揭碑仪式。揭碑仪式由刘夫生主持，当陈邦柱缓缓揭下红绫，铭刻着江泽民主席手迹“炎帝陵”三个大字的整块汉白玉石碑，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
炎帝陵行礼亭的张张供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稻、麦、粟、豆、茶、桔等数十种供品，祭烛点点，檀香袅袅，一派肃穆气氛。“伟哉先祖归化六合八荒一代功业垂涣汗，大矣圣陵襟带三湘四水万世子孙仰昭回。”始祖殿两边的对联由衷地表达了参祭人员缅怀敬仰的心情。上午8时45分，公祭仪式正式开始。14响地铳声震云霄，象征湖南14个地、州、市的人民共祭灵前；54万响鞭炮噼叭炸响，象征五湖四海炎黄子孙齐敬始祖。在奉上五谷祭品和花篮之后，省长陈邦柱恭读了《湖南省各界公祭炎陵文》，然后在他的带领下，各界人士缓步走到炎帝塑像前，肃立鞠躬。尔后，大家拜谒了插满花圈的炎帝神农氏墓。
公祭完毕，湖南省领导和各界人士一道，去炎帝陵大殿右侧的中华民族故上园炎帝园参加奠基仪式。
湘东犬图腾崇拜余风
在湘东炎陵 （酃县）、茶陵、安仁、永兴等县长期传承着“尝新”、赏狗和抬狗的风俗习惯。旧时每年农历六月，早稻熟时，农民家里要“尝新”。但不是人先吃新米，而是让狗最先“尝新”，叫做“赏狗”。
关于赏狗习俗的来由，酃县一带流传着这么一个民间传说：自从神农教民耕种有了五谷以后，百姓过上了好生活。有一年秋收季节，人们把打下的谷子晒在山沟里的一块大石板上。一天下午，突然狂风暴雨，山洪陡发，石板上晒的谷子就要被水冲走了。正在人们万分焦急的时候，神农喂养的那条狮子狗跑了过来，只见它果敢地从洪水中泅了过去，爬上石板，在稻谷中乱打滚，狗身上的湿毛沾满了谷子，它又从洪水里泅渡过来，回到炎帝神农氏身边。狗身上的谷虽然没有几粒了，但它高高翘起的尾巴上沾着的稻谷大部分还在。炎帝神农细心地把这些谷子一粒一粒收集起来，交还给人们耕种。后来人们在吃新米饭时，炎帝神农氏想起了狮子狗抢救谷种的功劳，便亲手装了一碗新米饭给狗吃，奖赏它为人们做了好事。从此以后，这个习俗便世代相传。每年“尝新”时，家家户户都要先用新米饭来“赏狗”。
炎帝神农氏死后的一年遇上大旱，禾苗都干枯、快死了。农民们想起了炎帝神农氏，但不知他的神灵在哪里。一个名叫四岳的老农想起神农氏的那条狮子狗还在，它可能知道炎帝神灵在什么地方，于是，人们请它去寻找神农氏来求天老爷下雨。但是，狮子狗老了，人们就用竹椅子、竹杆子扎成轿子，让狮子狗坐在上面，几个青年后生抬着狮子狗满村满坑地跑。过了一会儿，天老爷真的下了大雨，禾苗得救了，农民获得了丰收。此后，“指狗求雨”的风俗习惯传承了下来。
上述这些习俗风情，在湖东的耒阳、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市也颇为流传，“尝新”以及赏狗、抬狗的风俗和传说，生动地反映出湘东一带残存着的大图腾崇拜在民众生活中还有相当强盛的势力。
图腾崇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原始信仰，它是远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万物有是灵观念盛行的产物。那时，原始氏族 （部族）都以某种自然物（主要为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的标志（族徽），并看作同自己有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还认为它是本氏族（部族）的保护者和象征，从而进行崇拜，这就是图腾崇拜。比如印第安人的塞纳卡部落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作为本氏族的标志而命名：狼，熊，龟，鹿，鹬，狐狸，苍鹭，鹰。我国古代也有图腾崇拜的习俗及其传说。如传说帝喾的妻子吞玄鸟蛋而生商，故商以玄鸟为图腾；伯夷分支则有燕子来源的传说，所以周人崇拜燕子；大戎族在神话传说里自称其祖先为二白犬”，即以犬作为自己部族 （氏族）的图腾崇拜。
千古以来，苗族（部分）、瑶族、舍族以及某些地区的汉族民众一直残存着犬图腾崇拜的习俗和传说。湘东一带的“尝新”及赏狗、抬狗的风俗习惯，就是这种古老的犬图腾崇拜残存的具体反映。湘东酃县等地的犬图腾孝拜和湘南瑶族、畲族及湘西苗族传承、信奉“盘瓠”尊崇为其祖先的习俗风情，是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它们的渊源可能均与”《搜神记》载述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有关。现今湘东，湘南、湘西等地民众，大多王是秦汉之际“武陵、长沙”蛮夷的后裔，可见湘东一带犬图腾崇拜残存的时间多么久远，“尝新”赏狗等习俗何等古朴。。
鞭炮祖师神及现代烟花文化
前面“美丽富绕绕的浏阳河”中，已从物产富绕的方面提到鞭炮，现在再从习俗风情的角度来说它。鞭炮 （或称“烟火”。“烟花”）是浏、醴、萍（江西萍乡）一带誉满中外的名优特产，浏阳鞭炮的名气更大；近年来醴陵市烟花发展迅猛。中国湖南国际烟花节已经分别在浏阳、醴陵、长沙举行过三次，对加强”湖南走向世界“和促进外资等方面起过很好的作用。
自然，浏阳、醴陵一带的鞭炮的繁荣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的，这从浏、醴、萍等地长期供奉鞭炮祖师神的习俗以及古籍载述可以看出。
旧时，浏、醴、萍一带许多鞭炮艺人都尊奉李畋为行业的祖师（或先师）。相传，农历四月十八日是李畋的生辰，每到这天，做鞭炮行业的人家都焚香点烛，献上三牲 （鸡，肉，鱼），向李败先师神位叩首作揖，虔诚祭祀，祈求福佑。做鞭炮的工人还要休息一大。醴陵连塘等地，解放前还有过李畋先师会，24人参加，每人出3桶谷，用它的利息来买肉买菜欢度先师生日，以吃喝来敬先师。先师生日的前一夜，铳炮冲天，十分热闹。
李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成为鞭炮行业的祖师神的呢？据说，李畋为唐代人，原名李世宗，因避皇帝李世民（唐太宗）的讳，改名李畋，曾住“吴头楚尾”的麻石。唐太宗的丞相魏证曾在睡梦中斩过一条孽龙，孽龙的弟弟恨透了李世民，日日夜夜到宫廷殿堂来吵闹，弄得皇帝不得安宁。唐太宗命秦叔宝、尉迟恭两位大将手持铜鞭守护他的寝宫，还令李畋另想良策“保驾”。李畋果然想出一个良策：用小竹筒，内装硝磺，随时爆响，山鸣谷应，好不威风！唐代初年，征战不息，疾病流行，百姓苦不堪言，四处逃亡求主。于是，李畋就用上述办法驱风散瘴、惊吓邪恶，很有效。后来人们就放炮竹用来除邪散瘴了，并尊奉李畋为鞭炮行业的祖师神。
其实，鞭饱和炮竹并非唐代才有，最初的创始人也不是李畋 （李畋成为鞭炮的“先师”或“祖师神”，不过是民间司空见惯的”附会”的产物罢了）。据唐代《异闻录》所载：“李畋居山中，邹人仲叟为山魈所祟。畋命旦夕于庭中用真竹著火爆炸，鬼方惊遁。”可见李畋用此驱鬼的，乃是原始的爆竹，决非鞭炮。清代翟灏《通俗篇》考察了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古时爆竹，皆以真竹著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又日爆仗，亦即爆竿。以后编结成鞭称曰鞭炮，再取其形，亦名编爆，乃取其意也”。编结加工和状如长鞭，便有了“鞭炮”的名称了。
至于原始的爆竹的渊源及其流存的历史，那就更为古老了，可以上溯4000年前的燧人氏时代。其时，我们的祖先在烤火烧竹子时，发现火光和竹子爆炸声能使凶残的野兽逃遁，因而，想象爆竹也能驱鬼除魅。所以过年时，也就有了“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的古俗。而且，千百年来一直沿袭。
以上这些，主要是说明爆竹、鞭炮在我国的古老历史及其风俗承袭。下面，再说说它在近现代的发展——烟花文化。
据《浏阳县志》载，早在1885年（清末），浏阳鞭炮已远销朝鲜、日本、印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国以后，浏阳的鞭炮生产更为蓬勃发展，成为该县最大的手工业。现在，浏阳鞭炮畅销欧、亚、美、非、大洋洲的100余个国家与地区，誉满寰球。
浏阳过去主要生产响爆，即现在的鞭炮。建国以后，除继续生产鞭炮外，着力于发展烟花。由于采用先进的化学火焰着色剂和安全氧化剂，烟花的品种大大增多，由原来的10多种发展到了现在的300余种。济阳生产的鞭炮——烟花诸多品种中，以燃放时“响声宏亮，气味芬芳”和特有的“梅花散纸”形最为著称。烟花类又可分为礼花弹，大型火花、盆花、架上烟花、高空火箭、低空火箭、地面烟花、手持烟花、旋转烟花、舞台烟花、发令纸和土火箭等12个种类。其中“红灯牌”烟花爆竹，在国际市场上早已成为名牌产品，在1986年摩洛哥国际烟花节比赛中获第一名。到1986年3月，醴陵的烟花爆竹产品多达13类、48型、3000余个品种。其中“特殊效果类”、“礼花弹类”、“旋转升空类”等还广泛吸收了近现代军事烟火剂的技术。
如果说我国古代的爆竹，鞭炮主要社会功能在于宗教礼仪、民族习俗等方面的话，那么，近现代烟花文化的社会功能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得较突出：第一，广泛作用于军事领域和国民经济领域。火药的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曾经导致了军事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则又促进了民用鞭炮、烟花的多样化。中国花炮技术的西传，在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条件下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和国民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军事工业和经济事业的大力发展。第二，沟通人际关系，促进物质文化交流。鸣鞭炮，放烟花，除了礼仪、娱乐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外，它还在沟通人际关系，缓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民间红白喜事（婚丧等）中用鞭炮、烟花烘托气氛、交流情感的作甲甚为明显。烟花的出口，不仅获得经济效益，而且也是民族文化交流诸如（造型、包装、燃放方法、品种名称——诸如“鬼踢腿”、“八仙过海”、“西天取经”、“炮打襄阳城”之类的）具体方式之一。第三，有关鞭炮、烟花的古今文学成为珍贵的文化史料。我国历代关于花爆的各种文字、图画可以说是车载斗量，它们为文字、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民俗等学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史料。比如汉代东方朔《神异记》载2200年前，“西方山中有人马，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以竹著火中，火朴哔有声，而山臊海惮远去。”这个传说轶事表明，汉代己用爆竹来辟邪驱鬼了，颇有历史、民俗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又如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二十二回、第五十回等处，对鞭炮、烟花作了描绘，写得相当细致入微，生动活泼。
我国烟花爆竹的主要产地，除了湘东的浏阳、醴陵以外，还有江西的萍乡、万载、进贤，广东的东莞、南海，广西的合浦、浦北，河北的辛集、晋具等县市。
我国烟花爆竹燃放起来，声色具佳、丰姿多彩，有些像火树银花，灿烂夺目；有些如飞瀑流泉，心旷神怡；有的酷似龙游太空，活灵活现；有的活像喷泉诵水，珠明玉溅；有的又似金盘银盏，空中玉环；有的犹如雨后彩虹，放射异光；有些仿佛仙女下凡，飘然而降；有些好比鲜花盛开，红绿相间，构成立体花盘奇观；有些恰似西双版纳孔雀开屏，绚丽多姿，给人以下尽的美的思索……总之，我国现代烟花制作，构思大胆，造型精巧，设计新颖，真是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美丽的烟花，达到了流光溢彩，声色高雅，景象奇观，璀灿多彩的燃放效果。湖南浏阳的红灯牌“大地花开”、“地舞鲜花”，金猴牌“乳燕飞舞”；醴陵的红灯牌“小礼花弹”、“电光彩炮”、“大彩炮”、“小蜻蜓”；江西萍乡的花篮牌“八彩明珠”等都是国优级烟花爆竹。
前面已经说过，浏阳是我国传统的“花炮之乡”；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发源于江西萍乡，流经醴陵。株洲的渌水是我国现今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烟花爆竹的“王国”和“花炮之乡”爆竹的“王国”。将会作出更多、更大、更出色的贡献。
湖湘佛寺道观
湖南风光秀丽，名山胜水甚多，而且文化发达，古代有名建筑也下少。正像俗语说的“天下名山寺（观）占尽”，因而，自古以来这里的佛寺道观不但数量可观，而且有些甚为值得注意。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省内至今可供旅游、观赏的佛寺道观、宝刹禅林，大约有三四十处之多。其中如南岳大庙、祝圣寺、黄庭观均在衡山，古麓山寺、开福寺（均在长沙）、关圣殿（湘潭〕、云门寺（湘乡）、柳子庙（永州）、尤兴寺（沅陵）、夹山寺（石门）、普光寺 （张家界）、云麓道观 （长沙）、苏仙观（郴州）、舜庙（宁远）、阳升观 （攸县）等，都是遐迩闻名的。有些（如舜庙，柳子庙，苏仙观等）。我们已在前面有关的地方分别介绍过，这里还说其中的一部分。
古麓山寺，位于长沙岳麓山半山亭的上面，与白鹤泉相比邻。这座古寺始建于晋武帝太始四年 （公元268年），原称慧光明寺，后改为麓山寺。在湖南众多的佛寺中，麓山寺要算最古老的一座了。它的门联为：“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不过，缘于历遭兵火灾难，原寺的主体部分早已化为灰烬，只剩下了殿后的一栋藏经楼，因而也就显得十分珍贵。
在古麓山寺，从汉魏至隋唐先后有天台智者大禅师、昙提法师、智谦法师、摩诃衍禅师、首聘法师、慧性禅师等一些高僧相继在此主持、进修或者讲经说法。唐开元十八年 （公元730年），大书法家李邕撰写了碑记，即著名的《麓山寺碑》。这块古碑至今仍存。它长方圆顶，长2.72米，宽1.33米。碑文内容叙述了自晋太始年间创建麓山寺至唐立碑的这段时期内，寺的兴废修葺和历届禅师弘扬佛法的经过。全文共1400余字，文体系用唐代通行的骈体文，词采华茂，字体秀劲。此碑集汉魏碑刻之长，素为书家所珍视。刻工黄仙鹤刻得十分传神。碑文撰写者李邕，曾为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传说刻工黄仙鹤亦为北海的化名；由于文章、书法、刻工均为绝妙，故此碑有“北海三绝”之称。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对“北海三绝”碑观摩之后，特在碑侧题有“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十余字。但因年代久远，字迹剥落，故而已不复见。清光绪年间《湖南通志》中载述了此事，指出现在碑侧的米芾题名是按拓本重刻上石的，不是他的原始手迹。
据清康熙年间修撰《岳麓志》载，自唐以后，古麓山寺的兴废情况“多无考”。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僧智檀等曾修复此寺，但不久又毁于兵。民国时期也有修葺，但抗战中前殿化为灰烬。1955年，佛教会又予修葺，并把原存的寺碑拓本放大，制成一块黑漆金字的大匾，作为正门横额。上书
“古麓山寺”，边款是“晋太始四年建，大唐开元十八年李邕书”。1980年，湖南省及长沙市有关方面再次对古麓山寺进行修整，恢复了原貌。
古麓山寺经过几度修葺，依稀保留了昔日的面目。门上“古麓山寺”横额赫然耀眼，门外古木参天，浓荫扑地。再前则下临深壑，一片林海，透过树梢方可望见山下的田畴屋宇；门内即为前殿基址，过去为一片瓦砾所在，现在已经遍植花木。以前殿后曾有双松，据《善化（属长沙）具志》载，此松为六朝时所植，昔人呼谓“关松”，亦称“六朝松”。其中左边一株，苍劲挺拔，树龄在1700年以上，为岳麓山植物界的“元老”，老干新枝、纷繁翁郁；右边一株已无，仅存遗址，原树干清代被巨风拔去，现在的系后人所补植。殿后还有两个方池，各深数尺，称为“玉泉”。此为山泉汇流，所以清洌明透。傍玉泉拾级而上可到达藏经阁 （即藏经楼）。这是一排砖木结构的房屋，宽敞明亮。此阁又名“观音阁”，厅堂神龛中置观音像，供人观赏或拜谒。阁内常举办小型书画展览。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用“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描绘古麓山寺殿字的宏大。尽管现在尚未完全恢复它的原貌，但杜甫的诗，李邕的“北海三绝”碑以及“六朝松”，都生动地留下了古麓山寺的历史意义和湖湘胜地之辉泽。
再来说开福寺。开福寺在长沙旧城北门外二里许的地方，背靠着新河与湘江文汇之处——凤嘴，这也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刹。宋代洪迈《夷坚志》载述：“潭州（按，即今长沙〕城北开福寺，五代马王所建，殿宇宏丽”。唐末，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后依附于五代之梁，得封为楚王。到唐朝庄宗时，正式获得册命，始建楚国于长沙，系当时在各地割据的十国之一。马殷及其子马希范，都是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的君王，他们在长沙建造了不少的享乐场所，开福寺的修建，后又扩建为会春园、嘉宴堂、拔禊亭等，并在寺旁筑起紫徽山、开辟碧浪湖，即是马殷父子俩挥霍沉缅的历史罪证。
自然，社会上的事象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着的。昔日封建统治者专供自己声色寻乐之地，经过历史的沧桑，演变为人民大众娱乐玩赏的场所。开福寺的嬗变，正是如此。宋代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之后），民间巧匠张询在开福寺里精雕了一套佛经故事中的转轮藏，结构灵巧，光彩夺目，几个人推着它转，便如风驰电掣，一时传称绝艺，吸引了许多僧俗大众围观。清代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湖南藩台、著名书法家韩葑，为开福寺的牌坊中门书写了一副对联：“紫微栖凤，碧浪潜龙”八个大字（楷书）。每个字约两尺见方，银钩铁画，挥洒遒劲，刻工也很精到，它们（字与刻）均属文物中之上品。
