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下岗”：282条光棍的心灵史 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特殊的“下岗”：282条光棍的心灵史
2007-09-04 11:53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8
贵州省贵阳市牌坊村，这个2249人、665户的山村，有282条光棍。
他们男大当婚之时，正是打工潮滚滚而来之时。光棍们未曾想到他们踏在一个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来，还是出门去，这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留下来，还是出门去，他们都将面临一个婚姻窘境。
“我需要一个女人”
“你带个女娃过来，1000块钱。”可能是觉得钱太少，他又伸出3个指头：“3000，怎么样？”
贵州省贵阳市牌坊村原名牌方村，处在崇山峻岭之中。2000年三村合并时，因为“土地多”，就在“方”字加了土旁，意为这里的村民世代以土地为生。
一条8.3公里的国家扶贫公路环山蜿蜒，串起数个汉、苗族寨子。8月2日，在回家的山路边，张成梁喃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带个女娃过来，1000块钱。”可能是觉得钱太少，他又伸出3个指头：“3000，怎么样？”
36岁的张成梁有些秃顶，不时翻着白眼。“他脑筋失灵了，连123都数不清。”父亲说。张成梁的逻辑思维天生有缺陷，但日常行为与常人无异，他这些直愣愣的话正说出了光棍们沉默的心事。
村里几乎没有适龄未婚女孩，在册的60名其实早已“逃离”这里在外打工。相反，这个2249人、665户的山村有282条光棍，约占男性总数的1／5。30岁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岁。这里的男女比例(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134.7，远高于全国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06.3。
张成梁无法从事需要思考的农活，比如种田。白天他抽着烟杆在村民家里闲聊，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处男”，他便愤怒地瞪眼；晚上回到木头房的阁楼上闷睡，房里除了撑着塑料膜“蚊帐”、铺着稻草的床，以及堆放在竹竿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
村里其他大部分光棍身体健康，而生活与张成梁如出一辙。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或外出打工，或种地，种植玉米、水稻、烤烟。
这不仅仅是牌坊村的故事。“全乡8个行政村，光棍至少有一千五百多个，最多的村有三百多。”高寨乡(下辖牌坊村)计生站干部杨绍伦说。他今年50岁，丧偶，有个5岁小孩，也找不到女人续弦：“我需要一个女人，50岁以下，不能生育的也行。”
没有老婆的四处讨老婆
女孩到家里“考察”后说：“你太穷了。”他把气憋在心里，大喇喇地说：“穷你就走吧。”
除了偶尔有登记结婚的村干部，大部分村民在近两年已看不到热闹的婚礼。村委会主任兼村支书杨学品把光棍问题归咎于贫穷。全村面积23.11平方公里，几乎全是山地，田地只占不到2％。去年人均纯收入只有八百多元。40岁以上的光棍有六十多个，他们是认命的一代。每当讲起婆娘问题，都会心一笑，给出一个出奇一致的回答：“条件不好，找不到嘛。”
农闲时，董学魁独自在家编着竹筐。他从不出远门。平时，他自己做饭、洗衣服，腰间别着钥匙，独守空房。弟弟经常外出打工，在家也不愿意煮饭，他认为这是女人的活。兄弟两个都是光棍。“在家里，他(指董学魁)就是女人，弟弟是男人。”一名村民打趣说。
董学魁腼腆地笑了。有时他会不经意地自嘲。家里养着几十只鸡，小鸡总是想溜进屋里觅食，他“喝”一声，把鸡吓出丈外，随口扔出一句：“婆娘找不到，鸡婆养了一堆。”
近几年，40岁的董学魁每年都会有几次相亲，但都无功而返。现在，他已经对讨老婆不抱希望，连相亲都懒得去了。
他姐姐已经外嫁，两个哥哥结婚后分家了。4年前父亲去世后，家里只剩下他和弟弟董学彪。两人借钱在公路旁修了4间房的水泥平房，住在一起，比其他村民的茅草房、木房要显得气派。这使他有了“筑巢引凤”的资本。
然而他依然找不到老婆。光棍们希望能生儿育女，但他们恰恰卡在尴尬的年龄段：年轻女孩外出打工，有更好的婚姻机会；中年寡妇或已结扎，或带着子女，再生育的话，原本贫寒的光棍家庭无法承受多子女的生活重担。
董学魁成了村里条件较好，但却讨不到老婆的“典型”。“条件好的女方看不起他。条件差的，他又看不起女方。”弟弟董学彪说。
