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列传(3) 雨后微香

宋代词人列传(3)  雨后微香
秦观
秦观（1049-1100），初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少谒苏轼于徐州，被待为座上宾，勉以应举。元丰八年（1085）登进士第，元祐初，除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坐党籍，削秩，监处州酒税。徙郴州，又徙雷州。徽宗朝赦还，至藤州卒。著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评家有一种以词人自己的词句来评价其风格的爱好，如王国维评温庭筠为“画屏金鹧鸪”，评韦庄为“弦上黄莺语”，评冯延巳为“和泪试严妆”，都十分精到。“同样，我们可以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来拟秦观的词品。”（今人杨世明序淮海词）这八个字的确把握住了秦观性情禀赋的特质，也差不多包括了秦观一生的际遇。
秦观在苏门子弟中，并不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也不是最象苏轼的一个，却是最得东坡喜爱、最得同门关注的。和他同属于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就不无歆慕的记道：在熙宁元丰年间，苏轼出任徐州太守，陈师道以普通百姓对太守的态度侍奉苏轼，偶尔才用宾客的身份参见。而当秦观来拜谒的时候，苏轼一见如故，热情招待，短时间内便亲如师徒。陈师道在为秦观所作的序言中说：“那时我正生病卧床不起，只听说秦观出门时排场雍容，迎接者接踵而至；在苏轼迎接的宴席上，他长篇大论，雄辩滔滔，座客无不属耳倾听。当时人都感到特别的惊奇，也因此难免有所疑惑（质疑秦观是否真值得苏公如此招待？），惟有苏公坚定的认为他实乃当今杰出之士！”在这篇多年之后的文字中，他对秦观得到苏轼青眼有加的际遇尚自记忆犹新，带有不无酸意的揶揄，所以后人竟有代陈师道报不平的。
秦观初谒苏轼是在元丰元年，当时苏轼正在徐州任上治理水患，修筑了一座镇堤的黄楼，秦观为作《黄楼赋》，苏轼读后称赞他有屈宋之才，推赏备至，两人生死之谊自此奠定基础。后来苏轼徙知湖州，秦观与之同行。苏轼因“乌台诗案”得罪下狱，被贬黄州，秦观亲自到吴兴探听消息，又写信到黄州慰问。苏轼对秦观也极为关照，被贬黄州的任上，还写信鼓励他应举，并以自己的遭际出发，劝他别涉及新旧党争的时事，以免风波牵连。秦观连试不第，苏轼替他到处延誉，包括向政敌王安石推荐（当然他也是相信王安石的人格），王安石也欣赏秦观的才华，称誉他“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有了前宰相的推誉，元丰八年，秦观终于进士及第，这时他已经“淹留场屋几二十年”，少年锐气消磨得差不多了。
秦观的青年时期，也曾意气激昂，他是一个具有敏捷才华的人，黄庭坚有诗拿他和陈师道相比，说：“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无己”是陈师道的字，相传陈师道作诗，一定要关门闭户，潜心思索，家人知道他要作诗，连猫狗都要赶出家去，婴儿也要抱到别人家寄放，等他作完了诗才敢回来，可见陈师道文思甚慢，属于苦吟型诗人。而秦观正与他相反，黄庭坚说他“对客挥毫”，陈师道也说他“论说伟辩”，可见他才思敏捷，下笔千言，出口成章。在人群里，这种人才无疑是最为眩目的一种，极易得到赏识与推重，但早秀之林木，最易遭受风雨摧折，太容易崭露头角的人，也极容易因打击而失落。秦观的才华横溢与苏轼相似，圆融达观、荣辱不惊的人生智慧却远不及苏，甚至也远不及黄。当时人即讥评他：“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他也说自己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屡遭挫折之后，开始转而羡东汉马少游的为人（马少游是马援之弟，他的志向淡泊，知足求安，无意功名），秦观本来字太虚，屡试不第后改字少游，可以说是他消沉情绪的一种反映。苏轼也喜马少游，诗句中多有提及，秦观的改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他的影响。
秦观改字的时候还未中举，他在踏入仕途之前，已经因挫折而产生灰心失望的情绪，终于进入官场，他一度比较欣慰，写诗说：“更无舟楫碍，从此百川通。”以为从此可以青云直上，一展胸中抱负。但久不见调，使他不禁颇有微词，等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摄政后起用旧党，开始历史上所称“元祐更化”，苏轼被召入京，他也得到荐举入朝。政治倾向属于旧党一派的秦观，本来以为政坛从此气象一新，不料旧党内部，很快分崩离析，各执门户，分成洛党、蜀党、朔党等派系。秦观是苏轼的追随者，自然被目为蜀党，一再遭受物议，成为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人士攻击蜀党的首选下手对象。
在旧党门户中，洛党多是道学先生，思想保守顽固，如领头的程颐就是著名理学家，而川党中多文学家，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两方单单对尽废新法与否的态度上就水火不容。道学先生所攻讦人的地方，往往喜欢集中在私生活方面，以道德绳人。偏偏秦观在这些地方，特别容易给人抓到小辫子。他一再被洛党的言官劾为“刻薄无行”、“素号狷薄”，一方面是他性情狷傲狂放，直爽无城府，易于得罪人；另一方面也和他喜欢狎游平康，与青楼女子交游，给人落下了话把有关。
秦观喜好狎游，在宋词人中似乎不及柳永出名，但于当时也颇有传言，宋人笔记上记他钟情倡女的事迹颇多，他的小词里也留下了不少痕迹。他初中进士后授职蔡州教授，与官妓娄婉（一作楼婉，字东玉）、陶心儿交好，所以他的词里有“小楼连苑横空”、“玉佩丁冬别后”、“天外一钩斜月带三星”的句子，都是为这两个女子所作的嵌名句。他的狎游出名，以至于黄庭坚写诗给他，委婉的劝告他：“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据他的弟弟秦覯说，秦观很埋怨黄庭坚的这首诗，认为蔡州的事本来也没什么人知道，但黄庭坚的诗句说得重，使得别人看见了，都来吹毛求疵。可见他那时的生活，的确颇为轻佻，在爱情方面，也不是很严肃。苏轼批评他“却学柳七填词”的那一首《满庭芳》，大约也作于这段时期：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
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
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
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此去何时见也？
襟袖上、空惹啼痕。
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一首词极著名，给秦观带来了一个“山抹微云秦学士”的雅号，甚至有笔记认为这个徽号就是苏轼给封的，苏轼喜爱秦观的文字，包括乐府小词在内（相反苏轼与别的门人似乎就很少有交流作词的记录），却微嫌秦观小词气格不高，拿他和柳永作比，开玩笑说：“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是柳永《破阵子》词里的句子，“屯田员外郎”是柳永最后所任的官职。）《铁围山丛谈》里记载秦观的女婿范温，也是北宋名臣、史学家范祖禹之子，曾经有一次在贵人家里参与宴会，这家有个侍儿，喜欢唱秦观的词作，可能是因为范温官职卑小的缘故，侍儿很轻视他，在酒席上连眼角也未扫他一下，范温性格谨小慎微，也不敢多说话。直到宴会气氛欢洽的时候，侍儿才问了一句：“这个年轻人是谁啊？”范温遽然起立，叉手答道：“我就是你唱的‘山抹微云’的女婿。”座客无不大笑绝倒。想必在场的歌儿舞女们，这一下无不对范温另眼相看了吧。
与苏轼交好的诗僧参寥也是秦观的早日交游，秦观曾和他的诗，末句说：“平康何处是，十里带垂杨。”另一个友人孙觉读了这句诗，不满的说：“这小子的贱相又发作了！”所谓“贱相”，即是不满意他沉溺于平康春色之中，乃至于在诗中还津津乐道的提及，显得轻浮无品。后来秦观编定《淮海集》，就将此句改成了：“经旬牵酒伴，犹未献长杨。”《长杨赋》是西汉扬雄向皇帝进谏之作，这一改，使诗从描写狭邪之游一变而成关心国事，格调自是高了，却反而觉得不及原句真实有性情。
秦观恋妓，词集里也偶有被后人批作“鄙俚纤俗”的作品，但大部分写情的词作，却深挚委婉，体贴入微。元好问批评他的诗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是“女郎诗”，其实秦观的小词里，纤细忧伤的感情特质更为明显，比如这首《浣溪沙》：
漠漠轻寒上小楼，
晓阴无赖是穷秋。
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
无边丝雨细如愁。
宝帘闲挂小银钩。
王国维将秦观与晏几道相提并论，说：“小山、淮海，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晏几道是没落的贵族，秦观是失意的进士，身世相去甚远，但天性中的纤柔多感，却极为相似，正由于内心细腻，所以比旁人尤易受到伤感情绪的侵袭，更容易从若不经意之中，察觉人间普遍有之的悲哀。晏、秦两人的差异，大约在于小山更精雅，而淮海常平淡；小晏较多迷惘沉痛的追思，而少游每作清丽婉约的悲音；晏词常使人恸不自已，而秦词却教人不知悲从何来。《词源》评他：“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
《绿窗新话》里则记载了一件秦观在京城的韵事：他游寓京城的时候，有一次应邀参加某贵官的宴会，主人让宠姬碧桃侑觞劝酒，秦观领酒之后，也举觞劝碧桃酒，主人说：“碧桃素来不善于饮酒。”意思就是不让秦观勉强宠姬。谁知碧桃慨然说道：“今日我为学士拼了一醉！”拿起巨大的酒觥一饮而尽。秦观为之即席赋词《虞美人》：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
乱山深处水萦洄，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
为君沈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这首词的后果，是“阖席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宋人宴会喜欢出家姬点缀，席上间作小词调谑，在当时也未必有多么犯忌。令阖席产生怅然不满，更令主人恨恨发誓的，还是因为秦观词中体现出来的，并不是对沦为姬妾的女子之亵玩调侃，而是真心替她可惜，对她的不幸处境、痛苦心情有着敏锐的领悟，这样的才人，纵使只是偶缘而非情缘，又怎么能不使女子倾心相待，甘愿拼得一醉方休？
在私生活方面秦观有许多把柄给敌手来抓，在政治上他更有点幼稚单纯。元祐年间，他一再遭到来自洛党的攻击，因为执政范纯仁（范仲演之子）相援，才免于仕籍不保。后来范纯仁推荐他入秘书省，元祐六年他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推荐者是御史中丞赵君锡。不久，洛党的首领程颐指使门人贾易上奏攻击秦观，说让他任职秘书省是对文馆的一种污辱，赵君锡受到洛党压力也倒向程、贾一边，自责推荐不实，为自己开脱。奏章已上而事情尚未公布，担任尚书右丞的苏辙知道了，告诉了苏轼，苏轼又转告秦观。秦观愤而去找推荐自己的赵君锡，希望他能站在自己一边弹劾贾易，苏轼也派了亲戚王遹去向赵君锡关说，一是指责赵君锡荐举了秦观而又攻击他，未免出尔反尔，一是两浙救灾的事被贾易等人拦阻不行，希望赵向朝廷提出。谁知赵君锡已经完全倾向于洛党，反而在次日奏章里将秦观与王遹来找自己的事全部揭发，并与贾易一起攻击苏辙泄露朝章机密，说苏轼才是背后的指使者，意欲逼迫言臣，离间谏官，掌控朝廷云云。苏氏兄弟也上奏自我辩护，双方交讦，事情闹得越来越大，直至苏轼离朝之后，纠纷尚未平息。《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可以看到当时连篇累牍互相攻讦的情景，在这件事里，赵君锡等人的小人表现固不足提，但秦观轻率的去找赵君锡，希望他能为自己出头，反不幸遭到对方的出首，还连累到苏辙被指控泄露机密，在政治上却也是极其不理智不成熟的表现，他过于单纯，过于冲动，也过于信任别人，实在不是混迹官场的料子。
洛党与蜀党的纷争未了，高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重新起用新党人物，于是内部还争吵不休的旧党一起再次失势。苏轼作为保守党的知名人物自不能幸免，身为苏轼门客的秦观更加首当其冲，头一个被出调杭州，尚未赶到任上，已经被指控和黄庭坚一道修《神宗实录》失实，罪贬处州，从此开始了一再贬谪，流离至死的坎坷命运。
后世论者一般都认为秦观一生未有得意的时候，早年淹留场屋，久试不第，仕宦时屡遭排挤，新党当政后更是越贬越远，贫病交迫。今人评说秦观：“他个性较柔弱，感情较细腻，思想较悲观。他在未入仕前，虽也年少气盛，理想高远，但在仕途上一遇挫折，便灰心丧气，悲观失望。”（徐培均）但他在贬谪之前，虽不得驰骋抱负，却并不是全然的郁郁不欢，毕竟青年时即得到海内文宗的推许，有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晁补之等一干师友相处往来，功名未就而文名已成，也足以使人自许。他的才华易于使人一见倾倒，而他柔弱的秉性，多愁善感的气质，其实也最易得到来自师友间的照顾呵护。元祐间他作为蜀党的追随者一再遭到洛党的攻击，却终究还是一直处于师友的保护之下，未曾受到特别大的冲击与伤害，在仕途上他牢骚失意，却不是绝望无助，所以在早中期的词作里，他流露出的情调有伤感，有消沉，却没有难以自拔的悲苦凄凉。直到贬谪开始，孤身远徙，连保护自己的师友也纷纷遭受同样的厄运，那种举目无亲、前途渺茫的惶恐悲哀，便猛然如洪水般冲垮了他的的意志之堤，使他发出了惨痛的哀音，正如王国维所评：“少游词境，最为凄惋，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所举的词句出自他被贬到郴州时所作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充满了失路无望的悲痛情绪，极易引起远贬在外者的共鸣，苏轼就激赏结尾二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在秦观去世之后，将这两句词写在扇面上，叹息说：“少游已死，就算一万人也赎不回他一个啊！”苏轼并不是容易被消沉意绪所击垮的人，但秦观的凄伤，却带着那么强烈的感染力，使一生旷达乐观的坡翁也为之恻然不能自已。
秦观是脆弱的，在词中也不加掩饰的流露出自己的脆弱无助，比较在谪宦生涯之中的心态，他不及苏黄等人远矣。如果将他们各自所写词中的花卉作比，苏轼是“尚余孤瘦雪霜姿”的寒梅，黄庭坚如“黄菊枝头生晓寒”的秋菊，两者姿媚中都颇饶刚劲的风骨，秦观却宛如以前为人所赋的碧桃，风姿如画，清雅如雪，却毕竟好景难再，柔弱易伤。他初贬处州，再贬郴州，继而又编管横州、远徙雷州，离开京城和家乡越来越远，回归越来越无望，而平生知交也都远隔天涯，何以为情？
《墨庄漫录》里记载他曾经有个宠爱的侍女朝华，秦观以要修道的理由，两次遣送她回父母家另嫁，都有诗相送，语句甚悲。第一次因为朝华回家后悲泣不肯嫁人而又接回，第二次秦观的态度却极为坚决，特地派人到京城叫来朝华的父亲将她带走，作诗说：“此度分携更不回！”竟从此诀别。笔记中说他遣走侍女的原因是要修道，但考其第二次送走朝华，却是在绍圣初外放杭州的就任途中，就是这次外放，尚未到达任上就开始坐罪遭贬，所以怀疑他所言“修道”只是一个借口，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已料到自身难保，不愿意拖累韶龄女子吧。或许有人说他忍情，责备他消极逃避责任，但决绝的分别，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保护方式。他在处州三年，没一日不处于“使者承风望旨，候伺过失”的严密监视之下，最终找不出岔子，还是抓住了他写佛书的小破绽再度论罪贬出。可以想象他这处州三年的生活如何惊惶难安，偶尔念及朝华的时候，多半还替她庆幸逃过了这一劫难。所以后来再贬郴州，他索性不再携带老母妻子和儿女，将他们留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浙西，自己只身赴任。
离别了师友，摈弃了情爱，孤身处于贬所的秦观，可想而知多么悲凉寂寞，“可堪孤馆闭春寒”的萧条，“乡梦断，旅魂孤”的哀痛，无一日不在侵袭着他原本细腻易感的心灵，悄悄残害着他的健康。巨大的愁苦使他无力从中解脱，以至关心他的朋友都为之担忧不已。他曾写过一首《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
花影乱，莺声碎。
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
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
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此词的写作地点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处州，一说是在衡阳。《独醒杂志》中说他是在贬谪途中过衡阳写给当地太守孔平仲所作，孔平仲读到“镜里朱颜改”的句子，猛吃一惊，说道：“少游，你正当盛年，何必说出这样悲怆的言语！”于是步其词韵，也作了一首《千秋岁》，词中有“惆怅谁人会？随处聊倾盖。”的句子以慰藉他。秦观在孔平仲处住了数日后别去，孔平仲远送到郊外，跟他说了很久的话才分手，回来便对人说：“秦少游的气质面貌和平时相差很大，只怕即将不久于人世了。”这首词传播甚远，连朝中变法派的宰相曾布都知道了，并评价说：“秦七必然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的人还能存活的？”这样的传言，怎么能不使天各一方的师友为之担心不已？远贬海南的苏轼特地和韵作词，下阕云：“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词中流露出“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精神，正是苏轼的平生风貌，也是对秦观的一种慰勉，可惜秦观果然如人所料，死于不久之后，让关心他的朋友们无不一掬痛心之泪！
元符三年（1100）的时候，宋哲宗驾崩，徽宗继立，赦还南谪诸臣。秦观在贬所本已绝望，自分必死，料不到还能有北归的一日，而且在北归途中，竟然还能与苏轼相遇于海康，可算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欣慰。他在这一年已经为自己写了挽词，语极凄惨，说：“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苏轼看了也觉惨然，抚着他的背说道：“我就担心过少游不能解脱，现在还能有什么话相劝呢！”苏轼这时已经是六十五岁的高龄，面对着这个最钟爱弟子的消沉情绪，竟然无法劝慰，只能为之长息。就在这一年相会之后，秦观北上返乡，死于藤州。噩耗传来，苏轼悲痛不能自已，两天都食不下咽，与李之仪写信时尚忍不住痛惜之情，说道：“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也许正是这巨大的悲痛更缩短了苏轼历尽艰辛后本已无多的寿命，他次年便逝世于常州，同秦观一样，也没有回到自己一心怀念着的家乡。
秦观在贬谪时曾经梦中得句，作了一首《好事近》词：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
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元符三年的八月，北上还乡的秦观路过藤州（今广西藤县），到当地光华亭游览，还和人说起这梦中所作的长短句，他这时酒后带着醉意，忽然感到不支，索水欲饮，左右送上玉盂所汲的泉水，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看着水微笑死去。因为他梦中所作的《好事近》词中有“醉卧古藤阴下”之句，最后又卒于藤州，使人认为其中有神秘的天意，其实大概只是人们痛惜他的一生不幸，便以巧合而傅会，以慰人心吧！临死的时候，秦观的内心中应该是遗憾痛苦的，因为他竟未能支撑到回乡与一直挂念的妻子儿女团聚，可是他的神情，却又是平静含笑，也许他在期待，在憧憬，恍惚中已经看见了等待在前路的希望和幸福？
小时候读安徒生童话与故事中《柳树下的梦》、《沙丘的故事》，都是一生遭际不幸的主人公，临死前却得到了一个美丽的幻影，在极大的满足感中幸福的死去。开始读这样的故事，总觉得无限悲凉，因为幻影之外，到底隐藏着《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一个冷冰冰的现实结局，后来心境有变，忽然感到这样的结局，于死去的故事中人来说，何尝不好？至少在那一瞬之间，他快乐；在那一瞬之后，他也不再感觉到这人间苦恼。秦观的性格，其实颇近于优柔的浪漫派，在现实之间，他总是失意碰壁，多忧愁而少欢喜，终于能够捱到朝廷赦还，已是他最难得的宽慰，《好事近》词里描绘的那一个如诗如画、带有恍惚迷离意味的情景，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去处。也许他瞑目不视的那一瞬间，他正想着终于获得自由之身的逍遥，回到故乡一家团圆的满足，将来能再度同师友们携手京洛，“鹓鹭同飞盖”的快乐，便在这幸福憧憬之中慢慢陷入了永久的梦境，谁能说他当时一定是痛苦遗憾的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秦观竟可以说是幸福的，毕竟他死于被赦还的那一年，死在诸多关心爱护的师友之前，也死在朝中还没有被新党把持、将他们这一批被赦的党人复加清算的时候。如果象黄庭坚那样赦还后旋又遭贬，不知他还能不能再度禁受打击？他比苏轼早死一年，比黄庭坚早死五年，至少在他临终的认识里，师友们都安然在世，纷纷还乡等待起用，朝廷新君即位，光景应当一新，不会再有暴风骤雨降临到他们这批已屡遭颠踬者的身上——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幸好，他是不及见了。就这一点来说，屡屡与他作难的命运之手，在生命的最后一瞬，竟仿佛温情了一回，虽然，这温情也是如此残酷！
