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

分类:军事画廊 |共327人转藏 [2009-03-17 11: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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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生的“剿”“灭”梦想 　　在陕北窑洞，毛泽东说到：“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 “我做的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毛泽东点评蒋介石 　　“一拉”蒋介石抗日 　　在国共两党长期的交往中，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打交道”最多的，他们是一对“冤家”，也是一对“老朋友”。他们二人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曾各率大军兵戈相向，也曾面对面谈笑风生、共商国是。其实，自从他们踏上政治舞台起，就开始了相互合作与斗争，并终其一生。其中斗争占了大部分时间段。他们二人的这种“交往”，不但影响着两党两军的命运，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窑洞，毛泽东说到：“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发起直罗镇战役，一举歼敌一个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步步进逼，两广地方实力派也在酝酿反蒋，这一切都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南京国民党当局便策划与中共进行谈判，并派人到陕北传递这一信息。 　　来而不往非礼也。蒋介石既然派来代表向中共转达了愿意谈判的信息，毛泽东也决定与蒋介石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勘你们，井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心中难免不受触动：他于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宣布了此信，真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会上立即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反过来又影响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还是第一次。 　　接着，毛泽东又采取迂回策略，致信蒋介石的妻弟、国民党财政部长、亲英美的宋子文向蒋介石传出了中共中央要求回民党改变政策的信息。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弟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冲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卫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 　　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但是，蒋介石政策的转变，仍然有不少波折。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毛泽东向他蒋介石投诚，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红军向国民党军投诚由他们收编，他仍坚持自己为一国之主，毛泽东为草寇，—若此着不行，则仍要以武力来解决，并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所以，他—面邀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淡判，一面布置对红军的“围剿”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二推”蒋介石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军政人员也有相当强烈韵民族情绪，为了促使蒋奔石翻然悔悟，毛泽东一面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一面派潘汉年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封，同时与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级将领一起，致信蒋介石，推动其抗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屡次向先生要求，停业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战、李仙洲等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缓远抗日将士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官重心危，立马陈词，伫侯明教。 　　“三打”蒋介石抗日 　　在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虽有心抗战，但心胸狭隘，终究容不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毛泽东的“一拉、二推”对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最终还是以“三打”逼迫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意思的，完成这“三打”任务的并非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而是由蒋介石部下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一道抗日，并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 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 ——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潼道，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的“剿共”主张。11日晚，他从临潼回到西安，部署军队，宣布作战命令。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由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日六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的卫队，包围了骊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蒋介石。 　　毛泽东得知这一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日的方针，并应张扬的要求，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解决事变，使“西安事变，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枢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新时期。 　　李宗仁——战火岁月与流落中的家国情 　　毛泽东会见李宗仁的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毛泽东评李宗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会见李宗仁的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名气很大啊！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毛泽东所说的“闹独立”，是指李宗仁领导的广西政府虽然从名义听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但实际上一直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的军令、政令大多数情况下在广西根本行不通。面对蒋介石，李宗仁能够从容不迫与其周旋，这的确反映出李宗仁的精明才干。 　　其实，李宗仁早在青年时期就显露出其过人的才华，他以农家子弟的身份投考从戎，东拚西杀，仅用10余年时间，就平定了广西，成为“广西王”。随后，李宗仁又积极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 　　1926年6月初，国民党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建立前敌总指挥部，唐生智、李宗仁分别任前敌总指挥、副总指挥。 　　7月初，李宗仁取道桂林，亲率12个团由黄沙河下衡阳。与此同时，他又电令7军向长沙挺进。长沙对吴佩孚来说是能否在湖南站稳脚跟的关健地盘，长沙一失，吴佩孚的南下劳师之功可谓前功尽弃。 　　