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著名抗日将领凌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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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抗日将领凌压西
凌压西，字琼德，别号剑南。1891年农历三月十四日出生于广西容县石头乡石塘村一个贫穷农户家中，全家十口仅有八分地。1899年至1904年在家乡读了六年私塾，因家景贫寒辍学替别人放牛，1910年凌压西年已19岁方能进入福山小学读高小两年，1914年至1915年入容县县立中学肄业，1917年投考入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部模范营当学兵接受军事教育。护法军兴，随军进驻湖南长沙。1918年任湘粤桂联军卫队第一营二连准尉司务长，1919年冬援湘军撤回广西，部队奉命赴广西扶南、同正、绥绿……等县剿匪，在扶南任警卫营第二连少尉排长，1920年入广西陆军讲武学堂步兵科受训两年,1921年毕业后调任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一营二连中尉排长,同年12月至1924年1月在百色任广西警卫军第七司令部第二统领（黄绍竑）上尉副官，1924年7月在梧州调任广西讨贼军第二纵队（伍廷扬部）第一营第二连上尉连长，1925年7月在平南任广西第四路游击司令（封高英）部少校参谋，1926年于八步调任广西讨贼军第三纵队（夏威）部少校营长，同年广西第七军参加北伐，出师入援接唐生智，凌压西留守后方，1928年升任中校营长。1929年粤桂战争，对解决叛军吕焕炎部北流之役，凌压西被黄绍竑指派为督战队队长。1930年5月，新桂系部队倾巢入湘，协同北方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蒋介石得知桂军后方空虚，命令滇军入桂进攻桂军后方，以牵制桂军北上。同年7月滇军统帅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出兵围攻南宁，桂军以韦云淞为防守司令固守南宁。凌压西时任韦云淞部独立营营长，先是率兵固守镇宁炮台，后调进城内防守东门至北门一带。在桂军出城追击滇军战斗中，凌压西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被敌击断右臂，但仍坚持战斗。此役结束凌压西因战功升任韦云淞第四十五师一三四团上校团长。1933年全团奉命北上，中途改调归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指挥，参加围攻苏区工农红军。1937年2月进南宁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高级班深造。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军兴，9月提前结业，凌压西奉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命令，调升一七六师少将副师长兼五二六旅旅长，随军北上抗日，参加淞沪会战。
11月一七六师从上海撤退到浙江考丰休整。孝丰位于天目山北麓，物产丰富，给养便利，而且东南两面又有天目山屏障，敌机很少到这里侵扰，很适于部队战后休整。但正当第四十八军军部和第一七三、第一七四师向於潜移动时，由长兴窜犯泗安、广德的日军约一个旅团，即向孝丰进犯。大约在12月中旬，敌已接近孝丰，与我前哨在西亩开始接触。当时第一七六师负有掩护军主力转进的后卫任务。告岭为天目山一部分山峰，是孝丰通於潜的必经之路,地形相当复杂，虽然南北纵深不到400米，东西也不开阔，且顶界线前后，还有好几个峻峭的小山峰参差屹立，使阵地前沿很难成一线，视域更不开阔。在这样的特殊地形部署作战，左右既不能展开，前后更无纵深配备的余地，不仅不能容纳大兵团作战，即使一个步兵师也挤不下去。加之时值隆冬，气温特低，山下虽无降雪，岭上却冰凌遍地，劲草都变银丝，树枝状如破管，山沟流水俱已冻结，口渴只有嚼冰。既无房屋可供宿营，草木亦难遮蔽风雪，寒气刺骨，手脚冻僵。尤其一七六师是只有一套棉夹衣服的广西草鞋兵，更难忍受。但是地点又属非常重要，如果告岭不守，敌人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於潜、分水、桐庐。这样不仅能截断我杭州地区友军的后路，浙江东南地区也会很快沦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颇为重大，故第一七六师部署一个团于告岭地区。12月21日晚八时左右，敌我即开始接触。初时枪声稀疏，后来敌人用迫击炮和机枪向我前哨阵地激烈轰击，战斗相当激烈。我警戒景溪坞口的排哨长阵亡，士兵死伤十余名。凌压西即令第527团急速增强兵力，一面战斗，一面构筑工事，顽强抵抗，无论多大牺牲，决不能放弃阵地后退，确保固守告岭。