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中国人如“散沙”日本人爱“抱团”？
(2010-05-22 04:13:30)转载 标签：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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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文化 
“三个日本人，一把拳，三个中国人，一团沙。”这句话，我在日本听了二十年，说的是中国人做事永远保不齐一个团来。比如，日本近华人团体就近五十多个，中文小报就近四十多家，从来没能整成一盘棋 ，跟日本人对着下。难怪日本人说：跟中国人做生意，拉拢一个人当内奸，一切就全搞定了。因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
孙中山先生曾叹息中国人如一盘散沙，中国人真是一盘散沙吗？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吗？你不是一盘散沙，你怎么泱泱大国屡次被弱小的外族蹂躏？魏晋南北朝你被外族蹂躏，五代十国你被外族蹂躏，蒙元，满情你被外族蹂躏？因此，日本秋田某大学校长中岛岭雄说：看完中国历史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人容易被征服！
原因何在呢？
按照黎鸣先生的观点，真正能把一个民族凝聚起来的力量分为三类，其一是政治的内聚力，其二是经济的内聚力，其三是文化思想的内聚力
政治的内聚力其实就是权利。权利的内聚力分两方面看，一面是权利对社会成员所表现的压迫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威慑力。另一方面是权利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或从社会成员方面看，他们主动对权利表示的关注力，关心力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看，社会权利只属于皇帝家族，虽然科举制度可以吸收少量的读书人进入权利阶层，但真正从全社会成员角度看，这种权利主要是压迫力和威慑力，中国的老百姓怕官府早以成为习惯性的恐惧症，躲避唯恐不及哪敢还去关注，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有些中国人不愿关心政治的心态，实际上就是这2000年来莫谈国事的惯性。
中国的古代的政治体制其实就是家天下，天下是皇帝的，人民是皇帝的奴隶，鲁迅先生曾说过，纵观中国的历史，国人只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成的状态，另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状态。既然我只是你皇帝家的奴隶，反正我也没有权利，我管你谁当皇帝，我只求有稳定的奴隶做就行了。
经济的内聚力主要表现在货币流通的联系力量。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商业的普遍性极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货币的使用范围，及其所具有的在全社会重新分配利益的功能极其有限。中国在历史上都是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使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远离市场交易，绝大多数生活资料自给自足。
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分散、孤立、封闭，中国人由经常的经济利益的关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组织力量极其微弱，人人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也是造成中国社会形同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已经差不多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人与人的经济利益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亚当•斯密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它还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驱动力。然后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
文化思想的凝聚力是指什么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辽阔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的国家来所，使它大范围获得社会凝聚力的主要还是文化思想的力量。真正使每个中国人感到自己使一个大一统社会的成员的是这个社会的某种共同文化和思想。汉字是这种文化和思想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工具。
在这里可以说，汉字和儒家的精神原则统一了中国。孔子的精神原则是爱人原则，他认为人性本善，而善则是克己、礼让、孝悌、忠恕，实质则是爱人。但是孔子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谈到人性本善，而忽视了人性本恶是永恒的真理。
人是由古生物进化而来的，古生物如果不利己，不恶，只靠爱人，靠克己、礼让、孝悌、忠恕，你怎么可能在险恶的环境中得到生存，怎么可能进化，怎么可能进化到人？所以利己，恶的本质是留在人的基因里的，留在人的内心的最深处的，是人摆脱不了的。当然恶只是指人类的三大原恶：任性、嫉妒、懒惰。这种错误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逻辑和历史长期以来难以克服的自我内在矛盾的困境。这使自孔夫子以来中国的文化必然患上了伪善的通病。
文化是人性的外衣，每个人都给自己恶的内心穿上了善的外衣。有的外衣很华丽，很精致，很厚。而有的外衣则很单薄，很破烂。这就是会不会做人的问题。中国人受到得人性本善的说教，与留在心底的原恶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对自我的善的不信任，一个不信任自己善的人又怎么会去相信别人的真善呢。
中国人彼此见面礼仪有加，实际肚皮里却是满腹狐疑。这便是古贤文所说的：“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逢人只说三分话，切莫全掏一片心”。这就是中国文化造就的中国人。
所以解决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首先应该让国人学习一下日本人是如何治理人间沙漠的“一团沙”的。
第一，日本人的会特多。
这个会是团体组成的“会”，而不是中国人会多的“会”。在日本你不入个会，会感到上天无门，下地无路。比如在日本政界，除了法定的党团之外，党团内部还出现过诸如“青岚会”、“二阶堂帮会”、“经世会”、“创政会”、“木曜会”、“一心会”等几十个团体；在财界、医疗界、体育界等领域除了法定行业团体外，大大小小的“会”也数不胜数。如财界有三菱集团的“金曜会”、三井集团的“二木会”、住友集团的“白水会”、三和集团的“三水会”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会团；连居住分散的日本农民除了参加各级农民协会之外，还有诸如“耳朵会”等各种各样的联谊互助组织。
