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

关凯：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

　　精彩观点：

　　之一：当代中国社会对“民族”的想象，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策略，在学术意义上说，都是某种不完整的知识体系。然而，二者从不同的维度影响着社会实践，并在彼此间发生密切的互动。

　　之二：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身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仅包含了正式政府规定的身份系统，也包含了许多民间的创造。民族是一个边界，只有对照才有意义，只有遇到了外人，我们才会去想我们是什么民族。

　　之三：哪些要素识别一个民族？（至少有传说中的）共同祖先，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特质（如语言、宗教、习俗……），共同的归属意识，共同的传统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存方式，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这些指标中主观性识别指标最为重要。

　　之四：清末民初的时候，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激进革命思想的结合，融会了传统与现代，并使任何渐进改革的选择（如君主立宪）都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国家凝聚力弱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员与传播而受到侵蚀，蒙、藏、回疆独立情绪加剧。

　　之五：从1949年开始，我们的主流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一个超民族的价值体系。国家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做出二元区分。在当今的哲学背景下，文化多样性本身成为一种美。

　　之六：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需要对涉及“民族”的社会知识建构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理解“民族”是一种在现实环境下实时发生的动态的建构过程，并以文化工具消弭或缓解族群冲突。

　　主题：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

　　主讲嘉宾：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6月18日(周五)晚上19点-21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世界杯很火热的夜晚，看到大家来到燕山大讲堂。今天所讲的话题是：中国社会的民族想象。这个话题大家可能都知道一点，但基本上都搞不清楚。为了这个话题，我找了关凯老师的书及很多文章都来读，但还不是很了解。

　　关凯老师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曾经是国家民委工作人员。他从实际经验入手再转入理论研究，所以他的研究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及启发性。我这里有一本关凯老师的书《族群政治》，以这个标题为书名的书，在汉语世界中是唯一的。

　　非常凑巧的是。在讲堂确定了请关老师讲“民族”问题，预告发出之后，在6月13号，社科院文学所的亚洲文化论坛，请来了台湾的陈宜中讲国族浪漫主义。（台湾把民族说成是国族）陈先生讲到二战前德国的反西方思潮。当时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反西方，主要是反相对强势的法国和英国。民族浪漫主义以一种弱者哲学呈现，把所有的不顺利都归罪于给西方，以“反西方”、“独特道路”之名为国家扩权。他分析了我们中国现在的处境，认为我们现在当下语境中的民族主义是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成分。我不多说了，掌声欢迎关老师。

　　作为知识想象的民族问题：民族会消亡吗？

　　关凯：谢谢大家。我来谈这个话题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叫“想象”？我们对民族的认知里，民族是一个实体化的，但它可能还是一种知识的想象。所以我想在开始时，用一个小的序言展现民族问题如何成为一个知识问题。

　　我们知道，在各种各样的学说中都有一种知识想象。人类社会基于民族的差异，最终会消亡。马克主义理论是这么叙述的：在民族消亡时，人类就真正成为了大家都一样的大同社会。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71年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上宣告：“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维埃民族已经在苏联国境内形成了。”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重申这句话。我们知道，从勃列日涅夫开始讲这个话，到苏联这个国家的名字都不复存在了，只有20年的时间。这是社会主义的例子。

　　看看资本主义的例子：1992年福山一本很有名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也预言在冷战结束后，人类的历史将走向终点，人类社会将实现大同。美式的民主将成为所有国家都遵循的制度，从此产生人类的大同社会。他虽然没有直接叙述民族，但是在这样的假设下，民族的差异已可忽略不计。

　　这些预言我们都很熟悉。然而这种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论逻辑的预言应验了吗？

现象一 满族的变迁：一种自下而上的构建

　　今天第一个案例，我们讲满族。通过这个案例来谈民族如何由一种自下而上的顺序被社会构建起来。

　　这是几年前我在网络上搜寻各种网友，特别是满族网友，博客中的一句话。文字写得很美，实际上也展现了新一代满族人的精神反思。他在：“在最近的一百年，我们丢弃了优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下一步丢弃的将是我们的血脉和生存本身。过去的四百年来满族人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忠实的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我们的汗（皇帝）。”这是很有思想深度的网友直白。

