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老师被人唾弃：汤恩伯如何死在日本手术台上

汤恩伯（资料图）

核心提示：汤恩伯得知陈仪死讯后，大哭一场。他在家中设立灵堂，跪拜祭奠，以求心灵安慰。第三天，蒋介石召见汤恩伯。汤见蒋后，垂泪无言。蒋似余恨未消，训斥道：“陈仪依法处置，死有余辜，你还哭什么！听说你在家为陈设灵堂，回去以后赶快撤掉！” 汤恩伯回到家里，含悲忍泪，拆除了灵牌。

文章摘自《国民党去台高官》 作者：郭化夷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汤恩伯(1900─1954)，浙江金华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等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1949年所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后，逃往台湾。1954年病逝于日本。

阴沉多日的天空，终于放晴。

和风轻拂，杨柳低垂。1949年的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

这天清晨，上海汤恩伯公馆里来了位不速之客。开始副官还想挡驾，听说此人是浙江省主席陈仪派来的，连忙让进了客厅。

汤恩伯正在里间接电话，听说杭州来了客人，放下电话便出来相迎。

“是丁先生吧，先生刚给我来电话，说你要来，你看说到就到了。快请坐，请坐。”

“我叫丁名楠，陈主席有一封急信，嘱咐我一定要尽快送到您手上，我就坐到上海的夜车赶来了。我……”

副官端上来一杯茶进来了，见丁名楠欲言又止的神态，将茶放在茶几上，退了出去。

副官走后，丁名楠从贴身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信。 汤恩伯接信后，拉亮沙发边上的落地灯，仔细看了起来。

恩伯兄台如握：

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

仪手启1月30日夜

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汤恩伯看完信，脸色为之一变，他稍稍沉思了一会儿，随即说道：“先生的嘱咐我一定照办。不知丁先生此行有何见教？”

“汤司令，目前中共挥军南下，矛头直指南京。国军虽有长江天险，但难以抵挡解放军的强攻。眼下，蒋先生隐居奉化，国民党内矛盾重重，军队中也是钩心斗角。如果南京失守，共军下一个目标将是上海。不知汤司令考虑到退路没有。”

丁名楠是陈仪的外甥，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这次他冒生命危险只身入虎穴，就是受党的派遣，利用陈仪的关系来做汤恩伯策反工作的。

因为是第一次与汤恩伯打交道，丁名楠不想过早暴露身份，说话很有分寸，有些问题只是点到则止。

“依丁先生的意思，是让我放下武器，投奔共产党罗。”

“如果汤司令能够顾全大局，将会使千万生灵免遭涂炭。”丁名楠没有正面回答汤恩伯，他想给汤更多的时间让他考虑。

丁名楠说完，起身告辞：“我还要赶回杭州。汤司令考虑好后，再与陈主席联络。”

“后天我正好要去杭州，到杭州后，我会去看望先生的，到时我们再谈。”汤恩伯起身，一直把丁名楠送到大门口。

出卖陈仪，拒绝放下武器

陈仪在杭州城里等了好几天，一直没见汤恩伯到来，心头不免生出一丝不安和焦躁。

陈仪和汤恩伯关系非同一般。陈仪是浙江绍兴人，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两人为浙江同乡。汤恩伯出身一个贫寒之家，青年时就有从军报国的志向，但苦于无引见之人。陈仪在浙江当师长时，汤恩伯听说陈礼贤下士，待人不错，尤其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便找到陈仪，说明自己想当兵的愿望。陈仪初见汤恩伯时，见他彬彬有礼，谈吐不凡，顿生爱抚之意，满口答应他的要求，让他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后来，陈又出面保送并资助汤恩伯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深造，为此汤恩伯感激不已。

陈仪家兄弟虽多，但无子嗣。陈收养过一个侄女，后来侄女出嫁，身边再无其他人了。陈仪将汤恩伯当作义子一般看待，汤恩伯也视陈仪为义父。汤恩伯原名汤克勤，后来改名汤恩伯，据说就是为了纪念陈仪的恩泽。

汤恩伯在日本学成归国时，陈仪投入北伐阵营，甚受蒋介石的器重，陈便向老蒋举荐了汤恩伯。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汤恩伯进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此后，汤恩伯青云直上，官至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绥靖主任、首都卫戍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汤恩伯没有忘记陈仪的知遇之恩，对陈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人前人后称呼陈从不称名及姓，而是敬呼“先生”，几十年如此。

