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列传 雨后微香

宋代词人列传(4)  雨后微香
吕本中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号紫薇，为南宋初道学家，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绍兴六年（1136）赐进士出身。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元，以忤秦桧罢职，晚年深居讲学。诗属江西诗派，作有《江西诗社宗派图》、《东莱集》、《紫薇诗话》，词集《紫薇词》。
【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
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吕本中既是诗人又是词人，在两宋之间却均数不上第一流，他平生对文坛影响最大的事，倒是少年时的一次戏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主，下列陈师道等25人，称之为“江西宗派”，从而给宋代诗坛上最重要的一个诗派确定了名称，在诗史上足以大书特书。因为这“定鼎之功”，吕本中自己身后也被补入了江西诗派之中，成为其重要成员之一。以黄、陈为首的江西诗派，风格瘦硬奇拗，法度森严，吕本中学诗却不是亦步亦趋，他曾引前人论诗的话：“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提出自己的“活法”说，也即是一种自然流畅之美。这种特色，在他的小词中要比诗中体现得更为鲜明，这一首带着民歌风韵的《采桑子》，就完全当得起“流美圆转如弹丸”的赞誉。
钱钟书论诗歌修辞，有“喻之二柄”、“喻之多边”的分类，同样的事物，可以作为褒贬、喜恶之情迥然不同的比喻。周振甫举这首《采桑子》为例，正是比喻既具二柄，又具多边的典型显例：“这首词用‘江楼月’作比，在上片赞美‘江楼月’，‘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人虽到处漂泊，而明月随人，永不分离，是赞词。下片写‘江楼月’，‘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月圆时少，缺时多，难得团圆，是恨词。同样用‘江楼月’作比，一赞一恨，是在一篇中用同一个比喻而具有二柄。还有，上片的‘江楼月’，比‘只有相随无别离。’；下片的‘江楼月’，比‘待得团圆是几时’，所比不同。同用一个比喻，在一首词里，所比不同，构成多边。象这样，同一个比喻，在一首词里，既有二柄，复具多边，这是很难找的。”因此吕本中这首词，不但在词坛上有“浑然天成，不减唐花间之作”（曾季狸《艇斋诗话》）之誉，在修辞学上，也有其特殊的地位。
吕本中虽生当南北宋之交，词风却仍继承晚唐五代以来的风格，以流动明畅、清丽自然见长，其词集《紫微词》一共存词二十七首，只有一首长调，其余都是小令，似乎有点跟不上长调盛行的时代潮流。这与他一生致力于诗、填词不甚用心有关，但到了身后，却似乎词作比他的诗作更为脍炙人口，也许正是因为不甚用心去经营，反而别有风味吧。他是程氏理学的传人，学者称之“东莱先生”，性格坚毅，气节刚直，在南宋居朝时敢于触犯权臣，词中却没有那股严肃的劲儿，后人评他：“直忤权臣，深居讲道，而小词乃工稳清润至此。”评论者常常讶于文品与人格的相异之处，其实这种不同，只是作者无意识流露出的心灵另一侧面。
就象他所宗的道学先师程颐曾经赞赏晏几道“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这样深挚幽微的句子一样，吕本中本人也是小山词的爱好者，他最爱诵读小山词，“以为有思致”。其词作也有近似小晏的一面，总是追忆昔日的一段情事，不胜怅恨惘然，如这首《踏莎行》：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
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
记得去年，探梅时节，老来旧事无人说。
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
在另一首《浪淘沙》词里，他也说：“旧时心绪没人知。记得一年寒食下，独自归时。……将为老来浑忘却，因甚沾衣？”这段情事显然已无可考，他总是以梅花或者牡丹来比喻那个“伊人”，又总是叹息“百年心事老相催”、“平生相与意，老病犹堪记”，少年时的旧欢如梦，已是前尘往事，隔着南北宋的时代划分，隔着江淮天堑阻断，再也追不回来。他自己也明白：“对人不是忆姚黄。实是旧时风味、老难忘。”（《虞美人》）和小山一样，他怀念的不仅仅是那一段旧情，而是包含着昔年所有的温馨幸福，小山是“华屋山邱”，由富贵至落魄，他却是更深切的经历过人间沧桑、天翻地覆之痛。他的词作追思多而写实少，但南渡凄怆之怀，在他词中也有直接的流露，如这首《南歌子》：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
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旅枕原无梦，寒更每自长。
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这是他南下逃难，流落在江南旅途之中所作，和他同时期诗作之中的慷慨悲壮之音不同，这首小词却是凄婉哀伤的，怀念业已失去的安裕的家园，纵使到了“人人尽说江南好”的地方，也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凄凉的旅客。吕本中的祖籍本是寿州（今安徽寿县），原本也算得上是南方人士，但自祖辈起就居住在京城开封，已成为帝辇下的百姓，自然将“中原”当作了自己的故乡。
当金兵南下攻宋围城的时候，四十四岁的吕本中正在汴京城中，和千万京师子民一起亲身遭受了兵火的洗礼，看着这一座繁华名城变成人间地狱。李心传《系年要录》中如此记载当时围城的惨状：京城外坟墓尽被发掘，棺材被取出来当作马槽，尸骨抛弃遍野。城内瘟疫流行，死者近半。物价踊贵，百姓饥饿难耐，已到人吃人的地步，横死道路的尸体都被取作食物，甚至连还没有气绝的人，也已被剜肉剔骨，杂在猪、马肉中出卖给饥民。城中猫狗都被吃光，无业游民冻饿而死十之五六，遗骸枕藉——“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兵乱后自嬉杂诗》，范仔是当时民间起兵抗金的领袖），拿这首诗和《南歌子》词相比，情调是那么不一样，词是心灵创伤的悲吟，诗却是面对劫难的实录，在悲愤之中，发出了报国的誓言。
吕本中的五世伯祖吕蒙正原本出身寒微，后来成为宋太宗朝的宰相，这样发迹变泰的经历很受民间俗文学的青睐，从元杂剧开始，舞台上就一直扮演着“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的故事，是穷书生和富小姐之间爱情婚姻的经典情节。从这位五世伯祖开始，吕家世代显赫，高祖吕夷简仁宗朝为相、曾祖吕公著哲宗朝为相，一个家族先后出了三名宰相，遂成当世名门望族。吕本中有这样的出身，自幼就聪敏颖悟，又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因为吕公著属于旧党，吕本中在北宋的官运却不甚亨通，一度坐党锢废黜，后来又召起用。到了南宋绍兴六年，他才被特赐为同进士出身，做官一直到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却因为立场主战，到底不为所容，被排挤出朝，担任提举宫观的闲职。他晚年以深居讲学为事，也带有隐逸的志向，《紫微词》集中唯一的长调《满江红》，便是描写隐居之乐的：
东里先生，家何在、山阴溪曲。
对一川平野，数间茅屋。
昨夜冈头新雨过，门前流水清如玉。
抱小桥、回合柳参天，摇新绿。
疏篱下，丛丛菊。虚檐外，萧萧竹。
叹古今得失，是非荣辱。
须信人生归去好，世间万事何时足。
问此春、春酝酒何如？今朝熟。
词作带着古代仕途失意文人通常的知足求归之感，套话里透露出无奈。吕本中在南宋朝中为官时，屡次向宋高宗进陈恢复大计，分析形势，劝朝廷“求人才，恤民隐，讲明法度，详审刑政，开直言之路”，先稳定江南局势，固本图强，伺机克敌，“若徒有恢复之志，而无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见解极为精到，由此遭到朝中主和派的忌惮。他反对奴颜婢膝的献媚金人以求和，当有司商量怎么丰厚供奉前来“通和”的金使时，他说：“金国的使者前来，我方正应该示以俭约，客馆的供给如果过于丰厚，一心讨好，只是适以让他们更觉得我方可欺，坚定了侵略的意思而已。何况外交的成败大计，并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讨得对方的欢心，重要的是我方的治政得失，兵财强弱。希望下诏命令招待只要不缺了礼数就行！”初建立就患有软骨病的小朝廷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建议，但事实证明，正是南宋一方的百般讨好，使金国来使摸清了南宋的实力，加紧了勒索和侵略。
吕本中与秦桧在北宋时曾为同僚，关系很好，但到了南宋，政见的分歧、他本人的刚正不阿，都使秦桧产生嫌恶不满。秦桧做宰相时，想要引用自己的私人，吕本中直接封还名册不许，哪怕秦桧半强迫半劝诱的要他听命，他也决不肯卖这个面子，使秦桧恨得牙齿痒痒地。主战派的赵鼎与吕本中交好，赵鼎升为仆射之职，吕本中替朝廷起草任命的制令，里面有讽刺和议与权臣的话，秦桧见之大怒，向宋高宗说：“吕本中是受赵鼎指使这样说，他们巴望着和议不成，打下伏笔，将来好借此脱身。”高宗正一意求和，不消说自然触忌，于是在御史的弹劾下，到底把他罢官归里。
吕本中幼年的时候，因曾祖父吕公著去世，宣仁高太后与宋哲宗亲临祭奠，吕家未成年的童稚孙辈都立在庭下，高太后独独召见吕公著生前最宠爱的曾孙本中，抚摩着他的头说道：“孝于亲，忠于君——孩子，将来以此自勉吧！”此后的生涯里，吕本中一直以这六个字来要求自己，立朝忠直清正，尽心竭力，却得不到进用。《宋史》本传中叹息他们这样的一干人等：“其才猷皆可以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论议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南宋小朝廷，从立国之初就奠定了悲剧的基础，“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忠，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
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临江军清江（今江西清江）人，号芗林居士。元符时以恩荫补官。南渡初，统兵勤王。高宗朝，官至徽猷阁待制、户部侍郎。晚知平江府，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致仕闲居十五年。有《酒边词》，以南渡为界，分江南新词和江北旧词。
【秦楼月】
芳菲歇， 故园目断伤心切。
伤心切。
无边烟水， 无穷山色。
可堪更近乾龙节， 眼中泪尽空啼血。
空啼血。
子规声外， 晓风残月。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时代的灾难在词坛上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期间的绝大多数词人，分跨两宋的作品都呈现出前后迥异的风貌，反映出这天崩地裂的巨变。在形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当推向子諲。他在北宋时为宰相之后，后族宗亲（真宗朝宰相向敏中玄孙、神宗向后再从侄），出身元老世家，过着优裕闲散的生活，南渡后亲历战火，率众抗金，成为英勇顽强的抗战派。他的人生因国变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这种不一般的经历必然流露在其文词之中，因此象人生一样，他也将词集一分为二，编北宋亡前的作品为《江北旧词》，称南渡后的作品为《江南新词》，并在编定总集的时候，退《旧词》于后而进《新词》于前，其中实大有深意在焉。他的词集总名为《酒边词》，旧词多为花前月下、诗酒流连的消遣之作，新词却有不少感伤亡国、欲以杯酒浇块垒的哀歌。同一“酒边”，却代表着迥然不同的风味。
《秦楼月》词中“乾龙节”，指宋钦宗的生日，作者写这首词时已从漠北传来宋徽宗的死讯，南宋爱国志士心心念念欲待迎还的“二圣”只剩了一个，而朝廷无所作为的态度，显然可以料想这一个可怜的俘虏皇帝也将埋骨穷荒。按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为一个亡国被掳的皇帝如此悲切似乎有点无谓，但在那个时代，君即是国，钦宗的不还，相当于半个国家土地与人民的沦丧，“无边烟水，无穷山色”都失陷在敌烽之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翘首故国，一掬伤心之泪，这才是国人最为痛心疾首的。
《江南新词》部分的爱国主题的作品，风格多与此相类，是泣血哀歌而非慷慨壮声，却不要误以为向子諲就是一个忠爱缠绵、只会泪尽继之以血的文士。同时代诗人陈与义有一首著名的七律《伤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最后两句中的“向延阁”说的就是向子諲。其时是建炎三年（1129），向子諲任潭州（在今长沙）知州，值金兵南下，掠武昌，入江西，州县望风归降，抵达长沙境外时，有人建议：“其他州县都已失陷，敌锋正锐不可当，还是弃城避敌吧。” 向子諲说：“怎么能说这种不忠不义的话！若是前面的郡县有一两个能为国家守住，敌情何至于到这种地步？”敌兵传来檄文，要他投降，向子諲严词拒绝，亲自登城参战，激以忠义，将士无不殊死战斗。虽然杀伤相当，但外援始终不至，八日之后到底城破，向子諲还率领士兵在城内进行了两天的巷战，实在无法抵敌，才焚栅夺门而去，驻军在湘西。金兵在潭州抢掠屠城之后离去，向子諲又回军入城安抚劫余的居民，收拾溃兵继续抗金。陈与义称他“疲兵敢犯犬羊锋。”包涵的意思甚深：他既非武将，手下也乏精兵，却以一介文臣的身份率众死守孤城，抵御金兵南下，纵使兵败城破，也要从绝境中振作，收集起有生力量继续反抗。向子諲力守长沙的举动，在如狼似虎的金兵眼里可能只如蝼蚁撼大树，但这一种拼死抵抗、绝不放弃的精神，却是当时的一剂强心针。
长沙失守之后，向子諲上奏章自劾失职，朝中和他不睦的官员乘机进言，竟“以抗贼为罪”，将他罢免落职。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贾收为之不平，上奏称向子諲虽然兵败，却仍然坚持巷战，并在金兵退去后复入城收拾残局，努力恢复，实有功于国家，并非望风逃遁者之可比。宋高宗亦以为然，于是又给向子諲复了官职。当时的议论者中，颇有些人责怪他为什么不“死节”，主战派的著名人士胡铨却激赏向子諲的行为：“方当虏骑大军自江左长驱直下、席卷湖湘之时，向子諲仅以千百乌合之众，抵抗百万气焰炽张之军，守一城以捍卫整个一路的安危，遮蔽长沙以下的湘南之地，沮遏了敌军的去势。荆、广等地得以不失陷，他的功劳为最多！”作为议论者，轮到他们多半会临难苟免，却动辄以一死责人。这让人想起还是在北宋靖康年底的时候，二帝已被掳掠，金兵又提出要求，让宋方送蔡京等奸相和李纲等抗战领袖的眷属为人质，开封的官员们惟命是从，而在京城左近领兵抗战的向子諲却冒着风险，坚持将这些眷属们留下不肯遣送，保护了妇孺弱小，更保住了抗战派的人心。如果让这帮议论家们来批评，没准也会说这样的话：“为几名臣子（其中还有奸臣）的眷属，值得与金人失和，让两位被拘留的皇帝有受连累的危险吗？”呜呼，责人容易做事难，可是做实事的人，往往免不了为这一类口舌所累，也是人间最常见的无可奈何。
向子諲在绍兴初年官任徽猷阁直学士，户部侍郎。这时抗金形势正一片大好，岳飞、韩世忠屡败金兵及伪齐军队，只待挥戈北上，收复中原。可是南宋朝廷考虑的只是自己这个统治集团的小利益，弃民情国土于不顾，一心偏安议和，恢复大计眼看终成泡影。曾经血与火的考验中都没有退缩的向子諲，却不能不为朝廷的消极态度所打击，悲愤无告，叹恨不已。与《秦楼月》词具有同样情怀的词还有一首《阮郎归绍兴乙卯大雪行鄱阳道中》：
江南江北雪漫漫，遥知易水寒。
同云深处望三关。断肠山又山。
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
频闻遣使问平安。几时鸾辂还。
绍兴乙卯是绍兴五年（1135），当时徽宗的死讯的尚未传到江南，所以向子諲盼望的还是“鸾辂”双还，这首词作于江西鄱阳湖畔，透过漫天的大雪，想到拘禁在北地象征着整个北宋尊严的二帝，想到铁蹄之下的千万遗民，那纵使是天翻地覆、海枯石烂也不能消尽的耻辱遗憾，却被小朝廷置之度外，怎不教人悲愤无地？因为他积极要求抗金的态度，和忠鲠刚直的气节，注定不能为南宋政府所用。绍兴年间，他兼任平江知府时，南宋又主议和，金使将入平江境内，向子諲拒绝向敌人跪拜受诏，上奏章言道：“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于此时，宜却勿受。”由此拂逆了主和派秦桧之意，于绍兴九年（1139）辞官致仕，脱离那污浊的官场，从此沉埋一腔热血，优游为林下之客，不是没有愤懑的。
向子諲早年在北宋，也象寻常的荫官子弟一样，过的是风花雪月的生活，《江北旧词》里，多是刻红剪翠、儿女情长之作，举一首《梅花引》为例：
花如颊。梅如叶。小时笑弄阶前月。
最盈盈。最惺惺。闲愁未识、无计定深情。
十年空省春风面，花落花开不相见。
要相逢。得相逢。须信灵犀，中自有心通。
同杯勺。同斟酌。千愁一醉都推却。
花阴边。柳阴边。几回拟待、偷怜不成怜。
伤春玉瘦慵梳掠，抛掷琵琶闲处著。
莫猜疑。莫嫌迟。鸳鸯翡翠，终是一双飞。
词作颇为柔婉活泼，可见向子諲在国变之前，生活是悠闲的，情怀是浪漫的，他在北宋时一度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地方购置园林，遍植香花，自号“芗林居士”，如果不是“中原俶扰，故庐不得返”的话，他原本可以甘心于众香国中终老。亡国的巨变、浴血奋战的磨练，使他从吟风弄月的贵族青年，蜕变为“眷恋旧君，伤时念乱”的孤臣，而不思振作的政府，又逼使他熄灭了满腔爱国热情，重新去做一个闲居的士大夫，仿佛是命运的一种嘲弄。向子諲致仕还乡时还颇风光，高宗亲赐以舟，名曰：“泛宅”，让他可以翩然泛于烟波之上，这种荣宠虽然只是打发功臣的一种表面文章，毕竟也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他回到避乱时曾卜居过的江西清江，买宅置园，绕屋种了无数岩桂，重新题上“芗林”之匾，过起了十数年前曾经有过的神仙生涯，人生仿佛一个圆，绕一圈后又走回原来的起点，然而绕了这一圈之后，他却已经不再是十三年前的芗林居士了。
