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收藏：在历史与情感中成长

红色收藏：在历史与情感中成长

 

  　　说起收藏，容易让人想起“历史”、“追思”、“遗存”、“回溯”诸如此类的字眼。英国诗人雪莱说：“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这首回旋诗，或快或慢，或平静或澎湃，却总能留下些厚重的历史遗存，供我们追思、景仰。在红色收藏小组组员们的眼里，这些红色文化藏品或展现了风起云涌的年代，或见证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是红色文化的一个个“有生命力”的符号。　　红色文化又是博大精深的。每逢周日，我市一些红色收藏的爱好者常会聚在一起交流藏品、探讨心得。久之，一些嘉兴本土的丹青高手、收藏同好也会参与进来。大家交流探讨之余，泼墨走笔，赏玩一番，并将聚会的地方雅称为“聚贤阁”。后来，市民协的范学森提议，不如大家成立个专门的红色收藏研究小组，“野划划”走上“正路子”。这事得到了市收藏协会的支持，研究小组就很快成立起来了。　　成立目的大家很明确：深入了解藏品历史，研究、发掘它们的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在提高辨别藏品真伪能力的同时，更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展现红色收藏文化。大家也很期盼，作为“一大”诞生地的嘉兴应该有红色收藏纪念馆，用实物可以更直观地对青少年起到革命传统的教育作用。　　N文 胡馨婷 于能 摄 李剑铭　　独上高楼，望尽“过往路”　　美好生活须思源　　　　红色收藏研究小组组长吴顺荣热衷收集毛泽东像章已有四十多年了，经过不懈努力，他收藏各种类型的毛泽东像章8000余枚，其中套章、系列套章500套，对章450余对，“文革”前珍稀老章650余枚，名章、精品章众多。材质包括了金、银、铜、铁、锡、铝、瓷、木、玉、贝壳、琉璃、玛瑙等30余种。　　吴顺荣有一个认识，那就是“提高嘉兴文化品位，嘉兴要搞红色文化，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那么，收集这么多像章，到底花了他多少心血？老吴对此不愿多提，只是哈哈一笑：“每个月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逛古玩店，买各种各样的像章，还常常会透支。宁肯吃泡面，也要去买章。”　　很多“文革”后出生的人，对毛泽东像章的认识与感受可能都不太深。看到记者脸上一串问号，对红色像章深有研究的老吴说，“许多人以为只有‘文革’时期才有毛泽东像章，其实第一枚像章是1932年上海中共秘密组织为祝贺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而特地制作的……”吴顺荣收藏的毛泽东像章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像章；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发给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的荣誉章；第三阶段我称之为崇拜期，也就是‘文革’时期，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数量是最多的；第四阶段就是毛泽东逝世后制作的缅怀纪念章。”　　在吴顺荣的收藏中，有一套珍贵的毛泽东纪念章，那是他费了不少心血收集的一套延安时期的“抗大”纪念章，“这是用手工制作的，用子弹壳的铜皮做成的毛泽东像章，共分‘为人民服务’、‘学习’、‘学友’、‘建设’、‘儿童团’、‘妇女会’六种。有关这套像章的介绍到现在为止，我只在《收藏》上看到有藏家介绍自己仅有的一枚‘儿童团’毛泽东像章。”老吴还收藏了一枚1956年时用银子做的毛泽东像章，像章见证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历史。　　“我是贫农出身，当时嘉兴是严重的血吸虫病区，是共产党让我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对于经历过新旧中国两重天的老百姓而言，共产党的恩情永难忘。所以在老百姓看来，毛主席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毛主席。”老吴深情地说，“毛泽东像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我收集这些像章，就是收藏一段历史，也是要让后代不要忘记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 　　千金散尽只为“红”　　　　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证、1933年红军向百姓借谷的临时收据、1934年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汇票、1949年解放区发行的邮票……这些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长足迹的珍贵历史资料，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得一见，就连从那个年代走来的老人恐怕也只能在博物馆和记忆中见到了，但这些却还只是徐祖福藏品中的“冰山一角”。三十多年来，这位年逾古稀、身材瘦弱的老人奔波大江南北，收集了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辛亥革命，再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内的800多件珍贵红色文化藏品。今年国庆期间，更受苏州市委宣传部之邀，赴苏州举办了红色经典藏品展，每天吸引当地数千名群众前来观看，苏州方面甚至要为徐祖福造一座红色收藏纪念馆，以便留住这些藏品，被徐祖福婉言谢绝了，他认为他生活、工作在嘉兴，这些珍贵藏品还是要留在嘉兴。　　