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南方周末：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

南方周末：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
2005-01-14 10:35:08 南方周末 张立 朝格图 成功

为了帮助死者家属讨“说法”，李绍为回到福建龙岩打工时的住所。本报记者 吴峻松 摄

广州火车站，“背尸”被警方发现时。本报记者吴峻松摄

李绍为在曾收治左家兵的医院门口黯然神伤。本报记者 柴春芽 摄
南方网讯　一起出门打工的老乡病死了，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辗转千里返乡，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才得以终止。
事情发生后，外界有的说老汉愚昧，有的夸他忠厚侠义，有人被他感动而落泪，有人一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左家兵因何而死，李绍为为什么千里背尸？南方周末记者历时5天调查采访，力图还原事件的全过程，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
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惊悚的新闻，但或许更是一个充满着农民工辛酸血泪的故事，或许，它还是一次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心的追问。
被骗打工
2004年11月27日，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
上午10时，李绍为正在田里种油菜，村民李灵伟的老婆一路小跑来了，“快去我家接电话，找你的呀。”
电话是三塘镇封其平打来的，“老李，去不去福建打工？挖电缆沟，轻轻松松的，一天有六七十块钱，包吃住，还包车费呢。”
封其平是一个小包工头，经常组织周围的村民外出打工，李绍为一听当时就心动了，“这个工待遇很好啊。”“我去我去。”李绍为连声答应。11月份离过年还有3个月，正是出门打工的季节，尽管今年61岁了，但李绍为一餐能吃6两米，两肩能扛200斤，出门打工是常事。
放下电话，李绍为一溜烟跑到了左家兵家中，左是他的好朋友，因为目不识丁，左家兵出门打工总是算不清工钱，被人欺负，后来，他就只跟着能写能算的李绍为出门了。
左家兵的老婆陆淑梅一听，也乐坏了，“那我赶紧收拾行李，你回家等老左吧。”
10分钟后，两人就拎着一个旅行包、一个黄色编织袋上路了，包里装着换洗衣服，袋里是两床薄棉被，想到老板要包吃住、包车费，李绍为身上只带了50元，左家兵揣了20元。
从村里到镇上十多里路，搭乘摩托车要5元／人，两人都舍不得这钱，于是步行1个小时，再搭镇上1元／人的中巴车，赶到火车站。
在火车站大树下等了20多分钟，封其平和另一个包工头谭跃兵带着14个人过来了。“当时总觉得心里跳跳的，”李绍为后来告诉记者，“我从来没去过福建，太远了，又带着老左，这个责任大哦。”在李绍为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出省干活。
火车票买回来了，从衡阳到广州的硬座，44元一张，到广州之后，转乘汽车至福建漳州，再转车到龙岩市。在衡阳火车站候车时，他们碰到了几个去广州的打工仔，听说李绍为他们去福建挖电缆沟，那几人摇头，“我们干过的，那个活不好，还拿不到钱。”这话在人群中引起骚动，李绍为准备打退堂鼓，封其平急了，“饭都吃了，票都买了，怎么又不想去？莫听他们的杂言杂语，没有六七十块，我也保证一天有四五十块钱。”封其平还把那几个“散布谣言”的打工仔凶了一顿。
李绍为后来一直后悔，当时如果坚决一点，甚至咬咬牙把车费赔给包工头，就没有了后来的这场祸事，但当时想想，这么多人一起去，又是同乡，应该不至于上当受骗。