　　离开这样的叙述，从人口统计上来看满族这些年的变化：建国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53年，满族有240多万人；11年后的人口普查数据满族有270多万人，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增长。198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0多万。一个突变马上来了：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满族的人口总数上升到900多万接近一千万。1982年到1990年八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28%。我们也知道，1982年后是中国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代，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人口增长。2000年时满族人口就超过了一千万，跃升为中国第二大民族人口（第一大是壮族）。人从哪里来？我们要通过调查来看这件事如何发生。

　　中国民族区域的自治制度建立于1950年。但即使满族在50年代依然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集团中规模较大，但却没有自治单位，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任何自治单位。因为很多人提意见，认为满族已经基本上汉化掉，去搞自治没有意义。

　　这种情况在1980年的中期有所变化。党内专家李维汉去世前写了一封信说到，没有给满族建立自治单位，是他一生中做民族工作的缺憾。因此自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立满族自治单位，有13个满族自治县在五年间建立起来，第一个就是努尔哈赤起家的新宾。

　　在建设过程中，也不仅仅是行政制度的设立，同时还有其它的制度安排。满族在清末已有400万人口，为什么到了建国才200多万？是因为“排满”运动，很多满族人隐姓埋名了。当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民族政策讲民族平等，可以恢复民族身份，于是很多人又恢复他的民族身份。最有名的就是老舍。费孝通讲过，老舍先生原来是满族他都不知道。

　　然而在民族身分恢复过程和区域自治单位的安排上有个技术性的问题：尽管东北、河北都有满族聚集，但如果要成为自治单位有一定的人口要求。很多地方最初的人口数字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所以就发生大量的地方人口更改民族成份，从汉族改成满族。我们讲一个案例。

　　“山东满族人”——民族身份的认定：被国家叙述淹没的草根话语

　　1936年日战时期，日本人在乌拉街镇设了公安式的警察所，进行当地的人口普查并登记民族成份，是我的表格第一个数据来源。当然行政区划分有些变化，但是很小，大体上没变。我把这些数据和建国后的人口普查数据依时间序列分析了这个社区总人口的满族和汉族比例。在1936年时，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个社区，汉族人口已占据60%多，满族是30%多，二者相加是100%。当然也有其他像蒙古族等民族人口，但为数不多。（乌拉镇人口的民族构成统计图）

　　然而之后，这两个比例都同时下降，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占据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时面临一个问题：日本人不喜欢吃东北的传统作物，必须要吃水稻。但当时中国的东北农民不种水稻，要靠朝鲜半岛的居民教种水稻，所以大量的朝鲜半岛移民进入到东北，影响社区的人口结构。在这个时期朝鲜族移过来后，满族和汉族人口比例都同时下降。解放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1953年到1964年间，汉族人口上升，满族人口下降。为什么？因为当时传说河滩上随便就可以捡到野鸭蛋，自然条件非常好，吸引大量的自发移民进来。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82年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已经下降到20%多，而汉族人口已经上升到70%。

　　但在1990年人口普查时发生逆转：满族人口一下子上升超过了30%，而汉族人口下降到60%多一点，为什么？因为有将近10%的人口从汉族转到满族的身份登记之下，所以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显著的变化。一直到2000年人口结构改变的幅度虽在降低，但趋势没有改变，满族人持续上升。在社区里面，40%居民的民族成份是满族，而汉族下降到50%左右。实际上调查中还有很多记录，可以看到派出所登记里面特乱：父亲是汉族，母亲也是汉族，孩子一个满族，一个汉族，各种各样的案例都有。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民族认同、正式身份是国家给予的。但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你家从哪里来、你是什么族，你的邻居肯定知道。你可以骗得了政府、可以骗得了外人，但唯独骗不了社区的熟人。而当这个社区是真假满族并存、很多人使用满族身份证但实际上并不是满族时，草根阶层就会开始他的文化创造。这些人给自己找了一个自称。当别人问你是什么民族，他会说，我是山东满族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创造。祖籍是山东的，肯定不是满族，但山东满族却形成一个新的族群，把所有尴尬全部解决了。实际上，当国家以民族成份作政治身份时，民间的文化制度会对这个族群身份进行更深一步的识别。这个案例的意思是说，中国社会中的民族身份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仅包含了正式政府规定的身份系统，也包含了许多民间的创造。民间应对各种因身份混淆带来的问题时，会有很多文化发明：通过自己建造一套文化制度，来解决一些问题。这就是“山东满族人”称谓的意义。

　　在中国社会民族身份最典型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构建。这个身份是国家强力干预且被国家认定、很难更改的。

