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长:乔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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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1913——1983),生于1913年3月28日,卒于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是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人,他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1964.3~1974.11)、外交部部长(1974.11-1976.12)等职。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中文名: 乔冠华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 出生日期: 1913年3月28日 逝世日期: 1983年9月22日 职业: 外交部部长 毕业院校: 德国土宾根大学 主要成就: 1971年率团参加26届联大 代表作品: 《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
  

中国外交部原部长

  1974年11月—1976年12月期间任中国外交部部长。

重要外交活动

  1950年10月,乔冠华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1951年7月,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农的主要顾问,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4月,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陪同陈毅外长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经常起草或组织领导撰

写重要外交文件,如:196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70年毛泽东主席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五·二声明》、《中美联合公报》等。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为打开中美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负责与基辛格谈判、草拟中美联合公报。  1971年11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自此至1976年,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1973年5月,陪同邓小平访问法国。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长身份再次访法。主要著作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生平事迹

出生至出国前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德国留学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目前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乔冠华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及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过程看,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人生志向。据说乔冠华年少时曾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这句话虽然言过其辞,但乔冠华自诩文章敢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足见他少年时代的豪气!其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

回国革命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胸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打消了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秋季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

文革期间

  1973年当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而这份“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且名列“副总理”。于是,乔冠华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乔冠华和章含之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最后并没有做出结论。  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

文革后

  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又说:“外交部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乔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希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1]

乔冠华的妻子

龚澎

  (1)乔冠华的第一任妻子是龚澎 ,1970年病逝,曾任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部长助理。

章含之

  (2)外交家乔冠华第二任妻子章含之。相伴乔冠华十年的妻子章含之女士是名士章士钊养女、毛泽东英文教师,出任女外交官、参与中美建交谈判、晚年撰写回忆录,享年七十三岁的章含之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于2008年1月26日 晨8:24去世。

乔冠华的子女

  乔冠华总共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和一个继女。

乔宗淮

  乔宗淮,1944年7月生,江苏盐城人,重庆市出生,乔冠华子。大学学历,工学硕士。1968年为国防科技委员会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究实习员。1978年任国防科技委员会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3年至1984年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1984年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其间:1985年至1991年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1987年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社长。1991年任驻芬兰大使、驻爱沙尼亚大使。1992年任驻芬兰大使。1993年任驻朝鲜大使。1997年任驻瑞典大使。1998年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2001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长。2002年9月任外交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大会当选中央纪委委员。

乔松都

  乔松都是乔冠华与龚澎之女。

洪晃

  洪晃是章含之和前夫洪君彦的女儿,陈凯歌的前妻。

主要文章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其一大特点是文章的标题就很有特色,其文章标题见诸于报刊后,总是先声夺人,而后必欲对其文先睹为快。例如《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等。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他的政论文章的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乔冠华后来如是说。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的内容,在广博的欧洲及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知识的前景叙述中,向人们议论,透析着时局的焦点,思想集中、内容深刻,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和教益。  他的文章总是以其把握问题实质的鲜明性和战斗性,给予人们以信心和鼓舞,在希特勒初期获胜不可一世时,乔冠华这样写道:这是今天的形势。  全世界的眼睛在盯着希特勒,有人将他比成拿破仑;但是人们忽视了;拿破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期的英雄,希特勒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期的怪杰,希特勒的迷信并不是建筑在他的飞机和坦克之上,而是建筑在全欧洲资产阶级的没落、反动和腐化之中……  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匍伏在希特勒的马蹄之下,希特勒已经快要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拿破仑;我们不知道历史是不是会重演,不过,可以断言的是:未来的莫斯科将和过去的莫斯科有着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划时代的意义。  莫斯科是历史上一块奇异的地方。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尖锐泼辣,在恢宏的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同时,为了说明复杂,危急的局势,他总要列出许多真实的细节,让读者自己判明真相。所以,他的文章读后往往使人拍手称快,过目难忘。  乔冠华当年撰写的国际评论文章影响广泛,其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反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性、坚定性、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团结进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斗争密切呼应,以及他留学欧洲期间所掌握的广博的国际知识,另一方面,他在联系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写作时,有胆有识,也付出了很大心血。  许多年后,乔冠华回忆当年写作的甘苦和思想方法时这样写道:  在香港,有一个时期我为《时事晚报》写社论,每天一篇,当时我只能利用剩余时间为《世界知识》写点文章……  我们想方设法开辟自己的材料来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关国际形势的材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点,但也绝不轻视、放松对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时正是从反面材料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问题的关系,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就有必要经常从战争的全局来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国际述评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述”和“评”各占一半;实际上真正费气力的是“述”;即掌握材料;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大半了。

