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政府要建立公平财富机制须进行新一轮房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12:44:13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篇文章里提到，2004年国际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访问中国，听说中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感到大惑不解。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经济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中国已经做到，为什么还要搞宏观调控？林毅夫的回答非常经典：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两大失衡——经济“失衡”和社会“失衡”。
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出现在分配领域
《瞭望》周刊发表文章说，第一个“失衡”，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总量（投资和需求比例）和个别部门的超常增长（潮涌现象）。这个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自己创造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选取了成熟经济的平均的结构作为参照。对于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局部经济的增长（如重化工、房地产），特定资源需求扩大（如铁矿、石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投资大量涌向资本密集行业，并未导致劳动密集产业资金的短缺——市场上的流动性仍大量剩余。因此，第一个“失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并不充分。
中国经济存在的真正问题，是林毅夫提出的第二个“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和相应的看病难、就学难、住房难。按照林毅夫的估计，197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关系是2.6:1，2006年是3.3:1，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后的低收入人群。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城市最富10%的人的收入，占城市总财富的45%；而最穷的10%的居民，只占1.4%。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的危险高度。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出现在分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目前针对经济增长速度提出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增长速度主要同第一个“失衡”有关，而无助于解决第二个“失衡”。换言之，降低增长速度缩小不了贫富差距。解决不了分配，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
宏观调控的重心之所以偏向总产出，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工具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认为中国目前还是处在创造财富的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仍是发展的主题——先将蛋糕做大，再研究怎样分。
但经济发展史表明，财富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了。随着增量财富的扩张，分配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旦增量财富超过一定规模，再来调整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代价就会极其巨大。
南美国家的发展表明，缺乏公平财富分配的增长，早晚会产生足够大的阻力，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淖。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丧失，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资本积累时，初次分配没有选择正确的路径。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二次分配中，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低效率的办法，校正以前的错误。
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而在于其选择的“最优”基准。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就是社会总财富（GDP）的最大化；而对于“新社会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首先应当是所有的居民福利最大化。因此，前者只关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后者则更关心总收入与总分配的平衡。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只是为实现全体居民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二阶目标函数。
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总财富增长过快，而是增量财富分配不公。速度本身不是问题——如果分配问题得以解决，高速发展带来的是机会；反之，高速发展埋下的是危险。
对于“卢卡斯问题”，正确的“林毅夫解”是：“必须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出现在分配领域
《瞭望》周刊发表文章说，第一个“失衡”，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总量（投资和需求比例）和个别部门的超常增长（潮涌现象）。这个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自己创造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选取了成熟经济的平均的结构作为参照。对于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局部经济的增长（如重化工、房地产），特定资源需求扩大（如铁矿、石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投资大量涌向资本密集行业，并未导致劳动密集产业资金的短缺——市场上的流动性仍大量剩余。因此，第一个“失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并不充分。
中国经济存在的真正问题，是林毅夫提出的第二个“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和相应的看病难、就学难、住房难。按照林毅夫的估计，197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关系是2.6:1，2006年是3.3:1，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后的低收入人群。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城市最富10%的人的收入，占城市总财富的45%；而最穷的10%的居民，只占1.4%。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的危险高度。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出现在分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目前针对经济增长速度提出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增长速度主要同第一个“失衡”有关，而无助于解决第二个“失衡”。换言之，降低增长速度缩小不了贫富差距。解决不了分配，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
宏观调控的重心之所以偏向总产出，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工具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认为中国目前还是处在创造财富的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仍是发展的主题——先将蛋糕做大，再研究怎样分。
但经济发展史表明，财富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了。随着增量财富的扩张，分配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旦增量财富超过一定规模，再来调整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代价就会极其巨大。
南美国家的发展表明，缺乏公平财富分配的增长，早晚会产生足够大的阻力，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淖。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丧失，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资本积累时，初次分配没有选择正确的路径。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二次分配中，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低效率的办法，校正以前的错误。
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而在于其选择的“最优”基准。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就是社会总财富（GDP）的最大化；而对于“新社会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首先应当是所有的居民福利最大化。因此，前者只关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后者则更关心总收入与总分配的平衡。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只是为实现全体居民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二阶目标函数。
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总财富增长过快，而是增量财富分配不公。速度本身不是问题——如果分配问题得以解决，高速发展带来的是机会；反之，高速发展埋下的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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