我军士气旺盛，勇敢善战，与敌一接触就进行激烈搏斗。敌人猛烈轰击，我军虽伤亡惨重，但我阵地却无丝毫动摇。到深夜11时，增援部队第526团从於潜一都、东关到达，轮班调换作战，战况更趋稳定。但是敌人装备较优，火力始终炽盛。12月22日拂晓，阵地前沿发现很多敌尸未及拖走，雪地上血迹斑斑。我军四次予敌重创后，敌仍不甘心失败，再复增兵，把重机枪安置在山峰上，向我阵地俯射，我死伤二十余人。22日晚上，上半夜敌人枪声仍甚稠密，六○炮亦不时乱轰，下半夜枪声逐渐稀疏，及至拂晓，敌阵地竟寂无声息，原来敌人在拂晓前已全部撤退。我第176师官兵不怕牺牲，确保阵地，完成了固守告岭要隘的任务，于12月23日奉命开赴於潜集中，准备调往安徽，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告岭之战，一七六师阵亡排长二人，特务长一人，战死和冻死的士兵五十余人，战伤和冻伤的官兵八十余人，敌人的伤亡在我一倍以上。抗战胜利后，浙西各界群众在天目山告岭建立了浙西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堂,藉以纪念此战役阵亡的抗日将士。
第八十四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组成的部队，于一九三八年春夏间，将原驻广西南宁、永淳（现属横县峦城镇）、横县、贵县等各地区的几个独立团。先后并编为第一八八、第一八九两个师。每师只辖三个团。第一八八师师部的主要军官整个由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的教职员调充。师长刘任原任第一分校的步兵科长兼战术教官，副师长刘建常原任第一分校战术教官，参谋长曾应龙。该师所辖第1101团团长李光汉，第1102团团长梁达升，第1103团团长黄敬修。第一八九师的主要军官，则是由前线和后方凑起来的,此时，凌压西由安徽前线调回广西，升任一八九师少将师长，副师长黄骐则以后方民团指挥部副指挥官调充，参谋长江光勖。该师长所辖第1105团团长谢振东，第1106团团长黄伯铭，第1107团团长白勉初。一八八、一八九两师组成后，由于八十四军军部尚未成立，暂归第五路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夏威指挥，协助钦廉一带防线的守备任务。1938年七月间，一八九师奉命由广西驻地横县乘船运抵广州，再转火车由粤汉铁路会同一八八师刘任部开赴武昌转大冶，防堵由浙赣路北犯之日军，巩固武汉外围。
黄（梅）广（济）会战前夕，始由黄石港渡江经武穴登陆，两师集中湖北广济县城附近，时八十四军军部已正式宣布成立，并公布覃连芳任军长、徐文明为副军长、钟纪为参谋长。一八八师、一八九师两师拨入八十四军建制，参加黄广会战。1938年8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航运西犯，已有一部在九江开始渡江抵小池口（九江对岸）。八十四军即奉令与参战各友军进行战斗部署。一八九师开赴黄梅，以县城为据点，堵击由小池口来犯之敌。一八八师除留一团为军的总预备队外，其余两团协同友军固守广济县城（今梅川）。军部位置于广济北面一个村庄里。嗣后军部感到黄梅县城四面均开阔平坦，并无依托，而且城墙又不甚坚固，易为敌人包围冲破，遂令凌压西率一八九师转到大洋庙山口（黄梅城北约五华里）一带，以黄梅城沿黄广公路各要点为前进阵地。一八八师亦转移到大河铺附近，左与一八九师右翼衔接，沿黄广公路左侧高地占领阵地。其余各军部队由广济至武穴第一线，由广济至田家镇为第二线，四川部队则自大洋庙山口一八九师左翼起至宿松一带占领阵地。部署确定后，各师即开始进入阵地。一八九师又因地属要冲，正面过大，三个团均使用于前进阵地和本阵地上。各部队一到指定阵地即赶速构筑工事。战斗首先在大洋庙山口阵地打响。日军先用重炮和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继以骑兵领先冲锋，战斗十分激烈，一八九师利用阵前地势开阔平坦的优势，组织重机枪构成稠密火力，向进攻之敌猛烈扫射，撩倒成排成排的日军，经四个昼夜的奋战，日军企图夺取这一据点均未得逞。从8月31日开始，日军使尽各种兵种，不顾惨重伤亡，仰攻高地，逐步占领前沿3道战壕。一八九师退至高地最后一道战壕，仍然俯瞰山脚和山腹两线地区。日军不敢冒险上冲。他们利用烟幕掩护，企图以骑兵快速冲入守军阵地。一八九师官兵以逸待劳，任其马蹄震响，毫不畏惧，集中轻重机关枪对准烟幕，并准备好大量手榴弹。日军骑兵未露出烟幕绝不射击，待其一出烟幕，即以密集火力猛烈攻击，把日本骑兵打得人仰马翻，仓皇后逃。迫使日军不敢再向这一地区进攻，此阵地保持到会战结束，才奉命撤离。在开战后的第五个晚上，由于战斗激烈，在敌人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下，终使洋庙山口的一一О六团团长黄伯铭被吓破了胆，乘战火射击间隙之机，未奉命竟将全团部队撤离战线，放弃阵地，躲到山沟里去。由晚上十二时至翌晨拂晓，该团守备地区战壕空无一人，尚幸敌人畏我军有预谋，深恐中伏，不敢突入。事后为了严肃军纪国法，下令追捕归案，凌压西与黄伯铭为同学，友谊情感也很好 ，但战场军纪不能循私情，只好上报军部。旋奉覃连芳军长命令就地枪决，不必再解军部。