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场恶战，李宗仁沉着冷静，采取了相应措施：命令第2路军总指挥胡宗泽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开往永丰集中；第4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左右两翼部署停当，李宗仁亲自指挥正面进攻。7月4日，李下令三路同时发动攻击，一开始就打得吴佩孚军措手不及，仅一个星期，就光复长沙，吴军退守汩罗江北岸待援。 　　北伐军首战告捷，国人震动，尤其是广州政府要员，惊喜交加。原来广州国民政府一些中央大员虽在那次会议上支持北伐，但从心底里还存有畏缩情绪，对能否取胜，忐忑不安。长沙之战，北伐军一举成名。 　　白崇禧——无政治远见的军中小诸葛 　　在1949年国民党军风雨飘摇、一溃千里的情况下，冷静并敢于抓住机会进行果断反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只白崇禧一人而已。但此战役却暴露了白崇禧的主力位置，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战役的局势已经逆转，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白崇禧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保庆两地之间待命，准备与林彪一决雌雄。这下正中林彪下怀。远在数千里之外，坐镇北京的毛泽东，也意识到此时正是歼灭白崇禧的天赐良机！ “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毛泽东评白崇禧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代表团的军事组常到国民党的军训班中去讲课，宣传游击战争。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交往较多。白崇禧很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军事才略和政治工作经验。而周恩来也很欣赏白崇禧的主战立场和指挥才能。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专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淮河流域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方针，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但在政治上，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白崇禧的弱点。 　　1965年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回国时， 禧有过中肯的评价： 　　“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 　　相信这个评价代表了中共领袖们的共同意见。 　　说白崇禧政治上低能，主要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认识不清上。 　　1929年初，白崇禧在率部击溃“直鲁联军”后，在北平大谈天下大势时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向蒋介石统治的江浙进军之势。 　　1948年12月24日，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发出致蒋介石电，提出“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时局的主张，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25日，在白崇禧指导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无法，只好以李宗仁继任“代总统”。 　　毛泽东看穿了白崇禧的伎俩，在1949年2月15日的一次对外谈话中，讥笑道：“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方案，提出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两军“就地停战”，“划江而治”。 　　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共产党拒绝了。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警告国民党：“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 　　白崇禧的政治短视，还体现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 　　对此，李宗仁有过中肯的评价：“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 　　淞沪会战，蒋介石要亲自到上海前沿阵地去视察。因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白崇禧建议蒋介石乘英国大使的轿车去。但英国大使的车还是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幸亏蒋未在其中。戴笠事后甚至怀疑白崇禧想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在作战指挥的很多问题上，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意见相左。 　　这些，蒋介石自然都耿耿于怀。 　　桂系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白崇禧却上了蒋介石的船。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李宗仁试探白崇禧，要他起义。但白崇禧反劝李宗仁去台湾，李宗仁气的大骂“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白崇禧对李宗仁进行牵制，故于12月10日派专使到海南请白崇禧去台北“归队”,并许愿去台后“自有重用”，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一职。还给白崇禧捎去数万两金砖，说是发清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 　　白崇禧遂于12月30日乘专机赴台，从此落入蒋的严密控制之下，成为蒋的“电钮”。每当李宗仁对蒋介石有所批评、揭露时，他都要奉命“驳斥”。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寓所逝世，据说是因心脏病。 　　去世的前一天，与其热恋的护士张小姐在白府留宿。而发现白崇禧遗体时，张小姐已不知去向，唯见白崇禧尸体周身发绿，留有死前痛苦地挣扎的痕迹，颇有可疑。 　　精明一世的“小诸葛”白崇禧，就这样谜一般地离开了人世。 　　张辉瓒——剃头的反被“剃头” 　　毛泽东幽默地问张辉瓒：“总指挥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想不到我们今天在龙冈见到你。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标语，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呢？”

“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毛泽东评张辉瓒 　　1931年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村挥笔写下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做词《渔家傲·反第一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边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毛主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的广为传诵，使张辉瓒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字。有学者认为，这首《渔家傲》中，“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太过直白，简直就是以口语入词，为作词家所讳。但也许正是因为直白，才容易被文化水平不高的根据地群众所传唱。 　　另外，它也反映了毛泽东打了胜仗以后，写作此词时的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心情，凡伟人兴致所至，皆可入诗。34年之后的1965年年秋，毛泽东又写了一首词，名叫《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中竟有“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的句子，恣肆若此，恐非常人所能揣度。 　　据中共党史和军史专家考证，毛泽东的这首词，创造了几个第一： 　　张辉瓒是红军在江西第一次俘虏国民党将军，而且张辉瓒被俘时军衔为中将师长，也是在江西俘获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将领。 　　这是第一次以国民党将领的名字入诗词，在以后的战争中，被捉的国民党将领有的职务和军衔都高于张辉瓒，却也无缘享受此“殊荣”。 　　