他在退隐时为同样致仕归里的一位亲戚写了首《西江月》词：
五柳坊中烟绿，百花洲上云红。
萧萧白发两衰翁，不与时人同梦。
抛掷麟符虎节，徜徉江月林风。
世间万事转头空，个里如如不动。
“抛掷麟符虎节，徜徉江月林风。”是他从芗林这个起点出发，又回到另一个芗林之中隐居的一段过程，似豁达而实无奈，为什么这世间总是奋发进取要受压制，刚正高洁要遭挫折？世事原来是如此不可把握，只有以《金刚经》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来作自我开释，不管外界多么纷杂扰乱，我独自保留我自己的一份孤忠高洁——其实，这也只是愤激无奈之后的遁世语而已。
向子諲晚年就在芗林中终老，虽然他仍眷眷于故国旧君，悲叹“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可是时也命也，终究不能成其英雄之志。他赋芗林中的桂花道：“须知道，天教尤物，相伴老江乡。”已经显得平淡而忍耐，又题瑞香花道：“真香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据说便是他最后的绝笔。相传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在临终前沐浴斋戒七日，死前遍召同僚，举拂示众，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就此合掌长逝。向子諲出于芗林，复归于芗林，一生品格，也同他所最爱的香花一般馥郁馨远，因此后人亦比之米芾，说他也可算是“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只是这一来一去，却不知遗憾几许？
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政和三年（1113），登上舍甲科。绍兴中，历官至参知政事。为江西诗派代表作家之一，有《简斋集》、《无住词》。
【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后人将他归入江西诗派，其实他的成就已不仅仅能为江西派所牢笼，比他稍晚的诗人刘克庄评价他：“造次不忘忧爱，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后村诗话》）在南渡诗人之中，他的词作是最少的，仅存十八首，却是以质量胜，并不以数量次于人后，同时代人推崇为：“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也。”（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他的词作特色就是“吐语天拔”、“首首可传”，似东坡却又非刻意学东坡，自有一种清婉俊丽之美。其中最为脍炙人口、被人认为“逼似大苏”的作品，就是这一阕《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陈与义的词集题为《无住词》，集名从他晚年所寓居的湖州青墩无住庵而得，庵名出自《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陈与义受佛道两教浸淫颇深，一生中遭遇国破家亡、仓皇南奔的流离之苦，在南宋又经历宦海浮沉，心境更易流入空寂之门。他的词大都是晚岁以疾请任临安府洞霄宫提举，居青墩镇僧舍之后所作。“午桥”在洛阳之南，为唐代名相裴度退隐后的别墅绿野堂旧址，裴度当年与刘禹锡、白居易等名诗人觞咏雅集于斯，陈与义年青时期也与朋友饮宴于此，“坐中多是豪英”，虽只淡淡一笔，却可想象当年诗酒欢聚之乐。二十余年之后，已是天翻地覆，故乡洛阳沦陷金人之手，旧游风流云散，宁静恬美的故园之乐，早已不复存在，这恍然一梦，也是包含着多少痛苦流离的噩梦吧？梦后一切化作虚无，只有自己这一身尚自凭吊旧事，“堪惊”者，惊的是今昔对比、世事翻覆，还是劫后余生、心态沧桑？这一切的情绪，又被他以更广阔的境界来开释：“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从古至今，有多少这样的悲欢离合，沧海桑田，也不过落得后人山林闲话。最后一句极沉郁又极开阔，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与人事无常的喟叹，一下子凸显出来，后来《三国演义》卷首词中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即是从这里而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无数次劫难，却从来没有被苦难所压垮所吞噬，除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之外，这种超旷从容的气度，永远向前看、放大看的豁达心态，也是重要的支持力量。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词中静谧优美的境界，也正是陈与义南渡之前的生活写照，他的家族世代书香，交往名流，曾祖陈希亮比苏轼的父亲还要长一辈，却与苏轼关系甚笃，苏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却独独为陈希亮撰写了墓志铭，称他是“古之遗直”。而称亮的幼子陈慥（也就是陈与义的叔祖），字季常，号方山子、龙丘居士，与苏轼更是莫逆之交，苏轼为他赋诗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正是后世“河东狮吼”故事的男主角，小说戏曲以至于当代影视剧中都有改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陈与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走的自然是最寻常的求学入仕之路。他是个早慧的少年，在儿童时就已经能“作文辞，致名誉”，十七岁时入太学，七年后（政和三年 1113）毕业于太学上舍甲科，授开封府教授，正式踏上仕途。这一段时期，正是徽宗任用蔡京、童贯等“六贼”，穷奢极欲，国势日颓的转折期，“人心日益愁怨，国势日益陵替，权门日益强盛，朝廷日益孤弱。”（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十四岁的陈与义甫踏入官场，所遇便是这么一副景象，这使性格内敛的他一开始就产生了消极的看法，所以在诗集中他进入官场后第一首诗，即有了盼望弃官归隐的念头，这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而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抑郁消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在他早年即已奠定。
宣和五年（1123）的时候，在官场中已做了十年小官的陈与义终于有了第一次际遇：他曾经作过五首《墨梅》诗，徽宗读后赞不绝口，立刻召来面试，倾倒于陈与义的诗才，竟有“相见恨晚”的感叹，便即任命他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一直擢升到符宝郎。陈与义从此进入朝堂之上，起缘又为诗才为皇帝赏识，这在文人心目中可谓是最高的荣耀，自此诗名大振。然而世事祸福难分，因为将陈与义的诗作呈上徽宗的是著名的奸相王黼，次年十二月，王黼在权势倾轧中败下阵来，被罢相免职，陈与义也受到了牵连，贬谪到陈留做了酒税官。上任未久，靖康之乱爆发，中原陷入战火纷飞，陈与义虽是卑官散职，却也经历到战乱的冲击，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亡生涯。
陈与义的流亡经历五年，身行万里，途经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诸省，从靖康元年开始，一直到绍兴元年，才抵达会稽行在，也就是投奔到了南宋政权的临时中心。他的避难路线其实与当时千万百姓一样，东奔西走，只为寻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安顿自己的小家，途中多少次遇上兵火交困，仓皇转移，“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这样的时候，想必难民们对这句话都体会良深。这期间陈与义作了大量的诗，可谓是南渡百姓血泪凝成的避难实录，奠定了他身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一祖是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与义、陈师道）的基础。也在这样的磨难下，他才真正领会到了一直所景仰学习的杜诗的精髓，正如钱钟书所说：“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更认识他是一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宋诗选注》）
在避乱期间陈与义偶也作词，他携家南渡后有一段时期流落湖南，在衡山遇上同样南渡避难的朋友席益，次年陈与义与之分别，饯别时写了一首《虞美人》词：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
吟诗日日待春风。
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尊前雪。
明朝酒醒大江流。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乱后聚首，乱中分别，彼此见面已是不期而遇，一别之后又不知何时何地才能再相见。乱世之中的分离，带有太多的怆然悲怀，与太平时期迥异。陈与义在南渡后的诗作直面人间苦难，抨击朝政，曾经和着时代的强劲脉搏，发出“庙堂无策可平戎”的愤激之音，词作却依旧注目于一己情怀，乱世的苦难淡化为一个背景，这既是他并不以词为专业，“余力作词人”的缘故，也似乎隐含着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绪，还是偏重于文人心性而非政客胸次。
陈与义到达会稽投奔南宋朝廷后，即得起用，成为他一生仕途的第二个高峰。据说这也因为他的诗名而来，宋高宗曾读陈与义诗，极喜其中“客子光阴书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一联（《怀天经智老因访之》），因此对他青目有加，一再擢拔，使他成为南渡诗人中仕途“最为显达”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而在这一段安居为官的时期，陈与义却并不快乐，在流亡途中他的忧时报国之志，在官场中却渐渐消磨。甚至在战和之议上，他的态度也不再鲜明积极，不免令人失望。
绍兴七年正月，陈与义参知政事，这时朝廷中丞相赵鼎是主战派，提出“中原有可图之势”，劝高宗立即进兵，不然贻误时机，日后后悔莫及。高宗一心只图苟存，生怕开战影响自己偏安江南的局面，推托道：“现在徽宗的梓宫（灵柩）与韦太后、钦宗皇帝都未归还，若不与金议和的话，就再也没有要求归还的余地了。”陈与义说：“要是议和能够成功，岂非比用兵更好？万一不成，用兵才是必不可免的。”他这话说得颇为模棱，却显然是将“和”置于“战”之上，附和了高宗的心意。陈与义这样做，后人认为是由于他在徽宗朝亲历过权臣倾轧的牵连，尝过苦处，所以一心想“立朝无所附丽”，就连遇上这种是非问题，也只是“微示端倪，终不正言极议。”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说是全错，却也不能让人赞许。其实，陈与义的个性较为软弱平庸，也较为与世无争，他能学苏轼的超逸，却不能学苏轼的刚正，以至于后人批评他：“文人论事，全无实用，而徒于诗中作慷慨激越之音，终为浮声空响耳。”（张佩纶《涧于日记》）虽然有些过贬，但陈与义的确只是一个寻常的文人，有爱国心报国志，却不能也无法落实。
陈与义在高宗朝虽然仕途平稳，却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不但主战主和二派斗争激烈，主战派中也颇有分歧，两个主要的抗金领袖张浚、赵鼎意见不一，陈与义与张浚关系密切，故为赵鼎所不喜，也曾予以排挤。当赵鼎主张用兵时，陈与义执两可之论附和高宗，未必不由此门户之见而起。在之前的绍兴三年，陈与义也曾因同僚吹毛求疵，挑剔他起草的制诰用词不当而惶然待罪，只是由于高宗偏护他才得到开释。陈与义的弟子叶懋字天经，早年与义劝他入仕，叶天经不答，等到陈与义参知政事后，“动见格于执政，气抑抑不得伸”，这才叹息说：“我如今才知道天经的高明啊！”必须谨小慎微的为官环境，使他压抑不畅，在未满五十岁时就一再以病乞归，终于在绍兴八年退归，做了提举闲职，寓居湖州青墩无住庵。《无住词》十八首。多于此时结撰。他较晚的词作是另一首《虞美人》：
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
病夫因病得来游，
更值满川微雨、洗新秋。
去年长恨拏舟晚，空见残荷满。
今年何以报君恩，
一路繁花相送、过青墩。
词前有小序，说他曾在甲寅岁（绍兴四年，1134）出守湖州时路过这里，时已秋深，道中荷花已一朵不存。到次年乙卯重来，是立秋后三日，只见满湖荷花盛开，舟前舟后，有如朝霞相映，一望无垠，遂记之以词。他终于得以脱离官场时的心情如此欢快，即使是“病夫因病得来游”，病也似乎成了一件美好的事。繁花相送他所去的青墩无住庵，是他一心孜孜以求的清净田园，也是他人生的终点所在。大约在其内心深处，他从始至终只是一个渴望太平岁月、安闲生涯的诗人而已。
岳飞（1103-1141），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抗金名将，官至枢密副使，封武昌开郡开国公。以不附和议，为秦桧害死。孝宗时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理宗时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词存3首。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憾，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历代名将不乏其人，但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成为神祗一样存在的，古来惟有关羽和岳飞。前者成为“义”的化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三国演义》小说的揄扬，而后者则是先以他一生的壮烈，成为国家民族的一缕忠魂，垂千古不朽之声名，此后才涌现出一批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以口为碑，演说之，歌咏之，颂扬之，而在这些作品里，又无一不寄托着后人对他的无限景仰和同情。《说岳》以后，一系列作品，无不为岳飞安排身后殊荣、阴司复仇，甚至索性有的创作，如清代《倒精忠》一反历史上真实的悲剧结局，写他不但不曾被奸臣昏君迫害而死，反而指挥精兵，直捣黄龙，达成了他生前的志向，虽然是虚幻之言，也代表着普遍人心中的美好愿望。
岳飞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不单单是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引人注目，也不单单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结局使人痛惜震撼，更主要的，是他“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理想，正是当时呻吟于敌酋铁蹄之下半个中国的百姓人心所望。古来多少杀人盈城、流血遍野的将军都已被人淡忘，千秋万载垂名青史，被后人称为名将、当作战神一样崇拜的，往往都是保国安民，以救济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为开疆扩土而杀戮。岳飞“一代靖忠，读其词如见其人”，他的“壮怀激烈”，是为天下人而奋一腔热血，也令读者为之热血激昂，这样的人，这样的词，能令懦夫起志。
岳飞的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是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词。宋词的音乐早已失传，可是但凡在国内读过中小学的孩子，一般最早学会歌唱的宋词却正是这一首，虽然已是后人谱的曲，并非还原古代的音乐，但名作的光芒却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关于这首词，词史上对其作者一直有着争议，认为可能是伪托与坚信是岳飞创作的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各有证据。其实完全不必如此较真，只要能够真实的表达出这一种深沉的为国为民情怀，即使真是后人所托名，也不掩其光彩。历史上不乏出自伪托的名篇，从班婕妤凄凉哀怨的《团扇诗》，到李陵悲愤郁结的《与苏武书》，以及蔡文姬痛苦呐喊的《胡笳十八拍》……伪托而成名作，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它要不啻如从肺腑流出，让所有人都能认可这是该历史人物的真实心声，做到这个程度，也可以说虽伪而存真了。话又说回来，这首《满江红》，确实是岳飞所作的证据已经越来越多，难以抹杀，也许真伪之争，早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岳飞还另有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也是同样慷慨激昂：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这首词今存有岳飞亲笔墨宝，其下有元末收藏者的跋语，说这首词可能是作于绍兴七年（1137），金人将起初在北方所立的傀儡政权伪齐刘豫废黜，岳飞向朝廷请求增兵，伺机恢复中原，建议却未被采纳。在之前他已出兵连捷，克复了襄阳六郡，由此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成为“中兴四大名将”之一。当时才三十二岁的岳飞并未以建功封侯为人生最高追求，而是一心一意想要挥师北上，收复失地，解救呻吟于铁骑之下的中原百姓，“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是自问自答，但这哀鸿遍野的战后惨景却并非想象，而是残酷的真实，他的心里装着的也并非赵宋一家一姓的天下疆域，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这些军民同胞而产生的救护意志——虽然他的爱国思想，也是难以避免的和当时的忠君意识渗透在一起。
