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

宗教与性
刘达临
宗教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对人类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性生活，无论是禁欲和纵欲，都能找到一定的宗教渊源。
一、宗教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是宗教生活中的一种十分普遍而且重要的现象。古今中外的各种宗教，除了极少数宗教具有纵欲主义特征以外，几乎都有禁欲主义倾向，一些极端的宗教和教派甚至在教义规定上奉行极其严厉的苦行主义。
宗教禁欲主义主要表现为性的宗教禁忌，即由于宗教原因，在许多情况下，不允许男子接触女子并进行性交。性的禁忌有许多原因，有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保证生产、战争或其它集体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有的则是由于某种信仰和崇拜。当人们把支配自己生活的异己力量幻想为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或神圣事物，就会对此产生一种敬畏、爱戴或恐惧的宗教感情，不愿也不敢有丝毫玷污的表现。父权制氏族社会是人类进入文明之前的原始时代，这时，歧视妇女的观念已经产生，那时，人们认为妇女和性关系在某些特殊的时间和场合出现，意味着不洁净以至污秽，是为神灵所厌恶的，因此，是不允许的。这样，就把性禁忌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性的宗教禁忌、宗教禁欲主义。
我国学者吕大吉指出，宗教禁忌可分为语言禁忌、作业禁忌、食物禁忌与性禁忌等许多形式，其中食物禁忌与性禁忌所禁制的对象是“饮食”、“男女”这两项 “人之大欲”，所以这两大禁忌具有禁欲主义性质，是原始宗教禁忌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于世的。食物禁忌后来演变为各种宗教中的“斋戒制度”，而性禁忌则演变为各种宗教中的“洁身仪式”。
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是第一大宗教，佛教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诸行无常，人生极苦。它认为，只要是生命，其整个生活历程总是苦的，即使今世大富大贵，也难免生老病死之苦。因此，佛教要求其信仰者放弃一切尘世生活，把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那超自然的“极乐净土”，从而享受一种“涅槃之乐”。佛教对现世幸福是根本否定的，认为众生只能放弃任何享受现世幸福的欲求，在禁制情欲的宗教修行生活中度过苦难的人生。在形形色色的宗教禁忌中，佛教对人的性本能更是严格地予以禁制，这是因为，性本能引起的冲动和欲望，最能引致佛徒们感情上的骚动和烦恼，所以规定其弟子最好抛妻别子，出家修行，修习禅定。佛教认为，凡修习禅定达到阿罗果位者，应已断尽一切烦恼，禁绝性方面的生理欲望，不仅要断绝男女性生活，甚至连梦中遗精、性幻想之类的事情也不许出现。
从根本上说，宗教禁欲主义是消极的，因为它扼杀了人性。宗教学家吕大吉说：宗教禁欲主义用神的名义禁制人的自然情欲，把人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视为道德上的恶，把人的注意中心从人引向神，从现实社会引向虚无缥缈的来世，其社会效果显然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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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僧、尼、冠的禁欲和纵欲
既然宗教从本质上看是禁欲主义的，那么一般说来，僧、尼、冠等人一般都要舍弃情欲，否则就是玷污佛门，有辱教规。可是，性是每一个正常人的自然需要，是很难彻底消除的，这些人常常处于性压抑的矛盾与痛苦之中。在古今中外的一些文艺作品中，常常描绘和尚、尼姑、教徒、神父这方面的矛盾情况，例如至今还保存在嘉峪关城搂内戏台上的明代壁画“老僧窥女”就反映出这种情况。一个老和尚经常从徒弟手持的铜镜中偷看对楼的少妇，有个小和尚也要偷看，却被老和尚按着头制止了。而对楼的那个少妇由于长期被老和尚窥视，竟生了一个怪胎。——生怪胎固然是神话，而和尚动春心却不是个别的。