张辉瓒是被共产党俘虏以后，又被杀死的第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似有违于共产党“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此之后，即使被共产党定为“战犯”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亦未见有被处死者，往往关一段时间后特赦。 　　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大规模歼灭战。之后，毛泽东“胃口”越来越大。 　　张辉瓒在江西“剿共”时，“共党”、“共匪”、“红军”、“游击队”，在他眼里，统统化成4个字就是：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他仿照《水浒传》中封宋江、方腊、田虎、王庆为“四大寇”，把“朱毛彭黄”也简称为“四大寇”。没想到，他就栽在这“四大寇“手里。 　　戴安澜——蒋和毛公认的民族将军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原名戴衍动，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心中十分难过，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他正式改名为“安澜”。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毛泽东评戴安澜 　　毛泽东一生诗词甚多，但以律诗吊挽将军的，只有两首。能有幸享此殊荣的，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另一位享此殊荣的，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有趣的是，这两首律诗押的韵是一致的。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原名戴衍动，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心中十分难过，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他正式改名为“安澜”。 　　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有25岁。 　　第200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从"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戴安澜作为统帅的这个机械化师的年轻将领，不会不给军事家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傅作义——北京的大功臣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傅作义没有得到。 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评傅作义 　　傅作义建国后竟仍居高位，党内有些人对此想不通。毛泽东便分别多次地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做工作，而且对傅作义一直予以信任，经常请他到自己的住处，有时还邀请他一起吃饭看电影。 　　1951年初，当毛泽东得悉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原绥远起义部队士兵在遵守群众纪律和军民关系上有显著进步时，还特意给傅作义写了封信，信云： 　　宜生兄： 　　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不知是毛泽东特意打听，还是无意之中得悉，农历的五月初五是傅作义的生日。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特意派薄一波把傅作义请来吃饭。吃饭时，毛泽东与他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傅作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毛泽东竟然留心到自己的生日，还请自己吃饭，内心十分激动，感慨地说：“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佩之至。” 　　建国初期，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 　　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想起了1949年城外的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祈年殿被轰坏一角的往事，于是便指着修补过的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傅作义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罗。”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傅作义没有得到。 　　1955年9月, 傅作义却得到了毛泽东亲自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 　　陈明仁——走到哪里都是雄狮悍将 　　毛泽东请长沙起义的陈明仁在自己家中做客，鼓励他继续带兵，并幽默地说：“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哟！”陈明仁自感四平之战罪孽深重，连称不敢。 “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毛泽东点评陈明仁 　　1947年6月的四平之战，在国民党以方被称为四平保卫战，而在解放军以方则被称为是四平攻坚战。 　　这是陈明仁的颠峰之战，也是名将林彪的耻辱一战。 　　以至于两年之后，毛泽东请长沙起义的陈明仁在自己家中做客，鼓励他继续带兵，并幽默地说：“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哟！”陈明仁自感四平之战罪孽深重，连称不敢。 　　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纷纷看好东北的战略地位，都把能征惯战的将领派去东北，共产党的林彪和国民党的陈明仁自然都在派遣之例。 　　蒋介石6月3日8时飞到沈阳，亲笔给四平城里的陈明仁写下一函，叮嘱道： 　　“四平乃东北要地，如失守则东北难保矣！斯时为吾弟成功成仁之际，望砥砺三军，严行防御。” 　　陈明仁召集麾下军官，宣誓死守四平，每晚士兵就寝前，均要高喊“拥护蒋主席”以壮胆色。 　　四平是民主联军必取之地，必有一场恶战，陈明仁心里明镜似的。 　　留给陈明仁的时间已不算很长。以一支刚刚败下阵来的溃军和杂七杂八的乌合之众两万守军，对付民主联军的十几万兵力，胜算能有几何？ 　　从6月15日开始，林彪手下的兵与陈明仁手下的兵在进行巷战。71军每被逐出一个街区，就立刻纵火烧毁街区内所有的民房，不给民主联军做屏障。 　　漆黑夜空为红色火光照得通明。 　　6月16日，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内中山公园内国民党军的榴弹炮阵地，陈明仁手下两名营长一个被击毙，一名被俘虏，被歼400余人。民主联军已将陈明仁71军指挥部团团围住，前哨阵地距离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只有500米之遥。 　　1947年6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6纵17师对国民党军第71军军部发起总攻， 　　陈明仁下令用吉普车堵死房门，用粮食袋当沙袋垒作工事，同时严令手持冲锋枪的督战队，凡有后退者扫射打死勿论。自己则坐在核心的地下室里，神情木然，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布满血丝，像正月十五悬挂的两盏红灯笼。 　　核心工事的四周，地下到处埋着地雷，被炸断的电线像女人的长头发一样，从空中垂落下来，细长的电缆线狼藉地盘在地面上。71军军部的长方形红色楼房里，有一百多明暗地堡围绕着它，一条盖沟联结着它，盖沟上突出着黄绿色的通气筒。盖沟的出口都能通到陈明仁所在的地下室， 　　陈明仁在傍晚时分，民主联军迫近的时候，被卫士们半推半架着离开了军部，转移到路东的预备指挥所。留下他的兄弟——特务团长陈明信坚守。 　　从周围地堡里传出的喊杀声、爆炸声音越来越迫近。陈明信抓起了电话，打给陈明仁，要求撤退。 　　陈明仁沉吟，咬牙，最终没有同意。因为他知道，核心工事早一分钟失守，就意味着民主联军早一分钟打到他这里，四平城也就早一分钟陷落。 　　再者说，核心工事的地下室比外边还安全些。 　　“一出来就得死呀！你们瞧瞧，从前咱们那些地堡里，都是共军呀！” 　　陈明仁一边说，一边扣下了电话。 　　爆炸引起火苗已经引燃了地下室的木门。陈明信徒劳地做了最后的尝试，又打电话给哥哥，但陈明仁已经不接弟弟的电话了。陈明仁的参谋长在电话里的话更像一瓢凉水，让陈明信从头凉到脚： 　　“撤退？你们的身体难道比钢板包着的装甲车还结实吗？我派去接应你们的6辆装甲车也都给打完了！” 　　20分钟后，陈明仁的第71军军部被攻陷，陈明信被俘虏。 　　经3小时激战，四平守敌大部被歼，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特发电报嘉奖： 　　“17师作战甚好，甚慰。” 　　陈明仁已经顾不上兄弟的死活了。四平城铁路线以西已全部被民主联军占领，他把残余部队收缩到道东继续顽抗，凭屋死守，死不交枪。四平城内到处是枪炮声，到处是白刃肉搏的场面，两军的尸体堆满了街巷。71军的直属队打光了，陈明仁把身边的卫队都派了上去，孤注一掷。