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华为、联想、国美、海尔的成功模式与衰败必然——《竞底》连载|天涯海角 - 雨林木风...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4/29 23:34:31

富士康、华为、联想、国美、海尔的成功模式与衰败必然——《竞底》连载

        作者：月光之都
《竞底》深入讨论了中国人普遍的竞争策略，其中着重分析了华为、联想、国美、海尔、富士康、蒙牛等中国明星企业的竞争战略，并指明它们的战略共同点是竞底。
　　
　　竞底是中国人成功的捷径，但在成功中，已埋下了衰败的种子。
　　
　　《竞底》一书的写作创意，源于华为2008年的“自杀门”：
　　　当时中国明星企业华为出现接二连三的跳楼自杀事件，经过深入分析，发现华为的成功，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起了关键的作用
　　什么是“拧毛巾哲学”，任正非说：“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在2008年11月《竞底》交稿时，其分析的国美老板黄光裕身陷牢狱之灾：　　
　　随即，《竞底》分析的另一明星联想曝出巨额亏损　　
　　在《竞底》出版一年之际，曾经如日中天的明星企业富士康惊现“十连跳”，引致舆论一片哗然，终于因为竞底，而触到了早已被《竞底》预言过的底线
　　富士康为何会出现“十连跳”，其老板郭台铭的“血尿逻辑”是根本的祸首。
　　什么是“血尿逻辑”，郭台铭常问下属：你还没有血尿吗？那说明你还不够辛苦！
　　
　　只要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拧毛巾哲学”和“血尿逻辑”的本质，就是竞底：
　　推到底线，而不绷断，才是最佳状态
　　谁把这个状态发挥到极致，谁坚持的时间最长，谁就获得最大的成功
　　
　　不过，还可能是最后的成功
　　
　　尽管竞底十分惨烈，但中国人的竞底脚步，一点也没有停留，竞底的强度也越来越大
　　
　　未来，中国还会有哪些企业，会因为竞底过度，触及底线而曝出丑闻呢？是那些巨型国企，还是某些明星民企？
　　未来，中国还会在哪些方面，会因为竞底过度，触及底线而出事呢？股市、拆迁、房价、医疗、就业、养老、通货膨胀……..
　　
　　在读了《竞底》之后，也许您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企业、中国社会的运行模式，可能那时就较易预测：哪里、何时会触及底线。
　　《竞底》曾在天涯部分连载，由于当时在写作中，比较散乱，也不完全，现连载出完整的全本，欢迎读者诸君指教。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我们教不了人们任何东西,我们只能帮助他们发现自己
　　　　　　　　　　　　　　　　　　　　　　　　　　　　　　　　————伽利略
　　
　　
　　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陡然紧张，大批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这有国际大环境有关，但更多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源自中国人的战略选择！
　　竞底战略使中国有过辉煌的“奇迹”，但也造成了结构性的困局。如果不使这种战略升级进化，它还将决定中国人的未来。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他们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
　　
　　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
　　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前来光顾。
　　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
　　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
　　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已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
　　慢慢的，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
　　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
　　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
　　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李志强（化名）在19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
　　志强厂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左右(人民币，下同)。
　　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
　　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昂贵的铅改为相对便宜的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一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
　　但很快，其它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
　　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0.1元。
　　还能不能更便宜呢？除了李志强外，宝安所有的电话机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铸铁更便宜的材料，这条削减成本的小路，仿佛已走到了尽头。
　　但李志强没有气馁，他尝到了甜头，决心一如既往，这次他瞄准了水泥。
　　开始的试验效果非常差，电话机里的水泥块经过野蛮装运后，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强率领他的工程团队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数十天的不眠不休，做过数百次试验，他在水泥中加细铁丝，加纤维，用各种不同标号的水泥，不同的配方严格记录试验过程。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加重块的成本降到了0.01元以内。
　　这就是中国式的坚韧和智慧。
　　志强厂在酷烈的竞争中，又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含着泪花听李志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心里不禁在想，眼前这个中年谢顶，略显憔悴的中国男人，在劳心费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试验时，他的试验方法、苦干精神、付出的努力，和当年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两样呢？
　　但爱迪生在试验了上千种灯丝材料后，为人类发明了电灯，而李志强的努力，又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电话机的成本控制上，再拧紧了一圈螺丝。