但一到达工地李绍为就开始后悔了：“第一锄头挖下去，哇，都是石头，根本挖不动，我就知道上当了。”工程的要求这时候也变了，“来之前说3元／米，深度不管，现在要求泥地挖80公分深，石头挖50公分深。”
上工的第一天，每人分10米开挖，结果十多个小时下来，十多人的手，全都起泡了，手背也肿了，而最多的也只挖了8米。
“这个活没法干了，”当天晚上，10位民工一起商量，决定派老郑去和包工头谈判，“要么涨工资，要么我们都回家算了。”
协商的结果，包工头只愿将价格涨到3.5元／米，“愿干就干，不干就走人。”
这时候，另一批19人的民工队伍也到达工地，施工队伍达到30多人，但从当天起，陆续有人离开，过了几天，就只剩下了十多人。
李绍为也想回家，“活这么累，钱又少，宁愿自己掏钱也要回去啊。”可李绍为没钱，他和左家兵一共才70元钱，除去路上的花费和买洗漱用品等开支，现在只剩40多元。
大约7天后，工地上已经只留下9人，都是身上没有路费的，当天晚上，大伙聚在房里，闷闷不乐，李绍为越想越伤心，嚎啕大哭了一场。
祸起元旦
就在李绍为大哭的那天晚上，封其平、谭跃兵和刘国兵这三个包工头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事后来看，这场争执决定了李绍为他们后来的命运。从工友们获知的情况来看，当天晚上，封其平与谭跃兵租来了两辆车，准备将剩下的人带回湖南，但这一动议遭到了刘国兵的强烈反对。
事实上，他们三人都只是小包工头，在他们之上是一个名叫江宣伟的大包工头，如果小包工头不能组织人马，完成自己领下的工程任务，则大包工头不会支付一分钱的工程费。
刘国兵不想亏本，他组织19个人来，现已全部走掉，车费和一路的食宿花掉了几千元，把剩下的人抓牢，然后把工程做完，是他“扭亏为盈”的惟一办法。
三个小包工头是如何谈判，又是如何达成协议的，外人不得而知。但封其平与谭跃兵当晚悄然离去，他们带来的人，被转手给了刘国兵，次日早上，刘国兵即宣布由他总负责，李绍为等9人跟着他干工程。
工程队被刘国兵带到了盘山公路的另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骨头”工程，上一个施工队挖到一半，实在挖不下去，不干了，现在刘国兵接手。住宿地也转移到山上的一座废弃土屋里，记者1月9日前往调查时看到，这栋两层的土砖屋，墙体到处是手指粗的裂缝，木板楼梯一踩上去，感觉整个楼板都在摇晃。整个房子都有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民工们住在二楼的三间房里，只有两张用板凳搭成的床，大部分工人都席地而睡，窗户用编织袋和废纸箱钉住挡风，地上到处是抽到只剩烟蒂的烟屁股，还有四五个3元一瓶的“灵芝养生酒”的空酒瓶。反倒是破木箱上的两副扑克牌，码得整整齐齐。
李绍为他们每天可以领到10元钱的生活费，早上8时开工，傍晚6时收工，一共10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工程进展缓慢，日子却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到了元旦，12月31日那天，工程队改善生活，特意买了鱼，打了五斤散装的白酒，给民工们过节。左家兵平时沉默寡言，惟独喜好这杯中之物，当天自是开怀畅饮。“我估计他喝了三两左右。”李绍为后来回忆。次日元旦，山沟里寒冷刺骨，早上开饭时，左家兵拎过昨晚的残酒，又喝了二三两。
8时20分，大包工头江宣伟开着吉普车来了，一见民工们都窝在屋里烤火，矮胖矮胖的江宣伟顿时叉手在外面骂起来，“过节就不干活了？要烤火，回家烤去！”
民工们都被江宣伟带上吉普车，然后开车前往工地，下车时，大伙突然发现左家兵不对劲：左脚不能动，右腿直抖，话都讲不出了，江宣伟一见也慌了，连忙掏出手机打120。
不到30分钟，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医生当即给病人插了氧气，随即送往龙岩市第一医院。医院接诊的是神经外科主任陈元庆，他后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送来时已经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初步诊断是脑溢血。”左家兵有多年的高血压史，但一直没钱好好治疗。
