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美学概述（四）-汪天德 - 新浪BLOG

方志学是研究地方志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尚处于发展新时期，需要吸取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完备。由于方志学确立时期不长，有关方志学科建设的理论研讨也是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中才大规模开展的。早在1986年12月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曾三同志就提出要加强新方志的理论建设。他指出：“地方志编纂工作在我国虽有悠久的历史，在清朝还出现过象章学诚这样著名的方志学家，对地方志的编纂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总的来讲，方志学的理论建设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如何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地方志，我们更是缺乏经验，缺乏理论上的准备，这对我们做好编纂新方志的工作，提高新方志的质量是很不利的”。首届新方志编纂工作，大大激活了方志学理论研讨。在方志学属性这一关键问题上，以史学说、地学说和史地两性兼有说较为普遍，但也存有争鸣。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云南地方志通讯》刊载了北京大学于希贤的《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于希贤认为，从地方志的渊源上探讨，不论是《周官》《禹贡》还是《山海经》、《汉书．地理志》都是“行政管理知识的一种总结，是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的”，从地方志的发展上看也是“总结了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力主“方志学应属于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是一门政治性、应用性很强的边缘学科”，“在客观上也为后世起了存史和对人民群众进行热爱乡土教育的作用。”此文的发表，在方志界引起了反响。胡铮发表了《地方志科学属性浅见》，明确表示不同意于的观点。认为：“从现代科学的分类法来看，各门学科的质的规定性，在于它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出发、运用本学科的特定研究方法，对其研究对象的某一方面的特殊性进行纵向的或横向的系统研究。由于各学科研究的角度、方法和预定的目的不同，以此确定各学科的性质和分野。同时，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空间范围）可能有交叉，该对象的历史发展过程（时间范围）也可以交错，这就形成了许多分支和边缘科学。因此，结论是“方志学是专门研究地方志的性质、目的、作用、内容、体例、渊源和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独立的边缘科学”。李坤也发表了《方志不是行政管理的书》的文章，不同意“把凡是可供借鉴的书，都叫做行政管理的书”，主张“方志应是史料的汇集，是史学的一个分支。”
相当一部份人认为，章学诚“方志乃一方全史”、“志属信史”、“志乃史体”、“方志如国史”等理论至今仍然实用，被引证来说明地方志的史学属性。安徽大学林衍经教授在他的《略论新方志学及其建设》一文中说，“方志既属于历史学范围，方志学之具历史学性质，自不待言之的了”。认为新方志学是“新史学的一个部类”。包头市志办李绍钦、任成章二同志在他们的《从方志源流看史志关系》一文中指出，以“志”名史书时间最早、沿用最久。他们最后提出：“从各地编修志方志的实践来看，从各级党委对编纂新方志的要求来看，从各地拟出的编纂提纲和已出版的资料、书籍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尽可能地按照新的`史‘学的观点，来编写地方志。”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主张方志学应为独立的学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刘光禄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为了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必须把方志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般说来方志学从属于历史学科，是无可非议的。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支流，在它的发展中，长期受到史学的深刻影响，这是历史事实。同时，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方志学，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内在发展规律，这是其它学科不能代替的。”如果只看到史志相互联系的影响，“看不到这种区别，就不会承认方志与方志学的相对独立性，必然会抹杀方志的个性，把方志学完全统一到史学或地理学中去，这不利于方志学的发展”。王建宗的《论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分析了方志学获得独立学科所具备的条件，并例举了方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应有的体系科目，如方志学概论、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等，应用部分如《各类志书》、《方志目录》、《方志资料集成》、《旧志辑佚》等，历史部分如《方志学发展史》等。
随着新方志编纂和理论研讨的深入，方志学的建立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和修志人员认同。新方志编纂工作的结束，同时是下一届续修方志的开始，各地方志机构不仅从实际工作需要，而且从方志理论，包括方志学学科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浙江省衢州市方志办主任韩章训的《普通方志学》，曾被浙江省社联和省方志学会列为重点研究课题，1999年9月由方志主版社出版。有学者评论，此书立足于当代方志事业的发展经验，初步创立了具有现代形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体系。这后，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仓修良先生撰写的《方志学通论》修订本于2003年10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据介绍，该书从方志的起源谈到当前新一轮志书的修纂，再次廓清了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规律，论证了我国方志发展从地记、图经到宋以后成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有两项最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一是通过对敦煌图经残卷的研究，穷其本源，指出图经是我国隋唐五代时期一种特殊的地方志，是方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其二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兴起的两次修志大潮进行了整理，尤其对第一次修志概况的挖掘极具存史价值。此外，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十几名方志专家，历时两年，精心编写成《方志学基础教程》，其内容有：方志的属性与特征、方志的发展、方志的组织管理、方志的种类和体例、资料收集与整理、新方志篇目设置、新方志编写方法、方志的功能与开发、方志的收藏与利用、理论研究与方志学、新方志的续修以及中指组历年下发的有关文献和资料，全书共分11章约35万字，是为续修地方志培训骨干的综合性教课本。象这样的有关方志学理论的读物（专著和文章），可谓举不胜举。
方志学是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但由于党和国家重视文化建设，倡导编史修志，鼓励创新，允许争鸣，使得这一学科建设保持上扬态势。也正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在首届新方志编纂十多年间，方志理论研究更多的集中在方志编纂、方志基础理论普及、方志应用和方志管理等到方面，因此，在拓展方志学的领域，大有发展空间。其中，引入美学基础理论，发掘中国美学思想，继承方志传统，无疑是另辟蹊径，拓展研究领域，指导修志实践的有益探索，其间产生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是十分正常的。
方志美学应归于应用美学范畴，而不是基础美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它并不承担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责任。应用美学的特征在于把基础美学的理论用于某一学科的实践，提升其美学意义。具体讲，一方面要用美学理论阐释该学科发展中的现象，一方面要用学科发展去印证美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性，最终达到认识学科审美价值，培养对这一学科的审美鉴赏能力，并指导这一学科向创造美的方向发展，促进本学科建设的目的。国内一些学者对此早有预见，“在对方志或某一部志书做出明确的评价之时，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一些具有探索性的志书要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防止以旧律新，简单粗暴。二是应以严谨的学风和创新精神为已任，使评论学术化、科学化、理论化。三是力争借用外来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方志现象”（欧阳发“试析方志评论的现状与出路”《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二期）。运用美学基础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方志现象”尚属起步，前景广阔，对于有志于此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在已经开展的各类方志理论研究中，有的已经涉及到古代美学思想和近现代美学理论的影响。在加强文化建设的今天，建立方志美学不仅是应运而生，而且刻不容缓。当然，由于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对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还在深入进行当中，一些观点和理论的不确定性，必然给应用美学带来负面影响。在新开辟的方志美学园地，方志美学尽管显得年轻和幼稚，但这不应该成为阻挠我们辛勤耕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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