　　写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犹太人处在李志强的角色，他们会怎么做呢？
　　后来，我从志强厂的工友们嘴里知道，当时宝安众多电话机厂家都认为：加重块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残酷的争夺外贸订单时，纷纷预先考虑了这个“利好”因素，提前就把价格降了下来。
　　李自强为了留住大客户，也不得不以临近亏本的价钱接单。但他预期中的加重块成本降低，却迟迟没有突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他对工人们开始极为严厉：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克扣工人工资，各种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罚款制度，快速出笼。因此工厂的熟练工相继流失，产品质量失控，导致多次返工。

　　在不影响品质的基础上，以廉价材料代替昂贵材料，是一种竞优，李志强开始的方法就是竞优。而此时他采用的，就是竞底：靠把人打到底线，赢得暂时的竞争力。
　　李自强的竞底手段用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难以再熬下去了，就在这时，加重块试验成功了，严峻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也许有人会说，志强厂的电话机，不过是个夕阳产业，日子难熬是应该的。好，那么我们说说手机行业。
　　仅仅在六七年前，中国的大型通信企业、家电生产商还在权衡：自己是否有技术、有实力上手机项目。一个手机生产许可证，在当时还相当金贵，这总不算夕阳产业了。
　　而才到2008年，娇贵的白雪公主眨眼就变成扫地的灰姑娘，仅深圳的“山寨机”从业人员就有20万，年产值400亿。在华强北，任何一家电子配件市场都能买齐所有的配件，只要一台简易的焊机，就能回家做成新颖时尚的多功能手机，批发价才200元左右。
　　上万家企业，数千名像李志强那样的商人在全力打拼，使整个手机产业傻瓜化。但同时，也使它像萝卜白菜一样无利润化。
　　中国人让一个行业无利润化的能力，确实是惊人的。而这种能力所依托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养成的竞底思维和传统。

也许还有人坚持：电话机、手机这些终端产品，很难保持技术壁垒，整个产业被轻而易举地傻瓜化，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傻瓜化了，自然不会有丰厚的利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旗帜——深圳华为。
　　谁也不会否认，华为是处于朝阳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正因为它是成长最迅速、发展最平稳的璀璨明星，本书将以华为作为主要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竞底战略。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都竞底，其他公司还能不竞底吗？
　　2007年的华为年报显示，该年实际销售收入125.6亿美元，净利润6.74亿美元，利润率仅为5%。也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铁腕稍微松一松，华为很可能滑入亏损的境地。
　　如果任正非也象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
　　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
　　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华为在2008年中国电信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
　　“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员工自杀、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狠狠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
　　
　　竞底战略依靠人们的底线生存，来获得竞争优势，这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很难有较大的改善，以志强厂为例：
　　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大约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最便宜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大约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深圳如此，珠三角地区也是如此，资料显示，东莞打工妹的实际收入近20年也没有增长。珠三角如此，长三角呢？其它内地地区呢？可能还不如珠三角。
　　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
　　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
　　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是他们的老板李志强吗？
　　李志强不努力吗？非也！李志强不能干吗？非也！
　　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战略选择的问题！

微观的个案也许不说明问题，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先看一个他人的例子：
　　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战争破坏加上战后拆卸重型设备赔偿受害国等等，日本基本上赤地千里，女人靠向美国大兵卖淫为全家谋生，很多大人、孩子冒险围着美国军舰，希望从军舰“排泄”出来的垃圾中，找到一点有热量的食物充饥。
        这时请文明用语很可怜，也很活该。

　　在经历了艰难的战后重建，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实现了30多年经济腾飞。1965年，世界前五大半导体生产商依次为：
　　德州仪器、仙童、西格尼蒂克斯、威斯汀豪斯和摩托罗拉；
　　而到了1987年，这一排名变为：NEC、东芝、日立、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
　　这一年，请文明用语的工资水平超过美国，而到1988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IC生产国。
　　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0.28）、劳资关系最和谐的国家。

　　有些人也许会强调，日本在冷战期间受益于美国的扶持，而且人口比中国少。但韩国、台湾同样受益于冷战，人口比日本更少，却并没有日本的辉煌。
　　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日本确实有些扶持，但IC产业从来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它绝不会在这个产业上，扶持昔日穷凶极恶的对手，超过自己。
　　中国的管理者喜欢说“懒惰者找借口，实干者找差距”，我们不能在这里为自己找借口！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
