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日本是表现得最完美和彻底的社会，如果孔子真像他说讲得那样：“道不行，乘桴于海”来到日本的话，他一定会感叹，这就是他的礼仪理想之邦。
因为在日本你才感觉到上下级关系的严明，大家绝不会逾越雷池一步。昨天，中国著名《论语》和国学的民间普及大师张士广先生访日，我陪他到日本的新宿等转了一下，让他感到不理解的是日本的守秩序。不管上车下车，都须循而上下，你放心，老人孕妇座那里肯定会有人让座...一切的文明礼仪表现，完全来自于日本一出生就开始了基本的谦让有礼的教育。
更让张士广先生震撼的是东京的孔子庙，在御茶水车站边的汤岛圣堂竟是几百年历史的中国文庙，并且还是东京大学的前身。在这里有蒋介石赠送的三米多高的孔子像和他的亲自题匾：“有教无类”，让人以来到这里就有肃然起敬之感。
每年，在这里日本政、经、财、教育界的人士聚集一起举行孔子大典，可能是全球外国人最大的祭孔仪式。《论语》、孔子的影响，日本构成有礼有序、等级分明的集团力极强的社会。
日本人注重等级秩序是世界有名的。学过日语的人对此体会更深。
因为，在世界众多民族语言中只有日语拥有最丰富最完善的敬语系统，这些敬语从词汇到语法都和社会中存在的等级秩序紧密联系，能准确地反映出交谈双方的身份地位。
一个日语学习者如果搞不清个中的微妙差别，就会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大吃苦头，轻则遭遇尴尬，重则还可能造成误会甚至不欢而散。
在充斥日本各个领域的大小集团中，都存在“等级秩序”这根“筋”。没这根筋，日本永远玩不转。
如果分析日本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现不管任何团体，其内部总是存在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公司内部从职员到科长、部长直至总经理、董事长；在政界，上至党的总裁，下至派阀头目、先辈议员、若辈议员，都存在明确的纵式线条。
即使在孩童玩耍时，都会按大小安排游戏角色，如果一个孩子加入游戏，整个游戏群体都要重新排序定位。
这些无处不在的日本集团，就像一列火车，地位最高的人坐在操纵席上，控制着列车的速度和方向。在这种群体氛围下，安分守己成为集团对大多数成员的基本要求。
比如，在日本古戏中，可以看到下级往往会坐在离将领远远的地方，将领讲话时常常说：“大家坐近一点。”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日本人安分守己的表现之一。
在现代日本团体中，多数领导不喜欢下级为自己“献计献策”，因为要是听从下级的意见，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无能。
作为下级的本分就是时刻听从上级的命令，不能主动向上司提意见或建议，否则就是“出风头”。
只有上级主动说：“如果是你的话，应该怎么办?’此时才可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自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日本人就会乖乖地退下来，暗中骂领导不识货。同事得知后也不予以同情，而会说他不守本分，自讨苦吃。
经过长期集团主义的熏陶，服从和尽忠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天性。一个日本人不仅会在本民族团体中如此，而且当他参加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后，同样会表现出很强的忠心和献身精神。
二次大战期间，曾经有的日本兵被美军俘虏后，一旦在心理上被说服，加入美军的战场搜索队，就会听从美军指挥官的命令毫不保留地把日军战友的藏身之处一一点出。
当年，一些日裔美国人被征召入伍后，即作为美军的一员英勇作战，不管他的枪刺所向是德军还是日军，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肉搏，以至于日裔美军的伤亡率达到309%，平均每个人伤亡次数达到三次，罗斯福总统为此还专门给予表彰。
日本团体主义虽然强调服从和团结，但不可能完全抹杀作为个体的利益和意志。因此日本集团内部除了建立纵式结构的组织体制之外，还有一条横轴——协调体制。日本团体非常注重内在的协调，一旦团体内部发生不同意见，往往由各方通过“谈合”解决。
“谈合”往往是团体内所有成员相互妥协的过程。谈合的成功往往是分歧双方相互忍让和自律的结果，一方常常从集团的最大利益出发对自己的行为或利益要求进行“自我检讨”或“自主限制”以实现整个团体的和谐；“谈合”重在从思想上说服对方，追求日本人所推崇的“全体一致”。
所以“谈合”的过程显得琐碎冗长，常常议而不决。但是，一旦“谈合”成功决定下来，就会作为整个团体的意志，迅速付诸实施。这种“谈合”一般是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即使矛盾十分尖锐也难以为外界所知，所以团体总是给人以团结稳定的印象。
协调机制是日本团体存在和发挥集团合力的重要保证，但是日本式的“谈合”和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协商有很大不同，且存在固有的缺陷。
由于受等级体制的影响，“谈合”的一方也很可能屈从于上司的压力违心地做出让步，而处于等级体制上层的掌权者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有可能只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利益认识随意做出决策迫使整个团体执行。
所以日本一些团体不时表现出一些学者所说的“癔病”和“歇斯底里”——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迟钝，决策行为缺乏连续性常出人意料，行动时又全体一致突飞猛进。
90年代当日本泡沫经济解体时，日本团体的上述固有缺陷逐渐开始暴露。在经济领域，日本当年的国家企业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改革，但是因国家内部利益调整问题久拖不决，等到意见统一决心干时，已经被欧美公司抢占了先机。比如，我的好友日本改革新党主席荒井广幸就是以反对小泉改革国家邮政而闻名，这次还是活的大部分邮政职员的选票而再次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想想当年曾经名扬海外的八佰伴株式会社就因企业领导“独断”决策，过分扩张而破产；日本的证券公司或银行也因掩盖职员不法经营，逃避日本和美国政府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管而信誉扫地等等。
至于日本政界，在这种民族文化的等级分别气氛笼罩下，西方的民主主义到了日本无形中被改造得只剩一张画皮。
日本的各政党以及政党内部的派阀，往往会自然形成“亲分”和“子分”关系，即头目和喽罗的关系十分分明。党内年轻或实力较弱的议员作为“子分”依附在资历深、政治势力大的少数议员——“亲分”周围，竞选资金等政治资源的分配，政府职位的瓜分都必须听从党内派别首领的安排。这种依附关系一旦形成，就成了决定日本政治操作、政客行为进退的主要因素，至于什么政治道德、社会公德都可以抛掷脑后。
比如战后以来日本政界丑闻不断，不管是当年的田中角荣首相，还是前不久，鸠山前首相、民主党的党首小泽一郎屡遭舆论曝光攻击，大都引用钱要来收买周围的议员，而不得不拼命敛钱，造成经济问题要被审判。
要是在西方国家，政治同仁对此早就避之千里，其政治生命也该玩完了。但是，在日本竟然还有众多的同党议员团结在其周围，服从命令，听其调遣。这些沾满铜锈的政客，仍然可以在日本政治中呼风唤雨。战后日本政界之所以“金权政治”丑闻迭出，原因就在于此。
而且，政党派阀之间每遇到重大分歧，不是按照法定程序行事，而是要通过“密室”谈合解决，常常导致决策缓慢滞后，被舆论指责为“缺乏危机管理能力”、“外交弱智”。
其实，集团主义对于日本发展的好处是客观存在的，全盘否定实属矫枉过正。识其精华剔除糟粕，才是吸收外部文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正道。所以，我赞成最近要进行通过的“外国人参政法案”，但看起来保守而右翼的日本很难得到通过，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已经没有超半数的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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