　　举个例子。中国的习惯是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每10年阅一次兵。每次国庆时，天安门广场的装饰都有一套顺序，比如正中间的孙中山像和天安门毛主席像对视。但去年天安门广场有一些特殊的装饰，就是民族团结柱。我特地去天安门参观了这个柱子、去查资料。这些柱子每个重26吨多、高13米，内部是钢筋混凝土，外部是玻璃钢。气势宏伟的建筑物表达的是民族团结。而且为显示民族平等，所有的柱子都一样。无论民族大小、不管你是十几亿人口的汉族还只是有几千人口的小民族都一样。但在这个识别体系内，我们还可以观察它的文化和文化表征意义。所有柱子远看都是一样的，这些柱子的区别在哪里？我发现有两个识别系统。最简单的识别是柱子的一面刻着文字，告诉你是什么族。第二是观察上面人物形象，这些人的表情都一样，长得都相似，但衣服不同。还有一个不同的是沿着天安门广场的东侧路的排序，这个排序是按国家标准，顺序本质上是民族识别的顺序：第一个是汉族、最后一个是基诺族，它的排序都有规律。

　　这可能是我在误读民族团结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表明有国家规定的标准民族分类。这个分类背后是一套知识体系。这个分类不是简单的分类，背后有国家规定民族是什么、谁属于哪个群体，然后才能做这样一个分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你是什么民族，好像很随便，但是背后隐含的都是一套知识体系，我们都是沿着一套知识体系塑造的逻辑在叙述、在观察、在判断。而国家以此强调民族平等、团结。但这套符号系统的问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每个民族的自身表达。

　　在这里面，服装是有争议的。因为很多的民族内部有很多分支，是不统一的。但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只能选择一个符号，不能让彝族穿好几套服装。这样标准化的、外部规定的识别系统的代价就是忽视了内部差异性，也使民族族群自身并没有参与的机会。我们换一个想法，如果这些团结柱变成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地方，给每个民族10平米展演自己所想展示的东西，我想不一定会这么整齐划一，一定充满着多样。这是我对团结柱的解读。

　　实际上这样的叙述并不是去年才出现的。把时间倒退10年、1999年国庆时，中国发行“民族大团结纪念邮票”的设计逻辑和民族团结柱如出一辙，是一个完整的一套知识体系。包括现在我们搞民族团结教育，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套知识体系。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是要反思这样的知识体系背后所包含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

　　现象三 “传统的发明”：一种精英主义的构建

　　我们在各地的旅游及少数民族的地方都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如在建设乌拉古城时即运用大量的符号、八旗旗帜。我以前对满族文化不是很熟悉，现在很熟悉，所有的旅游点都是崭新的八旗旗帜。这在中国社会是个潮流。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根据06年腾讯网的资料，彝族在红河州建了一个始祖雕像。我跟几位彝族学者聊，问他们小时候知道这个始祖吗？他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这里又包括了一套了新的知识生产体系。

　　彝族的研究里有很多资料显示这个民族在内部文化、语言、风俗上有很大的差异性，甚至也有学者挑战说，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族群。但在今天建立共同祖先的显赫雕塑背后又是什么样的逻辑？不仅是少数民族，汉族也在干同样的事。祭黄帝陵，是一样的逻辑，我们给华夏找了一个始祖，始祖是谁？候选人就是轩辕。轩辕牌位排出来，我们就是你们的子孙。所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也是一个祖先的想象。

　　到底什么是民族？上面三个故事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民族？是哪一套知识体系塑造我们对民族的认知？

　　首先，我们的百科全书就是汉语辞典。汉语辞典对民族的解释有两个。第一个定义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第二定义是“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只要是了解的人都很熟悉，这个定义是斯大林做的。

　　实际上对于民族的认知最早、也是很重要的理论范式，今天在学界里叫“原生论”。原生论指的是民族是天生的，它是血缘和历史的产物。我们作为现代人可以做很多选择，可是有一个选择我们做不了，就是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是给定的条件。这是原生论的逻辑：民族是先天的。斯大林做的一个定义[原生论（Primordialism）：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

　　斯大林这个定义强调的四点：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当然也说，民族消亡，它会有它的始末，只有具备一切特征，才算是一个民族。但是这有一个挑战：美国这样的国家，怎么办？美国有共同的语言——英语、有共同的地域——北美洲土地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共同的市场、文化也很共同，自由民主天天挂在嘴上。按照斯大林的解释，美国人是一个民族。但这个答案听上去有点不妥，不妥在于还有一个范式，就是和它对应的“建构论”。