开福寺在全盛时期，僧徒多至数百。附近依赖寺院为生的百姓也有一两千家，田租庙产甚多，也有过一点慈善事业（如慈儿院之类）。
直到解放以后，这所古刹才回到人民群众手中。这块由人民大众 （包括僧俗群众）的心血和智慧凝结的宗教主地，成了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开辟为长沙的旅游胜地。
从长沙市旧北门口出城，过古吊桥不远，就会看到一块高大的石砌牌坊，它就是开福寺的山门。通过山门，便是一个开阔的场地，开福寺的殿宇巍然而立。以往，香烟缭绕，钟磬轻扬，饶有佛寺庄严、神秘气氛。门前一口长塘横亘，只有中间一座拱桥跨渡，作为入寺的通道。这口塘，原称“放生池”，里面有施主们投放的为数不少的鱼鳖。这些乐得其所、悠然游弋的水生动物，倒是成了游客们尽情观赏的对象，不失为寺中一个景观。
走过门首红墙，便是三重宝殿。前殿为“三圣殿”，是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世智菩萨——佛教称之为“西方三圣”。正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法身高大，金碧辉煌。最有特色的还是佛祖身旁的18尊较大的罗汉；靠左右两侧，还有500尊较小的罗汉。这些大大小小罗汉们，或喜或怒，或善或狞，各具一态，栩栩如生。后殿供的是毗那佛。楼上则是极其珍贵的藏经。正殿的丹墀中，还豢养了四只极大的老乌龟，它们每天听到梆声，就会爬出来就食，十分有趣。
更为有趣的似乎还不在此，而在于开福寺内外的动静悬殊、夭壤之别上面。寺内，僧侣信徒 （兼及前来崇奉佛教的善男信女）众多，香火旺盛；每当斋醮之期，更是四方云集，使这座古色古香、经声喃喃的庙宇，有“世外桃源”和旷古遗风之余味。而寺外，现今却是宽阔的马路（离长沙湘江二号公路桥不远）和林立的烟囱，一片繁华和腾飞的景象。寺内外形成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
南岳衡山不但是我国五岳中风景最秀丽的地方（素有“五岳独秀”之说），而且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久享“东南亚佛教圣地”的盛誉。南岳山上山下，寺观林立，高僧辈出。解放前夕，这里有寺庙65处，庵观52处，现存36处。其中列为湖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扩单位的有南岳大庙、祝圣寺、福严寺、南台寺、藏经殿、祝融殿、黄庭观、忠烈祠等8处，尤以南岳大庙最具代表性。
南岳大庙（以下简称“大庙”）始建于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以后累有重建扩建。现今大庙力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重建，共分九进：棂星门、盘龙亭、正川门、御碑亭、嘉应门、御书楼、正殿、寝宫和北后门。其中嘉应门、御碑亭和寝宫等，尚保存宋明时代的建筑构件。千百年来，南岳大庙为僧俗信徒朝拜的圣地，也是广大游客游览的胜地。
大庙供奉的正神是南岳圣帝。南岳圣帝是什么样的神呢？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三引《云筵七签》：“……南岳衡山君领仙七万七百人，南岳君服朱党之袍，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赤龙，从群官。”从此神的服饰、色调来看，显然是尚火崇赤的南方之神，似即炎帝或祝融——火神，从五行来说，南岳位于南方，南方属丙丁，正是火神职司的范围，也是完全符合的。但在唐代以前，一直被人们笼统地称为“岳神”。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为了借助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不断地给他加封，唐初封“司天霍王，”唐中封”南岳真君”，宋代则封为“司天昭圣帝”。而且，皇帝们还经常派出钦差大臣，有时甚至亲自前来，举行隆重的祭祀，祈求南岳圣帝“卫社稷”、“福生灵。”
自古以来，南岳既是佛教圣地，同时又是道家要地（唐代衡山城外的商道王十八，清代南岳华严峰下的“王十八洞”，均属力证）。佛道并立，各施其数，可以说是南岳宗教的特色之一。因此之故，南岳大庙的西侧有八个佛寺，东侧则有八个道观，不偏不倚，平分秋色。与此关联的，南岳的佛道传说也都流传甚多甚广。当然，从现今保存的佛寺、道观来说，南岳的佛寺还是多得多，而且名气也大，比如著名的南岳六大佛教丛林——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清凉寺、大善寺，就远非南岳道观（仅存的黄庭观）所能相提并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体例和篇幅，不能不从略。
现在，来说三岩寺。它位于醴陵市南45公里的贺家桥乡寺冲村，虽居僻野，却名噪日本。这座古刹的创建和出名都富传奇性。传说，醴陵、攸县、株洲县交界的贺家桥附近耸立一块大岩石，常有彩云环绕，高僧昙晟云游到此，视其祥瑞，就窟会禅，劈石建寺，因名“云岩寺”。此寺初建大约是在唐元和末年（公元820年）至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始为茅庵，历经宋、元、明初扩建，规模渐大，明未被毁。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重修，雍正年间 （公元1723—1735年）复作修葺。云岩寺座北朝南，入山门，左右有鼓楼。共三进：第一进系“曹洞祖庭”，第二进为大雄宝殿，第三进是观音堂。寺内有“千人锅”、“万人床”、“飞来钟”等古迹，留下了昔日鼎盛之时的余痕。
云岩寺的创建者昙晟，为我国佛教禅宗两大宗派之一的“曹洞宗”的奠基人之一。宋宣和五年 （公元1123年），日僧水平道元来我国师承曹洞宗，学成归国，开立日本“曹洞宗”，绵延至今，并成为日本佛教的主要教派。因此，醴陵云岩寺荣膺佛教曹侗宗发源地的美名，被尊为”曹洞祖庭”（云岩寺第一进的名称缘此）。1983年，日本佛界曾派人来云岩寺寻根拜祖，声名大振。
1957年，醴陵水口山林场设场部于云岩寺，寺庙几被毁没，只有观音堂幸存。1986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和醴陵县人民政府拨款修复了昙晟舍利塔，同时，维修了观音堂。现在，云岩寺附近的放生池、晟龙井、九峰五柏等一些古迹犹存；云岩寺的38株古松经过修剪，依然郁郁苍苍，遮天蔽日。这些正像佛教禅宗之一的“曹洞宗”一样，云岩寺的生命力仍在延续。
阳升观，在湘东攸县东北25公里的凉江乡司空山上。这里，风景秀丽，传说神奇，为一道教胜地。
南朝梁代任彦升《述异记》中载述了张岊一家白日升天的传说故事。传说，官居司空的张岊因“君主皆庸，上不修礼制，下不听谏臣，纵恣秽行，害虐生民”，便挂冠东门，辞官而去。他遍访天下名山胜迹，履洞庭，入湘江，溯洣水，巡攸河，到达攸县麒麟山，发现了这个胜境。张岊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十分满意，遂将全家数十人接来，筑坛朝斗，结庐修道，还经常为四周老百姓治病。20余年后，功就道成，于梁代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张岊及全家80余口白日升天，羽化成仙。自此，人们将麒麟山改为“司空山”。至唐代，还在张岊修炼的地方修建了一座道观，起名“朱阳观”，后改为“阳升观”。
据查，历史上并无张岊岊其人其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张岊白日升天、羽化成仙的道教色彩十分浓厚的传说故事呢？原来，唐代李渊得天下后，就与道教的鼻祖老子李耳攀上了同宗关系，并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亲谒老子庙。唐玄宗时，对道教的崇敬更是不遗余力，他召追士81人入禁中，有的甚至还参与了国事。唐玄宗两次加封老子，那时，全国有道观1600余座。在这其间，下令敕建一个“朱阳观”（取南岳朱陵洞在司空山之南，故名）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后来，改名为“阳升观”，自然是附会张岊全家白日飞升之意。
到了宋代，阳升观的香火仍然兴旺。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于七月十五日遣使至阳升观，敕封张岊为“太素真人”；过了40天，八月二十五日，宋徽宗再下敕命，加封张岊为“太素冲升真人”。
明、清两代，阳升观香火依然。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3年），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先后又对阳升观作了较大规模的修复。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清朝还加封张岊为“保惠真人”。现在山门内檐柱楹联上写的“唐宋敕建以来，名山不朽；庆光重修而后，福地长留”。便是厚待阳升观的历史概括和活的见证。
缘于各代王朝的倡导，又有张司空白日飞升传说的传播，因而，攸县司空山在历史上确实热闹了相当一段时期。据该县县志载，司空山曾经修了许多道教建筑，计15观、16庵、12亭馆、12石室、2书院等等。但是，历史沧桑，众多的道观庵室相继毁圮，至建国前，仅存阳升观了。1982年，攸县公布阳升观为该县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公布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1989年，株洲市政府拨款两万元，加上群众集资，对阳升观大殿、戏台、两厢客房等处修行修茸、使阳升观再展昔日风采。
最后，说说南岳山上的黄庭观。据《湖南省志》载，黄庭观是唐初武德元年（公元816年）所建。宋徽宗崇尚道教，道教中最著名的真经为《黄庭经》，因而赐名为“黄庭观”。历代虽然累经重修，但却一直沿用此观名。
黄庭现在道教中名望颇高，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东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有著名女道士南岳魏夫人在礼丰坛白日飞升成仙。魏夫人名华存，字坚安，山东任城人，东晋司徒剧阳文康公魏舒之女。她幼年便熟读“庄老之书”，
“笃意求神仙之术”，发誓不嫁。后在父母的胁迫下，24岁时嫁给南阳刘幼彦。据《南岳志》中所录《南岳魏夫人传》云：婚后，华存夫人时常“闲斋别寝，入室百日不出”，每日念经修道。传说由于精诚所至，感动上天，四位仙君在同一天降临到她的家里，授予 《太上宝文》、《八索隐书》三十一卷和《黄庭经》。她得到经卷后，日夜诵读，潜心修行。丈夫死后，天下大乱。魏夫人与侍女麻姑于晋大兴年间（公元318～321年）来到南岳。在集贤峰下，结茅庐居住，潜心修道。在她修行的16年中，缘于心诚志坚，传说西王母曾约请她到朱陵山上一起吃灵瓜，并得到西王母所赐《玉清隐书》四卷。因而，“时年八十，仍颜如少女”。她83岁时，“闭目寝息，饮而不食”，七天后的一个夜里，被西王母派众仙来迎接她升天。杜甫在《望岳》诗中说的“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写的就是此事。存华夫人升天后，被玉帝封为“紫虚元君领土真司命南岳夫人”，与西王母共同管理天台山、缑山、王屋山、大霍山和南岳衡山的神仙洞府。传说魏夫人升天后，她的侍女麻姑继而列入天庭仙班，她的弟子夷则成为花神，掌管天下名花。由于这些仙话传说，使黄庭观成为南岳道教史上的神奇之地，魏夫人和黄庭观在中国道教中也声名显赫。
湖湘道观，限于篇幅，其他如云麓道观（长沙岳麓山）、南武当遗址（慈利县五雷山五尤捧圣、龙头胜境、舍身岩）等，只好从略。
湖湘猪俗、牛俗和猎俗
猪俗。大家知道，湖南、四川都是养猪大省。长沙大围子、宁乡流沙河的猪在全国很有名气。湘中、湘东等地长期传承着不少绕有情趣的猪俗。在湘东洣水流域的攸县、茶陵、安仁一带农村，许多猪栏，牛棚上贴着赫然大字：“姜太公在此”、“姜太公在此，我家猪不出卖”。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一种带有古老的巫术性质的风俗习惯。传说，姜太公是猪神，有他在镇，瘟神就不敢来捣乱；喂的猪易长快肥，血财旺盛。
那么，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姜尚（字望，亦传字子牙，俗称“姜太公”）是怎样成为猪神的？他的威力怎么能够震慑瘟神呢？湘东一带民间传说，姜子牙90岁被周王拜为军师，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立了大功，被封为“诸神之王” （可能是周成王时授姜尚以征讨五侯九伯的特权的折光反映）。当时，姜太公已经年迈，耳朵也有点聋，误以为封他为“猪（“猪”与“诸“同音）神”。姜子牙从不计较名利，虽然有点不痛快，还是谢恩答应了，并且马上着手管猪，当起“猪神”来。这事一传到民间，民众便笃信他是猪神。人们认为，在猪栏边上写着“姜太公在此”，就能驱赶瘟神，使猪长得好。后来，人们慢慢地把家畜、家禽都归姜太公管了。所以，不论是在猪栏、牛棚；还是在羊圈、鸡埘，人们在墙壁上都写着“姜太公在此”等字样，寄托着善良、美好的愿望。
在湘中宁乡、湘乡、涟源一带，猪俗及其传说就更有趣了。宁乡流沙河的猪为什么会喂得“嘴薄耳筒齐，稀毛现薄皮，狮劲铜锣肚，四脚如马蹄，膘肥肉鲜嫩，长势快得奇” （当地民谣）的呢？传说是由于流沙河草冲的一位好心肠的老人家周济了一个来讨吃的老头，让他在饿得“肚皮贴背脊”时吃饱了，而这个老头就是得罪了玉帝被罚到凡间受苦的六畜神。六畜神为报一顿饭之恩，就笑吟吟地对老人家养的猪赞了起来（赞词即是前引的民谣）。他本是六畜之神，猪正是在他的管辖之下的。经过六畜神这么一赞，好心的老人家养的猪一下就变得滚圆滚圆、肥肥壮壮的了。从此以后，这家主人和这一带人们喂的猪都成为了有名的良种猪——流沙河草冲猪。这一美丽的传说故事，使我们自然地想起高尔基曾经说过的名言：“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神是某种手艺的能手，是人们的师傅和同行。神是劳动成绩的艺术概括……”这一传说故事里面的“六畜神”和好心的老人家，正是流沙河以及湖南人民长期以来善于养猪、不断培育出良种猪的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并且把他们经过想象 （幻想——理想化）擢登了神的宝座。
湘乡养猪，也有迎“养育大神”，敬奉“狮王大圣”，请“姜太公显灵”等诸多的风俗习惯。（1）迎“养育大神”。在猪栏里，人们用红纸写上“养育大神之位”，或者请漆匠绘出“养育大神”的半身像挂在猪栏墙上。每逢过年和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或初一、十五，人们都搬条长板凳放在猪栏里，烧纸插香，摆斋饭供奉，并且许下血食、三牲（愿），祈求“养育大神”保佑，不生灾发瘟，叫猪快长膘肥。（2）敬奉“狮王大圣”。据说，狮子能收瘟疫。春节期间 （正月初一至十五）接了舞狮子的、敬了“狮王大圣”的人家，这一年就会“收瘟慑毒”，血食好。所以，旧时养猪人家都抢着办酒席、放喜炮来接“狮子”去“耍故事”，并且敬奉“狮王大圣”。湘乡一带以往还有“狮灯会”，入会的人家大都养了猪。元宵节夜晚，“狮灯会”办三牲（鸡、鸭、鱼）和香火，在大门外敬送“狮王大圣”上山，请它把瘟邪病毒都带走，并保佑本村本土“血财”（含“猪财”）兴旺，所养的六畜，千个成群，万个发达。请“姜太公显灵”。旧时人们喂猪，因生活、卫生等条件甚差，猪易生病，甚至一死就是一大片。缺乏医药知识的农夫村妇认为是瘟神降世，他们认定瘟神也有克星，那就是瘟神最怕“姜太公”了。所以，养猪人家都用红纸条写上“姜太公在此”并贴在猪栏上，认为瘟神就不敢进猪栏了。红纸条多在农历五月初五午时写，据说此时写的最管用——姜太公最肯“显灵”。
湘东、湘中一带的猪俗当然远远不只这些，其它如建猪栏、选猪、进栏、饲养、杀猪等也有不少习俗。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尽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种种猪俗，大部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信神，又不畏神；善神 （姜太公、六畜神、“狮子大圣”等）总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并且能够战胜恶神（瘟神等）；人们喜爱以歌舞技艺方式把神，同时也娱人（对猪说些赞词或舞狮子之类）。这些既有原始遗风的残留，又有楚文化的流存，也夹杂着某些封建迷信的东西，甚为繁复。但其主流是古仆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它们借助于淳朴、丰富的幻想，曲折地表现出湖湘古代民众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憧景。
湖南一直是个农业大省，以往犁田主要靠牛。“牛是农家宝”，“牛可养家、保家”，“三岁牛牯十八汉”，“当家要个多嘴婆，耕田要条大水牯。”这些农谚充分说明牛在农家的重要地位。湖湘许多地方长期以来传承着不少的牛俗，主要是通过选牛、成交（买牛）、饲牛、教牛（牛犊岁多即可教犁，俗称“开教”）、送春牛、悼牛等方面体现出来。湖湘汉族地区的一般牛俗，限于篇幅就不谈了；这里，只说说侗家及有关民族的一些牛俗。
牛被侗家人视为珍宝，人们对它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牛不只是旧时耕作的主役，还有节日娱乐的“斗牛”，喜庆送礼的“彩牛”，酬神还愿的“供牛”等特殊作用，可见牛在侗族的生活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在侗寨口头流传的史诗古歌、传说故事中，牛曾为侗族祖先战胜过恶神，也在清代咸丰年间帮助过义军头领姜芝灵大败过清兵。出于这些，侗家人对牛异常尊敬、亲热，忌讳也不少。比如把牛牵去交易，不能叫“卖牛”，而说是“送牛”，这在新晃侗族自治县酃水（沅水支流）与龙溪口汇合的尤溪口传统的牛市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据史籍记载，自明末以来，龙溪口就是湘、黔、川比邻的20多个县的最大的、很有名气的牛市。几百年来，侗、汉、苗、瑶等族民众在这里经常进行牛的贸易，很自然地把各自民族的牛俗带进这个别致的场所里来，向人们展示着异彩纷呈的多民族 （以侗族为主）的牛俗。
