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二)

批判张春桥“有什么关系！”
11月下旬，中央召开工交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当时，“中央文革”的陈伯达、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要取消对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心怀焦虑的周恩来总理就把草稿交给由谷牧主持的这个工交座谈会上讨论。谷牧是1966年9月初与余秋里一起调到国务院协助周总理抓经济工作的。周总理多次指示谷牧：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然而，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到1月26日先后八次共接见了1300多万名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对生产建设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中央文革”炮制的“十二条”得以通过，对经济工作来说必将是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涉及工交企业如何开展文化革命的座谈会非常重要。
谷牧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会前做了认真准备。他与我父亲通了电话，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50年代刚调到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谷牧时任副书记，两人共过事，住地仅隔着华山路一条马路，两家关系也很好。
我父亲在电话里讲了上海经济受到的冲击，并问谷牧：“你究竟还要不要上海这全国五分之一的国家财产？”谷牧跟我父亲说：“阿丕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一定把你的意见结合到会议的精神中去。这个时候如果有话不讲，有情况不汇报，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与其以后被批评‘不负责任’，不如现在讲实话，把问题都摆清楚。”我父亲跟谷牧同志开玩笑说：“谷牧，你还真有点‘造反’精神吗。”谷牧说：“要说‘造反’精神，我们几十年前就有了，关键看造谁的反，怎么造反，为什么造反。”我父亲对他的话表示赞同。
这次工交座谈会开过后，谷牧又很高兴地给我父亲打电话，说他们会上把陈伯达等人搞的“十二条”批得体无完肤，对“十二条”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表示强烈反对。“老夫子”陈伯达非常狼狈，还大发牢骚：“谷牧，你是当权派，你说了算，我是小小老百姓，我讲不过你们”。
谷牧还告诉我父亲，马天水在这次会上表现不错，还当面跟张春桥顶起来。
当时，马天水还未上“四人帮”的贼船，尚未沦为他们的死党。在代表上海参加中央这次座谈会前，马天水曾专门到我父亲住处汇报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请示在中央座谈会上如何发言。他对张春桥在上海支持“工总司”搞乱了全市的做法很有意见。马天水讲：“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秀才们根本脱离实际，根本不懂生产，这样子搞下去我不干了，让他们来管上海的工业吧。”我父亲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指示。去北京前，马天水还专门搜集了上海工人中成立各种组织的情况，准备会上与“中央文革”争辩，并且说：“我要组织几个人批斗陈伯达。”
工交座谈会期间，马天水不断打电话来上海，说“关于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各省市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分歧很大，看来一场大辩论不可避免。”他还传达余秋里的话：“现在是反映情况的时候了，不反映情况是不对的。”马天水还要上海方面为他收集一些“工总司”成立后工厂两派激烈冲突的材料，由他报送中央。
这次工交座谈会后，谷牧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总理的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而陈伯达也急不可待地在原“十二条”基础上修改提了一个《工业十条》草案，上报中央。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陈伯达起草的《工业十条》（草案）。谷牧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后，立即招来“中央文革”一伙人的围攻批判。林彪最后作了一个彻底否定工交座谈会及谷牧《汇报提纲》的总结讲话，其中相当大程度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陶铸、谷牧等迫不得已作了“检查”。会议正式通过了《工业十条》，并由毛泽东批准下发，为工矿企业成立派别组织、学生到工厂串连开了绿灯。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初，马天水根据上海的情况，向“中央文革”提了意见，决心把“官司打到底”。会后，张春桥认为马天水的态度很坏，狠狠地批了他一通。马天水也看清了“风头不对”，吓得胆战心惊，立即检讨，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要求“改正”。
据马天水在粉碎“四人帮”后交待，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后，临回上海前又找了张春桥，张春桥对他作了三点“路线交底”：第一，文化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第二，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只有八个人；第三，出修正主义主要在中央和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张春桥要马天水“赶快回到造反派一边”，“揭发陈丕显、曹荻秋”。