每一件藏品，都是一部鲜活的中国革命史教材。在徐祖福的红色收藏中，随意拿出一件都称得上精品。　　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区执行委员会”印章，这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后的产物，当时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而毛泽东对兴国县更是情有独钟，从1929年后的4年中，他曾五进兴国，因此这枚“将军县”兴国的印章极其珍贵。再比如1938年，在抗战艰苦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在山西长治成立了“上党银号”，当时薄一波担任银号经理，发行了一套“上党银号”纸币，这套纸币设计规范，印制精美。一个因缘凑巧的机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徐祖福南下广东，除了收藏到这套纸币外，更让他欣喜若狂的是还收藏到了印钞原始雕模的第一版……徐祖福将它们一一视若珍宝。这些年来，他早就记不清为了得到这些宝贝，他去过多少城市，吃过多少苦，花了多少钱。　　为了红色收藏，藏友们还都知道老徐两次放弃买房的故事。那是因为老徐在全国红色收藏圈子里都有了名气，所以藏品来源很丰富。老徐呢，只要卖家来，就算东拼西凑也会把好的藏品买下。“前几年，市中心的房子不过1000多元一平方米，我那时刚刚付了18万元订了一套房子，结果刚好一个外地的卖家捧着红色宝贝来找我。怎么办？身边实在没钱了。我立马跑去把房子退掉，把买房的钱买了藏品。还有一次也是这样，那时市中心的房子涨到了3000多元一平方米，我还是把房子退掉买了藏品。这些年来，我就一直住在房改房里，所有钱都花在收藏上了。”徐祖福坦言，“没有家庭的支持，我搞这些收藏也是不可能的啊。”　　虽然为了红色收藏倾尽家产，但徐祖福还是觉得很值：“我从小就读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故事，深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些人一过上好生活就忘本了，所以我就要收藏红色革命藏品，因为能直观反映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历史，这些藏品是难得的历史教材，在我心目中它们都是无价之宝。”　　后年是建党90周年，徐祖福期盼说，“这些宝贝如能在嘉兴公众前亮相，也是很高兴的事。”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机遇只给有心的人　　　　常有人说，收藏是件讲究机缘巧合的事。对此，红色收藏研究小组的成员们却不太认同，他们认为，收藏需要的是长久的热情、长期的准备以及依靠经历锤炼出的“慧眼独具”，并且还要有深入研究，才能名副其实。　　范学森是最早提议成立红色收藏研究小组的藏家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已经是闻名全国的“毛泽东像章研究委员会”成员了，一直对红色收藏有着浓烈的爱好。如今的他藏有200多枚铜制、钢制的红色纪念章的模具。因为姓范，他又被圈内人雅称为“模范范模”。物以稀为贵，这些生产纪念章的模具现在已经甚为少见。范学森收藏的这些模具，除了大量的毛泽东像章模具以外，更有全国性的抗美援朝、和平解放西藏、解放海南岛时期的纪念章模具，也有纪念解放战争的纪念章模具，还有各省市的先进生产者纪念章模具以及解放军功臣纪念章模具等，无论从收藏价值还是保存文物的价值来说，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　　在圈内外颇有知名度的“红色收藏小宁波”陈连兴说自己对红色藏品也到了痴迷的地步。只要是有关革命、红色政权、共产党光辉历史的藏品，他都会尽量收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小宁波。”他直白地说。因为对毛主席的热爱与追崇，“小宁波”几十年来一直很关注收集毛主席像章等红色文化藏品。他觉得搞收藏，还是得踏踏实实地学习、钻研，才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几年下来，已经在许多收藏类的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收藏心得文章，乐在其中。　　姚炎鑫的红色收藏品内容也极为丰富，除了毛泽东像章，从红宝书系列、革命读报手册到毛泽东选集的不同时期版本，还有从解放初期到抗美援朝时期的不同系列的粮票，可以说有关红色资料方面是应有尽有。“我还专门收藏革命题材的连环画，品相好的就有一千七八百册，‘文革’期间的年历片，还有历年来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等精品画刊，像毛泽东像章除了佩件我还有摆件。”说起红色收藏，姚炎鑫兴奋起来，“我还收到过市面少见的1950年皖南行政公署粮食局发行的12市两米票。” 　　姚炎鑫认为在红色收藏中，要把收藏和研究相结合，他结合自己的藏品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极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比如《延安归来》是民主人士黄炎培在1945年访问革命圣地延安后的纪实性作品，在当时引起全国极大反响。姚炎鑫收藏到了《延安归来》的1945年版本，兴奋之余，他撰长文《红色革命文献<延安归来>》刊登在今年的《浙江档案》第6期上。　　“对藏品不研究而囫囵吞枣，我认为不能算收藏，只能是保管。红色收藏的根本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修养，提高文化品位。而创立嘉兴文化名城，政府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对红色文化的投入，这对年青一代也是很好的教育励志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