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当年眼中的中国(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3:45:05

林语堂当年眼中的中国(一)

 分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近现代中国文化名人中,林语堂无疑是很值得一说的人。(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他一生学贯中西,文字妙趣横生,充满幽默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两脚踏中西文化”。同时他也是近现代文学幽默大师。他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他的文章笔调追求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文风。其文章情调,简朴、自然、风趣、幽默。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他认为一个人作文应该如谈话。那些写文章动辄掉书袋,只会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离开书本,就不知道怎样写文的人,其实是有知识而无见识。林语堂曾这样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他这样说,他的文字也确实是如此的,用轻松的话语,说沉重的话题。以自己的生命,去感受中西文化的差异。他的文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情文章。他的文字没有鲁迅式的犀利尖刻,但是同样令人深思。他认为文章:“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因此,读他的文章,常常就是一种享受,也常常很受益。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在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专著《吾国吾民》,翻译成汉语后一般译为《中国人》(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这部书写作于1934年,出版于1935年初。这是一部完全用英语写作的专著。其阅读对象是美国及英语国家的读者。为了便于西方英语国家的人阅读,他每每谈及中国文化及中国问题,常常总是与西方诉历史文化及人物对照着论述。曾经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及国民党外交部的林语堂,非常娴熟地横跨在中西文化之上,来去自由,纵横捭阖,一气呵成。 林语堂在论述中国文化及中国问题时,常常是爱恨交加,爱之深,恨之切。每每赞扬中有犀利的批评,在批评中又有些微的赞赏。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写到中国的人与事,风俗习惯及历史面貌时,心情常常是很复杂的。但是,林语堂写中国人,总体上说还是比较中道平和,客观公正的。他写作这部书时,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早已问世。而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所著《中国人的性格》英语版早已经在中国流传,林语堂也都早已经看过了,并且有时还在他的《中国人》一书中偶尔会引用上一些文字。他既不像完全守旧复古派的辜鸿铭那样把中国描述为人间天堂,完全无视中国人存在的艰辛与苦难,而不惜把中国描述为:“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也不像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那样把中国人描述为:漠视精确、麻木不仁、缺乏诚信、缺乏同情、缺乏公心、因循守旧的负面形象。总之林语堂所持态度比较客观公允,虽然有时也会有误解与误读。林语堂在谈到当年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与罗素在1922年时所写到的非常相近。不过,罗素毕竟是外国人,而且在中国的时间又很短,不到一年时间,因此,他大多只能够凭借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力来把握中国的一些问题。而林语堂作为正宗的中国人,他的老家福建闽南地区,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地区。虽然他17岁就离开家乡去上海读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后来又留学并且定居于美国、台湾与香港,与西方文化密切接触,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那里可以化成一个个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与具体人物。今天离当年写作时间近80年过去了,中国的情况又有多少变化呢?回味当年是对今天的很好借鉴。令人悲观失望的是,当年林语堂所感所悟,仍然有非常深厚的现实性。他的许多话语似乎就是在评论今天的中国。中国历史文化之深厚,惯性力之巨大,传染性之强大,真是无言表达。使人感觉中国那些害怕传统文化会因为外来文化冲击而丧失的人是在担心一件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林语堂与罗素一样,都对中国人高度缺乏“公共精神”,中国人的生存是个人原子式的,生存在一盘散沙的家庭沙粒中。因此“‘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第177页。)中国人所有游戏中都缺乏协力配合,中国人喜欢单打独斗,因此,中国人喜欢麻将、扑克,而不会喜欢桥牌。总之是中国人没有合作精神。“如果你问为什么没有合作,答曰:因为没有社会头脑。”中国人没有社会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家、天下的观念。不是以社会协作的方式生存,而是以家庭与家族的方式生存。任人唯亲是中国文化的必然。那时的将军、领导出来为学生讲话,也是要学生好好读书,不要干涉公共事务,不要多管闲事。