世事每与人愿违，岳飞抱着这一腔爱国热忱，所保卫的小朝廷却在享受他们这批“中兴名将”带来的局势稳定的同时，开始了以求和为主、但顾眼下的软骨政策。绍兴八年秦桧出任丞相，代表南宋朝廷与金议和，南宋一方割地称臣、跪受诏书，不但将岳飞等将士好不容易取得的胜利拱手让人，也将整个国家降到了无比屈辱的地位。这使主战派大臣都忧愤难当，却又无可奈何。大约就在此时，岳飞作了一首《小重山》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
惊回千里梦，已三更。
起来独自绕阶行。
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
旧山松竹老，阻归程。
欲将心事付瑶琴。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该词情调低沉，与前面两首气概忠愤激昂的《满江红》似不相类，这正是英雄的苦闷：他们可以视敌人如无物，却无法对付阻碍成事、私心为己的奸险小人，何况奸臣的后面，乃是他们无法触及、连怀疑也不能怀疑的皇帝本人？和议成后，岳飞在淮西宣抚使的任上，按规矩这种国事必须上表文庆贺，他的贺表里却充满了讽刺意味，说：“救暂急而解倒悬，犹之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尖锐的指出南宋朝廷的与金议和并不是什么“解民倒悬”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一己私利置半个中国百姓于不顾的无耻屈辱勾当。这篇表文为世人所传诵，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对自己效忠的当权者却毫不容情的进行批判，了无驯服之意，他必然不能为那个阴暗委琐的小朝廷所容，杀机在这时就已经伏下了。
此后岳飞在“直捣黄龙”的壮志将伸之际却被十二金牌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风波亭上，这一系列的悲剧情节，久已为古今人所共愤，可以无庸叙议。值得玩味的倒是《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的一个细节：起初岳飞入大理狱时，有一个狱卒本来一直服侍他很勤谨恭敬，一日却忽然一反恭谨之态，倚门斜立，流露出鄙夷不屑的样子。岳飞正在诧异，狱卒开口道：“我平生以为岳飞是个忠义之臣，所以那么恭谨的服侍你，如今才知道你不过是个逆臣！”岳飞向他请教缘故，狱卒说出如此一番大道理：“君臣之间，一点容不得怀疑，疑心则会生乱。君若疑臣，臣子当诛；臣若疑君，臣子必反。现在皇上已经怀疑你岳少保了，你若不死的话，出狱之后，则必定反过来对皇上也产生疑惧之心，怎么可能不反？你要谋反简直是确凿的了，所以你便是逆臣！”岳飞震骇无语，仰天长吁，过了一晌索笔画押，终于认下了原本受尽严刑拷打、也始终不肯屈招的强加于身的谋反罪名。狱卒也就服侍他恭谨如初。——这个故事中的狱卒，不知是否秦桧一方安插的说客，抑或只是激于“忠君”之心而发此厥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这番话的确击溃了岳飞的精神堤防，甚至比秦桧无耻的向韩世忠说他的罪名“莫须有（也许有）”还要来得厉害。“君臣不可疑”五个字，实则近乎强盗逻辑，岳飞既然已经被作为“君”的高宗所见疑，除了一死，竟无路可走，而“见疑”云云，何尝不是杀人的借口？最大的原因，只不过岳飞忠于国家的同时，却妨碍到了他这个“君”的私利而已！明代人在岳墓前赋词揭发：“笑区区一桧竟何能？逢其欲。”其实，早在岳飞仰天长吁，索笔画押的时候，他便已心知肚明，真正想要自己性命取悦于金人的，并不是金人派来的奸细宰相秦桧，恰是自己一直发誓效忠的皇帝高宗。许多年前，他曾经带兵路过衢州龙游县北的乌石院，在壁上题云：“绍兴三年假宿幽岩，览山川之胜，志期为国扫平黠虏，恢复舆图，迎二圣沙漠之还，辅圣主无疆之运。”这是他早年的壮志雄图，却不料自己一想辅佐的“圣主”，却是天下最大的卖国贼！当他在诬陷自己的罪状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想必一霎时心灰意冷。不世出的英雄名将，便这样在彻底的绝望和悲愤中，与副手张宪、长子岳云，一同被害死在风波亭上，年仅三十九岁。
宋代志怪小说集《睽车志》中记载一则灵异故事：岳飞死后，临安附近的居民，在一次扶乩（古代一种迷信活动，大约是将一枝笔夹在木板中间，由两人扶住木板，让笔在沙盘中自己写字。）中，竟然请到了岳飞的英灵降临，题了一首绝句：“经略中原十二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谁诉，空有游魂遍九州。”（《西湖游览志》亦载此故事，第二句作：“功名过眼未全酬”。）这首诗中充满冤抑不平之气，鬼神之说自不可信，总是当时人为岳飞感到不平，从而以傅会传说来寄托他们的愤慨。秦桧听说后十分痛恨，逮捕了扶乩的人，判了流放的罪名，有人竟遭到迫害而死。严厉的高压政策，只能传达出高层的惶惶不安，更适见英灵浩气，是千秋万古长存人心之中的。
宋末元初周密所作《志雅堂杂抄》也记录了一首岳飞名下的鬼诗：“百战间关铁马雄，尚余壮气凛秋风。有时醉倚吴山望，肠断中原一梦中。”岳飞身后安眠在西湖之畔，时人假托出这样的诗句，多半也是希望他英灵不泯，还能长驻吴山越水之间，留下凛凛劲节之风供人瞻仰吧！五百多年之后，另一个民族英雄张煌言因抗清失败，被押北上，过杭州时写诗明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渐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诗中颔联“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前一句指明代被冤杀的著名忠臣于谦，后一句便指的是至今端坐于“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之下的岳武穆王。他虽生前冤抑以死，却以至诚至忠、为国为民的血性之气，给后人留下永远的丰碑，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只要再逢上民族危亡的抉择关头，他始终是爱国志士的指路明灯。
张元干（附胡铨）
张元干（1091-约1170），字仲宗，福州人。自号芦川居士、真隐山人，向子諲之甥。靖康元年（1126）曾任李纲行营属官，绍兴元年（1131），因不满奸佞当权，致仕。后因送胡辁词得罪秦桧，被除名。早年词风婉媚，南渡后感怀国事，变为豪放，是辛派词人之先驱。词集有《芦川词》、《芦川归来集》。
【贺新郎】
梦绕神州路。
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
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
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
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
宋高宗绍兴三年以后，南宋朝廷已在江南立稳了脚跟，并陆续取得对金作战的胜利，收复了一些失地，尤其在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领兵北上，金兵节节败退，眼看收复旧京指日可待，可谓抗金事业的高峰。可是也就是在这一年，南宋与金签订了极其屈辱的“绍兴和议”，给军民高涨的抗金热情彻底泼上了一盆冰水。南宋朝廷割地称臣、丧权辱国的无耻勾当，自然不是此时才干，早在三年前，高宗就授意秦桧主持与金议和，金使来以“诏谕江南”为名来到临安，竟要求高宗亲自到馆驿跪拜受诏，不称宋为国而称“江南”，称金方是来“诏谕”，这分明是将宋当作金的属国，对此南宋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纷纷提出抗议，其中最尖锐最愤怒的声音，来自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辁：
臣等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以求活耶？
胡辁（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绍兴五年（1135），除枢密院编修官。他是著名的忠义之士，建炎三年时就曾组织义军抗击渡江进犯的金兵。这一封措辞激烈的奏疏反响极大，连金国方面都出千金求购抄件，据说金国君臣阅读之后相顾失色，说道：“南朝有人！”可见胡辁所代表的主战派的主张，足以破坏金方通过秦桧控制南宋朝廷的阴谋。胡辁因此受到朝廷的迫害，一贬再贬，到十一年“绍兴和议”签成，投降派的气焰更加嚣张，又重提旧事，将本已贬在福州的胡辁又贬向新州（今广东新兴）。张元干这首《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便是在福州为胡辁送行而作。
张元干为胡辁送行，并不单单只是填词以赠这么简单，在这之前，由于支持胡辁而遭到文字狱牵连的人已经不少，刻印胡辁文字的吴师古、作书启祝贺胡辁贬谪广州的陈刚中、写诗赠胡辁贬新州的王庭圭……一个个被流放被贬死，看到了这么多前车之鉴，张元干却仍然干冒政治风险写下这首被后人誉为“慷慨激烈，发欲上指”的送行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将胡辁的忠肝义胆比之擎天巨柱，抨击时下的政局有如蝇营狗苟，他在词中迸发出火山熔岩般的语言，肆意抒发自己的爱憎之情，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回文字狱并不象之前的几位爱国人士那么直接迅速，直至近十年后，秦桧才看到他这篇词作，但张元干所遭受的迫害一点不因时间延迟而有所减轻，那时他早已因不屑于秦桧之流同朝为官而挂冠归隐，远离仕途，却还是逃脱不了被罗织罪名投入监狱，削除名籍，著作均被查抄销毁。张元干出狱后贫困潦倒以终，却也由此“刚风劲节，人所共仰”。南宋年间的文字狱中，张元干因《贺新郎》词而入狱之案，无疑是最出名也最光彩的一起。
张元干的爱国情操有其家庭渊源与亲身经历的影响，他生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与吕本中、陈与义等人都为唱和旧友，其舅父即是曾在长沙保卫战中血战金兵的向子諲。靖康之变时，这位在北宋已度过近四十年安乐闲适光阴、一直过着“少年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的文人，在遽然的转变中脱去了旧日轻狂风流的习性，义无返顾的投身于汴京保卫战，担任抗金名臣李纲的属官。在围城危急之日，他随李纲登城拒敌，在矢如雨下、箭如猬集之际都坚持指挥战斗，不以生死为念。可是，汴京围解之后，李纲便被主张投降的朝臣排挤出朝，张元干也一同被贬，次年金兵再至，汴京到底陷落敌手，北宋宣告灭亡。亲身经历过战斗，遭受过卖国臣子的排挤，又亲眼看到绥靖投降的下场，因此张元干对胡铨的遭遇，有着同样深刻的切肤之痛，词作里面跳动的是同仇敌忾之心，并不是徒作悲愤之音而已。
张元干另有一首《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与送胡铨的词作一样是他词集《芦川集》中的压卷之作：
曳杖危楼去。
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
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
宿雁落寒芦深处。
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
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
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
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
谩暗涩铜华尘土。
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
风浩荡，欲飞举。
“伯纪”即张元干的旧上司李纲的字，他们曾经共同抗击金兵，守卫北宋都城，却一再遭到投降派的打击压制。李纲也如胡铨一样，强烈反对和议，绍兴八年胡铨上书抨击朝政的时候，正在洪州（今江西南昌）谪居的李纲亦上疏谏阻，愤然指责和议之不可为，纵使在国势积弱、不能力敌之时出此权宜之计都是下策，何况这时尚有半壁江山，举国上下群情激昂，致力于恢复国土，朝廷却轻易将已收复的土地割弃，屈身自辱，忘仇事敌，“陛下纵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一句比一句更尖锐的责问，直剥得胡铨疏中所谓“小朝廷”那帮没有志气没有血性的委琐君臣体无完肤。李纲自然也由此受到报复，被罢归故乡长乐，这位“明目张胆自任天下之重”、有能力有担当的抗金领袖，南宋的首任宰相，最终的结局竟是贬谪废居，被逼成赋闲的隐士，张元干所寄赠的这首《贺新郎》就写于这种情势下，“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多少酸楚愤激，尽在不言中。李纲罢居两年后就郁郁而终，张元干闻讣，恍若噩梦，以祭文哭悼：“读公遗稿，永无负于国家；视仆孤踪，果何报于知遇？”李纲之于他，是有过知遇之恩的旧上司，也是一同亲临矢石、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但张元干的悲痛，并不仅仅只为此旧日恩谊，更是因为知道斯人一死，南宋抗战派亦领导无人，为国为民为己，都使他禁不住涕泪横流，恸难自已。
张元干死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距离他因文字贾祸被系狱又已过了十年，这时秦桧已死，孝宗继位，主战派的的张浚等人都复原了官职，秦桧在位时无辜被罪者也诏令平反，但这时朝中有名望的抗金领袖已逐渐凋零殆尽，朝廷上仍然看不到什么进取的气象。七十一岁的老词人在朋友家中逝世。他的一生，“生于安乐，长于忧患，殁于贫贱”（黄佩玉《张元干研究》），生前因词集被查抄，大部分抨击时事、主张抗敌的作品都被搜走销毁，后人为他辑录成集，仅得二百余首，但就只这两首置于《芦川集》卷首的[贺新郎]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元干便足以辉映词坛，含笑无愧了。
张元干因送胡铨词得罪，褫官贫困以终，胡铨本人自然更加遭受到秦桧残酷的迫害，可是他意志坚强，宁折不弯，绍兴十八年（1148）被流放到广东新州之后，作了一首《好事近》词：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
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
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豺狼当辙”用的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典故：东汉末年，外戚诸梁姻族满朝，大将军梁冀专权。朝廷派遣张纲等八人分道巡按各州郡，纠察收审贪官污吏。张纲衔命出洛阳，却未起程，叹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将车轮埋于都亭，起草弹劾梁冀的奏章。（《后汉书》）胡铨借古喻今，讽刺的正是其时炙手可热的当权宰相秦桧，奉命看管胡铨的新州郡守是投降派的党羽，侦知此词后立即向秦桧通报，说胡铨有“讥讪”之意，秦桧愈加恼怒，又将胡铨从新州再次流放到海南吉阳。新州太守为了讨好秦桧，特地派了一个出名凶狠的手下押送胡铨，对他进行残酷的身体折磨。胡铨一家人冒着瘴疠，在押解道路上艰难行走，路人无不同情怜悯。途经雷州（今广东雷州）时，雷州太守王彦恭虽然没什么学问，却有胆有识，他钦佩胡铨的为人，设法营救，以押解官行囊中携带私茶为名，将之逮捕，另外换了自己的心腹使臣护送胡铨，并且厚赠路费，帮助他们一家平安到达了流放地。胡铨多亏这位好心的太守才死里逃生，王彦恭的义举也由此得到天下人的推重敬仰，权臣尽管一手遮天，世人的心中却自有一杆秤，就象胡铨所坚持的正义一样，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虽然遭到秦桧一伙人无处不在的迫害，胡铨却以一股顽强的毅力，坚持到了秦桧死去，高宗退位，到底还是从海南生还回中原。他的大名已经遍布中外，直到孝宗乾道初年，金国派来的使者，犹向宋方询问；“胡铨还活着么？”可见敌国对他的戒备忌惮之程度，以至于抗金名将张浚都感叹说：“秦太师专权十四年，只成就得一个胡邦衡（胡铨字）！”
胡铨回到中原之后，受到有志于恢复大计的皇帝孝宗隆重接见。有一次孝宗命他起草致金方的书信，于宫中设宴招待，亲自为他斟酒以示敬重，并说：“你流落海岛二十余年，能够不至于象屈原一样葬身鱼腹，得以生还，这是托赖天地祖宗之福，留你辅佐朕啊！”胡铨不禁流涕，孝宗也为之黯然。对饮间命宠妃唱孝宗自己作的词为乐，孝宗也亲自唱了一曲小词劝酒，赞扬胡铨的忠诚，可比之汉代汲黯、唐代的房玄龄、魏征，君臣谈心直到凌晨，方尽兴而散。这段记载出自胡铨自己所作的《玉音问答》，情节当属真实无虚，足以看出胡铨归朝之后受到的重视。孝宗在南宋，也算一个奋发有为的皇帝，早年也力主恢复中原，可惜张浚北伐失利，兵败符离后，朝中主和派重占上风，孝宗又转为倾向和议，立场不够坚定。张浚兵败之后，一时朝廷间人心惶惶，当孝宗问朝臣对和议的态度时，十四名大臣中，惟有胡铨还持反对意见，他的刚正忠直，不屈不挠，竟是老而弥辣的。
胡铨一生为人刚劲凛然，可谓肝胆如铁，很难料想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却亦有着儿女情长的一面。《鹤林玉露》中说他自海外归来后，钟情于侍儿黎清，爱她笑靥可人，戏称之为“梨涡”，并赋词云：“君恩许此归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此后“梨涡”二字，竟成女子面靥的美称词，也可以算是一段佳话。不过他这段佳话给同时代的理学家朱熹看到之后，却大不以然，题诗叹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我们似乎可以看见朱老夫子题诗时的摇头无奈之情：连流放海外艰苦卓绝的处境都坚持了过来，却因一对美丽的“梨涡”而沉迷留恋，竟然产生了终老温柔乡的意思，眼看一个铁铮铮的好汉子便要毁于柔情，情之一物魔力如此之大，宁非险之极矣！但是纵使是有情的胡铨，立朝后也仍旧坚持操守，并没有见他因为儿女情长，放弃了大是大非的原则。在后人眼里看来，这一件轶事，丝毫无损于胡铨的光彩，正因有情有义，才更见出他的血肉丰满，不再只是一个忠臣义士干巴巴的样本，朱老夫子的忧心忡忡，仿佛是太多余了。