在“送牛”（卖牛）的半个月前，主人就勤扫牛栏，并派专人到水草丰盛的地方放牧。有的人家还要三五天给牛喂一次泥鳅、糍粑或加盐的淘米水，甚至灌烧酒；每天还给牛洗涮、篦梳，使得牛腿粗壮、毛色油光水滑。真像送“亲人”出门一样，把牛打扮得漂漂亮亮。
卖牛的当天，要请一位亲友陪着“送牛”。主人换上新衣，腋下夹着纸伞或头戴沙铁斗篷，背上褡裢；尔后，主人才去牛栏边点香烧纸，用牙盘、刀头肉敬牛栏神；再给牛穿上草鞋，牵着牛在栏内转三圈，最后才牵起牛走后山上路。沿途，主人折一技小竹条拿在手，但决不抽打牛身；遇上涉过溪流，要让牛饮水后再走。这一切，叫作“诚心服侍牛，来世不结仇”。爱护牛的深情，关怀牛的微妙，感人至深，甚为罕见。
当出卖的牛“送”进牛市，汉族人习惯于把牛拴在柳树上等候买主；侗家人却牵着牛，手里拿着一个用蔑扎成的牛头竹标；苗族人则用一小木桩钉在地上，再把牛绳套起；瑶山人让牛自由站着。主人手上拿着草标；回族人则将几头牛用绳子拴在一起。在卖牛的同一生活“窗口”前，各民族的习伯风情迥然不同，对牛的依恋、惜别之情也各有所别，细心的人则是一目了然、泾渭分明。
牛市交易过程中的语言，除了本民族的语言外，大多还要讲汉话（“客活”）。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此他讲的汉话，大多是歇后语、双关语、双音语和江湖话的杂烩。不熟悉内情、不懂行的人听起来简直不知所云、莫明其妙。比如第二次议价时，卖主说：“我是矮子上楼梯”（省去了歇后语的后部分——“步步登高”）。买主却说：“我是外甥打灯笼”（同样省去歇后语的后部分——“照旧”）。这是一方要加价，另一方只肯出原价。又如买主用手拍着牛背叱喝地说：“我看像杉木扁担！”（意思是说，好看是好看，但挑不起重担，犁不了多少田）卖主马上牵起牛走一圈，边走边说：“莫要不识货，太上老君的坐骑，黄飞虎的战马，再次也有八成”。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每当龙溪口牛市快收场时，一群侗家10～12岁的孩童来到牛场。买了牛的人便请孩子一人牵一头牛走出牛场过街头，这是意味着“孩童娃娃牵了牛，百事如意不发愁”。出场一里多路后，牵牛的孩子要在路旁顺手扯草扎一草标交给牛主，并说“一路顺遂”！这时，牛主便给小孩一点酬金，还说：“谢你金口，下回再来”。然后，拿着草标牵牛上路。若遇上交叉路口，牛主即把草标丢掉，有的还在草标旁边放三个小石头，意为”旧去新来”。
上述的一些牛俗，有的已经渐渐消失，成为历史的遗迹；有些至今仍然保存着，并且还将传承下去。良俗美风，充分体现出我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情深似海 （中华民族素以感情型民族著称于世）的优良品德。
从地形看，湘东一带属于丘岗地，也有山区。浏阳县境内有连云、大围、九岭三大群山；攸县、茶陵则有武功山、方洋山；炎陵 （酃县）处于井岗山西麓、罗霄山脉中段；桂东、资兴则为八面山、杨何顶等群山环绕。俗话说：
“近山知鸟音，靠水识鱼性”。“打虎要胆，打猪（按指野猪）要板；打麂等坳，打鲮挖眼 （读如ǎn）”。在湖南广袤的丘岗地带和山区，有许多天然的动物园，不少民众在农闲时喜爱“和山打猎”或“围山打猎”。长期以来积累了十分丰富而又颇有地方特色的打猎经验，形成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古朴却又别致的猎俗。这里，只能综合地略说几种比较重要的猎俗。
先说敬猎神。据调查，湘东、湘西许多地方都尊奉梅山为猎神，湘北、湘西北一些地方则是尊奉张五郎。湘西的猎入上山之前，要到屋后去“安梅山”。“安梅山”就是特地给梅山神安神位，即用三块石头或三块瓦架在猪、牛踩不到的偏僻地方，也有架在三岔路口古树下的。“安梅山”时，要用斋粑、豆腐和一只开了叫的公鸡作祭品，烧香化纸，磕头作揖，祈求梅山神保佑打猎中，一不遭猛兽咬，二不遇毒蛇啄，三下滚岩坎，四不刺撮脚，五要猎物丰收。湘南祁东一带，猎户还组织“梅山会”，猎人自愿联合组成，推举一人负责。每年清明节开“梅山会”，开会、敬神所花费用，第一年由与会人员摊派，以后则由集体打猎的收入中开支。
次说打猎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是“和山打猎”，由加入梅山会的人参与，少的七八人，多的十几人乃至几十人。人多的一般分成“赶山”组、
“报号”组、“等唱”组，分别负责搜寻野兽，向同伙报告以及“打伏击”等技术活。比如“赶山”的发现老虎，“报号”即呼叫“注意老虫”，“等唱”（打伏击）的马上用猎枪射击或以钢叉对付或用弩射虎。大家分工又合作，互相配合好，再凶猛的老虎也能捕到。这时猎人既要胆大（“打虎要胆”）又要心细。另一种方式为“围山打猎”，主要是一个人打猎。如果是到陌生的地方打猎，猎人就要先向当地猎人“请水” （请安）。当对方询问这个猎人从哪里来？哪里发的脉？猎人便回答：“我从山上来，胡、李、赵大王发的脉”。尔后，要来到山上千摘一枝树枝，像扫地一样，这个山腰扫一下，那个山顶扫一下，再绕整个山头转一圈，就算把山“围”好了。再后，猎人带着猎狗候在要道口。据说，一般要等三天三夜，野兽才会从这个道口出来……
再说用计诱猎。猎人根据各种野兽的生活特点及其各自习性，分别采用不同的计策进行捕获。常用的计策有：（1）饵诱计。用“炸蛋”或异性引诱。一些夜出觅食的野兽咬到硝毒的“炸蛋”，就会应声倒下。山上的雄野鸡或雌野鸡听到同类异性的叫声 （实际上是猎户人工驯养的野鸡，用它来引诱猎物），便会立即飞来，好奇地偏着头东张西望，失去警惕。猎人这时乘机射击，准能百发百中。（2）和声计。猎人学着野兽的叫声，有节奏地叫，以产生共鸣，引逗野兽前来自投罗网。（3）麻痹计。猎人在靠近山脚的农作物旁安好铁夹、搂地炮之类的武器，或者设下陷阱，然后故意糟塌一点农作物，使狡猾的野兽造成错觉，不知不觉就擒。比如野猪机灵得很，警惕性高，只要发现地形有异它就绕道而走。但是，出现以上错觉之后，经常在猎人麻痹之下而丧生。（4）烟熏计。猎人一旦发现洞穴里有野兽或被追赶的野兽溜进洞里喘息，马上就在洞口点燃稻草、旱烟、辣椒，熏得洞里的野兽受不了往洞外逃窜时，就地擒获。猎人捕捉豪猪，大多是采用这种计策。（5）将计就计。猎人们根据野兽的习性，采取针锋相对的计策擒获，往往事半而功倍。比如豹子走路，总是把头勾在前夹下，两眼朝后看，可能是习惯地认为别的野兽不敢和它正面撕打，它只怕后面的突然偷袭。又如老虎是“铜头铁腿豆腐腰”，聪明的猎人们专找它们各自的致命弱点猛揍狠打，功夫自然不负有心人。
最后说“见者有份”。湘东等地的猎俗是：“上山打猎，见者有份。”这可以说是一种原始遗风的流存。湘西流行的“上山赶肉，有福同享”的习惯，也是同样的古朴风习。湘南祁东获兽分红的具体办法似乎略有差异。在猎人们捕杀野兽以后，祁东一带是“按彩分红”，有头彩、二彩的区别。凡是第一枪打倒野兽的，叫作“头彩”，可分到野兽的一半；打补火（第二枪或第三枪）的为“二彩”，比一般的参与者多一半。如果是两个猎班合打一头野猪，先把野猪赶出来的分四只脚；“等唱”（打伏击）的分猪头；剩下的平均分红。总之，都可分得一份，连赶山的猎狗也不例外（野猪的心肺给猎狗）。现今为了保护珍禽异兽，许多动物列在禁猎之列，如对老虎、豹等均严禁猎杀。猎俗作为过去的民俗现象，仅介绍一般情况，行猎在今天应遵守自然环境保护的有关条例。
湘东客家山歌及瑶山风情
湖南与江西、广东交界的浏阳，醴陵、茶陵、桂东等县市居住着一些客家人。所谓客家人，是指北方汉人迁居南方（闽、浙、赣、湘、两广）后，没有和当地土著人融合、通婚，而仍然保存着北方汉族血统文化和习俗的人。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民系，根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
《浏阳县志·兵防》记载：“宋德佑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元兵破潭，浏遭歼屠殆尽，奉诏招邻县民实其地，则浏受害酷矣。”据说，正是在此“奉诏”之下，有一年从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地区）来了几个打虎的客家人，上山打虎，追逐甚远。他们看见浏阳土地肥沃，树木茂盛，认为在这里开荒种植必有作为。于是，他们便回去邀集一批人，迁居浏阳。他们在三山 （大围山、吊钟山、七宝山）插草为标，圈地种植，繁衍生息。从此以后，人数与日俱增，浏阳东乡的三山九岭，成为了客家人的群集地。他们为了活跃气氛，调剂生活 （开荒的劳累、寂寞可想而知）。抒发情怀，在劳作之中或劳动之余，便把从家乡带来的客家山歌唱起来：
唱歌不是人发癫，
它是客家古相传。
■格祖师广东来，
她唱歌子登了仙。
这首“四句头”的客家山歌，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客家人素有唱山歌——客家山歌的风俗习惯。他们世世代代地传承着这种习俗风情。其二，他们以自己善唱山歌的老祖先擢登仙班而自豪。这是指的国内外赫赫有名的歌仙刘三姐（也称“刘三妹”）而言。据宋代工象之《舆地纪胜》，明代屈大均《广东新语》，清代李调元《粤风》以及广东、广西一些州县地方志等典籍所载，刘三姐被壮、苗、瑶等民族及客家人奉为歌祖。
“她唱歌子登了仙”，抒发的情感既有怀念，也有神往。其三，开辟草莽的劳动生活是艰苦的、单调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昂扬的。
在新的家园，客家人 （尤其是妇女）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以辛勤的劳动和卓越的才智创造着欢乐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到了清代中期，浏阳一带客家人对传统山歌中那种单纯对唱的形式感到不满足，向往着敲锣打鼓的伴唱。但由于居住甚为分散，无法经常聚集一起来敲锣打鼓，而且单独的、繁重的劳动也不可能有人放下劳作去鸣锣击鼓。于是，他们就在山歌的唱调中增加模拟锣鼓音响，来丰富客家山歌的表现力和唱法
（就歌词说则是使章法、句法多样）。比如：
隔久有到（且当且）　条岗，
条岗上 （叮当且当匡，且咚咚多）桂花香，
老妹妹好比 （且当且）桂花树，
风吹桂花 （叮当且当匡，且咚咚多）满山香。
客家人在上山砍树时，有单干活的，也有集体劳作的。不管是集体还是独个儿，总是喜爱拿起手中的柴刀敲着竹木千担，一边敲一边唱，敲出“叮当且当匡”的锣鼓声，伴“奏”变体（由原来每句基本七字变为长短不齐的多字）的新式客家山歌就这样流播开了。
湘东客家山歌在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随着生活的不断变迁在继续推陈出新。缘于“三山九岭”客家人口日益增多，逐渐与江西、浙江、河南等地迁来的人联姻结亲，于是湘东客家人和其它地方迁来的人，开始同井共村，生产上相互帮忙，生活上相互济助，语言上和文艺上也相互影响。外地入学习客家话，客家人也学习外地带来的语言。这样，客家山歌渐次渗进了外地人的歌调词语。从而使一些山歌的唱词长短灵活，同句参差下一，韵律也出现一歌多韵，打破了客家传统山歌中七字一句、四句一首（或一章）的“四句头”的固有格式。请看例阳客家山歌《绣花女》吧：
日头出来点点红，
晒坏美貌娇娘在路中，
我郎看得过不得意，
驮我上七下八、七八一十五里到
鸳鸯山上歇荫凉，
到我寒舍喝茶汤。
喝了茶汤郎起身，
酬谢郎君一条花手巾，
是我手捧花盘一绣麒麟狮子，
二绣拱桥柳叶尖尖，
三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朵花。
送把郎君扎起、吊起，
上走河南、陕西，
下去福建、江西，
城内城外、上街下街、南街北街、东街西街做买卖，
引出二十四个姑娘家。
上提酒，下提茶，
都来看我手巾花，
买花女娘子将郎问：
不晓得哪处生得如此官家龙凤女绣出这般那样稀奇古怪杜丹花，
日落西山难舍她。
这首参差、奇异的 《绣花女》与前面引用的两首格律基本相近的客家山歌比较，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句型上，全歌20句中只有6个七字句，其余均为长短句，最长的一句竟达27字，最短的为6字句。在句法上，出现了好几句叠字或叠意的句式，比如第四句的“上七下八、六八一十五”是叠意，第十九句的“这般那样”亦力叠意，第十四句的“城内城外、上街下街、南街北街，东街西街”既有叠意，也有叠字。而且，这些叠意的句子几乎都在每段 （章）歌的第四句下约而同地出现。这种奇特的句法和句型，在江、浙、沪一带吴语地区的传统吴歌中比较多见。湘东客家山歌为什么会与江、浙、沪传统吴歌相似？这是一个颇有理论意义的学术问题，此处不可能展开阐述，留到别的论著中去探讨吧。
在思想内容上，湘东客家山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大革命时期，由于客家人群集地多在深山大岭，边远村沟，利用林木茂密、人烟稀少的有利条件，从而成为工农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的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等革命部队运用客家山歌作为革命宣传武器之一，在鼓励青年参军，打“白狗子” （地主反动武装及蒋匪军），团结起来争取革命胜利方面，客家山歌都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作用。请听：
竹篙打水乱纷纷，
穷苦后生快当兵，
打倒土豪扎红带，
手拿梭标显威风。
客家山歌中，数量最多而且特点十分突出的是那些优美的情歌。它们形象地抒发了青年男女的纯真、朴质感情和欢乐心理，表现出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及追求自由宰福的美好憧景，显得既调皮又辛辣；既含蓄蕴婉又给人启迪。比如：
龙王牌下一冲田，
丘丘栽的是麻粘。
阿哥要像麻粘样，
泉水再冷不断线。
龙王牌是浏阳东乡与南乡相邻的一座交界高山，山上的层层梯田全靠山泉灌溉。山高水冷，日照较短，因而一年只能种一季稻即耐寒种麻粘干。感物咏志，借景行情，通过麻粘禾的耐寒性强来比喻在封建势力压迫下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泉水再冷不断线”，说得多么蕴婉，然而态度却是何等坚定。
像这样充满生活气息而又颇具特色的客家山歌，在创阳讲客家话的 18个山区乡，蕴藏丰富，发掘可观。1987年，采录、编辑《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浏阳县资料本》时，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搜集了1600多首，同时，还出现了13个能唱100—600首的民间歌手。中和乡雅山村民间歌手杜桂英（女），就能唱600首以上的民歌。
浏阳客家人，在语言和习俗方面都保留了客家人的某些显著特点。在语言上，他们说的是以操粤语语系方言力特征的客家话，其语音、某些词汇均与长江流域的西南官话、汉楚语系、吴越语系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前面引用的客家山歌中的“涯格”（我的），“ 条” （这条）以及其它山歌中的“唔咪”（不会）、“间久”（这么久）等，都是常用的客家话。在生活习俗上，客家人对婚丧喜庆的礼节、交往非常讲究，并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规定，如对女孩子的教养尤其是女红（针线、刺绣）方面有比较高的要求等等。在长江流域保持“粤客”的语言、习俗及客家山歌似乎并不多见，然而，浏阳等地湘东客家山歌表现出的多方面的社会价值（语言学、文学、美学、民族学、民俗学、方志学等）就值得注意了。
下面，再简要说说湘东瑶乡民俗风情。湖南的瑶族，主要分布在湘南，在“湘南旅游民俗区”已经说过。但“无山下有瑶”，以丘岗力主兼有山区的湘东，也有一些瑶族。这里，只说炎陵县（酃县）龙渣瑶乡的一些习俗风情。一是尝新节。旧时每年农历六月或七月 （边远地方季节较迟），新稻开镰前，这一带的农民要过一次尝新节。各家各户煮一锅新米饭，蒸一碗米粉肉，还备几样荤素，一壶米酒。先敬炎帝，再祭祖先（这与湘南瑶族习俗既有相同，也有不同），表示不忘始祖恩德，然后台家围桌享用。二为火龙会。这一带每年农历六月十一至十三日，都要举办火尤会。它的来源也与炎帝神农氏有关联。传说，有一年早稻扬花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民众一筹莫展。幸亏炎帝神农氏显灵，将手中的龙头拐杖化成一条火龙，把蝗虫全部烧死，庄稼获得丰收。从此以后，每年六七月间稻米扬花的时候，炎陵山周围几十里的农民们都要举办火龙会，舞起用稻草扎成的火龙，这种风俗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现今。三是圩日集市。古籍载述和民间传说，炎帝神农“首辟市场，互通有无”。最早的市场，自然是若干日一次，而且只是“日中为市”，流存下来的便是今天的圩日集市。炎帝神农故乡的炎陵、茶陵素有“一乡一圩”之说。不但圩场多，而且集市很热闹。四为“跳盘王”。前面“湘南旅游民俗区”第二节中的“盘王节”已经说过，此处不赘。
五、湘北 （洞庭湖——屈子祠）民俗旅游区
洞庭湖水乡景观
湖南，既有南岳、九嶷山、武陵源、雪峰山那样举世闻名的大山，也有汇合湘、资、阮、澧四大水系于一体的洞庭湖这样的水乡。
关于湖南高山峻岭的秀丽、雄奇、娇险以及带来的朴质、厚实和闭塞心理，在前面的湘西、湘南、湘东各旅游民俗区己有不少叙说。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湖湘水乡的绮丽、空灵飘渺、旷远的风光特色和人文心理。
洞庭湖畔风光剪影
洞庭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原为“八百里侗庭”，解放前位居五湖之首，现在面积缩小已次于鄱阳湖而名列第二），十分广阔浩渺。洞庭湖的周围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包括岳阳、临湘、湘阴、华容、南县、安乡、津市、临澧、澧县、桃源、汉寿、沅江、益阳、望城等10余个县市以及西侗庭、大通湖、钱粮湖、屈原等15个农场。它的土地总面积达3.16万平方公里，占湖南总面积的15％；其中耕地面积1332万亩 （其中水田984万亩）；人口1125.57万 （1983年底的统计数字），占湖南总人口的1/5。