　　邓小平发动的中国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但不会有人否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好于1945年的日本。据中国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年均8.5％，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7年，中国生产了美国低档消费品的30%，该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名显示：
　　美国 37,610美元　排第5位
　　日本34,510美元　排第6位
　　中国1,100美元　　排109位
　　在三十年经济腾飞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仅为美国人的2.9%！在此，我们没必要用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来为自己找心理平衡。只要比较中美二国的工资与房价，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学者自豪的“购买力平价”是一种忽悠。
　　这是一种什么质量的经济腾飞啊？！
　　如果有人不认可这个数据，那么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也提供了相应的佐证：
　　“2003-2006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逐年稳步提高。继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突破了2000美元，达到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居世界的位次也由132位上升到129位。”（数据来自网站，此处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实为人均GDP，因为2006年的中国GDP是26452亿美元）
　　假设这个数据不含水份的话，4年提升了3位！这还是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年景！
　　如果按这样的速度，中国人均GDP要再提升100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至少需要200年的光阴，因为靠竞底提升经济的速度，将越来越慢。
　　从2006至2008，不过短短的二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就急剧恶化，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倒闭关门，单是香港的国企就巨亏上千亿。众多昔日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企业家，面对成本上升，出口放缓，内需不振，均无计可施。
　　为什么会这样？竞底战略将告诉我们：竞底由于底线的限制，不可持续。
　　靠中国人传统的竞底战略，200年提升100名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如果继续我们的战略，中国会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吗？
　　但不靠竞底战略，中国人还能有更好的战略吗？
　　能不能提升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战略，正是拷问中国人智慧的大问题，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吗？

为什么说中国人在竞底呢？和打工妹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相比，让我们看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
　　2008年3月8日，财政部发言人自豪地公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增长32%，而同期GDP只增长11.4%。
　　人们不禁又提出了长期萦绕在心头的疑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偏高？
　　1994年，中国GDP近5万亿，财政收入5000亿，财政收入占GDP10%；
　　2007年，中国GDP24.6万亿，财政收入5.13万亿，占GDP近21%，比2006年剧增1.2万亿。这些收费中，不包括未纳入预算管理的Z政F府性基金，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不合理的乱收费。
　　对于民间的质疑，财政部发言人坚定地认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
　　如果刨去GDP中约1/3的外资贡献份额，以及外资对财政收入的9千多亿贡献，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仅在2007年，中国人承担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不含乱收费)就超过36%，其中绝大多数由民营企业承担。
　　中国什么行业每年的利润，能平均增长36%以上？
　　在如此剧烈的竞底之下，中国民营企业能够苟延残喘，实属不易。
　　而即使在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下，中国人并不满意他们所享受到的医疗、卫生、教育、治安等等所有的公共服务。
　　日本在30年腾飞之后，非常关键的半导体产业超过了美国，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产业状况。据调查，中国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如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
　　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5家电梯厂商，已由外商控股；
　　汽车行业90%的销售额，来自外国品牌；

　　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
　　……
　　只要假以时日，外资可能会把中国所有值得一提的行业（甚至大豆生产），统统收入囊中。
　　为什么会这样？
　　战略选择的误区所致。
日本经过30年腾飞后，贫富差距非常小，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贫富差距：
　　平安马明哲在上市公司中的年薪，已逾6616.1万，而很多内地打工妹正在为保住她们4000元的年薪，而忐忑不安地奋斗。中国30年所形成的贫富悬殊，远远胜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积累。
　　按国内机构的统计，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逼近0.47，但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内地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按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分配比较均等，0.3-0.4属于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已出现两极分化。