一个日本人在生活工作中参加的团体，少则数个、多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当今日本虽然号称情报社会，信息收集处理极为发达，但却没有人能统计出本国“会”的准确数字。日本的“会”如此之多，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爱抱团”、重集体的心理特征。
其实日本人和中国人及欧美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更强调集体，牺牲个人的倾向了。日本人把团体的存在视为日本人个体存在的前提，参加集团成为日本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一个日本人进入社会后，不仅参加社会政治经济集团如政党、文教团体、公司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还会参加组成各种各样的娱乐享受型团体，在这些团体内，每个人可以展示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特长，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实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
第二就是爱“抱团”精神。
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爱“抱团”，存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从地理环境看，日本乃一岛国，如“孤悬海上”的一天巨轮，名字叫“大和民族丸”号。从民族成分看，日本人除了极少数阿伊努族（只有2万多人）外，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8%以上，其民族成分纯度之高，为世界仅有，而且由于人多国土狭小，地域文化差异很容易被消融，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很强。
日本列岛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的心理内向化，注重以增强岛内的团结来应对外部环境；民族的单一性和文化的同一性又为日本人之间相互协调沟通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从生产方式看，日本民族的生存主要依靠种稻和捕鱼。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山国家，平原很少，种稻引水在古代是一个复杂工程，仅依靠一家一户的努力很难完成，需要多家相互配合。
同时，日本又是一个传统的渔业国家以“食鱼民族”著称，尤其是捕鲸业历史悠久。由于长期出海捕鱼，就很容易产生“吴越同舟”效应，尤其是捕鲸更需要多艘渔船密切配合。在日本传统的浮世绘中经常能看到日本人集体捕鲸的场面，几十艘如叶扁舟相互呼号，劈波斩浪穿梭在巨鲸周围，或投鱼叉或飞缆索，其勇猛团结精神跃然纸上。这种独特的生产环境无疑对增强日本人的协调、团结意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然对于孤岛扶桑来说，日本的社会和家庭组织方式也有利于增强日本人的群体意识。虽然日本受儒教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方面和中国类似之处颇多，如强调“孝”，尊敬祖先，强调家族利益等；在集体方面和团体内部强调“忠”。中国人的五常是“人义礼智信”，而日本人的五常确是“忠诚勇知信”。
在家庭组织方面，日本人更强调长子的地位，在长子和兄弟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关系，无论是民间习惯还是二战以前的日本法律都明确规定只有长子才享有财产继承权。长子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成为“本家”，而其他兄弟长大后要么像雇工一样留在本家，要么就只能离开另外成立“分家”。
由于一般来说非长子的数目总要大大多于长子，因此对大多数日本男子来说，成人之后都必须离开家族另外寻找依托。于是，他们往往倾向于模拟家庭的组织方式建立自己赖以栖身的社会集团，这就是今天日本社会特有的“家元制度”。因此，缔结集团在古代社会就是多数日本人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方式，久而久之“喜欢抱团”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
第三则是服从归顺的秩序。
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到现在，日本政府和社会都大力提倡集团意识，推行个人服从集体的秩序。即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拷贝版。把团结作为一种社会公德，把秩序作为一种规范，不断对公民进行灌输。
在日本从小学到中学，各种活动大多都按顺序、以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其间，每个日本学生要学会适应在不同团体内的地位与角色变化、与团体成员的合作规则和技巧，要树立忠于团体的意识等。
而中国学校的德育教育把个人与集体作为一种对立统一体，既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又注重个体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比如长期推行的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员制度就明显反映出这种集体和个体的兼顾性，一个三好学生既应对团体间竞争做出较大贡献，又要具备较强的个人竞争能力，能在人与人的竞争中取胜。
日本学校则强调培养个人对团体的适应性和归属意识，一个好学生首先必须具备较强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个人取得的任何成功都被视为团体的努力结果。突出自我显示个性如果不是为了团体利益和荣誉必然会受到非议和否定。这种教育的结果使每个日本人在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都树立了很强的团体意识，把自己的团体存在视为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
中国人从懂事到学生时代就处于集体和个人的矛盾之中，走向社会后仍然要受到“为公”还是“为私”的困扰。据调查，在学生时代，面对清洁卫生等公共事务，“日本学生无须分配任务，几乎人人动手；而中国学生如不分配任务，很少有人动作”，社会上集体主义的实行往往要靠规则和公德等外在压力的约束。中国人一般都要在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果个人利益得不到所在团体的充分保障，“跳槽”、“混日子”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行为。而日本人无论在公司、政府机关还是事业团体，尽职尽责维护所在团体的利益和荣誉成为一种自觉意识。