主要著作

  乔冠华自1937年至1946年写的这些评论文章当时曾编为文集《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形势比人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战争到和平》《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出版。他在33岁以前写的这些国际述评文章,以其广博的知识,立论的严谨,优美的文字,精辟的见解,代表和平,民主、进步、正义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自从胡愈老(胡愈之)开拓了中国进步学者研讨国际问题之风后,可谓人才辈出,在胡身边聚集了一批国际问题评论专家,如钱俊瑞、张仲实、金仲华、冯宾符、张明养等人,而乔冠华在那个时期写的文章,虽属后出,却大有后来居上,出人头地之感。他的文章“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中央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那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忧乐”。当时,许多青年人争相传阅乔冠华的文章,在那黑暗而混乱的年代,“乔木”先生的国际述评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希望而倍受鼓舞。从文学家冯亦代的回忆中可领略一二:那时,我只是个人世不久的年轻人,除了有一腔火热的报国之心外,别无他长……而其时,老乔正以他成熟而又犀利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中的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我每天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  可以举一个“对他狂热倾倒”的例子,1940年6月9日,德军向法国马其诺防线发起全面进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杂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记者对战局作各种猜测和设想。乔冠华大口吸烟,一言不发,倾听大家争论。忽然,他起身挥手打断众人话语,说:“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日。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一语惊四座!爱泼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名记者摇摇头,不以为然,“决战正在进行,胜负未见分晓……”有的人则忿怒地质问:“你怎能这样说?! ”  乔冠华掐灭烟头,自信地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就在众人争论的第四天,6月13日,法国投降,德军开入巴黎。6月22日,德法停战协定签字,6月24日,法意停战协定签字。  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乔的预言。这位青年国际评论家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而乔冠华在随即发表的《法国的崩溃》一文中,平静地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乔冠华和胡乔木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有与天下英雄孙策、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她们是“风流姿色天下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二乔”并世而出,不过,他们是“风流文采天下闻”。一位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之久的胡乔木;另一位即是本文的主人公,曾任共和国外交部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  说来有趣,胡、乔二人都是江苏盐城地区人,两家住地相距不过几里。乔冠华比胡乔木小一岁,念完中学后,两人又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相隔一二年级,青少年时期,“二乔”没有什么来往;但两人不约而同地走上革命道路;四十年代两人又不约而同地用“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那时,人们常以为“乔木”是一人。“二乔”才华横溢,皆为圣手。以后胡乔两人还成为好友,常相来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当年,由“乔木”署名的文章,犀利无比,誉满天下,人们搞清楚有两个“乔木”后,就把在延安工作的胡乔木称为“北乔”。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说,还是分开叫好吧,乔木就是胡乔木,乔冠华还是用你学生时代的名字,就叫乔冠华吧。  乔冠华阅历丰富,个性鲜明,恰与胡乔木那种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他秉性旷达,恃才傲物,浪漫洒脱,不拘小节,常在饮酒赋诗之间,挥毫大作。他处在人生事业巅峰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之际,乔冠华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在国内政治漩涡中,却卷进波底……他的老友说他:“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可悲也夫”。真是一言难尽乔冠华!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 中苏代表1971年在联合国交锋 一九七一年,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标志着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0月26日早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请中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当天下午,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情况和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在与周总理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的联大表决情况,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票,那么多的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毛泽东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他说,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战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毛泽东说,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慨。毛泽东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世界历史,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乔冠华连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他一边喝着茅台酒,一边挥笔疾书。写完后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 