　　这，就是竞底的恶果。打工妹们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民工们被打到底线，贫富能不分化吗？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却很少关注人文环境的被破坏，贫富悬殊、行贿受贿等等，就是对人文环境的践踏。
　　贫富严重分化，显示了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底线状态。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因为两极分化，流民遍野，在歉收之年民变四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最终达到“人相食”的底线，终致改朝换代。
　　中国处于顶层的富人和贵人们，本能地很担心社会向这条底线发展，他们预先将自己和家人移民海外，同时“裸体”在中国做生意、演电影电视小品，或“裸体”在中国当官，尽量捞到最后一点可捞的东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脱离这个竞底社会。
　　有多少富人象娃哈哈的宗庆后那样，在大张“爱国爱民族”旗号赚钱时，却怀揣美国绿卡？
　　有多少“贵人”象江西省付省长胡长青那样，在大谈“崇高追求”时，却怀揣他国护照？
　　连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新华字典再版时，应增加“裸官”和“裸体做官”这样的新词汇。《南德意志报》对“裸体做官”的解释是：“他们是把赃款、老婆、孩子、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干部，自己则独身一人、也就是‘裸体’继续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最受“裸官”们喜爱的国家是加拿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引渡协议。但阳光充沛的法国南部和美国南方几个州，也很受欢迎。在那里的别墅区，互相勾结发财致富的**官员，与骗子商人相依为邻的情况并不少见。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部首席经济师谢国忠说：“破产的日本商人在浴室上吊自杀，而破产的中国人很快就会现身佛罗里达。”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经营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漂亮的、吃不着、摸不到的GDP增长吗？是为了一味地把企业做大吗？
　　还是为了广大中国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企业家、员工的幸福感增加？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这是个可能的任务），而广大打工妹们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只够她们吃最低劣的快餐，那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即使有了，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有一天，企业进入了某某500强，企业家却心力交瘁，员工却怨声载道，这算是成功吗？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大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度垦荒、砍伐、放牧、污染，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知道这些做法是在寅吃卯粮，但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看到：志强厂的那些打工妹们在日日夜夜的加班中，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健康、机会，既没有积攒下多少金钱，也没有得到技术、知识的积累，更没有获得高尚的情操熏陶，培养出现代公民的理念和健全的人格。
　　几亿这样的打工者累积下来，构成中国庞大的国民基础，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寅吃卯粮呢？
　　我的一个朋友有房有车，也算小有积蓄，他有一次跟我聊起Z政F府为了保证GDP增长，大力鼓励消费，以拉动内需。他动容地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万十几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从他的话里我悲哀地联想到：如果志强厂的打工妹们，今后含辛茹苦将她们的孩子供上大学，她们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再辛辛苦苦地有房有车后，会不会也要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十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从他的话里我悲哀地联想到：如果志强厂的打工妹们，今后含辛茹苦将她们的孩子供上大学，她们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再辛辛苦苦地有房有车后，会不会也要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十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那么，中国人要到哪一代才敢消费呢？中国的经济何时才能真正进入良性循环呢？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有关战略管理的理论，前人在操作层面已作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管是对战略分析，还是如何制定战略、选择战略，以及如何实施、调整、评估等等，前人的工作已相当完善和系统化。但他们对于战略决策者和实施者的人性层面，并没有进行详尽研究。
　　而就一项具体的战略来说，不管是在分析、规划、制定阶段，还是在实施、修正、评估的过程中，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完成。战略由人制定，为人服务，因此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人性因素，将大大影响战略的各个方面。
　　中国乡下的老农民都不是管理专家，他们从未学过战略管理，但他们知道：
　　什么样的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
　　这句朴实的话，翻译到战略管理的领域，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战略。
　　日本国土狭小，地震海啸频发，经历长期的封建社会管制，因此请文明用语行事严密，注重细节，讲求纪律，强调可靠性。请文明用语的这种天性，正适合大批量制造高品质、短小轻薄、原创性不多的产品。
　　而美国国土辽阔，物产丰饶，没有历史的束缚，美国人大多是基督教新教徒，似乎“大大咧咧”，实则崇尚理性、简洁和创新。比精工细作的质量，他们可能不如日本；比如何用低价竞争，他们一定不敌中国，但美国人靠高科技、知识产权、产业标准、商业模式等等，在世界独领风骚。