黄庭坚在秦观死后四年又被贬宜州，路上经过衡阳，又读到了那首“飞红万点愁如海”的《千秋岁》，这阕小词曾经被人认为是不祥的词谶，曾经引起他们朋友们间的极大忧虑而纷纷赓和以图慰解，这时候一切都已消逝，苏轼、秦观都埋骨黄土，不复知悉这人间的悲欢浮沉，惟有再度远赴天涯贬所的老人对着这昔日的遗墨，黯然垂泪。他当时没有参与这首词的唱和，这时却情难自抑，提笔写下又一首不胜悲回的《千秋岁》：
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
飞骑轧，鸣珂碎。
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
严鼓断，杯盘狼籍犹相对。
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
人已去，词空在。
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
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
晁补之（附张耒）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元祐初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绍圣末，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通判应天府亳州，又贬监处、信二州酒税。徽宗立，复召拜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大观末，出党籍，起知达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著有《鸡肋编》、《晁氏琴趣外篇》。
【摸鱼儿】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
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
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
无人独舞。
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
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
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
功名浪语。
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晁补之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咏苏门学士》：“黄子似渊明，城市亦复真。陈君有道举，化行阁井淳。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难及，淮海一髯秦。”所说的是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四人，最后一句还打趣了秦观的相貌，让我们得知在小词中显示得秀弱工愁的秦少游，原来如其师苏东坡一样蓄了一部髯须。晁补之在诗中惟独遗漏了自己，其实去掉陈师道，加上他本人，才是公认的“苏门四学士”。四学士中秦、晁二人所长相似，《能改斋漫录》说：“鲁直长于诗辞，秦、晁长于议论。”而张耒又区分过他们两人的差异：“秦文倩丽若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可见秦观的特色在文采流丽，而晁补之主要以气势惊人，这也自然是他们的个性差异所造成。
苏门子弟诗文各有所长，风采各异，但填词一道，却似乎难得有弟子主动步武东坡，秦观从头至尾都是清丽婉约一路，黄庭坚偶有小词学苏，更能代表自己风格的却是瘦劲拗折之作。张耒存词很少，也是仿效花间余绪。四学士中填词真正与苏轼差相仿佛的，惟有晁补之一人，后人还认为他学的不是很到家，刘熙载《艺概》中就评论说：“东坡词，在当时鲜于同调，不独秦七、黄九，别成两派也。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然悬崖撒手处，无咎莫能追蹑矣。”所谓“悬崖撒手处”，大约指坡词中一种超迈之气，旷达之志，面临困境也不改其度的洒脱气度，在这一点上晁补之就未免流于牢骚，堕入消极。读上面的《摸鱼儿》词即可知，他不止一次的抱怨“儒冠曾把身误”、“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而这种牢骚并非真实心声，只是无奈之际的愤激语，在这一点上，他不全似东坡，却隐约已有了后来的辛词风骨，所以冯煦说他：“所为诗余，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那一股郁积难舒的愤懑之气盘踞词中，使他的词显得沉甸甸的，调子轻扬不起来。
这一首《摸鱼儿》可以称为晁补之的代表作，因为写得实在太好，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用这个词牌写出如此高调，所以竟给这词牌带来了一个更习见的别名《买陂塘》，又称《迈陂塘》，即是从该词第一句而来。而他这种“沉咽”的风格，也为后来的辛弃疾所继承发扬。
晁补之在文坛崭露头角时很年轻，与秦观才高而命运不济的情况正相反，他是官宦子弟，十七岁时随着赴任做官的父亲到杭州，即以一篇《钱塘七述》受知于苏轼，苏轼称他的文章“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此名扬天下。他得第时才二十七虚岁，且在开封府试和礼部别院殿试都是第一，可谓年少得志，与秦观久淹场屋的遭遇更是截然不同。这样的经历，注定他必然心高气傲，才雄志大，所以当他受到新党的冲击被贬的时候，并不象性格柔弱的秦观一样凄然自伤，而是表现得愤慨不平。他是自信的，所以对自己的不得进用有一种深切的遗憾，甚至愤激到否定这么多年来一直信奉的“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教条。学儒者不满时常以遁世的理想来平息胸中郁气，晁补之也是如此，他词中反复的说要归隐，其实无非是对现实不满的反语，其实心底那一股经世济民的热焰，哪里能够轻易熄灭？
晁补之少年时即受教于苏轼，与苏门秦黄等人交情也颇密切，苏轼给黄庭坚写信谈到：“晁君骚词，细看甚奇丽……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丽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谓其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这段话说得非常恳切，所谓“奇丽似差早”，正是苏轼看出了晁补之由于年少气盛而发语不够沉着的缺点，但他并不直接批评，而是让黄庭坚以朋友切磋的方式，婉转提醒，为的是不伤害这少年创作的信心与锐气，这是何其的用心！苏门子弟之所以都有较高的成就，与苏轼细心体贴、因材施教的指导方式是分不开的。苏门师友之间的彼此尊重，互相关怀，那种既和睦而又不失活泼诙谐的团体气氛，使后人在千载之下，尚神往不已。
因为属于元祐党人的缘故，晁补之也象同门一样，历经宦海浮沉，一度退隐田园，他所受的折磨不及黄、秦二人之苦，但贬谪之际，也难免发出苦闷之音，如被贬信州时就写下“谪宦江城无屋买，残僧野寺相依。……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临江仙》）的悲怨词句，但大多时候，他仍然保持着少年时那一股“迈往之气”，因为受到挫折，更变而为坚定，降而为沉郁，象这首被贬在亳州时写下的咏梅词《盐角儿》：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
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
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
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
苏轼咏梅词，说：“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是一种超逸高旷，而晁补之说：“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却一种傲然自许。中举时神宗曾亲口称赞他的文章：“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他确实不是能够被风霜摧折的山桃，而是骨气峥嵘的寒梅。他也不象其师东坡一样看遍世情，有恬然随时的豁达，他的心中，始终带着少年时那一股与生俱来的骄傲之气。
晁补之比苏、秦、黄等人活得更久，在徽宗朝被赦还后又坐元祐党人外放，最后死于泗州任上，大观四年（1110）的中秋节，他自画了一幅山水图在泗州官舍的春堂大屏上，题诗一绝云：“胸中正可吞云梦，琖底何妨对圣贤？有意清秋入衡霍，为君无尽写江天。”又咏《洞仙歌》一阕：
青烟幂处，碧海飞金镜，永夜闲阶卧桂影。
露凉时，零乱多少寒螀，神京远，惟有蓝桥路近。
水晶帘不下，云母屏开，冷浸佳人淡脂粉。
待都将许多明，付与金尊，投晓共流霞倾尽。
更携取胡床上南楼，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
这首词即是他的绝笔之作，他幼而聪颖过人，才干抱负俱不同凡响，却一直牵涉到党争之间不得其用，心中的愤慨郁积自然较别人更重，但到了临终之前，他胸中的云天之志，一转而为浩然超旷，“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笔底江山，眼前景致，那一片光风霁月，正如他这一洒脱的绝笔，傲然，坦然。
《宋稗类钞》中说黄庭坚早年喜作艳词，有个法秀禅师劝他不要再做，并警告道：“以笔墨诲淫，当堕泥犁地狱。”黄庭坚由此收敛，不再为浮艳之词。而后人跋晁补之的《晁氏琴趣外篇》，认为他“虽游戏小词，不作绮艳语”，是有惩于黄庭坚的教训，其实也未必然。晁补之并非没有作过情词，《能改斋漫录》里就记载了他一件韵事：
晁补之元丰二年登第，有同科廖明略（名廖正，明略是字，也是苏轼的座上宾），与一丽妓田氏交好，有一日廖明略邀约晁补之早晨去拜访田氏，田氏匆忙起身，对着镜子梳理头发，一面顾盼一面与二人说话，因为急着招待客人，因此妆束草草，却别有一种妩媚的风致。晁补之很觉动心，却因为她是廖明略的所爱，这一缕幽情只能付之阙如，于是写了一首《下水船》小词，描绘了田氏遽然起身梳掠待宾的光景，并写她的眉目传情：“半窥镜，向我横秋水。……虽有愔愔密意，空作江边解佩。”用郑皋遇神女解佩相赠的典故，象征自己虽得相遇却不得相亲的怅然若失，让人不觉失笑，原来这个具有“坦易之怀，磊落之气”的天才少年，也曾有这样幽思之情。
比较起晁补之的惘然于心动那一瞬的经历，他的同门张耒则似乎在花间月下遂心得多。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人。他是苏门四学士中最小的一个，晁补之称他“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似乎是个英姿勃发的少年，但据记载他的身材却十分魁梧雄壮，《王直方诗话》记他的同门写诗嘲戏，陈师道说他：“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如雨。”黄庭坚笑话他道：“六月火云蒸肉山。”可见不但魁梧，且是个大胖子。但他形象虽然不算翩翩佳公子，风流韵事却并不缺乏，同样是《能改斋漫录》里，记载他任职许州时喜欢官妓刘淑奴，并写词以赠：
含羞倚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
偎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
看朱成碧心迷乱，翻脉脉、敛双蛾。
相见时稀隔别多。
又春尽、奈愁何?
这首《少年游》其实算得上是标准的艳词，品格不算很高。但经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引用之后，在我们这青年一代人中却是熟知颇久，可见艳词也自有它的用场。张耒去任，按法规不能与官妓相携而去，只能与刘淑奴告别，又写了一首《秋蕊香》（又作《秋叶香》），词品却比前一首高一些：
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
朱栏倚遍黄昏后，廊上月华如昼。
别离滋味浓于酒，着人瘦。
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如旧。
张耒在苏门子弟中存词最少，《能改斋漫录》说他只有这两首词，后来经近人赵万里辑录，一共六首，名为《柯山诗余》。他的词还是以绮艳之词最堪为代表作，象“向风前懊恼，芳心一点，寸眉两叶，禁甚闲愁？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风流子》）这样词句，只怕苏轼看到，也会象批评秦观一样批上一句“象柳七作词”的。张耒偶尔有抒发自己遭党锢不得其用的牢骚，如“人生随分足，风云际会，漫付伸舒。且偷取闲时，向此踌躇。谩取黄金建厦，繁华梦、毕竟空虚。”（《满庭芳》）也带有颓丧消沉的气味。但他被放逐时期所作的诗，却呈现出相反的面貌，“笔力绝健”，如《夜坐》诗道：“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这样的兀傲情操，使他成为苏门师友中最后在世的一个之后，“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饮食之。”词中的张耒面目模糊，诗中却象他的生活一样，保持着一颗不肯凋零的心。
贺铸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宋太祖孝惠皇后族孙。授右班殿直。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晚年居于吴下。工于词，有《庆湖遗老集》、《东山词》。
【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年华谁与度？
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若问闲情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贺铸在北宋词人里，其实堪称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他与苏轼门人同时又有交游，政治上也倾向于旧派，却不入苏门弟子群；他象晏几道一样是贵族出身而家道中落，部分词风的婉约也有近之，却不似小晏孤高自许，执著于过往的乐境之中而忽略现实。贺铸出身皇后家族，才兼文武，门第高贵而屈沉下僚，少为武弁后换文职，人生际遇的奇特，也正如他截然相异的词风所显示出的矛盾纠结一般，令人难以索解，却又觉得真实异常。
贺铸的词作，当世即与晏几道、秦观、周邦彦齐名，时人评他“善于炼字面”，而他风格的多变，“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东山词•序》）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到王国维，却批评他在北宋诸名家之中最次，“非不华赡，惜少真味。”也就是空有辞藻，却缺乏真挚的感情。况周颐则不以为然，他说：“按填词以厚为要恉。苏、辛词皆极厚，然不易学，或不能得其万一，而转滋流弊，如粗率、叫嚣、澜浪之类。东山词亦极厚，学之却无流弊。信能得其神似，进而窥苏、辛堂奥，何难矣？厚之一字关系性情。‘解道江南断肠句’，方回之深于情也。”（《历代词人考略》）一个认为贺铸词“少真味”，一个却说贺铸“深于情”，这相反的看法又构成了另一种矛盾。
“解道江南断肠句”，是黄庭坚对上面《青玉案》词的评价，秦观已死于藤州，清丽婉约的词风一时断绝，是时贺铸卜居于苏州横塘，传说他曾瞥见一个曼妙女郎的身影，有所爱慕而无由通语，有此惆怅低徊之作，黄庭坚认为不下于秦观小令，故题诗一绝：“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对贺铸推崇备至。这首词最末：“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是篇中警策，贺铸因此得雅号“贺梅子”。
单看这首婉丽的小词，似乎可以想象作者也是个温文尔雅之士，孰不知正如晚唐温庭筠词风秾丽而面如钟馗一样，贺铸的相貌也是一样令人不敢恭维，宋史上记载他身高七尺（按：宋代的一尺为现在公制30.72厘米，七尺折合215.04厘米，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是约言其高大而已），面色铁青，眉目耸拔，以至于他又有个外号叫做“贺鬼头”，与因“梅子黄时雨”而得的雅号相去不可道里计。可就是“贺梅子”这个雅号，也同样有人拿来作他相貌的调侃：
《竹坡诗话》里说，贺铸晚年在姑苏时与郭功父交好，两人经常互相戏谑。贺铸头发稀疏，大约还有点谢顶，挽成的发髻小得可怜，郭功父指着他的发髻嘲笑道：“这个可真是‘贺梅子’了！”贺铸反唇相讥，捋着郭功父雪白的络腮胡子说：“你也可以称得上是‘郭训狐’吧？”原来郭功父曾经有一首诗得到过王安石的赞赏，诗末云：“庙前古木藏训狐，豪气英风亦何有。”训狐是一种鸟，又名“鸺鹠”,羽毛为花白色，属于猫头鹰的一种，古人心目里是不吉祥的动物。这个郭功父（又作郭功甫）名祥正，是北宋诗坛的知名人物，却不知为什么总受到宋人笔记的嘲笑，在斗嘴中永远处于下风，也是件有趣的事。
贺铸的相貌虽然据上面所言很丑陋，但身材魁梧，五官线条生硬，却不失为一个雄赳赳的武父形相。他早年也确实是武官，《宋史》上说他议论纵横，喜谈当世事，是非分明，不肯稍有一丝模棱，如果他对什么人有意见，哪怕是权贵显要，也照样极口轻诋不留余地，“人以为近侠”。在他的一首近乎自述的《六州歌头》词中，这种“雄姿壮采，不可一世”的气势尤其明显：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
肝胆洞，毛发耸。
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
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
吸海垂虹。
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梁梦，辞丹凤；
明月共，漾孤篷。
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
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
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
剑吼西风。
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这首词前半部分辞采风发，但到“似黄梁梦”，一转而为紧促低沉，作者似乎有满腔郁愤无所发泄，与后世陆游“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慨隐隐同一心声。也许贺铸比陆游更加压抑无奈，南宋偏安，陆游报国无路，悲愤固然悲愤，却总有“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期冀在支持着他的信念，而贺铸生当北宋之际，边关有事而不构成大的战事，朝政渐颓又未完全衰颓，他做武官时无非是供奉点缀之用的“右班殿直”，改为文官也不过是“落尘笼，簿书丛”的散职小吏，这一腔热血，非但无法可洒，抑且无处可洒。这一种郁积实难言说，他愁闷，天生的侠气却使他不可能完全作缠绵柔婉的低吟，他愤慨，官位的卑小以及政治理念上的无所建树却又使得他的壮词并不为人重视，即便说是他的心声，没准还会觉得只是强为大话，而贺铸“博学强记，工语言”的写作特点，也令他的词作并不是直露胸臆。说到底，他有辛弃疾的沉郁，却缺乏辛弃疾的传奇经历、英雄怀抱来给词作一个注脚，大约这就是王国维认为他“惜少真味”的缘故之一吧。
贺铸个性中具有奇特的矛盾，当时人就已经指出。他终身的知交好友程俱，为他的诗集作序，就评价说贺铸的为人有许多不可解之处：“他少时侠气逼人，驰马走狗，狂饮纵酒，是个意气风发的人物。然而一遇到空闲的时候，在窗下低头校勘书籍，写着纤细工整的小楷字，雌黄（古代用来涂改字迹的工具）不离手，反而又象一个寒苦的书生；他仪容甚伟，形貌有如道士剑客一流，但戏作长短句，却都写得雍容妙丽，极尽幽闲思怨之情；他平时慷慨激昂，性格豪迈，说起治理的方案头头是道，似乎不是个无意用世的人，然而遇上聚会竞赛的时候，他却又拘谨不前，常常如同未出阁的闺女一样胆怯。”——这种种矛盾表现，非但熟悉他的程俱认为不可解，就是我们后世的读者，也会同样产生难以索解的感觉。
当时人认为贺铸“雄爽”，贺铸也自称为“狂”，其实不管是“雄”是“狂”，都无法完全概括他的性格特征，我认为贺铸的个性，其实颇有一点双重倾向，用西方流行的气质学说来分析，大约是胆汁质与粘液质的混合型，也许甚至还搀杂少许抑郁质。他既粗犷又精细，既豪迈又拘谨，既冲动又沉静，既狂放不羁又婉转深情，这几般截然相反的矛盾气质组合于一身，使他的不同作品流露出的风格也差异极大，几乎判若两人。——我们只是读他的作品而已，说不定如果象程俱一样的为他终身知交，近距离的观察与熟知，更加会迷惘不解的吧。世界上具有这样矛盾个性的人虽然不是常见，却亦有之，这样的人，往往不能得到身边人的理解，甚至使人相识之下，由不解而产生敬而远之的心理。贺铸的性格外向，应该是很容易结交朋友的人，他由武官改为文职，就是因李清臣、苏轼等人欣赏他的文才，与之结交并推荐的缘故，但《宋史》中说“其所与交终始厚者，惟信安程俱”，别的朋友似乎都是泛泛之交，或者久而久之便渐渐疏远，大约贺铸在生活之中，是一个落落寡合的人物。
程俱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贺铸，但为他作诗序，作墓志铭，却可看得出对贺铸的一切奇特性格、言行都极包容欣赏。他对贺铸的描写，其实很能揭示贺铸个性中矛盾之所在，他不理解，我们现代人却可以作出分析：他其实是一个貌似外向而实则内倾的人，是一个极度自傲而又隐含自卑的人，是一个外表狂放强悍，而内心脆弱忧郁的人。
