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晋冀鲁豫边区机关在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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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1
刘邓两家合影于武安
左起：薄一波、张友渔、王世英、王震、王新亭、陈毅、杨秀峰、滕代远、宋任穷１９４８年春合影于冶陶。
边区是非常时期的特殊建置。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北起正太、石德铁路，南过黄河并陇海铁路，东抵津浦铁路，西起汾河及同蒲铁路。横跨６省，辖５个行政区，是全国最大的解放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抗战胜利到大决战前，边区领导机关一直驻邯郸及其现辖区域。董必武、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徐向前、杨秀峰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回顾历史，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以邯郸为中心的边区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边区机关的成立与驻地迁移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重组根据地和成立新的中央局的战略大调整，８月２０日，宣布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简称中央局和军区），与抗战时期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简称边府)同驻涉县。因战事紧张，边区领导投入到上党战役中，战役尚未结束，刘邓便挥师东进，把邯郸(平汉)战役的指挥所设在了靠近战场的峰峰。邯郸战役的结束，挫败国民党内战部署同时，边区保卫抗战果实的斗争宣告胜利。
边区机关为适应形势需要，进可攻退可守的武安，成为迁驻地的最佳选择。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３日，中央局在峰峰召开了全体（扩大）会，明确了边区党政军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会后调整和理顺了边区各直属机关。各机关先后由涉县、辽县（左权县）、峰峰等地转入到太行山下的武安县。中央局和边府及直属机关驻伯延镇及附近村庄，有些厅局驻武安城（建设厅、工商总局等）；军区及直属机关先驻午汲、下柏树，后驻龙泉村。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和平建国初显一缕曙光，解放区人民欢欣鼓舞。２月８日，边府在武安召开各界人士５０００多人参加的庆祝和平民主大会。边区领导诚实地履行国共双方军调处代表达成的协议，在伯延镇为释放后的马法五、刘世荣二位国民党将军饯行。国民党释放新四军叶挺军长等人。
边区机关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初，相继由武安县迁往邯郸市。中央局和军区驻市西南郊庞村一带，边区政府驻城内日伪县政府旧址。边区机关驻邯郸期间，围绕着减租、生产、练兵，开展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项事业建设，召开了边区一届二次参议会，创办了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
６月２３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在占领张家口之后，全面发动内战，扬言要占领邯郸，消灭边区。边区领导遵照毛泽东主席战略部署，以退为进。边区机关陆续撤离邯郸返回武安。９月以后，中央局和军区机关驻冶陶镇一带；边府及各机关驻三王村及附近村庄。这样就使主力部队减轻了保卫邯郸的沉重负担。《人民日报》从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５日创刊到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终刊，发行７４６期，还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毛泽东选集》一部。
１９４７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边区机关在邯郸的活动更加紧张和繁忙。３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撤离延安后，牵着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陕北周旋。５月１５日，刘邓在冶陶镇主持召开了南征会议。６月３０日，１２万大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视为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７月至９月边区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１０至１２月召开边区土改整党会。这一年的确不平凡，从延安转移来的一大批学者、专家和延安保小的学生，工作学习生活得到了保证。著名的国际友人斯特朗和柯鲁克夫妇等来邯郸访问后，编辑出版《中国人征服中国》和《什里店———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书籍，在西方国家发行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１９４８年，国共两党战略大决战前夕，驻邯郸的边区党政军等机关奉命陆续撤离，迁入平山及附近各地，并入华北解放区各机关，接受中央委以的重任：做好进城准备，在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晋冀鲁豫边区建置于同年５月撤销。
消灭封建土地制度
边区机关驻邯期间，中央局把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当作保卫解放区大事之一，在全国率先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央局在全区掀起了以反奸、清算、诉苦、复仇为主的群众运动，敌伪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很快被催垮。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武安县召开４万人的公审大会，枪毙了李茂斋、韩老三等８个汉奸恶霸。１９４６年初，中央局发布了《关于晋冀鲁豫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将群众运动引导到减租减息的斗争上来。继而全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清算租息、迫使地主拿出土地赔偿积欠的农民运动。当时武安县的群众运动，在中央局的直接指导下，成为全区的典型，至２月，全县１８８个村的农民得地１３５８９６亩。
