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乔冠华被免去外交部长之后

与爸爸分别的日子

1974年国内政局诡谲，此时正值“文革”后期，“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周总理既要执行毛主席的内外政策，又要和“四人帮”周旋斗争，他力撑苦局，举步艰难。就在这一年6月，爸爸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这段时间也是我和爸爸“相距最远”的一段日子。爸爸搬出报房胡同后的数年中，我们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隔绝了，这是当时我心里最难过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上了年纪的父亲并不知道，他的孩子是何等地思念他。我并不稀罕什么值钱的物品，就是希望爸爸心里还有与他血肉相连的儿女，我希望爸爸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那时，对于高层的内幕，我还不甚明了。在大学宿舍里，我与一个家在甘肃的同学望着天花板谈天说地，谈得最多的是我们的父母亲。我羡慕我的同学，在遥远的大西北，她有一个普通而温暖的家。同学却说，你有那么出色的爸和妈，这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你是你爸唯一的女儿，他的心里会很在乎你的！

是啊，我和爸爸血脉相连，这亲情怎么会因为分开而中止呢？谁说怜子不丈夫？

在我的记忆深处，我的爸爸是一个和蔼可亲、充满正义感、充满人情味儿的人。可现在，过去的一切似乎都隐没在迷雾中。

我尊敬公众眼里的名人爸爸，我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可令我感到亲切的还是那个慈祥的老父亲。我觉得，身居要津、风光无限就像妈妈送我那本《居里夫人》的故事一样，是奋斗中的副产品，它与商品社会的金钱很有几分相似，是一个好仆人，一个坏主人。

我更想念过去的爸爸，怀念那些简朴快乐的生活。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我希望与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与自己的父亲来往，互相说出心里话。哪怕长辈批评自己，那又有什么呢？难道因为有些方面的不一致就不是亲人了吗？我希望爸爸倾听我的想法，我需要他的支持与理解。

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各式各样的报纸，每次登有爸爸会见外宾或是陪同领导人出访的照片，同学们总是拿给我看。爸爸，我们又见面了！看到你的身体不错，比过去也胖了一些，我真有一种见照片即见亲人的幸福感，但愿你老人家健康长寿！我自由自在地与照片中的爸爸“谈心”，没有任何干扰，不用任何人批准，也不用谁传递消息，就像过去在家里一样。

惟有遗憾的是，我不能为妈妈治病了。如果能早一些学医，我一定会找遍天下所有的良方护理好妈妈，让她度过最后那一关，我们全家就不会这样分离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爸爸在某个平常的晚上，一个人拄着拐杖走出家门，他来到附近的街头转悠，独自在路边长时间的徘徊着，迟迟没有回去。几个小时后，直到单位值班室的同志四处寻找，才在东单附近的路边上找到了他。

爸爸！你为什么孤独一人在晚上徘徊？或许你希望见到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他们就住在你的附近；或许你在当年我们住过的小胡同里驻步停留，那里有你熟悉的街景和旧屋，你希望你的儿女与你“偶然”相遇；或许你在思念妈妈，我更希望是这样；或许你想望闪烁的星空？

实际上，在与爸爸分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从能够见到他的长辈或朋友那里，我们陆续知道了一些他的真实情况。爸爸晚年的境遇发生了落差极大的变化，为此他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奈，一些人的一些做法让他感到不快，但他又无处诉说，只有把一切都压在心底。

祈祷与守望

从1973年秋季起，我和哥哥一直未见到爸爸。千山万水隔不断骨肉情，孩子们仍旧关切地注视着父亲的行踪和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每当看到同事们下班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爸爸慈祥的笑脸和他那瘦高微微驼背的身影。我默默祈祷着，期盼着自己的亲人一切平安顺利。

1976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是周六，我从学校回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了无数的花圈和诗词，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中国政局动荡，风云变化，唐山地震后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倒台，我们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中南海到外交部乃至爸爸身边发生的事情，社会上有不少牵强附会、相互矛盾的说法，许多故事不胫而走。外交部熟人中流传着父亲在四人帮横行年代写过的一首小诗:“笑看鸡虫斗，惶惶无已时。无如小窗里，卧读辋川诗。”

1976年12月，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爸爸被卷入一场政治漩涡，我们听到传说中的一些事情很震惊。爸爸性格耿直，急公好义，遇到不平的事喜欢站出来仗义执言，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在有些人眼里，他作为领导干部还不够沉稳。文革初期爸爸经受了考验，他忍辱负重，正确对待冲击，白天挨斗，晚上批文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他宁愿挨批斗，也不说无原则的话，不做无原则的事，博得了外交部干部的尊重。有老同志说，老乔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以“不趋炎附势”为做人信条的爸爸，一贯教育孩子要按原则办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向来不在背后议论人长短，即使同志间有意见，也从不在领导面前贬低他人。“文革”期间很多干部挨批，外调人员找爸爸了解情况，爸爸从来不乱表态，总是实事求是地替人讲公道话。

身为女儿，我很难把传说中的事与父亲一贯的形象吻合起来。在我眼里，爸爸一向是与正义、诚实、光明磊落等品行联系在一起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爸爸以分析评论国际形势而著称，但当遇到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他却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在大风浪扑天而来的时候，爸爸几次找到曾在妈妈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事，商讨如何应付那些微妙复杂的难题。