张孝祥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第一。孝宗朝，累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领建康留守，因赞助张浚北伐罢职。后知荆南府，乾道五年（1169）因病退居芜湖，卒。善诗文，工词，词风清旷飘逸似东坡，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
【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
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
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
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
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六州歌头》这个词牌，最早见于北宋初，称为“歌头”，是就音乐方面取义，如同《水调歌头》一样，是摘取一首大曲的开头部分构成。这是一阕极为激昂雄壮的曲调，“声调雄远，哀而不怨，于长短句中殊雅丽。”但如此出色的词牌，在张孝祥之前却少有人作，这是因为国初的一段轶事：宋仁宗时，东京有张、李两名书生擅长作《六州歌头》词，曾经共作四阕咏史吊古之作，在都城传唱一时，其中有一首题为“玉清昭应宫”，是追咏已故皇帝真宗而作，这首词直传入大内，真宗的刘后每次听到，追忆亡故的先帝，都不禁为之悲泣。其时仁宗尚在幼年，见母后伤心，便问左右：“是谁激恼大娘娘？”侍从告知是听了外面传唱的悼念先帝的《六州歌头》词所致，仁宗于是追究作词之人，将张、李二人定了个“讥渎宗庙”的罪名，加以编置处分。两个书生由于作《六州歌头》而落了罪名，有这前车之鉴，此后就少有人还敢用这个词牌填词，直到张孝祥，才继之前贤，变吊古为伤今，在词坛上重新唱出这一曲慷慨之音。
如果拿张孝祥的词作与北宋初年张李二生的《六州歌头》对比着读，可以看出张词其实就是从前人词作中套化而来，尤其是同调咏项羽一首的末句：“遣行人到此，追念益伤情，胜负难凭。”与张词结尾三句一比，几乎可以说张词在句式上就是前词的翻版。但有所蹈袭，却并不能掩没张作的光芒，因为他是利用前人的旧格式，却注入了时代的最强音，“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是国土沦亡的悲愤，也是振聋发聩的呐喊，这一种愤郁气不平鸣，使得有爱国心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张孝祥这首词是绍兴三十二年（1161）初春在建康留守的宴席上一挥而就的，前一年冬天，金主完颜亮带着“立马吴山第一峰”的野心，领兵南下攻宋，一举突破淮河防线，长驱直入，抵达长江北岸，宋方主将刘锜病重，部下溃散，南宋朝廷面临着灭顶之灾，幸得在金兵采石渡江的危急关头，前来劳军的书生虞允文主动担负起千钧重任，指挥水师当头迎击，金兵大溃而走，发生内乱，完颜亮被部下所杀，这场战事才告平息。主战派的张浚由湖南调来建康府任通判兼行宫留守之职，张孝祥也来到前线军中为幕客，这时金兵虽退，战争的阴云尤笼罩在江淮之间，张孝祥这首针对时事而发的慷慨高歌当席赋罢，官封魏国公的张浚感动得连宴席都无心再继续下去，为之罢席而入。足见张孝祥这腔报国热血，是具有何等的感染力了。
有这一首《六州歌头》作为于湖词的压卷之作，张孝祥可当之无愧的称为爱国词人。他的一生仅仅活了三十八岁，但无论在南宋的政坛还是词坛上，都是一颗短促却耀眼的明星。他的父辈皆有忠刚之名，挟清正家声而入政坛，考进士时又得到高宗御笔亲点为状元，“奋起荒寒寂寞之乡，而声名震耀天下者二十余年。”生前就已经被人称为“谪仙”。古代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中状元则是这条道路上最荣耀的顶点，由于状元的数量总是有限，所以在后世人的传说中，总是要给得中状元的幸运儿们加上一道神秘的光环，以表示其命在天，非同凡响。在张孝祥的故乡历阳，就流传着不少关于他中举的吉兆故事，甚至傅会说他幼年时在书斋读书，斋外池塘中蛙声喧闹不绝，张孝祥烦躁之下拿砚台砸过去，满池青蛙竟一下子寂然无声，从此池中再也听不到蛙鸣，这个池塘后来便被称为“禁蛙池”。未来状元的威风，竟能镇住无知生灵，宜乎普通百姓要视状元为“文曲星”下凡了。
但是倘若撇开这些荒诞的传说不理会，张孝祥的中状元经历却也很有传奇色彩，他这个状元乃是从秦桧的孙子秦埙手中抢来的，殿试之后又当面拒绝了宠臣曹泳的许婚，因此得罪权臣，几致不保，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公道。这样的事迹在后世小说戏曲中屡见不鲜，才子佳人的一波三折总要加上拒婚奸臣——得罪被谴——斗争胜利的套路，很难说不是从张孝祥的经历中得到灵感，令人奇怪的是，张孝祥本人却从来没有做过俗文学的男主角，反倒在另一个著名的爱情佳话中充当了穿针引线的人物，这段佳话便是在昆曲舞台上大大有名的《玉簪记》传奇。
《玉簪记》的主要情节是写书生潘必正与女道士陈妙常的爱情喜剧，但在故事一开头，却用整整三出，写这位大名鼎鼎的状元才子、建康太守于湖居士张孝祥赴任途中借宿女贞观，倾慕陈妙常的丽色，赋词挑逗，被陈妙常冷若冰霜的拒绝：“清净堂中不卷帘……闲花野草漫连天，莫狂言！”使他无趣而去。后来陈妙常与他的朋友潘必正相恋，闹出风波后却是这位张大人不计前嫌，惩罚了觊觎生事的小人，为这一对冲破道门戒律的恋人主持了婚事。《玉簪记》至今盛行在戏曲舞台之上，观众往往欣赏“琴挑”的两情脉脉，赞叹“秋江哭别”的缠绵宛转，却忽略了在这个故事里，还有这样一个可爱的配角，有几分好色，却又十分知趣，有情有义，豁达开通，看到曾经以严守戒律为名给自己吃闭门羹的陈妙常犯了“私情”罪过，他也只是调侃了一句：“记得‘清净堂中不卷帘’不？”这个故事的早期话本名《张于湖记》，杂剧名《张于湖误宿女贞观》，都是以他为题，主要着眼于他玉成好事的圆融大度，在原型故事里，他才是第一号主人公。
由于这一类的传闻故事，也可能是由于张孝祥为人不拘小节，以至于他“嗜酒好色，不修细行”的名声，连皇帝高宗也有所耳闻，有一次问他道：“有人说你赃滥，是真的吗？”张孝祥回答：“臣不敢欺君，‘滥’诚有之，‘赃’之一字，却不敢奉诏。”可见他虽然疏放，为官却清正廉洁。当时人评价张孝祥：“于湖平生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所谓“大节不逾闲，小节有出入”也。这一个“滥”字，大约在批评他流连诗酒、醉心风月之外，也指他不拘小节，交游广阔。他有一回泛舟过洞庭湖，正值中秋将至，月光照在万顷浩波之上，一片空明澄澈，他逸兴遒飞，命酒高歌，唱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念奴娇》一曲，并呼唤属吏，一一和他们碰杯饮酒，毫无上下之分，说：“大家都是人罢了，有什么高低尊卑！”这种坦率大度，在看不顺眼的人眼里，自然就有“滥交”的嫌疑了，然而张孝祥本人，却是“君子坦荡荡”，并不在乎这些。他泛舟时所唱的《念奴娇》曲，也正是这样光风霁月的一阕浩歌：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
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
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
这首词作于孝宗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在广南西路安抚使的职位上遭到谗言而罢官北归，途经湖南洞庭湖所作。在此之前，他凭着这一腔“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清正之气，在官场上已经屡经颠踬。才中举时，他就向朝廷上书为岳飞辩冤，请求恢复岳飞的官爵，抚恤其家，表彰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使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高宗大约对冤杀岳飞一事也有默愧之心，对着这封义正词严指责朝廷的奏章优容不问，秦桧本来就对他夺了状元又不肯接受拉拢的事耿耿在心，这时更加嫉恨，指使手下罗织罪名，逮捕孝祥的父亲张祁入狱，意欲谋害，幸亏不久秦桧便病重而死，这桩冤案才得到平反。秦桧死后张孝祥被擢升为秘书省正字，在朝为官未久，又因为年少气锐，得罪同僚，到底被排挤出朝。连遭排斥，徙调外任，空有恢复之志，却无路请缨，他自己沉痛的说：“奉身无术，与世全疏，冥行于利害之途，窘处于谗毁之薮。”但就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仍然保持着冰雪般高洁的气质，视万物为宾客的胸怀，“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说得出如此豁达的话，胸襟气度必非凡流，就象旁人称赞的：“英迈豪特之气，其复可得邪！”
张孝祥的为人，象一柄出鞘的剑，锐不可当，不会阿附取容，他在官场步步荆棘的遭遇便证实了这一点。然他也并非徒具书生意气的文士，所不擅长的只是政客手腕，却非从政才能，决策处事，颇有刚毅果断的一面。他做抚州知府的时候，有一回地方上的兵卒发生动乱，哄抢兵库，一时乱如鼎沸，阖城文武官员都躲得无影无踪，张孝祥单人独骑赶赴军前，呵斥乱兵道：“你们定要造反，就先杀了我这个太守！”乱兵被他的气势所震慑，群称不敢，都说只是因为供给不敷才发生哄抢。张孝祥当即书写手谕，先以“听命者不死”的赦免方式安抚了乱兵的情绪，随即命人开仓拿出库中金帛按次序发放，稳定人心，在乱兵领取金帛的时候，他从旁观察并摘发出几个为首份子，领取完毕之后，就将这几个人押过一边，叱令处斩，说：“倡乱者，决不宽赦！”这一下恩威并济，吓得乱兵尽皆俯伏于地，不敢仰视，城中就此平定。这次平乱，张孝祥还未满三十岁，就显出了有胆识有谋略的不同凡响的一面，处事手段之老辣，即使是老手也自叹弗如。后来他又在平江担任知府，平江在南宋都城临安旁边，地当要冲，责任非轻，而张孝祥到任之后，“扶植善类，锄抑强暴，判决如流，庭无滞狱。”确实是治理政务的一把好手。他前后治理过六个州郡，处处都有惠民利军的政绩，哪怕是在荆州仅仅任职八个月，也筑了堤防、建成粮仓，确保当地不再遭受水患与能够有效供给军需，同时代的人称赞他是“六郡能声”、“遗爱六州”，并不是寻常的溢美之辞。
由于时势不与，也由于天不假年，张孝祥的政治才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文学方面的成就，却是既全面又杰出的天纵之才。他的书法、诗赋、文章俱佳，而其中最为特出的又是词。据说张孝祥平生最仰慕苏轼的为人，每次写作诗文，都会问门人：“比东坡何如？”门人奉承他超过苏轼，他则有自知之明，说：“我再读十年书，才堪与东坡相比！”但在他的作品中，象“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样的句子，已经是逼似东坡，被人称为：“潇洒出尘之姿，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如果上天多给他二三十年的时光，也许真能在文坛上与东坡一较高下，也未可知。
但张孝祥的词集中，除了《念奴娇过洞庭》这样“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的清逸句子，以及“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东风。”（《浣溪沙》）那样悲凉慷慨之辞外，亦有壮志激昂的英雄豪气，下面这首《水调歌头》就是代表作：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
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
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
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
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
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
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这首词是他听说虞允文击败完颜亮的采石矶大捷消息后作的，他将这场抗金勋业比之历史上的著名战役，钦佩“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周瑜，赞赏曾经喜爱佩带紫香囊、貌似纨绔子弟却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的谢玄，这些都是杰出的年轻将领，而祖逖的“击楫中流”、誓清中原的典故，又常常激励着报国志士的心灵。“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这一年二十八岁的词人正滞留在楚地后方，未能躬逢其盛，同年的诗里他说：“小儒不得参戎事，剩赋新诗续雅歌。” 不免有着既欣喜又羡慕的复杂情绪，一再被排挤压制的豪杰气，勃勃发于词章之中。在另一首《水调歌头》中他写道：“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词中表露出的高昂意志，不愧当时人说他是“天下奇男子。”亦如清代人况周颐所称赞：“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张孝祥在宦场一直郁郁不得志，在三十八的壮年就以“显谟阁直学士”的头衔致仕，回家乡芜湖闲居，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因为送别抗金名臣虞允文，在芜湖舟中饮酒，中暑得病去世。在家乡闲居的时候，他仍然象做地方长官时一样爱抚乡里百姓，曾经有个将领拥兵还镇，军纪不严，所过的市镇无不遭受劫掠，芜湖的百姓听说该军要路过，都惊恐万分，张孝祥挺身而出，以与该将领有世谊为名，致信迎接，自己出资购备了数百斛米，与父亲亲自到江上犒劳军队，以礼束缚，使他们不便滋扰，扬帆而去，保得地方上秋毫无犯。因为这样的恩德，当张孝祥病故之日，芜湖的商贾都为之罢市，两河的百姓都感觉从此失去了倚恃而惶恐悲伤，足见他是何等的深得民心。这一年离任之前，他还在参赞荆州的水利工程以抵御金兵入侵，未尽功而解职逝世，宋孝宗得知死讯之后，不禁失声叹息：“可惜用才不尽！”张孝祥的一生，甫中举即见忌于权臣，受排挤于同僚，宦路升降，屡进屡退，始终得不到一展抱负，最后只能博得一声：“赍志以没，惜哉！”的叹惋。归根结底，生不逢时，仕不逢世，为自古以来才人的寻常悲剧，又何惜哉！
洪皓（附洪迈）
洪皓（1088-1155），字光弼，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金国，不屈，被拘留十五年始放还。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忤秦桧，谪濠州团练副使，寻谪英州、徙袁州。有《鄱阳集》，后人为之辑出词集《鄱阳词》。
【江梅引】
天涯除馆忆江梅。 几枝开？
使南来， 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
准拟寒英聊慰远， 隔山水，应销落， 赴槊谁！
空凭遐想笑摘蕊， 断回肠，思故里。
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
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
乱插繁花须异日， 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梅花之为物，在中国文化里有许多相关典故，也由此形成多重象征含义，比如南朝刘宋时名士陆凯思念在北方的友人范晔，折下一枝梅花寄给他，并作诗云：“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自此之后，梅花在原本欺霜傲雪、坚贞不屈的风骨之外，又成为春的使者、家的象征。洪皓这首又题为《忆江梅》的词中，盼望“使南来， 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却又担心遥隔万水千山，纵使真有家乡的春信捎至，也当零落狼藉，正如唐代柳宗元的《早梅》诗所云：“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整首词虽有期冀，调子却是低沉哀伤的，是羁臣的愁歌。
了解作品的意蕴，要从背景说起，洪皓的经历，堪比汉朝留胡十九年不辱汉节的苏武。他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以“通问使”的身份出使金国，当时南宋政权刚刚建立，两国尚处于敌对状态，这一趟出使凶多吉少，在受命前就可以逆料到了。果然他这一去就被扣押，拘留了整整十五年，宋金和议达成，才获得与高宗生母韦太后及徽宗灵柩一起还朝。《江梅引》之词，就作于金与南宋达成和议的那一年，洪皓听说宋方有使者将至，思念家乡，不胜伤怀。就在这一年，从南到北、由宋至金都传唱着一首《江梅引》词，其中有“念此情，家万里”的句子，不知为何人所作。羁留在燕山的洪皓听到这支歌，感触良深，怆然说道：“这首词象是为我而作的啊！”于是用该词的韵，和作了四阕《江城梅花引》，这首“天涯除馆忆江梅”是第一首，每首取首句之末又分别起名，依次为《忆江梅》、《访寒梅》、《怜落梅》、《雪欺梅》。
时人称南北传唱的“念此情，家万里”的词“不知为何人所作”，其实作者是北宋的王观，原词如下：
年年江上见寒梅。暗香来，为谁开？
疑是月宫、仙子下瑶台。
冷艳一枝春在手，故人远，相思寄与谁？
怨极恨极嗅香蕊。念此情，家万里。
暮霞散绮，楚天碧、片片轻飞。
为我多情，特地点征衣。
花易飘零人易老，正心碎，那堪塞管吹。
王观是北宋前期的人，当时国家一统，纵使远离家乡的词人有羁愁旅恨，却也远不及洪皓这个时代由于南北分隔造成的无数人间悲剧。王观所在的地方“年年江上见寒梅”，写的是实物，而洪皓被拘留的燕京“此方无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写的乃是自己想象的虚景，他在第四首又题为《雪欺梅》的词中写道：“一枝两枝三四蕊。想西湖，今帝里。彩笺烂绮。孤山外、目断云飞。坐久花寒、香露湿人衣。谁作叫云横短玉，三弄彻，对东风，和泪吹。”他辞别帝阙奉使往北的时候，已经明确知道自己多半要一去不返，领命后回家告辞，抱住母亲且拜且泣，恸不自已，家中的儿子最大的才十三岁，年幼者皆在襁褓之中，合家悲哭之声，连门外过路人听见都生出不忍之情。词中说：“对东风，和泪吹。”临风所洒，依旧是十多年前那一掬生离死别的恸泪。他在另一首思乡的《临江仙》词中说：“冷落天涯今一纪，谁怜万里无家。……何时还使节，踏雪看梅花？”梅花在他心中，已经成为家的象征。