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许，随救护车同来的刘国兵到医院交了100元钱，过来招呼李绍为赶紧走，“还要去买菜，这里不用管了，有护士呢。”
吃完中午饭，派去照料左家兵的何老头回来了，带来了医生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刘国兵随即召集工程队开会，并提出派4个人到医院去，如果死了，也得把尸体运回湖南。“我出钱，你出力，”他指着李绍为说，“人是你带来的，又是你的表亲，你负责背尸体。”
下午到达医院，已是6时了，主治医师祁小龙告诉刘国兵等人，脑疝已经形成，手术的意义不大，维持治疗也需要交钱，并催促他们尽快办理入院手续。
刘国兵等人提出放弃治疗，此时，李绍为还特意察看了左家兵的状况，他注意到“输液管的水都流不动了”。祁小龙这时觉得挺为难，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放弃治疗出院必须亲属签字，李绍为只是他的表兄，有没有签字的权利呢？”
经过请示，祁小龙给左家兵办理了出院手续，出具了出院小结和疾病证明，此时左家兵的治疗费一共1585元，须交钱后，才能出院。祁小龙当时估计，拔去了氧气管，停止治疗后，左家兵两三个小时内就将死亡。
不过他没预料到的是几分钟后返回2号病房时，却大吃一惊———左家兵不见了。
千里背尸
从医院逃跑是早有预谋的。
事先，刘国兵已经对地形进行了侦察，并作了分工：他负责在前面引路，谢田拿行李，何三毛则协助李绍为背左家兵。他们避开电梯，从4楼住院部一路走楼梯，然后绕到后门，出住院部铁门，上一个30度的斜坡，穿入医院家属区，再出一个铁门，就算是“安全”了。
李绍为刚背上左家兵时，还能感觉得身体有体温，没有发硬。一路小跑出来，行程约700多米，累得李绍为大汗淋漓。刘国兵叫来的三轮摩托已经等在路边，几人直奔火车站，买好票后，仍然不敢上车，一直等到检票进站时，才用被子裹着左家兵，还撒了些白酒，伪装成醉汉登车。
幸好车上人很少，李绍为将左家兵平放在座位上，用被子裹紧，伸手一摸，身体已经渐渐冷了。“昨天还是活生生的，怎么今天就死了？”李绍为这时既担心尸体被发现，又伤心好朋友突然病死，还想着回去如何向左家交代，一时百感交集，怔怔地坐在尸体旁，一边抹眼泪，一边想心事，通宵未眠。
次日上午7时，李绍为等人抵达广州火车东站，将尸体用被子盖着背出站台，搭乘272路公共汽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在公共汽车上，几个老乡坐在一起，依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9时许，一行人到达广州火车站，运尸队伍开始遇到“麻烦”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5张火车票。
李绍为等人发现火车站东侧有条通道可以上站台，而且不用检票，于是拖着行李背着尸体，准备从那里进站，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折腾到下午3时左右，李绍为等人发现，继续搭乘火车是不可行的了，只好另想办法，准备将左家兵的尸体用木箱装好，搭乘汽车回湖南。
刘国兵出外寻找装尸体的木箱；而李绍为和另外一人，则买来几个编织袋，准备在路边包扎左的尸体。两人正在忙乎的时候，巡警刚好经过，发现两人举动异常，立刻上前盘问。
“这是什么来的？”“是个人。”李绍为一见是警察，也慌了。“那是活人还是死人？”“是死人，脑溢血死的……”
背尸行动就此败露，这位巡警当即通知120，急救医生赶到后向警方证实，左家兵已经身亡。
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封锁了现场，广场上此时人山人海，上千人在此围观，李绍为站在尸体旁，手足无措，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我当时想“完了完了，事情闹大了”。
警察随后将4人带到派出所询问，得知事情原委，并通过电话与龙岩市第一医院核实后，一位警官又气又恼地骂李绍为：“你真是干蠢事啊。”
