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向着最有希望的三十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古称三十年为一世。

　　《说文解字》中有：革，道之变也。三十年而革。

　　经历建国六十载，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年，2009自然成为下一个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岁末之际，本刊根据这一年发生的改革热点梳理出十大改革关键词，发现新的改革元年是那样急切而严肃地呼唤着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仍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正如资深媒体学者杨继绳先生在给本刊撰写的专栏文章《最有希望的三十年》中分析的那样，建立新制度的航程进行了三十年，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最明显的后果是社会不公正。

　　改革期间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出现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社会强势,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种制度性弊端使社会不公正问题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中国当前有两个尖锐的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加快民主进程，尽快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新的三十年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和资本将有新的面貌：为社会造福功能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危害社会的弊端将受到限制。显然，将威权政治改变为宪政民主政治，是风险较大的制度转型，可能有曲折，但最终还会达到彼岸。这个转型是中国近代社会制度转型的继续。

　　下一个三十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期。

　　1、“保八”——在应对危机中成长

　　随着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8.9％的数字公布，前三季度的平均增速已达到7.7%，中国经济实现“保八”目标，基本已没有悬念。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自身周期性调整双重影响，中国的出口、用电量、中央财政收入同时出现负增长，工业增速、企业利润等指标大幅下挫。沿海外向型加工经济下众多企业破产，上千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这些都曾一度让民众对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甚至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出台一揽子计划。于是，“8”这个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吉祥的数字，就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关键词。

　　以“4万亿”刺激计划为主导的一揽子措施，是中国政府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下的一剂猛药，核心之一就是“增加投资、扩大内需”。而对于经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反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而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力量也备受世界注目。据联合国预测: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世界经济增幅可能仅为1%；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8%-8.9%，并由此明显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据此，一些西方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称：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引擎”，是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引擎论”、“威胁论”和“大国崛起”的讨论，遍布海内外。从海峡两岸代表团的多次互访到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级智库成立的评论，从达沃斯论坛到G20峰会，从多哈回合谈判到中美战略对话都表明着一点，世界在关注着中国的声音。

　　但中国并没有为此沾沾自喜，官方清晰的看到并且不断的强调我们仍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事实。同时，在这场复苏盛宴的背后，繁荣的股市、疯狂的楼市、闻所未闻的天量信贷以及大量泡沫的风险已经摆到眼前。于是业内开始关注重启的央票发行、银监会更为严厉的监管要求、各地各种形式的融资狂潮及其利弊，民众们则注目着政府在房屋、汽车方面的信贷政策是否会持续不变。

　　为平息各界对政策转向的猜测，官方曾在年中表示“经济企稳但基础未牢，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核心目标是保增长、保就业”，但对此各界评论不一。支持者认为，经济尚未回稳，贸然紧缩不仅会使经济失去动力、刺激措施前功尽弃，不连贯的政策取向也会使人们的预期混乱，沉重打击市场信心，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批评者则表示，当前的银根过于宽松，将导致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

　　然而两种意见都充分肯定了一个矛盾的现状：收紧货币政策，有很大可能发生“二次下滑”；继续执行宽松政策，新一轮资产泡沫也许并不遥远。只是两害相权，各有所取。

　　这背后反映出所有人的思考，“保八”之后呢？

　　种种迹象表明，美欧的就业状况很可能将继续恶化，经济学家分析国外市场的需求在2010年仍难有明显反弹，加之近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举措不断抬头，2010年中国出口前景仍不乐观。

　　4万亿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的三成以上，比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民生工程、社会事业三项之和还高出4.5个百分点。目前计划已近收官，但外需不足、内需拉动无力；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过于依赖消耗资源而非技术创新，过于依赖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扩张而非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进展仍不理想；甚至于资产泡沫、银行坏账等更大的考验已摆在眼前。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寒热症”的中国经济，仅靠政府投资，路还能走多远？

　　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物质资源投入的回报率递减，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增长，有些地区的环境已不适合生活，出口不能支撑，投资率的不断提高造成劳动者贫困化，阶级矛盾对立。中国经济亟需培育起新的增长点。

　　必须让“保八”的过程成为中国对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化反思的过程，这是各界的一致意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未来的指引，寻求突破和发展。”

　　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时对结构调整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继续落实、完善促进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各项政策，积极推动最终消费；抓紧出台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办法；坚决抑制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