1938年10月，自黄广会战失利，同时江防要塞武穴被敌突破，江南我战线亦告失利，八十四军奉命向鄂北转进。抵达随县附近时，接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不许再向后方退却；就随县前方构筑阵地，拒止敌人，固守随县，确保枣阳襄樊。”于是先将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展开于随县县城前方蒋家河右岸万家店至七里岗一线及襄花公路两侧构筑工事。由于当时随县县政府和一切行政机关均已撤退，城镇居民也大部向后方疏散，服役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在如此情况之下，凌压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通过随县商会会长肖均之，在三天内竟能动员大批民众组成担架运输队，解决了困难，凌压西非常惊喜。经再三调查访问得知，原来是随县地方的民间群众自动组织的“黄学会”又名“黄枪会”领头人姓王名川，是随县一个善武功的热心爱国老人，以开香堂收徒弟练武功，自动组织起来，成为保卫国家的团体。经凌压西多次和王川谈话之后，并晓以保家卫国抗击日寇入侵、不能做亡国奴的大义，激发群众的爱国心，把他们加强整顿，办训练班，按战地需要，授以各种课程，使他们适应需要，走上守土抗战救亡的道路。黄枪会不但负担后勤担架运输任务，同时还参加了向导、情报，并且有些还加入部队作战打击日寇。
以凌压西的一八九师为主要阵地，配合友军守卫随县达6个月之久（由38年12月至39年4月），其中敌人虽曾发动过多次陆、空、步、骑、炮联合袭击战斗，非常激烈，均被我军击退，未能得逞，我阵地始终巍然不动。这除官兵的爱国守土精神和尽忠职守的决心外，和黄枪会的后勤运输，向导防谋，维持地方治安，是分不开的。
1939年4月下旬至5月初，第一次随枣会战。与敌接触仅四天，八十四军阵地被突破，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奉命后撤。“黄枪会”改编为“随县人民抗敌游击国术队”临时接防。正面之敌未追赶，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安然转进。可是在转进途中，于6月间却发生了一八九师副师长兼566旅旅长李宝琏叛国投敌事件。幸好我八桂子弟警觉性高，团结力量大，该旅所辖两个团官兵，抗日意志坚定，不为所动，发现他与不明身份的人员来往接洽，即予以严密监视；发现他在秘密制造投降旗帜，非常激愤，及时将李宝琏扣留，因看管不严，使其乘夜逃脱，只身投敌。整个旅人员武器装备并无损失，全旅官员由谢振东、周天柱两位团长率领，对入侵之敌不断进行截击，最后绕道至樊城附近归还建制。
李宝琏，东北人，日本步兵学校出身，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在随县整编时，由第五战区长官部委派下来充任少将副师长兼566旅旅长，到职后的几个月，都是住在离师部七、八里的旅部，非重要会议，很少接近师部，此次突然投敌，事出偶然，是否他事先与日本有联系，师部无从了解。李宝琏叛国投敌，对部队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却给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带来不良的影响。
1940年5月，日军向随枣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企图先消灭襄东地区国民党主力，然后进犯宜昌。日军的进攻部署分3路,其战略攻击目标为襄樊，其主攻方面则为桐柏、大洪两山之中间地带。第八十四军和川军第四十五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凌压西参加第二次随枣会战（亦称枣宜或鄂北会战）是武汉会战后最大的一次战役。时莫树杰继覃连芳任八十四军军长，凌压西升任中将副军长兼一八九师师长。 5月初，敌步骑万余，炮30余门，战车、装甲车百余辆,飞机数十架，兵力共约六万多人，由随县、滚山、徐家店之线向均川第四十五军及凉水沟，塔儿湾、万家店之第八十四军进犯。是时凌压西率一八九师的565谢振东团、566王佐文团、567周天柱团和白勉初补充团等四个团，进占随县北面高城左前方一个村庄前沿大竹山至滚山之线，为左地区守备队。师部位置于杜家湾附近，5月中旬一天的拂晓 ，会战的序幕终于揭开了，天一放亮，敌人的炮兵先以试射继以密集炮火向我阵地前后轰击，与此同时，敌骑兵和坦克掩护其步兵纷纷向我全线阵地进攻，一时枪、炮声震耳欲聋，很快就进入激战阶段，天大亮后敌机分批轮番在我前后方侦察和轰炸，系留气球也特别接近我战线前方上空监视，战况颇为紧张。在开战的第一日下午，第一八九师守备地区，通过田基之一段阵地，就被敌人的炮火轰击和坦克、骑兵冲破了两个缺口，幸赖我侧防火力交叉扫射，敌才不敢深入，夜里遂自行退出，我始得乘夜修复已破之缺口。