然而洪皓并不只会一味悲泣思念，他又是极度坚强、善于自我开解的，这四首《江梅引》里，每一首都是哀愁之音，却又在每一首的词句里，都嵌进了一个“笑”字，如第一首云：“空凭遐想笑摘蕊”，后面几首也依次以“笑”入句，“曾动诗兴笑冷蕊”、“笑坐雕鞍歌古曲”、“人如月，对花笑，还有谁？”所以北方人又称这四首词为“四笑江梅引”。洪皓自称词中：“各有一笑字，聊以自宽。”就象词中绚丽娇艳的寒梅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一样，他这四个“笑”字，也是他心灵上的聊为慰藉。但如果没有慰藉，没有希望，又如何支撑得过这漫长的拘禁生涯？
洪皓被拘十五年能够生还，在当时人眼里看来可以称为奇迹，于是为他傅会上了神秘色彩的传说：《昨非庵日纂》中说洪皓的曾祖长于风水堪舆之学，徙居金山乡时，将一处穴地营建成“风吹罗带”势，画了图形留给后人，并在左上方“巽”位以朱笔点上一条，写道：“他日吾子孙远征不回，当于此掘断，取田水到穴前，则归。”后来洪皓使金不返，家人想起曾祖的说话，依画图中掘沟取水灌入穴地，果然次年洪皓就获准奉还韦太后回朝。风水堪舆之术真能达到如此灵验的地步？其实不足为信。洪皓能够获得返还的真实原因，还是两国之间的政治局势变化所导致。但韦太后得以回朝，南宋一方付出的是屈辱的和议代价：对金称臣，岁贡银帛，放弃已收复的淮水以北地区。洪皓个人遭遇的幸运，却是国家举措的失着，虽然和议本身，与他这个被弃置在金国的拘臣毫无关系，但对于遭扣留十五年始终坚贞不屈，还曾经伺机向宋方递送“复故疆、报世仇”情报的洪皓来说，获得重返故国机会的同时，看见朝廷如此屈膝于敌，心中是否也有一丝苦涩呢？
羁留金国的时候，洪皓无以为生，以教书养活自己，艰苦的环境中没有纸，就用桦树叶抄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授学生，当时人称之为“桦叶四书”。想以“圣贤之学”感化异族的侵略者，也算是煞费苦心。有一回他在冷山（距金国都城二百余里）教导一个上层贵族悟室家的子弟，悟室一直有吞并中原的野心，洪皓在教学之余，和东家谈论战争，陈述古往今来的战事，尤其是北方侵略南朝却遭到败绩的前例，力劝他不要兴兵，悟室开始不以为然，后来终于发怒，说道：“你想作和事佬又嘴硬，当我不能杀你吗？”洪皓凛然不惧，说：“死也是份里该当，我并不是怕死的人，却希望贵国不要因此蒙受杀害使臣的不义之名——在冷山三十里外有个莲花泺，可以让我一个人乘舟赴水而死，对外只说是意外落水身亡，那么东家的名声可以保住，也不会引起两国的纷争了。”据说悟室听了他这一番话，感于他的义气，从此不再逼凌。想用义气、牺牲、天道等阻止有实际利益可争的侵略战争，无疑是近乎迂腐的书生想法，放在两个国家之间是那么微不足道，但就个人来说，无论在哪里，正直忠贞、泯不畏死的高贵品质都值得人敬重，即使是敌人也会肃然起敬。
可是，这一个被皇帝赞为“在远能自立”的忠臣义士，回到故国之后，遭受到的却是比在敌国更无情的对待。一开始，洪皓回朝后还颇为荣耀，因为他在金国时曾经不顾禁令冒险去朝见过韦太后，至南宋后，韦太后召见他，特别命令撤去殿上出于礼制所设的垂帘，说道：“我与尚书本来是故人！”与他面晤相见，表示特殊的优待。高宗也赞扬他：“身陷敌区，乃心王室，忠孝之节，久而不渝，诚可嘉尚。”封他为徽猷阁直学士，官高爵重，以酬答他十五年不屈之节。但洪皓受到的优待并不持久，到绍兴十三年（1143），当他向朝廷进言，批评绥靖政策之后，就受到冷遇，一贬再贬，罪名也都来得希奇古怪，先说他不回家看望母亲是不孝，出知饶州，又罪他“作欺世飞语”，再谪英州，安置到广南地方。在金国十五年都坚守等到回国之日的洪皓，这一次却没有能从本国的贬所逃生出来复还朝廷，竟然死于岭外瘴疠之地。
洪皓在羁留金国的地方作词思乡，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国与亲人团聚，没想到回国之后，一样远离家乡亲眷，被流放到荒凉僻远之所，本以为回国后就能放下的那枝赋愁的词笔，又重新拿了起来，再一次抒发他自己的思乡念亲之情：
臂上萸囊悬已满，杯中菊蕊浮无限。
纵使登高宁忍看。昏复旦，心肠似铁还须断。
岁月川流难把玩，平生万事思量遍。
但对割愁山似剑。聊自劝，东坡海岛犹三见。
柳宗元被贬到岭南海边，有诗写道：“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洪皓在这首词中说“但对割愁山似剑”，用此典故，正表明与前人的遭遇相同，也流落到岭海之一带。他这首词题作《渔家傲•重九良辰，翻成感怆，因用前韵，少豁旅情》，所说“前韵”，可能指的是词集中现存的另外三首《渔家傲》，都是羁留北方时秋日思归之作：“圃蕙庭桐雕大半。西风不借行人便。……却羡南宾凫与雁。行不乱。哀鸣直到翻江岸。”“欲上望乡台复倦。愁满眼，琵琶莫写昭君怨。……万里庭闱安否断。形魄散，此身何暇穷游观。”想不到始从塞北归，又落岭南行，人生际遇坎坷，莫此为甚，“岁月川流难把玩，平生万事思量遍。”是灰心，是悲凉？但他在这样不公正的境遇里，还是保持着一份开豁的心胸，以“东坡海岛犹三见”的前贤事例来劝勉自己，却不知这已是不可能的希望。
洪皓被贬谪的原因，一般说法是认为他回国后揭穿了秦桧在金国时与敌方勾结的丑恶嘴脸，所以秦桧必欲除之而后快，但究之更深层次，要处置象他这样名望很高的人物，秦桧也未必能一手遮天，背后还是出于高宗母子的首肯。这其中的真实缘故，一方面在于他的立场主战，妨碍了朝廷的“议和”大业；另一方面就是怕他也知道韦太后在金曾经改嫁的丑闻，不想留他在朝堂之上。洪皓有坚贞的气节，有刚强的意志，可以捱过最艰苦的岁月，却不懂得应付比命运更反复难测的人心，比敌国更冷酷无情的政坛。
洪皓生前忠而被谤，远徙贬死，固然是人生的悲剧，但死后他的子孙不能绍先辈之风，以至堕其家声，招人嘲骂，却又似乎是一种反讽。在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都城临安流传一首太学生所作的《南乡子》词：
洪迈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
七日忍饥犹不耐，堪羞。苏武争禁十九秋？
厥父既无谋，厥子安能解国忧。
万里归来夸舌辨，村牛。好摆头时便摆头！
词中的洪迈（1123-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是洪皓第三个儿子，绍兴十五年（1145），中博学宏词科。绍兴三十二年金主完颜雍即位，宋高宗拟遣使赴金庆贺，洪迈自告奋勇的请使往行。这次宋方想改变自和议以来南宋对金朝的屈辱礼节，所以洪迈在给金主所上的国书中自称“臣”而不称“陪臣”，也就是将南宋与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称“陪臣”则是视金为天子，而南宋被降级到诸侯的地位），但到了金都之后，金方说这份国书“不如式”，让他还是改称“陪臣”，继续维持南宋对金的屈辱之礼。洪迈一开始坚决不肯接受，于是金方封锁了使馆，断绝饮食供给，宋方的使臣从早到晚，连一口水也喝不到，洪迈等人只得屈服，更改了表章进呈。这一次想改变礼制不成，反而加深了南宋受到的屈辱，所以当洪迈一回朝，即被人以“辱命”之罪，弹劾论罢。洪迈平时患有偏头风，头颅常常不自觉的微微摆动，时人由此作诗讽刺他说：“一日之饥耐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与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这首词显然也是从诗中脱化出来，洪迈在应该摇头说“不”的场合，却没有坚持摇头说“不”的胆气，宜乎被人嘲笑成“村牛”了。
《鹤林玉露》中说洪迈之所以屈服于金人淫威之下，父亲的遭遇带来的影响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金方封锁馆驿断绝供给之后，又派出馆伴使来做心理攻关，称自己曾经跟洪迈父亲洪皓学习四书五经，假装同情的谈论洪皓当年在北方所受的折磨，告诉洪迈：“别再固执了，再这样下去可能就跟令尊的遭遇一样，难道你不想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吗？”洪迈等人听后十分害怕，不想象父亲一样遭到拘留，不得已屈服。洪皓被羁留十五年的经历固然让人思之生惧，没有坚强意志的人很难禁受如此严峻的考验，而他归国后贬谪而死的命运，却更令他的儿子胆寒心冷，失去了坚持立场的勇气，从某方面来说，南宋朝廷辜负洪皓，何尝不是洪迈这一次出使有辱国体的过错根源？但是在太学生的词作里，却连曾经坚贞不屈备尝艰苦的洪皓也一并嘲笑了：“厥父既无谋，厥子安能解国忧？”这样的刻薄，未免太不公道。
其实世上不公道的事处处皆有，洪迈屈膝辱国而获得个人平安归还，日后想起来，不知是否也有羞愧之意？但他的父亲坚贞不屈，付出的是十五年拘禁的代价，回国后又遭冷遇贬谪，他自己虽然因为有辱国体受到弹劾罢官的处分，宦路却比父亲要平稳得多，在孝宗朝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拜翰林学士，进焕章阁学士，做的都是清要之职，最后以端明殿学士致仕，虽然没有十分飞黄腾达，却也并不失意。比较父子俩的遭遇，也许真让人产生疑惑：莫非这世上，只有全为自己打算才是走得通的？
不过人生总是有得必有失，洪迈以屈膝的代价获得了人生幸福，时人也因为他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而将他始终钉在嘲弄的话靶上。在宋人笔记小说的故事里，洪迈总是一个喜欢大言不惭最终却总要出丑的可笑角色。他自负博学多识，曾向宋孝宗夸口说自己记得五千首唐诗，孝宗要他搜罗编集，他回去搜集了整整一年，才得到五千首的十分之二、三，没办法只能把稗官小说里的神怪女子之诗也一并搜括充数，勉强进呈，总算孝宗宽容，没有计较他搜来的诗作其实不足数，犯了大言欺君之罪。《齐东野语》则说他有一回在翰林苑处理政务，一口气起草了二十余篇制诰，特别得意，外出散步时遇见一个曾经在北宋翰林苑服侍过元祐年间苏轼、黄庭坚、秦观等著名学士的老人，向他夸耀自己才思敏捷，说：“苏学士想必也不过如是吧？”老人点头说：“是啊，苏学士的敏才也不能超过这个速度——不过，苏学士却从来用不着检阅书册的！”洪迈顿时面红耳赤，自恨失言。
洪迈的诗词才华不及乃父，尤其是现存的几首词中，除纤巧外再无长处。但他在文学上的整体成就却不凡，《容斋随笔》、《夷坚志》，都是宋人笔记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品，他被称为“博治通儒”，并非浪得虚名。除了意志不坚而导致使金辱国的人生污点之外，人品也并没有更大的缺陷，所以时人的口碑，也就停留在揶揄挖苦之上，不再更进一层。是是非非，没有完全的公道，却也不至于大节颠倒，也许，这就是天道人事的一种相对平衡。
朱淑真
朱淑真（生卒年不详），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嫁非偶，抑郁而终。工诗词，词风凄凉悲哀，有词集《断肠词》。
【减字木兰花】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
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
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两宋最出名且有词集传世的女词人，北宋有李清照，南宋无疑可以算上朱淑真，虽然无论在词作的数量和质量上，朱淑真都不及李清照远矣，但她的小词清新婉丽，忧愁悲咽，也别具一种风格。李清照“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是古代妇女中的异数，而朱淑真一生困于闺阁，所嫁非偶，抑郁而终，却代表着旧时代不幸女子的普遍人生。
清代文人李渔，在自己的小说集《无声戏》里讲述了一个美女配丑男的故事，小说的开头，他即开宗明义的说：“单说世上姻缘一事，错配者多，使人不能无恨。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医得好，推有这桩心事，叫做哑子愁、终身病，是说不出、医不好的。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姊妹人家去遣遣兴，纵然改正不得，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只有美妻嫁了丑夫，才女配了俗子，止有两扇死门，并无半条生路，这才叫做真苦。”朱淑真正是这样红颜薄命的一个女子，她“早岁不幸，父母不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其实何止是诗，她词中的悲怨之语更是触目皆是，象这首一开头即连用五个“独”字的《减字木兰花》，抒发的正是她极度苦闷郁结的心情。
后人给朱淑真的诗集作序，说她“嫁为市井民妻”，但根据考证，她的丈夫应该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一个小官吏，朱淑真所不满于他的，并不是乏财无势，而是才学不能相称，心灵无法沟通。其实如果以现代的语言来评论，朱淑真显然是一个“罗曼蒂克”型的人物，在少女时代，即幻想将来要嫁一个可意的良人：“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阿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吩咐萧郎万首诗。”在她的理想中，丈夫应该同自己志趣相投，吟诗作赋，过着有情调的恩爱夫妻生活，这样的憧憬，说她是追求格调也好，耽于浪漫也好，毕竟只是一个少女美好的梦想，而即使在古代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主的情况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但不幸的是，朱淑真没有碰上李清照的好运气，进入婚姻后不久，她便因失望而发出了这样的抱怨：“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她的“不相宜”，并非遇人不淑，而是没有共同语言，缺乏互相理解的基础，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沟通，这个原本耽于浪漫理想的才女为此陷入精神上的苦闷，可是从反面来看，她那个志趣不投、不解风情的丈夫何尝不具有另一种烦恼？其实婚姻的不幸，都是双向的，朱淑真为丈夫满身俗骨、不是心目中的“萧郎”而郁郁不乐，她的丈夫多半也厌烦她整日耽于文词，不够格做一个标准的贤妻。这样相看两相厌的婚姻，于双方来说岂非都是一种折磨？
如果放在现代，男女婚前有相识考察的机会可以避免这样错配，婚后也有分手离异的方式可以结束这段错误，但放在那个时代，男子尚有机会撇脱不中意的姻缘，而被拘于家庭之中除了丈夫就再也见不到异性、只能被休弃却无法主动离弃的妻子，除了为婚姻悲剧耽误终身之外，别无他路可走。所以这样的错姻缘，虽然是双向的不幸，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却更值得同情。
即使是不相宜的婚姻，也无法轻易的摆脱，只能在两相厌憎的情况下过着无意义的生活，消磨自己有限的青春，朱淑真曾填过一首《蝶恋花》词，便是感叹这种孤寂失意、韶光虚度的不幸：
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
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
绿满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意。
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不过，若是朱淑真一辈子只耽溺在惆怅苦闷之中，抒发自己幽微郁结的心情，也许她只能作为历史上无数婚姻不幸的才女之一，留下悲吟，让人记怀，却不会引发更多的争论。那些不幸女子，多是温婉悲哀的认命，用泪水消耗完下半生，而朱淑真在绝望咨嗟中，却发出了决绝的呼声：“宁可抱香枝上死，不随黄叶舞秋风！”她的不幸，不在于任由命运摆布软弱不能决绝，却是在决绝之后，仍旧无路可走。
有这样一首《生查子》词，作者究竟是欧阳修还是朱淑真，一直有所争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词的含义很浅白易懂，写的就是一个少女与情人的约会，作者是谁，却惹来争议：如果是欧阳修，无非在他名下又增添了一首绮词，无关紧要；而若是朱淑真所作，闺阁妇女自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按那时的说法，无疑就是桑间濮上私约淫奔之词，要比李清照被后人指责：“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来得更为严重。所以明代的杨慎在《词品》里一本正经的斥责朱淑真为“不贞”，而现代学者缪钺则认为她这时已经和丈夫决裂，回到娘家，恢复了单身身份自由追求爱情：“在婚姻爱情问题上，（朱淑真）遭遇到残酷的挫折，于是她产生了一种变态的逆反心里，抱着极大的勇气，冲破封建礼教、社会习气的藩篱，要别觅新欢，另寻知己，以求得安慰。”并考证她的情人就是她自己诗中所说的“鳏居憔悴客”，是一个鳏夫的身份。
朱淑真到底是在和丈夫离异后才另觅爱人，还是在无爱的婚姻中出轨，并无明确记载，但根据她死在娘家的情况来看，她最后应该已经跟丈夫分居，纵使没有得到正式的休弃，不算“大归”，也已经是事实离异了。她对这段爱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曾经赋有这样一首《清平乐》词写他们的幽会：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
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