马天水回来后，果然“反水”，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时，大肆贩卖林彪、康生的一些观点，说什么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搞乱了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帮了张春桥等人的大忙。当然，马天水的卖身投靠，也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赏识。1967年4月4日，马天水率先被宣布“解放”了。张春桥还特意找他谈话：“你在北京工业座谈会上，带头反对‘中央文革’，反的那么凶……性质是严重的，你要吸取教训。你解放后，一定要注意多和造反派头头联系，你要领先他们，才能搞好工作。”感恩戴德的马天水这是这样一头栽进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怀抱。
在林彪及“中央文革”的煽动下，“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又扩大到了农村。到1966年底，全国的形势发展已如脱缰之马，越来越令人担忧了。特别是工业交通企业集中的上海，局面越来越失控了，地方党政部门的工作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难开展了。
在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全市从此一下子冒出了大量明目繁多的全市性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武斗、“炮轰”，组织人搞规模盛大的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受到迫害和冲击，经济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张春桥在上海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消息传出后，上海广大人民对此极为愤慨，纷纷自发地以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刷大标语等形式，要求中央撤销“双五条”，并要张春桥向上海人民作检讨。1966年11月18日，张春桥被迫接见上海19家工厂的代表，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理屈词穷。他一会儿说上海市委不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是因为市委“正在向中央请示，不好表态”，一会儿又说“如果市委工作靠前一点，工作就会主动一点”。张春桥还说，他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双五条”，与陈伯达的电报是一致的，只是二人从不同的角度讲的，陈的电报是从生产角度讲的，而他的签字同意是从“文化大革命”角度讲的……这种颠三倒四的狡辩和骗人的谎言，激起了群众更为强烈的愤怒。
11月19日，为了与“工总司”对抗，上海80多家工厂单位发起组织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总部”（简称赤卫队）。12月6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二十多万人成立大会。在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张春桥在当时的处境非常狼狈。
江青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忙派聂元梓等人南下“增援”。聂元梓一到上海，就以“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自居，要“工总司”、“红革委”、“红三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揪住常溪萍，打开市委缺口，打倒上海市委”，“罢陈丕显的官，罢曹荻秋的官”。而聂元梓来上海兴风作浪的消息一传出，上海街头立即出现了“不要聂元梓到上海来当保姆”、“聂元梓滚回北京去”等大幅标语，不少人到她住的地方找她“辩论”，吓得聂元梓到处躲藏。
11月25日，由聂元梓等人在幕后策划，由“红革会”出面筹备的“揭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聂元梓和“首都三司”“司令”蒯大富等“应邀”参加，曹荻秋被揪到会场。大会的横幅是“万炮猛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场内外贴了“上海必须大乱”、“曹荻秋必须彻底交代”等标语。聂元梓对着曹荻秋叫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等口号，煽动群众把火烧到上海市委头上。
会后，他们要解放日报发消息、做报道，遭到报社的断然拒绝。27日，“红革会”又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他们次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特刊随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还说“解放日报的毒流到哪里，我们就要消毒到哪里”，他们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们的无理要求也遭到了邮电局方面的拒绝。29日晚，“红革会”两三百名造反派又闯入市报刊发行处，再次要求将《红卫战报》特刊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仍然遭到拒绝。他们便闯进解放日报社，向报社负责人提出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他们。这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社负责人再次拒绝。
