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一位真诚马克思主义者的灼见--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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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诚马克思主义者的灼见 ——读《吴江文稿》 张克非 2010年01月25日08:20 来源：《北京日报》 一位真诚马克思主义者的灼见--中国共产党新闻 
《吴江文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
最近，我拜读了《吴江文稿》（三卷本）（以下简称“文稿”）。“文稿”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之一，无疑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重要成果。作者吴江既是中国理论界一位资深的理论工作者、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位抗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新时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紧密结合长期以来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联系当今社会不同制度国家的巨大变化，把握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理论价值的真知灼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
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进入研究领域以来，就有一个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长期以来，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典原理学”。对于这个问题，吴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史学”的论断。他同时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属于唯物史观系统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人的自由发展等极其重要的思想内容。恩格斯在其晚年特别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之一。这一切总起来说，就是实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解放，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经济建设和生产方式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人的解放服务的”。
这个论断，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和未来社会长期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指导意义。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终极价值和内在生命力，说到底就是能否更好地实现所有国民的全面发展和解放。
吴江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而科学的生命力首先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主义科学的开创者，而不是这门科学的最后完成者……社会主义科学应当首先尊重社会实践，尊重客观世界的变化，依据新的实践经验（包括新的科学技术成就，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加以研究和吸取，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以代替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那些已经过时了的观点和理论，而不是照抄照搬书本中那些理想成分多于现实成分的东西，把将来的任务勉强拿到现在来做”。
二、关于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他指出，“我们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吴江经过系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依据历史唯物论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
吴江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一条沟通的渠道，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动力，而又不抛弃社会主义的基础。同时，要承认社会主义同时存在着两个试验场所，一个试验场所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试验场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强调，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社会主义应当吸收、借鉴、改造、继承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从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挣脱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根据辩证的唯物史观，作者认为，“我们现在有责任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重新给予评价与鉴别(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腐朽成分)。……在这里应当摒弃一切正统刻板的模式、自封自夸的心理和任何狭隘观点。当然，各国人民必须按照自己的历史条件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摒弃以往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冷战”式思维，转而以开放的心态，通过学习、引进国外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很多东西，逐步改变以往自身存在的不利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旧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适合自己、也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和途径。所以，不管是否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沟通、影响和竞争，已经是存在于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否则，又如何可能致力于建立和平、和谐与共同繁荣、发展的世界新秩序？
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作为一名资深理论家，吴江虽然自称“是在70多岁离休后才专心致力于新的理论思考”，现在已是90高龄，但他的视野却非常开阔，涉及中外古今，丝毫不亚于时下的年轻人；并在相关的文史等领域也作了一定深度的跋涉和思考。这些不仅为其思想的活跃和深刻奠定了基础，并且增强了其论著的丰富性、说服力和可读性。在文史领域，他着重于研究“中国封建意识形态”。
早在1980年，吴江即开始关注“文革”及“左”倾错误的历史性因素和封建残余的影响问题，思考“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的重演”。他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确实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出现的个人崇拜，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带着浓厚的封建性……有时甚至用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把它巩固起来，为害就更大。”为了追根寻源，他钻研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和影响，1992年出版了专著，2003年以《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为书名修订再版，这次又收入“文稿”的中卷，作为第四编，足见他对此问题的重视。
深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不仅有助于认识、思考改革开放前后一些社会现象、问题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也有利于以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对待当下的“国学热”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复兴，自觉地抵制、清除民族文化传统中那些专制、封建的糟粕，真正继承和发扬传统中有利于现代化和未来发展的精华，与外来的先进文化有机融合，创造能对人类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民族新文化。正如吴江所指出，“中国固有的哲学和史学这两大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回过头去从中国传统史学和哲学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中国化。”
此外，吴江对苏东剧变、英美等国的变化、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等都有所关注和论述，并使之成为自己理论思维中新的视角和元素。这方面的独到见解在“文稿”中也都能见到。
（作者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最近，我拜读了《吴江文稿》（三卷本）（以下简称“文稿”）。“文稿”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之一，无疑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重要成果。作者吴江既是中国理论界一位资深的理论工作者、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位抗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新时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紧密结合长期以来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联系当今社会不同制度国家的巨大变化，把握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理论价值的真知灼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
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进入研究领域以来，就有一个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长期以来，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典原理学”。对于这个问题，吴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史学”的论断。他同时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属于唯物史观系统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人的自由发展等极其重要的思想内容。恩格斯在其晚年特别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之一。这一切总起来说，就是实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解放，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经济建设和生产方式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人的解放服务的”。
这个论断，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和未来社会长期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指导意义。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终极价值和内在生命力，说到底就是能否更好地实现所有国民的全面发展和解放。
吴江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而科学的生命力首先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主义科学的开创者，而不是这门科学的最后完成者……社会主义科学应当首先尊重社会实践，尊重客观世界的变化，依据新的实践经验（包括新的科学技术成就，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加以研究和吸取，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以代替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那些已经过时了的观点和理论，而不是照抄照搬书本中那些理想成分多于现实成分的东西，把将来的任务勉强拿到现在来做”。
二、关于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他指出，“我们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吴江经过系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依据历史唯物论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
吴江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提供一条沟通的渠道，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动力，而又不抛弃社会主义的基础。同时，要承认社会主义同时存在着两个试验场所，一个试验场所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试验场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强调，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社会主义应当吸收、借鉴、改造、继承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从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挣脱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根据辩证的唯物史观，作者认为，“我们现在有责任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重新给予评价与鉴别(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腐朽成分)。……在这里应当摒弃一切正统刻板的模式、自封自夸的心理和任何狭隘观点。当然，各国人民必须按照自己的历史条件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摒弃以往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冷战”式思维，转而以开放的心态，通过学习、引进国外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很多东西，逐步改变以往自身存在的不利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旧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适合自己、也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和途径。所以，不管是否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沟通、影响和竞争，已经是存在于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否则，又如何可能致力于建立和平、和谐与共同繁荣、发展的世界新秩序？
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作为一名资深理论家，吴江虽然自称“是在70多岁离休后才专心致力于新的理论思考”，现在已是90高龄，但他的视野却非常开阔，涉及中外古今，丝毫不亚于时下的年轻人；并在相关的文史等领域也作了一定深度的跋涉和思考。这些不仅为其思想的活跃和深刻奠定了基础，并且增强了其论著的丰富性、说服力和可读性。在文史领域，他着重于研究“中国封建意识形态”。
早在1980年，吴江即开始关注“文革”及“左”倾错误的历史性因素和封建残余的影响问题，思考“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的重演”。他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确实容易产生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出现的个人崇拜，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带着浓厚的封建性……有时甚至用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把它巩固起来，为害就更大。”为了追根寻源，他钻研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和影响，1992年出版了专著，2003年以《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为书名修订再版，这次又收入“文稿”的中卷，作为第四编，足见他对此问题的重视。
深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不仅有助于认识、思考改革开放前后一些社会现象、问题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也有利于以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对待当下的“国学热”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复兴，自觉地抵制、清除民族文化传统中那些专制、封建的糟粕，真正继承和发扬传统中有利于现代化和未来发展的精华，与外来的先进文化有机融合，创造能对人类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民族新文化。正如吴江所指出，“中国固有的哲学和史学这两大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回过头去从中国传统史学和哲学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中国化。”
此外，吴江对苏东剧变、英美等国的变化、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等都有所关注和论述，并使之成为自己理论思维中新的视角和元素。这方面的独到见解在“文稿”中也都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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