蒋介石1月20日宣布下野后，陈仪专程由杭州赶到南京去接蒋回浙江。蒋介石到杭州，陈仪在楼外楼宴请蒋。席间，看到老蒋默默无语，神情沮丧，陈仪受到感染。

送蒋介石到奉化后，陈仪回到杭州，他默察形势，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打过江南，不会要多久。他希望浙江也能像北平一样，和平解决。陈原来的部属胡邦宪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他与中共取得了联系。陈仪已决定做傅作义第二，弃暗投明，举行起义。因为与汤恩伯的特殊关系，他便让外甥丁名楠到上海，做汤恩伯的工作，让他一起投奔共产党。

因为一直没有汤恩伯的音讯，陈仪决定再让丁名楠去一趟上海。这次，丁名楠带去了陈仪与解放军商议好的“起义五要件”，即起义条款。

条款分甲、乙两款。甲款是汤应当做的，乙款是解放军将要做到的：

甲：一、尽快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O地区，在区外停战，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某月内改编原有部队。

三、取消OOO(即取消汤恩伯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

陈仪在信中还提出了八条准备事项。

拿着“起义条款”，汤恩伯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他想，作为党国的高级将领，应该绝对效忠蒋介石。虽然对时局有自己的看法，平时也有些不满的言论，但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如果要在反对老蒋的道路上迈出去，彻底背叛蒋介石，这可是要慎重考虑，弄得不好，将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啊。

汤恩伯的眉头越皱越紧。转而又想，陈仪待自己恩重如山，且陈反蒋立场已定，似乎不大可能回心转意。谁都知道陈仪与我的关系，陈投奔共产党，势必会牵连到我，如果知情不报，这也是不得了的罪名，到时候我会里外不是人。

汤恩伯在屋内来回走动着，神情痛苦不堪。

这天，汤恩伯公馆的灯一直亮到东方发白。

天已经大亮了，汤恩伯揉了揉发红的眼睛。他似乎考虑成熟，不再犹豫，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要通了通往溪口的电话。

“总裁，我有要事报告。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近日行动可疑，有可能投共。”汤恩伯把陈仪如何给他写信，如何鼓动他起义的事，一五一十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陈仪之事，你以为如何处理为好。”电话那头，蒋介石语调平静，反问汤恩伯。

“国家大事，义不徇情，自应以领袖意见为意见。不过……”汤恩伯吞吞吐吐起来。“陈仪也是有功之臣，现在只是一念之差，并没有对党国造成什么损失，我想可对他解除职务，不再追究其他，能给先生终善天年之恩， 恩伯我将永记您的恩德。不知总裁您的意见？” “好吧，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事就交由你来处理。”蒋介石说完，挂断了电话。

汤恩伯接着就给陈仪打电话，他谎称刚才接蒋介石电话，要他将浙江省主席一职交出，蒋对他的工作另有安排。

接到汤恩伯的电话，陈仪感到突然，也好生奇怪。这交出浙江省主席的事，怎么要汤恩伯来通知。电话里边他也不好细问。

当天下午，陈仪又收到汤恩伯转来的一封蒋介石安慰他的电报，电报云：

汤总司令转令洽兄，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

蒋中正即日

陈仪对蒋介石已十分厌恶，他不想去溪口见蒋介石，交出浙江省府大印后，便乘车去了上海。

在陈仪去上海之前，胡邦宪在上海已发觉汤恩伯有变，两次急电陈仪，速作安全打算，不能来上海。陈仪却一笑：“我与汤恩伯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不会出卖我。”

陈仪一到上海，汤恩伯便派人将他软禁起来。随后，毛人凤接蒋介石的命令，派人将陈送到了台湾。

执行老蒋命令，抢运金银到台湾

国民党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区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与台湾呼应，等待第三次大战爆发。可是，汤恩伯把重点放在上海，只顾往外抢运物资，在市区外围修筑工事，对长江防守并不是很卖力。