“红革会”为什么一定要跟解放日报过不去呢？因为聂元梓之流认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发行量大，在党员、群众中又具权威性，根据以往造反经验，把它据为自己的喉舌，就取得了上海市的话语权。攻克解放日报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们鸡蛋里挑骨头，终于发现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作者署名“罗思鼎”。他们知道“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化名，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再经过解读，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借批判为名，实际上为了标榜中共上海市委宣传、教育部门曾经顶过周扬，企图把这些部门说成是一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红线”上。于是，聂元梓之流布置上海“红革会”精心撰写了一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把《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一文先定性为“假批判真包庇”，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抗中央十六条”；接而又以解放日报之所以敢登“罗思鼎”的大毒草，说明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再接而挖出“炮制”这篇文章的后台是上海市委和杨西光。他们逼迫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把登载《〈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的《红卫战报》特刊随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就是为了让解放日报自己掴自己的脸。然而，这次由于他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差点上演了一出“伪军打皇军”的滑稽戏了。
这篇文章确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撰写的，杨西光看后，根本不同意周扬在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扣下不发，而张春桥看后却认为这是一颗轰击中宣部的炮弹，审改后同意发表。当张春桥一伙知道了“红革会”要抓这篇文章的黑后台，把炮弹往自己头上吊，气急败坏给“亲爱的小将们”打招呼，不许《红卫战报》发表批判“罗思鼎”的文章。
这一炮给张春桥闷回去了，聂元梓之流不气馁，心想一份办了几十年的报纸，发了数以万计的文章，还挑不出一点“修正主义黑材料”？于是派人到解放日报搜集材料。他们获悉该报采访部主任徐学明曾写了一张题为《不能拿原则作交易》的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表现，便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解放日报“炮打中央文革”的证据。聂元梓之流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上海市广大群众的不满。
“文化革命”到底应该怎么个搞法？曹荻秋是否应该被打倒？聂元梓应不应该“滚”回北京去，《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捆绑”发行的要求是否合理……围绕这些问题，社会上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激烈争论，吵得不可开交。当时，反对张春桥、聂元梓的学生和群众是“多数派”，他们对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到市委来讨说法，要求领导接见。市委领导包括我父亲都忍辱负重，想方设法做好这部分学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
1966年11月29日上午，我父亲抱病接见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就一些问题谈了看法，表明了立场。
有同学说：对聂元梓到上海，大家议论很多。她到上海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到处贴。有的造反派27日上午还到南京路新华书店仓库里，把刘少奇同志的像片烧掉了。他们还污蔑党的“七大”、“八大”的报告是修正主义的，吹捧聂元梓是“伟大的左派”。他问我父亲对这些事情怎么看。
我父亲说：“文化大革命是考验大家，包括你们在内，我也在内……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少奇、小平同志的问题是内部矛盾，这是中央认为的。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还能当中央常委吗？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还能当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吗？现在，他们已不再当权，现在是林总、总理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们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我们作了检查，表示要改正，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他们。我说你们要相信总理的话：这个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了。当然，你们对聂元梓有意见，我也不反对。是左派不是左派，不是靠说的。我也说自己是左派，你说我这个市委第一书记还不是左派吗？但现在，有人说我不是左派，不相信我嘛。谁是左派，有的现在可以看得清，有的现在还看不清。”
我父亲还说：“我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知道，这条路线地方上属于敌我矛盾，全国只有两个，其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人对上海市委看法不同，把曹荻秋看作敌我矛盾，我不能不让人讲，你们去分析……该打倒的要打倒，不该打倒的就不能打倒。你们要是问我，我当然说上海市委、曹荻秋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要我认为曹荻秋是敌我矛盾，要摆出大量的事实，让我信服。没有材料，就讲要‘打倒’，就是几大罪状，我们不怕。有人提出要罢我们的官，中央没有罢我们的官，我们就不能自己罢官，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我接触到一些思想较激烈的同学，他们也是允许市委改正错误，允许曹荻秋同志改正错误，允许我们革命的。我因没有发表演说，他们抓不到我，如果我主持市委工作话，我可能错误犯得更大些，那又以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有同学针对有人把上海市委当作北京市一样看的问题，问我父亲怎么看。我父亲说：“哪里有那么多跟北京市一样的？北京难道只有主席、林总、总理他们三人正确？其他人都不行了？你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毛主席不是说干部分四类，一、二类的是大多数了。你们不要人家一讲，就糊涂了，忘记毛主席的教导。”
