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三)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节选一：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一)
节选二：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二)

◇　“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父亲和胡耀邦、谭启龙、黄知真等是红军时期有名的“红小鬼”，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这样称呼的。如果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那就从根本上判处了陈丕显在政治上的死刑。他们还真从我父亲几十年的档案中找到了1930年我父亲被捕的经历。江青知道后大喜过望，马上用她特有的形象思维推理，被捕而没牺牲，那只有投敌叛变啊，马上信口雌黄地公诸于世。为了落实我父亲是“黑小鬼”的罪名，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队组成联合调查组，共有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此事。李文静指示：“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那么，被李文静们如此看重的所谓“陈丕显30年代历史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0年6月，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向长汀疯狂反扑，留守的长汀县苏维埃机关被迫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当时，刚满14岁的父亲任县宣传队分队长，转移途中病倒了。7月2日，父亲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条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当船行至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时，遭到当地地主“民团”武装的伏击。船上的人纷纷跳水，有的牺牲，有的突围出去，父亲及十余个红军伤病员被俘。

　　由于这两条船上的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相互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时大胆逃脱，但跑出两里路后被抓住，因他身上带有身份证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三十多年后，父亲从专案组人员的嘴里，才知道这位牺牲的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达。

　　父亲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因年纪小、个子小，敌人把他当成“红军小孩”，交给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看管。父亲在他们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这家人很喜欢和同情我父亲。姓刘的老乡告诉父亲，听乡里人传言，民团头子看中了他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他年龄太大了一点，怕养着不亲，正犹豫着。一天，民团开去打长汀了，这家老乡就用船悄悄送父亲过江，还给了一点钱，要他赶快回家。父亲上岸后，跑了四五里地，终于在河田镇找到了红军队伍。

　　这种事情在战争年代，尤其在敌强我弱的红军时期是经常发生的。“文革”前，我父亲把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以及那个民团头子想收他为“义子”当成革命故事，在不同场合多次讲给我们这些青年人及身边工作人员听，目的是帮助我们了解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且，对于这段经历，父亲在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本来是一清二楚的。可“四人帮”及其爪牙为实现其不告人的政治目的，硬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遗余力地编造历史。在“文革”中，救过我父亲的这户刘姓人家，竟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长”，受到了迫害。

　　这段历史实实在在是太清楚了，连一点可以编造的余地都没有。1967年10月，专案办的调查人员只得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1930年被捕过，当时只有十四岁，穿便衣，是和伤病员一起被捕的，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

　　不可能，江青同志都宣布了，怎么不叛变？张春桥听了十分恼怒，重新调整了专案人员，要他们再赴闽西调查。从1967年至1972年，一批又一批调查组连续在闽西调查了五年之久，派出的人员多达20多批、990多人次。他们先后到过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赣南地区的16个县的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调查组所到之处，总是先要用大喇叭、大字报、大标语大肆鼓噪一番，说“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制造恐怖的高压态势，接着，要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揭发批判所谓的陈丕显“三反”罪行、“叛变投敌”历史，要大家与陈丕显划清界线。然后，再把熟悉我父亲或我父亲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揭发陈丕显的历史问题。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他们采取了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殴打等法西斯的手段逼供材料，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逼迫原伪职人员出具伪证。为了向“四人帮”交差、请赏，他们为此在闽西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数以百计的干部、群众及我父亲的亲属受到株连，有人被迫害致死。

　　调查组先后十几次纠缠一位叫张德胜的老红军，采取捆绑、关押、拳打脚踢、罚跪、手枪威吓等下流手段，逼其揭发所谓“陈丕显曾在长汀出卖革命同志，打死伤员一名”等问题。这位当时70岁高龄的老红军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捏造的材料，说：“要我捏造事实，陷害陈丕显同志，说他在蔡场打死伤兵，叛变革命，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就是枪毙我全家四口，我也不说。”最后，这位老红军受不了这些外调人员的折磨与迫害，含冤自杀身亡。调查组的种种卑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父亲历史清白，没有叛变投敌。