讨“说法”
1月2日晚上，李绍为等四人“千里背尸”取道广州被发现后，左家兵出事的消息才传到老家湖南，左家兵的妻子陆淑梅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福建。以前陆淑梅一直以为他在衡阳。
左家兵出事前一周，陆淑梅曾给在深圳打工的大儿子左云福打了个电话，说最近心里很乱。左云福回忆说，“给我妈报了平安之后，我妈问我爸到底在哪里打工，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了。当时我和弟弟云寿也不知道。”
得知消息的当晚，左家人分两路赶赴广州：左家兵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儿子迅速从深圳出发；而在老家，左家兵的妻子陆淑梅、堂兄左雅和亲侄子左小元从湖南衡阳上了南下的火车。
当天晚上，一番忙乱而痛苦的寻找之后，晚上10时前后，左云福终于在广州火车站站前找到了正来回张望等着他的李绍为。李绍为支支吾吾地告诉了事情的经过。
第二天早晨，左云福在火车站接到了前来奔丧的母亲。隔着广州市殡仪馆的玻璃棺材，陆淑梅见了丈夫最后一面。
但左家兵到底是怎么死的？施工单位要不要负责？为了弄清楚这些事情，左云福、左小元决定在李绍为的陪同下，去讨个“说法”。他们立刻赶到福建龙岩，马不停蹄地奔波了三天。他们的堂兄弟左小仲也专程从厦门赶来加入。
1月4日到福建龙岩之后，他们找到了正在开车检查工程的大包工头江宣伟。江宣伟下车后，没等左云福把话说完，就径自上了车。“跟我没关系。我把工程承包给刘国兵了，有合同的，左家兵的事情找他。”江宣伟边说边开车，左云福使出浑身力气拉住车门，却挡不住他扬长而去。
继而，左云福打刘国兵的电话，刘的回答很直接：“老乡啊，我没有钱啊！”他说，广州的派出所已经查明白，左家兵系病死，没有他的责任。
江宣伟不肯透露施工单位。而在李绍为原来干活的工地上，7个正在干活的老头用湖南衡阳的家乡话跟左云福介绍了他父亲发病送医院的情形。谈话间，其中的两个老人正轮番抡镐头刨一块大石头，火星四溅。奇怪的是，所问的施工人员都不知道此段工程具体的施工单位。他们只知道是通讯工程，他们认识的，惟有大包工头和小包工头。
这些老人说他们也想离开这个工地，但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车票钱回家，另一方面，到现在为止，工地上先后只发给他们每人95元工资，要等到发工资，他们才肯回去，也才有钱离开。
去医院得到的解释很充分。从11时开始到晚上8时10分，左家兵的病历上一片空白，左云福最关心的就是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在福建省龙岩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告诉他，发病那天上午11时整，左家兵已是大量脑出血，手术风险大，死亡率高，是否手术由家属决定。“大量脑溢血，没有家属的同意，我们不敢动手术。希望很小。”
“但毕竟有希望啊！”左云福反复对记者强调。
“我当时就在厦门，如果能通知到我，我马上可以带钱赶到医院去救我叔叔。”左小仲面对病历上9小时的空白，在记者面前陷入了沉默。
三天的时间，左云福、左小元和左小仲跑遍了工地、公安局和劳动局的仲裁部门，却徒劳无功。公安局说，尸体现在广州，应由广州公安局来查，而赔偿请求更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列，需要由其他部门来处理。龙岩市劳动局的劳动仲裁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左家兵现在已经死亡，不属于一般的劳动纠纷，而是民事纠纷，如果劳动合同中没有相关规定，他们不予受理。他们还叮嘱，民事纠纷应该到法院民事庭去立案。但左云福知道打官司的难度，何况，他们还要赶在7天之内回乡办丧事，这条路他们自动放弃了。
最后拿到的一点钱是“发狠”解决的。在包裹着1140.5元左家兵工资的一张信纸上，写着“衡南县三塘镇三福村”，左云福推测刘国兵就是这个地方人。左云福打通了刘国兵的电话：“我知道你就是三塘人，你跑不了，我找你们家去算账！”可能是这一点奏效了，他终于答应“借钱”付2000元安葬费。