  11月8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毛泽东接见了赴联合国代表团,为他们送行。毛泽东说,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乔冠华)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会开完了还可以回来。代表团名单,一共三十多人,来自外交部、外贸部、新华社等单位。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代表团成员都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还有资深外交家熊向晖、符浩、陈楚和、唐明照、王海容、唐闻生、张永宽、刑松鹤、章含之等。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时的热烈气氛是前所未有的。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会议厅,吸引了一大群外国记者。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本来,这一天的全体会议是以“世界裁军会议”为议程而召开的,但许多会员国都把时间用在发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演说上了。首先由大会主席马立克致欢迎词。他说,我作为大会主席,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也对中国进入联大表示欢迎。法国代表说,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坐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态结束了。美国代表布什也发言一分半钟,说在中国来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日本代表中川用了一分钟,一百二十三个字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中川在回到座位时,经过中国席位,向乔冠华团长请求握手,乔团长以礼相待。 

  许多国家相继上台致词,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最后共有五十七个国家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当地时间下午六时四十分,欢迎仪式整整进行了一天,有的代表还朗诵起了毛主席诗词......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左一)、黄华(右一)在第26届联大上。中新社资料图

  自1971年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到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第26届至31届联大会议。在当时中苏尖锐对抗的情势下,乔冠华与苏联著名外交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屡屡交锋,唇枪舌剑,淋漓尽致显示了他作为中国杰出外交家的风采魅力,在各国外交界一时传为美谈。

  马立克让西方代表发怵的苏联外交家

  1906年生于俄罗斯哈尔科夫市的马立克无疑是二次大战以后,除莫洛托夫、葛罗米柯之外苏联最杰出的外交家。这位年长乔冠华7岁的苏联首屈一指的远东问题专家,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曾先后四度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两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达十余年,是“冷战”时期最让西方国家代表发怵挠耳的苏联著名外交家之一。

  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言素以所向披靡、锐不可挡著称,他攻势凌厉,极富辩才。第4届联大会议期间,根据中国外长周恩来1950年1月8日致电联合国声明,马立克在1月10日提议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代表出席安理会资格并加以驱逐。安理会于1月10日曾讨论苏联代表关于驱蒋提案。英国代表贾德韩公开追随美国,反对苏联提案,并在1月13日投了弃权票。马立克当即拍案而起,怒斥这个貌似公正的伪善的英国佬,他措词尖刻犀利:“英国话把这种行为叫什么,最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判断。至于俄国话,这种行动就叫做两面政策、伪善政策。然而,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的这种政策,特别是英国的这种政策,并不足为奇。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早巳取得了两面神秦纳斯的臭名。”

  在1950年代最初几年的安理会,马立克就是这样屡屡与美英等西方大国代表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咄咄逼人,且毋需讲稿,言词极为流畅。顺便提及,在1971年11月15日上午联合国大会上,马立克重提此事,以功臣自居,言下不胜自负。不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不仅中苏的“蜜月”早巳成为陈迹,连那种形式上的“团结”也在珍宝岛之役后,化为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沿岸的血泊而泯灭了。乔冠华就是在中苏尖锐对抗、剑拔弩张时刻来到联合国的。

  中国代表团初来乍到联合国

  早在1950年深秋,乔冠华作为顾问随伍修权特派代表(前外交部副部长、苏联东欧司司长,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赴成功湖控诉美国侵略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的罪行时,马立克就是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兼)。他俩在联合国共事6年之久。一个是初来乍到,将代表新中国一试身手;一个是梅开二度,摆出一副“大哥大”的架势,亦欲大施拳脚。于是好戏连台,乔冠华、马立克在这个世界讲坛屡屡过招,交锋频仍,庶几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尤以1971年第26届联大关于裁军问题、第三次印巴战争和1973年第28届联大关于中东问题讨论中的三次激烈交锋最为精彩。