　　在他们污蔑我父亲的诸多政治问题中，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也是他们看重的一枚“重磅炸弹”。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中，以此案最为骇人听闻，受株连的人多达数百人。直到我父亲1974年11月获得“解放”出来，张春桥等人仍死咬不放，成为继续攻击我父亲的“悬案”。

　　实际上，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纯属子虚乌有。1965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遭人诬陷，说他对毛主席搞过窃听。中央决定由由彭真主持查清此案，抽调大量专家和公安人员，对毛主席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住处全面检查。上海市委指派分管政法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负责此事，市公安局也全力配合公安部的检查。结果，上海没有查出任何窃听装置。我父亲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上签了字。“文革”中，张春桥一伙为了攻击彭真包庇杨尚昆，彻底打倒我父亲和市委其他领导，并借机清除和打击公安队伍中的异己势力，居然旧案重提，根据一些人无中生有的揭发大做文章，制造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案件。他们指控我父亲是主谋，牵涉的人也越搞越多，先后有300多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打伤、致残，有的人被逼自杀。

　　“外调”没结果，就要口供。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批斗、审讯，企图从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定罪根据。从1967年5月至1972年12月，我父亲经受的大小批斗会和审讯有数百次之多。专案组人员明知我父亲身患肿瘤疾病，体质虚弱，却千方百计地变着法折磨和摧残他，大声辱骂，拍桌子瞪眼睛，罚站……最残忍的是搞“车轮战”、“蘑菇战”，接连几天提审，一两个月不间断地批判。在我父亲被专案组押到奉贤“五七”干校搞所谓“田头批斗”期间，他一天要被批斗几场，白天稍有空隙就被逼迫扫猪舍、挑猪粪，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每天只让睡三四个小时。不要说像我父亲得过重病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也受不了这种折磨。尤其是1972年4月，已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的王洪文，见“陈丕显专案”迟迟几年不能定案，就亲自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说此案不能再拖了，要求上半年结案。于是，在从5月9日到7月5日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我父亲连续遭到了68次批斗、审讯。专案组每天只准我父亲睡三四个小时觉，企图从肉体和精神上把我父亲整垮，在神经错乱中交代出他们迫切需要的所谓材料。对于专案组里的某些人来说，一说要批斗我父亲、迫害我父亲，似乎成了一种乐趣。人性会扭曲到这种程度，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父亲也让“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见识了“红小鬼”的硬骨头！父亲把每一次审讯都看成是为维护真理、为维护共产党员光辉形象而战。专案组要我父亲交代1930年被捕的问题，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他们说：“陈丕显，你的历史问题经过几年的调查，情况已经查实。”父亲说：“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既然已经查实，你何必还问我呢？”他们说我父亲不老实，父亲就说：“你们搞的是假案子，是逼供信。你们才不老实。”，“我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我要对党负责。没有的事，硬逼我，我不能讲！我这也是用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诬蔑父亲是“老反革命”，是“叛徒”，父亲严正声明：“我三○年没有罪，是光荣的历史。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反革命，是叛徒。”“你们搞的证据都是假的。我要组织上给我讲清楚。”他们大声吼叫，父亲也提高嗓门，毫不示弱。有时，父亲被斗得筋疲力尽，就不吭声，保持沉默。我父亲被囚禁八年，专案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都对他无可奈何。

　　关于“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专案人员对我父亲进行“重点突破”，使尽各种阴谋诡计进行诱供和逼供。1970年3月4日至13日，在9天之内诱逼他16次。但是，我父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据理斗争。1972年，我父亲含着热泪专门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指出他们搞的所谓“侦控案件”完全是一个冤案，要求党中央过问这件事。信是通过专案组上交转呈的，估计此信因揭露了他们逼供的情况，被张春桥、王洪文扣下了。

　　1975年，专案办最后一次就我父亲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这份材料上报前，由于关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主要证据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脚，最后只好从原稿中抽掉。“四人帮”一伙为了置我父亲于死地，费尽心机折腾了八年之久，最后一无所获。