１９４６年４月，刘少奇在延安召集薄一波和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山东分局的黎玉参加的汇报会。薄一波作了“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发言，提出照顾中农利益，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等等。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称“五四指示”，是指导解放区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０日，中央局在邯郸市召开土地会议，传达“五四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有关的重要指示，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意见。全区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三分之二的地区，两千多万人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１９４７年６月，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中央于７至９月举行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讨论了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大会研究制定并最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简称《大纲》），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国公开高举的一面旗帜，它和解放区已经实行的土改，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１０月２日至１２月２６日，由中央局召开的边区土地会议在武安县冶陶镇举行，１７００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会后全区开展了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边区成为同国民党大决战的大后方。
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
在战争期间，边区人民一边土改生产，一边参军支前，不仅成为刘邓、陈谢、陈粟、徐帅各路大军的力量源泉和坚强后盾，还对东北、西北、中原战场作出了有力支援。
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三年解放战争，全区参军农民达１４８万人；军区成立战勤指挥部，在作战区设分区、县、区、村四级，统一组织战勤工作，按实际需要调度县区民工、担架、粮食等开展支前活动；抽调干部接管刘邓大军解放的新区，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执行不同方向的反攻任务，中央局先后抽调四五批干部调入新区，１９４８年６月，４７００名解放区干部到达中原。
扩充内线野战军解放山西。晋冀鲁豫野战军展开外线作战后，内线所剩无几，可阎锡山的军队还占据着以太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１９４７年秋，在延安养病还未痊愈的徐向前，向中央请战出山，被任命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他来到军区司令部驻地武安县冶陶镇，向中央局提出了扩充内线野战军解放山西的问题。薄一波当即表示同意，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地方主力整编成３个野战纵队和３个独立旅共５万人，归徐帅指挥，解放山西的整个过程是由外围向太原中心逐渐推进。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攻坚作战，晋中以外的据点全部攻克。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７日，临汾战役取得胜利。一个月后晋中战役结束。
适应战局调整，供应陈粟野战军。１９４７年９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六个纵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越过陇海铁路，执行外线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陈粟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加入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兼代理书记，陈毅为第二副书记。中央局接到党中央战局调整和要求边区供应陈粟野战军的电报后，派滕代远和杨立三立即前往并住在冀鲁豫区，负责给陈粟野战军送粮食、衣服、补充兵员，组织民工支前等。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商议，立即筹款，每天保证陈粟大军２５万元经费（每万元折合小米９００斤）。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１９４８年会师淮海，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发展生产 改善民生
在战争条件下，边区机关把发展生产摆在重要位置，有力地支援战争。
在土改运动中，用党的政策保护城镇工商业。解放初期边区内的城镇迅速收复，土改中发动起来的农民，不仅分土地分浮财，而且要求分地主工商业。由于基层干部的政策界线不清，沿用农村的“雇佃贫”，在城镇搞起了“工店贫”运动，导致工商业者关门停业，市场萧条。对待这一问题，中央局从政策上进行分析，弄清汉奸、恶霸、官僚的含义，对真正的汉奸、恶霸、官僚资本进行没收，对私营工商业严格区分。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利用会议、报纸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端正干部群众思想，鼓励工商业者打消顾虑，积极经营。１９４６年６月８日，边区召开职工总会二届二次会议，果断地停止了“工店贫”运动和联合斗争地主工商业的错误，市场形势得以好转。
受中央委托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为发展解放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遇。１９４７年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中央局成立了由薄一波、杨立三、杨秀峰、戎伍胜组成的筹备处。３月１０日至５月１１日华北财经会议在冶陶镇举行，会议座谈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华北财政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３月２５日进入正式会议阶段，主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困难，保证战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给。各区代表在会上作了本区财经工作情况的报告，集思广益，作出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并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会后，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得以统一，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强了经济实力。
深入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工商业政策。华北财经会议后，中央局审时度势，把恢复和发展工商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作出了调整工商业政策和扶持发展的具体措施。调整工商业政策中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大发展，带动了各项事业的繁荣。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薄一波给中央写出了《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告》，毛主席于４月２９日批转给中共中央东北、华东、西北、中原局及热河、晋绥分局，请各地领导研究并参照办理。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成为贯彻“十六字方针”的典范。