这方面的记述与描绘在明朝以前已有很多。再以壁画而言，在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南后部中层，有一幅《小沙弥守戒自杀因缘》的北魏壁画，内容是：有一长者，笃信佛教，送其子到一高僧门下为沙弥。有一居士，每日供养寺庙高僧。有一天，居士外出赴宴，留其女在家看守门户，忘了给寺庙僧人送食物。高僧派小沙弥到居士家取食，少女一见沙弥，心生爱慕之情，求与沙弥婚配。可是沙弥守戒志坚，不舍佛法，当即反锁门户，自杀殉戒。少女破门而入，见沙弥身亡，悲呼哀泣。居士回家后问明原因，呈报国王，依法缴纳罚金赎过。国王为了表彰沙弥守戒的高行，以香木火化其尸，起塔供养。这个小沙弥似乎是坚守佛戒的典型，但是，如果他不为少女所动，坚决拒绝、掉头离去就可以了，何必自杀呢？自杀，正是难熬的欲火和难违的佛规在内心剧烈斗争而又无法解脱所产生的后果。同时，国王对这个自杀的沙弥如此大肆表彰，正说明了僧徒守戒之不易，如果普遍不为女色所动，那么突出地表彰也无必要了。
实际情况是，在历史上有不少僧、尼、冠仍旧在不同程度地享受性的欢乐，甚至纵欲，这说明了人的情欲是很难被清规戒律所压抑以至消灭的。当然，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人的素质不同，皈依佛门、道门的目的和动机不同，对情欲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有些人为僧或为尼、为冠是为了诚挚的信仰，他们遵守教规一般就比较自觉。但多数人是为各种境遇所迫或饱经世态炎凉而进入寺观寻求归宿的，例如有人是寄身寺观寻口饭吃；有些妓女年老色衰以后出家：宫人、宫妓入道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她们年老出宫后无依无靠，大多以寺观为最后安身之地，如唐代长安政平坊安国观中的女道士大多是上阳宫人。诗人曾有“萧萧白发出宫门，羽服星冠道意存” ，“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之叹。
至于有些怀着特殊目的而入教门的就更难说了，有些贵族妇女正是为了寻求一块自由、开放的土地而入道的。最著名的唐玄宗的胞妹玉真公主和同时出家的金仙公主就是这样，她们当了女道士不失公主的一切荣华富贵，朝廷照例供给她们资财，然而生活却比做公主更自由，更不受约束。也正因为女道士生活更自由一些，所以公主们多半不入佛寺而入道观。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少女道士似乎是风流人物的代名词。那位入道的玉真公主在唐玄宗时代是有名的“交际花”，她常常出入宫廷，和哥哥唐玄宗以及达官贵幸们一起游玩，唐诗中有当时近臣们专写与玉真公主同游的唱和之作。当时的女冠、女尼们常四处游历名山大川，有时在道观中公开讲经，惹得一些纨袴子弟前来争相观看：“华山女儿家奉道……洗妆试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讲真经。……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迎脚不停。 ……仙梯难攀俗缘垂，浪凭青鸟通丁宁。”韩愈的这首诗把女道士的容貌风姿，以及招蜂引蝶的情况描述得很清楚了。在这些男女交往活动中，她们当然不会那么清心寡欲，而是无拘无束地追求着爱情。鱼玄机和温庭筠、李郢等名士都有爱情关系；李季兰与文士阎伯均、朱放等相恋至深；女道士宋华阳三姐妹与李商隐也有缱绻之情。这样的风流韵事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唐代为数不少。有一次唐宣宗微服私访，见到女道士们一个个浓妆艳抹，十分恼怒，命令把她们全部赶出道观。
在唐代，宗教与性的联系决不止于民间和女道士。当时，宫廷修佛释道场，纵容僧道跋扈。佛寺壁画所绘的金碧裸女佛像，诱惑世人以彼岸乐土的梦幻世界，并非宋人以后托钵苦行尊者的形象。唐时的僧尼不仅娶亲食肉，而且有不少人纵欲淫乐。武则天执政时期，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蓄弟子百余人，淫秽无所不为。以上这些情况，从今日的宗教观点来看，实在是玷污教门，违反教规。但是从性学的观点来看，以上某些情况是人性自然的流露，某些情况是作为对性压抑的反动而出现的性放纵。而且，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耽溺于美和感官的享受，一般人的宗教信仰，丝毫没有顾虑死后世界的不安，而只有追求现世的物欲，他们把追求物欲、情欲的满足和炽热的宗教热忱结合在一起，这往往是后人所很难理解的。