　　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战略管理背后的人性因素。
　　那么中国人呢，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战略？这些战略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成功和问题？实施这些战略需要何种技术和技巧？
　　本书的战略目标，就是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竞底可以制造很多赚钱能手，却不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家；竞底也不可能产生一个真正伟大的时代，最终也无法使中华民族以领导者的身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
　　　　　　　　　　　　　　　　　　　　　　　　　　　　　　　　　　　　——孙力
　　
　　
　　
　　
　　
　　第一章竞底概论
　　
　　一、竞争
　　
　　竞底是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要讨论竞底，必须先简单地讨论竞争。
　　“竞争”这个词在中国社会已运用得极为普遍，但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东西，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理解，为了给后面的讨论确立共同的基础，我们有必要将竞争再次明确：
　　1、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是许多个体对必需资源有共同的需求，当需求量超过供应量时，个体间为了战胜其他的个体，所发生的相互作用。遗传学家通常认为，竞争是指自然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作用是淘汰较弱的个体，而有利于保存较强的个体。
　　2、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上，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既定目标，而力图胜过其他主体的行为和过程。
　　因此在前言中所说的，任正非的“拧毛巾”，李志强的改变加重块，打工妹尽量提高装配零件的速度，乃至家电行业的价格大战，房地产行业的概念炒作大战，保健品行业的广告大战，以及各地Z政F府之间的招商引资大战，其实质都同样是竞争，为的是“战胜其他的个体”。
　　
　　虽然竞争的形态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但背后还是有共同的规律可循。
　　归根结蒂，竞争到底是什么呢？志强厂的张晓虹是初一没读完的打工妹，整天坐在流水线旁给电话机打螺钉，她从来没有学过什么叫竞争，该如何去竞争，但生活却让她知道，如果自己把螺钉打得又快又好，尽量不给后面的工序添麻烦，并和工友们和睦相处，那么当公司订单不足时，裁员就可能不会落到她身上，幸运的话，还能在任务饱满时多挣几个钱。
　　打工妹张晓虹对竞争的直觉是正确的：竞争最核心的本质，就是对性能价格比的衡量。但此处的性能、价格是广义的，而并不单指产品的使用功能，与消费者付出的货币代价。
　　
　　案例：戴比尔斯的竞争策略
　　钻石是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戴比尔斯垄断了全世界钻石批发量的70%以上。他为钻石制定了统一评判标准，使每件钻石都有了一个价值基础。
　　实际上，钻石并没有货币职能，保值增值的能力理应比不上黄金，同时还面临着其他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翡翠的竞争。
　　那么，戴比尔斯是如何通过提高性能价格比，来制定其竞争战略的呢？
　　戴比尔斯一方面控制每年的钻石供应量，另一方面采用“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口号，推广订婚钻戒与结婚周年戒，作为爱情象征并表达持续的承诺。
　　永恒的爱，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无价的，戴比尔斯将它与自己的钻石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在想到这种神圣感情的时候，决不会考虑其它的宝石，谁会把绿宝石和爱情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极大地提高了钻石的性能，从而提高了自己产品的性能价格比。
　　
　　一件产品的广义性能，不仅包括产品的使用功能多寡、质量高低、寿命长短、品牌大小、服务好坏，还包括该产品一切与价值有关的内容，如美感、便利性、环保。当然，广义的产品也不仅仅限于有形的物品，Z政F府提供的行政效率、社区治安、文化氛围、社会保障，学校提供的教育，医院提供的医疗，都可以算作产品的范畴。
　　而一件产品广义的价格，则是消费者消费某个广义的产品时，所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机会、心理感受等各种代价。
　　为什么有些很好的高科技新产品昙花一现，没有赢得市场的认可呢？就是因为公民觉得接受起来太麻烦（即“价格”太高），他们还是选择沿用习惯的方式。
　　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公民的心里有杆秤”。这杆秤是用来称什么的呢？就是用来称性能价格比的。秤的一头是公民的收获（产品性能），另一头是他们的支出（产品价格）。公民大多根据这杆秤来行事：
　　1、如果收获远远大于支出，百姓们的满意度很高，产品就获得良好的口碑。如告状的含冤者，在大街上意外碰到个“青天大老爷”；如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遇到了爱才的史今、袁朗。这种情况一般只能在中国文学戏剧找到，是它们最喜欢用来愚弄百姓的题材；
　　2、如果收获等于支出，公民嘴里虽然不说什么歌功颂德的话，但还是会默默地消费；
　　3、如果收获明显小于支出（这是竞底社会的常态），公民在怨声载道的同时，一方面他们会要求产品提供者加强性能，如旧城改造中“钉子户”要求增加补偿。但这条道路常常会受到打压；因此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投机取巧”、行贿逃税、偷工减料等拿不上台面的手段，尽量减低他们的支出，争取达到更低层次的收支平衡，如中国相当多的不得不“避税”的商家。这样一来，公民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刁民”。
　　中国人很聪明，本性大多纯良、质朴，但要使他们从“刁民”，变成“良民”并不难，只要让他们觉得“收获大于或等于合理的支出”即可。同时，要让他们从“良民”变成“刁民”也很容易，就是让他们心里不平衡，并无法有效地申斥。
　　中国自古以来盛产“刁民”，不过是因为竞底社会提供的产品性能价格比太低，因此他们不得不用“歪门斜道”，甚至刀枪棍棒来为自己争取一点平衡。
二、竞争的二种模式：竞优和竞底
　　不管是产品的性能，还是价格，都是人的一种主客观判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自身，也与人本身有关。保护华南虎不灭绝，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华南虎，而是要让人类世界保留一种多样性，而这种保护也需要人类作出努力，即付出成本。
　　同样，提高竞争力也离不开人的因素：
　　1、竞争力的提高，是靠人的智力和体力完成的，这是竞争力的起点，也是竞争的手段；
　　2、提高竞争力是为了提高“产品对于人的性能价格比”，这是竞争力的终点，也是竞争的目的。
　　
