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朱德与红军“三人团” / 十六字诀为南昌起义部队首创

《谈谈朱德与“三人团”》修改稿
赵于平 2009/11/19
现在有人问，为什么“三人团”里没有朱德，言外之意，是他受到左倾宗派主义的排挤，甚至认为是他不够资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由于对我军的历史和组织制度缺乏深入了解的缘故。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在某些有关长征的电视剧中，把“三人团”描绘成是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它不仅是最高战略决策机构，也是战役战斗的指挥部，是凌驾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之上的红军“最高统帅部”，其实，这不是历史事实。
实际上，1934年夏季成立的“三人团”是党的临时“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注一），它的职责是 “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决策”，显然，其地位非常重要。但是，某些人往往“忽略”了，与它平行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革军委”，以及红军总司令部，它们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按照中央局在1932年的规定，“中革军委”拥有作战计划与决定权，红军总司令部具有作战指挥权，负责进行战役部署和下达作战命令并实施战役战斗指挥。而且，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党的中央代表审批（注二）。所以，“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才是工农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要注意，“战略决策”、“行动方针”与“作战计划与决定”、“战役战斗作战指挥”，其含义和职能是不同的。举凡重大问题，这两个机构是要合署相商，“中革军委”也是有权参与战略决策与行动方针的研究讨论的，它们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分工的不同。尽管最后决定权归党的总负责，但绝不是总负责决定和指挥一切，朱德总司令，身兼中革军委主席，是始终参加最高决策层的决策研究的。
这种军事领导结构，有平行的两条线，一条是党的，一条是政权的，即政府的。这是我党一贯的做法，历来如此，它源于苏俄红军，这就是在我们部队中实行的两长制，尽管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但是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是平级关系。
在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前，党内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是党中央军事部。当时，它与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等是并列的（注三）。周恩来、张国焘、李富春、杨殷等都担任过军事部部长职务，最后一任军事部长为武胡景（注四）。1933年１月下旬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前军事部已经停止工作，武胡景改任其他工作，他没有进入中央苏区，后来去了莫斯科，在苏联的肃反中被诬陷为托派分子遇害。1931年底先期到达中央苏区的周恩来，从1933年1月开始成为党对红军的总负责，实际上也就是起到了原先党中央军事部的作用。在周恩来之后，1934年1月，改由博古担任党的中央代表，负责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注五）。
长征前夕，于1934年夏季，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博古、李德组成，负责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
与党的中央军事机构平行的中央政权系统的军事机构，最早是在1930年8月成立的，叫做“中央苏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1931月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由项英任主席。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直到1936年11月红军长征结束，主席职务一直由朱德担任（注六）。从以上党的军事机构与政府军事机构的沿革来看，“三人团”，其性质也就是原来的党中央军事部的延续（注七），它与政府的，国家的最高军事机构职能不同，但地位平等。按照第三国际和苏俄红军的规定，党在军中的代表——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但是，拥有最后决定权并不等于政委领导司令，只有当常委之间，或者政委与司令发生原则分歧，争执不下时，最后决定权才发挥作用。党的军事部，与政府的军事机构，也类似这种关系。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临时中央的大权掌握在博古手中，他是党的临时总负责（召集人），1934年1月到1935年1月，他正式担任总书记。他与身在莫斯科的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直接联系，挟“国际”以令全党全军。在当时，国际的指示就是“圣旨”。即便如此，“三人团”的意旨也必须是通过党在军事上的总负责——总政委周恩来，才能下达到军中贯彻实施，“三人团”并不能直接指挥部队。 而且，“三人团”并不是党的正式常设机构，它不像军事部和后来的党的中央军委，它是临时性的组织，可以根据情势取消。
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据说于日后的1935年3月份，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三人小组”，有人把它叫做“新三人团”，但这一说法缺乏史料根据。1935年7月，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顺理成章，他就成为接替周恩来的党的军事总负责人，如果真的存在新的“三人小组”，张总政委应该就是其中当然的成员，但是，此刻那个新的“三人小组”不复存在，也没有取消的记载，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成立了一个五人团(注八),所以，这一说法值得探究。
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不是提出要进入“三人小组”或担任总政委，而是要求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而临时中央却宁可让周恩来让出总政委，也不同意让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注九），可见中革军委主席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多么重要！