日本人“爱抱团”的习性曾经是日本摆脱战后困境、走向经济振兴的力量源泉。日本人善于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维护集团利益，不论是公司的经营者，还是从业人员，他们都真正把所在的团体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拼命为公司效劳。
这样，日本公司由于内部团结，成员听话肯干，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方面的潜力。众多日本公司又按行业类别形成各种商会团体。在国际商战中，商团内的日本公司尽管相互间也存在竞争，但总是内外有别，为了对付外国公司常常听从通产省或商团头目的安排，一致行动，极少出现“吃里爬外”、擅自行动的情况。
因此，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的日本对手名义上是一个公司，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公司集团，要在商战中占日本人的便宜非常困难，日本由此也得到“大和民族股份有限公司”绰号。战后日本发展的历史表明，这种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文化力量的核心，是大和民族克服各种困难、取得巨大发展的法宝。
当然，“爱抱团”也并非没有坏处，这就是作为团体的日本人容易“集体闯红灯”，一块做坏事。看世界著名导演、日本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我的好朋友北野武便知，他之所以出名得到日本人的青睐，是因为他总是以调侃的语气，攻击社会上的大道理，说一些国民想说却又不敢出口的“心里话”。此人有一句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言，就是“集体闯红灯，谁也不害怕”。
在此须知，日本人向来以重规矩守纪律出名。当脚步匆匆的上班族行至交叉路口时，一看是红灯，再急的人也会停下脚步等待。停下脚步等待不等于心里不着急，但是由于有规则，讲秩序，再急也只能忍耐。而北野武告诉大家不必忍耐，不要克制个人的欲望，只要大家一起闯红灯，大家就不用害怕。她的这句话能够成为名言，是因为它恰恰顺应了日本人好集体犯规的民族心理。
事实正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当少数日本人到中国旅行的时候，往往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但是一旦较多的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无视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人的存在，容易做坏事。比如玩娼嫖妓，在其他国家多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且大都采取悄悄干的方式。但是，日本人竟然能结队成伙集体到外国搞“买春性之旅”。
为什么日本人一结伙容易干坏事？我在日二十多年，深深体会到这时一个值得研究但永远解不开的谜题。
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道德观念淡薄。在古代日本人虽然属于儒教文化圈，但一直没能建立像中国那样完整系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他们对孔子之说的吸收只限于一个“忠”字，却把孔子倡导的“仁义”抛在一边；到了近代，日本人学习西洋，很容易地接受了西方政治的权力概念和科学技术，却对西方价值的核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抛在一边；二战以后，一亿日本人忙着发财赚钱，眼里只有竞争二字，没时间也不愿意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这样，仁义道德对日本人而言始终是外在的，没有在心里扎下根。
因此，日本人的脑子里缺乏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在道德上如“墙头草，随风倒”。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其言行举止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如果侨居欧美就会按欧美人的道德规则行事，如果生活在美国也会很快入乡随俗。但不知为什么？日本侨居中国，却很难被国人同化，让他们很难按中国人的道德规行事。
可能由于缺乏岛国民族和大陆汉民族间能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标准，中国人讲义气、重情份，往往忽视了该遵守的原则；日本人判断是非更容易受权力观念和功利意识主导，其结果就是“只要有利的就是正确的”。
日本著名学者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中就曾这样描绘自己的同胞：“无论是在战争时还是在工作时，只要有发迹的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日本人受制于集团的巨大压力，严格地限制了个人的判断和选择。在日本集团内部不允许存在自我，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所要做的只是听从上司的命令，追随团体内的大多数一起行动。迄今为止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为团体和国家尽忠的行为才能得到记载和讴歌。一个日本人从儿童时起就被要求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在社会上按多数派的意见行事，没有什么余地来解决良心的问题”。
这样，团体成员自我观念的普遍丧失，使得“作为团体的日本人缺乏自制能力”，对每个成员来说是非曲直是集团的事情，自己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即使是冒险犯罪也会因“大家一块干”而心安理得。
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以个人的自由和完全独立为前提，在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日本人则强调集团的重要性，个人与集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其他民族难以形成的巨大合力，推动日本社会跨越式发展。昨天的日本之所以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爱抱团”的民族传统。
中国则居于二者之间，常受集体与个人矛盾的困扰，难以充分发挥民族潜力，导致国家发展遭遇坎坷；但今天，由于我们向世界吸取经验，把个人个集体的关系处理得当，则可同时拥有二者的优势，促成了中华腾飞。
下一步如何走入国际化的归程？如何博采日本和西方之长，就看我们自己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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