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娇痴”一句，写得极为大胆，让后世有道学气的读者大跌眼镜，有的版本索性将下句改成“随群暂遣愁怀”，将这明显逾越封建礼教的热情奔放之举赶紧隐藏起来，岂知女词人本来并无顾忌，又何须强为之讳？朱淑真在这迟来的爱情里，总算尝到了她一直孜孜以求的甜蜜欢欣，却又不是全无疑虑的。她在一首《元夜》诗中这样写道：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哪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这首诗的场景与《生查子》词颇为相似，似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词句也正是朱淑真所写。这场相会应该在填词的前一年，元宵佳节与爱人相会，她于欢欣中却又不无“旧事惊心”的担忧，“但愿”、“暂成”的用词，流露出她内心的不安情绪，“未必明年此会同”，更是清楚的料到，他们只有眼下，没有未来。这可能跟她虽成弃妇，却始终没取得正式离异的自由之身有关，也可能与这个情人的身份地位，不能娶她为妻有关。总之朱淑真的这段恋爱并未持久，似乎只维持了短短一年，这个元夜他们还能“暂成人缱绻”，到了次年的元夜，已经“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了。
朱淑真的一生不幸，要分为两部分来看，前一段是婚姻的错配不合，后一段却是爱情的虚妄幻灭，其实之所以造成后者，未尝不是由于前者导致的身份束缚所致，但前者尚可怨人，后者却只能招致别人的埋怨挖苦，自己亦处于深深怨恨这个“薄幸人”的痛苦抑郁当中，对人生的最后一丝希冀，也从此破灭。朱淑真失恋后“悒悒抱恨而终”，“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有人据此猜测她有可能是投水自尽，死于湖中，尸骨都不得安葬。这个耽溺于梦想不妥协于现实的薄命女子，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使她的人生在凄凉无奈之外，又添了一份刚硬惨烈。
朱淑真活着的时候，身边似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理解她、爱护她、欣赏她的人，名义上的丈夫只是她痛苦的根源，曾经热恋过的情人最终分道扬镳，而至亲如父母，却也不是开明的人，对女儿更谈不上理解支持。朱淑真死后，她的诗词作品竟被父母一把火烧毁，代表着她一生梦想与追求的文字，其中绝大部分就此失传。也许那两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父母，在焚烧这些女儿生前的心血之时，还不住口流泪咒骂：“就是这些劳什子，害得我女儿一生不正经，疯疯癫癫送掉了性命！”她生前就曾经用一连串的“独”字形容自己孤寂无聊的生活：“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到了死后，也惟有漫天的纸灰送走她孑孑无依的孤魂，没有人知道那些灰烬里，藏着一个“不安于室”的女子全部心灵和热情。
虽然这样，朱淑真的诗词却并没有遭到全部湮没的命运，父母烧毁诗稿之后，她所余下的“百不存一”的诗词作品，却还是慢慢传播了开去。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魏仲恭的人，将朱淑真的残存作品辑录出版，并为之作序，记下了流传在人间的这个多情擅才的女子。序文开头说：“比在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武陵是今湖南常德，而朱淑真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浙江杭州，这个生前得不到关怀理解、找不到真心真情的孤寂女子，在死后数十年、相隔千百里，总算得到了一个懂得欣赏她同情她的后辈知音，她一生的伤心话，到他手里结成一本《断肠集》，这人间的因缘际遇，到底是只堪叹惋，还是聊可安慰？
严蕊（附吴淑姬）
严蕊（生卒年不详），字幼芳，天台营妓。与朱熹、唐与正同时，事见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存词三首。
【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宋代的时候，有一类隶属于官方的娼妓，她们虽然同私妓一样也是过着送往迎来的卖笑生涯，举动却更不自由，不但平时要服官家差役，就是想要“从良”嫁人，也不像私妓那样只需要向娼家鸨头交了赎身钱就可以离开火坑，而是必须获得官方的“脱籍”认可，才能像良家妇女一样生活。可以这样说，私妓的身体所有权属于娼家，是娼家通过人身买卖购置的奴婢（多半是通过购买或拐骗贫家子女而来），而官妓却是官方名下的奴隶，一般来源于世代承袭的贱籍、因亲属或本人犯罪而被惩罚发卖的女子。这一类官妓一般采用类军事化的管理，居住在乐营之中，教习歌舞，应酬官差，所以称为“营妓”。她们大多身不由己，受到嫖客和官府的双重欺侮，除了少数人因为容貌技艺等因素被玩弄她们的士大夫追捧、并作为一种“风雅”津津乐道的记载在笔记中之外，绝大多数女子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在风尘之中过完卑微不幸的一生。但偶然也会有一些卓异于同侪的女子，并不只是作为出色的“玩物”，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留名于历史。这其中，南宋孝宗年间营妓严蕊的故事，可谓是脍炙人口：
据《齐东野语》记载，严蕊是台州（今浙江天台）的营妓，“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当时做台州太守的是唐仲友，字与正，他喜爱严蕊的才华，曾有一次招她侑酒时，出“红白桃花”的题目命她作词，严蕊当席赋《如梦令》一首：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武陵”用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武陵渔人发现世外桃源的典故，但在后世这个典故却又常常与刘阮入天台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传说天台山有刘、阮二姓樵夫，入山迷路，看见一条溪水中有桃花落瓣与胡麻饭团，溯溪上行，遇见两个仙女，与他们婚配成家。在山中只住了一年，二人思乡辞归，回到山下，才发现已过了七世。在诗词中常用“桃溪”、“桃源”等词语指代娼妓所居，而“桃花”的意蕴，也容易让人想起“轻薄桃花逐水流”这样的诗句。严蕊在词中其实是暗喻自己的身份，也不过是“神女生涯原是梦”的风尘女子，便与那红白双色的花枝一样，似杏而非热烈如火的杏花，似梨而又非玉洁冰清的梨花，却是“别具东风情味”的武陵仙源之花。整首词不出一个“桃”字，而桃花的形象与身份都已毕现，于自寓中还隐约藏有一丝自矜的意思。这样既敏捷又巧妙的文才，使太守唐仲友赞叹不已，当即给予严蕊重赏。
如今故事只到此结束，那么就是一个寻常的聪慧妓女的故事，本来算不得奇特。但宋代时有这样一条法规：“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这种规定，大约跟地方官不得娶民间女子的规定一样，都是为了约束官员的行为。唐仲友虽赏识严蕊，却也不敢越过这条线。然而因为同僚中有人与唐仲友有过节，向上司告发他“催税紧急、户口流移”等种种不法行为，连与严蕊的交往也被指为违反规定有私情。当时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却正是以道学先生出名的理学家朱熹。据说朱熹本人也与唐仲友有嫌隙，所以立即将这事当作大案来办，唐仲友固然遭到审查，就连严蕊也不幸受到池鱼之殃，被关押到台州监狱里拷打审问。
大概是因为抓不到给唐仲友定罪的实据，严蕊这里成了审问的突破口，被拷打得死去活来，这个柔弱的女子却始终强挺着不肯招供，于是又移到绍兴监狱里继续审问。狱吏对她说：“妇人犯了奸情罪，最多不过杖责，何况你已经挨过了杖刑，就算招认了也断无再加杖的道理，你为什么死活挺着不招供，让自己吃这般皮肉之苦呢？”严蕊回答道：“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私情，料想也不至于死罪。然而是非真伪，岂能妄言以污蔑士大夫？我就算死了，也不能诬陷别人！”她辞意坚决，拒不招供，为此又受到重杖，仍然发还乐籍中拘系。
严蕊被拘禁有两个月之久，一再受罚，被折磨得委顿不堪，几乎死去，但她坚强仗义的名声传了出去，反而声价愈高，受到天下敬重，最后连皇帝孝宗也听说了她的事迹，不久便将朱熹改调他处，换了岳霖任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岳霖字商卿，是岳飞的儿子，他上任后，在一次宴集中见到严蕊，看见她病容憔悴，心生怜悯，命她作词自陈。严蕊当即口占《卜算子》词：“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这是她经历过一番磨难之后，发出的迫切心声，虽然有所祈请，却又说得不亢不卑，在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官员面前，仍旧保持着自尊矜持的风度。岳霖听了这首词后，当即提笔给她脱了营妓的籍，判处从良，让她可以真正过上“山花插满头”的自由生活。据说后来“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
这段故事出自《齐东野语》，后来明代凌濛初将之改编成白话小说，特地为严蕊的结局又增添了几笔：“有一宗室近属子弟，丧了正配，悲哀过切，百事俱废。宾客们恐其伤性，拉他到伎馆散心。说着别处多不肯去，直等说到严蕊家里，才肯同来。严蕊见此人满面戚容，问知为苦丧耦之故，晓得是个有情之人，关在心里。那宗室也慕严蕊大名，饮酒中间，彼此喜乐，因而留住。倾心来往多时，毕竟纳了严蕊为妾。严蕊也一意随他，遂成了终身结果。虽然不到得夫人、县君，却是宗室自取严蕊之后，深为得意，竟不续婚。一根一蒂，立了妇名，享用到底，也是严蕊立心正直之报也。”不但要给她以终身归属，而且是实质上的一夫一妻平等恩爱的生活，可见严蕊在这次冤狱中表现出来的不肯诬陷别人以求脱身的侠义举动，维护是非黑白、绝不信口妄言的正直品格，令人尊重，使人爱戴。所谓“人必自尊然后人尊之”，她用不屈的行为让人看到了：即使不幸沦落为“身为下贱”的风尘女子，也照样有着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容轻亵，不可动摇。
严蕊所作过的词现在一共存有三首，除了上面两首之外，还有一篇咏七夕的《鹊桥仙》：
碧梧初出，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微谢。
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
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这首词据说还是唐仲友在任时所作，有宾客谢元卿，是一个出名的豪杰之士，久闻严蕊声名，即席出题让她吟咏，并限以自己的姓“谢”为韵。严蕊略不思索，酒未毕巡便口占此词，“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赠之而去。”这是严蕊在遭受冤狱之前的事迹，与那首应唐仲友之命咏红白桃花的词一样，都属于名妓韵事一流。如果分析这前后三首小词，也可以见出严蕊的思想转变轨迹：在入狱之前，她是红极一时的名妓，不无矜持的显露着自己的聪慧，“人在武陵微醉”也好，“空作古今佳话”也好，她有对幸福爱情的憧憬，也有对自由生活的羡慕，却并未产生强烈的需求，直到惨受冤狱牵挂、刑辱折磨，她在顽强维持自尊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缺乏尊严与自由是多么可悲——在桃花词里，她尚在赞赏“别是东风情味”的名种桃花，微有“轻薄”的自怜，却也不无“仙源”的自拟；而到了入狱之后，她的追求，却已变成：“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从仙源名花到山野之花，这是她对处境的反思。
也许从明代作家冯梦龙所作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里的花魁娘子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类似的认识改变过程：花魁娘子莘瑶琴误堕风尘，听了鸨母刘四妈的劝告，决意要“真从良、乐从良、了从良”，在风尘中选择一个可靠的人托付终身，但她的目标，一开始却是有名色的“衣冠子弟”，追求的生活，也不能低于自己在妓院中生活标准，当一开始接触到卖油郎的时候，她嫌弃这个人不是有名的子弟，“接了他，须吃人笑话。”待到领略到秦钟的温柔与深情时，她也只是叹息：“可惜这人不是衣冠子弟，不然，甘愿委身从之！”直到遭受“衣冠子弟”的凌辱，她才一下子感到自己所倚恃、所追求的，原来都是那么不堪一击，到这时，她才发自真心的对秦钟说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胜名也罢，富贵也罢，这一切都没有自由平等来得那么重要。笼中鸟，盆内花，何如野雀山花，不仰给于人，虽贫瘠却得天纵之乐？拿莘瑶琴来比侠妓严蕊，或对严蕊来说有所低抑，但在经受过一番折磨后发出急切的呼声：“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甘愿贫苦也要摆脱命运不能自主的处境，她们的心意，在一刹时却是相似的。也正因为如此，《齐东野语》只是草草说她“为小妇以终身”，而到明代与冯梦龙同时齐名的凌濛初，却要给她的婚姻加上平等的幸福，这是一个真正理解她所欲所求的作者，却可惜他也只是作者，严蕊在终身结局中究竟真的得到平等自由与否，当事人不能自述，我们无从得知，只能怀着美好的祝愿相信凌氏的这一个补笔了。
大约与严蕊差不多同时，淳熙十二年前后，同属浙东的湖州也有一个因词得到释放的女子。这个女子名叫吴淑姬，她本是良家女子，父亲还是一个秀才，但家境十分贫穷。吴淑姬不但美貌，且聪慧善诗词，被一个富家子弟看中并霸占。本来这样的遭遇已经很不幸，却又有人向官府里告发她“奸淫”，霸占民女的富家子弟没有事，无辜受害者吴淑姬却被判处徒刑，关押在狱。当时的郡守是王十朋，就是著名的戏曲《荆钗记》里的男主人公。他手下的幕僚听说这个女犯有才华，于是在观审后置办了酒席，让人将她带来，暂且脱掉枷锁陪酒，并命令她道：“知道你善于作长短句，如今且作一章自咏看看。若做得好，我们当为你向太守宛转说情，给你脱罪。不然的话，你的下场就危险了！”吴淑姬当即请命题，时值冬末雪消，阳春将至，幕僚们道：“就以眼前此景为题吧。”吴淑姬“捉笔立成”，赋词《长相思令》云：
烟霏霏，雨霏霏。
雪向梅花枝上堆。
春从何处回？
醉眼开，睡眼开。
疏影横斜安在哉？
从教塞管催！
这首词名义上是咏梅，却隐含着自己含冤受屈的不幸处境，正如雪压梅花一样不得自主，盼望着春风解冻不得，却又被吹奏着“梅花落”的塞管加以催迫，柔弱无主的花枝究竟能禁受多少这样的折磨呢？宴席上的幕僚读了词之后，叹赏她的捷才，也同情她的处境，第二天便向太守王十朋说她冤枉，吴淑姬由此得到释放。这个故事似乎要比严蕊的故事压抑得多，霸占民女却不得惩处的富家子弟固然可恶，不问是非就判弱女子有罪的太守也令人生憎，而那帮为吴淑姬解除了困境的幕僚，一开始也只是将她当作玩物一般闲暇取乐而已，吴淑姬“先是被俗人玩弄，然后又被雅人玩弄。”人间何其残酷？《夷坚志》记载她最终的结局，是“为周姓子买以为妾”，说到底，还是脱不了作玩物的命运。
[按，宋代有两个能词的吴淑姬。另一个吴淑姬是士人杨子治之妻，善诗文，工填词，现存词三首，“佳处不减李易安”（《词苑萃编》引黄升语），有人将她与李清照、朱淑真及另一个女词人张玉娘合称为宋代的“四大女词家”。]
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夔州通判，乾道八年（1172—）一度入川，投身军旅生活。后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居故乡山阴。诗歌成就最高，为南宋四大诗人之首，共存九千余首，亦工词，“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放翁词》。
【卜算子】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是中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一生共作九千三百余首诗，虽然清乾隆皇帝号称比他作诗更多，但质量显然远远不能与之相比。陆游是“中兴四大诗人”之首，在南宋诗坛上无疑可以稳坐第一把交椅。宋孝宗有一回问人：“当今之世，诗人还有跟唐朝诗仙李白一样的人物吗？”宫中的人举出陆游为例，由此人人都呼陆游为：“小李白。”比起他南宋首席诗人的地位，陆游的词无疑要稍逊风骚，尽管后人也称誉他的词作：“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杨慎《词品》），其实带个人偏好的夸大嫌疑。
传说陆游的母亲梦见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后才生了陆游，秦观字少游，所以陆父给儿子取名游，字务观。这种说法不甚可信，但名与字的相牵，倒无形中令陆游与“词人”又结了一层缘分。他确实也有极其出色的词篇，如上面所举这首《卜算子•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种坚韧的骨格，却是“古之伤心人”的秦观所不能及的。但整体而论，陆游的词不论是数量（他做了九千三百余首诗，词只有一百几十首，诗与词的比例为百分之十点几）、还是质量，在南宋词坛能分得一席之地，却无法夺得桂冠。这其中的原因，当然首先同他视词为小道，不甚用心的思想有关。他晚年为自己的词集作序，还说词是文学体裁愈变迁愈浅薄的结果，“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认为作词是一种“过”，甚至后悔自己曾经俗不可耐的随大流填词，言语中流利出轻蔑和懊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带着这样的成见去作词，当然不可能保持水平的良好发挥了。
说到陆游的词作，一般人很容易就会想到那一阕著名的《钗头凤》故事，据《齐东野语》记载，这首词包含着陆游的婚姻悲剧：陆游娶妻唐琬，是其母的侄女，夫妻相得，陆母却不喜欢这个媳妇。在做婆婆的威压下，又一出《孔雀东南飞》的家庭悲剧上演了。陆游虽然也作过反抗，将唐琬偷藏在外宅，却无法避开严厉母亲的侦察，这对恩爱的夫妻最终还是遭到拆散，劳燕分飞。唐琬改嫁了宗室子弟赵士程，陆游也另娶王氏夫人。事隔多年之后，他们在当地一个名叫沈园的风景名胜处春游时相遇了。唐琬征得后夫赵士程的同意，遣人给陆游送上了酒肴致意。陆游怅然久之，在园中粉壁上题下了一首《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故人重见，人事全非，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已成陌路，纵使尚有脉脉柔情，又奈此绵绵长恨何！悲剧的男主角面对此情此景，出于孝道不敢怨恨专制的母亲，无法抱怨弄人的造化，只能发出无奈凄抑的悲叹。女主角唐琬心中的隐痛，则更是难以言说。相传她见了前夫的题词，自己也和词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寻问，咽泪妆欢。