自己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后面督战。陈明仁本人电告杜聿明，要“以身殉国，壮志成仁”，并将一支二号勃郎宁手枪顶上了子弹，装在衣兜里，准备随时自戕。 　　上天似乎有意眷顾陈明仁，战局在俄顷之间逆转。 　　6月30日，正在战事正酣，陈明仁做困兽之斗的当口，四平前线的枪炮声反而稀疏下来，慢慢地，阵地恢复了平静——出乎陈明仁意料的事发生了，民主联军竟然撤围而去！ 　　马步芳、马鸿逵——给红军以重创的二马 　　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毛泽东评马步芳、马鸿逵 　　当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但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 　　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 　　1949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 　　“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电文中的“胡”指胡宗南，“马”指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马”、“二马”、“两马”、“青、宁‘二马’”都是指的马步芳和马鸿逵。 　　6月中旬，解放军第18、19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马”集团决战。 　　彭德怀将详细德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 　　“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毛泽东还不放心，次日又致电提醒彭德怀： 　　“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 　　人们可以感受到，从来往文电的字里行间，从对麾下爱将的反复叮咛中，毛泽东流露出对“二马”的高度警觉。 　　解放战争中，甚至连全副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都不如何瞧得上眼的毛泽东，为何对偏处西北苍茫戈壁的“二马”，如此小心翼翼呢？ 　　毛泽东对西北“二马”的了解，主要是在红军长征后期。 　　1935年9月，已经取得红军实际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9月23日从哈达铺出发，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迅速翻过六盘山，进入靠近陕西的环县（今在甘肃省）。 　　蒋介石即刻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同时调集了5个骑兵团装备精良，协同尾追红军。 　　红军行进神速，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抵达陕北吴起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附近宿营。 　　对这部分尾随的骑兵打还是不打？当时有些红军指挥员不主张打。部队里也风传着种种关于骑兵如何“厉害”的流言。 　　“红军长途行军已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 　　林彪亲自向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做了战前动员： 　　“我们过去一直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可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其实这六条腿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打起仗来，骑兵的目标大，容易瞄得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少了几腿，大大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下了马鞍子，最怕受到袭击。我们要发挥红军勇猛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来消灭敌人的骑兵。” 　　毛泽东觉得决不能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来，加之前不久刚刚在甘肃静宁界石堡消灭东北军3个骑兵连，下决心要打。 　　“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们不仅要在吴起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 　　于是，中央红军4个纵队布下口袋战术，严阵以待。10月18日拂晓，追击红军的骑兵团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经过激战，打死打伤敌军6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战马1600余匹，另外还有迫击炮、重机枪数十门（挺）。 　　毛泽东在视察阵地时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战后，毛泽东特致电彭德怀，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非常谦虚，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在后来的红军的西征中，彭德怀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与马鸿宾、马鸿逵骑兵作战，大有斩获，缴获战马数百匹，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根据地。 　　西征时，红1军团攻占曲子镇，歼灭马鸿逵第105骑兵旅的经历最有代表性。第105骑兵旅旅长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是马鸿逵的爱将，人送外号“野骡子”。 　　6月1日，红一军团到曲子镇，适逢马鸿逵的骑105旅也在曲子镇宿营。2师师长杨得志急令梁兴初带人将曲子镇包围，然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展开进攻。曲子镇是一座土城，红军一度攻进城堡，可攻城的一些刚入伍的新战士，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就往里冲，战斗力发挥不出来，又被冶成章的警卫部队打了出来。 　　这时，聂荣臻和左权来到阵地，忙命令调整战术，令战士守住突破口，同时把其他部队撒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将兵力、火力重新编组，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经过改进战术，仅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攻了进去。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攻下了曲子镇，活捉了敌旅长冶成章。 　　几次对骑兵作战的胜利，无形中使红军尤其是高级将领中，产生了“骑兵不过如此”的轻敌思想，不久在红军西路军中，吃尽了“二马”骑兵的苦头。 　　张学良——让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毛泽东深表婉惜地说：“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立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用事，陪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报复。”


“寇深祸急，原先生速起图之”――毛泽东点评张学良 　　事变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他与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成立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在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西北政治人员及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并与杨虎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23日，宋子义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见目的业已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由米春霖送行。