　　“大危机之下的大机遇，让我们有信心去期待中国经济的一次‘华丽转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有好的体制环境，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

　　|专家观点|

　　——秦晓（中国招商银行董事长）：借助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快速大幅反弹，对中国并非好事。经济轻度减速并不可怕，货币政策决不能忽视资产价格走势。中国的货币政策立场迫切需要从宽松转向中性。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到来，大局比较稳定，至少到明年“两会”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改变。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短期政策的力度足够大，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实现，当前应及时将政策重点转向长期问题的解决上，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转向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

　　——林毅夫（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必要维持，但货币政策可以稍微稳健一点。通过金融机构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收入分配结构就能调整。具体就是建立更多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支持，真正促就业，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平衡。

　　2、“群体性事件”——“县政危机”迫使基层政府走上改革前台

　　盘点接近尾声的2009年，“突发公共事件”绝对可居于社会领域关键词的榜首。

　　从湖北石首的“抢尸暴动”到湖南邵阳的“护尸行为”，从西宁及重庆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会宁警民冲突、巴中公交车司机停运、南康征税到郑州民办教师集体上访、韶关旭日玩具厂群体性斗殴事件、通钢事件，一桩桩的群体性事件接踵而来，民众似乎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释怀。

　　这些事件背后虽然有民众的非理性因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干群关系的日益恶化。知情权不对等、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渠道和公平博弈机会使得“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公信力受损的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关系，纯朴的基层官民关系正在崩塌。

　　2009年9月，《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群体性事件”被收入其中。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道德一直是政权的基石，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官员的道德也应该是商业信誉、公民诚信的典范。

　　总是出现的“躲猫猫”、总是发生的“处女卖淫案”、多次被证实的“警（官）匪一家”传言，让民众失去往日的信任，而被迫质疑政府和官员的言行。更可怕的是，邓玉娇案以及更令人发指的贵州习水大规模性侵幼女案、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强奸案等事件的发生，让民众赫然发现本应行使保护职责的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反而成为危害一方的主犯。

　　犹记得“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愤慨的形容当地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民众对政府和官员已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关系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群体性暴力或非暴力事件。

　　基层矛盾的日益尖锐和频繁，加剧了“县政危机”，这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后，对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需求。“县政危机”迫使基层政府走上改革前台。

　　2009年的6月，来自河南新密市的农民工张海超成为全中国的焦点。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不能享受国家明文规定的职业病病人待遇，张海超“挺胸走险”，选择“开胸验肺”，只为一纸证明。

　　与之极为相似的是，黑龙江省嫩江县一个名叫代力的普通女子，在胞妹代义离奇死亡后，面对司法机关“药物中毒死亡”的鉴定结论，只能“以身试药”换得一次阳光鉴定。代力的多次极端行为也使当地政府、公安部门下属鉴定机构、民办鉴定机构、多位知名司法鉴定专家，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鉴定争论中。

　　开胸验肺、以身试药，这一个个新词汇的背后，是中国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之殇；兰州老人砖拍违章车辆，八成接受调查的网民（总数超过20余万）表示赞同，这种“替天行道”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作为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的孙东东，用一句“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激怒了公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孙教授此言不但罔顾基本法律常识，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诉求赤裸裸的歧视。但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也“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信访制度背后的艰辛。一位多年上访无果的网友在博客中写道，“在冷漠、无助、歧视、失望、绝望、打击、恐惧、寒冷、酷暑、饥饿、疾病、伤痛、愤怒、仇恨、衰老、死亡的威胁与折磨”之中，中国的99%的“上访专业户”都成了“精神病人”！

　　当上访日渐成为各级政府最棘手的公务时，息访就“天然”地成为一地和谐的重要考量。11月，深圳列出十四种非正常上访行为，争论之声四起。这引人瞩目的“钢铁十四条”是否为营造社会和谐提供了最大可能？身处“官出数字”的时代，数字成为一元粗暴的衡量标准，在这种评价体系下，上访率的减少成为众多为官者追逐的目标。

　　“维稳”绝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措施，上访也不是民众的最终目的。执政者必须明白，民众所追求的是政府在拘留“非正常上访”前，结束那些“非正常行政”，这才是和谐的本意。

　　3、“县政改革”——郡县治，天下安

　　2009年，被视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而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县域基层，在县政问题上，人们看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央政策落实上的扭曲、服务型政府目标与掠夺型政府现实的背离、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渠道的堵塞造成基层矛盾的群体化和多发化，以及“一把手”权力的失制。为此，“县政改革”成为2009年政改关键词。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三农”，文件提出：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到了七月，改革的方向更加明显。财政部公布的《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中写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