这三点评价，不免有点穿凿傅会，自然也不免还是充满了矛盾。然而统一起来，贺铸个性中的奇特之处却可以不解自明：正因为其内倾，心中总是有一种不安的孤独感，所以他表面任性使酒，纵放不羁，以外在的喧闹平息过分细腻的内心；正因为其隐含自卑，这自卑也许是没落的贵族身份而起，甚至是相貌的丑陋而起，反而激起他更高度的骄傲，以蔑视权贵来维护自己的个人尊严；最后，也正是因为他内心脆弱，性情忧郁，所以他又加倍的显示出狂气，显示出悍意，“与人语不少降色词，喜面刺人过，遇贵势不肯为从谀。”这一种大胆的尖锐，无所顾忌的傲慢，何尝不是一种保护色，与其说是给人看，不如说是给自己以信心和勇气。
贺铸平时豪放肆无忌惮，面临仕进之会的时候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时常觑觑不敢上前，最后竟然飞奔逃避而去，程俱以自己的看法来解释贺铸的言行，认为他是不愿蹈迹权利场中，以免不测之祸，其实，以我的眼光来看，贺铸不过是有强烈的社交恐惧症而已。他并不排斥交朋友，甚至很容易就与别人推心置腹，却怯于在大庭广众应酬交际。他的性格，其实颇有一点暗暗的孤芳自赏，要理解这一点幽微的心绪，可看他的《踏莎行》小词：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
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
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白雨斋词话》评这首词：“骚情雅意，哀怨无端，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泪堕。”词中写荷花？写幽闺独处的女子？抑或是是词人自况？这点并不需要指实，而语句中流露出的那一种寂寞惆怅的感触，却是读者或多或少的都曾经有所领略，也最容易产生共鸣。从这微妙的情绪里，即可以窥见贺铸隐藏在“尚气使酒”、“机辩锋起”的豪爽外表下，其实有一颗孤寂的心灵。
贺铸无疑是寂寞的，他是宋太祖孝惠皇后的第五代族孙，其六代先祖亦有广平郡王的封号，在门第上他未免有傲人之处，很难将自己与寒微子弟视为等同，但业已没落的家世却又使他不可能与当世的权贵比肩。在做武官时他雅嗜文学，与同僚想必很难有共同语言，但转为文职后他身上又难免带有武人出身的粗豪性气，和文士们也显然只能结一时之交情，难作终身之挚友。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似乎都是人群中的异类，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不合群”的感觉。《宋史》本传上说他起初尚未转为文职时曾与著名书法家米芾相识，米芾也是个怪僻的人物，“以魁岸奇谲知名”，贺铸每与他相遇，两人必然进行辩论，瞋目抵掌，各不相下，竟能争辩终日而不休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旗鼓相当的论辩里，想必是贺铸最痛快淋漓的时候，只有旁若无人，他才不需要应酬人众，只有针锋相对，他才能无所顾忌。喜欢给自己找对手的人，往往是内心最寂寞无助，渴望以挑战来肯定自身价值，以慷慨激昂来赶走偶尔涌上的软弱悲伤——身为昂藏七尺男儿，性格中隐藏着这样优柔的一面，也许连贺铸自己都是不屑的，坚决要予以摈弃的吧。
对他这种微妙心理有一点了解的是同样也作词的张耒，有人曾经带着讥讽之意说：“贺方回号称博学能文，却惟以小词为工，这是什么缘故？”张耒应声答道：“这就是所谓的‘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纯属心声的流露，哪怕就是强行制止也不可得。至于词句的工整辞采，那是他才力到了一定火候自然形成，自己也未必完全明了。”当时人评价贺词，多赞许他善于锻炼字面，辞采深婉密丽，符合当时词坛之正体的优点，张耒却是独具只眼，指出贺铸的词作乃是从胸臆中流出，并非矫揉造作而成。个性的矛盾纠结，轻微的自我否定与摈弃的倾向，加以渊博多才的学术功底，遂造成贺铸词风差异极大，面目不一，喜爱运用多种能引起联想的意象，喜爱用典故与古人成句，将种种自己也未必能解释的矛盾，以含蓄的方式剖给人看。这样的情况显得他的风格不能归之于纯粹与直白，这可能又是王国维认为他词作不够真挚的原因之一。
贺铸博学，在填词上的一大表现就是好隐括前人言语，所谓“掇拾人所弃遗，少加檃括，皆新奇。”其实颇有点铁成金的功力。他自己也甚为得意，曾经说大话：“我笔下驱使温庭筠、李商隐，常常令他们奔命不暇！”自然，他隐括成句，有时也出现简直是生吞活剥的坏例子，比如一首《太平时》，只是直接将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一诗全塞了进去，所幸古代没有版权之争，否则杜牧会不会起于地下找他说话，实在难说。
隐括成句，或者说是直接引用成句，贺铸也有作得极好的，如这首《小梅花》（又名《行路难》）：
缚虎手，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
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
酌大斗，更为寿，青鬓常青古无有。
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秦女十五语如弦。
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
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
全词大部分来自李白与李贺的诗作，狂放意气与奇情异想，奇妙而又融洽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贺词独特的风貌，后人对此推崇甚高，称：“稼轩豪迈之处，从此脱胎。豪而不放，稼轩所不能学也。”（夏敬观）所谓“豪而不放”，其实是贺铸独有的篇末归于悲凉的格调，这与他内在的心性有关；辛词较之更为肆放，也是由于辛弃疾气质更为雄健。各人写各人的性情文字，未必就有高下之分。
贺铸作词还有个特点，喜欢更改词牌名，将普遍常见的词牌名用他自己在词中的警策字句来代替，比如前面最有名的那首《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改名为《凌波路》，《踏莎行》（杨柳回塘）改名为《芳心苦》等等。在他之前，因为某首词太出色，以至以词中名言重新命名该词牌的情况也有不少，象《忆仙姿》因后唐庄宗的“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之句改名为《如梦令》，《谢秋娘》因白居易的“江南好”组词而改名《忆江南》，更近的例子是前一篇提到的《摸鱼儿》因晁补之的名作而改名《买陂塘》……但这些改名一般都是前人之词作出名，后人因而更改，带有纪念名作的意义，贺铸却是自己为自己的词改名，且篇篇不同，宋代流传下来的残本《东山词》，仅存上卷109首，几乎每一篇都改了词牌名，这在宋人词集里不可谓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贺铸词的另一项奇特之处。这上面他似乎有点喜欢标新立异的意思，对自己的词作表现出异常的满意和自赏，换个角度思维，甚至可以说是自恋，然而自恋的人，内心深处何尝不是想与外界沟通，想肯定自己的价值呢。
贺铸对于“名”之一物似乎极其珍视，有时却又流于半带揶揄半带戏谑，《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房”、一个名“廪”，从字形上解析，房字的偏旁是“方”，廪字的偏旁里也隐藏一个“回”字，正是贺铸的字“方回”二字，给儿子取名寓含做父亲的字，定要究其深意自不免是穿凿傅会，但想象贺铸取名之时，多半也是带着小小得意，而又一本正经，做过父母的人大约最能体会那种心情吧。
与对“名”的珍视一样，贺铸对家庭也是极为珍视的，他词集中也有绮艳小词，如同当时的文人风流的惯例，也有绯色佳话流传，《能改斋漫录》即说他曾经为一妓作《石州引》词：“画楼芳酒，红泪清歌，便成轻别。……憔悴一天涯，两厌厌风月。”但这一类词大多并非代表作，最引起后人赞誉、与苏轼《江城子》并称宋人悼亡词中双璧的，却是他为亡妻赵氏写下的这一首《思越人》：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垄两依依。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思越人》词牌更常见的名称是《鹧鸪天》，依贺铸的惯例在词集中又改名《半死桐》，古人认为合欢连理树形似梧桐，“梧桐半死”在诗文中即为丧偶之比喻。这一首词不似贺铸其他词作的婉丽，全篇甚至没有使用一个漂亮的字眼，虽有典故却明白晓畅，宛如口语，直接倾诉物是人非、生死永隔的悲痛。贺铸娶妻赵氏夫人，是宗室之女，却没有皇族千金的娇贵之气，夫妻之间感情深厚，“挑灯夜补衣”的回忆，即是贺铸年轻时所作一首《问内》诗中曾经写过的事情：妻子大暑天气里已经开始忙碌着替他缝补冬衣，他觉得没有必要，赵氏笑着说：“到冰天雪地的时候再收拾就太迟了啊！”贺铸家境一直贫寒，那时尚担任着武职，冬天多半也有出操巡练的任务，赵氏夫人未雨绸缪的替他准备冬装，殷殷情致，缕缕深爱，无不自一针一线中传递出来。这一幕想必也在贺铸心中铭刻良深，以至多年之后“头白鸳鸯失群飞”，他是如此哀毁伤痛，不能自已。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之爱并不需要轰轰烈烈，旖旎美妙，只这般平淡的点点滴滴，已足以使未亡人撕心裂肺。就象李商隐丧妻之后在乱山深处大雪纷飞的夜晚，痛苦的想起“无家与寄衣”，而在梦里眷恋那一架曾经留下妻子无数手泽的“旧鸳机”，贺铸也是这样，在凄凉的雨夜回想妻子给自己缝补衣裳的旧事，曾经的温馨，到此际全化为无穷无尽的哀痛，面对的只有一窗冷寂，此恨绵绵，曷其有极！
赵氏夫人约死于贺铸五十岁左右的时候，此后贺铸在退居吴下的寒苦孤寂中又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生涯，《宋史》上说他以前气侠雄爽，退居之后却有所收敛“稍务引远世故，亦无复轩轾如平日。”也许这不单是职场不如意“悒悒不得志”所至，也因为失去了相濡以沫的爱侣，再也无复平时的昂扬意气。《独醒杂志》记他曾作一词，有“当年曾到王陵浦，鼓角悲风，千载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来他死于常州北门，门外果然有个名叫王陵铺的地方，时人认为与秦观死于藤州的事一样属于“词谶”。神秘主义的观点自然不可尽信，但贺铸词中“回首人间万事空”的句子，却显得无比颓丧，不再有他以前词作中的激昂壮烈之气，也许作词的时候，他也真的心如槁灰，只等待着岁月悠悠流逝，生命慢慢消磨。《贺公墓志铭》记载他死于一个僧舍之中，在宜兴清泉乡东条岭与赵氏夫人同穴合葬。一生表面豪气过人，内心矛盾郁结也过人，带着种种奇特个性令人不可索解的贺铸，最终殁于空寂之所，仿佛又是一种反讽。可以安慰的是，相隔漫漫二十余年，他终于与长眠地下的妻子相聚，纵使是杳冥不可期，也毕竟走到了他余生中最渴望的那个终点。
李之仪（附苏门词人群之毛滂、赵令畤、李廌、王诜）
李之仪（1038 -1117），字端叔，晚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苏轼知定州时李之仪为幕僚，得苏轼赏识。后官至枢密院编修。徽宗朝，提举河东常平，坐罪编管太平州，遂居姑熟。终朝议大夫。有《姑溪居士文集》、《姑溪词》。
【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李之仪并不是“苏门六君子”中的人物（六君子是四学士之外再加上陈师道、李廌），在苏门子弟中结识苏轼也算较迟的一个，却是互相倾慕，相得甚欢。他早年受知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颇有文名，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时就读到了他的诗文，赞不绝口，称为：“暂借好诗消永夜, 每逢佳处辄参禅。”后来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出知定州，就上奏朝廷使李之仪为定州签判，宾主唱酬甚欢。但苏轼出任定州知州的时候并不长，这年的出任只不过是朝廷新旧党交替的前奏，未几元祐党人纷纷遭贬，苏轼同年徙黄州、转惠州。李之仪因为官职卑小，当时未曾涉及到这场风波，却不代表将来不会受到清算，果然，到了元符年间 (1098-1100)，他在京师内香药库作监管，竟然遭到：“曾经受过苏轼征辟起用，不可以任京官。”这样荒唐无理的攻击，而被停职。他早年一直因为其师范纯仁反对变法而被连累不得大用，在元祐年间旧党纷纷起用的时候他仍然在地方上做通判一类的小官，与苏轼结交时已值旧党落败之际，没有与苏门同荣，却与苏门共辱，所以被称为苏门子弟，也自不枉了。
、李之仪诗文俱佳，尤工尺牍，在当时与张耒、秦观齐名，但身后却更以词擅场，他的词风和多数苏门子弟一样，并没有学苏而是仍然走着当时词坛流行的婉约路子，小令似秦观而长调似柳永，在整体成就上自然不及这两人，却也有自己独特的清俊淡雅的风格，后人评他“长于淡语、景语、情语”，其实他最为人赞赏的，就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样宛如“古乐府俊语”的词句，毫不矫揉造作，全篇有一股活泼泼的民歌风格，同样的名作还有这篇似柳永的长调《谢池春》：
残寒销尽，疏雨过，清明后。
花径款余红，风沼萦新皱。
乳燕穿庭户，飞絮沾襟袖。
正佳时，仍晚昼。
着人滋味，真个浓如酒。
频移带眼，空只恁厌厌瘦。
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
为问频相见，何似长相守？
天不老，人未偶。
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
“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为问频相见，何似长相守？”确是风谣本色，即使放在南朝的吴歌、西曲一类作品里，料想也未见逊色。中国古代的诗歌审美，一直有推崇民间作品的观点，以自然为美，真切为美，反对文人刻意的雕琢修饰，损伤了这种“清水出芙蓉”的真意趣，而各种文学体裁所适合采用的作法，与最擅长表达的感情，在开始时也都有一定的界限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本色”，苏轼之所以被当时人讥作“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就是因为他引诗入词，将词境的范围扩大了的缘故。
、这种观点在后世看来虽不免拘泥，但在当时却一度奉为金科玉律，在词体独特的美学价值观上，也不可谓全无道理，李之仪论词即是持此立场，说道：“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 龃龉者，其实就是一种不合体格引起的别扭感觉，打个比方，“小诗似词”，有如拿轻薄的丝绸去做西装外套，“小词似诗”就象粗硬的麻布却制成了旗袍一样，也许在巧匠的国手下自能裁就另类的风格，习惯了常规的人却总觉大不对味。所以当时对词风的争执，始终以“尊体”为正宗，就算巾帼不让须眉的李清照，在早年论词的文章里也郑重其事的坚持这一句话：“词别是一家。”此等观点，要一直到金人铁骑动地来，无论是词人还是评者，都因半壁江山风雨飘摇的格局，而在个人感情中注入了更深更广的因素，使“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壮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本色”，这就是后话了。
、李之仪论词，推崇欧、晏“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写作风格，也就是词作语言贵浅易，涵义却要耐得咀嚼，能给人以一唱三叹回味悠长之感，这不但需要修辞的技巧，更需要真切的情感。诗为心声，纵使能矫饰，却无法假借，作者的志向可以说谎，但真实的性格，却难以在文学作品中尽皆掩过。
、从《姑溪词》的作品来看，大部分都是绵婉含蓄之作，李之仪的性格，应该也属于较为温和含蓄的一类，他的小令似秦观，却并没有秦观的凄伤，长调似柳永，也不象柳永的多愁多慨，他只是淡淡的写自己的怀抱和感触，给人以寻思，却不呈断肠之悲痛，不发激烈之长吟，“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是执著的坚韧，“须信道，狂心未歇情难老。”是散诞的热肠，由此可见，他的温和含蓄其实也是具有一种韧性的，是“绵里藏针”型的。
、李之仪得罪蔡京遭贬的事很能说明他的风骨：他是范纯仁的弟子，范纯仁死后他为老师作遗表，也就是官员上奏朝廷的最后政治遗言，范纯仁一直反对新法，遗表中有这样的句子：“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顾。臣所惜者陛下上圣之姿，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业。” 宣仁指高太后，为旧派的支持者，当时主持朝政的蔡京是打着新法的幌子上台的，看到这样的话自然十分恼怒，又兼本来与范纯仁的儿子范正平有仇隙，趁机想借这个由头加罪于范正平，李之仪挺身而出，承认表文是自己代写的，与范正平无关，于是被下狱，遭到酷刑拷打，最后接受编管的处分，“废锢终身”。明明一开始蔡京的报复对象并不是他，却坦然自认，纵然救不了范正平也遭党锢的命运，却也不能临难苟免，这种担当和胆色，确实配得上“君子”二字。
、李之仪遭废锢之后居于当涂之姑熟溪水之上，遂以地自号和命名自己的文集，他心中未尝不有怨愤，词中有不免有悲苦之音，曾经赓和秦观的《千秋岁》，下阕道：“叹息谁能会？犹记逢倾盖。情暂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断，冉冉光阴改。红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自此埋没的悲伤难以尽掩，但他的性格偏重于沉稳，这种慨叹也只是藏在对旧事的缅怀之下，另一首词说：“休把愁怀，容易便书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尽蒿蓬。”（《江神子》）有一种深切的颓废感，却也只是淡淡道来，大有看开一切的豁然。
、晚年废居当涂，政治道路完全断绝，李之仪的境遇已不算佳，却不料又遭受到小人的排陷。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他居住在当涂，以填词为文消遣，诗人郭功甫也在当地寓居，由于文人相轻的缘故，两人遂成仇敌。李之仪为朋友罗某作墓志铭，写道：“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一浊。”清者指死者罗某，浊者自然就是影射郭功甫，郭衔恨切骨。李之仪晚年丧偶无子，爱上了当地一个色艺双绝的娼女杨姝，两人同居，杨姝生了一个儿子，因逢朝廷恩典，这个儿子也得到了荫封。这时值蔡京再度为相，郭功甫知道蔡京记恨李之仪替范纯仁写遗表的事，趁机唆使当地一个姓吉的土豪起诉李之仪，说杨姝所生的儿子是他的，李之仪拿别人的儿子冒充亲生，领受朝廷恩典，这个诬告迎合了蔡京的心理，居然告准，李之仪又受了“削籍”的处分。直到很久以后，他的外甥做了执政官，门人替他讼冤，这件事才得到昭雪，其子恢复了本来应有的荫职，但据说这个儿子“堕其家风”，没有多大的成就，大约跟幼年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身世的污辱对小孩子的童年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吧，实在是令人扼腕的事！李之仪被诬告获罪的时候，杨姝也受到杖决的非刑，据说郭功甫为之幸灾乐祸，写了一首打油诗嘲弄这对可怜的人：“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祐说文章。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文人的刻薄恶毒，一至于此！看到这条记载，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宋人笔记中一般都很不待见郭功甫，常常对他极尽取笑挖苦之能事，这人的品性，实在大有问题。
和李之仪坚持旧党的立场，以及始终与蔡京做对头的风操不同，毛滂却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变节”者。毛滂（生卒年不详）， 字泽民，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元祐初，苏轼在京城，毛滂即以诗文受知于东坡，苏轼在书信中赞扬他的文章“闲暇自得，清美可口”，评价很高。曾经向朝廷推荐他：“文词雅建，有超世之韵；气节端厉，无徇人之意。”以“文章典丽”保举他入著述科。后来苏轼出守杭州，毛滂为法曹，相处甚得东坡器重。以古人的常规，曾受某人荐举，便可以说是出自其门下，所以称毛滂为苏门词人，也可以说得通。
然而他的政治立场并不稳定，他亦曾受知于新法派的曾布门下。曾布是曾巩之弟，曾经是新法的坚决拥护者，但到了徽宗朝却附和向太后，排挤变法派中另一重要人物章惇，试图调和新旧两派，结果被蔡京以引用亲戚的罪名相攻击，罢相遭贬，最后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毛滂在曾布当朝时也升职到馆阁内工作，曾布得罪，他也受到牵连，削职流落许久，遂改投蔡京门下。他和蔡京之弟蔡卞的弟弟有亲戚关系，蔡卞娶了王安石的女儿，毛滂也是“临川王氏婿”，可能所娶是王安石的侄女辈，也算是连襟的关系。以姻戚攀关系原无不可，但古人重戚党更重师党，毛滂的老师曾布既然是被蔡京排挤而败落以死，他又去阿附蔡京兄弟，不免给人以背弃师门的感觉，在当时是颇为人不齿的。
王明清《挥麈后录》中的记载对他很是挖苦：蔡卞出守润州的时候，毛滂跟他拉上连襟的关系，“倾心事之惟谨”，极尽奉承之能事。有一回蔡卞家宴，观赏池中的鸳鸯，蔡卞即席赋诗，末句云：“莫学饥鹰饱便飞。”这句诗已经很有嘲讽的味道，毛滂可能有所明白，却不敢有所表露，反而当场也和了一首诗，说道：“贪恋恩波未肯飞。”信誓旦旦的表示忠诚。蔡卞的夫人顿时讥笑道：“说什么‘未肯飞’，难道不是刚刚从曾布相公的池子里飞过来的？”毛滂羞愧得无地自容。
毛滂的词集叫做《东堂词》，这是他元符二年（1099）出任武康知县时，将县舍改筑，易原来的“尽心堂”之名为“东堂”，狱讼之暇吟咏其间，因以命名词集。这时苏轼等人都已远贬穷荒，毛滂虽然没有受到旧党的连累，目睹苏门子弟们的悲惨下场，难免心有忐忑，其后他所倚靠的曾布又得罪势败，自己也受到牵连。徽宗即位后更彻底清算“元祐党人”，立了《元祐奸党碑》，连范祖禹的历史著作《唐鉴》，以及三苏、黄庭坚、秦观的文集都下诏禁毁。这一切遭遇，不能不使跟苏门也有关系的毛滂心惊胆战。他原本便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很难做到为自己的信念“九死其犹未悔”，性格中也缺乏刚毅高洁的气质，贪恋生命，惧怕得罪，从而做出借裙带关系改换门户、阿谀取容的行径，可说是个没骨气的文人，但当时党人的遭遇实在不堪，虽说宋不杀大臣，可是远贬穷荒之所，相当于也是慢性戕害，苏、黄、秦、晁等人无不死于异乡，若让人在生死之际做出选择，贪生怕死的毕竟是多数，这也难怪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本无立场的毛滂要丢弃掉部分人格，以谄媚换取生存，混得一官半职养家糊口，说来可鄙，却又可悲。时代是人性的试金石，但世人不可能都通得过检验，否则金子也无足珍贵了。