左小仲透露，在来福建之前，左家很多人一起商量，如果左家兵是工程事故，会索赔10万；如果是包工头没良心，把人扔在医院不管，则要求索赔5万。但在福建龙岩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左家根本没有一个跟包工头面谈的机会，也没弄清楚具体的施工方。因而左云福也在与亲戚沟通、调整索赔金额。他们在公安局、医院、工地上来回奔波，索赔金额的底线也从10万，到5万，再到2万。
最后，1月6日晚上10时，左云福只是拿着江宣伟代刘国兵转交的2000元安葬费用，离开福建赶赴广州。
李绍为的改变
李绍为这几天生病了，有点咳，还有点感冒。这是他两年多来第一次生病，“这些天发生了好多事哦，我的头好痛的。”他一边说，一边揪了揪自己干枯的头发。
当左家的亲属责怪他骂他的时候，他的眼泪直打转，当时刚从派出所出来，刘国兵借口买点东西，一去不复返，何三毛和谢田直接买票就走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火车站广场等着。“不过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他告诉本报记者，“我把他带出来的，当然要把他带回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背着尸体辗转近千里的过程中，李绍为没有感到一点害怕，“他是我的好朋友，是很熟悉的，我又没害他，做鬼了他也不会害我的。”
刘国兵等3人都不敢背尸体，100多斤的李绍为，背着120多斤的左家兵，一路上累得够呛，汗水湿透了毛衣。李绍为仍然不知道背尸返乡到底哪里不对，他现在反省自己的是，“以后只管自己就是了，再有钱再好的工，我都再不叫人家，这是历史的教训，要永远地记住。”
他想了想又说，“还是悲剧的教训，眼泪的教训。”
跟踪采访他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肖海坤当时还挺奇怪，“哟，李伯你讲的话很有水平啊。”李绍为马上纠正他，“这是毛主席说的。”
他这些天变得沉默寡言，而在以前，李绍为在工友中人称“老顽童”，以讲笑话闻名，说是有一次工人们笑声震下了挂在屋梁上的汽灯。“起码这一年多，我心里不会快活的，”李绍为告诉记者，“这一年我都不会讲笑话。”
深圳市民阿潘看到千里背尸的报道后，眼泪一下就止不住地流，他后来特意找到报社，请李绍为到他的农场去打工，月薪500元。1月9日，李绍为来到新单位上班，然后就跟阿潘讨价还价，要求把工资涨到600元，这弄得阿潘有点尴尬，“我其实并不要他干什么活，在这养老就行了。”
阿潘后来转念一想，“他肯定又把我当包工头了。”不禁笑了起来。
这些天，李老汉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打手机，第一次坐卧铺，第一次学会用淋浴喷头，第一次面对摄像机……他在记者上网发稿时，反复问：“怎么没看见宽的带子？”
1月9日，率先报道李绍为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肖海坤和吴峻松特意来农场看他，李老汉正在山坡上锄草，看到他们两人，李绍为特别高兴，搂住他们俩的肩膀说，“我以前觉得老乡不会骗老乡，这次才觉得外面也是好人多的，我下辈子也要认识你们。”
李老汉满布皱纹的脸，笑得像一朵菊花，这是记者跟踪采访5天来，看到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惟一的遗像
就在此前一天，1月8日，左家兵穿着108元的寿衣，在广州殡仪馆火化。两个半小时之后，他的骨灰被装进了殡仪馆460元的骨灰盒里。他儿子没有表情，默默看着工作人员将他父亲的骨灰盒封牢，用红布包好。
“左家兵的寿衣和骨灰盒都是馆里的便宜货。”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
火化前，左云福突然想到了遗像问题。父亲左家兵生前没有留下一幅照片，身份证也在去年丢了。左云福去年农历四月初七从深圳回老家，本想照一张全家福，但因为父亲在附近打工而错过了。