以上某些情况，直至明、清之际，也未完全断绝。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性禁锢的一个高峰，但仍有女道士与名士们的交游以至发生暧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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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密宗与“欢喜天”
宗教从本质上看是禁欲的，但是并非每一种宗教都是如此，并非同一种宗教每个时期都是如此，也非同一种宗教的各个教派都是如此。如前所述，在唐代，宗教并不那么禁欲；在各种宗教中，道家主张采补之术，研究房中养生，在性方面相对地是最开放的；而佛教在这方面就要保守得多。但是我国的佛教又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许多教派，其中佛教密宗在性方面最为开放，在经典、佛教的绘画和雕刻中有大量的性内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欢喜天”。
“欢喜天”大多是佛教密宗中作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即密宗佛像，俗称欢喜佛，由于天神省称为“天”，所以也称“欢喜天”，又称“大圣欢喜天”。佛教本来戒淫， 但《大日经》 云：“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这 “究竟”可理解为彻底和极尽，是目的之所在；而“方便”可理解为便通和善巧，是手段的运用，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受某些佛教戒律的约束。如佛教密宗则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侣（通称“明妃”）。“欢喜天” 的形象多变，常见的有金刚、明王、观世音菩萨等，大都拥抱"明妃”作交欢状。
“欢喜天”有单身、双身两种。除了表示大愤怒、大胜利、大欢喜之外，单体、双体都是裸体，象征脱离尘垢界。双体拥抱，男天代表方法，女天代表智慧，即所谓方法与智慧双成之意。还有一种含义，说“欢喜天”是佛教中的“欲天”、“爱神”，双体拥抱是男女通过性交以“合炼”、“双修”。
有人认为“欢喜天”有鼓励生殖的含义。但是，一部分佛教徒把“欢喜天”的男像当作佛的化身，把女像作为妖魔与俘虏的化身。另一部分佛教徒则不承认这种解释，他们说女像是佛的化身，男像原先是异教的魔王，后来投降佛教，充当了佛教的“护法金刚”——这种说法不仅为西密和台密中的一部分佛教徒所坚持，更在东密的日本所流传。
西密和台密的传说是：本尊（即指那个凶恶的男佛像）为大自在天神，即有权势的婆罗门教徒，久恼害教（危害佛教），杀业重重，众生多苦。佛（指释迦牟尼）派十一面观世音收服，遂列入佛教护法天神之一为佛教捍卫。
上述传说还比较隐讳，而东密（日本密宗）的传说则更为明显地包含了性成分。他们认为双体“欢喜天”中那个男像名叫“毗那夜迦”，是崇信婆罗门教的国王，手下兵多势大，常常残害佛教徒，释迦牟尼派观世音化成美女，去和毗那夜迦结为夫妻，后来这个毗那夜迦因醉于女色而投降佛教，充当了佛坛（即曼荼罗）上众金刚中的主尊（领袖）。后世主持男女恋爱之神，就是这个毗那夜迦。当然，也有不少佛教徒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施用“美人计”，实在太违反佛教的教规，太荒唐了。
在我国，佛教密宗古已有之。密宗在唐朝盛行时，密宗佛像较多地供奉于中国各地的寺庙之内。日本传入这种佛像，就是始自中国的唐朝。可是唐末大乱，密宗教门遭受破坏，密宗佛像也几乎被摧毁无遗。
到了元朝，喇嘛教兴起。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主要传播于我国的藏族、蒙古族等地区。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公元７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他的两个妻子尼泊尔公主墀尊和唐文成公主的影响下，信奉了佛教。公元８世纪时，天竺僧人寂护、莲华生等到吐蕃来传播显、密两系佛教。可是到了公元９世纪，赞普朗达玛却禁止佛教流传。到了公元１０世纪后期，在吐蕃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扶植下，佛教以喇嘛教的形式得到复兴。到了１３世纪中期，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次出征西藏，大力提倡佛教密宗，密宗佛像也就随之而传入蒙古。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佛教密宗又随之传入华北各地，以山西五台山为佛教密宗总禅林。明、清两朝，全都利用喇嘛以怀柔蒙、藏，于是密宗佛像也就普遍地供奉于许多喇嘛寺庙之中。目前我国还保存着的“欢喜天”大都是元代及元代以后的遗留。如甘肃敦煌莫高窟第４６５窟所保存的许多“欢喜天”壁画（都是元代遗留下来的。