同学问：“现在全国都在轰省、市委，这样搞下去，不要都轰倒了吗？”我父亲说：“我们头脑有些旧的东西，世界观还没完全改造好，解放十几年来，做官当老爷惯了，冲冲也要嘛。正确是打不倒的，如果打倒了也好，中央再派人，我们都下放，到你们复旦，找个工作做做。革命的，打倒也是要平反的。”
我父亲还就各种组织、派别频频到市委上访，搞得市委不能正常办公的问题，对学生们进行劝导：“现在我们几个书记每天都要参加这个会议、那个会议。当然，参加会议，话不是那么好听，但我们还是要听，有时甚至饭也捞不到吃。这里是我们书记、常委休息的地方，有时也碰碰头，现在，也有人来这里找，我们就不能好好休息。现在你叫我晚上不休息，我当然不行喽。”
有同学不满地说：“市委有个‘罗思鼎写作小组’，负责人是我们学校的朱永嘉，是历史系总支委员，8月份曾到学校来过两次，放了不少毒，我们要批判他。他说：你批判‘罗思鼎小组’，就是批判张春桥同志，因我们写的每篇文章，都是张春桥审查、批准的，你们批张春桥，就是反对中央文革。”
我父亲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但是，我看有错误就要批判，就要造反，怕什么！张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市委书记、文革小组长，现在不是也有人在批判他，有什么关系！”
我父亲的言谈话语，很快通过“四人帮”在上海市的爪牙传到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耳朵里。尤其是关于张春桥可以批判的表态，令他们感到非常恐慌。于是，他们加紧谋划向上海市委发难，并授意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赶快起来“造反”。他们要变本加厉，白刃见血了。
◇　“没罢官前，照样工作”
由张春桥遥控，“工总司”一手制造的“昆山事件”，造成途经上海的铁路全线瘫痪，近百辆客货列车不能开行，数万旅客行程受阻，上海工业生产因原材料供应短缺而难以为继。“昆山事件”很快传到了北京。
从北京方面传来了消息，说周总理将就解决铁路交通问题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还在病中的我父亲闻讯后，再也无法休息了，立即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找来制造铁路交通中断事件的人做工作，并通知市委电话总机，如有周总理的电话，就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1967年新年元旦，我父亲就是这样在上海北站度过的。
1月1日凌晨3点多，周总理的电话来了。总理在电话中先是问了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父亲回答说：“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昆山事件”的情况，然后对我父亲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我父亲十分坚定地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总理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总理亲切的询问，我父亲很激动，就把长期以来郁积心中的种种困惑和苦恼向总理诉说起来：“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听着我父亲的诉说，总理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总理的话十分恳切，但又分明透示着一种难言之隐。
我父亲放下电话，思前想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后来对我说：“对于总理的指示，我没有任何犹豫。叶群要我‘出来’，我可以搪塞；张春桥找我谈话，我可以不理；江青要我‘抓工作’，我可以应付过去；可今天是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工作，我能不挺身而出吗？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形势又是那样险恶、复杂，但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荻秋同志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总理那时也是处境艰难，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理，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应当为敬爱的总理分忧啊。”
这充分反映了父辈革命家们在党和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总是把确保所分管地区工农业生产、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当作不可推卸的天职。那一段时期，我正好在父亲身边，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父亲在病中，仍然支持在一线的曹荻秋、魏文伯的工作，经常与学生代表谈话，交换看法，也及时向中央汇报，提出意见，给总理、陶铸打电话请求指示。由于他们有多年丰富的斗争经验，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最怀的准备。我父亲即使在重病中，听说总理要他出来工作，便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主持工作。他虽然对“四人帮”帮派分子极度反感，但还是顾全大局，耐心地与之对话，四处“救火”、“堵漏”。当然，这种高贵的品质不仅仅体现在我父亲一个人的身上，而是体现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例如我父亲的亲密战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当时尽管白天被戴着高帽游街，可批斗一结束，他回到家，洗把脸，就开始处理公务，批阅文件，召开常委会……他们这一辈人任何时候都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尽到自己的领导责任可以完全不顾个人的毁誉安危。