　　9月16日，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的标兵，顺德雷厉风行的推出了《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2/3的原党政机构被精简。此举是在经济领先之后的政治试验，如其成功将为全国县域单位提供模仿经验。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还要多；西部有的县尽管人数少，但地域广袤。所谓“扩权强县”核心是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相关权力，以使其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实现县域经济发展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实施奠定基础。目前，从率先推行“扩权强县”改革的浙江来看，能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都下放了，强县扩权也似乎走完了应走的里程。因此，取消省、县之间的地级市，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成为“扩权强县的嫡传”，专家称其“肯定是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大势所趋。”

　　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在对广东省进行调研后表示，“几乎所有官员都说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没钱、没权、没人、没地。从省到地级市到县（包括县级市）都是如此。”

　　“没钱”，就是缺乏资金。按照分税制，税收的75％归中央财政，县域至多只占25％。很多县级财政都处于破产状态，更不用说乡镇政权的财政了。同时国有银行在县域内的网点很多被裁撤，县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困难。

　　“没权”，就是缺乏行政资源，行政体制上许多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县级政府缺乏综合调控能力。

　　“没人”，指的是缺乏人才。按照国家人事制度，高学历者均为城市户口，再加上市场机制的作用，人才向大中城市集中，县城以下地方人才资源濒临枯竭。

　　“没地”，则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现在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仅农业用地数量有限，对于迫切希望发展县域工业的地方官员来说，建设用地更是发展的瓶颈。

　　四个“没”，概括起来就是，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主导乏力”。于建嵘表示只在省市县三者的职权关系上做文章，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效。体制性的突破，是要把县政自治作为县政改革的目标,做实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监督功能，以司法制衡行政，并开展试点，逐步推行。这似乎也为我们理解中央政府主推“省委任命县委书记”的人事权体制改革、“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联系”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县级政府将拥有更多市级政府权力”的扩权改革的含义，多了一份诠释。

　　如此全方位的规划“县政蓝图”，所指之意已十分明显。郡县治，天下安。而治郡县，制度以外，人是关键。于是，2009年“县政改革”的另一重点即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了强化县级领导力量，解决县级党政正职变动频繁的问题，部分地方开展了“高配县级党政正职”的探索和尝试。同时，中组部主推将“一把手”培训工程设定为干部培训工作的重点工程之首，2009年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均接受了“跨级直训”。两年内，政法系统将完成对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所有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包括新任司法厅（局）长、监狱局长、劳教局长，全部监狱长、劳教所长、县（市、区）司法局长，甚至部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司法干部培训。

　　除此之外，中组部还颁布了《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专门关于县委书记的中央文件，其将县委书记选拔管理升格为干部工作的战略重点工程。

　　基层官员对于应对群众上访、突发事件、抓农村工作等方面的工作比较熟练。但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的大背景下，改革和发展对县域官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官员轮训到县官高配，这一系列措施和尝试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但至少让人们看到了中央对县政问题的关注和改革的希望。

　　|专家观点|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如何建立和中央的直接关系，就要考虑县政主要领导人谁来任命的问题。县委书记和县长数千人，中央政府要把这些人从选拔、管理、和培训等任务担负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近年来中央党校开始培训县级领导人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还是不够。党的主要领导人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培训和直接领导，犹如当年的黄埔军校那样。引入民主因素进县政也非常重要。也可考虑是否在县政，必须具备现在的六套班子。党政关系问题、行政和立法关系等都可以进行开放式试验。

　　——周天勇（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一个好处就是避免“市刮县”，进一步改革，地级市的区也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可能的一个方案就是把区一级政府逐步的改革为派出机构，有的地方可以与乡镇合并，把这级政府取消。改革的远期目标也是逐步的将乡镇这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总体上就是最后压成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

　　4、“钓鱼执法”——拷问公权力

　　2009年，一篇名为《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将“钓鱼执法”问题推到公众面前。白领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帖子发表后，相似遭遇的人越聚越多。

　　虽然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说他们执法是合法的，但仅一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在上海发生，同时民众的情绪已经升级，18岁的车主自断手指以示清白。

　　10月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于其公布的“10·14”事件调查报告，受到了众多媒体、专家和网民的一致质疑。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常模式，执法人员或当地政府不是以中立的调查者和公正的仲裁者之形象出现于公众议论之中，与之无切身利益相关的民众都将愤怒和怀疑指向相关政府。

　　80后作家韩寒说，“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家里有急事需要搭车，有人愿意让你上车是很罕见的，这样的人是珍稀的物种，是单纯的好人。闵行区交管部门做的事情说简单点，就是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车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