敌以其优势兵力向八十四军正面第一线（一八九师左、一七四师右）攻击，凌压西的一八九师伤亡比一七四师较大。开战第二天，战况比昨日更加剧烈，敌人专以大炮为其主要攻击武器，炮声竟如机枪声一样稠密，加之敌机双轮番轰炸，我方阵地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敌人猛烈炮火袭击猛攻下，守兵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这一战役，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殉国，518团团长李俊雄被俘，一七四师522周敬初团、一八九师白勉初团、一七三师517凌云上团、518李俊雄团，四个团在溃退中被敌包围冲散，与原部队失去联络，陷于敌后。后来与长官部电台联系上，始由长官部直接指挥，令其在敌后游击。如此溃乱中，各级不能很好掌握部队，凌压西的一八九师自白勉初团归建后，犹能整师撤退。到达老河口时，奉长官部命令派两个团增援警卫团，拒止敌人骑兵部队袭击。当即将敌骑兵击退，打死战马十余匹。二次再奉命驰援白唐河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加入友军两翼作战。岂料我师参战，友军竟全部撤退，使两翼空虚，陷凌压西一八九师于孤军作战，有被敌人包围歼灭之危险。凌压西当机立断，即向樊城方向转进。时近黄昏，十一集团军总部派来参谋传达总司令黄琪翔命令：“着一八九师在樊城北面约四、五公里处之森林地缘占领阵地，迅速构筑工事，坚强抗击来犯之敌。保卫樊城”云云。夜半又接总司令部参谋长电话，传达总司令黄琪翔口授命令：“一八九师确保樊城，拱卫总司令部，无论如何不能撤退。总司令坐镇樊城，情况紧急时，还要亲自到你师阵地巡视”。结果情况紧急时没有见总司令来巡视，不知总部何时撤走，电话总机已拆，电台不通,即派人入城了解时，总部已空无一人。据附近居民说：“约在夜半12时，总部已全部出城向老河口方向去了。”留下空城一座，没有给一八九师打个招呼，无线电台与总部又联络不上，只好决定向太平店转进。先头部队将到太平店时，即遇长官部派人来通知：“一八九师不能再向老河口撤退，在太平店集结队伍，掉转头仍向樊城前进，坚决狙击来犯之敌，长官已决定派部队增援，命令随即送到。”于是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匆匆忙忙掉转头复向樊城前进，当晚在竹条铺宿营，并未发现敌情。 翌日即向樊城搜索前进，及至到达樊城时，始悉敌人已于昨日下午由襄河左岸向钟祥方向退走了。长官部派来增援的部队是八十四军军部并统率一七四和一七三师之一部，先后开到樊城。当即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报捷：“八十四军克复樊城，一八九师率先进占樊城。”
第二次随枣会战凌压西率部在石板镇一带歼灭日本骑兵1000多人，当时就获“铁扳道人”称号。凌压西骁勇善战，稳扎稳打，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完成师的战斗任务，所以于1940年升任八十四军中将衔副军长，驻军鄂北随县。后调防罗田县滕家堡（现胜利镇）。1941年3月凌压西在当地泗洲山上刻下了“吼散倭氛”四个大字，并留下“倭奴以中国为睡狮可欺，岂知狮已醒，一吼而倭氛散，一搏而倭奴灭，倭奴倭奴，死无噍类矣”的英雄豪言。1941年以副军长兼任广西邕龙师管区司令，1944年初因不满国民党中央兵役署措施遂愤然将副军长及师管区司令两职辞去，返回广西,在南宁闲居近一年。后为友人石化龙函电返复催促，1945年1月复出任第五战区中将兵站副监于老河口，同年四月调任陕西省安康警备司令。同年9月机关结束，调回广西任邕龙师管区司令。 解放后在南宁弃军政职务而从商。先后于平等街、兴宁路经营“兆和”陶瓷业商店。因在南宁寓居期间曾资助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协助南宁解放准备工作,被选为南宁市一、二、三届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解放后，凌压西一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积极从事对台工作，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以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不少文史回忆录（除当时已发表的外，都在文革中丢失），虽然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未能排除“左”的束缚,但仍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1958年调入南宁市政协机关担任专职驻会常务委员，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患了冠心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1969年12月9日在南宁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凌压西，字琼德，别号剑南。