瞒！瞒！瞒！
陆游在词中长叹：“错！错！错！”“莫！莫！莫！”恨的是自己无力抗拒家长严命而辜负“琴瑟甚和”的爱侣，但这种悔恨尚能说得出口，而唐琬身为女性，在当时女子被休弃已是最大的不幸，何况是已经改嫁别人，在后夫面前如何能公然显示出对前夫的眷恋不舍？她的处境比陆游更加尴尬痛苦，只能眼泪往肚子里咽，所以连呼：“难！难！难！”“瞒！瞒！瞒！”这样压抑的恶性情绪，使她柔弱的生命大大缩短，在这次沈园相会之后不久，她就“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
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流传已久，自清代起就有文人将之谱成戏曲，搬上红氍毹赚人热泪，现代新编的越剧《陆游与唐琬》，经过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改编与扮演，成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凡越剧爱好者无不知晓。然而据现代学者吴熊和考证，却认为《钗头凤》一词并不是陆游为唐琬而作，更可能是陆游在蜀地任职时的冶游词。陆游的词既然不是为了这桩爱情悲剧，那么唐琬的和词就更不可无靠，实则唐琬的词在南宋当时已经只剩下“世情薄，人情恶”两句，“惜不得其全阕”，到明代时才出现全篇，是否为后人补足伪托，也是很难断言的一件事。另外，还有考证认为唐琬的父亲并不是陆游的舅舅，也就是说，唐琬也并不是陆母唐老夫人的内侄女了，相反的倒是她后来改嫁的赵士程，与陆氏有很远的姻亲瓜葛，赵是陆游姨父的表侄，如果要叙起亲戚关系来，陆游和赵士程倒算是表兄弟。
其实，《钗头凤》词是否沈园之遇时陆游为唐琬所作，并不需要如此较真，陆唐夫妻不幸的爱情故事，却是真实的悲剧。沈园相遇时是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5），那时陆游正值而立之年，到光宗绍熙二年（1192），唐琬已死，陆游重游沈园，见到当年的题词犹在，园林却已三易其主，那个魂牵梦萦的身影更是久已湮灭。他怆然感伤，题了一首七律：“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寺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该诗小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说是“四十年前”，其实是举其概数。到宁宗庆元四年（1199），陆游已隐居绍兴的鉴湖之畔，每次入城，还是要到沈园旁的禹迹寺眺望园中风景，不胜情思，又为赋诗二绝：“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一年陆游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自知在人间的寿命已不久长，世间万事本该都已看淡，却始终不能忘怀这件毕生之憾。到八十一岁的时候，离他去世只有四年，可能因为年老题衰，再也无力游览，却在梦中又一次到了沈园，再次赋诗：“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这一场悲剧之中，唐琬付出了她所有的青春、生命和热情，而陆游则报以一生一世的思念。男人与女人的爱情，毕竟不一样，他不能如唐琬一样将爱情视作生命，爱情遭到摧折，生命也失去了意义，他的心中，除了家庭，还有更广阔的空间。这一生一世，也就是在心中给她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特殊区域，不能触及、只能独自静思的内心深处最隐微的情愫而已。
前面说陆游轻视小词，也跟词的出身有关，词体最早起源于“燕乐”之调，为花间尊前的娱乐消遣之作，陆游曾跋《花间集》，不客气的批评词集的作者：“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他是个严肃的爱国诗人，对在五代时兴亡纷沓、百姓流离的当口，士大夫们还醉生梦死的讲究风月情浓的作风，自然十分不满，连带将承载这些风花雪月之作的小词也看得轻了。其实作品的格调内蕴，取决于足者本人的品格高低，怪罪文学体裁本身，却是一种近乎无理的迁怒。就像陆游自己，一方面“汩于世俗”也写过不少随便的作品，但照样也有同他所作的诗一样，抒发自己志向的词作，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
铁骑无声望似水。
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
自许封候在万里。
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词题中的“师伯浑”是陆游的一位友人，本来字浑甫，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他：“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试；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浑甫也。俄遂登第。浑甫因以字为名而字伯浑。”因为本名被弟弟攘夺而改字为名，颇有点自我揶揄式的无奈，而陆游的早年经历也有与他同病相怜之处：陆游二十九岁时到临安参加省试，这时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恰值秦桧的孙子秦埙也来应试，靠着祖父的关系，本已内定为第一，但主试官并没有卖秦桧的情面，按才华将陆游取为第一，秦桧得知后大怒，次年在礼部殿试，主试又将陆游取中名列前茅，秦桧于是利用权力将陆游黜落。这一年的进士考试，秦桧虽然清扫了敢同孙儿夺省元的陆游，可是让秦埙中状元的愿望到底还是落了空，殿试的时候，宋高宗亲自拔取著名词人张孝祥为第一，秦埙降至第三。张孝祥由此得罪秦桧，险罹不测。而陆游与拔取陆游为省元的主试官，也差点遭到秦桧迫害，“几蹈危机”。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后，陆游才被推荐“善词章，谙典故”而受到皇帝召见，赐进士出身，离他被秦桧黜落已经整整八年过去了。
虽然经受过压制，初得进士出身的陆游，意气却仍然是乐观昂扬的，他授进士出身后次年被任命为镇江府通任，这时宋、金两国已以淮河为交界，镇江正当长江防线的要冲之地，素有报国之志的陆游，到此不免更激起一片雄心。他到任的这一年秋天，知府方滋邀请同僚登上北固山甘露寺内的名胜多景楼游赏，“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南乡子》），甘露寺因昔年孙刘招亲的故事而享名，此刻又成为江防要隘，登楼纵览淮南江北，令人不禁而起苍茫悲壮之感。
在陆游来到镇江前三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长江南北刚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役，当时的金统治者完颜亮率兵南下，意欲“立马吴山第一峰”，一举吞灭南宋，从淮水到长江，从合肥到扬州，都成了烽火交战之所，情势十分险急。赖有南宋一方的将士积极抵抗，扼守长江一线，女真族内部又产生分裂，最后在金方大军无法得胜的情况下，不堪暴虐的金兵激变，在瓜洲渡将完颜亮杀死，结束了这场侵略战争。陆游当时在临安城内，未曾亲临战事，却因此受到鼓舞，写下多首诗篇记叙这场战役。此刻自己到了这“京口瓜洲一水间”的地方，瓜洲渡的烽烟，刚刚散去不到三年。抚古感今，他赋下了一阕长调《水调歌头登多景楼》：
江左占形胜，最数占徐州。
连山如画，佳处缥渺著危楼。
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
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
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
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
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西晋名臣羊枯，字叔子，镇守襄阳十余年，力图东下灭吴、完成统一的版图而未果，他平生喜好山水风景，闲暇时每登临岘山置酒歌咏为乐，曾经叹息着对宾客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来的贤达胜士，登山远望，如我与你们的人多不胜数，都已湮没无闻，使人悲伤！若是人百年之后还有知觉的话，魂魄也犹自会登临此山吧！”他死后襄阳百姓为之立碑于岘山，望见碑的人，思及羊枯生前遗爱，莫不流泪，因此称此碑为“堕泪碑”。陆游词中“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几句，便是用了羊枯的典故。襄阳与镇江，相隔千里，分居长江中游与下游，作者却跨越时空将之联结到一起，既是悲慨，也是以前贤的雄图壮志来劝勉主人方滋，以及所有的在座者。“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他虽是一介书生，却渴望着金戈铁马的生活，正如前面《夜游宫》词中所说：“自许封候在万里。”这种热血精神，不仅是他，也是当时许多文人所共有的豪情，因此这一首慷慨苍凉的《水调歌头》，作成之后，便得到广泛传播与赏识，唱和者众多，张孝祥特地为之写了一篇文章《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同词作一起镌刻在崖石之上，俯视长江，可谓垂千古而不朽了。
陆游在沿江一线做通判官员的时间，只维持了三年，朝廷之上，宋孝宗一开始还有意北伐，但当张浚兵败符离之后，便又动摇倾向于和议。因为主战的观点，陆游也被参劾，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免归乡。他本来是越州人，回去后开始卜居于镜湖的三山，面对青山碧水，心情却始终不能达到悠闲的境界。他在这时期写过一首《鹧鸪天》词以寄寓怀抱：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
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
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词中描写的是归隐的生活，却又是那么不肯安然伏帖。“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语气中流露出愤慨不平之气，可见他的归隐决非“丝毫尘事不相关”，一遇机会，那颗以英雄自期的心还是会重新燃热。果然在四年之后，陆游又获起复，通判夔州军州事后来又到南郑前线任职。这一段“悲歌击筑，凭高醉酒，此兴悠哉。”的生活，成为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事，以至后来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剑南诗稿》。他在军旅生活中的情绪是极其乐观昂扬的：“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他心中始终忘不了“封侯万里”的志向，在梦中诗中词中，不时回忆起这一段军幕生活，《夜游宫》词是如此，另一首更出名的《诉衷情》词：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年轻时被誉为“小李白”，在个人志向方面，他也的确与李白有相似之处，都是一心渴望着建功立业，匡扶天下，有着强烈的“封侯”情结。只是李白大半生都在太平盛世，而陆游出生不久就遭遇战乱，国家只剩下半壁江山，因此他的诗中对功名的渴望，便同忧国忧民联系在一起，“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长歌行》）他从来不像李白那样幻想着有一个出尘的世界，而是把眼光始终投注在这个苦难的人间。李白是不沾滞于物的，而陆游是执著于万事万物的，这种九死而不悔、毕生不能忘怀的深厚感情，竟如他始终不能忘怀与前妻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般的诚挚、深沉、缠绵，甚至更有过之——在爱情方面他毕竟选择了屈服，而在爱国方面，他始终不曾抛掷和淡忘。
陆游的一生，“执著”是他最本质的个性，他对每一件事投注热情的时候，都表现得强烈而持久，比如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偶然得到一本陶渊明的诗集，一读之下，欣然会心，到天黑家人呼唤他吃饭，他都充耳不闻。对诗歌的爱好如此，对爱情的怀念如此，对报国志向的坚持也如此。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有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弱点，就是勇于志而艰于行，不是不愿去行，而是无法对抗一切压力、突破所有阻碍。当然，这也是不可抗拒的环境因素，不能对个人于苛责。
在诗歌创作方面，陆游的成就极高，却也不免由于作品过多而泥沙俱下，以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口批他浅俗；婚姻方面，他不能抗拒母亲的严命而生生拆散伉俪，只能以一生的思念缅怀这段爱情；报国方面，虽然近代梁启超赞他：“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但他也仅仅只做得到向往、赞扬“从军乐”|而已，即使在前线军幕中呆过，始终抱着收复中原的志向，他却没有机会、也未必有实力，真正领略战场上生死搏杀、军事上运筹帷幄的实境。他只能在梦中一遍又一遍的幻想战争，渴盼胜利。陆游集中记梦的作品特别多，梦中杀敌报国的情境也特别多，一方面是出于他那颗始终勃勃难消的爱国心，另一方面是否也可视作：他的理想毕竟无法禁得起现实的碰撞，只能在梦中寻找慰藉？
陆游对于军事，不是全无见地，他在川陕宣抚使王炎手下做干办时，曾经预言将领吴璘之子吴挺不可带兵，“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后来此人果然叛乱，印证了陆游的远见卓识。但陆游到晚年的时候，本已退居在家，却又被权臣韩侂胄拉拢出山，为他新筑的园林作记，引起时人讥评。《宋史》本传说陆游：“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 韩侂胄以外戚起家，发动北伐战争本来出于想建立功勋以巩固个人地位的私心，当时有识之士没几个愿意依附于他，杨万里就曾坚拒为他作园记，辛弃疾虽为他所起用，却一直忧心忡忡：“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怕这场建立在私心基础上的草率北伐要重蹈历史覆辙而失败。后来“开禧北伐”惨败、韩侂胄“函首传边”的下场，无一不证明这场北伐实是缺乏战争基础与战略能力。陆游为他出山，虽然是真心当作可以为国出力，却不免有点缺乏眼光，他的爱国心热忱，却也太过单纯。
陆游临终之前，作了一首著名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当时人认为这是他为了表白自己为韩侂胄出山的心迹而作，其实这完全是他真实的心声，毕生的愿望。可惜时局不与，这个遗憾，不但在生前也在身后。到六十多年后南宋灭亡，中国的大版图终于又复一统，却是一统于蒙古铁骑之下。遗民诗人林景熙读到陆游的诗集，凄然感慨，在这首诗后又题了一首绝句：“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历史的悲剧，竟似黑色幽默，让人欲哭无泪。
范成大（附杨万里）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苏州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处州、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权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使金国，坚强不屈，获得敌方尊敬，晚年退居故乡石湖。工诗，尤以田园诗见长，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词风亦清逸淡远，著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等。
【蝶恋花】
春涨一篙添水面。
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
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然远。
江国多寒农事晚。
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
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
南宋的“中兴四大诗人”，是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其中除尤袤的诗集已经散佚，无法总评其成就之外，前三人的作品，在诗坛上都享有重名。陆游和杨万里曾被同时的刘克庄推许为宋代的李白与杜甫，而范成大以田园诗蜚声文坛，其中《四时田园杂兴》组诗，清新自然似王维、孟浩然，而沉重现实的地方又像白居易、元稹，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都为人传诵不绝。也许是由于这些小诗太经典了，以至于南宋人就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南宋第二个皇帝孝宗很欣赏范成大的才华，有心任命他为宰相，却又认为他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不知稼穑之艰”，怕无法胜任燮理阴阳的宰相重职而作罢。范成大于是写了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不知民间疾苦的官僚。钱钟书评论说：“假如这个传说靠得住，它只证明了宋孝宗没调查过范成大的诗，或者没把他的诗作准。”因为范成大的诗集中，在《四时田园杂兴》之前，很早就有了描写农村、反映现实的诗作。其实何止是诗，就连他并不经心去做的小词之中，也有像上面这首《蝶恋花》“春涨一篙添水面”这样描绘乡村风光的作品。