有人说，朱德既然那样重要为什么不进入“三人团”。其实，弄清楚“三人团”与“中革军委”的关系，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三人团”是党的组织，“中革军委”是政府机构，它们是共同商量研究问题作出最高层的决策的，不是上下级关系，周恩来同时也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注十）他是朱老总军事指挥上的副手。朱老总已经身在最高军事决策圈之内，难道还有必要再让他这个中革军委主席再去兼职三分之一党的军事总负责吗？在实行两长制的我党我军里，司令兼政委的情况有之（反之则没有例证），但通常是尽量避免的，除非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
总之，“三人团”也好，所谓的新的“三人小组”也罢，都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机构，“三人团”取代不了“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作用。 “中革军委主席”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军事总负责，总政委和“三人团”则是代表党的军事总负责，它们分工合作，这就好像司令员与政治委员的关系。军事命令的下达与军事指挥的实施，都是由“中革军委”与总司令部进行的，“三人团”并不出面。红军中，中下级指挥员并不知道什么“三人团”。所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才是真正的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你如果亲自去看一看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亲历长征》这本书就知道了，全书105篇记述长征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及“三人团”的，而“总司令部命令”，“中革军委命令”的字样则俯拾皆是（注十一），实际情况并不像某些电视剧中所臆造的那样。
老实说，对“三人团”的高度关注与渲染，是在文革以后，此前，很少有人提到它。例如，1952 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就没有描述过它。
军事领导上的两条线，直到今天，我国我军依然如此，一条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另一条线是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注十二），它在解放初曾经被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只不过，解放后的“中革军委”，已经有名无实，成为摆设。而在抗战期间，由于国共合作，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所以也就没有了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军事领导机构，而以八路军延安总部的名义行使权力。朱老总名义上是第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但他始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军委副书记（注十三）。当时，延安八路军总部与党中央军委是同一套机构同一帮人马，军委秘书厅就是八路军总部秘书厅（注十四）。所以，朱老总实际上是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注十五)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部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统帅。
党的那条线，在抗战初期，成立了党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为副书记（十六）。抗战胜利，1945年8月，成立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从此，党的中央军委，其地位扶摇直上， 远远高于“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其他中央机构，“军委主席”成为党中央主席的专属职务终身职务，早年的“中央军事部”的历史早已被人们所淡忘。文革后，按照邓小平的安排，党和政府的两套军事领导机构，现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致使许多人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四渡赤水问题（本论坛加注）
最近有人著书，说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担任前敌政治委员，“实际上”就是前敌总指挥。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政治委员是党中央或上级党委派出的代表，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即所谓的“下最后决心者”，不是“最后的否决权”），是为了保证军队的行动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离开党的总方针总政策，不等于他就是战役总指挥，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有明确的分工，作战指挥主要是司令员的职责，司令是指挥的同义语，前敌司令员就是前敌总指挥。而且，总指挥职务不可能自动丧失又自动恢复。下级指挥员拍给中革军委的电报，不能解释为就是拍给毛泽东。
十六字方针问题（本论坛加注）

最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全集》，在在第一卷韩伟所写的《毛委员教我们用兵作战》一文后，附有一份1956年《星火燎原》编辑部写给陈毅元帅的信函，询问“十六字诀”产生的时间。陈毅元帅用毛笔字写下了他的回答，说明1928年5月是“十六字诀”广泛宣传的时间。“十六字诀”早在朱毛会师前的1927年冬就已经在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中运用了，当然其发明权属于朱老总。而将这一证言附在韩文的后面，显然是放错了地方。
以上两例，说明厘清历史上的谬误，还原一个真实的朱老总，吾辈尚任重而道远。
今年已经104岁的老将军陈锐霆在今年二月曾经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的党史中有许多错误，应当重写”。对此，我们应当深思。
注释：
（一）《中共党史辨疑录》第485页，《朱德年谱》第109页
（二）《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研究文集》第103页
（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47页
（四）《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3页
（五）《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4页
（六）《朱德传》第273页
（七）《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4页
（八）《周恩来传》第364页
（九）《周恩来传》第357页
（十） 同（注九）
（十一）见1954年党史资料第一、二、三期《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上、中、下》
（十二）《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8页
（十三）《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7页
（十四）《回忆朱德》第245页
（十五）《朱德军事文选》第562页
（十六）《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