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中路部队首先在芜湖、铜陵间发起强攻。次日晨，一举占领南岸的荻港。汤恩伯闻讯后，急忙飞到芜湖坐镇指挥，命令二十军军长杨干才堵住缺口。但已无济于事。当天下午，解放军东路军在江阴渡江成功，宁沪铁路被解放军切断。与此同时，解放军在马当、贵池突破防线。国民党沿江各守军仓皇撤退，展开了逃跑比赛。逃跑的路上，7个正规军和一些杂牌地方部队共约30万人被解放军歼灭。

23日，南京解放。

被称作“天堑”的长江，被解放军轻而易举地跨过，实在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国民党内不少人纷纷指责汤恩伯守备不力。

4月的一天，参谋总长顾祝同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检讨长江失守的原因，请各与会人员对即将开始的上海之战发表见解。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蔡文治。蔡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30多岁，为人精干，精通军事理论，被人称为是不可多得的后起之秀。他先对战局作了详尽的分析，接着批评汤恩伯在战略上的失误：“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上次说，共军一定会由荻港先行渡江，如果我军不把防守重点放在荻港，而把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线上，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大开，共军可长驱直入，到时连各机关逃走都没有部队掩护。现在，几十万部队退集上海，我们前无出路，后有大海，难道要在这里集体跳海吗？”蔡文治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我判断共军行动无一不准确，可是指挥作战的人毫不采纳。这样，我这个幕僚还有什么当头。作为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愧对祖宗，愧对总理、总裁！”蔡文治越说越气，他用两只手扯着军服下摆，猛向两边撕去，军服上的几颗扣子向会场飞去。“这个军人我不再当了！”说完，便痛哭起来。

这一举止使得全场惊愕不已。

开始，汤恩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等蔡文治闹完了，他才站起来说：“军人怎么样，军人不就是要服从命令吗？”

蔡文治反问：“命令，什么命令，你为什么不听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命令，擅自向上海调动军队？”

会场静下来，人们的眼光齐刷刷地看着汤恩伯。

汤恩伯一下子语塞，支支吾吾。

会场上议论开了，大家纷纷指责汤，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南京失守他应负主要责任。 汤恩伯憋红脸，举着公文包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总裁的命令，就是顾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

说完，汤恩伯从公文包内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当众念了起来：

上海存有黄金、白银3亿之巨，着令吴国桢市长请假，由市政府秘书长陈良代理市长，负责征调轮船，将全部金银运往台湾。在金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为止，方准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军海上追击。如果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惟汤、陈是问。

蒋中正启

与会人员听罢，面面相觑。

汤恩伯接着又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陈良怕我守不住上海，命令每艘船上超载装运，导致‘太平’号轮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我和陈良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

汤恩伯把目光转向蔡文治：“你这个毛头小伙，懂得个什么！”

一席话，说得蔡文治浑身冒汗。

主持会议的顾祝同，身为参谋总长，又亲自参加了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对蒋介石调兵守上海的电报却一无所知，不由得涨红了脸。

眼看解放军大军压境，蒋介石在溪口坐不住了。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蒋介石的发迹之地。如果上海失守，上海中央银行无数的金银落于共产党之手，无异如虎添翼。一定要将这些金银抢运台湾，搬走重要的机器设备，守不住上海，也要给中共留下一座空城废墟。

4月25日晨，蒋介石一起床就让人备车，说是去宁波。然后命令停在宁波附近象山港的“泰康”号军舰升火待命。

蒋介石登上军舰后，命令马上起航，开往上海。

舰上官兵听说老蒋要去上海，个个大惊失色。上海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老蒋去上海，难道要去自投罗网吗。

26日下午，“泰康”号进入吴淞口，停泊在复兴岛江面。

蒋介石分别召见了汤恩伯、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等人。在与汤恩伯谈话时，蒋批评他抢运速度太慢：“恩伯啊，我们的时间已不多了，现在抢运进度如此之慢，一旦战斗打响，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估计共军将会在半个月之内对上海发起攻击，你一定要给我死守上海一个月。抢运要加快。”

“报告总裁，我一定完成任务。死守上海一个月，抢运完所有的金银与机器。”汤恩伯胸有成竹地答道。

与汤恩伯谈完话后，蒋介石又叫来了毛人凤。

毛人凤是保密局局长，前不久被李宗仁撤职，但他实际上仍操纵着上海的特务机器。 毛人凤一到，蒋介石就对他说：“这次抢运上海的金银、物资，关系到我们今后的生死存亡，一定要配合汤恩伯，谁要是有不良言行，就地处置。”

