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心向背看苏共兴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02:50:35
从人心向背看苏共兴衰2008年01月17日 15:59人民网【 】 【打印

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光荣与梦想同在,辉煌与悲怆并存。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结局呢?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 ”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苏共脱离了人民群众,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

赢得民心 得道多助

苏共从得民心到失民心,经历了一个过程。

从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到1917年10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其严酷的斗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关键是民心所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的俄国,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是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明确地宣布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引起了广大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也得到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两个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另一个是即使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也获得多数的支持。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有党员1万多人,到十月革命时达20万人,年底则高达30万人!

为扼杀红色革命政权,国内外反动势力纷纷行动起来。在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时刻,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群众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也正是靠着人民的支持,微弱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才能在国内白匪叛乱和外部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了脚跟,不断壮大。

面对执政地位的变化,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自身的腐化堕落。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把群众的疾苦冷暖时时挂在心上。列宁的工资当时是每月500卢布,不及高级专家的工资。 

列宁十分重视群众信访制度,亲自接待群众来访,批阅大量人民来信。他认为群众的来信和建议是反映群众情绪的“晴雨表”。例如,1919年初,列宁亲自接待52人。当时正值伤寒流行,列宁不顾危险,和来访的群众谈了5个多小时,农民满意而去。其中一位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

列宁在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列宁对受贿行为十分憎恨,要求对违法乱纪的现象都要进行追究,不管违法乱纪者的职位多么高。针对某地党组织纵容姑息一些腐败现象的问题,1922年3月列宁满怀义愤地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可耻和荒唐到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

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特别强调,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纪律和集中统一,要同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恶习作斗争。同时,列宁还提出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担重担的人。列宁还十分注意非党群众的意见。

然而,由于病情和某些人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执行起来也打了不少折扣。

脱离群众 失去民心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

“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权力,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对此,从当时政府官员的工资标准可窥一斑:一位工业部长的月薪是27000卢布,这比教授的薪水高出6~7倍,而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斯大林时期,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超过50倍,同时一些官员还可以得到相应的数额巨大的“红包”。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终身制,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开始形成。特权阶层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是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讲: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四是权力商品化。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应该讲,他说的这句话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他说这句话为时已晚。

苏共失去人民群众支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集权制、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

健全体制的标志是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