　　网友则调侃成都私家车主“防钓鱼”车贴意味十足，“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

　　行政执法是政府行使公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途径之一，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它来源于民众私权的让渡和委托。

　　但“钓鱼执法”等事件体现出的却是权力滥用、缺乏监督等公权力的异化。权力已经悖离了它的公共性质成了掌权者的私有物，服务于掌权者的私利。从而侵蚀和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更动摇着社会道德的底线和三十年来国人艰难推进的法治国理想。

　　公权力的自由裁量与恣意妄为的分野在于，前者是受法治约束的、权力执掌者理性与自律状态下的一种自由，而后者则是滥用公权力的产物。

　　对于必须让渡私权、又“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的小老百姓来说，谁都有可能成为“被选中的羔羊”。不必问为什么选中你，因为在滥用的公权面前，人人都可能是罗彩霞。面对如此的情况，民众的期望仅仅是“还公权一个本来面目”。

　　有些事情，公权力应该抽身退出。抑或齐齐哈尔市政府的重金自奖、黑河发布的城市打狗令、温州在广场公审疑犯示众、河南灵宝以败坏政府形象为由对公民诽谤罪的起诉、国家工信部强制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还有广电总局为“快乐女声”节目制定的三条军规。

　　有些事情，公权力必须认真过问。比如3年内已有80起交通违法记录的肇事者张明宝竟然仍能醉酒驾驶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杭州富家子飙车肇事后不久，公路血案再次发生；经适房六连号等各地频发的关于保障性住房的负面新闻；时有发生的食品安全的争论等等。

　　有些事情，公众只是需要一个真相。比如为什么高考考生民族成分加分问题由公安、民委、教育等众多部门联合监管，但重庆造假事件仍未被杜绝？为什么湖南株洲的高架桥、上海“莲花河畔景苑”13层空楼会坍塌或倒塌？为什么火车相撞的重大责任事故（湖南郴州）一再发生？

　　有些事情，已经让我们看到前进的力量。比如“最牛团长夫妇”的覆没、周久耕与天价烟的辩证法、“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逯军式选择题”，“躲猫猫”调查中，政府邀请网民参与调查，并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的创新尝试，还有《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明确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被问责干部异地任职的限制。

　　“法无授权即禁止，法不禁止即自由”，这句经典的法律谚语正可恰如其分的对应政府公权与民众私权，是值得执政者永远重复的常识。目前中国多元利益和多元主体已经形成，由私权与政府公权的利益博弈担当正义分配的机制已经势不可挡。这种博弈展示着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牵扯到公权与私权、社会与国家等多方因素。政府公权不受约束或者软约束下的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么徒具虚名，要么岌岌可危。

　　2009年，中国民众关心的并仅不是29岁的周森锋怎样当市长，也不只是杭州、辽阳车改后每级干部到底补了多少钱，让小学生监考干警不过是监督公权的一种黑色幽默，法院判决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也只是事后法律救济的一次胜利，民众更希望看到制度化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让公权“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点我们已等待了很多年。

　　5、“反腐打黑”——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2009年4月16日，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陈王两位分列正部和副部级高官的落马几成定居。

　　在陈王二人前，高层反腐的意向已经十分明显。1月，公安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因涉黄光裕案被“双规”；同期中纪委对福建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陈少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王益因涉嫌受贿罪被批捕。2月，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终止代表资格。

　　2009年高层反腐高潮迭起。

　　4到5月间，因王益案的牵连，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总裁肖时庆、国金证券原董事长雷波被“双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厅长、党组书记刘友君，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6月，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被立案检查；同时被“双规”的还有深圳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宗衡。7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因受贿近2亿元，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8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被“双规”；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孙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时，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被“双规”，拉开了“重庆打黑”的大幕。10月，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三名地方高官，分别证实被“双规”，成为中央反腐行动的又一轮高潮。

　　2009年至今，反腐行动脉络清晰，民众看到了1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十余件千万元以上的特大贪腐案被披露、数十名腐败官员被处以重刑，深入各级政权的反腐大网正在张开。严厉查处重点领域腐败以及“借改革之机，行腐败之事”的腐败；同时，采取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

　　继2008年提出的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2009年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众多反腐文件，同时在四中全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党内要坚决反对腐败。