　　◇　岁寒识松柏

　　上海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是江青一伙猖狂夺权、祸国殃民的重灾区。尤其“一月风暴”发生后，一大批干部、群众被诬蔑陷害，上海从此陷入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陈老总生前赋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与丑恶势力的激烈对峙中，除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少数变节分子卖身投靠外，以我父亲、曹荻秋为首，包括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杨士法、张祺、黄赤波、秦昆、李研吾、李干成、宋季文、石英、宋日昌、张承宗、金仲华、赵祖康等在内的十几位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全部遭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残酷迫害，多数人身陷囹圄长达数年。有的领导，如曹荻秋、石英、金仲华等，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始终不惧淫威，傲霜斗雪，宁折不弯，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在上海老一辈中，一提起“陈、曹、魏、杨”，经历过“文革”的上海人大都不会陌生。“文革”一开始，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这四位父辈同时被抛到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同时被打成“上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同时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在全国点名批判……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被全国“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领导一般只有一位，很少有两位，而上海一下子就揪出了四位，很耐人寻味。陈、曹、魏三位被打倒似乎还可以理解，我父亲是市委第一书记，又是党内知名的红小鬼，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极具威望；曹荻秋是市长，在我父亲养病的情况下代理主持市委领导工作，从运动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与各种动乱行为作斗争，毫不妥协；魏文伯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被诬为刘少奇、邓小平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可杨西光时任市委候补书记，在市委领导班子中排名很靠后，为什么也榜上有名呢？后来经过查证，原来与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前喊出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有关。据说这个口号经由张春桥一伙汇报到毛泽东那里，还得到他的称赞，由于“钦定”，杨西光由此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被“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省市级候补书记。

　　在1967年1月刮起的夺权“风暴”中，“陈、曹、魏、杨”等上海市、华东局主要领导经历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我记得在1月14日的批斗中，曹荻秋伯伯被造反派强制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高架车上，反剪双臂，脖子上挂着木牌，在南京路等繁华闹市区游街示众。且不要说这样很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作法，也只有变态狂希特勒干得出来！

　　“陈、曹、魏、杨”四位父辈一同被关押在康平路71号的一栋小楼里“隔离审查”。那栋小楼本是荣毅仁的家，“文革”中被没收了。“陈、曹、魏、杨”每人分别有一个专案组，每人单独关押在一间房里，单独放风。为了彻底打倒这四个“旧市委”的老领导，张春桥一伙抓住他们在革命生涯中都有过被捕的经历，蓄意给他们强加了同样的罪名：“叛徒”。各专案组以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所谓调查取证工作。其实，“陈、曹、魏、杨”四位父辈的政治历史问题，早已被中央审查过，没有任何污点，清清白白。他们有过的或多或少的被捕经历，恰恰是他们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大义凛然、英勇斗争的光荣史。

　　曹荻秋伯伯和我父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那时曹伯伯是苏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我父亲是苏中区党委书记，两人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后来组建华东工委时，我父亲任工委书记，他任副书记，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工作配合得也很好。1952年起，两位父辈一直在上海市委、市人委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曹荻秋被诬陷为“大叛徒”是因为他1932年曾在上海被捕过。曹荻秋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四川领导了震惊全省的“广汉起义”，1931年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后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3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在敌人审讯时，他说自己叫张云清，从乡下来找一个老乡谋个差事，因走错了路、找错了人家才被抓了来。后虽经多次审讯，并有叛徒指认，曹荻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曹荻秋的这次被捕问题，中央在1957年10月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结论，认为“曹荻秋同志在被捕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国民党当年留下的关于曹荻秋从被捕、审讯到判刑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曹荻秋五年刑期届满时“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谕，未有表示”。正因为如此，曹荻秋又被国民党押至苏州的江苏反省院关押。抗日战争暴发后，曹荻秋组织在押的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并作为大家推举的三位代表之一要求国民党无条件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经过与敌交涉，以及周恩来总理的营救，在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曹荻秋与难友在1937年8月下旬全部被释放。

　　为了蓄意陷害曹荻秋为“叛徒”，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之流根本不顾历史事实，指挥“曹荻秋专案组”跑遍全国，甚至采取诱供、逼供、制造假材料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调查取证。与我父亲一样，曹荻秋在关押期间也遭到了“车轮战”、“蘑菇战”式的审讯。但是，他坚决抗争到底，决不接受叛徒的罪名。一次审讯中，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人员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

