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的恐怖磁带库。3500个80岁以上老人的口述 ------------------- 颤抖吧！某党。

小崔，丫真牛逼！
崔永元觉得这个民族经过了漫长的五千 年，却基本还在一个“混”的状态，“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他举例子，“比方说犯错误，犯错误也应该有点自主创新 吧，你不能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前面有一矿难，你又来一矿难，这有意思吗？我们把人的生命尊严放在一边不提，只说矿难这一件事，都没劲。我们看到身边的 人，包括管理我们的人，他们犯的错误通常都是元朝、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就犯过的，还在接着犯，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多年来对历史的淡漠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歪 曲造成的。”
在主持人身份之外，崔永元做的事情更接近于个人理想化的尝试：8年时间，采访3500个老人，收集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纪录影像300万分钟。（我了个X，这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都有了。某党的NN多谎言在这里不堪一击。随便提一句，不明真相的同学你要是了解了某党的所作所为你就该颤抖了。）他制作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将在央视播出，这在他庞大的影像资料中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人们记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在抑郁症与失眠的困扰中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吃了两大箱子的西药、中药，病好了，回不回去？他选择了“不”。
“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六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 人。但是我发现从九六年到零二年这六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你必然要应对或者应付。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 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也就在2002年，他开始筹划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电影，还有历史。
随后在央视播了五年半的《电影传奇》，是从小痴迷电影的崔永元转向口述历史采集者的开始，“为了做节目同时要采访老艺术家，很快，两三个月后我们就觉 得原来的采访方式不行了。采访我们当时很功利，这个导演拍过哪几部电影，演员演过什么，够节目用就行了。但是他们坐在摄像机前实际上滔滔不绝，讲很多与电 影相关或者无关、完全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特别打动我们，我们忽然觉得其实它是历史，而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电影的历史，它是人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 史。”采访的时间越来越长，为做节目15分钟就可完成的任务，崔永元却让老人们撒开了讲，讲他所经历的时代，历史事件，以及风暴，“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 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
八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90岁、100岁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300万分钟，纪录影像3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超过300万张——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如果有孔子的采访，谁还听于丹心得？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清澈泉”，原来是在央视的体制下做“制播分离”的尝试，做了《我的长征》、《小崔说事》，渐渐的却整个重心都转向了口述历史采 集、整理。2008年他们成立了四个采访小组，分别做电影、战争与回忆、外交与留学、共和国发展史方面的口述历史采集；今年，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开辟：民营 企业家口述史；崔永元希望队伍还能壮大，每天能有20个小组同时采访。
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他们建立了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的数据库，做完采访， 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所有文本、影像、相关书籍照片、老杂志的扫描都录入系统，“这些资料不仅是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 很方便地查询”。小崔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人们登记证件便能进馆查询、借阅，“学生们能写出很好的论文”。
他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买回五十分钟的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接受采访，即使这些资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公开。
崔永元把他们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于丹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 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就 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觉得这个民族经过了漫长的五千年，却基本还在一个“混”的状态，“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他举例子，“比方说 犯错误，犯错误也应该有点自主创新吧，你不能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前面有一矿难，你又来一矿难，这有意思吗？我们把人的生命尊严放在一边不提，只说矿难这 一件事，都没劲。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包括管理我们的人，他们犯的错误通常都是元朝、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就犯过的，还在接着犯，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多年来 对历史的淡漠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歪曲造成的。”
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
一切并不顺利。这个月起，清澈泉要停发工资了—实际上，崔永元自己以及部分高层管理者的工资已经停发了两个月。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那天，公司正在“分家”。崔永元说最近挺苦恼，“因为我的团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理解我”。公司里很多80 后，平时他们管崔永元叫崔桑、领导、小崔、崔大爷，而崔永元谈起同事喜欢说“那些孩子们”。“那些孩子们说，如果咱不做口述历史呢？如果咱做电视剧呢？咱 做电影呢？哪会发不出工资来啊，只会一年比一年挣得多。”崔永元和其他创立者决定把公司分了，一分为三，各干各的，“有专门做实业的公司，有专门做电影电 视剧的公司，然后我这清澈泉公司只做口述历史不做别的。所有的员工自由选择。我不要逼着你天天跟我做历史，你看着我的面子还不好意思说你不喜欢，实际上你 真的不喜欢。”
为了多少回收一些资金，也为了那些采访的老人能在去世前看到自己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30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采访 记者张钧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方式：“好比炒菜，做一盘宫保鸡丁，别人是为了做宫保鸡丁只找这些材料，我们是几年里搜集了各种各样的材料，看看比较充分了， 抓取一点点先炒个宫保鸡丁。”纪录片所呈现的只是他们口述历史素材的冰山一角。
《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接近80后，他确定了这部片子的风格：“第一，使用动画；第二，强烈的故事性；第三，情感至上，所有的片子必须有情感点，不 能做得漠不动心。”曾海若坚持认为口述历史的节目应该做给年轻人看，“年轻人知道得太少，并不是他们接触得少—上课学这个，考试考这个，节假日还会去烈士 陵园扫墓、去纪念馆看展览—他们接触得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恰恰不了解呢？”他觉得大多数时候接收到的历史具有宣传色彩，年轻人看到，总觉得生硬，假，正 因此他们的节目才更要做得有意思，有感染力。“定位就是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跟所有编导开会时我就说了，我们不是要重新写一部抗战史，我们不过是要去 讲30个离奇动人的故事，或者说，要做30个小电影。”
这未必完全符合崔永元的理想，“要说我心目中的片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老先生往镜头前一坐，说30分钟，休息10分钟，插点广告，再接着说，一口气 说两天，那就叫口述历史，但是全世界也没有人这么做片子，也没有必要这么做片子。”他接受同事们面向市场、商业化的尝试。“做片子这件事，本来就出于功利 的考虑。”口气里多少有点无奈，但他也有近乎苛刻的坚持：绝对不准在片子里下结论，不准有华而不实的文艺腔，“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观众一个比一个聪 明”。审片时只要看到一句空泛的大话，他都要打回去重改。
大家说【我的抗战】：
导演：姜文
战争是大人物决定的，是在普通人间进行的，普通人的牺
牲成就了大人物的想法和地位，这是让我们应该清楚的战
争的本质。
导演：高群书
真的应该从历史里发现很多，包括做人的东西，我们现在稀缺的东西。
导演：孔笙
我特理解崔永元，每天光在剪辑台上，我对导演特别崇敬
，确实不容易，我没有坚持下来 。
导演：陈晓卿
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见到的冰山的一角。
导演：康洪雷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应该有这样的良心，做这
些能让我们心安的事情。
《我的抗战》的总导演：曾海若
他们回忆时候的眼神，其实就是演员，甚至演员也演不出
来。
《我的抗战》拍摄记者：张钧
能和那么多的老人一起，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读库》主编：张立宪
在中国，有太多的事没人干，有太多的人不干事。所幸我们今天见到了做实事的人。
（这要是能带个折叠床拿点干粮去里面听他个三天三夜多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