尽管毛滂改投蔡氏兄弟门下，但也仅仅只是逃避了贬谪的厄运而已，在官场也并未混得如何得意，一直还是屈沉于下僚，郁郁不得志，因此他的《东堂词》里，不少是凄苦伤感之作。平心而论，毛滂的词作清疏雅致，颇有佳品，尤其以抒情见长，象他早年受赏于东坡的词作，传说是离开杭州后为所眷恋的妓女琼芳所作之《惜分飞》：
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
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
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
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小词缠绵婉转，很能传达那一种黯然销魂之意，所以当时人评为：“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酷似秦观的作品，而这句评语，又正是李之仪评词之语。毛滂作词，这类清丽细腻的作品堪为代表，毕生沉沦不遇，也时而发出“旧事十年愁未醒，渐老可禁离恨。”（《雨中花》）、“中庭树，空阶雨，思悠悠。寂寞一生心事，五更秋。”（《相见欢》）的愁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词全集里，却以谄谀蔡京的十余首词置于最前，却不知是他自己编定，还是后人有所讽喻，然而不论怎样，他这“一生心事”，到底是惭愧是庆幸是后悔，这改换门户缺乏骨气的定评，便如那十余首献媚的词作一样，都成为了他永世不可磨灭的烙印。
比较起来，苏门词人群中，经历过风波、晚年境遇却比较好的人要属赵令畤和王诜，两人都是皇亲国戚的身份。赵令畤（1051-1134）是天潢贵胄，为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的玄孙，他初字景贶，苏轼为改字德麟，后人又称他为赵德麟。他在元祐中任颖州签书之职，苏轼赏识他的才华，推荐于朝廷，因为这个缘故，在清算元祐党人的时候，他也遭到牵连，以“交通元祐奸党”的罪名，被罚金并废锢了整整十年。可能到底是有着宗室的身份，才幸免了远贬的灾难，但名入党籍，禁废在家，对于一个壮年欲有所作为的人来说也是难堪的折磨，因此那时期他所作的词之中，每托闺情幽怨，寄托胸中无端幽愤，如这首《乌夜啼春思》：
楼上萦帘弱絮，墙头碍月低花。
年年春事关心事，肠断欲栖鸦。
舞镜鸾衾翠减，啼朱凤蜡红斜。
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
托名“春思”，实是幽禁之恨，“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就象锁足闺阁之中不得自由的女子一样，他也被限制了仕途之进，何其不甘！重门深院，富贵闲人，适成一个精致的囚笼而已。在这样的词作中，他自身与笔下所拟的深闺女子，是有同病相怜之感触的。在另一首词中，他悲叹“断送一生憔悴，只销几个黄昏。”（《清平乐》）有志不获骋，坐看白驹过隙，青春虚掷，如何不深切的感觉到死之将至呢！
《碧鸡漫志》将他和苏门词人李廌（1059-1109，字方叔）相比较，说：“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晚年皆荒醉汝、颍、京、洛间，时出滑稽语。” 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却屡试不第，中年以前就绝意仕进，寓居属文自乐。当年李廌初谒苏轼，大受赏识，苏轼抚着他的背夸赞道：“你的才华堪敌万人，如果再加以高节特操，举世都不能抵御了！”谁知李廌应试礼部的时候，苏轼知贡举，不知为什么却遗漏了李廌的卷子没有录取（我观点是可能李廌临场紧张，发挥不佳，以至苏轼错过了），苏轼因此很是自责，作诗解嘲：“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还迷日五色。” （《送李方叔下第》）李廌后来因喜爱颖州的风物人情，定居在长社，当地的县令和乡人欢迎他的到来，为他买了住宅安置，竟居此终老。他的不仕是出于自愿，而非赵令畤的坐罪废锢，心情不同，自然“荒醉”的意兴也不相似，其词语俊，颇有苏轼的清新之味，如这首《虞美人》：
玉栏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
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
青林枕上关山路，卧想乘鸾处。
碧芜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
《蕙风词话》对此词评语甚高，说“好风”一联，确有此景而又未曾经过道出，最末“碧芜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一句，“尤极淡远清疏之致”。这种闲淡的意趣，要从平静的心境中来，相比之下，赵令畤心中殊不能平静，自然也就气味全不相近，而是在婉约中体现幽怨不平了。
赵令畤的党锢被打破重受封爵，要在北宋亡后，南宋绍兴初年，“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大约是因为这时社稷半倾，南渡仓促，不可能再继续搞党争，而北宋沦亡之时宗室大多被掳被杀，所以才想到起用他，给以王爵和一定军务。但这时赵令畤已垂垂老矣，受封不数年之后，便即去世。他这一生，竟只是以宗室中的才人名世，世人或许歆羡，他自己心中，却未必甘愿。
赵令畤在词曲史上的最著之名，却还不是他俊丽的小词，而是曾经以十二首《商调蝶恋花》组成一套鼓子词，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可以说是元稹《会真记》的说唱本，也是现在所存《西厢记》故事最早的说唱改编形式，在词曲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这套鼓子词的改编其实并不大，只是在《会真记》原文中插入了这十二抒情的《蝶恋花》词，每首词前有“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再听芜词”、“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说明，与现存的另一篇说唱词话《刎颈鸳鸯会》（收录在《三言》里）格式一样，都是当时说唱的真实情况，而《刎颈鸳鸯会》内容低俗，却是远不及《会真记》的艺术成就了。赵令畤作这一套鼓子词，可见他并不摈弃民间俗文学形式，《碧鸡漫志》里说他“晚年荒醉，时出滑稽语。”大约指是就是这一类戏作俗词的游戏。
赵令畤自号“聊复翁”，用的是《世说新语》中的典故，阮咸家贫，在风俗应该曝晒衣服的日子里，看见同族富家晒出华衣美服，于是也挑出自己的一条大犊鼻短裤来晾晒，说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自我解嘲中又带着满不在乎的调侃意味。赵令畤的荒醉与滑稽，大约也是这样的心情。他又作有笔记《侯鲭录》，汉成帝时同日封了五个外戚为侯爵，称为“五侯”，这五侯互不往来，有一个名叫娄护的人，却以善于奉承周旋于五侯之间，每日都得到五侯馈赠珍馐，他将五侯所赠美食混合烩在一起食用，名为“五侯鲭”，其实也无非就是高级大杂烩而已。赵令畤以此命名笔记，或许有自矜门第之贵的意思，却也未必便没有一丝嘲弄吧。
王诜（字晋卿）则与赵令畤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是驸马身份，娶了英宗的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初封宝安，后又改封蜀国），拜驸马都尉，官至利州观察使。他以多才多艺著称，读书勤奋，擅长书画，好与文人墨客交游，苏、黄、米三大书法家都是他的挚友，家里建有“宝绘堂”，收集历代名画，又常常邀集名流在家中宴会，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号称“十年不游权贵之门”，也是他的座上宾，曾画有《西园雅集图》，描绘诸文人雅士高会云集于王诜府第的情况。他可以算得上是一号风流豪客，与当时还是端王的徽宗交往甚笃，就连《水浒》故事一开头，高俅也是由他的门下才进入端王门下，深受宠信的。王诜亦工诗词，曾作有《忆故人》词：
烛影摇红，向夜阑，
乍酒醒、心情懒。
尊前谁为唱《阳关》，
离恨天涯远。
无奈云沉雨散。
凭阑干、东风泪眼。
海棠开后， 燕子来时，
黄昏庭院。
徽宗很喜爱这首小词，只恨词为小令，唱起来长度不够，缺乏“丰容宛转”之致，后来命大词人兼音乐家周邦彦为之改写成长调，词牌名就叫《烛影摇红》，但长调唱起来固然是耐得久听了，词意却反而不及原作，可见画蛇添足、续凫为鹤的事，纵使是名家也未必能够做好。
王诜与苏轼等人交游，自然也遭到党籍的牵连，但他一开始得罪，却不是因为党祸而是有个人的原因。他娶了英宗的公主，宣仁高皇后所生，是神宗的同胞妹。一般来说，做驸马的人难免受到金枝玉叶的公主欺压，但王诜所娶的公主却十分贤德，王诜的母亲卢氏寡居，公主将她接到身边，每日致送珍美的膳食问候，卢氏生病，公主亲自奉药服侍，并不以自己的高贵身份而忽视尽媳妇的孝道。但王诜素性风流好色，大约做得太放肆了，竟然“以是自恣，尝贬官。”这是否有与公主的不和情节在内，难以考证，但在曹太皇太后（仁宗的皇后，谥慈圣光献，为神宗之父英宗的养母）去世的时候，神宗哀毁逾恒，蜀国公主说道：“我与皇上是同胞，看到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安心呢！”于是立即遣散家中的歌儿舞女三十人，不再作乐。这虽有与上同戚的名义，但隐然之中，未必不是对王诜的风流放荡有微妙不满之情而借此发泄。不过，到元丰三年（1080）公主病重的时候，神宗为了安慰妹妹，特地诏还王诜的官职，可见王诜之贬，非出公主本意。
《宋史公主传》里记载，神宗是笃于手足的人，蜀国公主与他同母所生，素来又孝敬母亲和兄长，自然更得到他的喜爱。元丰三年公主病重，高太后与神宗都很焦急，高太后亲临公主府第的时候，公主已经昏迷不醒，太后恸哭呼唤，公主良久醒转，能开口说话，自诉命不久长，母女相抱痛哭。神宗不久也到了，亲自替妹妹诊脉，持碗喂食，公主却不过此情，勉强为之尽食，神宗赐金帛六千，又问公主有什么愿望，公主只是说：“感谢皇兄复了驸马的官职。”第二日公主便即去世，年三十岁。神宗得耗，未曾用饭即催驾前往，望着公主府第大门而哭泣，后来为之辍朝五日，谥为“贤惠”二字。
史传称蜀国公主“好读古文，喜笔札，赒恤族党，中外称贤。”应该不完全是溢美之辞，但以她遣散府中的歌舞的事情来看，要说“性不妒忌”则未必，但妒忌之情人所难免，何况公主对王诜显然也有深笃的爱情，纵使是曾经因为妒忌而闹出纠纷，也是人情之常，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反而令人觉得是王诜薄情负心了。而且王诜的日常行为，确实也很过分，不仅仅是“放荡”二字可以概括，据说他“不矜细行”，甚至到了和小妾在公主身边公然通奸的地步，小妾放肆到敢于当面顶撞公主给她气受，蜀国公主之所以早死，很难说跟这样痛苦的家庭生活没有关系。她在生前可能是隐忍居多，也许这出于妇德的戕害，也许是对风流夫婿的爱情使她放下了公主的架子默默忍受，但最后直到死去，也未必就拉回了丈夫的心。倒是在她死后，她的乳母不忿这样的待遇，将事情全部揭发出来，神宗正为同胞的亡故不胜伤痛，听说之后自然大为震怒，杖责了王诜的八个小妾配给士兵，在葬礼之后，便将王诜贬向均州。在很多笔记中都说王诜是受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而贬，实则还有如此内幕。
蜀国公主比王诜要小上十余岁，两人生有一个儿子，却在三岁的时候即夭折，王诜给公主带来的遭际是终身的忍耐痛苦，公主给王诜带来的，却只是一个“驸马都尉”的头衔而已，既拥有不了他全部的爱情，也占据不了他全部的生活。就连后人的笔记中所艳称的，所记载的也只是王诜和爱姬的遇合：
《西清诗话》载：王诜曾有一个歌姬名啭春莺，王诜得罪外谪，啭春莺流落到一个密县人家中，大约也就是因为公主死后乳母诉说了他的放荡行径，以至于家中姬妾都被杖卖了吧。元祐元年（1086），神宗死后高太后当政时又复还了王诜的驸马之职，他从贬所南还，在汝阴道上，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歌声，他说：“这是啭春莺啊！”寻访之下，果然是当年故人，但佳人已别属，只有怅然相别，王诜赋诗说：“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曾无古押衙。”这一联用了两个唐传奇典故，以韩翃爱姬柳氏被武将沙吒利所夺来指啭春莺落于别人之手，以《无双传》中的侠义之士古押衙舍生帮助王仙客与刘无双团圆来慨叹无人助自己二人团聚。这两句诗出，有好事者为之续足全篇云：“回首音尘两沉绝，春莺休啭上林花。”后来啭春莺到底又归于王诜，据说王诜词集中《忆故人》等等小词，都是为她所作。
这件事在笔记中称为韵事，王诜与啭春莺的离合悲欢，也确实颇逗人暇思。但若是联系上蜀国公主之死，却又无端而起怅然之感，似乎除了正史之外，竟没有人记得起，还有这样一个公主，恭谨的侍奉着婆母，沉默的忍受着风流放肆的丈夫给自己带来的伤害，直至死前，最大的希望也不过是丈夫的官职得到恢复。做为公主的身份，她所作所为可以说得上无可挑剔，可是做为一个平凡的妇人的幸福，她却终身未曾得到。神宗望门痛哭的时候，也许在自悔因为欣赏王诜的才华，从而促成这段相差十余岁的婚姻，导致爱妹郁郁以死吧！神宗在贬谪王诜的诏书中愤怒的斥责这个妹夫：“朋淫纵欲而失行……由是公主愤愧成疾，终至弥笃。”在这时候，他只是一个痛失妹妹的兄长，然而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后人的观念里，始终是天家高高在上，喜怒不该由爱憎而发，人们也不予以理解，不报以同情。蜀国公主沉默隐忍的悲剧人生，抵不上王诜与啭春莺的一幕悲喜剧，纵然以死，无人哀矜。
释仲殊
释仲殊（生卒不不详），即僧挥，姓张氏，又字师利，安州（今湖北安陆）人。曾举进士，后出家为僧，居苏州承天寺、杭州吴山宝月寺，与苏轼交游唱酬。崇宁中，自缢死。词风奇丽清婉，有《宝月集》，不传。今有赵万里辑本。
【柳梢青】
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
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
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
大约自从汉明帝时代金人西来，佛教传入中土开始，随着佛法日宏，佛教与文学也挂上了钩，几乎在佛学发扬光大的同时，“诗僧”这种具有特殊身份的文学创作群体也就出现了，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有的风景线。而且，随着诗歌文学体裁的嬗变，诗僧们也跟着与时俱进，在魏晋作玄言山水诗，在晚唐作格律精严、讲求炼字的五律，到宋代之时曲子词大胜，遂于诗僧之外，又出了以词名的“词僧”（从广义上来说，词僧其实也是诗僧的一种），在宋代能词的僧人之中，仲殊要算其中的佼佼者。
仲殊原来姓张，名挥，所以又称为僧挥，仲殊则是他的法号，他与苏轼有交游，苏轼夸赞他：“此僧胸中无一毫发事，故与之游。”可见其光风霁月、坦荡磊落的胸怀。似乎曾见有人将他与苏轼的另一个好友张怀民（苏轼写过《记承天寺夜游》提到他，这是一篇著名的写景小品散文）相混淆，未知所据。仲殊本名张挥，安州人，而张怀民名梦得，是苏轼贬谪黄州时的好友，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仲殊本来是士人的身份，中国古代的文人出家，其心态很难说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翻开野史笔记来看，会发现里面所记载的许多方外之士，行径常不从宗教律条约束，这一类人出家的理由也许各各不同，其内心却大多有着“逃禅”、“遁世”的目的，而不是出于为宗教折服倾倒、甘愿奉献一生赎罪救世的崇高理想。所以，说他们是佛徒，倒不如说他们是世俗的逃避者。要说起来，古人意欲遁世，方法也有许多，但没有一种能象出家这样决然的断绝一切，包括亲属和自身原来的定位，所以历来很多灰心失望或者走投无路的文人，更容易勘破红尘——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勘破，而只是对红尘中的烦恼无能为力，索性撒手撇清——虽然也有诗嘲笑这种逃逸方式不尽可靠，“未著袈裟愁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为摆脱世俗的纠纷而出家，所想逃开的一般也只是世俗的辛苦烦恼，而不是尘世中曾经有过的温馨欢乐，因此当达到彼岸之后，又不免对那十丈软红产生眷恋歆羡的感觉。僧仲殊也许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
仲殊的出家过程颇具有一点传奇的色彩，可以说是带凶杀性质的家庭伦理剧。《老学庵笔记》中说他年轻时放荡不羁，不知为什么夫妻失和，被妻子在肉羹中下了毒，几乎毙命，服食了蜜水才解毒，医生告诫：“再吃肉的话，毒就会复发，没法解。”于是他便抛弃家庭做了僧徒。他的妻子为什么给他下毒，是出于对他“游荡”的愤恨，还是有了外心打算杀夫另嫁，未知其详，他因为中毒不能再食肉而索性出家，似乎也有点不足以构成理由，估计出家的心情，是受到来自“家”的伤害而一愤弃家，不是单单为了食素的方便，也未必就完全看破了世情。倒是可能由于这次经历，他嗜上了食蜜（也有说法是为了持续的解毒而不得不食蜜），据说他什么菜都放蜜，请客吃饭，豆腐、面筋、牛乳之类，都是蜜渍，甜腻得使人无法下箸，只有苏轼也爱吃蜜，能和他共同饱食一顿，所以仲殊又被人称作“蜜殊”。
仲殊工于长短句，好作丽语，并不因为他是出家身份而稍减其软媚之气，《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推崇他的《诉衷情》词，认为：“篇篇奇丽，字字清婉。”而《碧鸡漫志》将他和贺铸、晏几道、周邦彦并称，认为他在四人中最次，然而作品的富丽华赡，连晏几道也及不上他。贺铸的丽句多失意之悲，周邦彦的丽句有深密之致，晏几道的丽句每每见其惆怅寥落，只有仲殊，在丽语中透出的，是对尘世的恋恋情怀：“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从一双本该超脱的冷眼中，却透露出人生的热望，正如在那一片洁白无瑕的梨花中，他感受到的不是“洞天方看清绝”（元代丘处机梨花词）的晶莹剔透，却是“寒轻香软”的盎然春意。又如另一首《南柯子》：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
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
绿杨堤畔问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
小词题为“忆旧”，有天涯羁旅的伤感，有对旧情旧境的回顾，写得清丽宛转，语虽淡，却掩藏不住心底的情愫；虽是僧人，所思所写，却完全是俗世的光景。他还有一些俗词甚至艳词，这是当时词坛的风尚，但由一个出家人写出象“酒满玻璃花艳冶。莫负春心，快饮千锺罢。”（《蝶恋花》）这样纵情寻乐的句子，未免令人侧目，同时代的人说他：“雅工于乐府词，尤有不羁之余习也”，其实这“不羁”，只是佛门也羁绊不住的一段情肠。
仲殊不羁于佛法，自然与佛门的拘泥之士大非同类，苏轼在杭州的时候，曾经有一回携带着妓女去拜谒西湖之间著名的高僧大通禅师，大通觉得他很失礼，愠形于色，苏轼戏作一词，令妓女歌之，其中有“……我也逢场作戏不须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的句子，颇带嘲谑。仲殊时在苏州，闻词也和韵作了一首，云：“……打就金毛狮子也堪疑。 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著花迟。不向东风一笑待何时？”以佛门弟子的身份，却使用道家的语言来对这一件有“亵渎佛门”意味的进行调侃，超脱中又显得有些轻佻，难怪在当时人眼中他不象个和尚了。
他这种轻佻，有时过了火，便接近于一种恶趣。仲殊虽是僧人身份，也常常来往于公门，有时与官府应酬，难免有些流于浮薄之词，《中吴纪闻》说他某日造访苏州太守，宾主接坐之间，看到一个来告状妇人手中拿着诉状站在雨中等候开审，太守命仲殊做一首词咏这件事，仲殊口占一词《踏莎行》：“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恹恹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词中打趣妇人的告状，无非是苦于相思，状告薄情郎的“闲公事”而已，显得对这个女子淋雨的苦楚和可能含冤的遭遇毫无同情心，因此后来仲殊不知为什么事在枇杷树下自缢而死，便有口齿轻薄的人给他改了这首词作，说：“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恹恹地。”平心而论，仲殊对这个妇人固然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但当时在场的太守，作为一郡之守的身份，见到自己的子民冒雨申诉，不忙着安抚与审理，却有闲心让一个类似清客的和尚来打趣她，岂非更大的失职？这件事只指责仲殊一个人，未免太过，何况又以他的横死来重复他自己曾经的打趣之词，世道好还，舆论报复，对他本人来说，真是残酷的戏弄。
仲殊为什么自缢而死，似乎没有记载说明内中隐情，即使有所评价，也多半以为：无非是这个怪僻的和尚，一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离经叛道的事而已。他确实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在儒门时风流放宕，因为变生家庭而出家，是违反了儒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诲，身入空门又不守戒律，依旧肆意不羁，写作艳词，根本不象空门清修之士，连最后的死亡，也是违反了佛教“戒自杀”的律条。他的出家，仿佛只是一种能使他抛弃世俗牵挂、获得最大自由的手段，而在相对的自由之外，他的眷恋他的热肠，又形成了比佛门戒律更为羁绊的束缚。也许，他死于这种永不能实现的对已隔绝的红尘的渴盼，死于在这种渴盼与摈弃中纠结的矛盾和厌倦？斯人已矣，无法获知答案。