洞庭湖的北面有三个进水口与长江相通，东面岳阳市城陵矶也与长江相连；西南面则是湘、资、沅、澧四水流汇处。因而，每年春夏季节，长江的一部分洪水溢人湖内，湖区一片汪洋；秋冬节令，长江水势锐减，洞庭湖里也就露出许多沙洲浅滩，遍地芦苇丛生。洞庭湖就是这样一个吞吐长江、调节水量的天然大水库。
洞庭湖的风光，人们不论从宏观或微观赏览、远眺或者近看，也不论是春夏或秋冬，晴天或者阴雨欣赏，各有其独具的特色，都是十分绮丽迷人的。宋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从岳阳楼的视角（居高临下）展视洞庭湖变化多端的奇丽风光，描绘得淋漓尽至，胎炙人口。从宏观上看，“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干”。洞庭湖的气势何其雄伟、磅礴！从微观上品察，则是“浮光跃金，静影沉壁”的静中有动、维妙维肖的景象跃然纸上，给人水下磨灭的印象，洞庭湖的月色夜景多么柔和、绔丽！”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芒汀兰；郁郁青青”。洞庭湖的明嵋春光，万物争荣，充满着生气和诗意，空中水里，流芳溢彩，令人陶醉。若夫霍雨靠罪，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揖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即使是如此阴晦沉霾的天气，满目萧疏的景象，给人的氛围、感觉也是别致的、谲秘的，仍然能够激起人们的美感和游兴。
洞庭湖的绮丽风光，以湖中的君山最有代表性，更具奇特的魅力。君山是一座椭圆下的小岛，东西长约7里，南北宽仅3里。岛子虽不大，岛上的山却有72峰。小岛西南的碎石滩上，耸立着巨大的岩石；北面则是一片白沙滩，恰似一条白绸带，飘在君山的脚下。由于它耸立在浩浩荡荡的洞庭湖之中，而且山峦叠翠，流泉叮当；加上许多美丽凄婉的传说故事（如舜与二妃，七十二仙螺，柳毅传书，龙女故事等）；还有古老的庙宇（君山共48座）、墓葬 （如“二妃墓”）和亭谢，遗迹（如柳毅井）甚多。所以，自古以来君山一直是人们游览的胜地。
历代不少诗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佳作。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等名句，即是对君山的绝妙描绘。
洞庭湖不但自然风光秀丽，而且人文景观也非常吸引人。有关洞庭湖的名楼、古寺、遗迹等，留到下面的屈子洞、岳阳楼、孟姜山诸小节去分别说，这里只粗略勾画一下湖区特有的水乡早市风情。
洞庭湖，水里岸上蕴藏丰绕，是遐迩闻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物产富庶，品种繁茂（光鱼就有几十种），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湖区的农民、渔民、匠人和居民，十分勤快。许多港湾、集市、小镇和大村多有旱市的习俗。天刚麻麻亮，人们就把昨夜准备的鱼、虾、鳌龟、藕、莲、菱，还有各种新鲜蔬菜家园水果，以及鹭鹚等鸟类，放在舱板上或者底舱里，“咿咿呀呀”地摇着自家小船（或搭伙别人小船）出发了。到达约定俗成的“集市”场所，小船挨着小船地做起生意来了。附近岸上来赶早市的人们踩着船头，到摆着自己需要的货物的船上来采购，船上的人们一般毋庸上岸，即把带来的鱼鲜果菜很快卖光。待到太阳出来的时候（或者吸几支烟的时间），就心满意足地摇着小船往回行驶。有些调皮的小伙，或者水灵的姑娘，还唱着渔歌 （山歌）或哼着戏曲呢。
汩罗江边屈子祠
汨罗江发源于江西修水县，往西流经平江县、汨罗市（汨水与罗江在县境内汇合），至湘阴县磊石进入湘江。它的干流长度253公里，流域面积达5543平方公里，为湘江在湘北的最大支流。
旧罗江的出名，主要是因屈原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诗入屈原被流放时，曾在阳罗江畔的玉笥山上住过；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被秦军攻破，屈原感到救国无望，投汨罗江而死。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早在汉代就于此建有屈子祠，清乾隆年间屈子祠迁建于玉笥山上。
玉笥山是一座很小的山，高不过50米，方圆也不过两里左右。山上长满着茂盛的树林，四季青翠。山的正中央，耸立着屈子祠。它占地约七八亩，祠的墙壁是用坚实的青砖砌成的，屋顶上盖的是金黄色的琉璃瓦。
屈子祠是正屋三进，中、后进之间有过亭，前后、左右两侧有天井。天井里各栽有两株百年以上的桂花树。前面天井的两株是金桂，开的是黄花；后面天井的两株则是银桂，开的是白花。每到秋天，四株桂花树竟相飘香，整个祠内芳香朴鼻。祠的建筑为砖木结构，庄严古朴，肃穆幽雅。在过道的墙壁上，镶嵌着许多块石碑，镌刻着后人凭吊屈原的诗文词赋。有些碑文沤歌屈原热爱祖国、坚持真理的高贵品德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有的碑文则痛斥以楚怀王为首的腐败势力。游人们读着这些不同时代的碑文，对屈原的人品和抱负肃然起敬，对他的遭遇与命运深表同情。人们读了在正殿以巨木雕刻的司马迁的 《屈原列传》，瞻仰了后殿矗立着重塑的屈原像，更是深深地缅仆，感概万千。特别对《屈原烈传》中说的“虽放流，顾楚国，心系怀王。”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不容自疏……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的“念祖、爱国、忠君”的深切之情，楚人的的“翕然成风”的民性习俗，给炎黄子孙及海外异域的旅游者、研究者以深刻难忘的印象。
在玉笥山，除了屈子词以外还有“八景”。（1）骚坛，传说屈原在此著《离骚》。此坛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清末被毁。现在已经修复，游人不断。汨罗江畔盛传的民间传说《骚坛的传说》即源于此。（2）濯缨桥，相传屈原曾在这里濯缨 （洗帽子上的缨带）。现在已成为石拱桥，桥下为玉水。（3）桃花侗，幽静秀雅，风光优美。传说屈原曾在此洞避暑并写过诗。（4）独醒亭，相传屈原与渔父交谈于此，屈原说过“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故名。（5）望爷墩，传为屈原沉沙自溺以后，屈女女踮足墩上高处，盼望亡父魂归之地。土墩隆起，视野广远。 （6）绣花墩，传说为屈女（女■）曾在此绣过花。（7）寿星台，相传当地父老民众在此力屈原祝寿庆贺，（8）剪刀他，传说女操办丧事之后，绣成其父遗像，剪断最后一根丝线，悲愤而自刎。剪刀落入池中，故得此名称。以上这些名胜古迹及传说故事，主要是表现旧罗江畔人们对忠贞爱国的屈原的不尽怀念。因而，尽管其中不少名胜古迹已经多年失修而渐次湮没，或者只能依稀辨认，但却仍有下少当地人和游览者慕名前来凭吊。
千古名胜岳阳楼
岳阳的岳阳楼，武昌的黄鹤楼，南昌的脖王阁，合称“江南三大名楼”。它们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阳楼历史悠久，迄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此处原为吴将鲁肃的阅兵台，后演变为瞭望敌兵的谯楼。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中书令张说扩为楼阁，句名“南楼”，后称“岳阳楼”。宋代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范仲淹撰写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岳阳楼久经沧桑，屡毁屡修。现在看到的岳阳楼，是清同治六年 （公元1867年）重修的。整个楼的建筑，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四柱、三层、飞檐、纯木。岳阳楼主楼高3层，高达15米，中间以4根大楠木撑起。再以12根柱作内围，周围绕以30根木柱，结为整体。整个建筑没有用一颗铁钉，没有用一道巨梁。12个飞檐，檐牙高啄（似鸟嘴在高空啄食）。屋顶为黄色琉璃瓦，金碧辉悍。三楼的楼顶，貌似古代将军的头盔，别具一番风趣。古籍里载述，岳阳楼“纯木结构，盔式楼顶”。这种古老的建筑、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和辉煌成就。
岳阳楼不止建筑精巧，而且还是一集对联、诗文及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先说对联。在一楼厅堂，巨幅屏雕《岳阳楼记》（清代大书法家张照书写）的两边，各种对联悬于四壁，长的达100余字，短的只有8个字。其中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 （湘籍）写的一幅长联是这样的：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阳楼东道崖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向谁领会得来？
这副百多字的巨联，挥洒自如，对伏工整。它的上联道出岳阳楼的特点，指出它的“奇处”；下联则描绘岳阳楼所处的环境及四周景物。整副对联，谈古说今，写景抒情，引人逻思，给人启迪。三楼，现代著名史学家刘大年为80年代修后的岳阳楼所撰的楹联也引人注目：
鲁肃兵轻，范公文远，万般气象观今日；
滕王歌歇，黄鹤踪杳，十面湖山上此楼。
此外，明代诗人郭祖翼、陈大纲，近代教育家杨怀中等人书写的岳阳楼楹联也颇值得注意。
次说诗文。历代著名诗人张九龄、孟浩然、李白、社甫、韩愈、白居易、、贾岛、刘禹锡、李商隐、欧阳修、陆游等，都为洞庭湖、岳阳楼的奇伟、绮丽的风光所吸引而先后来游，并且触景抒怀，感物咏志。特别是杜甫的五言律诗 《登岳阳楼》可谓千古绝唱：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泪流。
前四句把诗入对岳阳楼的仰慕及岳阳楼所处的地位，抒写得十分酣畅；后四句则将诗入当时的处境和对国家的忧思，表现得郁抑沉重；两者融合一起，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发人深省，感人肺腑。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不长，全文只有360余字，但内蕴博大，哲理精深；且骈散相间，清绮壮美。因而，气势磅礴，音调铿锵；尤其是借景议人，独具匠心。文中精辟地提出宏大的抱负：“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育。名播遐迩，洛阳纸贵，誉为千古雄文。故后世有人说“楼以文存”，实不为过。
再说民间故事，缘于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岳阳楼修建（而且屡毁屡修）工艺精巧，而且历代人文荟萃，因此，岳阳和洞庭湖畔流传着许多关于岳阳楼的传说故事，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其中关于修建岳阳楼的就分别有鲁班、吕洞宾、张果老等名匠、仙人；关于讲述岳阳楼渊源的，则有 《鲁肃阅兵台》、《岳阳楼三个字》等；关于岳阳楼雕屏的，又有《张照题屏》、《真假雕屏》；关于岳阳楼风情的，最出名的自然是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此外还有《朗吟亭》；如果把岳阳楼附近有关风物的传说故书也算进去的话，那么，就还有《梅溪桥》、《金鹗山》、《柳毅井》、《七十二仙螺造君山》、
《二妃墓和君山》、《慈氏塔的故事》等等。可见岳阳楼及有关的传说故事何其多也，展现的风采又是怎样的丰美绮丽。
澧州孟姜山
现今提起澧州孟姜山，在国内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然而，几十年前，在湘鄂川黔世界，在武陵山区，当时一些甚为流行的古老风习（如“还傩”、
“渡关”、唱演傩戏等，下节将有介绍）及有关的传说故事（如孟姜女传说，傩愿菩萨传说等），却是不胫而走、遐迩闻名的。湖南《直隶澧州志》、《澧县志》以及《孟姜山志》等地方志也有载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这里的人们对澧州孟姜山并不陌生。这里只拟简略说说。
澄州设置甚力古老，秦皇、汉高之时已有慈姑县；晋成帝置澧阳县；梁敬帝绍泰元年 （公元555年）置澧州；隋代置澧阳郡 （属江汉沅湘诸郡）治所在澧阳 （今浩县附近），其所辖范围东起安乡，西至崇义 （今桑植），北至五峰，南到大庸 （今张家界）。唐代、宋代、明代，江南西道荆湖北路均置澧州，治所及范围都与隋代相同。清代，湖南直隶澧州的范围有所扩大，东起南县，西至水定（今张家界市），北至石门，南止大通湖，辖今南县、安乡、澧县、津市市、临澧、石门、慈利、张家界八县市，治所在澄县新州
（今津市新州镇）。
孟姜山，又名嘉山，在今津市市新州镇一里多路，位于澧水之南，洞庭湖边缘。据清代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镌刻的《孟姜山志》卷一“山川志”、卷三“古迹志”载，盂姜山上多松、楸、桢等木，多竹、蕨、薇、杜衡、女萝、葳蕤诸草。山上有孟姜寺（即“贞烈祠”，又称“绿云宫”），祠前峰岩叫“望夫台”，山北为孟姜湖，山南为孟姜谷（今呼“嘉山峪”）。山上的镜石、恨石、绣竹园，相传皆为孟姜女遗迹。
澧州孟姜寺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据《澧州志》卷二十四载：“明嘉靖时知州汪倬，巡抚林大辂命增修，扁其祠曰贞烈，堂日百，尚书李如圭有记……庙二进六间。州民不时相谒，每岁春秋二仲，官亲至桀。”《孟姜山志》卷一对此祠（寺）建构及习俗有具体记叙，说此祠“前庙后寝，甚合古制。正殿前添构二栋别塑神像……神像副祎而坐。每当更衣，以六月六、九月儿日。寺僧先期订请山下年老妇人，至期为神像更易寒暑衣，雨则改择晴日更之。”
关于孟姜女的传闻故事及其在澧州之特点，《孟姜山志·序》说得颇为明白：“……去城之役，姜夫（按，指盂姜女丈夫范喜良）与马。故家（嘉）山之南麓，时登山望之。后闻夫殁，不掸万里之远，往寻夫骨，负骨而返，病卒同官 （按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的铜川市）。世人仰其节烈，遂以名山。是山以人名。语转为孟家山……（澧州）里俗，蚤（早）起讳梦，孟、梦同音，但呼家山，又讹 ‘家山’为‘嘉山’，久而不知其所以讹矣。”这段地方志告诉我们，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 （或称范喜郎、范七郎）被迫去修筑长城，她时常爬到家山（嘉山）上面去远眺，后来听说范喜郎在劳役中被折磨死了，便不远万里寻找夫骨，在哭塌了的长城下面发现夫骨，又把夫骨背在背上，长途跋涉而返。走到陕西同官的地方，精疲力尽而死。孟姜女虽然未能把范喜郎的尸骨背回澧州家乡，但孟姜女这种坚贞的精神久为世人所敬仰，就把那座山称为孟姜山了，后来又叫孟家山。根据澧州风俗，早晨忌讳说“梦”子，而“孟”与“梦”同音，于是就叫“家山”；再后，“家山”又讹变成为“嘉山”。值得注意的是，《孟姜山志》载述的关于盂姜女、范喜郎的传闻轶事，与现今津市、澧县一带流传的《范喜郎因祸得福》、《八百里寻夫》、
《孟姜庙的来历》、《孟姜垸》等传说故事大同小异。这表明孟姜女传说在澧州民间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而且南楚文化色调甚浓。因而拥有众多的群众，并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地位与山海关、苏州等地的孟姜女传说同享盛名。
洞庭湖船俗、渔俗
先从船俗说起吧。船在水乡，犹如马在草原上一样，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在侗庭湖水乡 （含湘、资、沅、澧尾间），人们劳作、出门、祭祀、娱乐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船关联。千百年来，水乡人们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许多的船俗。这里择其要者略述一些。
旧时在侗庭湖行船，人们丁管是上山间还是下江湖，都有行船规矩——传承习俗：开船敬菩萨，上船绕船头，说话避禁忌，睡觉分高低。而且，从造船到开船，下管是平常日还是庙会日，人们都要敬神灵。这自然是把水上风险的避免寄托于冥冥之中的神灵。所以，敬神是船民习俗中的首要事情。
洞庭湖一带船家，大多在舵房立有神龛，小的一尺多高，大的则有两三尺高。内供三个木雕菩萨：鲁班先师、杨泗将军、赵公元帅 （或关帝圣君或水母婆婆）。同时，船行江河，见庙必敬。洞庭湖一带庙字甚多，“大庙不离洞庭（王爷），小庙不离杨泅（将军）。”洞庭王爷菩萨，乃是湖湘船家不能或缺的保护神，从很远的古代就一直是这样的了。这并不是原始的信仰崇拜——以大自然为神，而是缘于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传说故事，使江河儿女肃然起敬而被神化了的非凡人物所致。传说，占代湖湘有位书生叫柳明英，怀才不遇。四处游历。一天，他来到丘山府地（即“八百里洞庭”，今岳阳一带），路过难走山（现称君山）。突然，听到荒野里传来一阵阵凄切的哀号，发现是一个头蓬衣旧的牧羊女，边哭边唱《十二月牧羊》调子。经过询问，才知牧丰女原是东海尤王的三公主，因在天宫打破玉液壶，被罚下嫁到卿家为妻，受尽卿家老少的虐待欺凌，“朝看绵羊三百只，晚绩长麻要半斤。一日三餐怄气饭，挨打受骂度时辰。”柳郎路见不平，鼎力相助，他接过三公主托付的玉替，决心亲赴东海，面告龙王，搭救三公主。他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东海，用玉簪划开五道水门，来到水晶宫。见了龙王，递上玉簪，告诉他三公主遭受的苦情。龙王闻讯大怒，旁边的四太子一声怒吼，现出原形，冲出龙宫，飞到丘山府。霹雳一声，卿家所在的丘山府塌陷八百里，只留下送饭给三公主的伯父母的难走山，其余顿成一片汪洋 （据说，洞庭湖就是这样来的）。龙王为了感谢柳郎，奏明玉皇大帝，封他为侗庭王爷，并送他一个黑色面罩。柳郎来到侗庭。只见湖上暴风恶浪不止，来往船只翻沉无数。他决心下到湖底，平息风浪，救出船民。但是，水中虾兵蟹将欺他白面书生，舞动爪牙挡住他。柳郎立即戴上黑色面罩，端坐洞庭王爷宝座，并且封相拜帅，水族众员各司其事。在他的治理下，整个洞庭万顷碧波，百帆竞发。船民们为了报答洞庭王爷的恩德，沿湖各地纷纷建立庙宇。在大庙里面，高达儿尺的洞庭王爷神像一手搭凉棚，一手向前招手；面孔漆黑 （戴上去的黑色面罩因一次酒醉，过了鸡叫三遍，再也取不下来了），双眼圆眸。洞庭王爷在忠实而又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职守：保护船民，威镇邪恶。