　　价值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同时每个人生存的目的，也是为了其个人的价值最大化。
　　人们竞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其价值最大化。
　　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人的性格爱好不同，因此每一个人对价值的判断和评价有所不同，但人类社会还是存在客观的普适价值观，如：
　　1、        对生命的尊重(因此元朝、清朝、请文明用语、希特勒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任何场合、任何时代都是人类的耻辱)；
　　2、        对个性自由的尊重(因此，洗脑式的企业文化，是丑陋的落后形式)；
　　3、        对幸福的追求(因此，打工妹们十八年来收入没有实际增加，是一个可悲的失败)；
　　4、        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因此，不公正地对待不同意见，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不同意见的交流甚至交锋，才是产生真理和知识的必由之路)
　　……
　　正是由于普适价值观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较为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打工妹在劳动强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善劳动技能，或由于整个产业升级，使其实际收入有所增长，那就是她作为人的价值增加了。
　　而年轻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进入黑煤窑，在缺少安全防护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尽管他们挖出的煤有利于提升人类价值，但他们自身的价值却受到了打压。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从大量的社会竞争现实中，总结出二种不同的竞争方式：
　　A、        以提升人的价值为手段和目标，从而提高竞争力的方式。我们称之为“竞优”，顾名思义，即竞先争优。
　　农业革命提高了人的耕种效率，使人类获得温饱；
　　工业革命以机械取代人力，使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其中血淋淋的“羊吃人”是局部的竞底）；
　　信息革命以数据取代纸张，极大地加速了信息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减小了砍伐；
　　民主、自由解放了人的思想，激发了每个人的创造热情
　　……
　　这些方式或手段，都大大提高了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因此，它们是竞优(和《竞底》相对应，本书的姊妹篇《竞优》将专门讨论人类竞优的方法、技术和战略)。
　　
　　B、        以打压人的价值为基本手段，从而获得暂时的竞争力提升。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竞底”。
　　不顾疲劳，“头悬梁、锥刺股”地背书，以应付考试；
　　以牺牲国民整体体育技能的提高，牺牲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去赢取金牌；
　　以长时间的加班，以强大的不安全感刺激员工奉献；
　　不顾矿工生命安全，以人类生理极限的强度进行的黑煤窑采掘方式；
　　牺牲环境的过度砍伐、放牧；
　　……
　　这些活动在短时间内，能达到某些人为设定的指标，或提高部分人的价值，但却往往损害了较长久时期内，或较多人的价值，这就是竞底。
　　正是由于普适价值观的存在，我们可以较为客观地判断人的价值增减，因此才可以客观地判定某种竞争手段，到底是竞优还是竞底。
　　
　　竞优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在本书前面的例子：
　　1、戴比尔斯的竞争策略，是尽量提高钻石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从而提升消费钻石人群的价值（价值是人的主观评判），这是竞优。
　　2、李志强以水泥代替铸铁加重块，成功压缩电话机的成本，由于这种改动并未影响人们对电话机的使用和评价，因此也是一种竞优。
　　但从竞优滑向竞底，常常很容易，也很“自然”，请看以下案例。
　　
　　案例：电话机厂的竞底
　　李志强改变加重块成功后，在这种“偷梁换柱”思维的推动下，他一鼓作气，对电话机的原材料进行了一番“大手术”：进口器件改为合资厂的；合资厂改为内资大厂的；内资大厂改为乡镇小厂的。这番“革新”之后，电话机的品质达到了边缘状态，李志强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质量，首先保证能通过买方验收，同时保证在保修期内不出现大量的维修。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有好几次成货柜的电话机从大洋彼岸退回来，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志强厂就日夜不停地加班，个别体弱的打工妹曾昏倒在流水线边。而李志强也借口产品质量问题，克扣工资以处罚工人，设法减少工厂的损失。这种近乎无情的加班、罚款，则是考验工人的生理、心理极限，就是典型的竞底战略。
　　
　　同样，华为的任正非“拧毛巾哲学”有很强的竞底色彩：如他不断提醒“进了华为就是进入地狱”，无休止地强调“艰苦奋斗”，以企业文化隐形推动长时间的加班，以员工的高流动性变相使用低价的新员工等等，都是竞底。
　　而如果他将“拧毛巾哲学”用于提高设备、资金等物资的使用效率，以优质的培训提高员工的技能等方面，则是一种竞优。
　　
　　和竞优相比，竞底是一种前现代化的竞争方式。对一个缺少现代性的人来说，为了某件任务，艰苦奋斗、不眠不休、一哄而上地进行短期大会战，显然比精心规划、用心培训、按部就班、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只需要蛮勇和坚忍，而后者却需要高深的智慧和理性。蛮勇和坚韧，比起智慧和理性，是一种更接近于动物的本性，一个社会或企业如果过多地强调这些本性，只能说明其现代化的程度还不够高。
　　竞底打压人的价值，在当今社会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即使是采取竞底战略的人们，也常常并不认为这种方法是可以理直气壮的，但他们会用很多“客观”理由自己，来强调自己为何要实行竞底战略，他们通常的理由是：
　　1、要打开市场，就不得不低价格，而要低价格，就得压缩成本，因此必须牺牲安全、质量；
　　2、中国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缺少技术、资金、市场，不靠牺牲部分人的价值，怎么形成竞争力；
　　3、中国人口众多，低工资、低福利是很自然的事；
　　4、即使我想竞优，但周围环境和对手在竞底，我无法独善其身，也不得不竞底；
　　……
　　竞底者对下属进行激励时，常常爱说“成功者找方法，失败者找借口”，不过他们从来喜欢将这句话用在别人头上，而不针对自己。在这里我们借用他们这个观点，来看以上理由，实际上也大多是一些“借口”而已。
　　随波逐流的人不想逆流而上，总是会为自己长出辩解的理由。同样，如果一个人想竞底，总能钻法律的漏洞，“创新”一些千奇百怪的竞底方法，如三鹿、蒙牛在奶粉中掺毒；史玉柱的脑白金送礼广告；任正非的思想政治工作、马云将政委制度设在阿里巴巴......,等等。
　　
　　
　　我们在后面将论述，人们采用竞底战略，关键是观念的问题，是出于自身的选择，而并非完全出于无奈。　　