相传仲殊曾经游姑苏台，在台株上题了一首七绝：“天长地久大悠悠，你既无心我亦休。浪迹天涯人不管，春风吹笛酒家楼。”这首诗是用倒笔书写，就是每个字笔锋从最后一笔描起，慢慢描成次字，这种写法有点游戏的滋味，而所题之诗，却大有禅意。佛教中有楼子和尚悟道的故事，说该人在未成道之前，偶然经过街市，听到酒楼上有人唱曲，道一句：“你既无心我便休。”忽然大彻大悟，从此号称“楼子和尚”云云。高僧的颂偈之中，常常以此为典实，所谓：“唱歌楼上语风流，你既无心我也休。”情场风尘倦眼，竟然能与勘破之理暗合，却不知这句禅语，最初竟出自于这一个不似和尚的佛门弟子之手。“你既无心我亦休”，说得豁达通脱，却不知在这轻轻一个“休”字之前，有过多少痛苦纠缠、苦苦不能割舍？而说这句话的仲殊本人，也许在了断自己生命之前，尚自不能完全休弃自己曾经眷恋的一切——人间的事，往往是愈眷恋愈伤害，愈伤害却又愈眷恋，一个“休”字，如何轻易决断得！
周邦彦
周邦彦（1056-1109），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元丰中为太学生，因献《汴都赋》被任命为太学正，后出为庐州教授，知溧水县，还京为国子主簿。哲宗召对，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徽宗时仕至徽猷阁待制，提兴大晟府，出知顺昌府，徙处州，提举南京鸿庆宫，卒。工词，精通音律，其词富艳精工，有《清真集》，后人注本名《片玉集》。
【兰陵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登临望故国。
谁识，京华倦客？
长亭路，年来岁去，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
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
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
斜阳冉冉春无极。
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
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两宋词人之中，公认的“宋词四大家”为苏、周、辛、姜，在北宋词人中周邦彦的座次仅次于苏轼，而在诗词爱好者那里，对周邦彦的评价似乎并不及词史地位那么高。尤其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对清真词的批评：“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对后世读者的影响较大，后人遂将周词看成过分讲求文辞雕琢而丧失真实性情的作品。平心而论，周词的确不及北宋早期的名家语浅情深，风韵自然，有令人一见如故的感觉，这是他雕琢字句的弊病，却也成就了他独特的风格。《词洁》中说：“美成词乍近之觉疏朴苦涩，不甚悦口，含咀之久，则舌本生津。”他的词不是芳甜满口的水蜜桃，却是需要咀嚼回甘的橄榄果。
要究周词形成这样风格的原因，其实若简单以一言蔽之，就是以“人工”巧夺“天工”所致。作为一种诗歌体裁，词也和古诗一样，有着起自于民间风谣，从质朴自然渐渐过渡到精致凝练的过程。这种风格的嬗变，虽然也有渐失本真之憾，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文体日趋成熟的必然结果？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时候，还是在青年时期，所以推北宋而贬南宋，喜性灵而不喜技巧，而按叶嘉莹的说法，周邦彦正是一个“结北开南”的人物。
以思索来替代抒情，以安排来组织章法，这种写法不容易得到读者心灵上的共鸣，却别有一种深隽悠长的意味，而“富艳精工”的辞采修饰，又给这些虽无直接感发、却隐含内在寄托的词作，披上了一层精美的外衣。周邦彦的词在当时可谓是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极至，“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陈郁《藏一话腴》）爱好者层次的广泛，要比“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却不受赏于士子文人之口的柳永当年胜之远矣。“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这样的词作，可能一开始不能使热血激昂的少年欢悦，却会使思力渐增的中老年人动心。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曾经批评周邦彦词作的王国维，到晚年重新写了《清真先生遗事》一文，其中对周词推崇备至，认为如果将两宋词人比之唐代诗人，可以比得上诗圣杜甫的宋词人，惟有清真先生：“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这可以算是对词人成就最高的推许了。
周邦彦词堪称“词中老杜”的地方，除了写作技巧集北宋之大成之外，还有另一方面则是对词律的贡献。他是一个音乐家，自题堂名为“顾曲堂”。三国名将周瑜以善于音律知名，听到奏乐有讹误，必然顾视一下奏乐者以目示意，所以当时有谚语说：“曲有误，周郎顾。”周邦彦以这位同姓前辈的典故作为堂名，足见对自己音律方面成就的自信心。王国维称他的词音律之美妙，虽然到现代乐谱已亡，不知如何演唱，但是“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从这首《兰陵王》就可以看出，时曼长时急促的音节，既舒缓又跳转的叙事，如同辘轳一般交织在整篇词作之中，句法拗折到了极点，反而显出一种奇特的和谐婉转，这种技法已臻化境，所以王国维赞叹说：“两宋之间，一人而已！”从青年时期的不喜欢，到晚年的由衷钦佩，这其中不仅仅是鉴赏者的功力提升、视野有变，多半同心境也有一定关系，大约周邦彦的作品，不是少年读者眼中的“清真词”，而是中年之后值得收藏的“片玉集”。
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中，捕风捉影的记载了一个跟这首《兰陵王》词有关的绯闻故事：周邦彦在开封为监税官的时候，与京师名妓李师师过往甚密，李师师又是当时风流天子宋徽宗的情人，有一次徽宗微服来到李家，正值周邦彦先在，一时无路可出，窘急之下伏到了床底躲藏。徽宗亲手携来江南新进贡的橙子一枚，与李师师剖橙笑语，极尽亲昵，周邦彦一字不漏的听在了耳中，随后便将此夜的奇遇，隐括成一阕《少年游》词：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词中写这对情侣的欢谑，悄语低言，欲去还留，一派温馨旖旎光景，李师师自己读到后也颇喜爱，隔日唱起此词，被徽宗听见，问：“这是谁写的？”师师便说出周邦彦的名字。徽宗顿时大怒——多半是恼羞成怒，醋海翻波——上朝后便宣谕宰相蔡京：“听说开封府监税官周邦彦课税不登，数目短少，必是玩忽职守，如何上级京尹不按察发落！”蔡京莫名其妙，退朝后向京尹查问，京尹答道：“这些税官里，惟有周邦彦课税的数额有所增羡，怎么还能说是玩忽职守？”蔡京是个老狐狸，说道：“皇上的意思就是要找他的岔子，只得马虎处分，迁就上意罢了！”于是胡乱拟了过失，得到旨意：“周邦彦职事废驰，可日下押出国门。”就此把周解职打发出京。隔了一两天，徽宗又去临幸李师师家，不见情人，一问才知师师给周邦彦送行去了，徽宗正喜拔掉了眼中刺，于是欣然等待师师归来。一直等到初更时分，师师才姗姗而归，兀自愁眉不展，泪承双睫，憔悴之态可掬。徽宗重新吃起醋来，怒问：“你往哪里去了？”师师回奏道：“妾罪该万死，听说周邦彦得罪被押送出京，为他置酒饯别，不知道官家今日到来，有失迎驾。”徽宗冷笑问：“今日莫不是又做了什么词？”李师师道：“有一首《兰陵王》词。”徽宗吩咐唱唱看，于是李师师轻敲檀板，款启珠喉，唱出这一阕三换头的“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来，音色激越，词句雅丽，当真是悦耳动心。徽宗毕竟也是天分极高的艺术家，绝非毫无鉴赏能力的伧夫俗子，听毕全词，竟然回嗔作喜，赞道：“周邦彦真是才子！”于是又下旨召他回来作大晟府乐正，也就是皇家音乐研究院的高级顾问。周邦彦以小词得罪，却又以词曲进身，际遇之奇，也可以算是并世无双的了。
这个故事颇为脍炙人口，后人的小说戏曲之中，更加油添醋的予以渲染，如明末凌濛初的杂剧《宋公明闹元宵》里面，就将此事和水浒故事串联到一起，成为一个风趣的喜剧。周邦彦是北宋大家，音乐的造诣不下于柳永，词句的婉约雅丽堪敌秦观，但与秦、柳等人相比，他的风流韵事却寥寥无几，一有此香艳传说，倒是足以颉颃前辈了。大概这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这个传说虽然十分不可靠，却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若细究起来这个故事来，里面实有许多不能成立的破绽，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一文中即考订甚详，徽宗的微服出行，始于政和年间，至宣和年间尤其肆意，而周邦彦在政和元年（1111）已经五十六岁，这样的岁数恐怕早已没有了狎游的意兴，更没有让徽宗去和他争风吃醋的条件。而故事中所谓：“大晟乐正”或“大晟乐府待制”，宋代也没有这个官职。周邦彦出任国家音乐机关的职务是政和六年（1116）而非元年，“提举大晟府”。提举是官名，大致是主管之意，大晟府的任务就是整理古乐和制作新曲，由此后人将周邦彦归入当时一个松散的词派组织，称“大晟词人”（其中著名词人的还有晁端礼、万俟咏等），其实周邦彦在大晟府担任职务的时间并不长，重和元年（1118）即出外任，在这个最合适他的职位上也只呆了两年。
其实如果撇开历史方面的硬证，就《兰陵王》词而论，也决不是自己离开京城的时候临别而赋，而是一首“客中送客”的作品，词人是送行方，而不是被送的归客。这首词题为咏柳，写的却是别情，“绮丽中带悲壮”，声情又极为激昂悦耳，曾经风靡一时，《樵隐笔录》中说：到南宋的绍兴初年，杭州忽然流行起周邦彦的这首《兰陵王》词来，歌楼酒肆均传唱不绝。因为此词共有三段，到末段尤其激越发扬，惟有教坊的老笛师才能倚声歌出如此高调，所以当时人将之比作著名的送行曲《渭城三叠》（即唐代王维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因第一句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唱时又需要叠唱后三句而得名。）从这个比较，也可以看出《兰陵王》实是送人之作，而不是被送的临别赋词了。
这首《兰陵王》可以称得上是周邦彦的经典代表作，据载，这词在南宋时流行，歌谱原出自大晟府的某“协律郎”，于逃难中携有“九重故谱”，此词才得以流传人间，可见词原是周邦彦在大晟府供职的时候所作。
他以曲子词受知于徽宗，清人吴衡照引用《浩然斋雅谈》，却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受赏识的是周邦彦自度曲的名篇《六丑•蔷薇谢后作》：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
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
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
钗钿堕处遗香泽。
乱点桃蹊，轻翻柳陌。
多情最谁追惜？
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
静绕珍丛底，成叹息。
长条故惹行客。
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
残英小、强簪巾帻。
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
漂流处、莫趁潮汐。
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这是周邦彦自创的曲调，徽宗在宫中听到，十分欣赏，但对词牌名《六丑》的意义大惑不解，于是教坊使袁绹上前回奏道：“该词牌是潞州知州周邦彦所创的。”徽宗召周邦彦来询问，周解答道：“这首词一共犯了六种不同宫调（“犯”是词的乐律方面的名词，音乐的变化称之为犯，用了几种不同的词调集合成新曲也称为犯，因宋代词乐失传，现代人已无法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乐律变化），都是音乐中极美的调子，但是特别难以歌唱。传说上古的五帝颛顼高阳氏有六个儿子，品行高尚而相貌丑陋，所以用之来比拟这个词牌。”《六丑》一词，也堪为清真词中的上乘之作，音律和用字都极考究，“千回百折，千锤百炼”（《宋四家词选》），近人龙榆生评之为：“它的整个音节之美，显示于韵位的疏密递变和句式的奇偶相生，欲断还连，千回百折，而又一气贯注，摇筋转骨，极诸变态，其艺术性的绝特，也是清真创调中所罕见的。”这样的佳作当然会得到同是艺术家的徽宗的喜爱，由此打算留用周邦彦。可是周邦彦的为人，在辞采秀异的同时又另有一股文人的清高意气，虽不强硬却也不合时宜，注定不是能往上爬的料子，当徽宗问他能否为宫廷娱乐填词的时候，他竟然婉转拒绝，说道：“臣下已经老了，颇为后悔少年时的轻佻之作。”这样的回答当然令皇帝大不满意，而当时有个任起居郎之职的张果与周不合，刺探得知周邦彦并非全然“颇悔少作”，还曾经在某亲王席上赋词赠歌妓，于是打了小报道给蔡京，蔡京又向徽宗进谗言，到底把周邦彦排挤出朝。
实则在周邦彦进入官场的历程中，第一次际遇并不是由于词曲而是出之诗赋，走的还是“献赋长杨临帝阙”的传统文人之路。那还是他青年时期的事情，神宗熙宁六年（1074），二十八岁的周邦彦在京城做太学生，因进献《汴都赋》一举成名，由太学生一跃而升为太学正，据说这篇《汴都赋》典实富丽，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冷僻字，被指定在朝堂上诵读的大臣有好多字竟不认得，只能勉强读个偏旁凑数，可见周邦彦学力之深厚。到哲宗元符元年（1098），因为重新开始起用新党，哲宗对当年写于新法实施之时的《汴都赋》又发生了兴趣，在外地任职多年的的周邦彦重又被召入京献赋，上《重进〈汴都赋〉表》而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其荣眷直至同样打着新法旗号的徽宗朝犹自未衰。由一赋两次进身，三朝宦海浮沉，这际遇与新旧党争的关系极为密切，而周邦彦本人，却于党争之际显得颇为超然，与当时的苏门词人相比，可谓鲜明对比。
因他早年的《汴都赋》主题是颂扬新法改革的成就，所以近代学者罗忼烈、叶嘉莹等均认为他是拥护新法的词人，其实周邦彦的性情，更适合做一个文学人而非介入政治，他倒也是一个比较安于致力为词的文人，政治上自然不会无所倾向，但也仅仅只是“倾向”于新法而已，并不曾卷入党争的漩涡中心。王国维说他于两党“均无依附”，他的堂叔是苏轼的好友，也算是苏氏的故人子弟，可是他与苏轼同时在京城，却没有留下有交往的记载；他的《汴都赋》赞扬了新法推行的成绩，但在哲宗重新起用新党的时候，他也并不以此夤缘求进。即使是晚年稍微显达，亦是“循资格得之”，是从小官职一步步兢兢业业的做起来的，是自己份中该得的。他对人对事，似乎都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心态，不管是名士也罢，权贵也罢，他既不得罪，也不主动拉近关系，这种生活态度颇为中庸，“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清真先生遗事》）其实在当时崇尚气节的士大夫群里，“无所趋”，不巴结讨好并不是难事，“无所避”则要既有来往，又要保持不亢不卑的姿态，这个度也不是好把握的。
周邦彦的宦海生涯说不得一帆风顺，也算不上大起大落，他的文人习性远远比政治热情要高，所以在外地担任闲散官职的时候，虽然也有几分流落不得用的牢骚幽怨，大体上却是情调比较淡然的，只有厌倦惆怅，却无愤慨不平，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佳树清圆。
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
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渌溅溅。
凭阑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来寄修椽。
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
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
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这首词作于哲宗元祐八年（1093），时值旧党当政，三十八岁的周邦彦因思想倾向新党，不得重用，外任为溧水县令。溧水在今南京附近，也属于江南地区，与周邦彦的家乡钱塘距离已经不算很远，但地处群山环绕之中，“地卑山近”，环境潮湿，与繁华的东京城、秀丽的杭州府都不可同日而语，正当壮年而被弃置于此，难免使人牢骚无端，“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这是后人对周词的高度评价，却不知这种“蕴藉”，并非全因高超的艺术修辞而来，而是词人本身，就是这样含蓄温和的、不愠不火的性子。他似乎不论在哪儿，都不甚满足，安闲中也带着几分忧郁，可是又无论在哪儿，也都能自我排遣。“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他有随遇而安的恬然，也有对不可复得的旧境之绵长怀念，如另一首抒发倦客心情的词作《苏幕遮》：
燎沉香，消溽暑。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
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五月渔郎相忆否？
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根据“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一句，可知这是周邦彦在京师时所作，前面说周词主要风格为“人力巧夺天工”，这一首小词却是难得的天然去雕饰之作，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不喜清真词，却对“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三句赞不绝口，认为它比起南宋词人姜夔咏荷花的名词：“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念奴娇》）要生动自然得多，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周邦彦的家乡在钱塘江畔，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地方，在“素衣化作缁”的京城之中久居为客，不禁怀念故乡的风物清嘉，但这怀念也只是托诸梦寐，“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思乡之作，情调竟是轻扬流动的，就如开头所举那首《兰陵王》词，“谁识，京华倦客？”有着厌倦之意，却也只是淡淡情怀。清真词的格调较醇厚也较淡然，就连悲秋之作，也仅有轻轻的自问：“更深人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关河令》）他的悲伤，竟是平静的。
周邦彦官居溧水的时候还传有一桩风流韵事：他做县令，属下一名主簿有个聪慧美丽的姬妾，平时同僚们宴请往来，周邦彦常常与她相见于酒樽之间，相处欢洽，周因此为她赋了一首《风流子》词，下阕云：“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 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 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 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连用“西厢”、“偷香”等典故，分明是一首密约幽欢的艳词，所以后人评价说：“此词虽极情致缠绵，然律以名教，恐亦有伤风雅已！”（《本事词》）史传载周邦彦在少年时就“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可知他的性格里，也有脱略疏放的一面，“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这样直白的恳请，似乎已不象周词一贯的“浑厚和雅”，却与柳永的情词有惊人的气脉相通，也许这就是同样恋爱中人的心灵互通吧。
其实周邦彦有些写情的小词也直率得可爱，他对宋徽宗说“颇悔少作”，未必全然是推脱。如这首艳词，《乐府指迷》中便认为万不可学，多半周邦彦到晚年想到年青时的耽溺儿女情长，也颇羞颜。然而这样直抒胸臆的词，却也别有感人的力量，《蕙风词话》中就称扬说：“‘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弃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情到浓处，什么含蓄婉转已全用不着，直接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别具一种魅力。然而他的“说尽”，也只能是说尽相思相忆之情而已，深厚真挚，却不是炽热猛烈，他毕竟非狂非狷，只是一个持中庸之道的文人——他曾经在姑苏与营妓岳楚云相恋，分别多年之后，有一次由京师路过苏州，楚云早已从良嫁人而去，周邦彦在太守宴席上见到楚云的妹妹，追想旧人，写了一首《点绛唇》词寄给她，感叹道：“愁无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楚云见词不胜悲感，哭泣累日。他们的故事没有象很多文人韵事一样，给安上一个最终团圆的结局，只余一襟泪痕留给后日凭吊。这遭遇也正象是他的个性，并不激越发扬，而是沉厚隐忍。