再说杨泗将军。杨泗将军是水神。而且为湖南长沙一带的“土著神”——长沙县出现的水神。据 《长沙县志》载：“紫云台，杨泗将军得道处，跑马石遗迹犹存。”紫云台是金井河流经的地方，金井河的下游便是捞刀河（湘江支流之一）。也就是说，杨泗将军的发祥地在金井河畔。他是湘江水系的水神，为金井河——捞刀河——湘江的保护神。同其他的水神 （如四川灌县一带的二郎神，江西南昌的许真君等）一样，杨泗将军的功绩也是在于“斩龙护国” （保护本境安宁）。关于他的功绩，长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故事：古时，在湘江边上住着两个人，一个叫杨泗，喜欢仗义直言；另一个叫吴义成，经常以作恶为乐。在同窗生涯中，吴义尤仗着自己有点力气，动下动就张口骂人、动手打入；杨泗时常规劝，却无济于事。村里的人都不愿同吴义龙往来，背地里叫他“孽龙”。吴听到后，不思改过，反而咬牙切齿地说：“老子真要变成龙了，就要把这里冲光，就要把中国变成汪洋大海！”杨泗马上针锋相对：“你敢把中国搅成汪洋大海，我就誓斩孽龙！”后来，吴义龙真的变成了无义龙——孽龙（据说是吞吃了河滩边上捡的两个龙蛋，头上长出两只龙角，身上长了鳞甲，杨泗后来也成了神。无义龙果然在河里兴风作浪危害民众，杨泗便跨上坐骑，手执大斧与无义尤斗起来。无义龙战败，翻身便逃，杨泗从金井河追到捞刀河，最后，到了省城长沙边上。观音怕长沙遭殃，就在城南化出一家粉馆。无义尤逃到这里，又累又饿，就变成人去吃粉，吃观音做的热粉。热粉被无义龙吃下肚就变成了铁链，杨泗把孽龙锁住投进一个井里。
长沙民众为了感谢杨泗打败孽龙，就在沿江一带为他立庙塑像，身上穿的是金盔铠甲，一手持宝剑，一手捏“定海神珠”。船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杨泗将军”。长沙一带流传一句口头禅：“杨家泗爷来运（显灵）——只有咯大的法神”。据说，杨泗将军只是小灾显灵，大灾却难除。这也许是和洞庭王爷有所“分工”吧。
自然，要说明的是，杨泗将军的神迹远非湖南长沙一带而已，在长江沿线乃至黄河流域不少地方都有过他斩孽龙的业绩。可见杨泗将军是中国之水神也。
限于篇幅，洞庭湖船家供奉着的鲁班先师、赵公元帅及水母娘娘、魏公菩萨等神灵，只好割爱略去。总之，作为南楚故地的洞庭湖船民们供奉的菩萨远非一尊，而是多神；各种被敬奉的神灵，都有各自的来由和功能；这些体现出楚地“重淫祀”的特点。
除了各自供奉、分散敬神以外，洞庭湖畔旧时还有好些祭祀庙会。诸如有洞庭宫庙会、江神庙会、将军庙会、平浪宫庙会等等。这些庙会系民间组织的活动，由船民们推选为人正派者管理，筹划，负责的人称为“首士”。
比如洞庭宫庙会。长沙、岳阳等地旧时习俗，农历二月初八为“洞庭菩萨出行”日。出行时，以几十面大三角红旗为前导，紧接着是数十个铳手，由32人抬着红漆大轿，轿上端坐着“洞庭王爷菩萨”；前后有十余条“护驾神龙”在翻腾起舞，火铳齐鸣，响声震天；人们敲锣击鼓；沿湖 （河）船家及沿岸居民，设案焚香、鸣放鞭炮。庙会连续举行三天（从二月初七到初九），以“出行”那天最为热闹。
又如将军庙会。杨泗将军“出行”在农历二月十二日，规模没有“洞庭王爷菩萨出行”那么大。所以，民间口谚说：“一号菩萨（按，指洞庭王爷）打号锣，杨泗菩萨打荡锣 （小锣）。”
庙会期间，除了菩萨“出行”以外，还有行当戏。当地的各行各业都要给洞庭王爷，杨泗将军等菩萨送“戏”。另外，在这些菩萨的生日里，还有分别办“生日酒”。每年农历九月十二和九月二十八，人们分别替洞庭王爷、杨泅将军过“生日”。“首士”收钱集资给菩萨办祭妃酒席，称为“生日酒”，也叫“还神愿”。
旧时，从益阳开船到汉口，或从宝庆（邵阳）发船至益阳，都要准备一只大红冠公鸡，在船头杀了敬洞庭王爷或魏公菩萨。从益阳横过洞庭湖到汉口水程远，天还没亮，船老板就要杀鸡焚香，叩头作揖，敬了菩萨方能开船。下汉口的船，有大船和小船两种。在大船的船头上，挂着一面大铜锣。一开船，船老板点香烛，烧钱纸，鸣鞭炮，杀公鸡；司锣船工则开始打铜锣，敬洞庭王爷；在锣鼓、鞭炮声中，船老板念诵祝词：“有请洞庭王爷，开船不遇风暴，不出险滩，一路平安！”锣声停下，祷告 （祝词）结束。小船则点香烛·烧钱纸，先拜魏公菩萨，再拜洞庭王爷，但不打铜锣。
船已开出，不能随便往回划。如有事需要返回，即被认为不顺利，当天便不行船了。行船途中，见庙必敬。均由船老大净手祭祀。船头摆上条盘，内放供酒、供饭，焚香点烛，撒斋饭，望庙遥拜。行船时，不能哼唱《牧羊调》，否则，据说河里就会拱出“屋角”，有碰撞船只的危险。每停靠一个码头，船老大都要上岸进庙祭祀。船平安抵达码头，被认为是“菩萨的神灵保佑”。尔后，船工们吃上比平时丰盛的“牙祭”，叫做“到岸神佛”。
在开船或者途中遇到阻滩风险时，要在船头洒米，并且一路行船一路唱歌：
益阳开船望浏公，
清木塘下走顺风。
沙头羊角抬头看，
毛角先生八字灵。
姑嫂二人拜关公，
白马头上妄虱子。
铃子 （临资）一响到芦林，
船到芦林往前看，
芦林底下白花滩。
白花滩上走不远，
青竹云田磊石山。
鹿角城陵矶下水，
上头毛伍石头关。
嘉鱼桃洲金口湖，
黄鹤楼中玉笛吹得乐悠悠。
这首船歌唱的是从益阳至汉口船过洞庭湖和湘江、长江沿途的地名和滩名。船民们对每个险滩都很熟悉，而且皆能唱滩歌。船到临资口便进入洞庭湖。过了六角，在鱼骨庙敬了白矶将军菩萨，经铜泽湖下岳阳。船民唱道：
六角下有铜泽湖，
湖中有个宝塔洲。
宝塔尖尖齐天顶，
此去便是万寿湖。
万寿湖有个龙虎嘴，
面对君山泛大水。
平日无风三尺浪，
浪头胜过大山堆。
船要乘风破浪笔直走，
好到岳阳楼上去干杯！
上面这些船歌，现已大都濒临消失。这些船歌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洞庭湖广大船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意识，对于人们了解洞庭湖旧时的信仰习俗、风土民情颇有裨益；同时，它们对民俗学、方志学、民间文学、内河航运史的研究有帮助。所以，作了录述。
下面，再说点洞庭湖的渔俗。
汉寿县流传的民间传说《状元鱼》中讲述，宋代农民起义领袖杨幺看见洞庭湖里的鱼越来越少，便吩咐军师贴出“皇榜”，按照湖乡渔俗，要在“二月十五鱼龙会，单点鱼类状元郎”。到了三月十五那天，洞庭湖边七州十九县都选派技艺高超的渔民，带上最好的色鳖虾蟹，来到龙阳洲 （今汉寿县围堤湖农场）总寨，参加鱼龙大会。总寨前面搭起十里长棚，两边棚里摆满了鲫鱼、鲤鱼、鲢鱼、草鱼、鲶鱼、鳜鱼、青鱼、鳊鱼、杆鱼、才鱼、银鱼、针嘴鱼、创花鱼、柳叶鱼、黄牯鱼……各种各样的鱼应有尽有。杨幺带领各路寨主一路看，一路评。结果，围堤湖的鲫鱼被点为鱼中“状元”。杨幺根据大家的意见，从水桶里提出一条鲫鱼，举起朱笔，大声说道：“洞庭乃是渔米乡，寨寨捕鱼又种粮，今日鱼尤大盛会，单点鲫鱼状元郎。”说罢，把朱笔一挥，一颗朱红圆点正正当当点在鲫鱼头顶上，然后放进水桶。从此以后，围堤湖的鲫鱼条条头上都长了一个红点，人们就叫这种鱼为“状元鱼”，也有人叫它“朱砂蛮。”通过这个传说故事，我们大体上知道了洞庭湖一带鱼龙会习佑的来源及其风情。
“洞庭湖的鱼大得吓死人”；“洞庭湖边牛大八百斤，鱼大无秤称”；
“洞庭湖的虾子，犁马大的脚”；“三浆当不得一橹，三橹当不得一篙，千浆万篙当不得烂布子伸腰”；“洞庭湖人的本事高，指甲破鱼不用刀”……这些谚谣生动形象地说明洞庭湖的鱼虾之繁多、硕大以及捕鱼人的本领之高强。然而，旧时有些渔民在捕鱼时，还是相信世代承袭的语言的魔法力量。他们在撒网下去，心里往往要默念着：
肥的来，瘦的走，
鲶、鲤、鲫、鳜样样有。
……
大鱼小鱼快上手。
嫩的来，老的走，
杆、鲮、鳅、鲇样样有。
……
肥鱼嫩鱼快上手。
冰块化，鱼儿游，
鲤、鲭，鳙、鲳齐出头。
……
大鱼小鱼出洞口。
这种默念祝同或咒语的打鱼风习，实质上是古老祭歌的原始遗风的残存。它使我们自然地想起远古时期蜡祭中的祝辞咒语，比如《礼记·郊特性》里的咒语《土返其宅》和《山海经》中驱逐旱魔的《神北行》。它们“不断地提醒人们的希望”，“巩固着人们的信心”，也表现了人们是怎样深刻地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而这种相信是有助于人门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
旧时侗庭湖渔民，长年累月飘泊在湖上捕鱼，不管烈日炎炎或者冰天雪地，总是忙个不歇，还要忍饥受气，甚至挨打遭骂。在贫苦窘迫的打鱼捞虾的单调生涯中，渔歌是他们忠实的伴侣，解忧散愁的良剂。在五黄六月，太阳烤得肉痛心焦时，就唱《晒歌》：
太阳一出照九洲，
晒得情哥汗不流。
人在船上无处躲，
船板烫脚火溜溜。
想起阿妹回家远，
要不打鱼无米油。
在放鹭鹚船打鱼，便唱《海歌》：
风吹麻石液上坡，
洞庭湖里鸟架窝。
枫树尖上鱼撒子，
鹭鹚上树把鱼捉。
用诙谐的情调、滑稽的话语唱出一反世态常情的“古怪歌”（或称“颠倒歌”）以之逗笑取乐，开开心，散散闷。
渔郎常年在湖里撤网捕鱼，爱唱《十二月打鱼歌》，充满着凄凉悲愤：
正月打鱼是新春，
洞庭湖水一掌平；
渔郎荡起双飞燕，
下网打鱼冷浸浸；
拉得肥鱼寒了心。
二月打鱼二月二，
土地菩萨祝寿辰；
渔郎撒下春光网，
想起老板黑良心；
打得鱼来肚子空。
……
七月打鱼七月七，
牛郎织女会佳期；
洞庭水涨湖面大，
湖霸收租按木仪；
渔郎无钱难娶妻。
……
十二月打鱼雪花飞，
冰凌衣帽雪白眉；
热汗溶合伤心泪，
点点化作打鼓槌，
击响春雷闪光辉。
这首脍炙人口的湘北“五句歌”（每段五句，第五句更奇），描绘的虽是悲惨的生活，但抒发的却是昂扬的斗志（充满着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激昂情绪），十分可贵。渔家姑娘，三五几个坐在湖州柳树下织渔网，轻轻唱起《十二月织网歌》：“……十二月织网又一年，一年辛苦一年酸。金梭穿断银梭线，织网千张没得钱，渔霸强征泪涟涟，奴与渔郎下团圆。”同样是凄楚悲凉，催人泪下的。
湖湘茶俗缤纷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湖南为产茶的名省。三湘四水不但拥有好些茶中珍品，湖湘各地各民族还形成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茶俗。下面，拟说五种。
洞庭湖畔及湘北、湘中、湘西北、鄂西南等地，素有喝擂茶的风俗习惯。
这种古老的饮食习俗，据说源于汉代。洞庭湖畔的汉寿及湘西桃源等县流行的风俗传说故事《喝擂茶》告诉人们：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奉汉光武皇帝之命 （或说张飞奉刘备之命）带兵来到南方，到达乌头村（今桃花源），因天气炎热，士兵水土不服，普遍生病，上吐下泻。将领急得团团转却束手无策。当地一位贤慧的老妈妈闻讯，传授了一个秘方——“三生汤”：吩咐拨给她指派的一伙人，有些去买茶叶，有些去挖生姜，另一些去碾米，还有一些去找擂钵、棒棒。这样，很快就制成了大量的擂茶（因用擂钵制出而得名）。老妈妈让病倒了的士兵每人喝一大碗滚烫的擂茶，然后蒙头盖脑睡上一大觉。士兵们醒来后，个个浑身大汗，又打了几个大喷嚏。第二天，士兵们的病都好了。
擂茶的主要原料是茶叶、黄豆 （或绿豆）、生姜、芝麻等。制作时，先把它们放在擂钵 （一种陶器）里擂成糊糊，然后用开水冲成乳白色的饮料。现今，常德、汉寿、汨罗、岳阳、桃源、安化，桃江、宁乡等县市，每到暑天中午，人们喜欢与亲朋邻居一起喝擂茶，讲“白话”（聊天），借以解暑消毒，驱劳颐神。擂茶与川黔一带喝盖碗茶、摆“龙门阵”（闲谈）甚为相近。
喝擂茶时，桌上兴“摆碟子”（或称“压桌”，即茶食）。摆的碟子。少的两三样，多则十余种。大多是农家自种自制的食品，诸如蚕豆、花生、糍粑、酸菜、南瓜子、刀豆花、玉米花、糯米花……配合选食，别有风味。
90年代初期，笔者有幸在常德友人家喝过一次传统风味浓厚的描茶。好客的主人一家，早几大就大动摇钵，大做油货（糯米、面粉做的各种形态免、猫、狗、鹿、羊、猴等小动物及香酥果之类），大办酸菜 （酸鱼、酸辣椒、酸豆角、酸蕌头）届时（下午4时许），碟子摆满了一大桌，总共二三十样。主人殷勤，客人豪爽，每位男宾女士乘兴都喝了几碗擂茶，遍尝诸多碟子各种风味小吃。边喝边聊，谈笑风生，文史哲禅，海阔天空，任其驰骋纵横，直到夜阑尽欢方散。在座的高朋好友无不热情洋溢盛赞主人夫妇的好主意、好铺排。好手艺 （比吃一餐佳馔美看的丰盛酒席不知要好多少倍）；同时，也对“食多方些”（《招魂》），嗜酸喜辣以及饮茶别致的荆楚、湖湘饮食风俗赞叹不己。
现在，游览桃花源，沩山等湖湘风景胜地时，也能喝到擂茶，尽管可能较为简朴一些 （“碟子”的多少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在传说为擂茶的发源地品茶赏景，目睹正在蓬勃发展的桃花源旅游区，远眺世界自然和旅游保护区——武陵源风景区，遥想历史名人马援、刘备、陶潜、齐已、怀素 （后两人均为著名书法家和诗僧）等辈的沧桑往事，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果说喝擂茶是“早茶”的话，那么，打油茶便是“湿茶”。在制作、吃法以及社会功能、流布地域上，打油茶与喝擂茶都有很大的区别。从流行地域来看，喝擂茶主要在湘北、湖中一带，而打油茶则从洞庭湖西邻的武陵山脉往西南一带延伸，湘——鄂——川——黔——桂走向，分布于这几个省
（自治区）边界的苗、侗、瑶、壮、土家、布依等民族地区，其中尤以侗、苗、土家族最为盛行。
在制作上，打油茶 （又称“油茶汤”）不但物料更多，而且工序也更繁复，手艺更高超。除了日常饮用的较为简朴以外，节庆及贵客临门的“油茶”都制作甚繁。为了显示家乡的美好，年景的丰稔，也为了帮助异乡客人抵御山区的寒气、岚瘴（雨雾），好客的主人总是不惮其烦而又热情地打油茶来接待贵客嘉宾。
湘西、川东、黔东南、桂东北一带的侗族、劳寨、土家主妇，先把自家出产的包谷、黄豆、蚕豆、芝麻、麦粉团、红薯片、糯米花等食物炒熟，并用茶油炸好，放在大罐里；当客人们到来，再把自制的家园茶，烧成一大锅滚茶；尔后，将上述油炸品分别搁在每个人碗里 （有多少客人就得准备多少只碗甚至两倍以上的碗），用滚茶去泡；由主人 （多为男主人）毕恭毕敬地端给每位客人。
在吃法上，打油茶也有自己的特点：只要客人一端上碗，就得连吃四碗
（取意“四季平安”）。吃之前，主人给每位客人一根筷子；吃罢第四碗油茶，懂“规矩”（或是熟谙习俗）的客人必须把那根筷子架在碗上面，或者把先后送来的油茶碗叠起来，表示吃够了，很满意。不然，热情的主人还会连续端来第五碗、第六碗……弄得客人莫明其妙，主人则忙个不停，场面甚力尴尬。60年代初期，笔者在湘西南城步苗族地区采录民间文学，就亲眼看到过类似的场面，至今仍有印象。
湘西侗族、土家族的油茶汤也大体相似，所不同的是，侗家的油茶分为日常油茶和节庆油茶两大类。每餐饭前（旧时湘西一天两餐饭）先吃油茶，为日常油茶。节庆油茶，则有节日吃的清豆茶，结婚吃的红豆茶 （用猪血煮成），丧葬吃的白豆茶（以牛肉汤煮制而成）。吃清豆茶时，众人也吃油茶，边唱歌跳舞。在侗乡饮食中，油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看作“第二主食”），打油茶被誉为“侗寨茶道”。土家人“油茶汤”不只在家里喝，而且上坡出工也提着去。正如当地谣谚说的：“三天下吃油茶汤，眼发花来心发慌。”喝了油茶汤，满桌酒肉都不香。”其嗜好成瘾，可见一斑。
湘、鄂、川、黔、桂边界许多兄弟民族为什么这样喜爱打油菜呢？分析起来，大概由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油茶可清热解毒 （或驱寒防病），健脾开胃，与洞庭湖畔喝擂茶的功效相近。第二，油菜既可解渴，又助消比。湘、鄂、川、黔、桂边界山峦重叠，土地贫瘠，山里人“不常饭稻，半以包谷、甘薯、荞麦为食。”吃油茶有助于长年吃杂粮的肠胃消化。第三，也与当地风土民情有关。旧时，因出产少、灾害多等原因，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每天只吃两餐饭。出工爬坡上山，山高路远活又重，夏日酷暑，工时最长（起早贪黑，农忙时一天劳作10多个小时）。因此，有些农家上工提一大罐油茶汤，既作“饮料”（山里人没有日常喝茶习惯，就以油茶代替），又可充“饭食”。一举数得，沿袭成风。
在中外闻名的“丝绸之路”（西行），我国西北边陲的维吾尔、哈萨克、裕固、撒拉、蒙、藏、回等兄弟民族，一直非常喜爱湖南的获砖茶。他们世代传承的谚谣中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可见这种跋涉万水干山，满载楚地民族团结深情的茯砖茶在西北高原牧民生活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洞庭湖畔的茯砖茶怎么会在天山南北如此受到欢迎呢？它有什么特异的神功？说起来话就长了，得从汉代张骞—班超“通西域”说起。
西汉初期，汉武帝为了巩固边防，加强中亚国家的联系，特派外交使臣张骞出使大宛、月氏（今中亚卡散赛、新疆伊宁市一带）。这是我国最早的“通西域”。东汉和帝为了安定西北边塞，与西域各国恢复了往来，曾经数次派班超带人前去通商。
班超率领茶商、布商等车队，在军校的护送下，沿着张春开辟的“丝绸之路”，浩浩荡荡向西域挺进。
商队从京都洛阳出发，走了半个多月，来到陕甘高原。一天，突遇一场暴雨袭击，把货物全都淋得透湿，雨过天晴，布儿丝绸被风一吹就干，茶叶淋湿却一时干不了。为了跟随大队伍赶路，茶商们只好把条叶重新包装一下就算了事。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车队穿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来到嘉峪关附近的酒泉地带。一天傍晚，军校看见当地两个蒙古族牧民捂着肚子在草地上滚来滚去，痛苦的喊叫声、挣扎声令人耳不忍听，目不忍睹，肝脏都仿佛要给它们撕碎了，经过了解，才知道草原上的牧民经常发作这种“不治之症”。
班超听了军校的报告，立即令人把患病的牧民抬到驿站来诊治。经过随行医生仔细检查，诊断为消化不良症，但是，手头却没有合适的药物给患者服用，医生急得在帐篷里团团转。忽然，他想起了茶商们的茶叶。因为根据有关典籍记载，茶叶有清神醒脑、促进消化的功效，在别无良药的窘境下，不妨可以用来试试。医生的想法得到了班超的支持。
医生忙去车队取来茶叶，只见经过雨水淋湿的茶叶上密密麻麻地长出许多金黄色的小斑点。他不知道这些小黄斑点是什么，而且也顾不得这些了。急忙抓了两大把发黄霉的茶叶放进锅子里去熬，给两个牧民每人灌上一大碗。过了片时，两人各放了几个屁，顿觉舒服多了。两人又连忙喝了两碗茶，肚子里鼓鼓胀胀的硬块慢慢消失了。痊愈了的两个牧民慌忙站了起来，给救他们的医生和班超磕头谢恩，连问是什么灵丹妙药使他们起死回生。班超告诉他们是楚地运来的茶叶。