　　“制度反腐”将战略着眼点移向法治，力图用各种机制、法律和管理制度，将预防、惩治、监督、激励、教育等诸多反腐环节有机结合，最终形成反腐败的天罗地网。

　　对于轰动全国的“重庆打黑”，更令人深思的是如今中国官场腐败窝案的盘根错节。文强并非一人，贪腐也非一处。目前，重庆公安系统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被掀翻，处理警员多达百人。从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到交管局局长陈洪刚、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司法行政序列的涉黑贪腐官员已成网状勾连，拴在这根绳子上的还有黎强、陈明亮、龚刚模、王天伦、岳村等数名涉黑的亿万富翁。

　　贪官、官倒、官商勾结、垄断经营，体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不义结合。被扭曲的“仇富”言论背后是民众“仇腐”的怒火，是缺乏权力制约的公共资源、财富的被掠夺。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网络上，网民永远对涉及“史上最牛”与“三公部门”（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部门，包括其中的公职人员）的事件反响强烈，溯其本源就是对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的愤慨。

　　我们看到，为加大制度和规模反腐，中组部的改革动作在年内也十分频繁。中组部长李源潮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数次提到从选官用人角度出发，从根源上防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李源潮毫不留情的强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同时，针对腐败年轻化的趋势，中共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这是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随后下发了与之配套的《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跨度长达12年的规划拉开了执政党“接班人”选拔的大幕。

　　制度反腐，坚决打黑，这一系列决策都向民众传递着中央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我们也欣慰的发现，各界呼吁多年的另一项反腐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不仅于年初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破冰”试点，而且在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市江北区、湖南浏阳衡阳等地也陆续跟进。无论这些各有不同的做法进度如何，我们都相信，这是为全国范围内推广此项改革的有力尝试，每一个前进都是飞跃。

　　|专家观点|

　　——林喆（中央党校教授）：在未来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中，除了考虑以反腐败法的出台来实现反腐败法律体系的法典化权威化之外，对于一些带有试验性质、不那么成熟的做法或规定，可以考虑以国家公职人员道德条例的形式面世，从法治与德治、硬和软两个方面加强反腐败力度。

　　——任建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我国反腐败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条块分割”——横向上有多个反腐败机构，隶属党、政、司法等不同系统；纵向上划分为多个层级，分别隶属各级政府，使反腐败的权威和人力资源过度分散，难以发挥规模效应。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目前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已初具规模，但完备性程度仍有提升空间。首要问题是，廉政法规执行中“法规不如文件、文件不如批示、批示不如口头指示”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削弱了廉政法规的权威性。其次，大量的廉政法规表现为“严禁”或“不准”等禁止性规定，但对于由谁或什么机构来负责执行缺乏明确的规定，对于违反禁令如何处理也缺乏具体的规定。

　　6、“新地王”——在公众关注的“国进民退”背后

　　9月30日，国企绿地集团以72.45亿元的价格拍得龙华地块，再次刷新上海地王记录，而这距离央企中海以70.0

　　6亿拿下上海长风地块登上地王宝座，才短短20天。将时间再拉远一点，我们会发现上海在3个月内五次刷新地王记录。不仅仅是上海，在经历了低迷、徘徊、反弹、疯狂后，中国地产业在2009年上演着一场急速的“V型”反转，北京、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成都、重庆、佛山、东莞等全国众多城市中，“新地王”的桂冠如击鼓传花般，在中央军和地方城建集团这些“国字头”房地产企业中流转。同时，前三季度房地产企业销售额前十强中，包括前三名在内的六家企业均为国企。

　　也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国企势力扩散性的漫延至民航、钢铁、公路、煤炭等众多一般性竞争行业。中粮控股蒙牛、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四川航空绝对控股鹰联航空等国企购并民企事件，让国内担忧“国进民退”之风重新袭来。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国内持“危中之机”观点的学者曾指出，2009年是垄断行业改革的契机。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向建议的方向发展。工信部发放的“3G牌照”毫无疑问的落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电信巨头手中；贯穿全年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除了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对号入座”式的倾斜，被点名的汽车产业重点支持的“四大四小”、船舶工业重点发展的“两个龙头企业”、钢铁产业的系列企业均为国企，其中央企更占绝大多数。

　　也有专家指出“国进民退”现象是局部、行业、暂时和阶段性的，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就舆论关注的山西煤炭业改革而言，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煤炭行业集中度,提高煤炭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和安全性,消除矿难频发痼疾,避免不可再生煤炭资源遭遇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提高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从战略层面考虑,基于自然资源稀缺性、煤炭开采高风险性和国计民生煤炭重组不无道理。

　　局部“国进民退”现象值得关注，但不宜被加倍放大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30年的经济发展路径决定市场化进程不容逆转。