周邦彦晚年欲回到两浙故居，却因方腊起义，遍地干戈路途不通，不能回乡，只有在“待指制举南京鸿庆宫”的职位上，举家居此而终。“提举某宫观”是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涯的暮年，常常受封的一个官职，其实也就是给一个安闲的职位养老而已。相传周邦彦在迁官之初梦中得句，做了一首《瑞鹤仙》词，起初不知所谓，后来经历战乱、仓促投奔、最后得到安身之地以终老的遭遇，与词作的影射竟一一暗合对应，使人惊异不已。该传说颇无稽，却似乎已经有了神化周词的倾向，古人总迷信“诗谶”之类，其实骨子里，是对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喜爱之缘故吧！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里将周邦彦和同乡词人潘阆相比较，“二人身后毁誉适得其反，可谓有幸有不幸矣。”潘阆是潇洒的隐士，晚年却被牵扯到官场之中，遭受牢狱之灾，险些不能尽其天年。而周邦彦一直在宦海浮沉，始终保持平静恬淡的心态，不争荣，也不招辱，这种人物并不眩目，却很耐得后人细品与回味。
李清照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又说章丘，今属山东）人。李格非之女，赵明诚妻，与夫共事金石研究，夫卒后流寓越州、杭州，晚居金华。工词，风格婉约清丽，亦能诗文，著有《金石录后序》、《词论》等，其词集《易安词》不传，后人辑为《漱玉词》。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香港学者罗忼烈曾批评李清照，说她是“最自负的词人”，“不仅十分自负，也十分好胜”，她对北宋诸词人都有极其尖锐的批评，可是她的词作也不是尽皆合乎自己的标准，不无苛求于人、自律则宽之嫌，并举出唐代薛能由于过分自负而导致读者反感的例子来做对比，“古代女词人极少……李清照何其幸也！”言下似乎有这样的意思：之所以而后世很少人就李清照的过分自负来吹毛求疵，实则是沾了她性别的光，她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身份，在文坛上却有着微妙的优势。——然而，以我的看法，如果让李清照本人来自我表述，也许她宁可不要这个优势的罢。
从古以来介绍李清照的文字，几乎都要写上这一句：“李格非之女，赵明诚妻。”一个女性，仿佛只有确定了她的父亲与丈夫，才能标识她本人的存在，但有所讽刺的是，后人知道李清照的，却远远比了解李格非、赵明诚的为多，甚至是沾了易安居士的名气，做父亲的和做丈夫的才为更多人所知。没有李清照的话，李格非只是北宋的一个不甚出名的文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赵明诚也不过是一个有成绩的金石学家；而如果忽略了父与夫，李清照依然是李清照。
但是说到李清照，与她伉俪情深的赵明诚却还是不可不提的，他们这桩婚姻，原本象千百桩同时代人的婚姻一样，考虑的只是门第相当，而不是当事人情投意合与否。幸运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撮合了一桩志同道合的美满姻缘。他们夫妻的契合使后人歆羡不已，以至于傅会出这样的传说：赵明诚幼年的时候，其父赵挺之就开始为他考虑亲事，明诚有一日午休，梦中诵读一本书，醒来只记得三句话：“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告诉父亲，赵挺之为他解词道：“‘言与词合’，是个‘词’字；‘安上已脱’，是个‘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合起来是‘词女之夫’四个字，证明你将来要娶一个擅长填词的女子为妻啊。”后来赵明诚果然娶了李清照。可见他们的婚姻，乃是上天早早就注定的缘分。
李清照在家庭中并不是一个恪守闺训温柔恭让的媳妇形象，她的父家与夫家原本门当户对，但牵涉到党派之争，却分成了两派。清照父亲李格非是苏轼门下弟子，属于元祐党人，而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却阿附蔡京，“排击元祐诸人不遗余力”，甚至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在李清照结婚的第二年，公公赵挺之已高居尚书左丞之位，父亲李格非却被列名“元祐党籍”而导致罢官，李清照因此向公公上诗，想请他解救父亲，以“何况人间父子情”的句子来打动他的同时，难免也流露出对这位公公的不满。历史上赵挺之的名声的确不怎么好，苏轼就曾怒骂他是“聚敛小人”、“学行无取”，黄庭坚因为得罪了他而遭到贬谪，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也是赵家的姻亲，却深恶其为人，陈师道晚年时在朝廷任职，因家贫而无御寒衣服，参加郊外活动时陈妻特地借了亲戚家的衣服给他穿，陈师道知道衣服是赵挺之家里的，便拒绝穿着，竟致受冻病死。李格非“以文章受知苏轼”，李清照难免也受到父家的影响，对这位公爹的为人实则是暗中鄙薄的。在李格非被罢免之后不久，赵挺之夤缘拜相，权势逼人，李清照又赋诗嘲之，说他：“炙手可热心可寒。”对长辈毫无掩饰的讥刺之意，出自一个大家族的媳妇之口，足见她决非低眉顺眼的庸常女流。
有意思的是，赵明诚虽然是赵挺之的幼子，与父亲的关系却似乎有所隔阂，他的姨父陈师道与赵挺之不睦，却很赏识这个姨甥，在给黄庭坚的信中提到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赵明诚嗜好收集名人书法，由于录藏了父亲政敌苏轼、黄庭坚的文章诗作，而使乃父不满，其实在深层次，未必没有政治上不同的倾向在。赵明诚甘冒父子失和之险而倾向于元祐旧党，是否也有受了妻家的影响的可能性呢？由于赵明诚在历史上并无政治方面的建树，这一点已经无法查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赵、李两家在政治上的敌对立场，以及清照对公爹的不满嘲讽，都没有引发他们小家庭之间的矛盾，影响夫妻的感情。
他们夫妻间有一则脍炙人口的轶事，就是与上面所引的这首《醉花阴》词相关的：当时李清照与赵明诚分居两地，重阳时有感而发，赋成这一阕“薄雾浓云愁永昼”，将自己的这一腔思念之情寄给丈夫，明诚读后叹赏不已，自愧弗及，不免起了好胜心，于是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一共作了五十阕《醉花阴》词，将妻子的作品也混杂其间，拿给朋友陆德夫赏鉴。陆玩味再三，说道：“这些词里只有三句是绝妙佳辞。”赵明诚问哪三句，陆吟道：“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是李清照所作。
赵、李二人的投契，不但在文词上互争高下，在学术方面也是志同道合的伴侣，他们共同的爱好是收集金石文物，才结婚的时候，两家虽然都是官宦门第，生活却“寒素贫俭”，他们不惜节衣缩食，每月初一十五，都带着典当衣服的五百文钱，前往东京最繁华的交易市场大相国寺去淘古董，买到中意的碑文石刻等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其乐融融。到赵明诚出仕之后，夫妇二人的志向更为明确：“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他们享受着收藏与研究的快乐，也曾经为买不起名家的字画而相对叹惋，怅然数日。后来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去世，家道中落，他们的收藏活动却并未就此辍止，李清照支持丈夫的爱好，甚至“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所有的收入都拿去收购图书文物，室内到处都罗列着收藏品，“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犬马之上。”这样一对清贫然而生活中充满了乐趣的学者夫妇，如果上天给予他们白头到老的福分，真可以算作是童话般美好的人生。
清代著名的戏曲作家洪昇在他的杂剧作品《四婵娟》里，就借赵明诚与李清照之口，闲数古往今来的夫妻，分夫妻为美满、恩爱、生死三种，来阐述对婚姻缘分的看法：“美满与恩爱虽若相同，然须是终身厮守、谐老百年的，方才算个美满。若恩爱虽深，或享年不永，或中道分离，到底算不得个第一等了。”“（生死夫妻）此种夫妻，起先不无间阻，毕竟终成美满，别成夫妻一种奇缘，倒作千秋佳话。”而被借来剧中现身说法的赵李夫妻，正是“恩爱虽深，或享年不永，或中道分离。”如果想到他们最终生死永隔的结局，真令人禁不住陡生悲酸。
这一折戏题名“斗茶”，用的也是赵李夫妻的典故，晚年李清照在为丈夫生前所作的学术著作《金石录》作后序时，追忆夫妻昔年的温馨细节：“余性偶强记，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复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归来堂是他们在青州住所的书堂名，以赌谁记性好就先喝茶作为平日娱乐，而李清照赌赢时得意忘形，笑到了将茶杯打翻在怀里，反而连赢来的茶也没有喝到——当她经历过国破家亡之后，再回忆起这般的恣肆忘情，昔年的快乐，到今日都会成为心底的痛，“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容若《浣溪沙》）人间的悲剧情怀，往往是相通的。在当年当时，她还是一个幸福妇人的时候，何尝不将这一切都视为平常不过？那时候她生活中所尝到的唯一痛苦，也不过是夫妇间的短暂分离，使她郁闷使她忧伤，吟出如这首《一剪梅》的词作：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首词据说是他们新婚未久的时候所作，因明诚外出求学而导致夫妻暂时分离，清照依依惜别，在锦帕上书写下这首小词送行。这样的离别，纵使忧伤也带着甜蜜的滋味，让人想起后世《浮生六记》中沈三白记述自己与妻子芸娘新婚分别时：“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待到见面时竟然：“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大约只有处于热恋中的人，才能体会这样一日三秋的牵挂。沈三白写的是散文，而李清照用更适合抒发感情的词体，毫不掩饰的吐露自己对丈夫的难舍难分，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要求他也要在别后同样牵挂自己：“记取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凤凰台上忆吹箫》）这本来是正常的夫妻之情，但在当时及稍后的文坛上，却成为她被指摘的理由。
词这种文体，最早来自民间，到文人士子手里之后，一开始也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花间集序》）的作品，带有典型的柔性美，五代和北宋初中期的名家作手，也无不学作“妇人语”，在词中扮演女性的角色，写纤秀婉约的词章，这样的性别转换，虽有幽微曲折之致，却也不免“隔了一层”，模拟而来的“闺音”，自然及不上闺中女子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性情文字。所以李清照以闺秀之身而作女性文学，被人称赞为：“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沈谦《填词杂说》）“当行本色”者，纯是一片自然流露的心声也，并无扭捏造作之处。但正因为这样无所顾忌的“真挚”，毫不扭捏的抒情，也惹来了非议，同时代的王灼在赞许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的同时，又刻薄的批评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所谓“闾巷荒淫之语”，我们在现存的《漱玉词》中并没有读到类似内容，可能是散佚了，也有可能就是指象《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等写夫妇之情的词作。妻子深爱丈夫，居然构成罪状，在今人眼里自是不可思议，可是若看一看男性词人对思妇的摹写：“众里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音信，教人羞道不还家。”原来在古人的眼中，妻子思念丈夫，可以侧面描写，可以由人代言，自己在外却是万万不能承认的，羞涩压抑，含蓄隐忍，才是标准的大家闺秀作风。李清照竟然毫不隐讳，直抒胸怀，在丈夫面前时的爱娇，分离之后的空虚寂寞，都毫无矫饰的流于笔下，难怪要惹得道学先生们的讥评了。
不管别人怎么看，李清照前半生的人生，却活得自信而快乐。前面说如果忽略了赵明诚，李清照依然是李清照，但是如果真的忽略了赵明诚，也许易安居士就会是另一种风貌。不可否认，前半生幸福的家庭生活，志趣相投的恩爱伴侣，都是人生最难得的财富，尤其难得的是这个丈夫胸怀宽厚，虽然在才华上稍逊风骚，却并不象一些大男子主义者那样对妻子产生芥蒂，仍然全心全意的赞赏和支持妻子扬才逞能。据说他们居住在建康府（今南京）的时候，每逢大雪天气，李清照必然邀丈夫出门，绕城寻觅灵感，作诗之后必然邀丈夫赓和，赵明诚才华不及，常常以此为苦差事，但就算苦差事，他也是心甘情愿、乐此不疲的处于下风的。
在这样爱的包容甚至纵容之下，李清照的天性得到最大的自由。她在家庭中不需要作一个侍侯颜色的小媳妇，于最擅长的词场上，自然更不需要谦逊恭让。只因为自己是女流就在先天气势上矮了一筹，这在李清照是无法想象的事，她好胜也自负，“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填词抒情不遮遮掩掩，点评词场名宿更不会瞻前顾后，在她著名的评论文章《词论》里，就几乎指摘了从五代以来所有的名家，我们看看她是怎么挑剔这些名家的毛病的：
南唐二主：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晏殊、欧阳修、苏轼：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
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晏几道：苦无铺述。
贺铸：苦少典重。
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
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
李清照这篇词论，在文坛上引起的争议要比她的词更大得多，她对前人几乎都持有批评的态度，而这批评又不无吹毛求疵之嫌，使后世的词评家们纷纷指责，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里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韩愈）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清代人裴畅也说她：“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在后人眼里，她目空一切的资本无非是自恃其才，本来不值得一提，只是她以女流之辈的身份说这样狂妄的言语，才使男性们姑且存之，以示他们能容得下一个女性小小的自以为是。即使是现代人谈到李清照的这篇词论，往往也会推许她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敢于褒贬前辈大家的自信和胆气——不论是因性别被贬低或抬高，我料李清照都不会服气。
其实如果衡以李清照自己的词作，她在《论词》里提出的几个标准，自己也不能完全达到，她的风格以清新自然、明白省净见长，于铺述、典重、故实等几方面，都不是十分合格。但提出批评和自己写作，并不是一回事，硬要批评者先写出比作家水平更高的作品再来指手画脚，这本是无理的要求。何况李清照的批评虽然苛刻，却也都是抓住了各名家的弱点，如果非要以性别论的话，她正是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尖刻，搜寻别人的破绽进行攻击，并且毫无顾忌的直言不讳，所谓“最会抓人痛脚”是也。以李清照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她本来更应该算是南宋的词人，因为南渡之后她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前期更胜一筹。周邦彦是“结北开南”的词人，而李清照的下半生，已经加入了南宋词坛最早的大合唱。但她这篇作于北宋年间的《词论》，虽然略嫌刻薄，却是北宋诸名家的一篇总结辞，为此我将她置于北宋之殿军。
靖康之变是李清照命运的分水岭，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她从一个洒脱不羁、逞强好胜的幸福女子，一变而成“飘零遂与流人伍”的孤苦孀妇。在南下逃难的过程之中，她同当时绝大多数遭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一样，历尽了颠沛流离、惊恐折磨，平日珍视的文物藏品在路途上损失殆尽，鹣鲽情深的丈夫也撒手而去，可以说是丧失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切。赵明诚因患疟疾过用寒药而死于湖州任上，临终前竟未曾替妻子安排将来的生活，李清照就这样孤零零的被抛入了难民的生涯，从此“流荡无依”，凄凉终老。她并不是一个只局限于小家庭之中的妇女，在她意气豪纵之时，也曾评点文坛，纵论国事，明诚是她的幸福，却不是她的全部。然而夫妻相守近三十年，忽尔中道捐弃，从此身边再无那一个知心伴侣，再也看不到他支持纵容的微笑，这沉重的打击毁灭了李清照所有的欢乐，在晚年的名作《声声慢》里，可以看到她极度痛苦的心情：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龙榆生评此词说：“这里面不曾使用一个故典，不曾抹上一点粉泽，只是一个历尽风霜、感怀今昔的女词人，把从早到晚所感受到的“忽忽如有所失”的怅惘情怀如实地描绘出来。”很多词评家惊于她使用叠字的艺术，押窄韵的巧妙，其实这都是表象，藏在文字技巧之外的，是失去爱侣的词人在极痛楚极苦闷的时候，发出的血泪哀吟。她不再是“人比黄花瘦”的清丽少妇，那时的愁怀虽浓，却尽有心情从容优雅的欣赏生活，现在她已经成为“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的白头嫠妇，所守着的只有孤窗秋风，所待再无可待，这种“凄凄惨惨戚戚”的绵绵长恨，自此萦绕了她整个晚年。
说到李清照的晚年，难免会涉及到她的改嫁问题。古人在此事上的态度一般都比较暧昧，有人为之惋惜，有人讳而不提，也有人执意要为李清照辩诬，认为这都是仇家污蔑之词，全不可信，这“仇家污蔑说”到今日还有学者坚持并考据得言之凿凿。其实改嫁与否，并不能损害李清照的名誉。为她辩诬者，若非还带着“名节”的冬烘思想，就是出于维护赵、李夫妻爱情传说不容有所减色的完美主义。但男性可以丧偶再娶，甚至多妾多婢，苏轼继娶与纳妾，并不减少他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伤之情，也没有人就此认为他薄情，那么李清照在丈夫死后、流落无依之际，再寻晚年伴侣，难道就值得苛责？不幸的是她所遇非人，在重病之中受到觊觎她收藏文物的张汝舟欺骗，“既尔仓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象牙塔中的才女，本非市侩小人的对手。但李清照终究是刚毅的，在发现遇人不淑、身受虐待之后，她并不象寻常女子一样认命沉默，而是选择了以告发他罪行的手段达到离婚。按宋代的刑法规定，妻子告丈夫，属于以下犯上，即使情节属实也要受徒刑二年，李清照拼着两败俱伤，“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宁可玉石俱焚，也要摆脱这一桩由欺骗而造成的噩梦婚姻，由此不惜面对刑罚，面对世俗的嘲讽与讥笑。同时代胡仔即有几分幸灾乐祸的记载当时人对她“讼夫离异”一事的看法：“传者无不笑之。”另外有人也说她：“无检操。”似乎改嫁虽然不够光彩，还可以说得过去，而婚后又反目，不堪虐待而提起诉讼离异，才是她的大错特错。直到现代社会，女性还有因为怕丢丑、没面子，而对不合适的婚姻认命接受，甚至忍耐另一方面的欺骗侮辱虐待，将自己的下半生葬送在一桩错误的婚姻里，而在八百多年之前，李清照已经选择了“不”，她的高傲和勇气，即使放在今日也值得赞赏。
李清照的最后岁月，是在南宋政局尚未稳定、金人不时进犯的动荡之中度过的。她虽然身为“闾阎嫠妇”，一介平民，却对国家大事一直抱关注态度，她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的诗句讽刺南宋小朝廷畏缩避战，也上诗给主战志士、使金大臣胡松年，陈说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山东故土的怀念：“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在当时朝廷君臣苟且偷安、无意收复故土的情况下，她的慷慨激昂，足以使庙堂上一干顶冠束带的男子汉愧杀，李清照的“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的气质，并不单单只在填词上面。
这种对故国的深切眷念之情，对她的词作也有所影响，她晚年在临安所写的《永遇乐》词，于平淡语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悲伤：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
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在南宋偏安的京城中度过元宵佳节，她怀念的却是“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因国破家亡而失去的一切，是她心底深深的烙印。这种悲怆具有深远的感染力，一直到南宋末年时，临安也已陷落蒙古之手，亦遭流亡命运的词人刘辰翁，每读到这首《永遇乐》，都为之潸然泪下，悲痛不堪，他和词“托之易安自喻“，辞意更为悲苦：“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同样的抚今忆昔之悲，同样的流离失所之苦，使这两位分别经历两宋亡国的词人，在瞬间恍然化身为一。“故国”二字，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那一姓一朝，在普通百姓心中，更代表着曾经的平安团聚、欢乐温馨，代表着他们前半生所有的幸福，而当这幸福被击成粉碎，再也无法补缀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依托，原来是那么脆弱无助，正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宋徽宗