两个牧民立即跳上马，连夜把汉族商人用茶叶救了他们性命的事禀报部落首领。第二天一早班超车队辽未启程，部落首领带了厚礼来酬谢，还邀请班超到他们部落去做客。由于要赶路，为早日把车队带到大宛等国，班超婉言辞谢了他们的盛情美意。部落的首领便把酬谢的重金买了不少楚地运来的茶叶。
楚地茶叶能治病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飞遍了茫茫草原和浩瀚戈壁。于是，草原上的牧民们都喜爱饮用这种发黄霉的茶叶。他们长年累月携带着茶叶与铜锅，游牧 （或徒行）到哪里就在哪里熬这种具有神奇功效的茶喝。
后来经过研究，人们才揭开了这种茯砖茶的神奇之谜：原来，在一定的温席和湿度下发酵的黄霉叫做“谢瓦氏曲霉”，能够促进高蛋白和高脂肪在人体内的消化，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霉菌。草原上的牧民们终年吃的是牛羊肉和奶类食品，全是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很不容易消化。所以，肚子里老是鼓鼓胀胀的，时常难受；有些病症严重而又缺乏医治的患者，大发作起来就会痛得在地下滚来滚去地喊叫、挣扎，甚至被夺去生命。
东汉之后的漫长时期，缘于西北边疆战火绵延，因而，从洞庭湖畔运送茶叶前往天山南北的商人寥寥无几。直到清道光年间，茯砖茶曾作为贡品送去京城（北京）。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年）也曾运往陕西泾阳。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才在泾阳开办了一个“天太茶庄”，从湖南安化等地把茶叶蒸软，继用木盒为模，棍棒槌紧，制成茯砖状；尔后，进烘房烤烘，让它生长黄霉，再装箱送往西北边疆各地。
现今，湖南安化、益阳、临湘等县市，先后建成几座正规的茯砖茶加工厂，源源不断地满足西北兄弟民族饮茶的需要。近年来，茯砖茶还远销法国、美国、埃及以及东南亚，港澳地区。
楚地茯砖茶 （特别是它的新产品“益阳特制茯砖”），以其独具特色赢得国内外嗜茶者的厚爱。概括地说，它的突出特色在于：发花茂盛，色泽黑褐，汤红黄明亮，味浓醇厚，香气纯正，且水路长而耐冲泡。
洞庭湖畔茯砖茶的渊源与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中，不仅保存了2000多年前的茶叶，而且还从竹简菜单上（迄今为止世上最早的一份菜单）发现了用茶做成的食品——“苦羹”（茶羹）。而且直到现在，湘西侗家仍然流行喝“苦茶”的风俗习惯。因此从中不难窥出：楚地独特的茯砖茶不但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加强民族团结和增进世界人民友好的特殊“桥梁”。
碣滩茶也叫“辰州碉滩茶”，主要产在湘西沅陵（古代为辰州府治所在地）中部碣滩一带。这里南临沅水，北靠武陵山脉，大雾弥漫，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丘岗上很适宜于茶叶的生长。早在唐代，碣滩茶已是贡品。明清之际，此茶更被载于典籍。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沅陵县志》：“邑中出茶处，先以碉滩产者为最。”又云：“极先摘者为白毛尖，今且以之充上贡矣。”
穷乡僻野的山区之茶，为何成为盛唐至清的贡品？这其间有一殷传说轶闻或可释疑，相传1300年前的开元盛世，唐明皇的西宫娘娘胡凤姣从故里沅陵县胡家坪回京，泛舟沅水，夜泊碣滩。她品尝了碣滩茶，顿觉香气馥郁，甘醇爽口，乃令侍从择其佳制，带回京师 （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朝中文武百官举杯小饮，无不交口相赞。从此，碣滩被指令辟为茶园，官府每年派人前来监制，将其中上品封为“贡品”送往京师。
事实上，早在唐代之前，碣滩周围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就有了茶叶生长的自然群落。在碣滩、洞庭溪等地长期流传着《碣滩茶的故事》，说是这种碣滩茶原是一个名叫茶姑的姑娘培植出来的。条姑的义父李山老倌结识了许多船古佬、排古佬、纤夫、脚夫等朋友，他们成年累月在沅水劳作，风里来雨里去，十分劳祟，很想在歇息时喝到一杯又香又甜、又解渴又爽心的清茶。茶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一天夜晚，她躺在床上，老是想着寻找茶叶的事……突然，仿佛来到碣滩后山，看到一片绿茵茵的草坪，长着参差的绿树。正在看时，来了几位穿红袄着绿裤的姑娘，提着花篮，说说笑笑，指指点点，在绿树里面穿梭往来，不知她们在做什么。茶姑正想问问，不料一团黑云飘过之后，那些姑娘就无影无踪了。第二天一早醒来，茶姑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便穿上草鞋，提青篮子上山去了。她沿着山溪走到尽头，一只小白免把她带进一片绿茵茵的草坪，那里长满了一蔸蔸青翠的茶树。她放下篮子，兴高采烈地摘了起来……回家以后，在义父的帮助下，茶叶制作好了。当李山老倌和那些船古佬、排古佬、纤大、脚夫喝到这种香茶时，没有一个不惊叹的。这个说是灵芝汤，那个说琼浆液，甚至还把茶姑说成是“天女下凡”。不幸的是，后来当地一个姓龙的财主要强娶茶姑为妾。茶姑带着义父从后门溜走，龙财主在后面紧追，茶姑从左手解下金镯，右手解下银镯朝后掷去，马上变成金斗山，银壶山把路堵往 （至今仍在碣滩下突兀立着）。龙财主怎么也追不上，茶姑也就不见了。但是，茶姑培植的茶树却越长越葱翠，碣滩茶越来越清香。过了一代又一代，到了唐朝，唐明皇的西宫娘娘胡凤姣还亲手采过碣滩茶呢。所以，碣滩茶也称“皇后茶”。如今，碣滩旁边还有一座“妃子山”呢。
碣滩，是因“滩中礁石竖立如碑”而得名。碣滩附近，沅水险滩甚多，其中青浪滩举世闻名，舟、排过滩如过“阎王关”一般，令人不寒而栗。因此之故，唐未以后，尤其是明代改水路驿站为陆路驿站传递湘西一带公文，交通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碣滩茶的发展。碣滩茶被大量移载到沅陵县“辰龙关”前的界亭驿 （今官庄乡界亭驿村），但因土壤、气候、环境、技艺等方面的原因，此后一段时期，碣滩茶逐渐衰落。
建国以后，沅陵县人民政府又在沅水之畔的原地办起碣滩茶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拥有115座小山峰、118条沟谷的古茶园，又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早在唐代，碣滩茶已经远销日本、印度等国。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曾向周总理问到碣滩茶历史及现状。在垦复、扩大茶场时，园工们挖出了2000余株古茶蔸（其中有些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为了保持碣滩茶的原有品味，园工们采用插枝、埋芽等方式，进行碣滩茶的无性繁殖。现在，碣滩茶场已有1078亩新茶，采制干茶年产量为500—700担左右。1983年以来，每年均有50担一级碣滩毛尖由外贸部门“压花”运销海外。
在制作上，碣滩茶场采用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机械设备相结合，从而进一步保证了这种古老名茶的独特风味：毛尖叶片嫩匀，色泽鲜翠，汤汁明绿，香气持久，滋味甘醇，可称得上形、色、香、味俱佳。在名茶评审会上，碣滩茶被评为“湖南优质名茶”。1985年，日本派出20名农业、茶叶方面的专家来湘考察，把碣滩茶正式命名为“中日友好茶”。
碣滩茶有毛尖、青茶、红茶、绿茶之别，以绿茶为最佳。由于常年云雾滋润，直射光少，漫射光多，故茶叶中的氨基酸、咖啡因，芳香油积累多，粗老纤维素受到压抑，茶的质地甚优。所以，常喝碣滩茶对人体健康有益，可去疾病，延年益寿。
在诸种泡茶中 （如前述擂茶、油茶、茯砖茶等），姜盐豆子茶可以说最力简便的了。只要把姜捣碎一小块放进盖碗中，里面放上少许盐，加上茶叶，尔后，抓上一小撮炒香了的豆子放下去，然后再把滚烫的开水沏进去，加上盖子闷上10分钟，待里面的茶叶泡开、豆子泡软，再将盖子揭开，一股茶豆混合的清香就冒了出来。这种泡茶的方式，在湖中的长沙、宁乡、益阳一带非常普遍，几乎人人都会泡，不像泡油茶、擂茶那样要有较高的技艺。姜盐豆子茶尽管泡法简捷，但泡出来的茶细品是略带卤味的苦茶汁，慢嚼浮在茶上或沉在茶底的豆子、生姜，可以说是香、苦、咸 （卤）、辣各味均有，饶有农家风情韵味。这种泡茶的原料一般是自家田园出产的，茶叶采自后山（或前坡）的茶园，豆子、芝麻为田睦菜园种的，生姜也是菜园里挖出来的。虽然如此，但在长沙等地乡下，泡姜盐豆子（外加芝麻）茶则是款待贵客的礼节了。
著名湘籍作家周立波在小说《山乡巨变》中几次描述用姜盐豆子茶招待贵客的动人场面：一次是男主人公陈大春一家团聚，儿女 （含女婿）们围炉聊天，齐劝大春的爹人社。陈妈在人边炖了一个沙罐子，泡了四碗姜盐芝麻茶，分别给老倌 （丈夫）、女婿（贵客）、大春、孟春一人一碗……另一次是筹建中的常青农业社社长刘雨生上门夫做要退社的寡妇盛佳秀的思想工作。两人既是老熟人，各自的婚姻都曾遭遇不幸，而且现在彼此又都暗地里有相好的意思。为了在一起多说说心里话，盛佳秀特意泡了姜盐豆子茶款待贵客“雨生哥”。（见该书上篇第二十四章）
原籍长沙，现住在台湾的向明先生对家乡的姜盐豆子茶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先后两次千里迢迢从台湾回到长沙，发现如今长沙人待客的饮料不是汽水就是果汁，即使泡茶也都是一些名茶。只有回到乡下老家去看五婶时，五婶特地为他泡了姜盐豆子茶喝，还特地炒了豆子和红薯片作点心。这些都是他童年时代最喜欢的食品，“现在吃起来，更显得老家的温馨。”向明老先生的这种乡情挚意，是十分令人感动和钦佩的。爱饮姜盐豆子茶，在海外赤子、异域华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像俗话说的：“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家乡的水泡出的姜盐豆子茶，久久地萦绕在外奔波了几十年的游子脑海里，紧紧地牵动着他们的思乡恋土之心。
古老的成年礼俗
我国古代的人生礼俗，大致分为诞生礼、冠礼、婚礼、寿礼、丧礼五种。诞生礼包括“洗三”、满月、百日以及“抓周”、“锁关”（均为周岁）等等。如果说“洗三”（本书“湘南旅游民俗“部分已述）表明婴儿向儿童阶段过渡的话，那么，湘北流存下来的“渡关”礼仪就意味着孩子向成年阶段发展。据说，旧时在武陵山区一带，男孩参加了“渡关”礼仪以后，就可享受成年人的一切待遇，诸如财产继承权、长子当家权、订亲、结婚（暂不圆房）等等。举行“渡关”仪式，主要在于祈求姜女娘娘（即澧州孟姜女，在此的身份为“寿命之神”）福佑孩子健康成长。它与屈原《九歌》中礼赞的
“少司命”以及土家族史诗《摆手歌》里礼赞的“春巴嫲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冠礼”——成年礼已经保存很少了。现在，只有瑶族的“度戒”，普米族的“穿裤子（男）、“穿裙子”女），以及广东岭南山区的“出花园”等成年礼俗。所以，武陵山区湘北一带的“渡关”风俗资料，也就弥足珍贵了。
旧时，湘北、湘西的渲县、临澧（安福）、石门、桃源、慈利等县（均属“澧州”），流行一种十分古老的“渡关”习俗。男孩长到12岁时，其父母要请巫师来家举行“渡关”仪式，表明这个孩子渡过此种大的“关煞”以后即将进入成年阶段。
所谓“关煞”，原是封建迷信强加给孩子们的一种无形的“紧箍咒”。漫长的旧社会，劳苦大众饥寒交迫，医药奇缺，尤其是在贫困的山区，许多孩子被病魔折磨时，死亡率甚高。巫师、道士，卜卦算命的便胡诌，说孩子们是犯了“关煞”死去的。要度过“关煞”，就得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行“渡关”仪式。
此种“关煞”及“渡关”这类的习佑，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城镇，自然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经济落后，交通阻塞的武陵山区腹地的“古澧州”之隅，旧社会小孩出生以后，算命先生如果掐指算定小孩命里犯了“关煞”（诸如“四季关”，“百日关”、“短命关”、“鬼门关”之类）的话，父母就要去许“滩愿”，要在孩子3岁、6岁和9岁时，分别请巫师来渡“小关”（又称“花树关”）；长到12岁时，则渡“童子关”（只限男孩）。据说，通过巫师举行仪式祈求傩神保佑孩子平安地渡过这些“关煞”，孩子就可消灾免祸、长命富贵。
不论是渡“小关”或“童子关”，都分别有一套繁琐的宗教仪式。尤其是“童子关”，礼仪更为繁重而冗长。从“讨百家米”（“缝百家衣”）开始，到唱演傩戏《姜女下池》（或整本《孟姜女》）及“勾愿”结束（下面“还滩及滩戏滩文化”将说），往往历时长达半年之久（举行祭祀仪式的时间一般为三天，但“讨百家米”、“缝百家衣”之类的准备工作在半年前就要陆陆续续地做）。这中间颇受人欢迎的是祭仪最后一天 （从第二天夜里到第三干早上）的唱“土地戏”和演傩戏。唱“土地戏”，属于滩歌巫舞（或称“亚滩戏”），主要是表现三个“土地婆”（男巫师装扮，轮番非难一个“土地佬”。尽管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却因话语集当地土活、俚语之大成，而巨极尽插科打浑之能事，因而显得十分诙谐、风趣。如果把“土地戏”算作开场自的话，那么傩戏《姜女下池》（或《孟姜女》便是“渡关”的高潮，也是它的“压轴戏”。这出（或折）戏的主要内容是：孟姜女下他洗澡（因扇子掉入藕池），发现水里有个人影，抬头一看，看见了因受不了劳役之苦从长城逃跑出来、躲在藕池边柳树上的范春郎；两人从彼此盘问、戏谑，发展到互表衷情、倾慕，终于结成良缘。演完这出戏，主家把早已准备好的纸笔拿来，由扮演孟姜女的巫师写一个“还”字，扮演范喜郎的巫师写一个“愿”字，主家即大放鞭炮，主持巫师念诵“勾愿”文、疏，整个“渡关”仪式至此结束。
从以上简述不难看出，在繁琐冗长的宗教仪式里面夹杂着轻松、诙谐的歌舞戏曲，在神秘虚妄的人生礼俗之中都蕴含着占老奇胲的幻想情调，相辅相成又相依相存，构成了湘北一种成年礼俗“渡关”的繁复之处。当然，封建社会巫师之类的迷信职业者（或半职业者）宣扬的是崇教、迷信一类货色；而劳苦大众从中最感兴趣的则是歌舞戏曲的观赏（旧时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奇缺）。两者可谓并行不悖，故此俗流存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澧县、津市、桃源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渡关”已经消失，只是在交通闭塞的石叮县某些山区（如燕子山、磨岗隘、三圣等乡村）仍有残存，在湖区水乡和经济活跃的集镇，自80年代以来，在孩子过12周岁生日时，由家长出面包一场电影（或打开电视荧屏）招侍前来祝贺的亲友和左邻右舍。
“还摊”、“游傩”及摊戏傩文化
前面说洞庭湖水乡景观时，指出它的范围大体上东起岳阳，西至澧县，即古代岳州、澧州之间。曾经有人用“绵亘数千载，洞庭尽巫风”来概括这一带的巫风楚俗之盛，这在滩戏、傩文化及其相关的“还傩”、“游傩”等习俗、礼仪、歌舞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还傩”即还滩愿，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风俗习惯。千百年来，在我国南方许多地区和北方少数地方流存，尤其是在湘、鄂、川、黔边界一些民族中顽强地残存着（直至本世纪60～70年代在这一带仍然拥有相当的民众）。傩，原是祭汇鬼神以驱疫，由巫觋主持的一种上古礼仪。后来，这种宗教性的祭把活动渐渐演变成为寓宗教于歌舞、戏曲娱乐中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旧社会，湘北、湘西许多地方的民众笃信滩神。遇到灾难或不遂心的事情时，就到滩神面前 （供奉在家里的一种木雕的半身或全身像）去许愿，一旦出现吉兆或者到一定时候，即请巫师来家举行还愿的仪式，并唱演傩戏（或傩歌巫舞），这就叫“还傩愿”（也称“还傩”）。
“还傩”在湘、鄂、川、黔边界好些民族中长期流存，主要是由于当地缺医少药，人们科学知识匾乏，以及巫风楚俗盛行的缘故，当人们有疾病或遇灾难时，常去许傩愿。正如有关典籍载述的：“凡病皆曰有鬼，必延巫祈祷。”这是所谓“禳灾”。与此相似的，人们求子、求寿、祈求庇护、祈求六畜兴旺时，也要许下傩愿，请巫师做法事，保佑全家康泰平安，即所谓“祈福”。还傩愿中，除繁琐冗长、枯躁无味的念经、打醮等仪程以外，还要唱演傩戏《孟姜女》（或其中的《姜女下池》）并把“还傩”仪式推向高潮。古澧州一带的民众把孟姜女作为傩神敬奉，把她当作地方上最灵验的“保护神”顶礼膜拜，故谚云：“姜女下到愿不了，姜女一到愿勾销。”可见在湘北“还傩”中，孟姜女的重要地位。这是从风俗礼仪的角度说的，下面从傩戏、傩文化艺术与学术的视角进一步考察。
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 （19世纪初）到解放前夕（20世纪40年代），湘北岳州及石门县等地流行“游滩”的风习。嘉庆《巴陵县志》载：“今邑中又有傩案，刻木肖像为神甚夥。乡村聚众而居者轮年供奉一岁而迁，名曰坐案……岁首有游傩之戏，秋成有钞化之事。”所谓“游傩之戏”，是指脱胎于帷愿歌舞的酬神兼娱人的文化艺术——傩歌巫舞或傩戏。它要受酬神仪式约束，而且是以“还傩”的程序出现的。那就是白天在傩堂扮傩神驱逐鬼疫，祈求吉祥；晚上方可脱离傩堂演唱酬神的傩愿戏。这种把神娱人的古老文化艺术，非常适台其时其地人们的酬神愿望。当时流传着“巴陵有四十八洞，洞洞有案，案案有戏”的说法。在演唱的诸戏中，《孟姜女》为其主要剧目之一。岳阳 （即“巴陵”）县的兰田、筻口等地，每年六月初六唱一本《孟姜女》酬神。据当地戏曲工作者研究，岳阳一带世代承袭演唱的傩愿戏花鼓戏《孟姜女》，是从澧沅师道戏（傩恋戏）移植过来的。澧州还滩愿的风俗及滩戏 《孟姜女》对岳阳“游傩”的习俗及其同类剧目的影响当然是经过了较长的时期的。事实上，澧州所属石门等县很早就有“游傩”的刁俗，当地称为“沿门土地”。旧时，正月初一至十五，演唱者一入扮土地公公，另一人扮土地婆婆，到各村各户去唱演，内容多为恭贺新槽之类的赞同、颂词，也有演唱盂姜女寻夫的。这与后来“还滩”中的“开场白”——唱“土地戏”有关，这些均属巫歌摊舞，即滩戏的雏型阶段。
傩戏 （也称傩愿戏、傩堂戏、傩坛戏）是从傩祭、傩舞渐次发展而长期形成的宗教性的社会综合体，它包含着宗教、歌舞、技艺、文学、美术、历史、语言、风俗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因而，用傩文化来概括较为合适。但是，傩文化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时期，傩戏就成为傩文化的主要载体而拥有更多的民众，而且更生动形象地流播得甚为广远。所以，这里还是用滩戏傩文化来说它。