晋冀鲁豫边区的历史虽过去６０多年，但３０００多万边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做的贡献永垂青史。
刘邓两家合影于武安
左起：薄一波、张友渔、王世英、王震、王新亭、陈毅、杨秀峰、滕代远、宋任穷１９４８年春合影于冶陶。
边区是非常时期的特殊建置。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北起正太、石德铁路，南过黄河并陇海铁路，东抵津浦铁路，西起汾河及同蒲铁路。横跨６省，辖５个行政区，是全国最大的解放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抗战胜利到大决战前，边区领导机关一直驻邯郸及其现辖区域。董必武、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徐向前、杨秀峰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回顾历史，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以邯郸为中心的边区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边区机关的成立与驻地迁移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重组根据地和成立新的中央局的战略大调整，８月２０日，宣布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简称中央局和军区），与抗战时期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简称边府)同驻涉县。因战事紧张，边区领导投入到上党战役中，战役尚未结束，刘邓便挥师东进，把邯郸(平汉)战役的指挥所设在了靠近战场的峰峰。邯郸战役的结束，挫败国民党内战部署同时，边区保卫抗战果实的斗争宣告胜利。
边区机关为适应形势需要，进可攻退可守的武安，成为迁驻地的最佳选择。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３日，中央局在峰峰召开了全体（扩大）会，明确了边区党政军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会后调整和理顺了边区各直属机关。各机关先后由涉县、辽县（左权县）、峰峰等地转入到太行山下的武安县。中央局和边府及直属机关驻伯延镇及附近村庄，有些厅局驻武安城（建设厅、工商总局等）；军区及直属机关先驻午汲、下柏树，后驻龙泉村。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和平建国初显一缕曙光，解放区人民欢欣鼓舞。２月８日，边府在武安召开各界人士５０００多人参加的庆祝和平民主大会。边区领导诚实地履行国共双方军调处代表达成的协议，在伯延镇为释放后的马法五、刘世荣二位国民党将军饯行。国民党释放新四军叶挺军长等人。
边区机关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初，相继由武安县迁往邯郸市。中央局和军区驻市西南郊庞村一带，边区政府驻城内日伪县政府旧址。边区机关驻邯郸期间，围绕着减租、生产、练兵，开展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项事业建设，召开了边区一届二次参议会，创办了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
６月２３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在占领张家口之后，全面发动内战，扬言要占领邯郸，消灭边区。边区领导遵照毛泽东主席战略部署，以退为进。边区机关陆续撤离邯郸返回武安。９月以后，中央局和军区机关驻冶陶镇一带；边府及各机关驻三王村及附近村庄。这样就使主力部队减轻了保卫邯郸的沉重负担。《人民日报》从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５日创刊到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终刊，发行７４６期，还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毛泽东选集》一部。
１９４７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边区机关在邯郸的活动更加紧张和繁忙。３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撤离延安后，牵着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陕北周旋。５月１５日，刘邓在冶陶镇主持召开了南征会议。６月３０日，１２万大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视为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７月至９月边区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１０至１２月召开边区土改整党会。这一年的确不平凡，从延安转移来的一大批学者、专家和延安保小的学生，工作学习生活得到了保证。著名的国际友人斯特朗和柯鲁克夫妇等来邯郸访问后，编辑出版《中国人征服中国》和《什里店———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书籍，在西方国家发行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１９４８年，国共两党战略大决战前夕，驻邯郸的边区党政军等机关奉命陆续撤离，迁入平山及附近各地，并入华北解放区各机关，接受中央委以的重任：做好进城准备，在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晋冀鲁豫边区建置于同年５月撤销。
消灭封建土地制度
边区机关驻邯期间，中央局把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当作保卫解放区大事之一，在全国率先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央局在全区掀起了以反奸、清算、诉苦、复仇为主的群众运动，敌伪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很快被催垮。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武安县召开４万人的公审大会，枪毙了李茂斋、韩老三等８个汉奸恶霸。１９４６年初，中央局发布了《关于晋冀鲁豫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将群众运动引导到减租减息的斗争上来。继而全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清算租息、迫使地主拿出土地赔偿积欠的农民运动。当时武安县的群众运动，在中央局的直接指导下，成为全区的典型，至２月，全县１８８个村的农民得地１３５８９６亩。