1977年3月，爸爸因为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隔离审查期间)。那时我在大学里还没有毕业。

爸爸过去没有心脏病病史，现在却接连发生了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在大会上，他从兜里取出硝酸甘油放在嘴里……

我的心被紧紧地揪了起来。

外交部有关人士通知了哥哥这一情况，并且说，爸爸的事情还在审查之中，尚无什么定论。哥哥提出到医院看望父亲，希望能和他谈谈心，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哥哥对我说，现在是爸爸最困难的时候，尽管我们对他有意见，也不了解他这几年的政治状况，但我们还是要去看望他，鼓励他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希望马上就去看望爸爸，哪怕是给他一些安慰也是好的！

爸爸在医院见到哥哥后非常高兴，他们像朋友一样谈了起来，似乎彼此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爸爸颇有感慨地说，当初他十几岁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投身革命，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长很长，可现在又有谁能理解这一切呢？

谈到当前，爸爸的情绪有些低沉，哥哥对爸爸说:“要保重身体，只有身体好，才能向组织上把事情说清楚。今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无论如何要保重自己，我们都在等着你。”

爸爸在重病中见到儿子，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病历上留下这样的记录:病人逐渐可以吃进一些东西，并且能按时入睡了。

经过几番治疗，爸爸的心脏病逐渐痊愈了。

在爸爸的病历中，从1971年开始，出现了“高血压”字样，那是妈妈去世后的半年里；1976年9月下旬，有了胸闷憋气等“心绞痛”的症状描述；1977年3月17日，病史中呈现了“急性心梗”的诊断。1978年8月，爸爸咯出带血丝的痰，经检查，他的肺脏出现了占位性病变。10月24日，日坛医院黄国俊和张大伟两位主任为他进行了右上肺叶切除术，病理切片证实为癌症，这正是造反派批斗他时在他胸部猛打一拳后出血的位置。

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哥哥每周都去探望他(当时还没有解除隔离审查)，爸爸也从此戒掉了几十年抽烟的习惯。

后来爸爸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中旬，爸爸在医院接受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出院后又回到了他的家。

心结

1977年我毕业回到了北京，在原来的医院做一名医生。

小时候我是爸妈的掌上明珠，妈妈走以后，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温馨的家像庞贝城一样瞬间消失了，爸爸出海远行遇到了狂风巨浪。我懂得了什么是生离死别。

1979年10月，在爸爸动手术一年之后，我也开刀做了手术。在手术室的水银灯下，我逐渐平静下来。那时爸爸正在治疗中，尽管他心中很惦记我，却由于种种无奈没有去成医院。

一个周末，一位老同事约我去她家坐坐。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破例来到老同事位于东城区的家。老同事关心地问我:“去看老父亲了吗？你一定要去看他，他现在需要你！”提到家和父亲，我深深低下了头。

家！我的爸爸和妈妈！这是一个心结，一个痛结，一个沉入海底的结！

“你一定要去看老父亲！”我岔开话题:“说点别的什么吧！”

“不，现在最重要的是去看父亲，这也是很多老同志们的建议。”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当然想看自己的爸爸，这还用别人说吗？可是我怎么进他现在的家呢？

“我去过，可是……”可是我怎么说呢？怎么能一语道清其中的酸甜与苦辣呢？

老同事笑了:“你和爸爸之间只有父女情！一个人再婚几次也永远是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谁都明白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去看看老父亲吧！现在他需要你，我自己也是做父母的，天下父母的心是一样的！”“记住！在女儿与父亲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你和爸爸两个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老同事对我说:“你实在太年轻了！等你结婚有了孩子才会明白，父母与子女的感情是不可能中断的。下周就去看老父亲！什么也不要多想，我们都希望你送去一个女儿的关心。”

其实，父女之间就这么简单，任何人的诠释都是多余的。

我一个人敲开了那扇大门，又走到了爸爸的身边。

那时，爸爸做完手术正在康复中，经过一段调理，他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我是学医的，这时候父亲最需要劝慰和轻松的话题，也需要休息放松。我一心希望他能够尽早恢复健康，能够和过去一样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工作。每次我都不多坐，我不愿给他添任何麻烦。看到爸爸一切不错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父亲的理想和事业是他一生最大的追求。常言说，知父莫如女，爸爸有许多话是放在心里没有说出的。我明白爸爸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被人理解，是像当年那样，走到“神曲之门”，在他熟悉的国际论坛战斗。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从在德国参加反帝大同盟那一天起，他就从学者迈向了这一条路，而现在，他已经走向晚年了。见到爸爸，我从不提任何往事，一切都彬彬有礼、客客气气。

对于那次家里换钥匙以后我所遇到的一切，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离开我们最后的家，我再没有和爸爸提起过，一直到他离开我们的最后一刻。因为我不愿意在爸爸遇到更大风浪的时候，在他面前提起当初的是非与曲折。我始终相信，真的成不了假的，假的也成不了真的，“止谤莫如不言”，时间和事实能证明一切。

（摘自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乔松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