从湖南傩戏 （简称。“湘傩”）的剧目来看，在中原及江南各省戏系统中要算最为丰富的了。根据形式和内容归纳，湘滩大体上可分三大类：第一大类被称作傩戏“正本戏”。这类戏的特征是：其一，内容与角色均属巫师还傩法事中的程序；其二，演出都带脸壳；其三，情节简单，但属“第一人称”格式；其四，初具行当雏型。这一大类的主要剧目有：《发功曹》、《发五猖》、《白旗仙娘》（以上澧水一带）、《梁山土地》、《三妈土地》、《蛮八郎》（以上沅水一带）；《下马》、《和神》（湘南一带）等等。第二大类是小型戏曲，傩坛与高台皆可演出。它的特征为：人物与剧本已基本脱离傩坛，并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具有“二小戏”（小丑、小旦或小旦、小生）风情，生动活泼；唱腔已脱体于师公腔，而渐次性格化、板式化。重要剧目有： 《划干龙船》、《走南山》、《打求财》、《梅香办货》等。第三大类是戏剧化比较高的大型剧目，全省此类傩戏共有四大本，即：《孟姜女》、《龙王女》、《庞氏女》（以上又称“三女戏”）和《大盘洞》。每大本各有10多至20出（折）。它们与阳戏、灯戏、花鼓戏等兄弟剧种的关系也较为密切。
直到解放前夕，傩戏仍在湖南流布甚广，主要为湘西自治州、怀化地区、岳阳地区、常德地区、衡阳地区、邵阳地区以及湘、黔、桂边界侗族地区。不少地区的摊戏，也称傩神戏、土地戏、师公戏。为了维持生活及皈附滩坛，巫师——艺人常常是“傩”（堂）：“阳”（戏）、“花”（鼓）三者兼之，并分阳戏花灯为“外教”，傩戏为“内教”，它们在艺术上也是相互渗透、取长补短的。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傩舞、傩戏常与巫师法事紧密相连。怀化地区及常德地区沅水、澧水一带傩坛法事当中，都曾专有“唱戏”仪程，唱演傩堂小戏和大戏以酬神。湖南傩戏中的大本戏《孟姜女》、《龙王女》、《庞氏女》、《七仙女》（以上简称“四女戏”）、《花关索》、《桃源洞》（即《大盘洞》）大都是由“还傩愿”中第三仪程里的许多法事唱演而演变形成的。湘西侗族地区傩戏剧目则有祀求土地神福佑的《庆丰收》、《开财门》等傩歌巫舞（亚滩戏），以及《云长养伤）等“三国戏”。湘南傩戏多称为“师道戏”。师公“还傩愿”所设法堂，分为“内堂”（神戏）与“外堂”（马灯），活动时大多二者合一。最后一台“法事”必演师道戏《大盘洞》中的“和神”一折。衡阳旧时谣云：“南乡的脸（壳子），北乡的‘洞’（指师道戏大盘洞》），西乡的‘马灯’（花鼓戏）拿不动。”足以说明傩戏在湘南一带拥有多么深厚的群众基础。清道光年间重修的“宝庆（今邵阳）府志》载：“楚俗多奉娘娘庙，有天霄、云霄、洞霄诸号，即山魈之魈也。”此民间传说后为巫师演化成为“和神”法事，以后又发展为傩堂小戏《盘洞》、《过江》，最后再演变成了傩堂大型剧目《桃源洞》（即《大盘洞》），唱演太上老君弟子杨子云奉命赴桃源洞，搬请六娘降服“三霄”（于霄等），达到“和神”安民的目的。此戏在衡阳、邵阳等地十分流行，对湘南、湘西南湘中一带影响甚大。
从本质上说，傩戏是一种巫文化。说到巫及巫文化，在文明发达的今天、自然是早已走向它的反面，一般人都把它当作封建迷信、落后荒唐的典型，因为装神弄鬼，自欺欺人，严重地污染人们的精神，乃至摧残无辜的生命。所以，成为取缔和改造的对象。不过，傩戏和巫文化的渊源甚早，其中残存着不少的原始遗风与合理内核。比如湘傩《大盘洞》中的搬神、斗法（智闯五关）、和神等情节充满着幻想的仙道世界，披上了浓重的宗教迷信的外衣。然而，只要剥掉其荒诞的外壳，拭除封建的尘垢，就不难发掘其蕴藏的合理内核。那就是：人间能需要正义、真诚、吉庆平安，只有勇敢机智、经受考验方能获得。又如前述“四女戏”的主要倾向为人民大众的自发的惩恶扬善、平等自由的思想情感的表现，其中流传最广、锤炼最多的《孟姜女》中的一折《姜女下池》。笔者曾在《楚文化的活化石》一文（刊台湾《民俗曲艺》第70期）里指出过：“傩戏《姜女下他》的本色为单纯、朴实和优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的主导倾向则是在较为浓厚的巫教源始宗教性质）色彩的民间信仰氛围中表现出对灾难深重的现实生活的揭露与戏谑，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即在于此。”从这里，我们对带着荒诞外壳却包藏着合理内核的傩戏的主要倾向以及傩文化的性质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端午佳节赛龙舟
洞庭湖边一些地方，在每年的传统节日中，除了春节 （过大年）之外，最看重的要算“五”（端午）、”九”（中秋）“腊”（月）三大节，而最热闹的则是端午节。洞庭湖畔端午节的主要习俗有：插菖蒲和艾叶、吃粽子，吃大蒜、采药、熬药洗澡、饮傩黄酒、赛龙舟。
先说插菖、艾。即在端午节的早晨，各家各户把准备好的菖蒲、艾叶（或葛藤）插在门上，用来避邪。关于这种风俗的来源，洞庭、潇湘之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张天师出来收拾瘟疫虫毒，他以菖蒲为剑，艾叶为虎，葛藤为绳索，斩除并捆绑一切瘟疫、妖孽。湖南民间流传这样的歌谣：“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五毒化灰尘，妖邪归地府。”另一种说法与《白蛇传》传说故事有关。法海和尚告诉许仙，要他在门窗上插着菖、艾、葛来对付白蛇。据说，草蒲是斩妖剑，艾叶是打神鞭。葛藤则是捆仙绳。插上这些东西，白蛇便无法逃脱，这些歌谣和传说自然各有自己的倾向，但蒙上了不少历史的尘垢。我们只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拭去其中迷信色调的尘垢，就会发现它们蕴藏着的光彩和魅力。
按照民间习俗，认为农历五月是“恶月”，有许多瘟疫、邪恶出现，所以要采取各种防范举措。认真分析，除芜存青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端午节时，天气开始炎热 （尤其是在南方），细菌病毒活跃起来，故而疾病甚多。所以，人们在端午节前后需要进行一次防治疾病的活动，或者采集一些常用的药物备用。此种情况的折光反映，便是一系列的防病、治病和辟除邪气的风俗习惯的出现与传承。因而端午节的另一名称叫做“天医节”。早在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岁时记》即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禳毒气。”《燕京炎时记》亦云：“端午日用菖蒲艾叶插于门户，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这种古老习俗在于百年后的今天，仍在岳阳、长沙、湘潭等地十分流行。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考察，菖、艾、葛等物确有药物疗效。菖蒲含挥发性芳香油，有通神、通窍、杀菌、理血、活血的作用，能治吐血、衄血、尿血、便血、子宫出血、产后瘀血、跌打损伤、疮郱肿毒等症。把菖蒲放在水缸里，能杀灭蚊虫、孑孑以及解毒。艾叶则清香避秽，有理气祛寒、暖子宫的功效。内科常用它治腹痛、经闭、月经不调、子宫出血、胎动不安等症；外科则用它治荨麻疹、湿疹、疮癣诸病；用艾叶熬水洗澡，能去风毒；艾叶还是针灸时不可少的药物，用艾叶捣搓成艾条，放在人体穴位上点燃熏灸，是很有成效的传统疗法。葛藤有退热、止渴、透斑疹的功效，为治疗感冒头痛、项背强痛、热性病烦燥、口渴、痢疾、肠炎、小儿麻疹下透的良药。葛藤还是解酒毒的佳品，叶捣碎外敷可止外伤出血。
当然，一般人下一定具有上述这些医药知识，但是，地处卑湿、滨临湖区的岳阳、长沙一带的人们，世世代代传承着端午节插菖、艾的古老遗风，是千古不衰、人皆效法的习俗。
再说吃粽子。端午节吃粽子，是我国南北方许多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共同的风俗习惯。在湘北岳阳、澧县一带，在洞庭湖畔和汨罗江边尤其是如此。吃粽子的习俗，自然与屈原有着密切的关系。鄂东、湘北等地流传一首《粽子歌》：“有角有棱，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身熬煎。”此歌既是对粽子的描绘，更是寄托了荆楚、湖湘人民对屈原的怀念。
关于粽子与屈原的密切关联，古代典籍及近现代仍在口传的故事均有不少资料可以说明。《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以菰叶裹黏米，谓之角黍……或云亦为屈原，恐蛟龙夺之，以五彩线缠饭投水中，遂袭云。”《续齐谐记》载述更详：“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间大夫，谓曰： ‘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近现代长沙一带口头流传的风俗传说 《端午吃粽》与《续齐谐记》载述的故事情节大体相近，而且更其接近现实生活一些 （比如关于“三闾大夫”的出现——与堂屋里供奉的屈原像“一模一样”，关于粽子的原料及其包法等）。故事的结尾还特地说到：“……此后，便一样用箬叶包糯米，成了今天的粽子……”
从以上三则资料获悉，千百年粽子大体上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演变：开始为角黍，即“以煎叶裹黏米”；稍后出现筒粽，就是“以竹筒贮米”并“以楝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 （用的什么米虽未明说，似乎沿袭下来的仍是黏米）；再后才是粽子，系“用箬叶包糯米，成了今天的棕子。”征之于史籍，也大体如此。据东汉应助《风俗通义》记载，端午节前一天（五月初四），用菰叶裹黏米和枣栗，用灰汁煮熟的角黍，此种节日食品为“取阴阳包裹之象也……所以赞时也。”可见角黍之出现甚早。西晋周处《风土记》及南朝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述的均为“角黍”，乃是先秦两汉端午节日饮食习俗的延续，但到比宗懔稍后的南朝 （梁）吴均《续齐谐记》里却有了筒粽。再后的《事物始原》记载的粽子，已是制法各异，品种繁茂，有角粽（角黍）、筒粽、菱粽、锥粽、九子粽、秤锤粽等。唐明皇吃了九子粽后赞不绝口，还赋诗纪事。宋代的“艾香粽子”，陆游也为之写诗。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以后）粽子的花样，品种更多。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以后）的“火腿粽”流传至今。
今天，岳阳、长沙等地的粽子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从粽馅来说，有肉棕、火腿粽、鸭丁粽、豆沙粽、枣泥粽、栗粽、什锦粽、冬菇粽、碱水粽……反映出人们的嗜好多样和对美食的不断追求。
从上面引用 《荆楚岁时记》、《续齐谐记》和《端午吃粽》三则资料已经知道，端午佳节赛尼舟的习俗同样与屈原有关。然而，赛龙舟的风俗却并不是从屈原开始的。
根据闻一多先生研究，龙舟的制作和使用，原是经常与水打交道的民族（氏族、部族）把龙的文身扩展到了身体以外的器物用具上面，从图腾文化而演变为民族节日。因此，闻一多先生指出：“端午（节）是个龙的节日，或者干脆叫做“龙子节”。因而，在屈原之前，民间早已流传了赛龙舟（或称“龙舟竞渡”）的习俗风情和传说故事；而龙舟所拯救的对象则分别是曹娥或伍子胥等孝女、贤臣之类的人物。战国时期，楚国人民为了怀念忠贞爱国的屈原，又把这一古老风俗附会到了“三闾大夫”身上。至南北朝及晋代，由于爱国诗人屈原的巨大影响较之曹娥、伍子胥及越王勾践更为深入人心，因而，吃粽子及赛龙舟的“缘起”均归之于屈原一人，并且迅速成为“定论”而直流扩布。经过唐、宋、明、清历代诗家文人的吟唱，著述（其中最突出的如《岳阳风土记》、《武陵竞渡略》等书），屈原与赛龙舟习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限于篇幅，古代楚湘之赛龙舟，我们就这么“一笔带过”吧。下面，主要说说近现代洞庭湖畔赛龙舟的情况，特别是岳阳——汨罗江“国际龙舟节”的盛况。
先说汨罗江边的赛龙舟和“做故事”，作为屈原怀沙自沉，龙舟竞渡故乡的汨罗江，赛龙舟的风俗及其传说自然会更多。更吸引人一些。比如《汨罗江上水倒流》、《汨罗江龙舟凤尾的由来》、《五月初五划龙船的来历》、《回龙门的来由》、《黄狗恋坡》等（均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岳阳市分卷》），都是十分有趣的民间传说故事。据说，每年端午节前后，在涨“端午水”时，洞庭湖的大水会倒流到汨罗江里。这种“西水倒流”的罕见景象，传说是洞庭龙王爷护送屈原尸体返回汨罗江边玉笥山下。传说屈原投江之后，当地民众闻讯纷纷划船去抢救。人们在汨罗江上打捞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找到”三闾大夫”的遗体——原来已经漂流到洞庭湖里去了。根据虾兵蟹将的禀报，洞庭龙君派去的“人马”很快发现了屈大夫尸体。然而，怎样才能送回汨罗江边的玉笥山下呢？洞庭龙君只好去向杨子江龙君求援。杨子江龙君一听要送忠臣返回定居之地安息，赶忙连夜之间化雪山之水，涨起漫江激流。这样，随着倒流的西水，屈大夫的遗体也就安然到达目的地，被渔民们捞起葬于玉笥山下。
这些充满幻想浪漫情调的传说故事，生动地表现了洞庭湖畔民众对他们无限景仰的忠臣、诗人的厚爱。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渔民们在汨罗江上竞相打捞屈原的尸体，正是龙舟竞渡 （赛龙舟）风俗的滥觞。
正是缘于上述原因，汨罗江也不但世世代代、年年岁岁赛龙舟，而且有关的习俗、制度长期流存，甚至出现了一些为外地所无的“绝招”。从制造龙船的“送红”到龙舟下水，从龙膛的“朝庙”（往屈子祠祭奠）到操练、竞渡以及“胜归”，汨罗江畔赛龙舟的风俗独具特色，而且井井有条。其中特别是“做故事”，可以说是汨罗江边的一个”绝招”。当然，“做故事”并非湘北独有，亦非赛龙舟的特产。从湘北看，端午、中秋和腊月（即“五、八、腊”）都有这类活动。不过，缘于气候等原因，似乎中秋节和腊月“做故事”更酣畅、更壮观，端午节“做故事”只是偶尔出现。
所谓“做故事”，是一种戏剧造型。就是选择一些传说故事中有代表性的场面，以真人扮演剧中人物，并把它固定在一个特别平台的铁支架上，伴随着锣鼓、鞭炮声，由人们抬着游行。这种别致的、很有吸引力的游艺民俗，在湘北、湘中一带颇为流行，尤其是汨罗江边的归义、新市、长乐等集镇最负盛誉。
根据扮演人物的多少，演员能否在台上活动等情景的不同，“做故事”一般分为高故事、低故事和走故事三种类型。常见的剧目为《女媭抚琴》、
《断机教子》、《青河桥比剑》、《蒋世隆抢伞》、《韩湘子化斋》等。“做故事”走街串村时，前前后后还有虾子、四不像、彩龙船 （旱船）、渔翁戏蚌之类的民间歌舞，丰富多彩，热闹非凡。
再说湘江之畔的端午节与划龙船。端午赛龙舟，在湘中的长沙、湘潭、益阳、娄底等地也很流行。不过，这些地方关于划龙船来历的传说与汨罗江边的传说并不尽相同。长沙，望城县的梨、东湖、梨丘、坪塘、高塘、日泉、铜官、靖港一带流传着划龙船是为了纪念金角老龙的传说故事。它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旱灾严重，老百姓天天求雨而无济于事。一天，掌雨的金角老龙变作人形私访京城，且与鬼谷子仙师就何时下雨、下多少雨赌输赢。为了获胜，金角老龙竟然私改风雨簿。玉皇大帝怪罪下来，决定五月初五午时要斩金角老龙的头。金角老龙托梦给唐朝皇帝求救，唐太宗应允，但监斩的丞相魏征届时还是在睡梦中斩了金角老龙的头。龙头滚落皇宫，冤魂 （因原答应救，却仍被杀，故成冤魂）闹得京城不得安宁。唐太宗只好敕封金角老龙“每年正月连头十五日，五月脱头五天。”也就是黎民百姓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仿制连头金龙耍十五天（即舞龙灯半月）；五月初一至初五，把龙头放在船头（即划龙船）竞渡五日。显然，这一风俗传说内容颇为驳杂，其中既有与龙图腾有关的一些初民信仰的故事片断，又有唐朝皇帝、丞相关于监斩金角老龙的仙凡纠葛的传奇逸闻，也就是史前图腾文化残余与封建帝王传说轶事混杂一起。对此，限于体例与篇幅，姑且不拟深
长沙、望城县的梨、靖港等地划龙船及舞龙灯中至今仍然残存着遥远古代的龙图腾的某些余痕。比如，划龙船唱的某些龙船歌，舞龙灯时抓米打龙头，舞龙后的“斩龙”仪式等都是。流传在浏阳河畔梨镇划龙船时唱的《谢茶酒歌》，其中唱道：
……
多谢又多怜（啦），
多谢香花宝烛谢神龙（啦），
信神者龙神保佑，
作田者五谷丰登，
……
明显地体现出祭龙祈年的主旨。它与远古时期农耕氏族（部族）共同的一种生产礼仪——在氏族神灵面前歌舞娱乐并占卜农业收获是遥遥相通的；与明代《武陵竞渡略》记载的“划船……以卜岁”则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湘江下游舞龙灯时抓糯米打龙头的习俗，其渊源亦甚古老，当与古代祭龙投食有关联。现今的糯米，即是远古时期祀神用的精米，即“糈”。《山海经》及屈赋中多次出现“糈”，系祭龙飨神的重要食物。舞龙灯时抓糯米打龙头，当然是意味着把糯米投给金角老龙吃，以讨其欢心，从而祈求赐福地方、五谷丰登。它与《荆楚岁时记》、《续齐谐记》等典籍载述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龙，是有传承关系的。
最后，说说洞庭湖滨国际龙舟节。世代相承的赛龙舟风俗，不但在我国大陆盛行，在台湾、港、澳也颇流行；在范围甚广的东南亚汉人社会以及越南一带，亦可见到龙舟竞渡活动；日本冲绳、长崎等地的“爬龙”（或称“排龙”、“哈利”），也与中国的龙舟竞渡有关。这些，表明端午节赛龙舟早已成为世界性的民俗文化现象和国际体育竞赛活动。
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许多城市、地区都利用本地（或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或名特产作为契机，纷纷举办××国际文化节。即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使这个地区或城市走向世界，也使世界了解这个地区 （或民族）或城市，以深化改革开放，加速经济、文化发展。正是基于上述情况，1991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当年行吟过的、也是诗人第二家乡的湖南岳阳市举行了首届国际龙舟节。