“去殡仪馆照一个数码的照片，电脑上处理一下，把眼睛弄开，把嘴唇什么的弄一下就可以了，不就是成了活人了。”左小元建议道。左云福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在1月8日中午12时，左家兵被推进火化炉之前的两分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破例翻开一小块白色的裹尸布，露出左家兵的脸。左云福所托之人迅速打开数码相机，在离左家兵面孔一米远的地方，连续拍了五张左家兵经过化妆的正面肖像照。
跑了几家照相馆，在一家相片冲印部，女店主马丽君决定免费帮忙制作遗像，照片一直忙到晚上6时才冲洗出来。而左家兵这张12英寸黑白照片上，眼睛是他活着的儿子左云福的，由数码相机拍下来，合成到了左家兵的脸上。
左云福在街上又花了40元，买了一个黑色相框，连同父亲的遗像，一起装进自己的绿色手提包里。
这是左家兵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一张“照片”。
相关报道：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左家兵还乡
一个死于异乡的老年农民终于回到贫困的家，不是在同乡李绍为很吃力的背上，而是装在儿子胸前书包里的骨灰盒中
回家
左家兵终于要回家了。
这一次背他的不是“千里背尸还乡”的同乡老友李绍为，而是他那在深圳打工的大儿子左云福。
1月8日晚，广州火车站第二候车室旁的天井小花园内，23岁的左云福双手紧紧抱着怀中的父亲———这不是李绍为背得很吃力的130斤身体，而是装在他胸前书包里的骨灰。
黑暗之中，坐在石凳上的左云福在不断抽泣。“这几天，云福一直为他爸的事操劳奔波，忙得连哭的时间都没有。”陪同左云福的堂哥左小元说，现在终于要回家了，左云福反而在这片刻安宁中不禁悲从中来。
8日中午12点，左云福和堂哥一起办妥各项手续后，花了2770元将父亲送到广州火葬场“特急火化”。“我们家乡有个风俗，一般死人要在7天之内入土，现在看来赶不上了。”左小元到广州火车站买了两张最便宜的到湖南衡阳的火车票，“火车是晚上11点17分发车，明天早上到衡阳。这几天衡阳最好不要下雨，不然办大伯的丧事就麻烦了。”左小元不无担忧地说。
晚上10点半，左云福抹了抹脸上的眼泪，整理一下情绪，排队准备登车。这是一趟发往衡阳的区间车，绝大部分是返乡过年的民工。
广播里传来了“检票上车”的通知，原本还算平静、整齐的队伍一下子被挤乱了，左云福夹杂在扛着大包小包的汹涌人潮中，竭力在众人的左推右搡中保持身体平衡，他的双手死死抱紧胸前的书包，就为了让父亲能平平安安回家。
入棺
1月9日凌晨6时许，这趟绿皮列车到达衡阳火车站，让左小元一路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鹅毛雪片夹着黄豆般的雨点砸在衡阳的地面上，空气阴冷潮湿。
左云福的家在衡阳市区18公里之外的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千户组，天冷再加上外面雨夹雪的天气，来接他们的叔叔左家军决定花30元租辆车回去。路上，车轮搅起的泥水溅在挡风玻璃上，司机一路嘀咕抱怨路不好，这趟生意亏了。左家军不断地抱歉，说些好话。
出租车在弯弯曲曲的乡村道路上缓慢爬行着，40多分钟后，车停在福龙村村口。福龙村122户人家坐落在两片丘陵中间的平地上，与外界仅有的联系就是这条去年9月修好的砂石混合路。
因为怕出租车司机忌讳，等车开远后，左家军才从包里取出一串小挂鞭炮。
左云福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往家里走，“回家了！”左家军嘶哑了一声，用香烟点着了鞭炮，跟在左云福后面。“啪！啪！”的鞭炮炸响惊醒了沉睡的小村子，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声，空气中飘来火药爆炸后的硫磺味。也许雨大浇灭火星，也许鞭炮的质量差，炸了几响小挂鞭就哑了，左家军嘟哝了一句，再次点响鞭炮，紧步赶上左云福的步伐。