　　在公众关注的“国进民退”背后，确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火爆的拍地让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暴增。截至到第三季度，仅上海市政府在土地出让上的收益就已突破600亿元；北京市的数字达到571亿元；天津更一举突破400亿元，成为黑马。随后，9月来自国家审计署的报告，让民众“倍受打击”：25个中央部委涉及地产违规，涉及金额数十亿元。其中，外交部账外资产5169.17万元用于购置房产；农业部越权开发商品房、虚报住房补贴；财政部2008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出租财政部房产取得房租收入531.93万元，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公安部越权审批基本建设项目投资4.22亿元等等。

　　有业内人士无奈做了一个比喻，“如今房地产市场最大炒作者俨然是一个国家队。国有银行是中锋，不断地向身为前锋的央企输送炮弹，进攻球员在高歌猛进的同时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有国企和大量政府事业单位作为守门员兜底”。

　　政府的责任显然应该是为市场运作提供规则和规制，而非参与市场运作。与开发土地相比，政府责任应该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好消息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已经启动，未来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多一重保障。但更为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土地管理法》修改草案，虽然将农地流转、农民土地确权等问题提上修改议程，至今尚无定论。修改稿中一度提出的，在住宅70年大限到期问题上，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替换原来表述明确的“无偿自动续期”，其预留操作空间的用意，足以让无数业主冷汗连连。

　　在房价翻倍飞涨的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毫无疑问成为万众期待的改革焦点。住建部提出，为保障民生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对此产生的巨大资金缺口，可以用高达6000亿元的闲置公积金投入其中。在一片争论声中，中国目前最大的公共基金——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工作启动。

　　然而争论和担忧并没有停止，近年来如“中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等多起住房公积金大案要案还在眼前，案件多因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人与财务人员串通合谋的问题尚无制度予以解决。在目前这种看似双赢的“对接”中，民众更希望法律能告诉自己，“谁在如何保证我住房公积金的安全”。

　　|专家点评|

　　——时寒冰（《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地王”是一个魔咒。如“地王”是畸形的房地产催生出来的一个怪胎，魔咒则是将房地产彻底引向歧途的一个魔棒。在获得“地王”称呼之后，开发商只能静等房价疯涨，而公众又在以一种近乎忍耐底线的态度，等待另外一个结局。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打破楼市僵局，必须进行第二次房改。其基本方向应该是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除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要建更多的平租房，将目前未纳入政策性住房的中等收入群体纳入其中，减轻高房价给“夹心层”带来的压力。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国营未尽高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与民争利、赢家通吃非长治久安之道，历史上两次“国进民退”的教训，足以为后来者戒。

　　——林毅夫（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政府现在投资的领域基本是基础设施，民营经济一般不进去，所以它对民营经济并没有挤出效应。因此，表面看好像“国进民退”，实际上给民营经济未来更快速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7、“全民分红”————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是改革的初衷

　　2009年4月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说，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52.9亿元。其中，更有三大企业利润过亿：中国石油净利润1144.31亿元，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国移动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税后利润1108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但其上交国家的利润，比例最高也只有10%。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央企的利润上升和去向将各方的关注点再次引向“全民分红”话题中。很多经济学家提出拉动内需的首要条件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自然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与此同时要考虑，央企的高额利润，应该让全民共享。

　　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的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

　　但事实上，各界对“九折限薪令”反响并不热烈。处于垄断优势的央企，其高管获得高薪本身是一种扭曲的价格，

　　对扭曲价格进行扭曲的管制和干预，也许有可能“以毒攻毒”，使得高管薪酬跟市场竞争情况相一致，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更象大海捞针。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这种差距约1/3是垄断因素造成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国企高管的“天价”年薪与国民基本收入的巨大差别，人为地加剧了本就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由社会分配失衡所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愈演愈烈，而这显然不是政府实施国企改革的初衷。

　　对于“全民分红”，学者看法不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全民分红，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物价上涨主要影响的是低收入家庭，所以我的建议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要根据各个市的实际情况去增加补贴，补贴要跟食品的价格挂钩。如果全民补贴的话，等于是高收入家庭搭低收入家庭的便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则认为，应该将国有资产公示、实现“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在全国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应该将国企股票平均分给每个公民，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今年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众多官员与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性。如果说，此前中央重视民生问题、不断推出社会政策更多是基于系统的考量，那么，目前经济学界和经济决策者对贫富问题的关注，则是因为充分意识到缩小贫富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通过财政手段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政府基于社会均衡发展等各种需要，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来对富人征税，并通过财政杠杆转给低收入群体。