　　几年下来，他们在曹荻秋伯伯身上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任何“罪证”。在1972年7月26日王洪文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曹荻秋专案组”提出了“根据外调材料，曹定叛徒证据不足，定不上叛徒”的意见。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黄涛等立即训斥专案组“严重右倾”，说什么“曹荻秋定不上叛徒，还有谁能定叛徒”、“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

　　1973年2月，“四人帮”及其党羽被迫决定解除对曹荻秋的所谓监护，5月把他送到奉贤的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9月，他们炮制的《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央。曹荻秋再次严正表明态度：“按照政策，我定不上叛徒，如果市里定了，我要向中央申诉。”他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写信，申诉冤情，但不仅这些信都遭到无理扣押，他本人还背上了“翻案”的罪名，继续受到迫害。后来中央没批这个报告，此事不了了之。1975年秋，“四人帮”及其党羽再次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曹荻秋的定案问题的报告，狡诈地说什么“是否要定为叛徒？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予以恢复？我们还吃不准”，“请中央来决定”。马天水、王少庸暗地里对赴京汇报的“专案办”人员讲：“中组部若问上海的意见，就说市委倾向定上。”

　　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荻秋伯伯突发心脏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含恨辞世，未能熬到“四害”被一举铲除的历史时刻。曹伯伯含冤去世后，我父亲内心里常为此感到十分难过。父亲感到曹伯伯在“文革”经受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是代他受过的。值得欣慰的是，1978年4月，中央批复上海市委的专题报告，为曹荻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如果仅以是否被捕过、被捕次数多少来圈定一个人是不是叛徒，魏文伯是最能引起“四人帮”的兴趣，因为他曾四次进过国民党的监狱。

　　魏文伯是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狱中上过敌人的老虎凳，灌过辣椒水，还在东北军中当过“地下党”。解放初，他任华东局秘书长兼上海市委秘书长，后调北京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从1955年起，魏文伯调回上海，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相继担任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组长。因他领导有方，到1958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有15县（市）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记者的实地采访报道后，激动得夜不能寐，气势磅礴地写下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1961年，魏文伯重回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局候补书记、秘书长、书记。

　　“文革”开始后，华东地区尤其上海地区日趋混乱。魏文伯挺身而出，于1966年八九月间连续三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紧急电报，呼吁立即停止红卫兵大串连，控制各地的混乱局面，保证工农业的正常生产……可是，魏文伯的直言相谏不仅没有引起中央重视，反而因此接到了北京的通知，要他就“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检查。“安亭事件”后，魏文伯面对更加猖狂的黑风浊浪，多次在机关某些会议上忧愤地说：“‘文革’是乱搞，不乱到家不算完。才吃了两年饱饭，再挨饿就知道错了。”“‘文革’这样搞法，总有一天要被清算的。看将来还有没有文章，如果就这样完了，没有另外文章了，是不能服人的，将来一定要算账。”“我书记不干，也要提意见。”“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懂生产、不管生产，都是些秀才，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上海“一月风暴”后，魏文伯落入造反派手中，多次遭到揪斗，同时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他与我父亲等一起被监禁在康平路71号。“魏文伯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对专案组长说：“魏文伯是叛徒，要抓紧清查。”“魏文伯专案组”为了逼迫魏文伯承认自己是“叛徒”，经常两三天连续审问他，不许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1968年10月，魏文伯作了一首小诗《遣怀》抒发心声：“饥饿思饭好，疲劳知床亲。岁寒识松柏，贫困见人心。”