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蒋狡猾地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留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一语双关地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假惺惺地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他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蒋既答应抗日救国，就该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忠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 　　当卫士营长孙铭九向周恩来报告了张学良已亲自送蒋走了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和孙铭九乘汽车赶到机场，想再一次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然而，当他们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早已飞上了天空。于是，周恩来无可奈何地感叹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的，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霸天'，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毛泽东会见李宗仁派来的特使刘仲容时，也深表婉惜地说：“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立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用事，陪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报复。”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料，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面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颁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能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张的四弟张学思(中共党员)于1937年8月去奉化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只能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张学思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心情很激动。当时外面流传这样一件事：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他曾把在瑞士所买的一只欧米加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守信用。可是，蒋介石没有释放他，却把他转移到江西兴国的阳明洞。以后又转到中美合作所，于1 946年秋押送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自蒋介石去台至解除对张学良“管束”的十多年内，“管束”工作一直是蒋经国负责的。蒋介石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毛泽东点评杨虎城 　　毛泽东在读《史记》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们堪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程潜——最使毛泽东尊敬的湘中颂公 　　此后，程星龄又多次和毛泽东单独会面谈话。当谈到程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毛泽东点评程潜 　　毛泽东与程潜的初识，是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一大”会议上。这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确立了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一开始，由19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就章程草案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当时，毛泽东刚过而立之年，个子高高、目光炯炯、思想敏锐。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出版与宣传问题案》的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以此身份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首次全会。作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程潜，是以国民党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此次大会的。凭他的直觉感到，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决非等闲之辈。此次大会上的中共代表中有许多湘籍人士，除毛泽东外，还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等，因而这次大会是程潜与共产党合作的开端，也是与毛泽东相识的起点。 　　“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程潜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月20日，他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林伯渠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辖第17、18、19师，共9个团两个营。程潜继续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坦诚地同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合作，以实际行动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他不准国民党右派查问将士的政治身份。有一次，国民党右派要求交出第6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他声色俱厉地拒绝说：“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当时，第6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等杂牌军组成的。为改编这支部队，他与林伯渠密切配合，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了第6军的骨干。由此，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使这支杂牌军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卫立煌——让中共赏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 　　毛泽东也夸奖到：“卫将军是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合作，我们还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毛泽东评卫立煌 　　毛泽东与卫立煌第一次见面是在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以后的1938年。当时，卫立煌刚刚指挥完中条山对日作战行动，被阻隔于敌后，顺便取道延安见到毛泽东的。在延安，这位被朱德称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使他感受到了延安人民和毛泽东的真诚，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在其以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再次与人民为敌，但实属无奈，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卫立煌蛰居香港，拒绝去台。后来，终于在适当时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毛泽东赞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蒋鼎文——军事与中共兵法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他不仅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而且还被称为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这么一位国民党“双料”高级将领，却被他的敌手、素有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称的毛泽东讥讽为“身为军人却不懂军事”，“还应加学习我们的兵法”。 “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毛泽东评蒋鼎文 　　蒋鼎文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都是被蒋介石重用的人。