案例：竞底的中国人对彼得•德鲁克的误读
　　美国教授德鲁克被尊为管理学“大师中的大师”，他的理论在中国管理学界是显学，有相当多的管理者，把他的大名挂在嘴边。
　　正如中国人难得没听说过“以人为本”，几乎没有管理者不知道德鲁克首倡的“目标管理”，但中国人向来马马虎虎，他们提的“以人为本”，并非真的以人为本；他们知道的“目标管理”，也并非德鲁克提的目标管理。
　　德鲁克提出应该确立目标，并可用来考核绩效的八个方面：
　　1、市场地位，这是中国人相当重视的显性指标；
　　2、创新，这是中国人不重视的隐性指标，“聪明”的中国人自豪地认为：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3、劳动生产率，这是中国人极重视的显性指标；
　　4、物质与金融资源，这是中国人相当重视的显性指标，因为中国人重视规模，大的就是好的；
　　5、盈利能力，这是中国人极重视的显性指标；
　　6、管理者绩效与发展，这是中国竞底者最不愿意面对的指标。任正非对“小灵通”和“CDMA”看走了眼，他不从华为的决策机制和自己的能力、眼光、性格去反省，而是简单地为自己辩解道：谁也不能把把都看准的。因此中国人才会有“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局面，当然，任正非目前远不是“无能”之将；
　　7、员工的绩效与态度，这是中国竞底者最重视的显性指标，如销售目标、业绩考核、季度考评。中国式的“目标管理”基本上完全简化成了这类数字或打分，然后制订出“XX时间完不成任务降工资、炒人”、“末位强制淘汰”之类的竞底政策；
　　8、公共责任，这是中国竞底者想尽量回避的指标。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净成本，越低越好，而那些表面上乐于承担公共责任的竞底者，内心只是把它当作另类的广告业务来处理：承担了某些公共责任，能带来多大的名声？
　　通过这样的误读，中国人就将彼得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变成了超级有效的竞底工具，尤其是因为这种竞底工具来自“大师中的大师”，因此特别能让下层员工心服口服，无话可说。
　　
　　竞优依赖于长期可持续的资源，它的目标是提升人的价值，而它所用的手段，也必须能提高人的价值。
　　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从事那些目前使人痛苦，但从现在起10年后可能会大有改善的事业。如果你今天不欣赏你所从事的事业，可能10年后你仍不会欣赏它。”
　　竞底者常常号召为了将来的幸福必须牺牲眼前的幸福，同样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也必须使用暂时打压人的价值的手段，但实际上靠这种方式，幸福永远遥不可及。中国5000年历史中，广大百姓的生活状态没有明显改变，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现代社会，竞优主要体现于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而非劳动强度），从而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价值。对人类智力活动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显然是一种竞优，因为从长期来看，人的智力有无限的潜力，而对智力的开发，显然能直接提高人的价值。
　　要进行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进行竞优。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也不乏竞优的璀灿事例，如鲁班发明的锯子、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只是这些星星点点的发明，在竞底社会远不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竞底技术”受统治者重视，因而没有形成持续不断的大势。
　　为什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竞底技术”？我们在第三章专门说明。
　　和竞优相比，竞底比赛的是人对各种不良底线的忍耐力：对残酷的忍耐力，对贫穷困苦的忍受力，对污染、噪声、治安不良的环境忍耐力……。它是一种全方位的超限战，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如好奇心、纯真、信任、友善，乃至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丰富的想像力、独特的创造性、安宁的生活等等，都可以成为竞底的牺牲内容。
　　在竞底战略中，人们靠着忍耐难以忍耐的不良，来赢得自己的竞争优势，竞底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打到底线，reach to the bottom。
　　
　　正如谎言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让所有的人相信一样。竞底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让所有的人提升价值。因为底线的存在，竞底战略是不可能大面积推广，也是不可长期持续的：
　　当信任被牺牲时，人们学会了“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当纯真被牺牲时，人们习惯了犬儒主义，玩世不恭到了极点；
　　当人们失去安宁的生活后，四处群体事件频发；
　　当环境被破坏后，人们不得不花更多的金钱来修补自己的健康；
　　当发改委不准奶粉涨价时（Z政F府对企业竞底），奶粉企业不得不添加三聚氰胺（企业对百姓竞底），当毒奶粉事件曝光时（击穿底线），百姓群起而攻之，再也不肯相信国产奶粉（百姓对企业和Z政F府竞底），以致外资乘虚而入，控制民族奶制品龙头企业（洋人对中华民族竞底）；
　　……
　　正因为竞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稳定的长期繁荣，永远是公民刚过几十年能吃饱饭的“好日子”，接下来就是横征暴敛，动乱频乃，直到“人相食”的底线。
　　为什么经济学者大力提倡“幸福GDP”、“绿色GDP”，就是因为我们的GDP中，有太多用于修复被破坏的底线。如收税在太重导致民众普遍的贫困，引发犯罪增加，不得不拿出大量的税收增加警力，修建监狱。
　　而犯罪和修监狱引起的GDP增量，实际上是对人们的幸福无效的，一个竞底社会有大量的GDP，都是这种无效GDP，这也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根本原因。
　　
　　案例：富士康抢夺订单的秘密，和郭台铭的“血尿哲学”
　　在电子制造行业，深圳富士康是名副其实的竞底高手。目前它的全球员工超过50万，堪称“世界代工大王”，许多世界级厂商，如IBM、摩托罗拉、诺基亚、戴尔、思科、惠普、索尼、苹果都是它的客户。它与对手争夺订单时，有一个公开的诀窍“赤字接单，黑字出货”，即以亏本的价格接下客户的订单，然后通过大规模采购、工艺改进等各项措施全力压缩成本，最终使订单在出货时达到盈利。
　　富士康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打工妹的劳动尽量充分低廉地有效使用，是其存在的前提。
　　郭台铭的“血尿哲学”，就集中体现了富士康的竞底观念，这位典型的工作狂通常每天工作15小时，除了对自己抓得很紧外，他还经常以这样追问下属、经理和员工：“你们现在有没有血尿？还没有？啊，这说明你们还应该更努力。”
　　于是，他的手下怀着愧疚感，更加诚惶诚恐地埋头于工作。
　　当然，判定富士康主要是竞底企业，并不仅仅从郭台铭的问话和行业性质，是大量的竞底事实。
