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么“结盟”的？

熊向晖女儿揭密：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么“结盟”的 【题记：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然而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无他，只因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生前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史料。如今，华老已经去世，笔者认为，把这个尘封32年的历史过程公诸于世，不至于再犯某些人的忌了。同时，这也是笔者对华老这位有大功于历史的伟人的一种纪念。必须说明，华国锋和叶剑英从来没有“盟”。但是，他们能够心心相印，走到一起，才可能产生最后粉碎四人帮的举动。采用“结盟”二字，纯粹为了标题的简明。】     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对我们守口如瓶了。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毛主席的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生机。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怕很难再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熊向晖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熊蕾 摘自2008年10月《炎黄春秋》）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局开会，也不用销假了。     9月20日，选基来找老爹，告诉他一些新的情况：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叶帅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是认为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叶帅说，主席说的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叶帅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一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不表态。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     选基说，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他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熊蕾：原新华社对外部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为1988年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杰弗逊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对国外的报道，除编发他人的英文特稿外,本人在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新加坡、菲律宾、韩国、泰国等几十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特区的报刊发表过政治、科学、文化、社会等各种专题的英文特稿和深度报道数百篇。  　　背景资料：

　　熊向晖传奇人生

　　1935年，熊向晖16岁就考入了清华大学，不久他秘密加入共产党。

　　卧底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

　　1937年冬，熊向晖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要暴露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队“服务”。胡宗南曾在考察时提问熊向晖:“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的回答只有4个字:“参加革命。”这让胡宗南吃了一惊，在当时，“革命”一词，似乎早成了中共的“专用词”。胡宗南一怔之下，接着反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熊向晖镇定自若地回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宗南在心里暗暗赞叹。之后，胡宗南对他进行了考察，熊向晖竟成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

　　情报挽救延安

　　1943年春，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决战阶段之际，蒋介石秘密指派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集50万军队“闪击”延安。当时，留守延安的部队只有一个359旅。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早已布置好的“闲棋冷子”熊向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熊向晖后来回忆说:“这时候我知道了，他(胡宗南)准备7月9日进攻，这个情况我7月2日就报告了组织，7月3日晚上毛泽东看到这个(情报)。”中共随即在国际上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阴谋。这样一公开揭露，蒋介石慌了，7月7日就不打延安了！ 　　情报再度挽救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闪击”延安。熊向晖已第一时间掌握了国民党整体行动方案。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他有这样的记述: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让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供总裁参阅，我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的兵力配制情况。“3月3日，我跟胡宗南坐专机回到西安，然后就把情况告诉了组织。而那时他的军长都还不知道呢”！

　　1947年3月18日晚9时，毛泽东从容地撤离了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蒋介石，留给了胡宗南。

　　毛泽东后来在评价熊向晖时曾经说过，“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由于熊向晖机警果敢，他的真实面目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被国民党识破。   另一版本： 熊向晖促成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粉碎“四人帮”   1976年11月1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
 熊向晖（右）对周恩来（左）怀有特殊的感情。

　　32 年前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在1976年之前，两人并不熟悉。那么，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这个人，是熊向晖，就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十余年、 被毛主席称为"一个人顶几个师"、 后来被誉为我党情报保卫"后三杰"之一的那个传奇人物。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76年1月10日夜，一个中等个头的男子出现在朔风呼号的天安门广场，从外表看，他与广场上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那晚的广场人山人海。在似乎刻意降低两天前辞世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治丧规格的情况下，人们自发拥向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之情。

 

　　“文革”开始整整10年之后，压抑在人们心头的愤懑情绪已燃到了顶点。总理病重时，邓小平曾经给大家带来希望。但好景不长，从1975年年底起，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开不下去了。

　　那个中等个头的男子，默默地走在送花圈的人流中，观察着身边的人。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他的身份，甚至他自己也不曾预料到，自己会为9个月后粉碎“四人帮”做出一分独特的贡献。

　　【焦虑 】

　　这个人，是熊向晖，就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十余年、被毛主席称为“一个人顶几个师”、后来被誉为我党情报保卫“后三杰”之一的那个传奇人物。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多年地下工作的历练，使熊向晖很少情感外露。据他的女儿熊蕾回忆，甚至在家中，也很少看到父亲情绪上的波动。

