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国学与宗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9:32:12
刘梦溪
尽管近来国学大热，还没有看到把国学和宗教直接联系起来为说。但如果谈论国学带上宗教的警示意味，距离国学的“宗教化”亦非缈不可期。这导源于和国学有关的一些概念之间的混淆而未加分疏。
首先是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使用的时候宜有分别而不应加以混淆。盖传统文化的涵容面大，而且是一个“松散的整体”（史华慈语），国学的涵容面要小得多。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就是传统文化。但文化有物化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国学自然属于文化的精神层面，但精神层面的文化包涵的内容依然很多，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都在其中。我们不妨采取排除法，至少宗教、道德、艺术不属于国学的范围。因此可以得一结论，即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虽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却不能认为是国学的部件。也就是说，需要把“学”和“教”区别开来。宗教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所占的地位，人所能知。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发达的哲学，却不可以没有宗教和信仰。
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在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时，常常以儒释道“三教”作为显例。不过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即儒家是不是宗教？我本人的看法是否定的。恰好我在研究陈寅恪对儒释道的“判教”态度时，发现寅老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明确地写道：“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金明馆丛稿初编》，页219）其态度断然而决绝。站在“判教”的立场，陈寅恪不能容忍把儒家和释、道二家同以宗教视之。但作为文化的历史叙述，“三教”之说，仍然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儒家何以有时也以“教”称？主要在于儒家虽然不是真正的宗教，但重视“教化”却是儒家贯彻始终的信条。“儒教”一词，实来源于儒家的“重教”。然而“教化”的“教”，教育的“教”，“重教”的“教”，易言之，《论语》“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和宗教的“教”名言虽一，义理内涵则完全不同。
兹有一历史事例可补正拙说。这就是1913年，康有为、陈焕章等曾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尊孔子为“教主”，同年9月27日（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日）聚会曲阜，祭祝大成节，12月12日向袁世凯“大总统”寄报“孔教会公呈”，并“准予立案”。如果历史上的儒家一向是宗教，何必到民国以后才有此大倡孔教之举？此一事例反証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而同年12月9日，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京城期间，开办“国学讲习所”，特于讲所之墙壁张贴通告曰：“本会专以开通智识、倡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後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此亦可见“学”与“教”的性质上的分庭而不能混而为一。
进而言之，儒释道三家各自都存在“学”与“教”的关系问题。儒家其作为“学”的义理内涵，就是通常所谓儒学，原发自先秦，整合变异于两汉，集大成于宋代。儒家的“教”的作用，则主要见之于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之中，特别是历代公私所立之各级学校，其所施教，即为儒家之教。因此儒家本身的“学”与“教”是统一的，只是如视儒家为宗教，则儒学和“儒教”便不能统一了。而佛教作为信仰的对象的宗教，自有其独立的组织设施和场所，有固定的信众，有自己的戒律清规，是一单独的王国。至于佛教的义理，通称为义学和禅学，也可以称做佛教哲学，简称佛学，蕴致高深幽渺，学者研求尚且难入，普通信众应可信而无与。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为“教”，组织、设施、活动，自成一规定之体，虽不及佛教严密，徒众的信仰主要通过禳灾祈福或苻録丹铅的方式来呈现，而其作为“学”之义理，则又与“借来”的“教主”老子的思想二而为一，然而道家和道教又不宜混为一谈。
我引来这些“理”与“故”，意在说明儒释道三家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干，却并非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若以国学称之，则此种学说必须是本国所创生固有。因此佛学能不能全部都纳入“国学”的范围，似尚存疑问。佛教是外来宗教，其学说之义理，至少大乘唯识之学的义理，应不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职是之故，陈寅恪在探讨外来学说能否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特以玄奘唯识之学为例。还可以换位到当下思考此一问题，如果今天之国学热，假如变成了佛学热，恐怕也不是国学提倡者所预期。所以马一浮先生不满意国学是固有学术的说法，认为这种主张“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泰和会语》）。换言之如果等同国学为固有学术，则儒乎？佛乎？道乎？将国学等同于任何一种单一的学术思想，则无论是指佛学或儒学或老庄之学，都不能满足国学之根本取义。说开来只有马一浮先生提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于学理于学术流变过程均若荷苻契。
国学的诠释其实还有一个避免学问义理的俗世化的问题，这在今天亦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我所以特别强调，要把国学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把“学”与“教”区别开来，其初意即有鉴于此。现在什么都成为“国学”了，连古代的所谓“胎教”，也被认为是“国学”的一个范例。奥运开幕式国内外均获好评，当然也有学人认为不足之处也不是没有，本来还可以更好。但无论说好抑或说好的还不够，在定性为一次超大型的文化艺术的盛装表演这点上，应该无有疑义。可是，却有人写文章称赞开幕式是“一席国学盛宴”。苟如是，则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刻、戏剧、杂技、武术，无一不可以成为国学。这在学理上是不通的，因为这样便混淆了学与艺、道与器、形上之学和形下之学的分别，无异于置国学于沙尘瀚海，结果是淹没乃至消解了国学。