  在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马立克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以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乔冠华作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表白:

  在1950年,我们曾得以——不是没有困难地——克服阻力,争取作出了一项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安理事会工作的决定。现在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曾是那个代表团的成员,因此我们认为他对这里的工作是很有经验的。

  苏联人拿腔作派,一副“老大哥”、“老前辈”的嘴脸,又巧妙地将乔冠华“开涮”了一道,尽管所言是事实,但是却让中国人感到不自在。9天后的傍晚,乔冠华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原来台湾蒋帮“代表”周书楷坐过的蓝色皮椅上就座,并发表了自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以来、新中国在联合国讲坛的第一篇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的讲话中,乔冠华在谴责美国的同时,把棍子更重地打在苏联的头上。第二天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刊出一幅漫画,画的是马立克和布什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正皱着眉头,而乔冠华却提着两桶饭倒在他俩的头上。

  问题还不止于此。连(老)布什也发现,中国人只是不喜欢美国人,而对苏联人则是蔑视。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曾与(老)布什在美国国务院礼宾专家精心设计的场合见面寒暄。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的代表休息室,(老)布什故意在乔冠华、黄华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逗留,彼此“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地”握手,自我介绍,不卑不亢。但是对于苏联人就不一样了。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寓所举行的一次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非正式会议前——作为中国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黄华与美、英、法代表热情握手。但是当黄华在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官邸客厅听到东道主介绍“这是苏联大使”时,却猛地抽回了手,转过身走开了。目睹此事的(老)布什描写了当时的情景:“马立克只好尴尬地把手伸向空中,然后又放了下来,他气得脸色红一块紫一块,最后变成了铁灰色,就好像是黄华给了他一记耳光似的。”

  小规模的“接火”只是“战争”的序曲。中苏两国外交代表第一次真正交锋终于在11月24日傍晚揭开帷幕。

  首度交锋乔冠华怒斥马立克

  1971年11月24日,乔冠华就联大会议正在讨论的苏联代表团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发言。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措词尖锐的发言中,乔冠华用最清楚的语言反对苏联的虚假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代表团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议,既没有规定明确的目标,又没有提出切实的步骤。按照苏联的建议,这样的世界裁军会议势必将成为一个议论不休、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常设俱乐部,永远谈裁军,永远搞扩军。这是不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的,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乔冠华无情地剥去了那层包裹着“建议”的薄薄的虚伪外衣,他借助手势大声说出自己得出的三条结论:

  我们不应当使联合国成为某些大国的政策的工具。

  现在是改变这种不光彩的局面的时候了。

  因此,中国代表团建议本届联大不把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付诸表决。

  这一下可把马立克给激怒了,他脸色煞白,下巴颌在不由自主地抖动。马立克一向在联台国有头有脸,乃至称王称霸,发号施令,压根儿还没遇到像乔冠华这样攻势凌厉的强劲对手。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跳将出来,开门见山,直接破题: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今天在发言中对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表示的否定态度,我们代表团不能不表示遗憾,自从大会9月21日开幕以来,这是第二次有人反对苏联的建议。第一次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这样,大会就有机会亲耳听听中美两国对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搞的一部奇妙的消极主义的二重唱。

  接下来,马立克话锋一转:

  (中国代表)帮助掩饰了其他两个核大国(注:指英美)的不愿赞成的态度,他们26年来在联合国内外一直反对裁军,反对禁止使用核武器,反对全面彻底裁军。人们也许会想知道,这两个大国是否将感谢中国代表今天的发言。

  (中国代表)正好是为那些帝国主义势力提供了方便,因为他们不希望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这就是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实际迈出的第一步。