　　专案组人员反反复复地要魏文伯交待几次被捕及“叛变”的情况。可魏文伯先后写了几百遍，都是同样的内容。专案组人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还丧心病狂地采取非人道的审讯手段。他们明知道魏文伯心脏不好，却故意用橡皮胶带把魏文伯的嘴巴、鼻子封住，只留一点点透气的小孔。1968年3月，专案组人员为了逼他承认1930年第二次被捕时出卖过同志，连续两天两夜批斗和审讯。到第三天晚上，魏文伯病倒了，头昏，发冷，四肢发抖，可专案人员仍不放过他，叫医生在旁边观察，继续审讯。后因魏文伯被折磨得出现抽痉现象，医生说有脑溢血的危险，才被送到医院急救。1969年12月，专案组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所谓“对敌斗争经验”的启发下，又对魏文伯发起了一个11个半天和一个晚上的连续审讯攻势，直到折磨得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

　　无论专案组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魏文伯始终拒不认罪。1968年11月，他以一首《自励》激励自己：“幽居久病唤如何？人到白头阅历多。年老心红犹未晚，随时努力莫蹉跎。”他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解决，几个跳梁小丑横行霸道的时代终将结束。“花落花开自有期，上台终有下台时。长途跋涉防迷路，一举一言仔细思。”

　　1973年3月29日，魏文伯与曹荻秋同时获释回家，但仍无行动自由。魏文伯以诗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大厦忽倾垂，双燕声叫危。望到清明日，重见燕飞回。”这位老人就是这样永不放弃希望，当专案组在最后上报中央的结论中认定他“在北平四次被捕，其中三次叛变，后来又公开发表反共文章，罪行极其严重。……戴上叛徒帽子，永远开除出党”。魏文伯表示强烈抗议，先后三次给市委写信，并请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强加的叛徒罪名予以坚决驳斥。张春桥对此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批示：“专案组可以再同他谈一次，驳回他的翻案，他的信可以存专案组，不必干扰中央。”魏文伯是压不垮的。他以居所前一棵巍然挺立的高大雪松自喻，自号“老松”，以示自己不屈不挠反抗“四人帮”的决心。

　　杨西光也被张春桥一伙扣上了“叛徒”的大帽子。他1933年在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时，暴露了身份，被校方开除，之后在南京、芜湖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杨西光在东北军中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大后方重庆从事过团结抗日的宣传活动。解放前后，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委委员等职。杨西光于1954年9月调回上海，之后的十年间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革”初期，杨西光在市委分管教育工作，又兼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所以，当“红卫兵运动”蔓延到上海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市委领导里最先受到批斗冲击的对象，多次惨遭他所呕心沥血培育的学子们的殴打。

　　“一月风暴”后，造反派抓住杨西光在1934年被职业学校开除一事，处心积虑锻造冤案。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说那个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的什么委员，发现了共产党决不会轻轻放过。就凭张春桥的胡说八道，上海市专案办就立了案，对杨西光“隔离审查”。正如王少庸1978年在《我的认罪书》中供认的：“对杨西光同志的历史立案审查，更无根据。”杨西光被非法监禁、迫害长达七年之久，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原则，不说假话，保护同志。直到1974年2月23日，杨西光才获得“解放”。

　　宋季文和李干成两位原上海市领导，是我父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文革”中，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同流合污，与我母亲一起关押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同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位于浦西曹河泾，这里先后关押了两百多名上海的重要干部和知名人士。1967年底，张春桥、王少庸、王承龙等要上海有关部门找一个秘密关押受隔离审查的领导干部的地方，要求“安全”、“近郊”、“与居民隔绝”、“既不象监狱，又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后来就选中了这里。

　　宋季文曾与我父亲共同战斗与工作了数十年。抗日战争期间，宋季文在苏中根据地协助我父亲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曾任苏中四分区税务局局长、新四军第一师供给部部长、苏中三分区财政经济处处长、苏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和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苏中根据地财政处处长、苏北军区供给部部长、苏北兵团供给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部长等职。建国后，宋季文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委副主任、财办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兼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

　　在上海工作期间，宋季文一直看不贯张春桥那付阴阳怪气的嘴脸，两人“文革”前还因工作上的事争论过几次。对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背着上海市委大搞“两面派”的卑劣行径，宋季文气愤难当，批评张春桥的言辞最激烈。“安亭事件”发生后，在那次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宋季文质问张春桥：“现要工厂里许多人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群众要求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说要找张春桥辩论……”张春桥后来还到我父亲那里去告宋季文的“黑状”，我父亲未予理睬。