　　竞底者有太多的共通之处，和郭台铭的“血尿哲学”相对应，任正非也常用这样的话鞭策下属：“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

志强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竞底的典型，因为他赢得订单的竞争力，主要建立在打工妹们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和长得不能再长的加班上，竞底所依赖的资源，在长期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工人加班时间是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而工资太低则将影响打工妹们的生存，这些底线都是非常明显的，它的竞争资源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整体的竞底中，不排除局部的竞优。李志强的加重块故事，是整个竞底中的局部竞优，因为研发加重块虽然靠的是不眠不休的加班和苦熬，但在研发定型后，这种智慧成果显然可以大规模地持续使用。
　　由于竞优的结果可以大量被复制使用，因此竞优能造就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家，如微软和比尔盖茨、IBM和老小沃森、沃尔玛和山姆沃顿，因为他们的事迹是可以见光的，可供人学习的。
　　而竞底是难以持续的（如任正非不可能把“毛巾”永远拧下去，郭台铭的手下“血尿”多了，也会开溜，不开溜也得住院），靠竞底成功的经验，是不可普遍推广的：
　　1、是竞底经验见不得光。李志强能自豪地四处吹嘘“我的打工妹一天能干16小时”吗？柳传志能到处推广“联想的成功利益于彻底的价格战”？当然不能！
　　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有关于“成功人物”的成功理论，只有他们的“成功事典”。谁敢把李世民杀兄弟，夺父亲皇位的事例，总结成理论教育后人？当然不能！
　　2、是竞底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竞底精神。如任正非在搞万门程控时，“不成功就从五楼跳下去”的决绝。这种竞底精神是很难通过学习得到的（杨元庆虽然向任正非当面取过经，但没有显然没有学到后者的皮毛）。
　　由于竞底经验的不可推广，中国很难象竞优社会那样，出现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只会出过眼烟云般的、以规模取胜的“成功企业”，和一些后人看不清面目的知名企业家。胡雪岩和盛宣怀是近代我们看得清面目的二个知名商人，人们知道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玩得最有成效。但对现代人而言，“***”显然是灰色的，因此现代中国商人着意用文化、理念等等涂抹自己，让世人只看到他们想示人、能示人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一面很难让人看清真实的全貌，如人们常常传说华为的成功离不开一些大人物持有它的内部股，但这种讳莫如深的秘密当然不足为外人道，因此后人自然无法看不清他们的面目。
　　
　　案例：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的管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也是儒教国家。但实际上，请文明用语最信奉的是神道教，其次是佛教，儒教也许只是他们在中国人面前做秀的一个道具（或者是中国人对日本的一厢情愿）。
　　日本政要不顾中国人感情，时时参拜的倭寇臭厕，就是神道教最大的国家神社。
　　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其最高宗旨就是武士道，武士道的本质是武士可以随时为效忠主人献出生命，尽管普通的请文明用语不是武士，但武士道却是他们骨子里的信仰。
　　中国人对武士道最直观的记忆是剖腹自杀，那血淋淋的场面，虽然请文明用语感到无比凄美，但却充满了竞底色彩。
　　也许正因为请文明用语有如此强烈的对内竞底特点，在他们经济腾飞的1950至1980年代，请文明用语的管理反倒没有太多竞底色彩。可以说，他们的竞底早已内化了。
　　只要看看世人对日本企业界的评价，就可见一斑：“官民通力合作体制”、“稳定的劳资关系”、“充满敬业精神和忠诚的高质量的劳动力”、“从长远观念考虑的积极的设备投资”、“终身雇佣”、“通过轮换制进行内部晋升”、“论资排辈的工资制度”、“以信赖为基础的集团主义”、“通过长期评价来形成熟练技能”、“重视人际关系的经营理念”……
　　凭借这些手段和常常引发“过劳死”的竞底式苦干，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0年的仅为美国1/13，追赶到1980年的接近1/2，叫嚷着要“收购美国”，使美国人大为震惊。
　　但美国毕竟拥有强大的竞优实力，在1990年代，美国人通过IT技术的创新，将请文明用语的攻势打了回去。
　　海内外有太多的短见的经济学家，常常将美国这次“打败”日本，归结为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连中国唯一让人稍有敬意的郎咸平也持这一观点）。他们之所以短见，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没有经营过企业，没有体验过企业家头脑中的决策过程，他们喜欢从报表中研究企业。但报表显示的是决策结果，而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头脑中各种方案的博弈，他们是看不到的；二是经济学家缺乏自然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只要结论符合他们的常识和感觉，就容易流于人云亦云。
　　实际上，请文明用语为何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广场协议”呢？是美、德、英、法等“列强”用坚船利炮威逼的结果吗？显然不是。关键是因为请文明用语知道：自己的成功主要来自于竞底，自己的竞优能力不如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日本产业得以腾飞的所有核心技术，都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因此请文明用语不得不在“广场协议”上签字，认可自己屈居“老二”的地位。
　　中国人竞优能力强吗？凭中国人的竞优能力，可以进入真正的世界强国之林吗？
　　
　　案例：中国人利用潜规则竞底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能竞底。而竞底的方式五花八门，潜规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竞底利器。
　　潜规则是吴思创造的词汇，他在同名的书中写道：
　　“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使我惊讶的是，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操作潜规则的人，显然是对遵守“显规则”的人在竞底，在中国这种事屡见不鲜。小到春节的火车票私下流到关系户手中、医院对熟人的照顾；大到禁止民营企业进入高利润的垄断行业，中国人早已习惯于被潜规则竞底。不得不遵守“显规则”的人们，在无奈之余，也削尖脑袋，争相进入能够操作潜规则的行列。
　　中国人渴望成为“人上人”，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一、避免被潜规则竞底；二、能用潜规则向他人竞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