1891年农历三月十四日出生于广西容县石头乡石塘村一个贫穷农户家中，全家十口仅有八分地。1899年至1904年在家乡读了六年私塾，因家景贫寒辍学替别人放牛，1910年凌压西年已19岁方能进入福山小学读高小两年，1914年至1915年入容县县立中学肄业，1917年投考入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部模范营当学兵接受军事教育。护法军兴，随军进驻湖南长沙。1918年任湘粤桂联军卫队第一营二连准尉司务长，1919年冬援湘军撤回广西，部队奉命赴广西扶南、同正、绥绿……等县剿匪，在扶南任警卫营第二连少尉排长，1920年入广西陆军讲武学堂步兵科受训两年,1921年毕业后调任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一营二连中尉排长,同年12月至1924年1月在百色任广西警卫军第七司令部第二统领（黄绍竑）上尉副官，1924年7月在梧州调任广西讨贼军第二纵队（伍廷扬部）第一营第二连上尉连长，1925年7月在平南任广西第四路游击司令（封高英）部少校参谋，1926年于八步调任广西讨贼军第三纵队（夏威）部少校营长，同年广西第七军参加北伐，出师入援接唐生智，凌压西留守后方，1928年升任中校营长。1929年粤桂战争，对解决叛军吕焕炎部北流之役，凌压西被黄绍竑指派为督战队队长。1930年5月，新桂系部队倾巢入湘，协同北方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蒋介石得知桂军后方空虚，命令滇军入桂进攻桂军后方，以牵制桂军北上。同年7月滇军统帅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出兵围攻南宁，桂军以韦云淞为防守司令固守南宁。凌压西时任韦云淞部独立营营长，先是率兵固守镇宁炮台，后调进城内防守东门至北门一带。在桂军出城追击滇军战斗中，凌压西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被敌击断右臂，但仍坚持战斗。此役结束凌压西因战功升任韦云淞第四十五师一三四团上校团长。1933年全团奉命北上，中途改调归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指挥，参加围攻苏区工农红军。1937年2月进南宁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高级班深造。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军兴，9月提前结业，凌压西奉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命令，调升一七六师少将副师长兼五二六旅旅长，随军北上抗日，参加淞沪会战。
11月一七六师从上海撤退到浙江考丰休整。孝丰位于天目山北麓，物产丰富，给养便利，而且东南两面又有天目山屏障，敌机很少到这里侵扰，很适于部队战后休整。但正当第四十八军军部和第一七三、第一七四师向於潜移动时，由长兴窜犯泗安、广德的日军约一个旅团，即向孝丰进犯。大约在12月中旬，敌已接近孝丰，与我前哨在西亩开始接触。当时第一七六师负有掩护军主力转进的后卫任务。告岭为天目山一部分山峰，是孝丰通於潜的必经之路,地形相当复杂，虽然南北纵深不到400米，东西也不开阔，且顶界线前后，还有好几个峻峭的小山峰参差屹立，使阵地前沿很难成一线，视域更不开阔。在这样的特殊地形部署作战，左右既不能展开，前后更无纵深配备的余地，不仅不能容纳大兵团作战，即使一个步兵师也挤不下去。加之时值隆冬，气温特低，山下虽无降雪，岭上却冰凌遍地，劲草都变银丝，树枝状如破管，山沟流水俱已冻结，口渴只有嚼冰。既无房屋可供宿营，草木亦难遮蔽风雪，寒气刺骨，手脚冻僵。尤其一七六师是只有一套棉夹衣服的广西草鞋兵，更难忍受。但是地点又属非常重要，如果告岭不守，敌人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於潜、分水、桐庐。这样不仅能截断我杭州地区友军的后路，浙江东南地区也会很快沦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颇为重大，故第一七六师部署一个团于告岭地区。12月21日晚八时左右，敌我即开始接触。初时枪声稀疏，后来敌人用迫击炮和机枪向我前哨阵地激烈轰击，战斗相当激烈。我警戒景溪坞口的排哨长阵亡，士兵死伤十余名。凌压西即令第527团急速增强兵力，一面战斗，一面构筑工事，顽强抵抗，无论多大牺牲，决不能放弃阵地后退，确保固守告岭。我军士气旺盛，勇敢善战，与敌一接触就进行激烈搏斗。敌人猛烈轰击，我军虽伤亡惨重，但我阵地却无丝毫动摇。到深夜11时，增援部队第526团从於潜一都、东关到达，轮班调换作战，战况更趋稳定。但是敌人装备较优，火力始终炽盛。