　　二是发挥国有资本这一“水库”的调节功能，要求垄断国企承担起社会分红的责任。国有资本的社会化则越来越被重视。

　　这一共识的形成，也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遇的一大挑战即是外需急剧减少，必须要通过刺激内需来对冲这一变化。但是由于存在贫富差距颇大的问题，刺激内需事实上还面临一些现实困难，因为一些收入偏低、乐于消费的普通民众还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没有太大能力投入消费，而富裕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缩小贫富差距，是刺激内需、应对危机和解决绕不过去的问题。

　　8、“神木医改”——新医改接受公众的检验

　　2009年3月初，《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开始实施。

　　“神木医改”，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各界贯穿全年的争论。批评者指“神木医改”有“乌托邦”之嫌，且制度设计上存在漏洞，“遭遇公民道德困境”。赞同者则认为，神木是公益医疗的先行者，代表着新医改的方向，切实解决了“看病贵”的积弊难题。

　　无论争论如何，我们依然要肯定神木在医疗改革上迈出的这坚实一步，至少改革不再停留在纸面，在“或将”和“有望”中矜持，而是走上前台接受媒体和公众的检验。

　　“神木医改”的背景是全国范围内的新医改讨论。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新医改方案；4月6日，历经三年酝酿与争论，新医改方案终于正式公布，医改原则回归公益，改革重点放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五个方面，力争让全民共享改革的实惠。

　　事实上，对于新医改的讨论，在制定、公布、甚至如今实施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停止。采取税收筹资的直接举办医院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模式，还是采取购买服务的社会保险模式；界定“基本药物”会不会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所强调的“保大病”基本原则发生冲突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基于此的公立医院改革自然成为改革的试点和难点。

　　目前的情况是，进行了近一年的医改，原定的21个医改配套文件，大多数姗姗来迟；面对中央政策的模糊，各地医改方案或尚无实质性的动作，其中包括四大直辖市，或简单复制、缺乏创新和地域特色；具体医改措施在监督、绩效、考评方面几为空白，难于问责。

　　民众对热烈欢呼的“文件图景”原就兴味索然，大多数人更关注午夜排队挂号、挂号慢甚至是挂号难、号贩子横行；看病五分钟排队五小时、划价收费取药逢队比排，住院等候两三周的困扰，大医院拥挤异常、小医院门可罗雀、社区医院叫好不叫座，全国患者奔北京等，一系列问题究竟何时才能解决？

　　对此专家提出，中国新医改的下一步关键是，找到一个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购买者，让卫生或者社保部门等机构代表公众或患者利益，而不是部门利益去购买。解决目前的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这也正是“全民医改”的初衷。

　　9、“大学之盗”——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2009年10月，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该校学生宿舍的建设中受贿而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武大腐败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及副院长因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的新闻。

　　昔日的象牙塔变成“蛀虫塔”，大学之道无奈地成了“大学之盗”。

　　有专家分析，高等院校开办公司、基建采购、项目招投标；具有“自主”性质的招生和毕业生落户，这三大环节已经成为高校腐败案件的重要源头。

　　适逢《2020年中国教育中长期规划》草稿出台，教育界一致呼吁相关部门将规划的重点落实在教育体制改革上，而首当其冲的即是解决教育行政化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大学体制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行政腐败”的直接诱因，从校长任命到不完善的人事管理体制、职称评定业绩考核体制，片面的教育评估制度、存在漏洞的教学、办公、科研、生活、设备采购体制和后勤管理体制等整体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导致了大学缺乏自身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的真实动力，反以行政官员的好恶为取向。

　　同时，对行政领导的权力监管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使拥有管理决策权和经费签字权的高校领导以权谋私易如反掌，成为高校权力腐败的直接根源。

　　如果说大学行政体系内在基建等方面的腐败，烂的只是皮肉，重整制度严管监督就能够治愈教育之病的话，那么2009年不时爆出的博导“潜规则”女弟子、校长抄袭他人论文、圈内人垄断课题资源、官人商人名人买学位有如买菜等新闻，却让我们看到了从“大楼腐败”到“精神倒塌”的大学精神危机。