我父亲与总理通过电话后，立即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而在北京的张春桥，也很快得知了周总理要我父亲出来工作的消息，对此极为仇视。周总理与我父亲刚通过电话，张春桥也给上海打了个电话交底，说了总理要我父亲出面抓上海铁路交通等问题的情况，要求不能由此而动摇揪斗陈丕显的信心。张春桥恶狠狠地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凌晨5点多，王洪文、耿金章等人以及一些外地红卫兵的代表陆续到达东湖招待所。我父亲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几小时前的电话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尚未获得北京“旨意”的王洪文，在会上一声不发，对讨论的问题也不表态。
经我父亲苦口婆心再三做工作，多数造反派和红卫兵头目终于表示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办，同意我父亲提出的当场起草一份要求工人造反队立即从昆山撤回的通告。该通告于当日凌晨5时付印发出。会议还根据我父亲的提议，推举几个工人和红卫兵代表，负责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会后，王洪文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请示，但没有打通。次日，他实在按捺不住，就带着陈阿大等亲信飞到北京，拜见张春桥和姚文元。3日晚，张、姚二人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了他们。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张春桥说：“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要警惕，否则会失去群众的，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张春桥叫王洪文等不要动员工人回到生产岗位、恢复铁路运输这些事，并要他们继续揪斗我父亲。
就在我父亲抱病出来主持工作的1967年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新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这是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中央文革”反对周总理、蓄意夺权的“总攻令”。
我父亲深知他所对抗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但他已经做好粉身碎骨的思想准备。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尽其所能，一步步地开始扭转上海的局势。
上海市委派出一些干部到昆山，作了很多工作，平息了武斗，滞留人员陆续返回上海。1月3日，中断的铁路恢复通车。
1月4日，我父亲签发了由红卫兵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篇文章虽然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基调，总体贯彻了“文革”的“左”的观点，也有混淆事实、是非的地方，但全文的主旨是克服社会经济混乱局面，号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批准发表这样一份文告，对于当时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份文告印刷了20万份，在上海广为散发。
张春桥在北京坐不住了。他说过“上海的桃子熟了”，而我父亲这是要抢夺“胜利果实”。1月4日，张春桥偕姚文元飞回上海“摘桃子”，并“投入上海的决战”。
◇　终生难忘的告别
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就在他们这次批斗大会的前几天，许多得知内幕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父亲及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父亲做好准备。
1966年12月30日，我陪我父母专门去了位于上海巨鹿路872号，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家里。一开始，我父亲和廖政国说话，我在一旁听着。我听父亲向廖政国讲了上海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国民经济的一些情况。廖振国讲，南京军区已经给他们指令，让他们稳住部队，密切关注文化革命的情况和进展。到后来，父亲让我离开，他和廖司令两人又关门说了很久。回到家后，父亲专门找我谈了他对下一阶段上海形势乃至全国形势会进一步恶化的预计，并且要我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如果有可能到北京去一下，见一见陈老总，把有关情况向陈老总汇报，请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上海的情况，另外还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况。
第二天，即12月31日的白天，我奉父亲之命，离开上海北上。这是我父亲被打倒之前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所以与父亲告别的那一刻，我终生难忘。记得父亲送我走出他养病所在的西郊宾馆三号楼，接我去火车站的车就停在大门口。临上车前，我从我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他似乎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我又回过身来与父亲、母亲拥抱告别。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和父母拥抱，而且是第一次和父母拥抱着告别！
我走后没几天，父亲打电话给当时的空四军军长周建屏，要他想办法把弟弟东棋送到北京。一天晚上，周建屏派了一辆专车过来，还给东棋送来了一套带帽徽、领章的军装及军大衣、军人证，另有一张飞机票。有了这些，东棋当晚在虹桥机场顺利乘上了去北京的民航班机。