宋徽宗（1082-1135），名赵佶，因崇奉道教，又称道君皇帝。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弟。哲宗病死，向太后立他为帝。在位25年（1100～1125），任用奸臣，穷奢极侈，以致国政日隳，各地起义频发。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下，在京城受围困的窘迫关头传位与儿子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和钦宗一起被金兵所俘，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徽宗多才多艺，书法绘画俱有极高成就，声歌词赋亦擅，词存十二首，后人为辑《宋徽宗词》。
【燕山亭】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
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
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却是北宋的亡国之君，作为一个君主，他显然是十分失职的，在位时任用蔡京、童贯、高俅等著名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建造苑囿宫观，滥增捐税，搞得民不聊生，河北、浙江均爆发农民起义。他的对内统治荒淫失政，对外也缺乏军事战略眼光，与迅速崛起于辽后方的金政权联手灭辽，却于损师丧财之余所获甚微，反而被金窥破了宋朝的弱点，挟灭辽之威长驱南下，铁骑踏破了宋人的缓歌慢舞、纸醉金迷。北宋的历史，在宋徽宗手里翻到了血与火的最后一页。
从历史方面来看，徽宗实在不是一个能使人同情的人物，可以说既是昏君又是懦夫：他使自己的国家慢慢沦亡，却没有勇气直面残酷的下场，在金兵围城的紧要关头，却把皇位推给了儿子钦宗，以近乎鸵鸟的姿态，等着似乎已经命定的结局——他自己酿就的苦酒，终究无法逃避，当中原半壁锦绣河山支离破碎，一座精致美丽的东京城变成人间地狱之时，他也和钦宗在一起，连同妃嫔宫女、皇子公主，以及京城中的宗室亲属、文武百官，数千人同被金兵掳掠而去，经受着肉体的折磨、精神的羞辱，直至死亡来给他们以永恒的解脱。这个自幼锦衣玉食、风流恣肆的无愁天子，最终却沦落得身为臣虏，别说帝王的尊严不再，就是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权利也无法保证，回首家国万里，永不能返，悔恨千般，啮脐难及，从这悲惨遭遇来看，他又实在是可怜复可叹的。这首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就是他被押北上时写下的血泪篇章。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靖康二年的三月，一群群北宋亡国俘虏，如同牲口一般被凶狠的兵士押解，艰难跋涉于北上的道路中，他们曾经是这个国家中最娇嫩、最尊贵的金枝玉叶，这时却连生存都难以保障，就象零落的花朵，肆意遭受践踏凌辱，死亡相继，苦恨万端，在一片惨淡哀痛的气氛中，被驱赶着走向敌国的囚禁地，先是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这都是东北荒寒之地，在当时尚是人烟荒芜之所，北国的早春没有东京汴梁城的繁花似锦，拂面的东风中甚至带着凛冽的寒气，在这空无所有的荒野之中，忽然看到一树如粉如霞的杏花，孤独的开在道旁。作为北宋太上皇、此刻却沦为阶下酋、被辱封为“昏德侯”的徽宗，在他恣情放荡的二十五年帝王生涯中，自然无数次的赏春花、玩秋月，他看过“杏花笑吐禾犹浅”的艮岳丽景，看过“骏骑骄嘶，杏花如绣”的上京风光，看过“玉楼人醉杏花天”的平康春色……前半生的风花雪月，到此一变成为无休止的悔恨，无穷尽的哀怨，而这凄苦肃杀的天地之间，这一树“易得凋零”的繁花，成为他对生命中所有美丽和欢乐的追忆，也成为这一刻满心沉痛凄伤的来源，“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在这凄凄惨惨、连归去的美梦都不可复得的残酷现况面前，他只有绝望的悲鸣。可是又是谁，应当负下这个亡国的责任呢？
《鸡肋编》中记载南宋时有人自金逃归，自称过燕山道间时，在僧寺中看到题有一首七绝：“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正是太上皇徽宗的亲笔。这首诗传开之后，“……天下闻而伤之，使尚在位，岂止祭曲江而已乎？”“曲江”指唐代名相张九龄，在朝时唐玄宗宠爱安禄山，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反相，力谏玄宗不要任用，玄宗不听，待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避难入蜀，才想起张九龄有先见之明，这时九龄已死，玄宗特地派使者去他家中祭赠，以表达自己的追悔。宋徽宗在这首诗里说“猖狂不听直臣谋”，也是充满了悔恨交加之情，他的国家，他的命运，原非人误，而是自误。
平心而论，宋徽宗是一个误国昏君，也是一个自食其果的罪人。但古人对待君王的态度，总是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意识，也有一种微妙的情感。他亲信任用的大臣一个比一个祸国殃民，反而无形中使得人们替他找到了开脱罪责的理由，似乎他只是一个糊涂的君主，被奸臣蒙蔽玩弄而不自知，而他最终悲惨的下场，又使臣子们对这个不争气的皇帝，充满了怜悯同情。他的昏庸令人恨，却又总使人期待他有朝一日幡然悔悟，即使是传说中的水浒故事，在这个昏君统治下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也唱着“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歌谣，寄托着百姓对朝廷的希望。而当他被掳之后，又有多少臣子为之痛心疾首，终身渴盼“二圣还”而不可得，至死也不能瞑目？“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虽然实际意义上他是作为一个国家尊严的象征，而并不在他个人的价值，但在那个“君权神授”的时代，在那个“忠君”与“爱国”尚无明显分际的时代，臣民对皇帝，尤其对遭遇悲惨的皇帝，其实往往是抱着敬畏、神圣、期待、回护，怜悯、谅解种种复杂的情绪，他们是那么容易原谅已成为弱者的他，对他这绝境中的哀音洒下同情之泪，激起救护意志，不再计较其实是这个弱者本人，亲手将一个美丽的王朝推向毁灭的泥渊。臣民之原谅皇帝，有时竟如父母之原谅劣子，永远狠不起心肠来。
元符三年（1100）徽宗的兄长哲宗驾崩无子的时候，向太后选择了以才艺闻名的端王赵佶继位，当时的宰相章惇表示反对，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章惇后来被视为奸恶小人，他的话却不幸而言中，宋徽宗的表现何止是“轻佻”而已，简直就是一个浪漫的享乐主义者，普天下最大败家子。党人碑、花石纲、艮岳、教主道君皇帝……每一个名词，于史鉴都是“无道失政”的代名词，而他仍然乐此不疲的追求着人生的惬意。他亡国之后的词仅余两首，在位时的词作倒有十首，“欢声里，烛龙衔耀，黼藻太平春。”（《满庭芳》）“龙楼一点玉灯明。箫韶远，高宴在蓬瀛。”（《小重山》）这是供他享受的太平盛世，却不知有朝一日挥霍到尽头，留给自己的只是彻底的孤冷。这是他晚年被囚禁五国城时的另一首七绝：“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当他以生平最值得自傲的瘦金体书法，在破窗寒灯之下，颤抖着写下这首诗时，今昔对比，推根溯源，不知是否流下忏悔的泪水？
他还有另一首追忆故国的《眼儿媚》词：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
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
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这首词的意境与《燕山亭》颇为相似，感情却更为低抑，他已经没有汹涌的泪水，不再发出：“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的悲叹，而是消沉的认识了自己的现在与将来：“春梦绕胡沙。”就是梦里，也再走不出这万里胡沙，绝域荒寒。生为敌国之俘，死为异域之魂，这命运果不其然——在囚禁九年之后，徽宗终于死于五国城，死后七年，才根据协议被送回南宋安葬，而一百四十余年之后，南宋亦亡于蒙古，番僧杨琏真伽遍掘宋室皇陵，才发现宋徽宗棺椁里只有一根朽木，原来金国草率下葬，到要送还徽宗梓宫时已经找不着尸骨何在（有一种说法是被金人熬了灯油），因此马马虎虎塞了根园木在内，反正南宋方面也不能开棺查看。这一代风流帝王，就此悄没声息的埋骨于胡天荒漠之中，连魂返家山的机会也没有了。
《宋史》中对徽宗的评价，颇为经典：“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他不是西晋亡国的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象东吴末代的孙皓残暴无度，朝中更没有出现曹操、司马师那样操纵人主的权臣。单就智商和权术手腕而论，宋徽宗竟可以说得上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他在艺术上的天分不用多说，在任用臣属的方面，他也绝不是任由奸臣摆布的糊涂君主，相反，当时朝廷重用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这所谓“六贼”，却是被他利用来互相制衡，借此打彼，使他们没人敢有一丝懈怠，个个努力于侍奉他快乐以邀名爵——而不是治理国家。史评他“恃其私智小慧”，他的小聪明，只是拿来使自己活得更恣意，而根本不管这个赖以生存的国家已经被自己过度的索求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个人而言，他既不昏聩，也不平庸，可是“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的后果，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王国断送上了不归路，从这一点来说，他又实在是昏庸无比的典型亡国之君。
宋徽宗在词史上，常常有人比之南唐后主李煜，因为两人的人生惊人的相似：都是文采风流的艺术家而又做了皇帝，都成为一代亡国之君，受尽羞辱折磨而死。后世由此生出傅会传说，认为宋徽宗其实就是李后主的转世。据说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神宗梦见李后主来谒见，随后宫中就降生了第十一个儿子赵佶。这使人们相信他就是李煜的后身，到后来之所以亡国辱身，也是所谓“天道好还”，报复的正是当年他的祖上造下的罪案：宋太祖灭亡南唐，俘虏李煜至京囚禁，最后以一杯毒酒夺去了这个孱弱的君主“此夕唯以泪洗面”的凄惨余生。这般具有宿命论的解释，似乎也稍减了人们对这个北宋沦亡罪魁的责问，而更由衷的同情起这两个命运相类的薄命君王来。后代词评总以宋徽宗与李后主相比，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近之。”况周颐也说：“‘真’字是词骨，若此词及后主之作，皆以‘真’胜者。”
然而比较起来，李煜和赵佶又是如此的不同，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的“真”，有一种不谙政事的天真，当处境地位一落千丈的时候，巨大的反差使他“眼界始大、感慨始深”，将个人的悲痛，引申而至全人类共有的无常悲哀，所以王国维又说：“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其实更重要的，不光是宋徽宗只局限于抒发一己的痛苦，而是他的失国，要比南唐的灭亡更为罪孽深重，南唐被灭，并不是文化的毁灭，也并没有使南唐的人民从此陷入苦难地狱，而北宋的亡国，却实实在在是将半壁江山、千万人民推入了火坑，看看史册上所记载的，金破汴梁之后，除了挟皇室贵戚和大批金珠北上之外，“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这真是一场文化的浩劫，而金人带给京城百姓的，除了掠夺，还有践踏和毁灭，其中女性的遭遇犹惨，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金人共有女俘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名（《开封府状》），而据《呻吟语》记载，金兵押解俘虏分七批北上，其中单第一批就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抵达燕山的时候，“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短短一个月，死亡一半，可想当时的摧残之烈。这还是宗室贵女的命运，民间的妇女，更无法想象经受了何等的蹂躏。徽宗的痛苦是真实的，可是他的悔恨，无法为北宋子民的苦难买单。
当金兵第一次逼临到汴京城下的时候，这个一直忙于享乐的道君皇帝惊吓昏厥，随即在惊慌和无奈之下，急遽的传位给太子赵桓，自己带着心腹以进香的理由逃往亳州(今安徽省蒙城)，写了一首《临江仙》词：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
淮波寒重雨疏疏。
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
梦魂惊起转嗟吁。
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这时政局已是风雨飘摇，这个退位的太上皇也第一次尝到了惊惧、流离、忧愁的滋味，但从词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急迫的关头，“愁牵心上虑”的也并非国家的危亡，而是自己的儿女情长。他只享受这个国家给自己提供的快乐，却没有考虑为它担负责任，更加根本没有料到还有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自己。暂时住在他乡，尚有回到那个花团锦簇的汴京的希望，还能给牵挂自己的人“和泪写回书”，岂知有一日泪已不得，只能继之以血！
徽宗被押解北上的时候，他唯一没有被俘虏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应天（今南京）即位，即是后来的高宗，与徽宗一道被俘的宣赞舍人曹勋乘间逃归南方，徽宗偷偷的在一件衣服领子里写上：“来救父母！”交给曹勋，又对他吩咐说：“见到康王的话，就对他说：有清中原之策，尽管放手去行，不要以我为念！”徽宗不是政治白痴，应该懂得父子的亲情抵不上权位动心，高宗即使在南方站稳了脚跟，也未必会接回自己这个太上皇以及真正太子即位的皇帝钦宗，说出“毋以我为念”的话，也许大半是出于政治角度的抉择，“来救父母”才是他真正的心声流露，但无论如何，苦难毕竟使他完全清醒过来。虽然后人在欣赏他的书画作品时，常常替他发出与李后主一样的感叹：“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但他自己清楚：在那个舞台上，他原本也可以作成一个合格的君王，负责的君王。
南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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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得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人，居乌程（今浙江湖州）。绍圣四年（1097）进士，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帅杭州。高宗朝，拜尚书右丞、江东安扶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致力于防务及军饷供应，主张踞险抗击金兵。晚居吴兴，以读书、吟咏为乐。能诗工词，长于议论，词风早期华绮婉丽，晚岁一变而为简淡雄杰，著作有《建康集》、《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词集《石林词》。
【贺新郎】
睡起流莺语。
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
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
渐暖霭初回轻暑。
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
惊旧恨，遽如许！
江南梦断横江渚。
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
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蘋花寄取？
但怅望兰舟容与。
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
谁为我，唱金缕？
关于这首《贺新郎》词，《夷坚志》中记载了一段佳话：北宋绍圣四年（1097），二十一的叶梦得年少登第，在润州（今镇江）丹徒担任县尉之职，有一日休假，他与同僚一道登西津务亭游赏江景，凭栏眺望，忽见江中有彩舫顺流而下，舫中满载歌妓，嬉笑自若。叶梦得等人以为是富贵人家的眷属出游，正欲回避，彩舫已泊到岸边，十数名花枝招展、艳丽动人的女子登岸直入亭中，问侍从道：“叶学士在哪儿？请替我们通报。”（按，叶梦得其后才累官至翰林学士，在这个时候应该还未能被称作学士，故事里如此说，是记载者拿他以后的官职作为行文中的称呼）叶梦得不得已而出来与她们相见，众女恭恭敬敬的行礼参见，说道：“学士的美名传满江表，我们都是真州的妓女，久仰大名，常盼望能够在宴席中侍侯您，以慰平生。只可惜身属乐户，不得自由，仪真又是过客如云，无时不开酒宴，都需要我们陪席，连暂时的空暇也没有。好不仍然眼今日是仪真太守家里的忌日，郡县里的官员都不集会，所以才得空相约渡江而来，能遇上学士，真是天幸！”叶梦得谦逊致谢，请她们就座，同僚商量取酒共饮，妓女又起身说：“我们姐妹们虽然是下贱之人，却不揣冒昧，随船带有酒肴，想敬叶学士一杯。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得到学士的绝妙文词，回去可以在向淮扬之地的人夸耀展示，幸何如之？”随从奉上馔具，酒肴都精美洁净，众女频频献上歌舞娱乐，数巡酒后，为首的妓女捧上花笺请叶梦得题词，他略不思索，挥笔而成，文不加点，做了这一首《贺新郎》。篇末云：“谁为我，唱金缕？”乃是席上实录，《金缕曲》就是《贺新郎》的别名。
这段传说后人也有认为是傅会的，其孙叶筠就说这首词是梦得十八岁时所作，与仪真妓女并不相干，最多是妓女们求词之时，他书写旧词以赠罢了。但这首词确实是叶梦得“平日得意之作，名振一时，虽游女亦知爱重。”可见这个传说也自有因，证明他少年时即驰誉词坛，几乎可以跟北宋早年柳永词受妓女欢迎的程度相比，而叶梦得出身名门，年少得志，人生际遇与柳永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叶梦得家世清贵，其曾叔祖是仁宗时的翰林叶清臣，也颇有词名，母家的舅舅则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叶梦得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之中，少年时即在文坛崭露头角，所交游的也是张耒、贺铸、张舜民等文化名人。如果没有北宋灭亡，或者在宋室南渡之前他已经死去，他将是一个以“纤丽豪逸”词风而著称的太平词人，就如后人所评价的“有林下风，不作柔语殢人，真词家逸品也。”然而时代既弄人，也成就人，在他已届半百之年的时候，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国破城倾，使他这个曾经吟着“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的浪漫词客，也被打入了南渡词人的行列，从个人的小圈子，汇入了时代的大洪流。
钦宗靖康二年，也就是高宗建炎元年（1127），正是汴梁城陷、北宋灭亡的时候，叶梦得时年五十一岁。古人七十者稀，到半百已是走完了人生的大部分历程。在北宋的五十个年头里，叶梦得的生活大体上是平稳闲适的。《夷坚志》中说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叶助因为壮年无子，向一个占卜者黄某求卦，黄说：“阁下将来会生一个非常显贵的儿子，做官一直能做到节度使，但是，当在三十岁以后才出生，若是早出生了，也不是大器。”叶助怏怏不乐，几年后再次遇上黄某，又用《周易》占卜，得了一个卦象为“贲”，黄解释卦象道：“今日是辰日，辰属土，土加贲为坟（墳）字，阁下将生一个儿子，却必然遭到悼亡的悲痛。”果然不久叶梦得出生，而其母晁氏在他五岁时就去世了。神秘先验的故事当然不可尽信，却也可以想见叶梦得官运亨通，在宋代文人是不多见的。
叶梦得在北宋一直做到翰林学士、龙图阁直学士，文坛上名气很响，在政坛上的名声却不是很好，原因是他出于蔡京的荐举，并与其过往甚密，据说徽宗朝设立党人碑这一个引起后人唾骂的举措也是出于他的建议，这实在是他平生的一大污点。但徐度《却扫编》又记叶梦得曾经利用蔡京亲信的身份，从容劝他开放元祐党禁，说这样“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 婉转的指出蔡京这一举措在朝野内外名声不佳，蔡京有所悔悟，于是逐渐开禁，先后放了张耒、李之仪、赵令畤等一百四十岁人出党籍。叶梦得又曾劝蔡京不要让童贯担任重职，还一再指出蔡京的过失，指责其弄权专断，由此得罪蔡、童二人，蔡京对他也由赏识慢慢变成厌恶，后来便将他闲置不用。由此可见叶梦得虽然受知于蔡京门下，却是具有正义感的。只因为曾经依附于蔡氏门下，仕途上有过污点，直到南渡后，他的品行还是“为士人所贬”，未免就不公平了。