《澄怀录》里记录了范成大的一段自述，光景正似为这首小词写照：宋孝宗淳熙十年（1184），范成大已自朝中退隐故乡苏州，重阳节与朋友自阊门泛舟而游，经过横塘，夜间雾气犹未全散，茫茫一白，弥漫水面，犹如云气低垂欲雨。船到彩云桥时，积雾豁然散尽，晴日满空，风景闲雅幽美，无不令人会心惬意。四郊熟稻都已割尽，高高的稻谷堆积放在露天，好似堡垒的剪影。——这番景象与《蝶恋花》词中描写景物虽有季节之异，一是春暮一是秋深，但其中舟行曲折，“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然远”的情景相似，“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与看见“四郊刈熟，露积如缭垣”的丰收喜悦之感也相似。如果没有热爱田园、贴近生活的心情，就算矫揉造作的想表白自己，也是无法写出那么多真切自然的田园诗的。
范成大退居苏州已58岁，其家族世代居住苏州，对这一片水乡风光有特殊的赏爱之情，他的词作中田园词远不及诗作之多，但都写得清新隽美，在两宋词人中为少见。宋孝宗认为他不知稼穑，可能是从第一观感出发，见他外貌带有江南书生特有的文弱秀气，又兼身体多病，气质上似有不足吧，这一点在他的小词中也有体现，如《眼儿媚•萍乡道中乍晴，卧舆中困甚，小憩柳塘》：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试轻裘。
困人天气，醉人花底，午梦扶头。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
溶溶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
这样的词一派柔婉，读了真能让人懒洋洋的提不起劲来，可是如果把“文弱”作为范成大的性格代表，却十分错误。他早年其实备尝人世艰辛，父母双丧，独自抚养两个妹妹长大成人，一直到她们都出嫁后才重操学业。据说范成大青年时心志淡泊，无意功名，只求将妹妹们嫁个好人家，尽了兄长之责后就可以安度一生，但一位朋友劝他努力上进，求取一官半职以扬名显身、报国济民。这位热心的朋友并亲自督促他读书，终于使他在绍兴二十四年考中进士，这一榜的状元正是张孝祥，同榜的名士还有杨万里，这是范成大踏入仕途的起点。
本意无心于仕途，但一经入仕，范成大的政治才能却充分的体现出来，他“兴水利，恤贫民，除弊政，建良法”，到处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显示出在文弱外表下藏着的精明干练。他平时脾气温和，被同僚戏称为“呆子”（当时人称苏州人为“呆子”）也不放在心上，但面临原则问题，却敢于抗颜力争。宋孝宗想让一个亲信宦官担任枢密院的重职，命范成大草拟制令，他坚决反对，宁可缴还制章、自求引退也不听从皇命，其强硬固执，令孝宗都为之变色。而范成大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一笔，就是在出使金国时力争国权的不畏不屈。
南宋在高宗时期与金达成屈辱的绍兴的和议，宋奉金为叔，自认为侄儿，使者使金，都必须行跪拜之礼，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可不谓之奇耻大辱。宋孝宗继位之后，对这种耻辱的仪式耿耿于怀，总想改变它，但南宋一方的国力，又不足以公开决裂，于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南宋朝廷的计划，是正式向金方提出归还河南北宋诸帝的陵寝之地，而改变屈辱的受书仪式这一条，却不作为南宋的官方要求写进书面，而是作为使臣的个人要求向金方提出，如果成功固然更好，如果不成，那么最多是使臣一力承担后果，不至于破坏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个计划令很多大臣心惊胆战，当时的丞相虞允文推荐大臣李焘或范成大出任使者，亦属名流人物的李焘死活不肯，说：“要是现在让我去，那等于是丞相杀我了！”范成大慨然请行。临行前，孝宗亲自召见他，说道：“朕以卿气宇不群，所以亲加选择，听说外间议论纷纷，官员们都十分害怕这次出使，有这回事吗？”范成大回答道：“无故遣使，而且还要私人进奏，对于金国来说，相当于就是挑衅，想必轻则拘留，重则杀戮。不过，臣已经立了后嗣，家事也都已经安置完毕，做好了一去不回的打算，心里安然，并不畏惧。”孝宗为他的坚决而感动，愀然说道：“这次并不是我方要败盟发兵，何至于害了你的性命？会被拘留、像苏武一样啮雪餐毡的苦境却恐怕将来是有的，朕若是不欲明言，那就是辜负你了。”在出行之前，孝宗已经给了他这样的交代，“不败盟发兵”，其实并不是金国不会加害范成大的保证，相反没有国家强大的武力保障，范成大即使被害被拘，南宋也决不会为他出头，孝宗说：“恐负卿耳。”实则这一趟使命，就是要以辜负使臣的个人安危为代表的。这年是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被任命为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资格，奉国书出使金朝。
范成大出使前的回答，表明他已抱有必死之心，北上到达燕山时正值重阳，他写了一篇《水调歌头》词：
万里汉家使，双节照清秋。
旧京行遍，中夜呼禹济黄流。
寥落桑榆西北，无限太行紫翠，相伴过芦沟。
岁晚客多病，风露冷貂裘。
对重九，须烂醉，莫牢愁。
黄花为我，一笑不管鬓霜羞。
袖里天书咫尺，眼底关河百二，歌罢此生浮。
惟有平安信，随雁到南州。
这时他的行程已经快要抵达终点，即将进行一场明知必败的交涉，这一副连国家也不敢公然承当的重担，要以他个人的名义独力承担。在此之前高宗绍兴三十二年，洪迈也这样做过，结果却是被金方断绝饮食一天之后屈服，虽然换回了性命，却落得朝野责骂耻笑，这一回轮到范成大去做，“袖里天书咫尺，眼底关河百二”，在这即将拿名节性命去孤注一掷的重要关头，使他坚定信念的，除了对国家残破山河、屈辱现状的一股忠勇之气外，也许还有一种悲怆孤愤在支持他吧？他在路过北宋旧京汴梁时看见仍然留在敌国的中原遗老，为他们记述下了悲愤和苦难：“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范成大虽是南宋的正式使节，可是如果这场交涉遇上凶险，下场要比这些被朝廷弃置不顾的百姓更为悲惨，“平安信”云云，只是事前的宽慰而已。但无论怎样，他还是毅然去做了。
范成大在燕山已秘密以自己名义起草了要求更改受书仪式的奏疏，藏在怀中入朝，到达金廷朝见金主世宗完颜雍时，他先出呈南宋请求归还陵寝的国书，慷慨陈词，金方君臣正倾听国事方面的外交辞令，他忽然奏请道：“宋金两国虽然名为叔侄，但受书的礼仪并不合式，臣有疏请上达。”于是举起朝笏呈上奏疏，金世宗大为惊骇，说：“这里岂是你献疏的地方！”掷疏于地，御前的宣徽大使韩钢也呵斥他道：“既是你个人有所祈请，那么就应该告诉接待的馆伴，这里哪是你上奏的地方？从来使臣也没有敢这样做的！”范成大毫不动容，拾起又进，说道：“这封奏疏如果不能送达，那么臣下归朝也是个死，宁可死在这里！”金世宗怒喝：“教他行了拜礼出去！”韩钢以朝笏压住范成大让他拜伏，范成大屹然不动，直挺挺的说道：“此奏得达，臣愿意下殿百拜！”坚持要将这封奏疏呈达金国君主。当时金廷君臣都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不知所措，上下纷然杂乱，金太子完颜允恭当场就要杀掉范成大，被旁人劝解阻止。又有人建议拘留他，范成大凛然不惧，赋诗明志：“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表明自己已经做好一切最坏的打算，哪怕就是像苏武一样流放到北海牧羊，被勒令公羊生了小羊才许放还这样困苦的处境，他也毫不畏惧。最终，因为范成大的顽强坚持，金世宗到底还是接受了这封奏疏，作出回复，没有答应范成大的要求，却也不敢加害他。
范成大这一趟出使，“二事皆无成功”（《宋史纪事本末》），南宋方面提出归还陵寝、更改国礼的要求均遭到了拒绝，但范成大在金廷凛然不屈的胆气，比之上一次畏惧拘留而软弱屈节的洪迈，却使时人钦佩。据说连金国上下对他的勇敢也极为赞赏，一时成为金国上下景仰的明星人物。使命结束送范成大回朝的时候，负责陪送的使者特地请问他：“可以把阁下所戴的巾帻式样给我吗？我想仿效这个样子做一顶！”这并不是仰慕“上国衣冠”，而是崇拜英雄，虽说范成大这趟使命并未获得成功，但敢于在强势的敌国朝廷之上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抗节不屈，坚持立场，这种无畏的气概，便值得敌方肃然起敬了。
对这一段使金的经历，范成大终身记忆深刻，他在燕山使馆中赋《水调歌头》词，开头一句说：“万里汉家使。”后来常常追和前韵填词，在桂林任地方官时，写道：“万里汉都护。”到成都为官时又写：“万里桥边客。”他这一生做过很多地方上的官员，总是东漂西荡，没有安生的时候，写过这几首“万里”之词后，徘徊市间，颇有厌倦远游之意，于是作了一首诗，称：“年来厌把三边酒，此去休哦万里诗。”一直到快六十岁的时候，他才总算能够安然隐退乡间终老，再用《水调歌头》的前韵写道：“万里吴船泊，归访菊篱秋。”他这数首以“万里”开头的词，现在只存第一首，但另有一首《水调歌头》，首句云：“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可见他漂泊辗转之久，思乡怀归之切。范成大的官位最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却始终未得大用，在中央总是遭受谗嫉，只有到地方上治理才能显出政绩，虽然也蒙受皇帝赏识，却难以施展才华，到晚年也惟有对着孝宗亲笔御书的“石湖”一匾，自我放旷，默观民生而已。
由范成大曾作过数首以“万里”开头的词，不禁想到与他齐名的诗人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的一段轶事：某次有官员设宴为杨万里接风洗尘，席上歌妓唱曲侑觞，唱了叶梦得的名作《金缕曲》，其中有一句：“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便在席间接口回答说：“万里昨日到！”没想到这句玩笑答话却将席间的主人吓了一跳，原来古代触犯别人名讳是极不敬重的事，主人自觉失礼，立即命人将歌妓拘禁处分。其实杨万里的本性诙谐，应答如流，应该不是计较这种过失冒犯的人，这一次开玩笑的回答，却碰上了一个太较真的主人，估计杨万里为这个歌妓求了情后，自己将来也会稍微收敛一下爱玩闹的习性吧。
杨万里和范成大是同榜进士，官位却不如范成大显达，但范成大生前很推崇杨万里，死前特地吩咐儿子：“我的文集不能无序篇，如今四海之内，称得上文字之友的，惟有江南杨诚斋与我交好，是我的知己。除了他，也没有能够给我写序的人了。”范子致信杨万里，将父亲临终吩咐告知他并恳请作序，杨万里读后，百感交集，抱着范成大的遗著哭泣，说道：“我与成大是同年进士，他身为朝廷大臣，与天子论道，坐在庙堂之上发政施令，指挥百官；而我只是一个偏僻地方的小官员，怎么敢称为是他的朋友？他不嫌我浅薄鄙陋，折节下交，我不敢拒绝，也不敢把他当作执政大臣来看，现在他临死前切切叮咛之言，我怎么能忍心推辞呢！”可见他们的交谊，是不以穷通论厚薄，不以尊卑分亲疏，饶有古人遗风。
杨万里与范成大同年齐名而官场不顺，与他自己的个性有极大关系。他外表滑稽，内心却极刚正不阿，在朝廷任职时不惜触犯皇帝也要直言极谏，以至孝宗、光宗两个皇帝都不喜欢他。杨万里也是很有点犟脾气的，他曾经为抗金名将张浚争身后待遇而得罪孝宗，孝宗禅位给光宗后，按规定要修成上一代皇帝的《日历》，杨万里是时正担任实录院检讨官，一般这种实录性书籍应该由他作序，当时的宰相因为孝宗厌恶他，于是改让别人写了序文，杨万里知道后，觉得受了侮辱，便以自己“失职”为名，请求辞职，害得皇帝光宗只得出面挽留。孝宗则更是生气，后来有一次见到有杨万里署名的书册，太上皇孝宗便很不痛快的说：“杨万里怎么还在这里！”光宗不明所以，孝宗忿忿的说：“他曾经在策文中将我比作任用奸佞不思进取的晋元帝，这是什么道理！”这一次终于将杨万里贬出朝廷，任江东转运使。他到了任上后又和朝廷对着干，反对政府颁布的扰民政策，不肯奉诏而得罪宰相，被调往江西。这一调动，杨万里就不干了，索性不去赴任，直接请求退休还乡，以后就再也不肯出来做官，朝廷一再征召起用，他都不理不睬。这种顽固倔强的气性，使得孝宗皇帝说他：“杨万里直不中律！”也就是没有规矩，不服使唤。光宗也对他的脾气大摇其头：“杨万里也有性气！”这两句话传到杨万里耳朵里，他便提笔写了一首自赞诗：“禹曰也有性气，舜曰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对于皇帝的“金口玉言”，他也是照样敢揶揄到底，不服输到底的。
杨万里的诗在诗坛上别树一帜，他从小本来是学江西诗派，后来改学王安石，又改学晚唐诗，总是不满意，有一日忽然恍然大悟，烧毁了旧日作品，开始走自己的路子，别创“诚斋体”一格，可见他个性的特立独行，在写诗作文上也决不肯亦步亦趋。与他齐名的陆、范等人，诗才或有过之，却是谁也及不上他的大胆创新。诚斋体诗的绝妙之处，在于活泼、风趣、幽默，“见者无不大笑，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这与他善说笑话的特点也有极大关系。而杨万里的笑话，又常常都是冷笑话，需要仔细想一想才能回味，他个人的反应速度，却是快得惊人。
《鹤林玉露》中说他跟齐名的诗人尤袤为同僚时，两人常常互相嘲戏，有一次尤袤出一个对子为难他，说：“杨氏为我。”这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典故，诸子中有杨子（即杨朱）一家，他的理论中心是为我主义，号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杨氏”又正对应着杨万里的姓氏。杨万里听了这个对联，想也不想，脱口就对出了下句：“尤物移人！”这是用《左传》的成句：“尤物足以移人。”而尤物一词，后世多以指代倾国倾城、红颜祸水的女子，这一下非但关合了尤袤的姓氏，还取笑了他一回。这种敏捷的机锋，拿来作诗填词，则是善于翻空出奇，往往于最后一句忽然跌落，让人有小小惊讶的欢喜，比如他描写爬山：“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别人劝他将白须染黑，他则回答：“借令白再玄， 能令年再少？涅髭只诳客， 那可诳妻儿？诳得妻儿著， 还能诳面皮？”（《自嘲白须》）这样一层又一层的递进转折，词中也有类似的风格，如这首《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花川谷望月作》：
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
不是诚斋无月，隔一林修竹。
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
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
词粗看并不出色，甚至谈不上名句，但一句一个转折，看到下一句就否了上一句，好象是故意的跟读者拗着干，这种调皮的捉弄，正是诚斋体独有的风趣。杨万里这个人，虽然倔强到令皇帝头疼，却也诙谐得令人觉得他可亲可爱，人如其诗，都是极富个性魅力的。
杨万里的存词并不多，几乎称不上是词人，但他的小词却大都写得灵动流畅，善于摹写动态景物，以《昭君怨荷雨》一首为代表：
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
急雨打篷声，梦初惊。
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
聚作水银窝，泻清波。
“跳雨”的比喻，已经很奇巧，而“聚作水银窝，泻清波”这一句描写，如果仔细观察过荷叶上水珠滚动倾泻的情形，就会惊讶他写得是如此生动，虽然语不惊人，却贴切如画。钱钟书评价说，别人的诗都是写静物，惟独诚斋擅长写动态：“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未及其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他另有一首小诗咏荷雨，情景也是一样轻巧活泼：“细雨沾荷散玉尘，聚成颗颗小珠新。跳来跳去还收去，只有琼柈弄水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对自然景物拥有一颗儿童般欣赏好奇的心灵，这又是杨万里性格的另外一个侧面。
杨万里号“诚斋”，这个别号来自他早年去谒见抗金名将张浚，张浚勉以“正心诚意”四字，杨万里终身服膺这句教诲，命名自己的书室为“诚斋”，“终身厉清直之操”、“平生志在批鳞请剑”。他在朝鲠直，时人说他：“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为官清廉，在江东任职期满，库中有余钱万缗，他弃而不取，缴入官中，自己回乡过着“清得门如水，贫唯带有金”的生活，老屋仅能遮风蔽雨，他也不以为意。受他言传身教，家中亲属也简朴过人，妻子罗氏生育了四子三女，都坚持自己哺乳，不请乳母代劳，说：“饿着了人家的骨肉，来喂养我的孩子，怎能忍心？”杨万里的“诚斋”之“诚”，不仅仅是对国家忠诚，对信念志诚，他及家人，对身周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抱有极其真诚的爱心。
杨万里一直活到八十岁，晚年愤于韩侂胄弄权，誓不合作，韩侂胄请他为自己新筑的南园写园记，他坚决拒绝，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 韩侂胄只得改请陆游。杨万里虽然退休在家，却仍然忧心国事，听说韩侂胄擅权乱政，郁怒成疾，家人担心他病情加重，一切政坛消息都不敢告知，有一日旁人失口说出韩侂胄将要北伐用兵，杨万里听后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一直主张抗金，但对于韩侂胄这样为了个人政治前途而轻举妄动，拿战争作赌注邀取名利的行为极为不齿，料定其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后患无穷。这一夜他展转不能成眠，次日早晨兀坐书斋中，连声催促取纸，写道：“韩侂胄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这位既倔强又滑稽、亦真诚亦骨鲠的个性诗人，终究不能以他平素的机趣幽默化解这一腔为国为民的忧愤，“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正是同时代所有爱国志士的悲愤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