12月22日拂晓，阵地前沿发现很多敌尸未及拖走，雪地上血迹斑斑。我军四次予敌重创后，敌仍不甘心失败，再复增兵，把重机枪安置在山峰上，向我阵地俯射，我死伤二十余人。22日晚上，上半夜敌人枪声仍甚稠密，六○炮亦不时乱轰，下半夜枪声逐渐稀疏，及至拂晓，敌阵地竟寂无声息，原来敌人在拂晓前已全部撤退。我第176师官兵不怕牺牲，确保阵地，完成了固守告岭要隘的任务，于12月23日奉命开赴於潜集中，准备调往安徽，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告岭之战，一七六师阵亡排长二人，特务长一人，战死和冻死的士兵五十余人，战伤和冻伤的官兵八十余人，敌人的伤亡在我一倍以上。抗战胜利后，浙西各界群众在天目山告岭建立了浙西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堂,藉以纪念此战役阵亡的抗日将士。
第八十四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组成的部队，于一九三八年春夏间，将原驻广西南宁、永淳（现属横县峦城镇）、横县、贵县等各地区的几个独立团。先后并编为第一八八、第一八九两个师。每师只辖三个团。第一八八师师部的主要军官整个由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的教职员调充。师长刘任原任第一分校的步兵科长兼战术教官，副师长刘建常原任第一分校战术教官，参谋长曾应龙。该师所辖第1101团团长李光汉，第1102团团长梁达升，第1103团团长黄敬修。第一八九师的主要军官，则是由前线和后方凑起来的,此时，凌压西由安徽前线调回广西，升任一八九师少将师长，副师长黄骐则以后方民团指挥部副指挥官调充，参谋长江光勖。该师长所辖第1105团团长谢振东，第1106团团长黄伯铭，第1107团团长白勉初。一八八、一八九两师组成后，由于八十四军军部尚未成立，暂归第五路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夏威指挥，协助钦廉一带防线的守备任务。1938年七月间，一八九师奉命由广西驻地横县乘船运抵广州，再转火车由粤汉铁路会同一八八师刘任部开赴武昌转大冶，防堵由浙赣路北犯之日军，巩固武汉外围。
黄（梅）广（济）会战前夕，始由黄石港渡江经武穴登陆，两师集中湖北广济县城附近，时八十四军军部已正式宣布成立，并公布覃连芳任军长、徐文明为副军长、钟纪为参谋长。一八八师、一八九师两师拨入八十四军建制，参加黄广会战。1938年8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航运西犯，已有一部在九江开始渡江抵小池口（九江对岸）。八十四军即奉令与参战各友军进行战斗部署。一八九师开赴黄梅，以县城为据点，堵击由小池口来犯之敌。一八八师除留一团为军的总预备队外，其余两团协同友军固守广济县城（今梅川）。军部位置于广济北面一个村庄里。嗣后军部感到黄梅县城四面均开阔平坦，并无依托，而且城墙又不甚坚固，易为敌人包围冲破，遂令凌压西率一八九师转到大洋庙山口（黄梅城北约五华里）一带，以黄梅城沿黄广公路各要点为前进阵地。一八八师亦转移到大河铺附近，左与一八九师右翼衔接，沿黄广公路左侧高地占领阵地。其余各军部队由广济至武穴第一线，由广济至田家镇为第二线，四川部队则自大洋庙山口一八九师左翼起至宿松一带占领阵地。部署确定后，各师即开始进入阵地。一八九师又因地属要冲，正面过大，三个团均使用于前进阵地和本阵地上。各部队一到指定阵地即赶速构筑工事。战斗首先在大洋庙山口阵地打响。日军先用重炮和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继以骑兵领先冲锋，战斗十分激烈，一八九师利用阵前地势开阔平坦的优势，组织重机枪构成稠密火力，向进攻之敌猛烈扫射，撩倒成排成排的日军，经四个昼夜的奋战，日军企图夺取这一据点均未得逞。从8月31日开始，日军使尽各种兵种，不顾惨重伤亡，仰攻高地，逐步占领前沿3道战壕。一八九师退至高地最后一道战壕，仍然俯瞰山脚和山腹两线地区。日军不敢冒险上冲。他们利用烟幕掩护，企图以骑兵快速冲入守军阵地。一八九师官兵以逸待劳，任其马蹄震响，毫不畏惧，集中轻重机关枪对准烟幕，并准备好大量手榴弹。日军骑兵未露出烟幕绝不射击，待其一出烟幕，即以密集火力猛烈攻击，把日本骑兵打得人仰马翻，仓皇后逃。迫使日军不敢再向这一地区进攻，此阵地保持到会战结束，才奉命撤离。在开战后的第五个晚上，由于战斗激烈，在敌人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下，终使洋庙山口的一一О六团团长黄伯铭被吓破了胆，乘战火射击间隙之机，未奉命竟将全团部队撤离战线，放弃阵地，躲到山沟里去。由晚上十二时至翌晨拂晓，该团守备地区战壕空无一人，尚幸敌人畏我军有预谋，深恐中伏，不敢突入。事后为了严肃军纪国法，下令追捕归案，凌压西与黄伯铭为同学，友谊情感也很好 ，但战场军纪不能循私情，只好上报军部。旋奉覃连芳军长命令就地枪决，不必再解军部。