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他不仅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而且还被称为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这么一位国民党“双料”高级将领，却被他的敌手、素有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称的毛泽东讥讽为“身为军人却不懂军事”，“还应加学习我们的兵法”。 　　蒋鼎文可以算是一个职业军人，早期甚至可以算的上是一个革命者。 　　早年，蒋鼎文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里担任上校参谋，也曾出生入死。那时，蒋介石是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是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人们习以为常地把他们俩当成了亲戚。 　　实际上，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县离蒋鼎文的家乡诸暨县并不很远，有了老乡这层关系，加上又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东征时在一起浴血厮杀的老战友，“两蒋”后来以结拜兄弟相称，蒋中正与蒋鼎文两大家族，自此之后往来也比较密切。 　　1924年，已经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由苏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广揽革命的建军人才。蒋介石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把蒋鼎文调去当了教官。 　　熟悉在中华民国史，了解蒋介石底细的人都知道，蒋介石的发迹跟黄埔军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这十几年的期间，替蒋介石包打天下的共有5个将领，他们是何应钦、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这5个人都在黄埔军校出任过教官，最为蒋介石所倚重，当时有人把他们5人称之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这5个人中，又以何应钦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最高。他同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进入黄埔军校之后出任上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既是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官拜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职务，已经是只在蒋介石一人之下的“位极人臣”，甚至在有些场合蒋、何并称，要说何应钦一点想法也没有，那也不太现实。 　　何应钦也是食人间烟火的肉体凡胎，虽然是靠拥戴蒋介石起家，但在执掌军政大权以后，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又成了何应钦手下的“四大金刚”。 　　蒋鼎文上有蒋介石、何应钦扶持，左右又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铁杆兄弟帮衬，一路官运亨通，非是那些凭借战功、刀头舐血的旁系杂牌军将领可比。这恐怕也就是蒋鼎文屡战屡败，而又不断被委以重任的原因。 　　邓宝珊——中共德大功高的好朋友 　　毛泽东特写信再次向邓宝珊表示感谢：“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为德之大，更不敢忘”——毛泽东评邓宝珊 　　早在大革命时期，邓宝珊就开始与共产党进行广泛接触，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浓厚的友谊。1938年，当毛泽东听说邓宝珊将军路过延安的消息后，即对其热忱挽留，备宴接风，从此开始了俩人数十年的接触和交往。其间，有抗战时形成的合作，也有内战时的两军对垒。当邓宝珊被迫参加内战时，他那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次女在临终前向他请求：“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使他深有所悟。在北平和战不定的关键时刻，他积极促成傅作义高举义旗，走向一条光明之途。凡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功的人员，毛泽东是不会忘记的。早在1944年冬，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信中就这样写到：“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邓宝珊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可谓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与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成为知已，并极力促成了刘伯坚与王叔振的婚事。当二人结婚时，邓宝珊是其主婚人。这一天，国共两党都有许多著名人物前来道贺。他们中有于右任、冯玉祥、史可轩、续范亭、吉鸿昌、杨虎城等人。 　　大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后，邓宝珊仍然忠诚于与共产党人的友谊，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行动，帮助许多熟悉的共产党员脱离危险。无独有偶，这时他又一位姓刘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刘伯承打了一次“交道”。 　　1927年5月，刘伯承于泸顺起义失败后，率参谋韩百成、周国淦逃出了四川，取道西安，准备前往武汉。6月中旬，刘伯承一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西安，投宿于秦中旅馆。这时，刘伯承身上带的钱已经用光了，仅有的两块银元作了住房抵押后，剩下的只是几个铜角了，恐怕连吃顿饭也不够了。刘伯承让大家上街转一转，或许能碰到熟人借点路费。于是3个人一起出动到街头四处转游了半天，没有遇到熟人。但刘伯承从一张布告上发现了一位与其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名叫于宝轩，现任西安军法处处长。于是，设法找到了他，说明情况。 　　于宝轩对刘伯承十分敬仰，但苦于自己也没有什么积蓄，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出主意说：“可以找邓宝珊将军借一点。邓军长是老同盟会员，好交朋友。伯承兄是国民政府特派员，又是新任命的整编15军军长，早已名声在外，想必会得到邓将军解囊相助的。”刘伯承说：“好，可也只有请于处长代为转达了。”随后，于宝轩找到邓宝珊的秘书长转达此意。这时，恰好邓宝珊在陕西。当他听完秘书电话汇报后，当即指示秘书拿出600银元送给刘伯承，并写信让有关部门开通行证，以便行走。 　　刘伯承接到银元和路条后，非常高兴，深为邓宝珊的雪中送炭所感动。由于刘伯承急于前往武汉，西安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不便久留，没有来得及与邓宝珊会面就匆匆上路了。刘伯承与邓宝珊都为这次未能会面而遗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刘伯承还念念不忘此事，专门找到邓宝珊。这时刘伯承的视力已不大好，他拉着邓宝珊的手紧握一阵之后，又伸手把邓从肩上摸到了腰部，连声说：“邓先生，多谢您，多谢您！民国十六年在西安遭受困厄，多亏您帮了大忙啊！”邓宝珊忙答：“就那么点小事，您还一直记挂，那是我应当做的嘛！” 　　在后来的岁月中，邓宝珊同情共产党人的态度始终不变，经他帮助和营救的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冯玉祥——让国共两党仰慕的正义将军 　　毛泽东亲笔手书吊冯玉祥电：“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事业，定有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毛泽东点评冯玉祥 　　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重庆，冯将军为毛主席设宴洗尘，成为当时重庆报纸的头条重要新闻。虽然国民党右派及特务们对冯将军大肆攻击、造谣和毁谤，反而使冯将军更加坚定了信念和立场，在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美帝援蒋，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奔走呼吁！ 　　冯玉祥的爱国行动越来越为蒋介石所不容，迫害也愈来愈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冯玉祥不得不离渝赴美。但是，这位身居异国的爱国人士在美国考察期间，仍然举行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宣传自己的主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 痛斥美国援蒋之不良行为。