董学魁的好条件其实仅限于现在。在1990年代，他跟其他光棍一样过着穷日子。全家住在山坳里的木房，4年前倒塌了。耳聋的父亲、生病的母亲被看成是“累赘”。那时，兄弟俩并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35岁的董学彪跟哥哥一样，喜欢把夹克耷拉到胳膊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他同样相亲无数。二十多岁时，他第一次相亲。女孩到家里考察后说：“你太穷了。”他把气憋在心里，大喇喇地说：“穷你就走吧。”
但随着年龄增大，他变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半个月前，有个在江苏打工的老乡打电话，说要帮他介绍女朋友。他不假思索就坐上火车，来回花费两千多元。结果是传销骗局，他又狼狈地逃了回来。
更早的时候，有3名外地人开车到另一个寨子里，边拍照边散发招工传单，附带一个更诱人的条件：介绍对象。话一传开就变成“外地人带女人来了”，全寨都轰动了。
7月31日，三五村民在董家闲聊，董学彪感慨这个社会骗术太多了。“他是想女人想疯了。”一个村民说。董学彪讪笑着，手里正在编织哥哥未完成的竹筐。忽然他把竹筐一扔，长伸一个懒腰，“太累啦！”他闷吼了一句。
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
他一直没有寻思再“骗婚”，只是念叨着：“啥时候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啊？”
“没有老婆的四处讨老婆，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本村的“丑事”有时候让村委会主任杨学品“羞于启齿”。
村里的光棍数据没有包含另一个群体：老婆“偷跑”的单身汉。数量不得而知，但每每问及，任何一个村民都能掰着指头数出几个来，连带一声叹息：“娃儿都生了。”
44岁的董学奎还保存着结婚证，黑白双人照挂在墙上的镜框里。“她肯定又结婚了。”当着11岁儿子的面，他粗着嗓门说。他母亲跟孙子打趣：“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儿子别过脸去：“不！”一甩手，把凳子上的猫打翻在地。
1996年，老婆丢下8个月大的儿子，不辞而别，至今杳无音讯。说起来，这老婆也是他侥幸“骗”来的。
十多岁时，他便开始相亲，但没有哪个本村女孩看上他。家里住的是茅草房，有7口人，一个弟弟卧病在床。有亲戚指点他：“到更穷的地方去找。”31岁时，他漫无目的地去到县城汽车站，一个“生意人”搭讪说毕节地区黔西县可以做药材生意，他就跟着去了。
后来董学奎知道“生意人”是人贩子，便撇开他自己找对象。经熟人介绍，在一个满山都是石头的村里，他认识了一个17岁的农村女孩，“我哄她，说我们这里经济比她们好，我在外地打工，家里有钱。”女孩相信了，带着父母到他家看看。
董学奎提前回家“布置”了一番。他借来亲戚家的木房，说这是他的房子，把女孩一家安排在那里。这一招蒙住了女孩。女孩父母走后，董学奎就换回自家茅草房，女孩意识到被骗了，但木已成舟。她没有路费回家，当时也没有电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吵嘴成了家常便饭。
结婚两年后，老婆的父母过来看她，她没有揭董学奎的老底。后来说要回家过节，跟着父母走了。一直不见老婆回家，董学奎跑去黔西接人。老婆说“要回来就回来吧”，但一到黔西县城，她便“走丢”了。
董学奎又去找过老婆家、村干部、县政府，但都没有办法。一晃11年，家里父亲、弟弟陆续去世，3个妹妹嫁到外地，他也一直没有寻思再“骗婚”，只是念叨着：“啥时候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啊？”
没有人嘲笑他。“这种事情不稀罕。”37岁的董学普说。他是董学奎的表兄弟，住在隔壁，也是在黔西找的老婆，“本村的不好骗了，只好去外面骗。”9年前，他们夫妻一起到贵阳卖菜，准备还清结婚时三千多元的借款。过了不久，老婆便悄悄走了，丢下两个孩子，最小的才1岁多。
这表兄弟算是“幸运”的。陈老二在10年前花了3000元买了一个外地老婆，不到几天便“失踪”了。谈及此事，陈老二闷头整理刚刚摘下的烟叶，任由旁人哈哈大笑。
守住了土地，娶不到老婆
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老一辈家中常有四五个子女，儿子找不到老婆，但女儿却远嫁他乡，几乎没有哪个女孩愿意留守这一片土地。村里的新生代在减少，去年村里新生婴儿只有6个。
这几天，张永兰带着11岁的女儿回家探亲。女儿不会讲贵州话，第一次骑牛，吓得用绍兴话大喊：“快点！我要摔下来了！”张永兰大概一年回家一次，“还是家乡好。夏天忙一点，冬天就闲了，就可以去旅游。”
不过，如果让她再选择一次，她说她依然会义无反顾地离家外嫁。