　　所谓的“建构论”（Constructism）：对群体亲和力的信念——无论其是否有任何客观依据——可能产生重要的后果，尤其对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更是如此。我们将把这样的人类群体称为“族群”（ethnicgroup）：这些人由于在体质或习俗上的相似性，或者由于同属于殖民者或移民，使得他们在主观上相信有共同的祖先；这种相信对于群体形成之宣传必然颇为重要。至于是否在事实上存在血缘关系并不重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1911）。可以这么想：民族是后天的，血缘不是很重要，只是提供一个素材，你认为你是什么民族，你就是什么民族的，随你想的，是一个想象。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民族想象。

　　建构论后来渐渐成为主流。建构论的出现并不晚，对族群定义并深刻影响后世时，斯大林还没有写他自己的民族定义。马克斯?韦伯1911年发表的著作《经济与社会》已经强调：族群是主观上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有没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事实上有没有共同基因不重要，是我们认知体系认为有，那就有了。所以建构论认为族群是一个社会建构物，是一个唯心的东西；不太准确地讲，我们可以把原生论的定义看成是唯物的。韦伯的是唯心的。

　　民族是一个边界，只有对着照才有意义。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在一起时，从来不想民族这件事，我们只有遇到了外人，我们才会去想我们是什么民族。

　　建构论重要理论的高产期是在1980年代初期，《想象的共同体》是1983年发表的。盖尔纳的民族主义也是1983年出版的，法国的让·吕克·南希也是1983年出的书，这个书名很难翻，大概可以说是“松散的共同体”，日本人翻译成《失效的共同体》，台湾翻成《解构共同体》，完全没有了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做民族研究是多么痛苦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一件事。

　　我们看看建构论兴起的历史背景。197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可能在世界视野来看，毛泽东的逝世标志着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左派运动的渐趋衰落。运动的一部分，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了。但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研究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很有名望的老学者。我请教他们，“您学完这个，到了80年代，你们都干什么？”他说，“是啊，国家专门培养我们研究民族解放运动，最后没有研究对象”。

　　《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安德森本人是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很活跃的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在群体上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发现我们对民族的认知，不是因为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正好是反过来，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后、帝国时代之后，不给皇上磕头了，总得有一个国家需要我们的效忠。向什么效忠，效忠的对象是什么，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一个价值下我们生产出这么多的民族。

　　盖尔纳最高明的地方是提出“正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原先的因果关系是错的。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把路易十六头给砍了，之后人民要向谁效忠？真正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体制建构中效忠的是国家。美国也一样。原来到新大陆的英国人很明确，是要去光耀上帝和英皇的荣光，结果自己却把英皇的军队打败了。到北美大陆殖民地的人很茫然，需要找一个新的效忠对象，这个时候就效忠了美国。

　　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舶来品。从欧洲发轫，并且伴随欧洲强大的技术和知识生产能力传遍世界。无意中，我们都在这种意识形态及逻辑的支配下创造知识，并且由这点知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

　　沃勒斯坦也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建构出民族主义的神话，而后者则建构出种族、民族和族群。”这还是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决定论。这一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然要生产出被剥削的对象，用边缘的力量去供养中心的力量。

　　种族（race）→民族（nation/nationality）→族群（ethnicity）

　　最早的认知文化是强调血缘与基因的想象。奠基于基因的认知会强调种族，这个种族主义是很可怕的。后来发现种族不足以描述群体，因为血缘对他们真的不重要。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满族，可是我的母亲是汉族，我该怎么识别我的身份？

　　另外一种生产民族力量的就是政治，是现代民族体系创造的民族群体。联合国就叫“联合民族”。民族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国家就代表民族。因为现在国家治理不能仅仅靠理性制度，必须有一套感性的东西增加凝聚力，进行社会动员。这套东西是什么？就是民族主义。

　　所以当我们讲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这种感召力比理性制度的安排要强大得多。后来特别是移民社会里，大家都强调民族，冲突就不断了。特别是经过了60年代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后，渐渐有一个知识的认知，开始把民族往下拉，去除它关于基因和政治叙述，把它变成一个文化群体、变成一个基于文化差异的群体。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族群。在中国已经有超过20年的争论，是叫“民族”好？还是叫“族群”好？在我们这个领域里有着水火不容地争论。

　　我很喜欢Kellas的定义，“（民族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认知和感情（JamesG.Kella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