  从罗杰斯先生的发言来看,美国对苏联的建议也没有很大的热情。罗杰斯先生放出了怀疑主义的烟幕,现在又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歪曲苏联立场而放出的消极主义的迷雾。像我已经说过的,这是消极主义的二重唱。

  说到这里,马立克提高了嗓门,放肆地嘲弄乔冠华:

  这样,中国代表团建议在本届会议上不表决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这就是它对26年来一直反对裁军的帝国主义者所能够送给的最好的礼物。

  中国人确实也被马立克的所谓“二重唱”的无耻谰言所激怒——这从乔冠华第三天的发言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听马立克发言时,乔冠华的脸上只不时露出蔑视的微笑。

  11月26日下午,乔冠华再度发言,严正驳斥马立克对中国的攻击:

  苏联代表的发言是一个绝好的自我暴露。苏联代表反对别人说苏联是超级大国,可是他们的发言却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一副骑在别国头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的超级大国的嘴脸。中国代表到这里来,应该怎么行事,怎么讲话,怎么表态,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用不着苏联代表来教训。

  苏联代表大概在他们的小天地里当老子当惯了,(可是),中国人民就是不买你们的账。

  接下来,乔冠华怒斥马立克的蛮横霸道与伪善:

  究竟是谁在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呢?在中国的北边,苏联的大量的武装力量包括火箭部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东边,美国在日本本士和冲绳保持许多军事基地、核基地。这算不算是一种二重唱?不仅对中国如此,在欧洲,在中东,在地中海,在印度洋,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苏联领导认为,只有苏美两家说好了才算,这不是二重唱是什么?

  到了最后,乔冠华使出“杀手锏”,狠狠地将了马立克一军:

  在侵略和反侵略裁军和扩军,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要看行动,说空话,吹牛皮,摆老资格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苏联政府确有实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愿望,那么,苏联代表就应该走到这个讲坛上庄严宣布: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从国外撤回一切核基地、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尊敬的苏联代表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

  马立克哑口无言,面部表情显得复杂而“丰富”。两颊微微颤动,红白相间,苦笑而无奈。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扬眉吐气,一时传为佳话。但是,更为精彩的好戏还在后面。中苏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爆发了!

  乔冠华与马立克这对“冤家对头”的第二次大的交锋发生在两年后。 

  临时中央非常清楚毛泽东的军事才能

  三敲玻璃杯马立克安理会“发飙”

  1973年10月6日,以色列军队从地面、空中和海上向埃及,叙利亚的整个前沿阵地突然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这是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进行的一次最大的军事侵略。同月23日,苏、美两国在安理会强行通过所谓监督中东停火决议草案。就在美苏合伙炮制的“就地停火”提案通过36个小时后,应埃及政府要求,安理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各国代表按秘书处通知,在23日中午12时准时到达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

  但是,会议并没有按时举行。何故也?原来美苏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卡利和马立克尚在幕后密谋,单独协商之中。两家代表在这天上午开始的秘密交易中吵吵争争,还没有来得及拍板,达成共识。直到下午3时左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两家的买卖才算谈妥“交割”。

  推迟了四个来小时的安理会会议开始不久,美国代表斯卡利就抢先抛出了一个所谓在中东监督停火的苏美联合提案。斯卡利话音刚落,马立克马上“正式提议”:“立即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各国代表团要讲话的,在通过提案以后有机会讲”。马立克一副太上皇的架势,他不仅硬要安理会立即表决,而且把各国代表发表意见、看法的权利也强行剥夺了。

  但是,这时的安理会主席、澳大利亚常驻联台国代表劳伦斯·麦金太尔手上的发言登记表上已有几个国家代表已经登记,要求在表决前发言。他刚宣布“下一个发言人……”还未说出发言人的名字,马立克就拿起铅笔猛敲玻璃杯,打断劳伦斯·麦金太尔的话,蛮横声称:必须把他们的“正式提议”先付诸表决。

