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我的家世与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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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九一六年阴历八月十八。这一天正好是钱塘江大潮的日子。这好象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我的一生总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狂涛怒浪中翻腾不息,劳累终生,永无宁日。
我的家,已经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记下了两笔,那就是我家在清末民初时出了两位国民党的元老。他俩都是国民党党前身同盟会的会员,一位是我的叔祖父胡素民,一位是我的大伯父胡驭垓(又名胡良辅、胡御阶)。这两位先人在我家子孙几代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曾祖父胡殿臣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以前连他叫什幺名字我都不知道。只模模糊糊的记得,老辈人说胡家的先人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花县迁移到四川的。最初是靠打工做小贩谋生,肩担两个箩筐,走乡串户,卖一点日用百货。后来在川南的威远县界牌镇的一家糖食铺做伙计 ,由于他手脚勤快,人又聪明机灵,颇受店老板的信任和喜爱,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招赘入户。后来生意兴隆赚了钱,当了掌柜,扩大了营业范围,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对这 个小茶馆的印象很深。茶馆设在界牌镇的街口处,大约有六七十平米的房子,约有二十多张茶桌。茶馆的右侧摆放着柜台。柜台里的货架上陈列着各种糖食点心。茶馆的后面是我们一家人的起居室,再后面是菜地、竹林和花园。这在当时的界牌镇上,算是数得着富裕人家。我是祖父最小的孙子,乖巧伶俐,深受祖父的喜爱。我每天放学回家,一进茶馆的门,祖父总是迎上来,摸摸我的脸蛋,向我嘴里塞一块花生糖。吃饭时,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母亲每天都做一碗香喷喷的肉菜放在祖父面前,单独供祖父一人享用,其它人的筷子从不伸向这碗菜。祖父总是笑眯眯地夹一些肉菜放在我的碗里。祖父给予我优厚待遇,使我在全家人心目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同时也培养了我的自尊心和任性。
我的叔祖父胡素民,(又名胡善荣、胡翼)生于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四月十七日。自幼攻读诗书,勤奋好学,十七岁时举茂才,生受教于著名经学家廖季平,研究经学时务。一八九八年,受宋育仁、廖季平、吴之英的影响,参加四川变法维新运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是四川提倡新学的先驱,他当时写的文章就说;“泰西(指西方)立国之本,在与选举英才,参赞政务,共议国家大事……如嘉富饵以理财选,惠零吞以治兵选,俾斯麦以长 于外交选,格阑斯顿以精内政选,若斯之类,胥未桎梏于技艺之中,故能摆脱一切,专助维新之治”。(摘自胡素民着《泰西最重艺学然公卿大夫之选仍以通达政治为主之议论》一文)
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清廷开科(癸卯科)取士,胡素民中举人,在威远县创办新学堂,自任校长。一九一○年(宣统二年)春,叔祖父进京会试,被授于天津长芦盐茶道道尹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主革命思想在京津地区广泛传播,叔祖父的思想日趋激进,遂加入京津同盟会,协助孙炳文(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工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孙炳文主办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胡素民和梁漱溟等任编辑。一九一三年,叔祖父由京回四川,先生当选为四川省一、二两届议会的议员。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一九一七年张 勋复辟,胡素民都参加了讨袁讨张的护法斗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期间,叔祖父衷心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出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和中山大学教授,讲授经史。一九二六年,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 ,出任总政治部顾问,成为国民党左派。