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行走中的一种纪念——纪念30年前中国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

华炳啸：行走中的一种纪念——纪念30年前中国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时间:2010-08-19 09:36 作者:华炳啸点击:442次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严厉地批判了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郑重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面改革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正是宏观的根本的宪政改革问题，也即从宪政层面重新考虑国家权力配置与制度安排问题。
　　在8·18讲话之前，我国先后制定过三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1975年宪法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在粉碎“四人帮”后制定的1978年宪法也受“文革”较大的影响，仍然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指导思想。这显然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客观现实很不适应，而且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三中全会后，1979年和1980年就不得不接连对1978年宪法作了两次个别内容的修改。1979年重新修订地方组织法时，根据各方面、各地方提出的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等问题，彭真同志向中央写请示报告，提出三个方案：一是用立法形式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来。这样做，不赞成的人可能很多。二是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这样做在名义上虽然取消了革命委员会，但对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和改进。三是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并恢复人民委员会(包括省长、市长、县长等职称)，这个方案可能比较好些。三个方案究竟采取哪个？请中央决定。小平同志很快批示：“我赞成第三方案，相应的这次人大只修改宪法这一条，其他不动。这个问题建议在人大会前议一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后，按小平同志批示的原则修改了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并根据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代表的意见，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在1980年，小平同志提出必须取消1978年宪法关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以防止“四大”文革遗风助长动乱，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这两次宪法修改都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作的决策，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仍然认为，这样修改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全面修改宪法（来源于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一文的主要史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他提出，中央正在考虑进行的重大改革，第一项就是将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小平同志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在今天看来，8·18讲话无疑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并成为起草八二年宪法的重要的指导思想。
　　作为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8·18讲话尽管也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但至今仍未被超越。这篇讲话好就好在讲真话有底气，有正气，有心气。小平同志等一大批老干部在“文革”中深受“斯大林体制”之害，对“斯大林体制”既有切肤之痛，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批判。当时，以小平同志为首的党内改革力量在政治上已经压倒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凡是派”，掌握了国家的“方向盘”。在“文革”的政治废墟之上究竟要建构怎样的好的制度，以形成能使“好人做成好事、坏人无法做坏事”的新政治秩序？当我们每次重读8·18讲话，都能深切感受到小平同志所做的深入思考与历史责任担当。而这种实事求是、敢于正视现实问题、寻求兴利除弊之策并勇于担当历史责任、开创未来新局面的改革精神，正是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所最最需要传承的政治品格。
　　为了纪念这篇三十年前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我风尘仆仆，于多云转阴雨的2010年8月18日这一天，在不停歇的行走中忙碌了一整天，做了自认为很有意义的三件事情：首先，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并在长城的“好汉坡”上随机向10名国内游客征询对胡锦涛“依宪治国”思想的了解程度与评价；随后，经《共识网》主编周志兴先生提议和安排，与《共识网》年轻的编辑们座谈社会主义宪政改革问题（座谈气氛很热烈，很有收获）；最后，受邀到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家里做客，向蔡先生献上了一大束百合花，并转达了俞可平教授的关切和问候（昨日俞可平教授在和我长谈中多次提到蔡定剑先生的轶事，并希望我能以蔡先生为榜样，同时表示近日也会来看望蔡先生）。蔡先生近期刚做过手术，患有重病，原本不会客，但破例邀我到家里做客，很让我感动。本来我怕影响蔡先生休息只打算探望10分钟，却不料蔡先生谈起宪政改革问题感慨颇深，竟然不知不觉间畅谈了一个半小时，最后还是我两次自觉起身告辞，生怕长谈影响了先生的康复（虽然我内心依依不舍）。更让我感动的是，病中的蔡先生不仅为我跑到书房翻了好一会才翻出一本《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的专著特意送给我，而且还执意送我到了门外的电梯口，并再次握手道别。
　　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不仅是大山的脊梁，也是中国的脊梁。而未来十年，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至为关键的十年，是宪政社会主义改革生死攸关的十年，是中国人民赢得更多的平等、自由、民主、尊严和幸福生活的十年。从邓小平三十年前的讲话里，我看到了形势之所迫；从与年轻编辑们的畅谈中，我感受到了大势之所趋；从尊敬的蔡先生那里，我体会到了责任之所系。纪念8·18讲话，需要更多的人们行动起来，像小平同志和蔡先生那样成为行进中的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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