1938年10月，自黄广会战失利，同时江防要塞武穴被敌突破，江南我战线亦告失利，八十四军奉命向鄂北转进。抵达随县附近时，接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不许再向后方退却；就随县前方构筑阵地，拒止敌人，固守随县，确保枣阳襄樊。”于是先将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展开于随县县城前方蒋家河右岸万家店至七里岗一线及襄花公路两侧构筑工事。由于当时随县县政府和一切行政机关均已撤退，城镇居民也大部向后方疏散，服役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在如此情况之下，凌压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通过随县商会会长肖均之，在三天内竟能动员大批民众组成担架运输队，解决了困难，凌压西非常惊喜。经再三调查访问得知，原来是随县地方的民间群众自动组织的“黄学会”又名“黄枪会”领头人姓王名川，是随县一个善武功的热心爱国老人，以开香堂收徒弟练武功，自动组织起来，成为保卫国家的团体。经凌压西多次和王川谈话之后，并晓以保家卫国抗击日寇入侵、不能做亡国奴的大义，激发群众的爱国心，把他们加强整顿，办训练班，按战地需要，授以各种课程，使他们适应需要，走上守土抗战救亡的道路。黄枪会不但负担后勤担架运输任务，同时还参加了向导、情报，并且有些还加入部队作战打击日寇。
以凌压西的一八九师为主要阵地，配合友军守卫随县达6个月之久（由38年12月至39年4月），其中敌人虽曾发动过多次陆、空、步、骑、炮联合袭击战斗，非常激烈，均被我军击退，未能得逞，我阵地始终巍然不动。这除官兵的爱国守土精神和尽忠职守的决心外，和黄枪会的后勤运输，向导防谋，维持地方治安，是分不开的。
1939年4月下旬至5月初，第一次随枣会战。与敌接触仅四天，八十四军阵地被突破，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奉命后撤。“黄枪会”改编为“随县人民抗敌游击国术队”临时接防。正面之敌未追赶，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安然转进。可是在转进途中，于6月间却发生了一八九师副师长兼566旅旅长李宝琏叛国投敌事件。幸好我八桂子弟警觉性高，团结力量大，该旅所辖两个团官兵，抗日意志坚定，不为所动，发现他与不明身份的人员来往接洽，即予以严密监视；发现他在秘密制造投降旗帜，非常激愤，及时将李宝琏扣留，因看管不严，使其乘夜逃脱，只身投敌。整个旅人员武器装备并无损失，全旅官员由谢振东、周天柱两位团长率领，对入侵之敌不断进行截击，最后绕道至樊城附近归还建制。
李宝琏，东北人，日本步兵学校出身，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在随县整编时，由第五战区长官部委派下来充任少将副师长兼566旅旅长，到职后的几个月，都是住在离师部七、八里的旅部，非重要会议，很少接近师部，此次突然投敌，事出偶然，是否他事先与日本有联系，师部无从了解。李宝琏叛国投敌，对部队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却给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带来不良的影响。
1940年5月，日军向随枣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企图先消灭襄东地区国民党主力，然后进犯宜昌。日军的进攻部署分3路,其战略攻击目标为襄樊，其主攻方面则为桐柏、大洪两山之中间地带。第八十四军和川军第四十五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凌压西参加第二次随枣会战（亦称枣宜或鄂北会战）是武汉会战后最大的一次战役。时莫树杰继覃连芳任八十四军军长，凌压西升任中将副军长兼一八九师师长。 5月初，敌步骑万余，炮30余门，战车、装甲车百余辆,飞机数十架，兵力共约六万多人，由随县、滚山、徐家店之线向均川第四十五军及凉水沟，塔儿湾、万家店之第八十四军进犯。是时凌压西率一八九师的565谢振东团、566王佐文团、567周天柱团和白勉初补充团等四个团，进占随县北面高城左前方一个村庄前沿大竹山至滚山之线，为左地区守备队。师部位置于杜家湾附近，5月中旬一天的拂晓 ，会战的序幕终于揭开了，天一放亮，敌人的炮兵先以试射继以密集炮火向我阵地前后轰击，与此同时，敌骑兵和坦克掩护其步兵纷纷向我全线阵地进攻，一时枪、炮声震耳欲聋，很快就进入激战阶段，天大亮后敌机分批轮番在我前后方侦察和轰炸，系留气球也特别接近我战线前方上空监视，战况颇为紧张。在开战的第一日下午，第一八九师守备地区，通过田基之一段阵地，就被敌人的炮火轰击和坦克、骑兵冲破了两个缺口，幸赖我侧防火力交叉扫射，敌才不敢深入，夜里遂自行退出，我始得乘夜修复已破之缺口。敌以其优势兵力向八十四军正面第一线（一八九师左、一七四师右）攻击，凌压西的一八九师伤亡比一七四师较大。