　　“文革”一开始，宋季文料到张春桥会借机报复自己，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他年轻时就喜爱诗词，不同时期写下了不少作品。“鉴于历史上的文字祸，恐招是非，遂一火焚光。”在劫难逃的宋季文竟被张春桥一伙人关押了5年之久，受到了各种非人的折磨。为纪念关押地曹溪路少教所，他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梦溪诗词集》，记叙他在“隔离”期间的遭遇。

　　按规定，宋季文晚上9时才能睡觉，有一天他体力不支，晚上8时就坐在床上闭目休息，被造反派瞧见，就打开房门质问他为什么提前睡觉。宋季文反问造反派：“坐着怎么能算睡觉？”与他们大吵了一场。还有的造反派以趁宋季文出去放风之机，偷拿他的香烟，偷窃行为持续长达一年之久。宋季文被迫向上反映此事，也招到报复，此后不给他看病，不让他吃饱饭。他便写下了一首《病中有感》：

　　有病无医病自多，寒冬苦冷可如何？耳鸣不是阳春曲，腹叫犹如下俚歌。黑犬隔墙空吠影，黄牛浮水自过河。

　　过春节不让理发，也是“四人帮”死党折磨、污辱受关押老干部的一种刑罚。宋季文的记述是：

　　已去春光何处觅，终日无言，独自窗前立。忽觉今宵是除夕，长须长发惊如雪。

　　还有一次，宋季文因久居牢房，渴望重见天日，思念亲人，偶然长叹两声，被造反派听到了。造反派打开房门，同宋季文大吵一场。宋季文气愤之极，填了一首词《鹧鸪天？无题》，描述了自己的境况：

　　紧闭牢门又一春，铁窗风味总关情。无端小子来寻衅，不许长叹一两声。颠狂甚，无亲人。只能夜夜伴孤灯，卧床空听潇潇雨，欲取门锤斗鼠群。

　　宋季文先是被监禁在少教所里，后来又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难期间，宋季文始终同丑恶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老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一腔报国之志。如他所言：“心中自有千重恨，头上徒增两鬓霜。烈士暮年情尚烈，老骥伏枥愿途长。”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宋季文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顾问，跟朱熔基在一起工作。他们相处共事，关系甚好。1996年，宋季文因病去世。朱熔基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纪念他：“忠贞不渝，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诲我良多。”

　　李干成也是一位铁骨铮铮、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辈革命家。1929年，李干成在上海建设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转为共产党员，并于当年冬季辍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上海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从1930年开始，李干成先后担任中共宿迁县委、邳县委书记，共青团徐海蚌特委、吴淞区委、沪西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李干成在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期间，到上海开会，因叛徒出卖，全部参会者被国民党反动派一网打尽。李干成后被判刑六年，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八一三”淞沪抗战暴发后，苏州面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危险。国民党陆军监狱将在押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李干成出狱后，回到家乡江苏涟水，成立抗日同盟会和地方抗日武装，历任抗日同盟会理事长、抗日义勇队队长、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政治部主任。1940年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他又相继担任淮海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兼粮食处长，中共泗沭县委、宿迁县委书记，淮海地委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李干成先后担任淮海区第二中心县委书记、华中支前司令部副政委等职。1953年，担任苏南区常州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的李干成调到上海，先后担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交通工作部部长，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6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数十年。

　　“文革”初期，张春桥一伙考虑“三结合”问题，曾经想拉拢李干成与马天水、王少庸一道上他们的贼船，条件是必须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干成严辞拒绝，随即被打倒，长期关押在少教所。专案组人员抓住李干成1931年被捕问题大做文章，对他进行疯狂批斗和审讯，逼其承认是“叛徒”。李干成的这段历史问题，1941年在华东整风运动中已作出明确结论，并恢复了他的党籍。而审讯人员仍不放过他，采取了“车轮战”、“蘑菇战”。倔犟的李干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风倒下，神智不清达20多天，报了病危。李干成在少教所关押期间，还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入院治疗。直到1974年，李干成才得以重见天日。

