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自述-自豪与悲情

        从报纸看到一篇文章，是蒋子龙的自述，题目叫做“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用亲身经历，感慨了工人地位的变化。

蒋子龙大家都知道，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原来在天津重型机械厂当过车间主任，是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机电局长的一天》《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锅碗瓢盆交响曲》，等改革初期的作品，是中国作坛鲜有的反映城市改革、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作品。因为有生活基础，贴近实际，深受人们好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其作品犹如小河汇入大海，只见到几多浪花就被淹没了。那引以自豪的“天重”和其他三个特大型企业“天津动力机厂”“天津钢厂”“天津拖拉机厂”(号称天津四大‘天’工人都在万名以上)都失去了光辉，前两个已经不复存在，成为居民区了。工人阶级——引以自豪的共和国脊梁，也退居“二线”了。下面是节选。虽然长点，但望朋友们耐心读完，肯定有收获。


1958：工人真正的“以厂为家”

我由“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派到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被分配在水压机车间热处理工段，由一位名叫郁良的技术员负责对我“传、教、带”。工友们私下里说，他父亲是北京一个有名的人物，前两年“出事”，牵累他被发配到此“劳动锻炼”。时间长了我发现，郁技术员并不是硬着头皮为了“锻炼”才下车间干活的，而是真心喜欢车间的工作。那时候车间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课堂，还是家。后来有人把“以厂为家”视为说大话、喊口号，那是没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

我第一次赶上抢修24米热处理炉，大长见识，也学了本事。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人能够进得去时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当班的崔师傅指挥工人准备好检修工具和器材，到库房搬来几条厚麻袋，用刀子裁开，放到水龙头下浇透。等掌管温度表的报出炉内温度已降到270摄氏度时，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脑袋上一披，就钻进了炉膛。外面有人掐着表，到20多分钟时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进去，把崔师傅换出来……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轮换着。我只知道100摄氏度的开水浇到身上会烫坏皮肤，当时顶着270摄氏度的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

1960：羡慕当工人，不羡慕当干部

我实习结束回到天津，进入“天津重型机器厂”，这是苏联帮助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至今我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工厂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趁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大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相信无论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都会被震住。

有一同学，其父在人事局当干部，不知通过什么手续，让他当了厂里办公室的干部。当时同学们竟没有一个眼馋的，反而不理解为什么他放着工人不当要去当干部。在那个年代绝没有现在的“公务员热”，反而认为当干部无论政治待遇和物质利益都不如工人。

我所在的水压机车间，职工接近千人，工人队伍的构成却很复杂：有从同类国营大厂调来的技术骨干，有从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分配来的学生，甚至还有“公私合营”时合进来的资本家、小业主等。能进这个厂就是人人羡慕的“工人”了。当时的工人自有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只要技术上出类拔萃，就大有前途。

车间里唯一的八级工王义礼，以前就是个资本家，一把大锤起家，把一个铁匠铺干成一个锻件厂。他在技术上已臻化境，，是车间里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格外受人尊敬。那时人们尊重技术，甚至形成一种学技术的风气——谁的手艺好，活干得漂亮，谁就被高看一眼。车间或厂里有好事，诸如过年过节发电影票、到外厂搞技术协作或学习新工艺等，也都会想着你。

“文革”中的坚守：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好了

“文革”的中间五年，是高潮， 社会上的大串联、武斗，批斗、打砸抢…… “文革”中武斗最厉害时，来自内蒙的三个穿军装的造反派要“揭开天津市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想把我揪到内蒙去批斗。但他们在市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却始终不敢进“天重”的大门——“天重”的造反派可以编成一个步兵师，还不等对方“砸烂”我的狗头，他们自己的人头就可能先被拍扁了，“天重”的一万多名职工也分成了两大造反派别，但没有发生过一次武斗，始终照常生产（甚至出口6000吨水压机到罗马尼亚）我总结就是两条原因：

一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太好了，是他们心里那种最朴素的观念维持着中国的大局，没有在“文革”中让经济崩溃。“当工人的本分就是干活”，“拿一天工资就得干一天活”，不管外边多乱，不管上边是“走资派”还是“造反派”在领导，只要有任务派下来，工人就会坚持上班生产，。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一批老干部太好了。那时的老干部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上世纪50年代由工人提拔起来的，还有一种是参加过革命战争，转业后进工厂的老同志。他们有信仰，有定力，当生产出了问题，即便刚走下批斗台，他们也能下去把生产再捋顺了。工人对懂行的领导从来是尊重和同情的。

“改革”后下岗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1978年．我恢复“干部”身份，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时候我反而觉得车间的工人群体有些变了，许多地方不对劲儿了。或有订单没图纸，或有图纸没材料，等你把什么都准备齐了，设备又不听使唤了。

人也一样，“文革”期间大家神经紧张，还能顶着一口气坚持，现在精神一松懈，心气反倒散了，十年积存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

“积重难返”尚未“返”，就匆匆“转型”，“改制”。到底该怎样“转”，怎样“改”，没有调查，没有论证，更没有征求一下人们的意见，看见别人怎么干就跟着学……但世界上最容易学的就是“变坏”，工厂里只有招待所最红火，天天迎来送往，酒气熏天。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时髦理论为这种风气撑腰：不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怎能拉到生意？

企业不行了就频繁换头头，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看不见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工厂变得很少正式开会，工人们能听到的都是些传言和小道消息……曾经的“国家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许多产业工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不懂工业的农民搞起了次等的工厂，重复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却能挣大钱；而城里的正规工厂被荒弃，一些高、精、尖的机器设备闲置，等着锈蚀损坏。

我调入作家协会后又过了两三年，“天重”开始有大批工人下岗。好端端的一个大企业被大卸八块，变卖的变卖，破产的破产。为什么说它是“好端端的”？如果不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私人老板，有些还是农民企业家，像饿虎扑食一般将这块膘肥肉厚的地方全买走了，而且一到他们手里就发了大财。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我的一些老同事却觉得自己还不如农民工。过去当工人是有尊严的，现在变得还没有打工的有尊严，总觉得这辈子算白混了，很失败，心里老是酸不溜秋的不得劲。

对产业工人来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心灵的营养，难以计数的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后，心灵备受煎熬。以前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劳动，现在忽然国家和工人之间冒出一个老板，一切都由老板说了算，于是便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工人的心里，国家形象的毁坏，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不知还要影响多少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