5月7日，蒋介石乘“江静”轮，悄悄离开上海。

就在蒋介石召见的第二天，汤恩伯召集有关人员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开会，讨论抢运事宜。最后决定：

1.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以及重要工厂的机器设备、车辆、纸张等物资全数运往台湾；

2.棉纱、布匹等大部分运往台湾，小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

3.所有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外，其余交由物资局调用；

4.帆船及大小木船3000多艘，其中有1500艘不能驶往台湾，暂留军用外，能驶往台湾的，都交由物资局调用。

5.所有护运工作都交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出两个总队专门护送到台湾。

6.上海大商人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民政局调查，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办理。

会议结束后，抢运工作骤然加快。每天都有船只秘密驶往台湾。

逃离上海时，汤恩伯站立在舰首泪流满面

5月12日，上海外围战打响了。

上海防线，是汤恩伯精心构筑的。守卫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共有十几个军20万兵力，整个上海周围，战壕密布，明碉暗堡交错，汤恩伯称为“东方的马其诺”。

汤恩伯布置的上海外围即一线阵地分浦西与浦东两条。浦西线在南翔、华曹、七宝至黄浦江西岸，浦东线在川沙、北蔡到黄浦江东岸，再加上崇明岛、吴淞口外7个小岛等，由五十一军、一二三军防守。

二线阵地在浦西，是由吴淞经月浦、大场、虹桥至龙华；在浦东是由高桥经洋泾、塘桥至江边，由十二、三十七、五十二、七十五军防守。

三线核心阵地在市区内的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央银行、警察局等处，由十三、二十一军及六个交警总队布防。

除此之外，上海的巨大财富，方便的海上通道，有力的海空军支援，再加上参谋总长顾祝同、陆军总司令关麟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装甲兵总司令徐庭瑶与蒋纬国等，赫赫战将坐镇沪上。汤恩伯扬言，共军想攻下上海，比登天还难。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下达进攻令后，解放军首先以猛烈的炮火轰炸汤恩伯第一道防线。接着，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共八个军的兵力，对上海采取钳形攻势。

汤恩伯精心布置的碉堡群、地雷阵，组织的密集火力网，挡不住解放军的强攻。第一轮炮火刚过，解放军就以团为单位，突入第一、二道防线之间。两天之内，占领了松江、奉贤、南汇、嘉定、昆山、太仓等地，完成了对上海的三面包围。

蒋介石得知上海外围防线被突破，焦急万分，连忙派蒋经国飞到上海督战。

蒋经国到上海后，见到汤恩伯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汤总司令，上海还能守多久？”

汤恩伯一改往日骄横：“浦东方面没有把握。浦东如果守不住，则上海危在旦夕。现在，街头秩序混乱，情况如何，未可预料，我只有尽力而为之。”说完，重重叹了一口气。

战场上的形势，越来越严重。16日，守卫浦东外围据点的第五十一军和守卫浦西外围据点的第一二三军，遭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铖被俘，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躲进了他堂兄顾祝同公馆，准备伺机逃走。

19日，解放军第九兵团占领川沙，逼向高桥。第十兵团肃清了月浦、刘行残敌，向吴淞推进。两支大军如一把钢钳，卡住了黄浦江入海的通道。

汤恩伯还想作最后挣扎。他下令征用全市机关、商家的大小汽车，司机自带铺盖行李，将车开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全市的三轮车、黄包车全部投入军运。同时还命令，市区边缘防御阵地前3─5华里以内的建筑，全部拆毁，形成开阔地带，以利防守。

尽管如此，也改变不了汤恩伯失败的命运。坏消息接踵而来：

20日，守卫高桥的第十二军大部被歼；

21日，浦东第三十七军眼见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仓皇抢船渡回浦西杨树渡；

23日，解放军把汤恩伯外围部队压迫至市区，动弹不得。

曙光初现，上海已处于解放前夜。

这天，汤恩伯开始布置撤退。他将指挥部搬到了吴淞口外的一艘兵舰上，驱使非嫡系部队在第一线顽抗，却让自己的嫡系悄悄从前线撤下来，准备上船逃走。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汤恩伯下令市内各监狱杀害政治犯。