１９４６年４月，刘少奇在延安召集薄一波和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山东分局的黎玉参加的汇报会。薄一波作了“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发言，提出照顾中农利益，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等等。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称“五四指示”，是指导解放区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０日，中央局在邯郸市召开土地会议，传达“五四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有关的重要指示，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意见。全区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三分之二的地区，两千多万人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１９４７年６月，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中央于７至９月举行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讨论了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大会研究制定并最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简称《大纲》），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国公开高举的一面旗帜，它和解放区已经实行的土改，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１０月２日至１２月２６日，由中央局召开的边区土地会议在武安县冶陶镇举行，１７００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会后全区开展了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边区成为同国民党大决战的大后方。
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
在战争期间，边区人民一边土改生产，一边参军支前，不仅成为刘邓、陈谢、陈粟、徐帅各路大军的力量源泉和坚强后盾，还对东北、西北、中原战场作出了有力支援。
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三年解放战争，全区参军农民达１４８万人；军区成立战勤指挥部，在作战区设分区、县、区、村四级，统一组织战勤工作，按实际需要调度县区民工、担架、粮食等开展支前活动；抽调干部接管刘邓大军解放的新区，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执行不同方向的反攻任务，中央局先后抽调四五批干部调入新区，１９４８年６月，４７００名解放区干部到达中原。
扩充内线野战军解放山西。晋冀鲁豫野战军展开外线作战后，内线所剩无几，可阎锡山的军队还占据着以太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１９４７年秋，在延安养病还未痊愈的徐向前，向中央请战出山，被任命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他来到军区司令部驻地武安县冶陶镇，向中央局提出了扩充内线野战军解放山西的问题。薄一波当即表示同意，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地方主力整编成３个野战纵队和３个独立旅共５万人，归徐帅指挥，解放山西的整个过程是由外围向太原中心逐渐推进。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攻坚作战，晋中以外的据点全部攻克。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７日，临汾战役取得胜利。一个月后晋中战役结束。
适应战局调整，供应陈粟野战军。１９４７年９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六个纵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越过陇海铁路，执行外线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陈粟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加入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兼代理书记，陈毅为第二副书记。中央局接到党中央战局调整和要求边区供应陈粟野战军的电报后，派滕代远和杨立三立即前往并住在冀鲁豫区，负责给陈粟野战军送粮食、衣服、补充兵员，组织民工支前等。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商议，立即筹款，每天保证陈粟大军２５万元经费（每万元折合小米９００斤）。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１９４８年会师淮海，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发展生产 改善民生
在战争条件下，边区机关把发展生产摆在重要位置，有力地支援战争。
在土改运动中，用党的政策保护城镇工商业。解放初期边区内的城镇迅速收复，土改中发动起来的农民，不仅分土地分浮财，而且要求分地主工商业。由于基层干部的政策界线不清，沿用农村的“雇佃贫”，在城镇搞起了“工店贫”运动，导致工商业者关门停业，市场萧条。对待这一问题，中央局从政策上进行分析，弄清汉奸、恶霸、官僚的含义，对真正的汉奸、恶霸、官僚资本进行没收，对私营工商业严格区分。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利用会议、报纸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端正干部群众思想，鼓励工商业者打消顾虑，积极经营。１９４６年６月８日，边区召开职工总会二届二次会议，果断地停止了“工店贫”运动和联合斗争地主工商业的错误，市场形势得以好转。
受中央委托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为发展解放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遇。１９４７年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中央局成立了由薄一波、杨立三、杨秀峰、戎伍胜组成的筹备处。３月１０日至５月１１日华北财经会议在冶陶镇举行，会议座谈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华北财政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３月２５日进入正式会议阶段，主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困难，保证战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给。各区代表在会上作了本区财经工作情况的报告，集思广益，作出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并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会后，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得以统一，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强了经济实力。
深入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工商业政策。华北财经会议后，中央局审时度势，把恢复和发展工商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作出了调整工商业政策和扶持发展的具体措施。调整工商业政策中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大发展，带动了各项事业的繁荣。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薄一波给中央写出了《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告》，毛主席于４月２９日批转给中共中央东北、华东、西北、中原局及热河、晋绥分局，请各地领导研究并参照办理。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成为贯彻“十六字方针”的典范。
晋冀鲁豫边区的历史虽过去６０多年，但３０００多万边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做的贡献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