为了断绝美国的援蒋内战，冯玉祥在美国四处演说，揭露蒋介石统治之黑暗。在明尼苏达州，他在两个星期内就演讲了27次。其反蒋爱国之心，可想而知! 他用形象的语言激动地说：蒋介石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在中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教授、学生、老百姓。又是“制造”共产党工厂的厂长，反共打内战，共产党愈打愈多，中国人民都倾向共产党了。蒋介石还是“运输大队长，无底洞洞主”，他把美国送给他的武器、弹药，也都转送给了共产党；无论你给他多少援助，也填不满他这个无底洞。所有这些言论，对美国朝野影响很大。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蒋宣布开除冯的国民党党籍，断绝了他的财政来源。但冯将军坚贞不屈，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的逝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非常悲痛，纷纷致电冯玉祥家属，表示痛悼，并给予其高度的评价。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毛泽东热情赞誉冯玉祥将军是“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高树勋——影响国民党将领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说：“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毛泽东评高树勋 　　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的起义，震动了全国。 　　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率已经起义的新8军及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沿途群众与学生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 　　毛泽东十分关心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高树勋曾经考虑叫“和平建国军”。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毛泽东 　　高树勋认为，毛泽东的考虑十分周全，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起义宣言。 　　重庆蒋介石、冯副委员长，延安毛泽东先生、朱总司令，全国各军、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无比欢庆。树勋等忝为执戈卫国之军人，尤为奋发。盖今日中国，惟和平方足以言建国，惟民主方足以言团结，惟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叁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祸国兴邦，一念所系。树勋等久历戎行，深沐旧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过去纵曾不免事与愿违，然固无时不心存戒惧。当此民族国家千钧一发之际，追怀既往，尤深警惕。综看近世，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愿向我国父老同胞一陈之。 　　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之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之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 　　树勋等歼敌余生，自不畏死，然尤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只敝军之呼声，抑亦全国人民之要求也。 　　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更有近来，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乃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惟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 　　兹经全军公决，成为民主建国军，并推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公命之下，谨揭数事，以告国人。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是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第三，应立即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急。 　　上述三事，为本军今后行动方针，誓当努力以赴，百折不渝，并确信，大势所趋，和平民主必可实现。树勋等望治情殷，爱国心切。古有言，“民为贵，君为轻”，但求有利于人民国家，生死胥置之度外，成败利钝，更何所计欤!违命之愆，所不屑辩，全国父老，自有定评，区区此心，敢请共鉴。如果幸而教之，则幸甚矣!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率全军将士叩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毛泽东十分高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毛泽东　朱　德　 　　高树勋接到贺电，十分感动，于1945年11月4日又给毛泽东、朱德回了感谢的电报： 　　“抗战八年，生灵涂炭，实不忍再睹流血惨剧。此次暴动，纯为呼吁和平团结，并速组织联合各党派之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专电驰复，顺颂勋祺。”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大会宣布开始后，首先举行了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范龙章第一军和乔明礼第二军。命令宣读完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 　　起义之后，高树勋首次向参谋长李达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几天后，高树勋又先后两次向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出自己要求入党的问题。短短10之内，高树勋三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可见心情之迫切。鉴于高树勋的影响，晋冀鲁豫中央局步敢擅专，于11月11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电请示： 　　高树勋三次要求入党，如何办理?请示。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复电： 　　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 　　同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安顿好了高树勋，毛泽东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今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道义上的胜利。 　　邓兆祥——中共海军建设的先锋 　　毛泽东把手臂往空中猛地一挥说：“我们看问题不要割断历史嘛！这是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现在你们走到革命路上来了，这很好嘛。要坚持下去！”

