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远有李》(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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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女长大了还不怨我一辈子?
2001年11月10日午夜,怀着说不清楚的心情——惶恐,期待,忏悔,都有点儿,我写下了第一篇“宝宝日记”。
宝宝日记一开始写,就停不下来了,期待是一天一天紧跟着脚儿的。每天,无论我在北京,在外地,睡觉前,还是路途中,我都会和小宝宝絮叨几句。文章开头千篇一律:“亲爱的小宝贝,你好吗?”
最初,多是抒发初为人父的焦虑、惶然,为自己这么多年抵制“它”的到来而忏悔,就怕将来有一天他妈把不住嘴说出来。后来便成了流水账。大到中东战事,巴以纷争,小到和哈文的一次口角,或春节前的家庭大扫除。甚至工作中的不顺心也要讲一讲,譬如对长官有啥意见,有啥看法,今天谁欺负我了,替你老爸记着他!
有时候在外地出差,睡不着,凌晨4点多还要写上一篇。有时候写了两三篇都不过瘾,后面还附一篇。有时候在家里,晚上做完胎教,哈文先睡了,隔一会儿就叫我帮她翻个身。我等着伺候她老人家,又没其他事做,也用写日记来打发时间。每一篇都记着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我怕这些事儿自己老了以后忘了。
宝宝的日记本是好友杨惠珊送的。杨惠珊曾是台湾电影金马奖影后,20年前和丈夫共同建立琉璃工坊,投入中国现代琉璃艺术。在上海时,我常常光顾她的咖啡厅“透明思考”。
日记本里印着很多琉璃工坊的工艺品照片。本来我就习惯竖排字,繁体,写的时候还要特别小心绕开这些花儿。哈文一看就起急:“你费劲不费劲啊?”我笑眯眯地告诉她:“我不费劲。我幸福。”
我们住的单身宿舍只有11平方米。一想到要当爸爸了,要养家,要给孩子尽可能好的生活,我就觉得肩上担子挺沉。于是我开始拼命到外地演出,不久以后给了个词儿,这叫“走穴”。哈文大着肚子,无数次在首都机场接我,送我。最惨的一次,我所有的现金、证件、银行卡、演出税单,还有哈文送我的钱包,都丢了。很辛苦,但是除了那个钱包,我都不介意。
和其他孕妇相比,哈文的肚子一直不算大,看上去尖尖的,胎心强劲有力。参考了方方面面的说法,对比各种数据指征,我们认为肚子里是个男孩儿。小衣服小玩具,也都是按男孩儿准备的。我把宝宝的胎心录下来了,没事儿就趴在被窝里听,老觉得“它”在叫我。
有一天,例行B超检查,男士止步。我跟妇产科主任挺熟,就揣着DV混进去了,对着显示屏一通乱拍。
医院有规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不许告诉男孩儿女孩儿。可咱是“名人”啊,可以破回例。况且我信心十足,问,也不过就是证实一下。
我边拍边问:“是男孩儿吧?”
B超室主任对着屏幕仔细看了看,回答:“闺女。”
“啥?闺女?”
我和哈文面面相觑,半天缓不过神儿来。
记得那是2002年3月20号,北京下了第一场沙尘暴,整个世界都是昏黄的。
回到家里,我们一下午不说话,也不开手机,看着婴儿床上那些蓝色、黄色的小衣服发呆。
直到晚上天黑透了,我打开灯,扒拉一下哈文,“老婆,你看着我,看着我的脸。”
“看什么呀?”她很不耐烦。
“你说就我这张脸,扎俩小辫儿,那得什么样儿啊?闺女长大了还不怨我一辈子?”
明日请看:咱宁可轴点儿,也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