  劳伦斯·麦金太尔似乎不买马立克的账,他还是同意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发言。可是,乔冠华刚刚讲了两句话:“中国代表团有话要讲,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强加于人……”一阵“当、当、当”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发言。马立克粗暴地第二次猛敲玻璃杯,嘴里还大声嚷嚷什么“程序问题!程序问题!”马立克气咻咻地说什么“战场情况紧急”,硬要会议马上对苏美合伙炮制的提案“表决”,然后再进行“讨论”。

  乔冠华实在无法容忍马立克的霸道和强悍,他严正指出:“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这种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任意玩弄的工具的恶劣作法。我们认为,这也是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极大的不尊重。中国代表团不能容忍这种做法。”乔冠华强烈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妄图利用联合国和安理会为它们的勾结加盖橡皮图章。当乔冠华把话题再次转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时候,马立克第三次敲打玻璃杯,依然和刚才那样边敲边叫:“程序问题!程序问题!”被迫中断发言的乔冠华强忍怒火,极为愤慨地指斥马立克毫无道理。面对马立克作为堂堂大国代表会竟然如此不顾颜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胡搅蛮缠,他严厉责问马立克:“轮到你讲的时候,你可以讲嘛!你就不能稍稍等一等吗?”

  也许马立克一再无理取闹,扰乱会场实在太不像话了,劳伦斯·麦金太尔主席也看不下去了,他仗义执言,要求马立克让中国代表乔冠华把话讲完。但是,目空一切的马立克压根从没把劳伦斯·麦金太尔当成一回事,他连半点面子也不给。马立克甚至根本不让这位老资格的澳大利亚籍主席把话说完,便气急败坏、不顾一切吼道:”我有权提出程序问题!”大声叫嚷之余,马立克随即又以威胁的口吻恐吓劳伦斯·麦金太尔和与会各国代表:谁要是拖延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谁“就是实际上帮助侵略者”!马立克依然顽固地坚持立即对苏美联合提案进行表决。

  这时会场秩序顿时大乱,成了一锅粥。与会代表议论纷纷,群情激愤,会实在无法再开下去了。劳伦斯·麦金太尔只好无可奈何地宣布休会10分钟。

  嬉笑怒骂乔冠华博得满堂彩

  安理会会议复会后,劳伦斯·麦金太尔请乔冠华继续发言。场内代表、旁听席、记者席、观众席全部爆满,座无虚席。在对马立克的霸道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后,乔冠华严词责问马立克:

  草案还没有发下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中文本,这怎么能表决?要我们马上表决,这太霸道了!难道这天下就是美国和苏联两家的吗?不是的。中国有发言权,其他国家也有发言权。

  乔冠华平静下来,用辛辣的语调继续自己的发言:

  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

  带着浓浓的苏北口音的两个“嘛”字将会场气氛引向轻松,全场代表对苏联人发出了哄笑声。乔冠华说:

  我同马立克认识已有几十年了,怎么你这个坏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

  幽默辛辣的语言包裹着让人不好受的锋芒,充分显示了乔冠华的机敏和睿智,全场又一次对苏联代表发出哄笑,连远离会场在联合国新闻部里观看电视实况转播的一大批各国记者也哄堂大笑。接下来,乔冠华侃侃而谈,犹如行云流水,一马平川:

  今天上午,安理会主席通知中国代表团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所谓在中东破坏停火问题。中国代表团到达会场以后被告知,说安理会不开了,让美苏两家达成协议,经过所谓协商一致通知秘书长执行就是了……

  联合国演变到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有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就够了吗?但是,出于对有关国家的尊重,对于这个决议草案我们愿意加以考虑,但决不愿意被强加。草案未发下来,马上就要强行通过,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如果当事国——我重复,当事国——要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最多只能做到不反对。