多年以后，曾有人问起我这样的问题：你父亲为何在他被揪斗得最厉害的时候，先后让两个儿子从他身边离开？我想，父亲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时明白，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磨刀霍霍，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他自己很难幸免。他看望负责上海市卫戍和治安的廖政国司令员，表明他对时局的变化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希望部队在上海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确保一方平安。而父亲让我和弟弟相继离开上海，也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张春桥一伙的生死斗争之中。而且，当时父亲与北京的联系极不通畅，他要我到北京见陈老总等领导同志，也是希望借此了解外界的情况，并力争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扭转上海的混乱局面。
父亲知道，张春桥一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1月12日早晨，父亲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军装。父亲当时不仅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还是南京军区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他有穿军装的权利。身披军装上阵迎接这场“生死斗”，是我父亲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认为，穿着军装，造反派就不好拳头、棒子往他身上乱砸了。
父亲向我母亲和家人告别时，为了减轻她们的思想负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母亲此时已经明白，今天的批斗非同寻常，父亲此去凶多吉少。母亲拉住父亲的手说：“阿丕，你要多加小心。”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小津现在可能快要到北京了，有事小津会和你联系的。”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地记载了他1月12日挨斗的情景：
进会场之前，一个押解我的造反派对我说：“陈丕显，你这身军装换下来。”大概他也考虑到了穿着军装，走资派威风就扫不下来的问题。
我强硬地坚持说：“不能换，我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我脱军装。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是军装我决不能脱。”
我的强硬态度使他们为难了。他们商量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我把领章、帽徽取下来，军装仍由我穿着。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毕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台上，我显得比较坦然。可是，面对台下几十万狂热的人群，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工作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要说不难过、不痛心那是假的！难道群众就是这样给我们判了“死刑”吗？中央就是这样给我们下结论了吗？这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对此就一点不考虑，撒手让它进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了吗？
……
这次批斗大会后，我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关押，随时随地接受批斗，一个多月后被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委会”的名义“隔离审查”。在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过着囚徒般的生活，饱受了“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残酷迫害、折磨和凌辱。
上海在“一月风暴”中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县、局有49个单位，在三天之内被夺了权。各造反派还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勾心斗角，上演了一幕幕现代版的“活闹剧”。
2月5日，张春桥一伙又经过一阵密谋，在这一天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并得意忘形地说：“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阴谋家、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地篡夺了上海党政领导权。
可是，对张春桥等把夺权后的权力机构起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创举，毛泽东并不赏识。毛泽东不但不许人民日报转载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有关消息，还严厉批评了张春桥。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找去谈话：“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后来，中央专门发了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规定各省市不准用“人民公社”这个称号。张春桥、姚文元只好把他们精心炮制“上海人民公社”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刮起的这股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争相效仿，一时动乱四起，武斗升级，国家民被推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　欲加之罪，红变黑？