几乎就在汤恩伯下令杀害政治犯的同时，三野司令员陈毅下达了总攻上海的命令。解放军第九、第十兵团当夜全线出击，汤恩伯组织七个团的主力在金家桥与解放军决战失利后，便只有招架之功，再无组织大规模反攻的能力了。解放军仅一天时间就攻入市区。

在军舰上指挥作战的汤恩伯见势不妙，也顾不上仍在市区负隅顽抗的部属，带着自己的嫡系人马，乘船逃往舟山、嵊泗列岛。

汤恩伯在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下达起航的命令。这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海面上巨浪滔天。军舰掉头向大海深处驶去。

汤恩伯站立舰首，遥望上海市区，听着隆隆炮声，泪流满面。

汤恩伯吹嘘的固若金汤的上海防线，仅十几天时间，就被解放军彻底摧毁。

闻知陈仪要被处决，汤恩伯四处求情

上海解放没多久的某天傍晚，黄浦江船码头上，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人。只见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手提一棕色小皮箱。每当马路上过来解放军巡逻战士时，中年人就会放下皮箱，站立在马路边，帽檐下的那双眼睛格外紧张。

中年人在船码头的入口处混过检查，搭上了驶往香港的轮船。

此人是谁？他就是被汤恩伯遗弃在上海的国民党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

原来，上海准备撤退之时，三十七军接到汤恩伯命令，要他们在江湾待命，准备撤离。可是部队在江湾等了很久也没有汤恩伯的消息。军长罗泽闿派人四处联络，才知道汤恩伯等人早已乘军舰逃离上海。抛弃在江湾的上万人马，上天无路，下海无船，只有举手投降。罗泽闿趁乱，换上便衣，躲到了四川路一个朋友家。几天后，见到市面上恢复平静，罗托人买了一张到香港的船票，逃了出来。

罗泽闿经由香港辗转去了台湾。

罗泽闿死里逃生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猛烈批评汤恩伯，大骂汤只顾自己逃跑，全然不管下属的死活。汤恩伯亲信则帮忙汤恩伯说话，对罗泽闿反唇相讥。双方互相攻击，越闹越厉害，官司最后打到了蒋介石那里。

上海失守，汤恩伯虽有一定责任，但他毕竟完成了老蒋布置的抢运计划，且最后的撤退命令也是蒋介石下达的。但是撤退秩序太乱，已致将已经集结待命准备撤离的一个军的人马遗弃，汤恩伯是有责任的。这事蒋介石不好过多袒护汤，只好下令召开会议，对上海之战进行检讨，以求解决。

会议由陈诚主持。

“诸位，今天召集大家开会，议题很清楚，就是对上海之战进行回顾，其中值得检讨的地方很多。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敞开说。上海丢失，应该由谁负责，根据会议的意见，我报告总裁后，再作决定。”

陈诚的话刚落音，罗泽闿便腾地站了起来：“上海失利由谁负责，我管不着，但汤司令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却丢下部队，率先逃跑。我三十七军上万将士，被遗弃在战场上，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要不是老天有眼，不该亡我，我恐怕早作共军的刀下鬼了。”说到这里，罗泽闿的眼圈红了：“可怜我那些弟兄们，伤的伤，俘的俘，全都留在大陆上了。我对不起他们啊！”

会场上顿时开了锅。有人批评汤恩伯，说上海失守汤要负全责。有人则不同意，说整个国民党退守台湾，这个责由谁来负。

汤恩伯在座位上一直沉默不语，会议快要结束时，他才举手要求发言。

“各位，上海失守，作为战区司令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为保存实力，撤退的命令是总裁亲自下达的，撤退应该说是有秩序、按计划进行的。当时，停在吴淞口外的船只总吨位是8万吨，共撤走8万部队，包括装甲兵全部。三十七军本来是完全可以随船撤退的，但后来共军的穿插部队逼近吴淞口，电话不通，我派出的联络员也无法取得联系，如果再不撤离，我们都会葬身共军的炮火之下，我只好下令开船。三十七军没有撤退出来，我心里非常难过……”

罗泽闿没等汤恩伯再往下说，便打断了他的话：“弟兄们没有完全撤出来，你率先逃跑，还有什么脸来解释。你应该举枪自杀以谢党国，以谢天下。你没有资格难过。”