“欢喜天”在清朝的前期，有过一个较大的发展，最著名的例子是改建雍和宫。雍和宫修建于康熙三十三年，原是雍正帝胤祯即位前的府邸。雍正即位后将此邸一半改为黄喇嘛的上院，一半改为行宫，在黄喇嘛的上院里，放置了许多“欢喜天”。民国初年，燕北老人在《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一书里，提到了“雍和宫之诲淫”。作者描述道：“北京的雍和宫，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奉有欢喜佛。或妇人裸体与鳏鱼交媾，或作恶鬼状裸体屹立拥抱美妇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阳根之菩萨骑之，或妇人裸体自背割开，注以马尾，如是状；又有恶鬼手持凶器，闪闪有光，足下踏有裸体男女。是等不可思议之佛像，属喇嘛教，究其旨趣，淫杀二字而已，然内廷供奉，喊声不绝”。
乾隆时，宫中曾铸造了两套铜佛，一存热河宫，一存北京故宫，每套都有八千尊，差不多包括了喇嘛教的一切佛像。这八千尊铜佛每尊高不足一尺，镂制工细，座上刻有佛名。民国初年时，热河的一套铜佛已流散民间。“欢喜天”的雕像与壁画，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如著名的有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甘肃的敦煌和拉卜楞寺、四川甘孜的一些藏族寺庙等。“欢喜天”除铜铸外还有牙雕。清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二曾提到一种奇特的“欢喜天”：“（彭）躬庵于燕都曾见一箧，中藏乌思藏（西藏）欢喜佛象二躯，作男女交媾状，非金非石非木，俨然血肉也，须发皆真，不知其为何物。”这种情况诡谲神秘，但目前很难考证了。
一些封建帝王之所以设置“欢喜天”，一则是由于宗教信仰，但与性生活也有密切关系。《雍乾异人传》里有一段记载，把清朝宫廷中设置欢喜佛，皇帝借欢喜佛为媒与妃嫔交欢，宫中喇嘛僧推波助澜，以房术固宠并分一杯羹的情形都作了生动的描述。至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等等，就更明显了。

佛教和性的关系当然不仅是“欢喜天”。在一些佛教经典中，有时也有性交文字，相对地说，密宗经典中更多一些。例如在《佛说秘密相经》中，有这样一段：
作是观想时，即同一体性自身金刚杵，住于莲华上而作敬爱事。作是敬爱时，得成无上佛菩提果，或成刚手等，或莲华部大菩萨，或余一切逾始多众。当作和合相应法时，此菩萨悉离一切罪垢染着。如是，当知彼金刚部大菩萨入莲华部时，要如来部而作敬爱。如是诸大菩萨等，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然于所作法中无所欲想，何以故？金刚手菩萨摩诃萨：以金刚杵被诸欲故。是故获得一切逾始多无上秘密莲花成就。
以上佛经似乎很晦涩，读起来也拗口，但是，经文中的“金刚杵”是指男根，“莲华”、“莲花”即指女阴，这样一解释，经文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原来这两段经文都是在论性交。“同一体性自身金刚杵，住于莲华上而作敬爱事”，原来是指性交。性交是十分快乐的，“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性交又是十分神圣的，”汝今当知彼金刚杵在莲华上者，为欲利乐广大饶益，施作诸佛最胜事业。”性交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能“调伏一切众生，由此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真是善哉，善哉！
看来，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经，并不搞性禁锢、性压迫那一套，而是道出了事情的真相，符合人性的发展需要。性交本来就是高尚的、必要的、快乐的、自然的事情，只是后人把它说得污秽与下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