　　皮肉之腐已开始内侵入腹，行政人员的贪腐和体系的官僚化慢慢“蛊惑”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浮躁与物质的氛围使大学圈内小气候浊化，教授创收、入仕和沽名钓誉成为“能力与本事”的象征，基建、后勤领域的“成功腐败”案例助推了象牙塔内的权学交易、学术拜金理念的蔓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人之本心性德，是真理。基于此，2009年全民高呼“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人们寄希望于主政新官能力挽狂澜，因为大学需要回归正道，在教育屈从于金钱和权势的淫威、摧毁部分教育工作者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同时，也必将摧毁一个社会的良知、断送民族的未来。

　　10、“富二代”——重建道德与精神

　　“富二代”一词最先出现在《鲁豫有约》栏目，他们的父辈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他们出生于80年代以后，继承过亿家产，被称为富二代。

　　前些年舆论对“富二代”的关注大都集中在他们能否承担起家族事业的重任，能否书写“从富到贵”的商业文化新篇章等等。

　　然而2009年，“富二代”群体被众多事件——醉酒超速、威胁记者、殴打行人、炫富斗富、对执法者口出狂言等裹挟，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杭州富家子弟胡斌飚车撞人事件”。

　　5月7日，浙大毕业生谭卓被肇事者胡斌驾驶的红色三菱改装车撞飞5米高20多米远，经抢救无效身亡。肇事者撞人后与车友谈笑，其身份与“富家子弟”、“二世祖”这些敏感符号连接后，网民群情激愤，也诞生出“欺实马”这样充满嘲讽、愤懑意味的网络新名词。这场疯狂的赛车，重新在全社会掀起一场有关财富和特权、正义和真相的讨论。

　　几乎在同时，与之相对“贫二代”概念和“贫二代的18条标准”高调登场，发生在云南孟连的副县长之女施暴同学事件，也使得“权二世”现象也摆到了社会民众眼前。

　　更为直接的事件是，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媒体称之为“遍眼尽是官二代”。之后，江苏省委党校在全省培训1000名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希冀其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做法，更将社会的讨论引向顶峰。

　　于是针对年轻一代的各种社会调查在2009年热火朝天起来。事实上，横行的“富二代”只是少数，公众似乎更倾向于挞伐“富二代”的种种恶行，而不愿相信很多“富二代”也有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这不禁让人感慨，打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甚至“90后”身上的“富二代”、“贫二代”、“权二世”等诸多标签，会不会让这一代年轻人不堪重负、迷失方向？

　　贫富差距渐大、阶层间的社会矛盾趋于紧张的当下，多数人仇视和声讨的并非“富贵”的“二代”们，而是“富贵”背后的权力与不公。

　　我们需要承认，每一代人都会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局限，“80后”也不例外。这个出生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始的一代人，成长在中国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90年代，成熟在中国加入WTO的21世纪初期，他们成长的背景是中国渐渐超越追求单一经济增长目标而朝着致力于多重综合目标的方向发展，超越以物为中心的目标而朝着以人为中心的目标发展，由此影响下，这代人对急速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有着独特的感受。

　　2009年两会期间，由“80后”学生创作的一首名为《我给总理提个问》歌曲迅速在网络流传开来，似乎表明着这代人对政治经济关注的独特方式——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性的张扬。

　　外媒曾经赋予这代中国年轻人“鸟巢一代”的称号，在2008年其一度成为重要的“现代中国符号”。在经历四川地震“敢于承担”的考验和奥运洗礼，他们被描述为具有爱国热忱、有梦想敢竞争、善于交流、责任心强、崇尚参与、友善快乐等特质，蕴含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品质和“领军一代”的潜质。

　　与前辈人相比更为充裕的物质条件，使得这代人的目标从重点追求个人生存层面，逐渐向追求个人发展层面迁移。价值观的人本化趋向在“80后”身上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呈现出更为开放、透明的社会心态。

　　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救69岁的掏粪老农而牺牲的事件，曾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命价值观争论。27年后，荆州长江大学三名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儿童溺亡，在感动国人的同时，又一次引发了国民对此的争论。

　　虽然社会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是一致的。从生命价值等值的角度质疑救人行为的本身，体现出的就是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精神重建的困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将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混淆在了一起，却忘了很多事情是不能以经济价值去衡量的。面对救人溺亡的年轻人，仍能“打捞船挟尸要价”，这就是经济价值理论的恶化，狠狠的伤害了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良善之心。

　　社会学者认为，当社会的成员能够自觉到自我的合法权利并努力去维护以及能够自觉到自我对他人、社会的义务或责任并勇于去担当的时候，公民社会便会产生。建立公民社会，社会道德、社会精神的重建是必经的考验，也是民族的未来。

　　专家点评·重申社会信任

　　专家点评·变革时代的媒体责任——以2009年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