在1967年1月12日的“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宣布，陈丕显从此“监督劳动”、“随时接受群众批判”、“交代罪行”。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手下的几个“造反队员”突然对我父亲采取了闪电行动，不容分说地将他推搡上车，七拐八拐，带到王洪文起家前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了起来。第二天，王洪文一伙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父亲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此后，各造反派就轮番揪斗我父亲，而且要随叫随到。批斗中，造反派们花样繁多，肆意侮辱，甚至打人。连日的折磨，使我父亲疲惫不堪，难有喘息机会。
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个群众组织，不需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作任何说明，便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抓走，要他们接受批斗。其他派系的群众组织也可以来把这个斗争对象抢走。几天后，我父亲以及同样被关押批斗的曹荻秋、马天水一起，就被“工总司”下属最具实力的“二兵团”从王洪文手中抢走了。
“二兵团”司令耿金章是个典型的草头王，由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战功赫赫”，成了上海滩上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瞧不起张春桥、姚文元，更不把“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放在眼里，曾几次尝试单独夺权。他费尽心机地把我父亲等人抢到手中，就是为了与王洪文争权夺利，密谋组建“新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心怀鬼胎地对我父亲说：“你受惊了！我们把你从‘工总司’那里抢出来，是怕王洪文这家伙害你……”　“你是‘红小鬼’，在上海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我们都支持、拥护你，希望你能站出来支持我们‘二兵团’。”他还装模作样地吩咐看守人员：“你们要好好地对待陈书记，要保证他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出了问题，我拿你们是问！”他的手下也不断向我父亲透风：耿司令对你很好，要我们保证你绝对安全，他希望你支持他，以后他会把你当作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到新政权里。
据父亲后来回忆，在被耿金章关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确实少受了一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期间，关押他的地方不断变换。每次批斗，要先征得耿金章本人的同意才行，而且还有一二十人为我父亲“保驾”，不让其他造反派动粗。我父亲缺衣少穿，耿金章即派人到我家里去取，只是陋习不改，忍不住要“揩点油”。一次，家里给父亲捎了一双毛皮鞋御寒，耿金章一见到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鞋穿走了。为了拉拢我父亲，耿金章透露了不少外界的情况，其中包括他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矛盾以及他们搞的阴谋诡计。这使我父亲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下一步斗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在搞阴谋诡计方面，耿金章毕竟不是张春桥等人的对手。2月25日，耿金章被逮了起来，他苦心经营的“二兵团”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后，张春桥一伙宣布对我父亲“隔离审查”。
在“隔离审查”初期，我父亲是由林彪死党王维国专门派军人看押，由徐景贤控制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所谓“陈丕显材料组”直接审讯、批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声中，从市委到区、县、街道、公社以至里弄、大队党支部，上海各级党、政领导不用审查，一律先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批臭。我父亲作为市委主要领导，自然首当其冲。所以，这个“陈丕显材料组”，早在“一月风暴”前就已在张春桥的授意下成立了，从一开始就承担了罪恶的使命。
“陈丕显材料组”先是大造舆论，极尽丑化和诬陷之能事。徐景贤等人利用窃取的上海市委文件档案，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卑鄙手法，炮制了一本又一本诬陷我父亲的材料，罗织了大量莫须有的罪名。据粗略统计，在我父亲受到“隔离审查”初期，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上报中央的，有关我父亲“罪行”的专题报告有8份之多，在报刊、广播、电视中发表的诬陷文章有139篇，还搞了四部电影、一部话剧和成千上万张大、小字报。1967年3月，《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摘录材料汇编》和《陈丕显是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继出炉。他们罗列的黑材料只想证明一点：我父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三反分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
同时，为了彻底打掉我父亲在上海市的威风，张春桥指挥“陈丕显材料组”连续组织对我父亲的批斗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2月至5月这段时间，针对我父亲的批斗会多达213次，平均每天要批斗一次半。从1967年2月起到1968年10月这段时间，全市性的批斗大会有三四十次之多。至于上海各部门、各单位召开的中小型批斗会就更多了。