“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饭,你要打倒人家。”(179页)是很不应该的。这就是当时上下一致的中国人的共识。“一个热心于社会改革或者说是热心于任何一项公共事务的人(在中国人)看起来总是有点滑稽可笑。”(179页),因为那是在管他人的闲事。一个人如果这样做,一般要被称为疯子。因为“他为什么不效忠于自己的家庭,设法升官发财,首先帮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们的结论是,他太年轻,或者说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怪人。”(第179页)在中国那些喜欢管他人闲事的人,常常是一些土匪、流氓、流浪者,那些结过婚的,有家有室,有儿有女的人一般是不会做这些闲事的。中国人可能永远不会理解,西方国家的人为什么要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为什么要去管狗的闲事,而不呆在家里照看自己的孩子?因为,在中国虐待人都是常事,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及心情去管动物虐待的事情。这一切的思想观念的来源,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根基是家庭。以家庭观念为根基的社会,产生面子、人情、特权、感恩。谦恭、官吏的腐败等等都来源于这种家庭伦理精神。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对人的生命意识认同主要是生儿育女,通过传宗接代,作生物学上的延续。在这个过程中,上下尊卑、等级森严,对父母感恩图报,对师长谦逊尊敬,并且用这种方式来满足人的永生不灭的愿望。这种家庭制度倡导孝道,无条件服从。主张人按照: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有差别地处理各种关系。并且用家庭伦理取代社会伦理与政治理论。这就是中国“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狂妄之语的来源。中国的家庭伦理制度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完全不相融。既是家庭伦理,那么裙带关系、贪污腐化与陈规陋习就在所难免,而且他们之间互相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腐败常常是家族式的,产业也是家族式的,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是必然的关系。林语堂说:“(中国)一个成功者,如果他是一个官吏,往往把最好的差事分配给自己的亲戚。如果当时没有一个现成的职务,他会制造出一个闲职出来。这种挂闲职领干薪主义和裙带关系逐渐得到了发展。加上经济的压力,它就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来破坏任何政治改革运动,而不是被改革运动摧毁。这种力量如此之大,任何不屈不挠的改革势力,不管其用意多么崇高,最终都会证明是失败的。”(186页)事实上,一个中国人将自己的亲人弄进来吃干薪还算是小事,他还必须照顾到自己的同僚,这就是官官相卫的来源。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那位掠夺了国家资财以肥自己的部长,他或许是为这一代,或许在为下面的三代、四代人聚集了50万或1000多万美元。他只不过是想光宗耀祖,做一个体面的家庭成员。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对公众可能是罪恶,然而对家庭总是美德。”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靠敲诈生存的国度,最美妙的境界就是大家能够互相敲诈,林语堂引用辜鸿铭的话说,在中国“我敲诈、你敲诈、他敲诈,我们敲诈、你们设施、他们敲诈。”(187页)一级敲诈一级,广大人民就是被官僚敲诈勒索的土壤,大家面对这样的敲诈常常敢怒不敢言,唯有忍耐而已。在西方公私分明,财产分界线很清楚,但是在中国并不是这样的。“在中国,虽然一个人可以因偷窃一个钱包而被捕,但他不会因为盗窃国家资财而被抓起来。甚至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无价国宝遭受到有关的官员的偷窃,事情败露后,罪犯也没有受到惩罚。因为我们对政治腐败有一种‘需要’,于是从逻辑上会产生一种‘仁政’理论。孔子要我们接受仁人之治,我们也确实把他们当作仁人君子,他们可以不做预算,不报告支出情况,做事不需要人民的立法许可,犯罪之后不需要进监狱。”因此,贪污腐化是中国文化的逻辑所在,是中国文化的必然。所谓反腐败,而不反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徒劳无益的。中国的裙带关系不仅仅是助涨贪污受贿,更主要是还常常让社会组织与政府权力机构失去原则,没有规则,权力所到之处,胡作非为是势必难免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原子主义者,“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倒也不算很坏,但是坏就坏在人们常常把自己家里的垃圾倒在邻居的门前。(188页)中国人的谦恭有礼也不是美国爱默生所说的那种“做事情令人愉悦的方式”,那样有普遍性,中国人谦恭有礼,只有熟人圈子里起作用。如果遇到亲戚朋友熟人圈子之外的人,那么对不起冷若冰霜、残酷无情、争先恐后、你争我夺,完全是敌对的态度。(188页)。有意思的是,林语堂有一次看到一个乘客经过一番拼抢之后,终于抢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的座位,可是这个座位是司机的,车站的人请他让开,但是他死活不肯让出自己花心血争抢而来的座位。作为一个中国人,社会公共意识缺乏到了连司机的座位都要抢,也不管司机没有座位就无法开车,大家都走不了。也难怪中国人只有家庭意识却没有社会公共意识。中国人的家庭有时也可以打理得很好,但是一到公共场所,公共卫生就非常堪忧,常常是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也无人过问。 (参考书目: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2010年8月1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