尽管近来国学大热，还没有看到把国学和宗教直接联系起来为说。但如果谈论国学带上宗教的警示意味，距离国学的“宗教化”亦非缈不可期。这导源于和国学有关的一些概念之间的混淆而未加分疏。
首先是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使用的时候宜有分别而不应加以混淆。盖传统文化的涵容面大，而且是一个“松散的整体”（史华慈语），国学的涵容面要小得多。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就是传统文化。但文化有物化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国学自然属于文化的精神层面，但精神层面的文化包涵的内容依然很多，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都在其中。我们不妨采取排除法，至少宗教、道德、艺术不属于国学的范围。因此可以得一结论，即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虽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却不能认为是国学的部件。也就是说，需要把“学”和“教”区别开来。宗教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所占的地位，人所能知。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发达的哲学，却不可以没有宗教和信仰。
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在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时，常常以儒释道“三教”作为显例。不过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即儒家是不是宗教？我本人的看法是否定的。恰好我在研究陈寅恪对儒释道的“判教”态度时，发现寅老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明确地写道：“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金明馆丛稿初编》，页219）其态度断然而决绝。站在“判教”的立场，陈寅恪不能容忍把儒家和释、道二家同以宗教视之。但作为文化的历史叙述，“三教”之说，仍然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儒家何以有时也以“教”称？主要在于儒家虽然不是真正的宗教，但重视“教化”却是儒家贯彻始终的信条。“儒教”一词，实来源于儒家的“重教”。然而“教化”的“教”，教育的“教”，“重教”的“教”，易言之，《论语》“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和宗教的“教”名言虽一，义理内涵则完全不同。
兹有一历史事例可补正拙说。这就是1913年，康有为、陈焕章等曾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尊孔子为“教主”，同年9月27日（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日）聚会曲阜，祭祝大成节，12月12日向袁世凯“大总统”寄报“孔教会公呈”，并“准予立案”。如果历史上的儒家一向是宗教，何必到民国以后才有此大倡孔教之举？此一事例反証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而同年12月9日，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京城期间，开办“国学讲习所”，特于讲所之墙壁张贴通告曰：“本会专以开通智识、倡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後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此亦可见“学”与“教”的性质上的分庭而不能混而为一。
进而言之，儒释道三家各自都存在“学”与“教”的关系问题。儒家其作为“学”的义理内涵，就是通常所谓儒学，原发自先秦，整合变异于两汉，集大成于宋代。儒家的“教”的作用，则主要见之于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之中，特别是历代公私所立之各级学校，其所施教，即为儒家之教。因此儒家本身的“学”与“教”是统一的，只是如视儒家为宗教，则儒学和“儒教”便不能统一了。而佛教作为信仰的对象的宗教，自有其独立的组织设施和场所，有固定的信众，有自己的戒律清规，是一单独的王国。至于佛教的义理，通称为义学和禅学，也可以称做佛教哲学，简称佛学，蕴致高深幽渺，学者研求尚且难入，普通信众应可信而无与。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为“教”，组织、设施、活动，自成一规定之体，虽不及佛教严密，徒众的信仰主要通过禳灾祈福或苻録丹铅的方式来呈现，而其作为“学”之义理，则又与“借来”的“教主”老子的思想二而为一，然而道家和道教又不宜混为一谈。
我引来这些“理”与“故”，意在说明儒释道三家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干，却并非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若以国学称之，则此种学说必须是本国所创生固有。因此佛学能不能全部都纳入“国学”的范围，似尚存疑问。佛教是外来宗教，其学说之义理，至少大乘唯识之学的义理，应不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职是之故，陈寅恪在探讨外来学说能否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特以玄奘唯识之学为例。还可以换位到当下思考此一问题，如果今天之国学热，假如变成了佛学热，恐怕也不是国学提倡者所预期。所以马一浮先生不满意国学是固有学术的说法，认为这种主张“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泰和会语》）。换言之如果等同国学为固有学术，则儒乎？佛乎？道乎？将国学等同于任何一种单一的学术思想，则无论是指佛学或儒学或老庄之学，都不能满足国学之根本取义。说开来只有马一浮先生提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于学理于学术流变过程均若荷苻契。
国学的诠释其实还有一个避免学问义理的俗世化的问题，这在今天亦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我所以特别强调，要把国学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把“学”与“教”区别开来，其初意即有鉴于此。现在什么都成为“国学”了，连古代的所谓“胎教”，也被认为是“国学”的一个范例。奥运开幕式国内外均获好评，当然也有学人认为不足之处也不是没有，本来还可以更好。但无论说好抑或说好的还不够，在定性为一次超大型的文化艺术的盛装表演这点上，应该无有疑义。可是，却有人写文章称赞开幕式是“一席国学盛宴”。苟如是，则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刻、戏剧、杂技、武术，无一不可以成为国学。这在学理上是不通的，因为这样便混淆了学与艺、道与器、形上之学和形下之学的分别，无异于置国学于沙尘瀚海，结果是淹没乃至消解了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