开战第二天，战况比昨日更加剧烈，敌人专以大炮为其主要攻击武器，炮声竟如机枪声一样稠密，加之敌机双轮番轰炸，我方阵地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敌人猛烈炮火袭击猛攻下，守兵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这一战役，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殉国，518团团长李俊雄被俘，一七四师522周敬初团、一八九师白勉初团、一七三师517凌云上团、518李俊雄团，四个团在溃退中被敌包围冲散，与原部队失去联络，陷于敌后。后来与长官部电台联系上，始由长官部直接指挥，令其在敌后游击。如此溃乱中，各级不能很好掌握部队，凌压西的一八九师自白勉初团归建后，犹能整师撤退。到达老河口时，奉长官部命令派两个团增援警卫团，拒止敌人骑兵部队袭击。当即将敌骑兵击退，打死战马十余匹。二次再奉命驰援白唐河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加入友军两翼作战。岂料我师参战，友军竟全部撤退，使两翼空虚，陷凌压西一八九师于孤军作战，有被敌人包围歼灭之危险。凌压西当机立断，即向樊城方向转进。时近黄昏，十一集团军总部派来参谋传达总司令黄琪翔命令：“着一八九师在樊城北面约四、五公里处之森林地缘占领阵地，迅速构筑工事，坚强抗击来犯之敌。保卫樊城”云云。夜半又接总司令部参谋长电话，传达总司令黄琪翔口授命令：“一八九师确保樊城，拱卫总司令部，无论如何不能撤退。总司令坐镇樊城，情况紧急时，还要亲自到你师阵地巡视”。结果情况紧急时没有见总司令来巡视，不知总部何时撤走，电话总机已拆，电台不通,即派人入城了解时，总部已空无一人。据附近居民说：“约在夜半12时，总部已全部出城向老河口方向去了。”留下空城一座，没有给一八九师打个招呼，无线电台与总部又联络不上，只好决定向太平店转进。先头部队将到太平店时，即遇长官部派人来通知：“一八九师不能再向老河口撤退，在太平店集结队伍，掉转头仍向樊城前进，坚决狙击来犯之敌，长官已决定派部队增援，命令随即送到。”于是凌压西的一八九师匆匆忙忙掉转头复向樊城前进，当晚在竹条铺宿营，并未发现敌情。 翌日即向樊城搜索前进，及至到达樊城时，始悉敌人已于昨日下午由襄河左岸向钟祥方向退走了。长官部派来增援的部队是八十四军军部并统率一七四和一七三师之一部，先后开到樊城。当即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报捷：“八十四军克复樊城，一八九师率先进占樊城。”
第二次随枣会战凌压西率部在石板镇一带歼灭日本骑兵1000多人，当时就获“铁扳道人”称号。凌压西骁勇善战，稳扎稳打，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完成师的战斗任务，所以于1940年升任八十四军中将衔副军长，驻军鄂北随县。后调防罗田县滕家堡（现胜利镇）。1941年3月凌压西在当地泗洲山上刻下了“吼散倭氛”四个大字，并留下“倭奴以中国为睡狮可欺，岂知狮已醒，一吼而倭氛散，一搏而倭奴灭，倭奴倭奴，死无噍类矣”的英雄豪言。1941年以副军长兼任广西邕龙师管区司令，1944年初因不满国民党中央兵役署措施遂愤然将副军长及师管区司令两职辞去，返回广西,在南宁闲居近一年。后为友人石化龙函电返复催促，1945年1月复出任第五战区中将兵站副监于老河口，同年四月调任陕西省安康警备司令。同年9月机关结束，调回广西任邕龙师管区司令。 解放后在南宁弃军政职务而从商。先后于平等街、兴宁路经营“兆和”陶瓷业商店。因在南宁寓居期间曾资助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协助南宁解放准备工作,被选为南宁市一、二、三届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解放后，凌压西一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积极从事对台工作，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以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不少文史回忆录（除当时已发表的外，都在文革中丢失），虽然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未能排除“左”的束缚,但仍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1958年调入南宁市政协机关担任专职驻会常务委员，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患了冠心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1969年12月9日在南宁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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