这一时期,叔祖父与共产党人邓演达、宋庆龄、郭沫若、吴玉章等人时有来往,与孙炳文成为至交好友。吴玉章曾用“素民”两字作了一副对联相赠:“悟礼教后成兴,五色文章本乎素;到共和实现,群司奔走忠于民。”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主张,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肆屠杀,叔祖父参与了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组织的反蒋活动,极力营救被捕人员。一九二九年辞职 回川,在家乡办学,服务桑梓。抗战爆发后,他竭力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保护了不少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他七十五岁时逝世,李筱亭(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建国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副省长等职)曾写一挽联云:“一肚皮不合时宜,辞尊居卑,辞富居贫,秉性难移,公道屡遭人白眼;满腔子俱怀正义,不计其功,不降其志,盖棺论定,我来凭吊裹头青。”从此联可见他清廉公正的一生。
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胡良田排行老三。大伯父胡良辅(以后改名为胡驭垓,生于一八八三年),从小喜爱诗文,深得叔祖父的青来,自幼就教他吟诗作赋,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小学毕业后,叔祖父就带他到成都,考人当时四川最早的高等学校——成都优等师范学堂,同盟会会员张澜是教员,还恰巧 与朱德是同班同学。一九○七年(二十四岁)在师范学堂毕业时,由熊克武(辛亥革命时任蜀军政府第五师师长,川东讨袁总司令)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参于密谋在慈禧太后生日趁百官聚会祝寿时,投掷炸弹,企图一举歼灭驻蓉的清军头目,实现成都起义。可惜机密泄露,事未成,险遭逮捕,只得逃回家乡,在威远县高级小学当教员,秘密从事川东的反满军事起义活动。
这时期,四川保路风潮与起,人民怒火冲天。大伯父参加了同盟会发起的保路同志会,担任了四川保路同志军东路军的行军总参谋。
当时,同盟会从事反对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同冲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封闭落后状况结合起来,积极筹资建设成都到武汉的铁路,以促进四川经济的发展。这一战略设想,得到四川政界、军界和知识界有志之士的热烈赞许和多方支持。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川汉铁路公司已经筹集建路股金二千四百多万两。谁知,在这年的四月,清政府 却宣布川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准备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贷款进行修建,而且不允许退回民间建路的股金,激起四川人民上下一致的激烈反抗。由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发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全川一百四十二个州县成立保路分会,响亮提出:“卖路即是卖国,侵吞川人股金,犹如抢劫庶民。”
保路风潮的兴起,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游行和演讲队伍抬着德宗皇帝“圣谕”的标语牌,为“儿皇帝”腐败无能,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同志军的建立和扩大,准备武装起义。
胡驭垓回到家乡,立即投入以矿工武装队伍为主体的反清保路武装斗争。威远县是川南著名的煤铁区,这里早就孕育和壮大着一支苦大仇深、有战斗力的矿工队伍,也产生和锻炼着一批领袖人物。新场陈家沟吉武煤窑的杨绍南就是比较例出的一个。杨绍南自幼习文练武,喜读兵书,是哥老会首领。他疏财仗义,扶弱济贫。颇受群众的信任。大伯父是他的姻侄,在大伯父的影响下,杨绍南在新场地区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保路同志军,把清廷的威远县徐昭益率领的官兵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清宣统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群众推举大伯父为嘉定府(今乐山)所七县的评议长。九月,清政府派督辨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些领导人诱捕入狱,大伯父也险遭逮捕,他星夜赶回威远,建立民军,带兵去进攻成都, 与赵尔丰率领的清兵作战,终因兵力单薄和武器落后未能取胜。攻打成都失败以后,大伯父同东路军的统领们(同盟会会员)商量,改变战略,将集中兵力攻打省城改为分兵进攻各州县的策略,这就同地方上的保路同志军结合起来,壮大了队伍,增强了战斗力。