1990年代正是现在30岁以上光棍的婚娶时期，他们的婚姻大事夹杂在滚滚而来的打工潮中。问题在于，牌坊村的女性更迫切地走出去。而男性，更愿意守在家中。
早几年，村里大批女孩已经离家打工。老一辈固守乡土的传统开始土崩瓦解，一部分女孩甚至下意识在抵抗这种本分思想。
1995年，20岁出头的张永兰准备到浙江绍兴打工。父亲不同意，说“女娃大了就嫁人”，连到手的车费又被父亲要回去。张永兰比父亲还倔，她带着90元私房钱，偷偷溜走了。
“我们就想要赚钱，将来结婚才能用。”经济上的独立让她们对婚姻有了更多的选择。后来她嫁在了绍兴，如今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
也有一些女孩被拦住了，陈妹(化名)是其中之一。当记者看到她时，她正抱着一捆毛豆上坡。她说“不后悔”，婆家虽然穷，但好在丈夫对她很好。当年，她连衣服都备好了，却无法踏出家门，上街也被父亲派人盯着。接着，她嫁在了本村。
和女人相比，在打工潮开始之时，男人们不愿意离开土地。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张永华家头屋(相当于客厅)的墙上贴着“祖德流芳”，下面是“张氏堂上历代宗祖考妣位”。靠近地面的墙上是“金玉满堂”，贴着对联：土中生白银，地内出黄金。“这是一个家最重要的地方，上祭祖，下祭土。”张永华说。无论是茅草房、木房，还是水泥平房，村民在头屋都供着祭祖的牌位。
这代表了牌坊村两个传统：孝敬父母，固守土地。
村里一直流传着习俗：结婚的儿子分家出去，光棍跟着父母住。年迈的父母经常被笑称是“家庭负担”，但没有一个光棍选择背弃父母。
1990年代日渐成型的光棍们，未曾想到他们正踏入一个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来，还是出门去，这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留下来，还是出门去，他们都将面临婚姻窘境。
留下，周围的适婚女子越来越少，因为她们一个个热切地奔赴城市而去。
出去，他们在婚姻市场中更处于劣势－－按照一种叫做“甲女丁男”的朴实的婚姻迁徙链条，女人总是会寻找高一层次的男人，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在中国近20年的人口流动中，从乡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边找到高一层次的男子。从乡村走出去的男子却不容易遇见比自己还低一层次的女人。因为在城市里，他们彻底处在社会的最低层。
“我上门也行”
这3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2004年底，夏明凯结束了在深圳4年的打工生涯，准备回家娶妻生子。
村里现在有1／3的人在外打工，包括89名光棍。光棍们清晰地勾勒了一个思想变迁史。最早的一批压根就不出门；随后的一批出了门又回来了，他们多是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汉子，觉得还是应该回乡娶妻。最近的一批，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男孩彻底没有了父辈的思想束缚，他们喜欢城市的生活，很多把婚事办在了外地。
29岁的夏明凯属于中间那一批，他到外边的世界探了探头，却依然把山村视为归宿。
夏明凯在深圳一家鞋厂打了4年工。曾幻想呆在深圳，不再回到家乡。“那里是沿海，经济发达。”但2004年底，他还是回来了。“我现在很后悔。”
可以确认的是，父亲的意见起了作用，“父亲觉得还是家里好。”至于他，曾经比较清晰的期盼，就是在家乡找个老婆。
他觉得在外面交女朋友很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他很反感：“她们都没有来过贵州！”
2002年秋天，他偶然认识了一个江西女孩，小他3岁。女孩被分配到他手下学习技术。一来二往，两人谈成对象。有时女孩会问起他家乡的情况，他刻意回避了。他想过带女孩回家拜见父母，最后也放弃了，“我怕。”他说原因很复杂，在内心，连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到家乡。
这段不坦诚的打工情缘注定无法稳定发展。那年年底，女孩想带夏明凯回江西过年，一名江西朋友却告诉他，他去了女孩家就不能再外出了，这是那边的风俗，他等于是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了。他临阵脱逃没去江西，二人就此悄然分手。
夏明凯回到了牌坊村。带着赚到的几万元，这本来足够他筹办一场婚礼。后来这笔钱投入了养殖业，到现在已养了二十多头猪。