汤恩伯被此番话激怒了：“罗泽闿，你作战不力，失去阵地。三十七军丢在大陆，你是有直接责任的。你老早就应该自杀，还跑到台湾来丢人现眼！”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开始还只是争论，后来发展到破口大骂，甚至要动武。其他人劝也劝不住，会议无法进行。陈诚最后宣布：三十七军的问题，交由军事法庭去解决。会议在一片争吵声中草草结束。

这桩官司，后来陈诚找人向罗与汤疏通，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与罗泽闿的官司还没有解决，陈仪的处置问题又弄得汤恩伯焦头烂额。

陈仪送到台湾后，囚禁在基隆要塞司令部。他情绪低落，整日一言不发，拒绝与任何人谈话。汤恩伯来台之初，不好意思去探视，便派亲信陈大庆带着日用品去看过他两回。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台海形势危急，蒋介石担心解放军要攻打台湾，便下令审判陈仪。陈仪原是汤恩伯出卖的，当年他以为报告蒋介石后，蒋看在自己的情分上，对陈仪顶多也就是撤职处分。当时毛人凤押解陈仪来台时，也说过：“总裁的意见，送陈先生到台湾会更安全，不会对他怎么样。”可是，现在军事法庭却要进行审判。这样，陈仪必死无疑。

汤恩伯得知消息后，蒋介石已去了台南。汤便急往台南求见老蒋。可是一等三天见不到蒋。第四天，蒋的侍从告诉他：“总裁已去台中，临走时留下话，等陈仪的问题解决了，再见你。”

汤恩伯闻罢此言，呆若木鸡。

可是，汤恩伯仍不死心，他又急忙赶回台北，四处求人营救陈仪。汤找到了曾在上海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还拜托原上海市长陈良，希望他们能在蒋介石面前帮忙求情。这些人都表示无能为力，他们都认为陈仪死定了。雷震说得更直接：“老头子是要杀人立威，你不要找他了。”

万般无奈，汤恩伯又找到毛人凤，希望他转求蒋介石，遵守当年诺言，饶陈一命。

毛人凤倒是愿意帮忙，找到了蒋介石。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来汤府复命：“我找到总裁，当面求情，总裁将我臭骂一顿。天威难测，我再无办法。”

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陈仪大步走向刑场，边走边说：“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话刚说完，刽子手的枪响了。

汤恩伯得知陈仪死讯后，大哭一场。他在家中设立灵堂，跪拜祭奠，以求心灵安慰。

第三天，蒋介石召见汤恩伯。汤见蒋后，垂泪无言。蒋似余恨未消，训斥道：“陈仪依法处置，死有余辜，你还哭什么！听说你在家为陈设灵堂，回去以后赶快撤掉！”

汤恩伯回到家里，含悲忍泪，拆除了灵牌。

“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

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台湾军政界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朋友们与他来往也少了。 自己种下的苦果，只有自己来尝。汤由此落落寡合。

来台后，汤恩伯所有职务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陈仪一案，又弄得他精力交瘁。汤恩伯原来就有严重的胃病，因为精神低落，情绪忧郁，他的胃病复发了。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汤去美国治疗。

因为去美国需要巨额医疗费用，汤恩伯无力支付这笔开支，便去了日本。

在日本，汤恩伯作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中，手术刀没能留住汤的性命。因医疗事故，他死在了手术台上。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医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便记恨于汤，趁机报复。

据目击者说，汤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哀嚎不止，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1954年6月24日，汤恩伯死于日本，时年54岁。

蒋介石闻知汤恩伯死讯后，非常悲痛。他亲自参加了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公祭，并发布命令，追赠汤恩伯为“陆军上将”。

可是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说：“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悔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蒋介石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汤恩伯之死发表自己的感想，“告诫”其他后来者，还不如说他对汤恩伯当年丢掉上海仍然耿耿于怀。汤恩伯在陈仪劝其起义投向人民的关键时刻，放弃了光明，选择了追随蒋家王朝，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穷途末路，落得可悲可叹的下场。

汤恩伯的老朋友、台湾军界旧人黄杰在给汤的挽诗中写道：“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这两句诗，可以说是对汤恩伯最后结局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