在村里破落的祠堂前，村里的族人和亲戚家人早已帮忙用防雨布搭了一个临时的棚子作为灵堂，里面停着一口还散发着油漆味的棺材，棺材前的小桌上放着一些祭品和长寿油灯，“这是跟亲戚们借钱草草办的一副棺材。”左家军说。
左云福小心翼翼把用红布包裹的骨灰坛放进棺材里，并垫上几层厚厚的黄草纸。听说丈夫的骨灰归来，陆淑梅一路哀嚎，奔向停在祠堂前的棺材，声嘶力竭的哭喊撕碎了小村庄的宁静。
众议
外面满山遍野的白雪和零摄氏度的气温让左云福坚信，一定要让母亲呆在屋子里，要不然身体肯定会哭垮的。陆淑梅坐在屋里小炭炉边，但寒风还是呼哧呼哧地从农用塑料薄膜盖住半截的窗子里钻了进来。在这个称之为“家”的地方，除了两张床以外，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家里惟一的家用电器是1990年左家兵41岁生日时亲戚凑钱买的12英寸黑白电视，也只有电视中港台电视剧传出的声音还透出一丝现代气息，但是屏幕上严重的雪花和图像扭曲使得剧中人物已很难辨清。“我的命好苦啊。”只要有亲戚邻居来看望，陆淑梅就会一把抓住别人的手，一边不断向每一个人重复哭诉着左家兵离家时的种种细节。
和外界对“千里背尸还乡”的争议不同，福龙村的村民更关心左家兵的死因。“好好一个人在福建龙岩干活死了，对方应该给个说法。”同村村民李先发觉得这里面疑问重重。
而对于背尸还乡，在这些依旧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眼中并无出奇之处。千年沿袭的土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世代生活在乡土社会的福龙村村民，他们都“天然地”能够理解李绍为的这次惊讶之举。
“叶落归根，入土为安。我们农民辛苦一辈子，最后就想买一口好棺材，回到熟悉的田地里。”44岁的当地村民左家喜说。虽然在城市和部分农村实行火葬，但整个福龙村的生活比较传统，办丧事时民间习俗基本都是土葬，坟一般在村后荒凉的小山上，所以对耕地没有什么影响，村里和乡镇也不会来干涉。
福龙村党支部书记左云标告诉记者，福龙村532人主要有两大家族，一个姓左，一个姓吴，还有几户是水库移民杂姓。
记者在走访了福龙村20多位村民后，发现这些村民们都能理解和同情李绍为，对背尸还乡的行为持认同和赞成的态度，觉得惟一“欠妥”的地方就是李没有及时通知死者家属。
“李绍为人很纯朴，有责任心。”村支书左云标说，“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李绍为是凭良心办事。”“李绍为和左家兵关系比较好，他们有活都一起出去干的。”左家兵的邻居左家省说，“要是他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把他背回来，当然我要先通知他家里人。”
据说，在衡阳市委一次会议中，一位市委领导说李绍为背尸还乡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尽管他没有通过适当的正规渠道通知家属。
但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渐渐接受城市生活的观念。23岁的左云福——死者左家兵的儿子——并不拘泥于非得把父亲的尸体运回老家，“在城市里火化，这样处理比较妥当、方便。”左云福现在深圳一家玻璃钢装饰公司打工。
打工
提起左家兵，村里人不是摇头就是叹息。“左家兵是千户组最困难的一户，现在还是住的砖土结构老房子。”邻居左家省说，左家兵家本来准备今年3月要造房子，因为孩子都大了，到了成家的年龄，但现在这事肯定黄了。
现在农村里，农民光靠种田只能维持生存、解决温饱问题，年成不好时甚至还会亏本赔钱，所以每家每户都必须出去打工或做些生意，不然这个家肯定运转不起来。
据左云标介绍说，原来隶属于衡南县的岳屏镇福龙村现在划到衡阳市雁峰区，属于丘陵地带，人多地少。全村122户532人，共有430余亩地，人均只有8分地左右。以左家兵家为例，全家4口人近4亩地，一亩地早、晚两季水稻平均可产1500斤左右，2003年前粮食价格每斤0.37元，每亩收入500余元，除去每亩税费130元、农药化肥100多元、种子劳力100余元，再扣除其他杂项，最后每亩收入也就剩下100多元。
