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的年龄潜规则

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就连《儒林外史》中的那个“忠厚人”范进都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
汉朝察举腐败催生官员年轻化

年龄成为问题的由来,始于察举的腐败。所谓察举,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人才的选官制度。常规的推荐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并称入仕正途,好比后世进士登第。谁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举大权的特权阶层玩起了垄断仕途的潜规则: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荐举你的子弟,等到被举者也当上握有察举权的郡守后,再荐举当初举我者的子弟……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长水校尉樊倏上书反映这个问题:“现在郡国举孝廉,都举那些能够有所回报的年轻人,至于那些有名望有学问的年长者,大多数都无人问津。”说明在这个宗师自主选才、门生循环相报的过程中,孝廉的整体年轻化趋向也愈加明显起来。
但是这种年轻化不仅仅使察举丧失了选贤纳士的本义,对改善吏治也无益可言,所以到了汉顺帝时,有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国每年举孝廉,都是马上就要授职施政、教化民众的,应该选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称:‘四十不惑’;《礼记》称:‘四十曰强,而仕。’请从现在起规定: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期望中兴的顺帝采纳,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才干的,才华如同颜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龄。这道诏令,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强仕”思想落实为法定制度,后人称作“阳嘉新制”。
唐朝是怎么选拔后备干部的
唐代历时近300年,好像没有制定过一个一以贯之并且能适应各种“出身”的做官年龄标准,但是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6月颁发的一个有关改革人事制度的文件所叙,在此以前的大体情况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
走科举一途者,20多岁即获“出身”是令人羡慕的,30岁左右“始可出身”则是通常情况。所谓“出身”,就是做官资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还得经过吏部主持的考试,还要“守选”,就是等待分配工作。这一段时间,等上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都很正常。柳宗元21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26岁;韩愈25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35岁。如果在此期间发生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丧事,还必须在家守丧,于是从及第到始任官职的间距还要拉长。因此可知,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即当上正式的国家干部,才是寻常现象。
再好的制度都比不上一个好爸爸
所谓荫叙,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但是从办理荫叙手续到正式得到任官资格,都要经过规定途径和时间的历练。不过拿科举与荫叙作比较,虽然都是“三十始可出身”,但荫叙是有“爸爸加制度”作保障的,科举却是千军万马一条道的博杀。以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为例,举有道科及第,50岁才当上了副县级的县尉。还有《秦妇吟》的作者韦庄,直到59岁才进士及第,官拜校书郎。孙国栋先生曾依据大量文献资料作综合研究,发现一个唐代官员从入仕到升为从五品郎中,跻身高官行列,平均历时约15年左右。倘若有幸生在一个六品之家,哪怕是20岁补斋郎,30岁得出身,40岁授官职,官场上厮混“得法”,混到59岁,说不准也混到一个从五品高干了。对比韦庄59岁刚站在起跑线上,真让人羡慕通五经不如有个好父亲啊。
更令人感叹的是占尽便宜的荫叙,其种种关于年龄的限制也只是写在纸上而已。如高宗朝的宰相李义府,外表上一团和气,内心里阴险狠毒,人们背地里叫他“人猫”。史传上说他们家连襁褓中的娃娃也荫补了官职。德宗朝的宰相李晟,生有15个儿子,3个早夭,存活的12个人人当官。第10个儿子李听,在7岁的时候“以荫授太常寺协律郎”,就是乐队指挥。再如文宗朝的宰相裴度受命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给皇帝上疏说:臣有个儿子裴让,“是资荫授官”,现任京兆府参军。其实“年甚幼小,官无职事”,守在任上干不了什么事,离开岗位也没妨碍,恳请天恩,让这小子随我赴任吧。
官员为何在年龄上做“假账”
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为什么呢?宋朝洪迈说有两个原因:其一,一旦科场及第,自有富贵人家争相说亲,选婿当然是年纪越轻越好,故希望及早傍上大款富婆的王老五们,多在办理应试手续时先将年龄减去;其二,宋太祖时期留下来的制度,凡应试规定次数以上而未能及第、年在60以内的举人,可以别作一甲奏名,从宽赐给出身,并授官职,通称“特奏名”或“恩科”。要满足这些条件很困难,往往是一生潦倒考场,总算在应试次数上达标了,但年龄已过60了。很多人想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于是从一开始就减年,最后抢在档案年龄还未到60时,讨一个“恩科”出身。这些人因为资浅年高,仕途上已经没什么发展前景,所以得官后大多数都跟清正廉洁沾不上什么边,只求在退休前把钱袋塞满,就是苏轼、孔文仲所说的:“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可有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此乃宋史上的“59岁现象”,因与年龄相关,顺便一说。
除了各种具体官职选任的年龄刻度以外,求官者究竟应该“增年”抑或“减年”的又一个重要参照标准是仕途上的年程,当时的通识是30以上、50以下是为官理政的黄金时段。如果是过了55岁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教官闲职。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无实的官职,令回家待选。试与历经数十年血拼才得功名的老进士老举人换位思考,如此结局岂不是连老本也捞不回来?所以多数人都早早备好了减年应试的传统武器。一旦榜上有名,《同年录》上的“年齿”都是假的,待“同年宴会,又序真齿”。谁料由明入清,又有进步,就是王士祯感叹的:“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据说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
再把话说回来,“薄俗”也只是王士祯的嘲讽之语,事实是吃尽辛苦,好不容易才混进官场,谁不想多混几年?故减年应试实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潜规则。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例,一出场就向学道大人坦承:童生20岁应考,如今考过20余次;童生册上写的是30岁,实年54岁。照其岳父胡屠户的批评,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忠厚人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你说还有哪个人肯相信做老实人不吃亏的虚言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