8月3日，他趁着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机会，希望记者能帮他找个对象。“广州、深圳那边女孩挺多的，我上门(当女婿)也行。”
这3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里的光棍大都吃苦耐劳”
“光棍没有给村工作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还是很支持工作的。”
约两个月前，村委会主任杨学品接到电话通知，县计生局要来检查计生工作。一见面，他们的问题把杨学品逗乐了：“村里有多少光棍？”“有没有治安问题？”
这是杨学品第一次把光棍和治安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早在2004年，两名英美学者合著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该书把中国、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光棍跟安全问题挂钩。这导致了当时一场辩论。
有一件事让杨学品印象深刻。大概在1997年的一天，凌晨2点多，一群村民闹哄哄地敲开了他的家门。他定睛一看，院子里一前一后蹲着一对男女，双手捆绑，串在一起。
男的是43岁的光棍，家有6弟兄，只有他未婚。被绑的妇女住在他隔壁。几天前，妇女的丈夫隐隐感到光棍和妻子有染，但抓不着证据。后来他撒谎说要外出打工，纠集了一帮亲戚，在半夜潜回家中。当家门被踢开后，光棍被当场抓住。
杨学品的工作是调查有否强奸。“双方是自愿的，互相看得起。”他说。他对光棍只是说服教育。丈夫不服，天亮后去到乡政府，处理结果一样。
南方周末记者在村里采访，听到各类事关男女的传言，比如某家四个兄弟共一个老婆，某人在广州打工和有夫之妇纠缠闹出人命之类。仔细去问，均是语焉不详查无实据。
每个季度，牌坊村的村委会将全村人集中起来学习婚姻法、刑法等法规条文。“光棍没有给村工作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还是很支持工作的。”杨学品盖棺定论。
不过县计生局下来检查时，杨学品还是说了自己的心事：“既然你们下来检查，请你们帮个忙，有对象的话介绍一下。”
村委会主任助理夏明凯希望能登个征婚广告。他想替全村光棍征婚：“这里的光棍大部分都是吃苦耐劳，做事踏实，很多是初中以上文化。这里有铁矿、煤矿、两个溶洞。”他像是在招商引资，“通过招商联姻，一举两得。”
“你是读书，还是翻土？”
“我决不愿意孩子种地，读书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这里了。”
35岁的董学彪看上去多了一则生活哲学：“先赚钱，后娶亲”。过几天，他准备外出打工，“我还年轻，要找点钱，风风光光讨个婆娘，再过几年就完蛋了”。
他的根还在牌坊村，打工更像是一种娶老婆的手段，但或许能在外面碰到合适的人选呢，“我也不知道以后的事”。
现在每逢过节，村里家家依然在祭祖。但观念已经改变。30岁是一道泾渭分明的坎，父辈选择固守家园，子女选择离开。如今，后者的选择，也成了父辈的强烈愿望。
21岁的邓明学在湖南上大专，每年需要贷款6000元。他妹妹今年高考没考好，准备复读一年。小学六年级时，他曾不想读书了。父亲没有骂他，第二天带他去田里翻了一天土，晚上回到家，他累垮了。这时父亲说话了：“你是读书，还是翻土？”他没有再犹豫：“我去读书算了。”
“我们这一代读书的意识很强，都想出去。女孩也想读书，读不了就出去打工。”邓世杰说。他刚从南京一所本科大学毕业，正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实习，即将正式开始工作。他的两个姐妹也都外嫁，村里只剩下父母。
回到村里，他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带。晚上父亲放牛回来，满身泥土，两人恍如不同时代的人。在皎洁明月下，他构思着职业蓝图，计划在5年后建立自己的公司。父亲在屋里抽着闷烟，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有子女的单身汉也期盼孩子能走出去。老婆跑掉的董学奎，儿子已经跟他一般高，马上要进初中了。每个学期100多元学杂费，每周还需20元生活费。去年，家里收成的玉米、大米换回2000元左右，供孩子读书有些吃力。
但这不能动摇董学奎的决心：“我决不愿意孩子种地，读书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这里了。”至于他自己，早已不再想着盖房子，讨老婆，“我只想安安静静生活了。”
董学奎家门前是山坳，可以望见远处层峦叠嶂的山脉。在雾气朦胧的天边，他说那就是贵阳：“晚上灯光很大，整个天空都红了。”他双手合拢成圆圈，瞄着眼，望向想象中的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