　　说起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上海老一辈，我还要介绍一下我父亲的老朋友，原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悲惨遭遇。

　　陶勇叔叔是我军历史上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他的英名，如黄桥决战、苏中七战七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等。他与我父亲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了，当时我父亲在苏中区党委，他在第四分区，两个人在工作中有很多接触，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结下了生死之交。

　　陶勇叔叔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当林彪一伙开始暴露分裂海军党委、篡夺海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时，陶勇拍案而起，愤然离席，并向贺龙元帅报告了有关情况。在中央军委和叶帅的领导下，陶勇与林彪及其死党作了坚决的斗争。1966年7月，中央军委在北京讨论了海军的斗争问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指出林彪的死党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会议期间，陶勇应叶帅之邀到会，痛斥林彪的一伙死党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林彪死党的夺权阴谋破产了，迫使林彪不得不走到前台，公开干预，亲手扶植其死党上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我父亲，要父亲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提醒陶勇警惕。陶勇当时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许世友专程到上海看他时，对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一月风暴”袭来时，上海陷入空前的混乱。1月21日，陶勇对家人说：“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了。”可就在当天下午却发生了“陶勇自杀事件”，陶勇被发现死在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头上还有着明显的硬伤和瘀血。陶勇遇害不到四个小时，林彪一伙就盗用海军党委的名义作出了陶勇是“叛徒”的结论。他们指使暴徒破坏出事现场，把陶勇的遗体拖在地上，倒上墨汁，戴上高帽，在脸上打上×。他们还准备抬尸游街，因引起了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才不得不作罢。几天后，陶勇的尸体被恶毒地以“亲属不看，骨灰不要”的方式处理了。

　　陶勇遇害的当晚，一伙暴徒闯进陶家，向朱岚阿姨及孩子们宣布了“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的消息，并看管他们不准离开家。朱岚阿姨愤怒地对看守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凶手！”……连续三天，陶家被造反派反复查抄洗劫。1月24日晚，家中又来了一卡车暴徒。此时，朱岚阿姨已三天水米未进，神志恍惚。暴徒们要她跪下，她轻蔑地摆了摆头，说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下？！有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话音未落，朱岚阿姨就被几个人强行摁倒在茶几上。一个家伙吼道：“你是叛徒的老婆！”朱岚阿姨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那个家伙威胁朱岚阿姨喊“打倒陶勇”，她就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站在一旁的孩子们也跟着妈妈呼喊“共产党万岁”。暴徒们恼羞成怒，立即对朱岚阿姨一顿拳打脚踢，致使她昏死过去，从茶几上摔下来。可没等朱岚阿姨完全苏醒过来，暴徒们又把她拖上茶几，继续殴打、审讯……

　　朱岚阿姨对女儿说过：“我等着党和人民为你爸爸申冤的一天，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下去！”她到处为夫申冤，同时经受着一次比一次更为残酷的迫害。1967年8月的一天，朱岚阿姨突然被秘密关押起来，罪名是“日本特务”。审讯人员还要她交待陶勇的所谓罪行，以及陶勇与周总理、叶帅的关系。朱岚阿姨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受到轮番围斗和拷打。棍棒、竹板打断了好几根，被打断了肋骨，遍体鳞伤，没过多久便被折磨致死。

　　张春桥获知朱岚已死后，恶狠狠地对东海舰队的死党说：“人死了，灭了口，线断了。”尽管如此，林彪、“四人帮”一伙仍借陶勇之死，策划了一个以死人整活人的阴谋，先后整理了三十多个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几百人因此受到株连蒙冤。

　　我父亲直到结束了八年囚禁生活后，才得知老战友陶勇夫妇去世的消息，顿时心痛如绞。他坚定地认为，陶勇决不是自杀，他与在“文革”中无数被害的同志一样，死于一小撮阴谋家之手，而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是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上海的“一月风暴”，把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李干成、宋季文、陶勇等老一辈抛到了风口浪尖。这既是他们最凄惨、最悲壮的人生时刻，也是他们最英勇、最辉煌的人生时刻。在黑风浊浪中，他们同仇敌忾，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抗争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