“要争取邓兆祥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毛泽东评邓兆祥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只剩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山河。 　　为了保住这半壁江山，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蒋介石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 　　迁至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完三大战役之后，也在思谋着如何打过长江，消灭蒋介石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可是，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军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仍然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组织长江防御的，一个是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此人倒并不足虑；另一位是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此人外号“小诸葛”，功夫倒有些了得。 　　国民党部署在长江南岸的100多个师，70多万人，部署在如此之长的战线，总会有薄弱环节可击。可负责协助防守长江的国民党海军海防舰队和江防舰队，在解放军渡江的时候，可是劲敌。共产党不习水战，也从来没有掌握过海军。北伐时期，在“中山舰”上有个共产党员的舰长李芝龙，最后还让蒋介石借故给免职，关押起来。 　　正在毛泽东为长江水面上的军舰费思量的时候，邓兆祥率领“重庆号”军舰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西柏坡。 　　辽沈战役终究以国民党失败告终，邓兆祥率领“重庆”号无功而返，回到上海。当船驾入码头的时候，“重庆”舰上这些以老大自居的国民党海军自尊心又受到了以次打击：黄浦江中最好的锚位，最好的码头，都给美国兵舰占据了，只能在偏远的角落中栖身。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越来越憎恨。尤其是“重庆”号上的水兵被拖欠了很长时间的军饷，当局又强行把水兵从英国带回来的外币兑换成几成废纸的金圆券，引起了水兵们的强烈不满。 　　“重庆”号上有一个枪炮下士兼舰上图书管理员，名叫毕重远，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在他的秘密领导下，舰上成立了“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准备一但时机成熟，就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舰上的大多数水兵在回国途经香港的时候，接触了不少进步书刊，了解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所以一拍即合。 　　1949年2月24日，“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在舰上的281号雷达室做出决定：25日1 时30分在上海吴淞口起义。他们决定争取有较高威望的邓兆祥舰长加入！ 　　邓兆祥在国民党海军中，是个受排挤的人。当时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一个连海军常识都不懂得的人，凭借着受蒋介石的宠信而在高位，他一上任，他的亲戚朋友们也就都放到海军的高级职位上，让他们穿上一套海军将领的制服。这些人狐假虎威，乘机大发国难之财，因此，军舰来往装运走私货物、搜掠运货的民船的事件时有耳闻。 　　邓兆祥早就感觉到，继续留在国民党海军中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此时又有风闻，“重庆号”已被编入海军第二舰队，准备驶入长江，用来阻挡解放军渡江；而且，邓兆祥舰长的位置也将被桂永清的亲信取代，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的幻想也完全被打碎了。 　　起义水兵很快就占领了舰上的兵器室，拿到了武器，控制了全舰。“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派出了王颐桢等3名代表，前往劝说舰长邓兆祥，邓兆祥思虑再三，决定参加起义，把“重庆”号开往山东解放区。邓兆祥在关键时刻参加起义，使一些对起义犹豫不决的人立场坚定了立场，一些顽固分子眼看大势已去，也不敢作对。 　　7500吨的军舰，数百人的水兵，没有舰长的统一指挥还真是寸步难行。邓兆祥亲自绘制了海图，设计瞒过了国民党海军当局，下令开航，驶往烟台解放区。 　　2月26日6时，经过25小时的航行，“重庆”号安全抵达山东烟台港。为了避免遭到解放军的误击，“重庆”号舰桅上特意悬挂了一面特制的红旗。 　　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1949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华东军区的电报：“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重庆号副舰长）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 　　解放军胶东军区首长和烟台市长热情地迎接“重庆”号的到来。 　　邓兆祥率“重庆”号起义，使幻想固守长江防线的蒋介石大吃一惊，一方面下令将桂永清撤职留任，所有海军舰艇一律不准出海；另一方面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炸沉“重庆”号，以免为解放军所用。英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深感失望，放弃了原来打算移交给国民党另外两艘巡洋舰的计划。 　　烟台港本是浅水港，停泊大型舰只多有不便；胶东军区的防空能力并不很强，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轰炸，邓兆祥指挥“重庆”号开往已被解放军占领的辽东葫芦岛码头。 　　3月4日，邓兆祥指挥“重庆”号抵达葫芦岛港口，5个月前“重庆”号轰击解放军的硝烟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不忌前嫌，派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亲自到码头迎接邓兆祥。今是昨非，邓兆祥感慨不已。 　　3月5日，邓兆祥连同舰上的574名官兵，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去了致敬电，表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报效人民的决心。 　　3月15日，解放军东北军区正式任命邓兆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于是，在解放军的军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式成立的一个月之前，邓兆祥就已经被任命为人民海军的舰长。 　　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重庆”号落入解放军手中，不仅威胁到长江防线，而且日后防守台湾海峡也是心腹大患，因此严令空军必须炸沉“重庆”号。 　　3月18日，国民党重型轰炸机追踪到葫芦岛，此时“重庆”号上的燃料油已经消耗殆尽，需要从英国进口，因此“重庆”号只能呆在港口动弹不得。当日的轰炸，使舰上的6名战士先后牺牲。 　　3月21日，国民党空军又来轰炸，一枚航空炸弹击中“重庆”号舰尾，使舰体受到严重损伤。为保存舰体和海港安全，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邓兆祥指挥水兵在将舰上的主要机件油封，将舰上大部武器拆卸上岸之后，打开了舰舱底门，将“重庆”号自沉于葫芦岛港口。由于舰体庞大，“重庆”号整整用了8个小时，才侧沉于冰冷的海水之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5月，在苏联海军专家的协助下，邓兆祥指挥打捞部队将“重庆”号军舰被打捞出水，然后用拖船拖往大连的中苏造船公司修理。经过苏联专家的测算，修复“重庆“号大约需要2亿卢布，新中国财政尚无力支付如此昂贵的费用，只得忍痛放弃。“重庆”号的舰体和部分机器供修理其他舰艇使用，部分武器和装备送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大连海校作为教学器材。此是后话。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重庆”号起义非常重视。1949年3月24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给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发了嘉勉电：　　 　　邓兆祥舰长并全体官兵： 　　热烈祝贺你们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正如毛泽东所料，随后不久，国民党海军第２舰队司令林遵率包括驱逐舰、巡逻炮艇、登陆艇、补给艇等25艘舰船在南京江面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舰队在彭楚才等人领导下，率领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起义；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在长江口外暴动……他们与邓兆祥一起，成为组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 　　1949年4月20日，在邓兆祥率“重庆”号起义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挥下，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了渡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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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友评论:
1[发小纸条]
回复逃了
毛主席万岁
 
2009-03-19 00:39:44
2
回复访客218.6.244.*
毛主席万岁
83岁，好不！
 
2009-03-19 10:06:21
4[发小纸条]
回复口袋菜鸟王
"他确实是一名菜鸟,而且是CAINIAO之王"--毛主席这样评价鄙人.
毛主席万岁!永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