我父亲对于种种不实和污蔑之词，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一次全市电视批斗会上，我父亲利用电视向全市人民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对于群众的揭发、批判，我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工作中的问题，如有事实、有道理，我要诚恳接受，认真检查。参加革命几十年了，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只要说得对，我一定接受，认真改正。二是与事实有出入的，那我要澄清事实，做出申辩。三是与事实完全不符合的，我不能承认，更不能检查。”还有一次，他们在全市电视大会上宣布了柯庆施的两句话“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我父亲就问：“柯庆施是不是政治家、马列主义者？若是，为什么他和老婆说这个话？”造反派被我父亲问得张口结舌，很没颜面，从此再开批斗会时，总是把话筒放得远远的。
面对专案组批斗和审讯中的肆意侮辱，我父亲毫不示弱地予以回击。他们辱骂他是老反革命，他就说“你们是法西斯，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们骂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就反唇相讥，“我没有死，怎么是死不改悔呢？”。他们大声叫他“滚”，他立即转身就走。他们指责他态度不老实，很嚣张，他就说，“你们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逼供信”……
喽罗们整不服我父亲，江青出面了。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她的那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点了我父亲的名，指红为黑，称我父亲是“黑小鬼”。从此，张春桥一伙更加紧了对我父亲的迫害，千万百计地收集我父亲所谓“黑小鬼”的罪证。5月3日，张春桥把“陈丕显材料组”更名为“陈丕显专案组”，并把“陈丕显专案”列为上海市第一号大案。“陈丕显专案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接领导，下面有“三王一李”　即王维国、王少庸、王承龙及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具体负责。专案组下设了许多小组，最多时多达13个，有正、副组长17人。专案人员最初有50多人，最多时扩充到156人。
专案办、专案组的人都是张春桥等人精心挑选的。最初，专案组里有的人还比较实事求是，但张春桥等人听了他们尊重客观事实的汇报后，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将其调离专案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专案组来”。他要求调那些对我父亲有深仇大恨的人进专案组，并且在专案组内反复动员对陈丕显“要恨得起来”、“要穷追猛打”、“打不倒陈丕显，上海一千万人民不舒坦，不答应”。
在对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前半年时间里，“陈丕显专案组”主要在我父亲的所谓的“三反罪行”上做文章，花了不少气力。随着江青把我父亲由“红小鬼”变成了“黑小鬼”，他们感到，这些问题即使搞得再大，也不能至我父亲于死地，不能彻底打倒他。
1967年7月，马天水、王少庸在杂技场的一次电视批斗大会上叫嚣：陈丕显“不是红小鬼，是黑小鬼”、“老反革命”。王少庸还装腔作势地说，他这是向大会“郑重宣布”。10月，王少庸又在“市革会”材料组组长会议上讲：“张春桥说，按陈、曹的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字松了一点，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了……他这一讲，我就领会了。”
王少庸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认罪书》中作了如下交待：“陈、曹大批判组的解散，随之成立了陈、曹两个专案组，这是对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的迫害的继续和加紧。从两个专案的情况反映上看，‘四人帮’早已把诬陷的内容、情节编造好了。张春桥还亲自听取专案组的汇报，出题目，提要求，阴谋诬陷陈、曹为叛徒。我就是顺着这条路子看材料，听汇报，考虑问题的。”
这就看出，他们就是在张春桥等人的授意下，先定罪名，然后再去搜集所谓证据。他们前后花了七八年的时间，集中全力专攻我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所编造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几十个之多。其中有：
“1930年被捕后认贼作父、叛变投敌问题”。
“1930年ＡＢ团被审查问题”。
“1931年的社会民主党问题”。
“家庭出身问题”。
“1937年的瑞金旅馆留难问题”。
“1938年‘瑞金事件’中有否被捕问题”。
“1939年在福建开扩大会议的问题”。
“1940年来沪看牙问题”。
“1942、1943年秘密来沪问题”。
“金柯策反问题”。
“通过刘万里和敌特挂钩问题”。
“谢志成四十年代三次来沪治病为我和敌特挂钩问题”。
“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
“窃听林彪谈话问题”。
“窃听江青讲话问题”。
“窃听周总理同罗瑞卿谈话问题”。
“参加彭真领导的秘密组织问题”……
这些罪名哪一个成立，都是罪在不赦。张春桥等人为了搜集我父亲的这些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罪证，先后派出外调、审讯人员达两万多人次。这些外调、审讯的人员，跑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翻阅了无数档案和材料报告，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他们一次次地把四处搜集来的诬陷之词作为绝密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对上邀功请赏。但是，假的真不了，红的黑不了。事实最终证明，这些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统统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