南渡前叶梦得是一个虽有正义感却并不出色的官员，正如他的词风婉丽俊逸却并不能别树一帜。但南渡之后，他与同时代的很多词人一样，精神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词风也一变而为“于简淡中时出雄杰”，显得大气磅礴起来，且看这一首《水调歌头》：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
寒声隐地初听，中夜入梧桐。
起瞰高城回望，寥落关河千里，一醉与君同。
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
岁将晚，客争笑，问衰翁：
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
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
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该词题中说“九月望日与客习射西园，余病不能射。”这是他南渡之后第二次担任建康留守时所作，叶梦得从小有“肺气”病，即现代医学中的哮喘，这年他已经六十开外，哮喘病频发，张弓射箭已力所不逮，却仍然勉力王事，惭愧自己不能象汉代云中太守魏尚那样抗击匈奴，奋勇杀敌。另一首词《点绛唇绍兴乙卯登绝顶小亭》中说：“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空惆怅！莫学衰翁样。”写这首词之前三年，他第一次出任江东宣抚使兼建康留守，旋因遭忌而被排挤落职，当时他已年近六十、退隐湖州卞山，犹自为自己病衰的身体不能杀敌报国而惆怅失落。其实在他担任官职的时候，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却对战事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宋高宗任命他的时候就说他：“深晓财富”，是一个理财高手。他前后两次出任建康，兼总四路漕计，管理前线给饷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前线军用从来没有发生过匮乏现象。有效的后勤保障，使前线诸军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抗金，南宋初年一片大好的抗金形势，叶梦得实有大功在焉。
然而南宋小朝廷的政策，只图偏安，不求进取，只要保住自己在东南的利益，哪里顾及中原失陷敌手的人民的苦难？当这一伙君臣在南方站稳了脚跟之后，便无意于抗金，走上了屈辱求和的道路。叶梦得这样的人才，也即无缘于前方，而被拿去作为“安内”之用，一再将他放在福建、四川等非前线的地方平定所谓“内乱”，上头的监司也总是和他为难，最后更因为积极抗战的态度而得罪了秦桧……叶梦得晚年一再向上面乞请病退，申领提举宫观的闲职养老，并非因为疾病缠绵，如果有抗敌的机会，他根本不会顾惜自己的病体，只是这种消极的局势使他失望不满，他曾作过这样一首词《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
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
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
转眄东流水，一顾功成。
千岁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
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
信劳生空成今古，笑我来何事怆遗情？
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
八公山在今安徽寿县城北，是当年东晋抗击前秦苻坚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的所在地，那一战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以八万人马击败百万大军，以至于对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带八公山也跟着这场战役名垂千古。但指挥这场战役的功臣谢安，后来却遭到晋孝武帝的疑忌，总是生活在不安的阴影下。“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用的是桓伊的典故：孝武帝曾召擅长音乐“江东第一”的桓伊参加宴会，席间命桓伊吹笛，桓伊演奏完又要求弹筝，边弹边唱：“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思。”这是曹植的《怨诗》，正说出了也在席间的谢安的处境，谢安听后，不禁潸然泪下，孝武帝也为之面有愧色。叶梦得其时已退隐卞山，以所居处“石林”为号，退休时还领着“崇庆节度使”的头衔，完全可以优裕闲散的安度晚年，但他心中并不是能够平静的，有一首《水调歌头》描述他的退隐生活：
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
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攲斜。
为问山公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拚却鬓双华。
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
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
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
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
谁似东山老，谈笑净胡沙？
“谁似东山老，谈笑净胡沙？”虽然他不惜老病之躯，犹以报国自誓，现实却是如同桓伊抚筝唱诗讽喻的那样：“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思。”史册上找不到宋高宗对叶梦得有什么猜忌嫌疑的事情，但主战主和的分歧，足以使一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能臣灰心失望。叶梦得自幼博览群书，在黄老之学上也造诣颇深，他少年时曾经有一回出门在外时哮喘病大发，却忘记带药物，喘极难以平卧之时，偶见有《易经》在旁，取过书来默读了十数页后，心情渐渐平静，哮喘竟有所缓解，此后每次病作，都读《易》以平心静气，比服药的效果还要好。从小有这样的操持，晚年又失望退隐，只有吟啸读书自遣，为后世留下著述甚丰。“以经术文章，为世宗儒。”财赋专家，被逼而为书斋学者，真是时代的无奈。
朱敦儒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洛阳人。早年隐居不仕，绍兴三年（1133）补右迪功郎，五年（1135）赐同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历兵部郎中、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秦桧当国时提拔他为鸿胪少卿，桧死废职，晚居嘉禾。词风清旷闲适，被当时人誉为“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南渡后亦有感喟国事之作，词集有《樵歌》三卷。
【水龙吟】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
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
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
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
南柯梦，遽如许！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
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
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
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在南渡词人中政治地位并不显赫，词作的数量和质量却首屈一指，今人郑百因将他与李清照、陈与义并称为“渡江三家”。其中陈与义的词虽然也很出色，却及不上诗名更著，真正以词名世的，乃是李清照与朱敦儒。靖康之变使李清照从一个幸福的女学者变成流荡无依的孀妇，也同样使朱敦儒从潇洒不羁的名士沦落为天涯漂泊的难民。时代的巨变给当时人带来的苦难是如此之深，完全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气质面貌，但各人的性情又是如此迥然不同，又强烈影响着每个人面临不幸时的情感宣泄方式。大体来说，爱国伤时是当时南渡词人的共同主题，其间或悲愤慷慨，或忠爱缠绵，或感伤汍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血泪遭际，以平生创作的最强音，加入了时代的大合唱。
本来，朱敦儒在渡江之前的四十七年的生涯之中，完全是以一个风流名士的身份存在的。他是官宦子弟，父祖的官阶虽然不高，家境却十分富裕，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持他放浪诗酒之间。北宋时代的朱敦儒，过的是“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计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的惬意生活，不同于寻常公子哥儿的，是他在优游潇洒的同时，还具有很高的声誉，“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名气大到连皇帝都召他出来做官，他却固辞不从，自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望也。”其高傲脱略，从他当时所写这首《鹧鸪天》词中也可以想见：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
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小词品格超逸，堪为词人前半生的写照，“疏狂”在文人中并不罕见，但疏狂得如此清逸，洒然无一毫烟火气，却非这位“清都山水郎”莫属，因此后人誉之为“词仙”。在朱敦儒的作品里，确实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出尘脱俗的气质，即使在南奔流离之际，他想的也是“放船千里凌波去”，避难时尚有浩然高举之想，只是国破家亡的大形势，终于使留恋尘外意趣的逸士，也将目光投向了这个苦难的人间。“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为国忧，为国谋，不觉怆然涕下，情调是悲凉的，也是雄浑的。
在流落湖湘之时，朱敦儒遇见了北宋宣和年间以色艺擅场的李师师。当年“声名溢于中国”的教坊名妓，在经历国难之后，已经容颜衰老，飘零江湖，靠卖唱养活自己。朱敦儒生长西京洛阳，但青年时以风流名士自命，当然见过这位红极一时的花魁娘子，“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慨，禁不住迸于笔下，写成一首《鹧鸪天》词：
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数李夫人。
自从惊破霓裳后，楚奏吴歌扇里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
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停杯泪满巾。
李师师在北宋末年实有其人，民间传说她是徽宗道君皇帝的情人，甚至据说她还被召入宫中封为“瀛国夫人”，这种难以考其真假的说法，使她的身价又抬高了一层。她的故事被各种野史传奇津津乐道，演绎各有不同，有的将她描绘成妖娆老练的风月手，有的将她赞扬如出淤泥而不染的奇女子。她的结局在小说中也不一致，当时的百姓还是颇同情她的，南宋时候写成的《李师师外传》就褒奖她被俘后不肯辱身事敌，拔金簪刺喉自杀，壮烈殉国。而后世的小说却对她极尽贬低之能事，明末人所作《金屋梦》甚至写她投降金国后，被赏给老兵为妻，受尽凌辱而死。其实在历史上，李师师真实的结局既不悲壮，也不卑污，只是象当时所有遭受国变的难民一样惨淡无奈。在汴京被金兵围城的时候，一心求和的北宋朝廷为了缴纳金人开出的巨额赔款，她的家首当其冲的被抄没；汴京失陷之后，她同无数逃生的难民一样辗转来到江南，继续挣扎在贫困与生死之间。她的遭遇正似时代的一个缩影，常常引起诗人们为之感慨，另一首写到她的诗也说她流落在湖湘一带：“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人识，一曲当年动君王。”（刘子翚《汴京感旧》）本该是歌舞场中、温柔乡里的娇颜艳质，已经沦落到在村野店肆之间卖艺，学会地方上的小调以取悦听众，换取糊口，而朱敦儒也无非同是天涯沦落人，“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停杯泪满巾。”美人和名士，原本只能做太平时代的点缀，当支持他们的繁华世界被无情击碎的时候，他们比一般人更为脆弱无助。
朱敦儒的本性并不愿意亲近政治，虽然《宋史》本传上说他“有文武才”，却也没见他对于政治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他的性情更适合草野山林，而不适合庙堂供奉，在北宋时他不肯接受官职，决非故作清高，而是出于本心的对政治的抗拒和厌恶。但身历地裂天崩的巨变之后，他尝到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布衣百姓，在乱世中所能经历到的一切辛苦流离、哀惶无告。他富裕闲适的小家早已被铁骑踏破，只身飘零，不知道哪一日这逃难才是尽头，“旅雁向南飞，风雨群相失。……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卜算子》）这是他在逃难中发出的凄惨之音。当时还没有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但夹杂在难民中间，备尝饥渴艰辛的朱敦儒，此时此刻，多半也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都说“国破家亡”，国破之后，紧接着的就是一个个幸福家庭遭到倾覆毁灭，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是否也应该为眼下这国难负一份责、尽一份心、出一份力气呢？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在北宋时期曾经以“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望也。”的理由拒绝朝廷征辟的朱敦儒，在南宋终于出仕了。据《宋史》记载，他出仕前也不是没有犹豫迟疑过，他的朋友以别的隐士也已应召出山的事迹劝说他：“如今天子正在礼贤下士、光复国家，中兴指日可望，你为什么还要坚持高卧不起，想在山林之中终老呢？”朱敦儒幡然悔悟，在绍兴三年（1123）应朝廷之召面君应对，被赐同进士出身，官职一直做到兵部侍郎、两浙东路提举。他在南宋朝廷一直做了十六年的官，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绩，却也循规蹈矩，持身甚正。在绍兴十六年（1146）他遭到秦桧党羽的弹劾而被免官的时候，罪名是“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李光是当时被迫害的主战派人士，朱敦儒与之交往并受牵连，可见他虽然没有政治方面的大建树，却也是一个持主战观点的爱国人士。这一场出仕，使他真正尝到了自己词中所写“奇谋报国，可怜无用”的处境，怀着一腔报国热忱而抛弃山林隐逸之乐，投身宦途，最终却郁郁而退，一无所成，名士的报国梦，毕竟太天真也太无奈。
若是朱敦儒在被排挤出朝之后，便不再起复，他这一生本可以画上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可是世事总不不尽如人意，命运似乎总在和他为难：他想做“清都山水郎”，徜徉山林之间，却横遭国变，尝尽了乱世流离之苦；他终于下定决心投身官场，志在有为，却被主和派压制打击，一事无成；最后免官离职，原可安度晚年，却又被要挟再度出山，趋奉他一直反对的卖国宰相秦桧，落下了“晚节不终”的骂名——如果说是“命运多舛”，他显然又够不上悲惨的境地，徒使后人为之惋惜而已。
按照朱敦儒遭弹劾被免官的罪名，他本来属于秦桧的反对派，但他工于诗文，名气很大，以至于秦桧“喜敦儒之才，欲为其子孙模楷。”可见秦桧虽是千古贼臣，却也有一定赏鉴水平，知道爱惜人才，只是这“惜才”却以强横的政治手腕出之。秦桧想请朱敦儒教自己的儿子写诗，因为他已经罢官还乡，明知很难让他出来合作，于是从他的儿子下手，先任命朱敦儒的儿子为官，然后加朱敦儒本人为鸿胪寺少卿，这其中威胁的意思显而易见。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朱敦儒，本来性格就不够刚强，尤其在遭受弹劾免官之后，这个天真的名士第一次了解到官场的险恶，已经对一手遮天的秦桧产生了畏惧心理，《挥麈后录》的作者王明清说他曾经为父亲王铚的文集向朱求序，朱敦儒竟要在其中写上吹捧秦桧的言语，并且解释说因为王铚和自己都为秦桧所不喜，秦桧一定会关注这篇文章，如果不这样写的话，恐怕会惹祸上身，被王明清义正词严的拒绝才作罢。从这件事即可知朱敦儒的确不过是个怕事软弱的知识分子，在有可能惹怒秦桧的事上都如此小心谨慎，那么当他面临秦桧直接施压的关头，有没有选择说“不”的勇气，已经可以想见了。
在朱敦儒出任官职一个月后，秦桧突然死去，翌日他便被罢免，终于摆脱了这种如坐针毡的处境，但这一次出仕虽短，实在是平生的大污点，尽管后来也有人怜悯他“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的不得已，但当时更多的却是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讥评。他少年时写下那首“我是清都山水郎”的《鹧鸪天》词，自得的宣称：“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到老来物议沸然，却被人拿作刻薄的把柄，赋诗讽刺他道：“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侯王着眼看！”一旦屈从权势压迫，依附卖国奸臣，他的品行身价，便即一文不值。曾经光风霁月的“词仙”，到头来被这样挖苦讥笑，可是又能向谁抱怨，怎样分辩？
其实要是宽容一点，朱敦儒的晚节不保虽然可议，却也可悲可叹，他并非不能峻拒强权的逼迫以保持自己的气节，但峻拒的下场，可能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或者以垂老之身被贬谪穷荒，再度品尝流离失所的滋味。他既无法割舍自己的舐犊之爱，也没有再次承受不幸的勇气，这种软弱，岂非也是人之常情？朱敦儒的家室情况史载不详，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临江仙》词：
直自凤凰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
天涯海角音信稀。
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
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
今春还听杜鹃啼。
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
“擘钗破镜”四个字，乃是夫妻分散的典故，因为没有旁证，这首词一般被看作是朱敦儒对因乱离而造成失散不能重圆的家庭之描写，《京本通俗小说》里有一篇《冯玉梅团圆》便如此叙述当时的实况：“其时东京一路百姓，惧怕鞑虏，都跟随车驾南渡，又被虏骑追赶，兵火之际，东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几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终身不复相见。”而朱敦儒在逃难的时候，正是普通百姓的身份，他的妻子是否就在这次乱离中与他失散，十四年后尚不知存亡音耗？不是没有可能。后来他又作了一首《昭君怨悼亡》，说：“泪断愁难断，往事总成幽怨。”可以确知他的妻子早于他亡故。经历过乱离之苦，又因配偶早丧而家庭破碎，朱敦儒格外珍惜自己的骨肉至亲，甚至为了儿子不惜腼颜屈膝，去做自己所不齿的奸臣的手下兼家庭教师，于道德人格上，他都有所缺憾，但从人情角度，却不是无可原谅。
晚年被迫出仕、声名遭污的打击，使朱敦儒情绪更转为消沉，逃遁到山水田园之中，他曾以《好事近》的词牌填写了六首《渔父词》，描写“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的闲适生活，驾一叶小舟来往烟波之间，吹笛自乐，恍若神仙。然而在这种隐士生涯里，他却再也不能恢复青年时期的坦然潇洒，无忧无虑，只能以看破一切作自我调节，自我排遣，如两首《西江月》词中所说的：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有命。
幸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他以性命作为最后的寄托，获取心境上的平静，可是这种平静也仅仅只是忧愤之后的无奈，就算能够“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心底深处，也总是隐隐抱着“明日阴晴未定”的不确定感，在貌似洒脱的慰解中，藏着深深的苦涩。经历过人间患难，心有挂碍的隐士，纵使再作“尘外之想”，一颗心也是不能不染上“微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