这时,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发动革命,同在威远西邻的荣县东路军里应外合,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攻下荣县城,宣布独立。九月三十日,大伯父同杨绍南率领的新场地区保路军,联合威远县其它几个地区的保路军,形成浩浩荡荡的上万大军,杀死知县徐昭益,攻下威远县城,成立军政府,在十一月一日宣布威远独立。大伯父被推举为副军政长,军政长为商会会首董伯和,民政长为典当商郭藩所 窃据。威远县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新任四川总督端方调驻自流井巡防军来镇压,进驻威远县与富顺县共管的界牌场,大伯父与杨绍南率军截击,与清兵展开激战。在强大的清廷反动势力的包围下,城外有清兵围攻,城内奸臣谋反,新生的威远县政权仅仅坚持了十二天。十一月十一日,在前方战争吃紧之际,董伯和以筹粮为由,把大伯父从前线骗回县城开会,十一月十日深夜,趁大伯父夜半熟睡的时候,将他绑架到东街杜康 庙内,捏造罪名,私设公堂连夜审讯大伯父,要他在“倡乱造反”的罪状上签押,大伯父不畏强暴,视生死于度外,泼口大骂叛徒,从夜半直骂到次日天明。叛徒将大伯父杀死后,割下双耳,派人送给了端方,又把大伯父的头割下来,悬挂在东门城楼上。这一壮烈牺牲的英雄悲剧,在民间流传至今。我是在大伯父殉国五年以后才来到人世间的。在我稍稍懂事时起,就从大伯母和两位堂姐口中,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大伯父起义和牺牲的英雄事迹。
大伯父还具有尊重女权的高贵品质。在本世纪初的封建皇权社会里,他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十分难得可贵的。他同大伯母陈凤章是经过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后,大伯父在成都读书,常寄书报给大伯母看,支持她离家到成都继续上学,鼓励她成为独立自强的新女性。他在寄给大伯母的一封信中说:“盖无学、无品、无识之人做事糊涂,以嬉笑游戏为快乐,动曰:‘自由!自由!’试观东西女杰,恐无此莫礼之自由也。”大伯母在大伯父被害时才二十岁,在大伯父被杀的当夜,她带着两岁的女儿德如,怀里抱着两个月的小女儿德辉,在大伯父的两名 卫兵的保护下,化装逃出县城,投奔荣县王天杰家避难,受到保路同志军东路军统领王天杰的保护,孤儿寡母才得以幸存。
这时,叔祖父胡素民正在天津编辑《民国报》。恶耗传来,他悲痛万分,泣血成诗《在天津哭犹子驭垓殉国》:传闻碧血溅东楼,哭到无声泪尚流。望告武成生未与,时穷节见死何求。漫悬双眼看来寇,自有千秋是断头。底事舌端缄不住,呼儿在口欲难留。
他对我大伯父爱如亲子,一直由他抚养成人,特此称为“犹子”。叔祖父对我大伯母当然也爱之如媳,把她接到成都,供养她继续上学。
大伯母在成都女子师范学堂毕业以后,回到家乡,任县立女子师范校长。她帮助我母亲到师范学校学习,鼓励她也走独立自强的道路。
我父亲是小学教员,在我不到一岁时,积劳成疾,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在家日夜操持家务,侍候祖父母。在我五岁的时候,大伯母说服祖父母,把母亲和我带到县城,母亲上了蚕桑专业班,学习种桑养蚕,我在女师范附近的西街小学里上学。这样我们母子同大伯母和两个堂姐十分亲密地住在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她们十分爱我,常常对我讲大伯父的革命事迹,还讲了不少历史上的英雄故事。
我小时又好学又调皮,学习成绩好,捣乱的事也不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放学以后我没有回家,急得母亲心急如焚。我同几位同学在学校旁边的那条小河沟玩水,我们比赛滑水,从五六丈高的坡上沿着陆河沟滑下去,我们几个都碰得头破血流。我一到家,母亲见我浑身泥水,鼻青脸肿,血痕斑斑,又气又恼又心疼,把我按在床上打屁股,问我下次还敢不敢如此胡闹。我大哭大叫,死不认错,把母亲也气哭了。她边哭边打,说我不认错就把我打死,很多人来拉、来劝,都不肯罢手。我哭叫着:“打死就打死”,就是不嘴软,不认错,很有一副宁死不屈的拗劲。母亲就把我挟到房前水井台上继续打,还恐吓说,谁来救就把我扔到水井里去。她十分激动,把大家也镇住了,谁也不敢来救我。这时,二姐德辉猛从母亲背后扑过来,一下就把我抢去,抱着我跑进房里,把我锁在她们的屋里。等我停止哭泣以后,劝我向母亲认错,保证以后不犯,这场闹剧才算了结。
西街小学是威远县历史悠久的小学,创办于一九○三年,由我的叔祖父胡素民联合另两位名人共同筹办,他又担任过第二任校长,我大伯父和父亲都在这所小学读过书,父亲还在这里当了几年的教员。二○○三年九月,西街小学举办了百年校庆,我应校长刘斌之邀回乡参加了这次校庆活动,才得知了胡家三代人和这所小学的历史渊源。可惜,我在这所小学里只读了一年,由于祖父去世,祖母需要人照顾,母亲带着我又回到界牌场。
和大伯母一家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这段宁静、温馨,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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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自述》,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