据统计，’91中国湖南汨罗江国际龙舟节，参加龙舟竞赛、经贸洽谈、旅游观光、学术交流（第一次屈原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举行）等活动的境外、境内宾客约10000人，赛场、交易会场及联欢活动的参加者多达60万人。汨罗江边。洞庭湖畔的龙舟竞渡如此盛大、隆重，确实是史所未有。
首届国际龙舟节不但盛况空前，而且传统色彩很浓。整个龙舟节期间（历时两周），“龙舟文化”的气氛十分浓烈。汨罗江、洞庭湖本来就是“龙船的故乡”、“龙舟文化”的孕育地（故岳阳有“龙城”之称）。今天，在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异彩纷呈的龙船和“龙舟文化”使得岳阳（巴陵）这座古老的城市显得朝气蓬勃而又诗意盎然。此次国际龙舟节，是“以舟为媒，以文促贸，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其主旨。围绕着主旨·开展了一系列的“龙船文化”活动，诸如“龙头祭”、赛龙舟，由于姿百态的巨龙及迎风招展的“龙旗”组成“龙的世界”——”龙城一条街”；举办“相会在龙城”的文艺晚会；评选“屈原杯”粽子；编辑出版诗词楹联专集《屈原颂》；拍摄电视剧《屈原魂归故里》等等。而贯穿这些内容丰富、色彩绚烂的节日活动的主旋律，则是此次国际龙舟节的主题歌 《龙舟歌》、竞渡曲《赛龙舟》和迎宾曲《等你来盼你来》。所有这些，把“龙舟文化”的浪潮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紧紧地攫住着直接参与或者场外关切的每一个人的心。
篇幅有限，这里只能以“尤头祭”为例，说说此次盛大节日的“龙舟文化”的浓烈气氛。祭尤是龙舟竞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赛龙舟的“序幕”的传统仪式，更是召唤以身殉国的屈原忠魂的古老礼仪。首届国际龙舟节在竞渡之前，仍然举行了既保存传统仪式又注入新的因素的“龙头祭”。1991年端午节上午，祭龙队伍经过“骚坛”等地，到达屈子祠门前。“龙头”被抬进祠里，安放在“故三间大夫之神位”下面。一位台湾运动员和一位香港运动员受来自世界各地的27支龙舟队的委托，给龙头“上红”——把一条红带披在龙头上面。中国龙舟协会负责人王天佑等向龙头敬献了花篮。当地民众代表献上对联，赫然大字展现在人们眼前：
浪卷旗飞五月龙舟争竞渡；
天荒地老千秋百姓哭忠魂。
接着，主祭人宣读了祭文，并为龙头“开光”（即“点睛”）。尔后，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龙头即被抬往汨罗江，奔向洞庭湖 （岳阳市南湖龙舟赛场），这一切，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迅速传往世界各地，特别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栖息之处，泛起多少人心灵的激荡，引起多少礼赞和祝福。
1993年，湖南岳阳、江西九江、北京及香港，又有分有合地再一次举办了国际龙舟节，进行的时间更长，异彩更为纷呈（如从陕西黄陵县、湖南炎陵县分别取来黄帝、炎帝“圣火”，汇合于岳阳南湖龙舟赛场等），场面更为宏伟。今后，在南方江河湖海、长江沿岸、洞庭湖滨、汨罗江边，还会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龙舟节出现，龙的传人和“龙舟文化”将永远盛传于世。
“芙蓉国里”民俗旅游特色
从湘中旅游民俗区到湘西旅游民俗区，从湘南旅游民俗区到湘东旅游民俗区再到湘北旅游民俗区，三湘四水，“芙蓉国里”，主要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及习俗风情，大体上都赏览了一遍，粗略地作了一番考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也即可以作为“芙蓉国里”旅游民俗特色的，笔者认为有以下这么四个方面：景观、风俗以“奇”著称。不论是湘西的武陵源或者湘东的“小四水”（浏阳河、渌水、洣水、耒水），也不论是湘北的洞庭湖或者湘南的九嶷山，湖南素来就以奇山秀水闻名于世。
清人檀萃《楚庭稗珠录》载：“自武陵（按，指今常德市）以西皆滩河，其险怛心，其奇骇目……行数日，则所见愈多奇。”现今游览武陵源、猛峒河、九嶷山、琅山、浯溪、苏仙岭、南岳、洞庭湖等著名风景区，更会为那些峰、崖、 （森）林、（溶）洞和涧、溪、瀑（布），湖的谲诡多变、神奇瑰丽而目不暇给，惊喜不已。
不但潇湘自然景观奇，而且湖南的人文景观也奇。”茶乡之尾” （古代茶陵，现在炎陵县）的炎帝陵，九嶷山舜源峰下的舜庙，汨罗江边的屈子祠，洞庭湖畔的岳阳楼、二妃墓、柳毅井、三醉亭（源于“八仙”之一吕洞滨“三醉岳阳楼”传说），长沙马王堆及望城坡的汉墓，以及爱晚亭、岳麓书院，韶山的毛泽东诗祠碑林，衡山（南岳）的南岳大庙、藏经殿、福严寺、方广寺，祁阳的“浯溪三绝”，临澧的楚墓群和宋玉坟，石门的夹山寺（传说李自成兵败后削发归隐于此），黔阳的芙蓉楼……无不令人神往。
更有甚者，“芙蓉国里”习俗风情亦奇。缘于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湖南千百年来在发展中出现巨大的曲折性和繁复性。因而，一省之内，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大平衡，呈现出多方面的巨大差距。湘中“金三角”（长沙、株州、湘潭）一带，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现代化色彩甚浓。而湘西、湘南一些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高山峻峙，滩河险阴，长期处于封团（或半封闭）、落后状态，民众生活中原始遗风和古老习俗流存甚多。其中引人注目、且有多方面社会价值的诸如：土家族的“摆手”、苗族的“椎牛”（或“椎猪”）、瑶族的”调盘王”（“还盘王愿”）、侗族的的祀“萨”（祭祀远祖萨神）、瓦乡人（苗族支系）的“跳香”；还有湘西、湘南、湘东各兄弟民族及客家人的服饰，饮食、居住、婚丧（如侗族“抢”亲、土家族“哭嫁”、湘西“跳丧”、湘南“夜歌子”）、节庆等习俗风情（其中有些与《楚辞》、《荆楚岁时记》载述的巫风楚俗有关），以及被誉为“原始文化的标本”、“楚文化的活化石”的傩戏傩文化等；更有许许多多与上述有关的神话传说、史诗古歌、故事寓言、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它们大多为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倾向或民主色调的古老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自然其中也夹杂着一些落后的、迷信的东西），因而引人注意。
奇山秀水，奇风异俗，对于旅游者来说，尤其是对民俗文化饶有兴趣的人来说，湖南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古代的屈原、郦道元（《水经注》作者，南北朝北魏皇兴年间人，公元5世纪）、柳宗元、徐霞客（明代著名地理学家，著有《徐霞客游记》、檀萃（所著《楚庭稗珠录》卷一“武陵”、“桃源洞”、“辛女岩”等条均系湘西自然景观实录）等学者方家，对潇湘奇山秀水不但十分向往，而且不惮千里跋涉亲身探究，著述传世；现代旅游昔、考察者凭藉现代的交通工具、文化知识的有利条件，对“芙蓉国里”的奇山秀水、奇风异俗的游兴和钻研精神，一定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稻作文化的基调
洞庭湖畔的船俗、渔俗，湘东丘岗地带的猪俗、牛俗，湘西山区嗜酸喜辣和吊脚楼的饮食、居住习俗，湘南地区的盘王节、敬鸟节以及“尝新”、
“抬狗”等岁时节令风俗，都可使人明显地感觉到它们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更具体地说，这是由于南方山野劳作的现实生活及劳动旋律等因素的制约而形成的一种有内在联系并且显现出共同格调的主旋律，也就是稻作文化的基调。这种南方独特的稻作文化基调，与我国北方的麦黍文化及西北的游牧文化在内容、形式、韵味方面遇然不同。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资料表明，我国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东起沿海，西至云南，北达陕南，南跨海南，均属稻作文化区域。湖南以及湘、鄂、川、黔边界，正是在稻作文化范围之内，这一带雨水丰沛，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无霜期甚长，很适宜于水稻生长（许多地方一年可以生长两次——双季稻）。而且，从境内广泛流传的炎帝神农神话、鬼谷子传说、“五谷神”神话传说以及澧县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来看，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流域的稻作文化历史十分古老而悠久。
稻作文化的基调，不但可以囊括“芙蓉国里”现今流行和与农业生产颇为直接的许多习俗风情，而且也可解释不少古老而神奇、谲秘且荒诞的原始遗风。也就是说，它与一些巫风楚俗——楚文化以及更为旷古的风俗有着内在的、深远的联系。
楚文化色彩
千百年来，作为南楚故地的湖南一带，缘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巫风楚俗一直保存得比较古老、系统、深厚，而它又与稻作文化是有所关联的。因为旧时的稻耕过程，从犁田——下种——栽秧——薅田——培育——成熟——收割——贮藏——加工等。整个过程极其艰辛、繁复，而且经历时间长，季节性强，劳动强度大，自然压力和社会压力都很大。以单薄的个体力量、匾乏的生产知识来承受变幻莫测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巨大压力，乃是十分艰难的。于是，世代承袭着的原始信仰、古老宗教、俗信观念就成为了人们“匮缺力量的弥补”。所以，诸如天地崇拜、太阳崇拜、雷公崇拜、土地崇拜、五谷崇拜以及龙图腾、凤图腾、大国腾、竹图腾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就在楚地民众心灵上长期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也就比起别的地区 （如中原等）保存得较为原始、古朴、系统一些。
因此，在潇湘大地，在“芙蓉国里”，尤其是在长期闭塞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巫风楚俗一直盛行。前面说过的“摆手”、“椎牛”以及“还傩”、“渡关”等风俗、礼仪，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几乎都与各该民族（或各该地区）的族源、民族迁徙及民族心理素质有关，同时又都与农业生产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从文化性质上说，上述诸多民族祀典及其文艺 （神话传说、吏诗古歌、歌舞技艺）均属巫文化，并与楚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楚文化正是在巫文化的深厚基础上融合了华夏文化而产生的一种生命力强大、色彩绚烂的区域文化。在春秋战国以后并未因楚国灭亡而完全消失，而是在楚裔系族及荆楚故地绵延着、演化着。因此，湖南各民族、各地区流传下来的许多古老风俗习惯和传统民间文艺带着不同程度的楚文化色彩，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湖湘文化色调
近代在湖南一带崛起的湖南文化，对“芙蓉国里”的人文景观和习俗风情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当然，由于它的时间与地域远远没有楚文化那样久远，深广，因而成片的色块式的湖湘文化民俗地带甚为罕见，主要是通过散播在湖湘、洞庭之间 （以湘中、湘南为主）的一些人文景观的点联结起来而显示出鲜明的湖湘文化的色调来。比如岳麓山上黄兴、蔡锷、禹之谟、陈天华、刘道一、焦达峰、陈作新、姚宏业、刘昆涛、黄等革命先烈的陵墓，他们都是从甲午战争 （公元1894年）到辛亥革命 （公元1911年）之间的湖湘文化巨子，是一批又一批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冲锋陷阵、喋血奋战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尽掷头颅不足痛”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充分显示出近代湖湘文化的思想锋芒和凌厉气势。
又如散布在衡阳县的王船山故居 （即“湘西草堂”）、隆回县的魏源故居、双峰县的曾国藩旧居和蔡和森同志纪念馆、湘阴县的左宗棠祠、湘潭县的齐白石故居、长沙县的杨开慧烈士陵墓、徐特立同志故居、黄兴故居等，这些著名人物的居屋 （或墓祠）虽然历尽沧桑，有些已甚为古旧，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地方曾经凝聚过时代的风云，荟萃着文化的积淀（主要体现于这些历史名人的活动及其著述中），对于了解和考察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意义。所以，经过修复、整理以后，这些人文景观湮没或隐藏着的湖湘文化的光泽将会因拭除尘垢而恢复其本来面貌，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主要参考书目
《中华全国风俗志》胡朴安编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出版
《荆楚岁时记》[南朝·梁]宗懔撰
《三湘胜地游》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等编湖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湖南旅游大全》吴芬清编著湖南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巫瑞书彭继宽主编
《神州第一陵一炎帝陵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株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
《长沙史话》王果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上下集）凌纯声芮逸夫著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出版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石启贵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楚风”（杂志）创刊号（1981）至1994年各期湖南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双月刊
“民俗曲艺”第69、70期（台湾、杂志）王秋桂（台）庹修明主编（此两期为“中国傩戏傩文化专辑”）
《楚文化史》张正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巫风与神话》（楚文化论文集）巫瑞书林河龙海清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后 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旅游事业欣欣向荣。与之相应的，旅游文化及其关联的一些学科 （如民俗学、民族学、传说学、方志学等）也充满勃勃生机。在这样大好形势之下，笔者多年从事的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日益广阔，从纯文学扩展到了广文学 （既是文学又不完全是文学）；并且对民俗学、民族学以及旅游文化等周边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楚文化与民俗、民间文学”（即“楚文化学”）专题研究的长途跋涉。直到90年代初期，才有第一批收获——“楚文化学”系列著作第一、二卷 （分别题名《楚文化探踪》、《南方民俗与楚文化》）相继写完初稿。紧接着，自然是更其艰巨的改稿和定稿。
就在这个时候（1993年冬），笔者赴京参加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女教师董晓萍博士介绍我认识了《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主任丘桓兴副编审。作为民俗学方面同行，并且曾经读过他的大著《中国民俗采英录》，我们一见如故，自然有许多话要谈。此时，丘桓兴先生兼任着“中国旅游民俗丛书”主编。他期望该丛书的“湖南卷”（题名《芙蓉国里的民俗与旅游》）由我来撰写。盛情实在难却。不过要把这本书“挤”进我的写作日程确实是有困难。但是，这套丛书的顾问是我的师尊、年逾90的钟敬文老先生。因而，在京时我还是欣然应允了。返湘后，不得不把“楚文化学”第一、二卷的改稿往后挪挪，腾出时间进行《芙蓉国里的民俗与旅游》的撰写。
在通过书稿“内容提要”以后，丛书编委会分工陈有昇副主编经常与我联系。从夏天经秋天、冬天再到春天（1994—1995年），陈有昇先生热情洋溢地给我先后写过 10余封信，对撰稿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分析、“参谋”、进行帮助、鼓励，还把他在台湾《民俗曲艺》发表的大作《沈从文与巫文化》复印寄来，供作参考。对此，我是在内心深处铭记和感谢的。不过，由于太忙（除繁重的教学之外，还面临着数“关”齐下的催稿“军令”，因而不得不几部书稿交叉并进），我给他交流自己的学术动态甚少，更没有来得及将拙作奉寄请教，这是颇为内疚的。
现在，在丛书编委会及几位王编、副主编的关心和帮助下，经过一年多时间断断续续的努力，总算是把这部书稿“交卷”了。如果它能让海内异域前来潇湘大地游览或者异地神往的旅游者、读者们对“芙蓉国里”的风光、民俗的了解还有一点儿“导游”的作用的话，那就是笔者的至悦至幸了。
巫瑞书
1995年季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