  整个大厅静寂无声,几乎所有代表都在认真倾听中国代表切中肯綮的阐述,很多代表不时赞许地颌首。

  “从根本上说,中国代表团是反对这个决议草案的”,乔冠华恢复了平静,显示了中国的光明磊落,“这个决议草案较之242号决议是更加含混的一纸空文,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骗局”,“只是为了照顾某些当事国的愿望,中国代表团才没有予以反对”……

  乔冠华发言后,马立克不肯善罢甘休,喋喋不休地攻击中国代表团“推迟”了会议的进程;胡说什么乔冠华“制造混乱”,甚至荒唐地诬蔑中国“支持”以色列的侵略,真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这—回乔冠华让自己的副手黄华给予迎头痛击。

  “是谁推迟了会议的进行?”黄华大使据理批驳马立克,“在中国副外长发言过程中,各国代表才看到草案的英文本,在马立克打断中国副外长的讲话后,我们才看到草案的中文本。”接下来黄华一针见血:“你们加紧向以色列移民,每年在三万人以上,其中包括技术和军事人员”,其目的就是“准备将来接管以色列,使它从一个超级大国的同盟变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同盟。”黄华攻势强劲,快人快语:“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长期流离失所和流血牺牲的苦难,那么过去6年你们做了些什么?以色列寸步未退,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至今毫无踪影。6年来,你们为了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一会儿打开水龙头,一会儿闭紧水龙头,说什么你们关心阿拉伯人民的流血牺牲,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百分之百的虚伪。你们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中国成语说得好:‘猫哭老鼠假慈悲’,你们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这就是你们的真面目!”面对黄华畅酣淋漓的强烈谴责,马立克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

  ……

  弹指20年过去,乔冠华和马立克亦作古多年。世界大势苍黄反复,时过境迁,回首往事,也许见仁见智。但是,无论如何,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不俗表现,形象地说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由一两个大国任意摆布人类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摘自《传记文学》

  2009年1期 宗道一文  乔冠华最后遗言:“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留取丹心照汗青”     1976年10月6 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内容是:

    一、党中央

    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
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
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

    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

    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乔冠华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这年1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

    被审期间整理诗作

    乔冠华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他和章含之被隔离开来。乔冠华、章含之分别写了上万字的陈述和申诉,全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1977年3 月,乔冠华的心肌梗塞复发,住进医院,病情稍为稳定,又出院接受审查。不久,乔冠华患了癌,此时竟有人要将乔冠华送进牢房,亏得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阻止了。

    同年8 月,乔冠华住进北京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有关领导又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邓小平、王震出面说话才作罢。1979年2 月11日,乔冠华做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接他回家养病,隔离了780 个日日夜夜的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

    乔冠华出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又住进北京医院化疗,1980年秋,再次出院回家疗养。此时,外交部送来一个“改正”通知,说:1958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了,撤销当时所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可是,这有什么用?他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此时尚没有结论,乔冠华对此泰然处之。

    此后,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

    遗憾的是这本集子1984年才问世,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与此同时,乔冠华还把他1971年至1976年的诗作,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注释,共计三十五首,自己留作纪念。还口述了自己的身世《童年。少年。青年》,由章含之录音整理,在他逝世后发表。

    中央宣布为他“平反”

    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

    又说:“外交部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乔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希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为了庆祝乔冠华重新工作,1983年元旦那天,章含之特地把乔冠华最亲近的朋友夏衍、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以及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等人请到家中来吃饭。老友相聚,乔冠华十分兴奋,他让章含之打开尘封已久的茅台,端起了久违的酒杯,和大家频频干杯,尽欢而散。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饮酒了。

    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这年的9 月2 日,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

    9 月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在他耳边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可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章含之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

    送走习仲勋,夏衍又急匆匆拄着拐杖走来。乔冠华见了夏衍,脸上泛出一阵喜悦。他拉住夏衍的手,不等夏衍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96年,你进去了(指进牛棚)。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段完整的话,是乔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就是1976年的冤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乔冠华终因抢救无效,于9 月22日上午10时03分逝世,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