“2003年各种杂项税费特别多，例如当时每人要交纳的教育附加费就达69元，2002年开村民大会时，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当年种地每亩亏至少50元。”左云标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左家兵家生活更加困难，靠左家兵农闲时在外打些散工补贴家里，但也是杯水车薪。“左家兵属于那种比较老实巴交的类型，靠干体力活挣钱。”
2004年，左家兵在衡阳市东环县修了两个月国道，没有拿到一分钱；2003年，左家兵在衡阳市一个加油站附近，给人修房挑砖头，累死累活干四个多月只拿到300块钱。
妻子陆淑梅身体不好，因怕去医院花钱，只得“小病忍，大病熬”，每次熬不住时才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花点钱打吊针了事。
而左家兵的两个儿子都在读书时，本已很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离福龙村最近的车江镇中学有15里路，所以读中学必须住校，学费、住宿费再加上生活费每年需要3000元左右。2002年，深知家里状况的左云福读到初二，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先开始学了七八个月厨师，后到深圳去打工。2003年下半年，弟弟左云寿考上车江镇一中，因为每学期要交1000多元，他也很快放弃上学的“奢侈”念头，去年辍学随哥哥去深圳打工。
对于福龙村的贫困，左云标分析说，福龙村在雁峰区算是比较差的，但是在整个衡阳市，则属于中间水平。福龙村主要地理位置偏僻，又没有什么资源，“离市区有18公里，交通不便。”仅有的一条宽5.3米、长10.5公里的砂石路，还是去年9月由市公路局投资14万元修的“村村通”工程。
在左云标记忆中，这是自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福龙村投入的惟一“大型公共工程”，当然村里通过“一事一议”每户还为这条公路集资75元。
在福龙村，除了种地，还有十几亩鱼塘，祖传的“养鱼苗”，“一年一亩能挣四五百块钱就很不错了”。眼下福龙村剩下的挣钱方式，只有出去打工了。
从1980年代末开始，衡阳就有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广东等地打工，现在打工已经成为像福龙村这样农村社会生活的常态。在福龙村，大概有30%的人出外打工，50%的人到衡阳市附近打工，像李绍为、左家兵这样的老年人大概占到5%。福龙村千户组30多户，户户有人出去打工，其中有9户打工、做生意混好后，搬到城里去，家里的田转给别人种了。
从2004年开始，福龙村的情况有了起色。“农业税改革后，以往最高达到180元的税费去年降到了40多元，听村支书说明年每亩只收10元左右，以后还要完全取消。”村民李先发心头一宽，现在粮价上涨到7角3分，“这样里外里算下来一亩地能挣到400-500元。”
农业税降低、粮价走高，给福龙村带来欣慰。但对于温饱之后的福龙村往何处走时，更多村民还是用出外打工来回答这个问题。
下葬
1月11日，左家兵终于在福龙村后山下葬，“入土为安”，他是村里为数极少的火化后埋葬的。劳苦一辈子的左家兵走时，给支离破碎的家庭留下一笔“巨额”债务，“本来我和妈妈商量不买棺材的，省些钱，可是妈坚持给爸买口棺材，送他最后一程。”左云福说，加上去广州处理父亲遗体以及过去陈年老债，他们家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万元。
但生活还得继续，左云福打算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妥当后，再和弟弟去深圳打工，左家兵一次出远门的劫难并没有动摇他们到大城市闯荡的信心，“爸爸去世后，照顾妈妈和还债的重担就落到我们身上了，我们要去挣钱。” （编辑：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