　　但从1975年秋天开始，25岁的熊蕾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在家中，熊向晖常常叹气。熊蕾知道，这是因为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的日子变得艰难、极左派愈加嚣张所致。

　　以往很少聚会秋游的熊向晖，此时去八大处、香山“游玩”的次数比往年明显增多。同行的人，通常是一些可以交心的老战友。说是秋游，实际上并没有观赏风景，而是互相唉声叹气。还有一次，熊向晖在和罗青长通电话的过程中，谈到总理的病情，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这给熊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女儿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到父亲流泪的片断。

　　事实明摆着，老干部这股政治力量正在陷入群龙无首的危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层政治斗争中能够对“四人帮”有效制衡的，只有这些开国元勋们。

　　他们中间，熊向晖对周恩来还有着特殊的感情。周恩来是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领导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熊向晖最为敬重的长者。他和老战友们猜测着，究竟谁会接任总理。

　　谁接任总理，对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按照国务院的排位，周恩来、邓小平之下，就是张春桥了。熊向晖等人聚会之时，一是出于安全，二是出于轻蔑，对张春桥一直以“眼镜”称之，而江青那个女人的名号，则是“三点水”。如果“眼镜”接掌行政权力，这个国家会继续乱成什么样子？老百姓要接着吃多少苦头？

　　对这一局面，老干部们有束手无策之感。不仅如此，另一位老干部的领军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也陷入了困境。“三点水”在一些高层级的场合公开宣称，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邓小平），一个是广东（叶剑英）。“四川”既倒，火力开始向“广东”集中。

　　“四川”与“广东”两个敌人的说法，熊向晖还是从叶剑英那里听来的。

　　他们的交情，始于1969年。被诬称“二月逆流”干将的4位老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受毛泽东指示，集中研究国际形势。熊向晖由周恩来总理指派，给4位老帅当助手，集会数十次，从未缺席。思想感情和立场的一致，使熊向晖很快与4位老帅变得无话不谈。

　　1976年1月21日，熊向晖见到叶剑英。叶帅告诉他，自己的处境现在也变得很困难。

　　熊向晖的朋友很多，身处决策层的朋友也不少。“文革”中，4位老帅是他的挚交，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局常委当中亦有他的清华校友。但他有一条原则：你只要还在位，我就不会去找你，如果你有事，请随时找我。

　　这一次，也是叶帅主动找熊向晖吐露心扉：政治局的“批邓”让他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

　　此时，邓小平已经实质倒台，“四人帮”风头正盛。有人建议叶帅到南方去避一下风头。叶帅因此想要去广西。

　　叶帅处境艰难，无疑加重了熊向晖的忧虑。他问叶帅：如果你去广西，军委怎么办？叶帅回答：军委我还可以掌握。

　　熊向晖的建议后来得到叶帅的采纳：不去南方，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随即，叶剑英以健康为由向中央请假。 　就在与叶帅会面13天后，一个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任命，让熊向晖等人的焦虑情绪变得更为复杂。2月3日，经毛泽东提名、政治局同意之后，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5天之后，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和大多数人一样，熊向晖庆幸大权没有落到“那些人”手中，但心中的疑虑又增添了一层。这个平步青云的华国锋究竟是什么人？他和“那些人”是不是一伙的？老干部们的往来仍很频繁，但没有人能说出华国锋的政治倾向。

　　很快，熊向晖得到了与华国锋相处的机会。这个机会，源于杨振宁的来访。

　　周恩来向来重视科学工作，杨振宁与李政道等知名华裔科学家每次访问故国，都能见到周恩来。如今周总理已经病故，谁来会见杨振宁，成为接待方负责人熊向晖亟须请示的问题。

　　他的电话先是打给华国锋的秘书。很快，就接到了华国锋要他当面汇报的指示。4月17日凌晨2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熊向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位新任总理。

　　他先给华国锋讲了杨振宁此前在上海的故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在会见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时，大谈“批邓”，并送给杨一批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科学家不露声色地予以婉拒，说箱子装满了。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华国锋说：原来安排是我见，我不见，谁见呢？

　　熊向晖很敏锐，他揣测华国锋的意思是：不让张春桥见。因为按照国务院排位，华国锋之下，就是张春桥。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结束，110分钟的时间内，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尽管华国锋也谈到了天安门事件，但熊向晖注意到，华国锋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这与当时的主调无疑有着云泥之别。

　　回到家，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诉熊蕾：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熊蕾相信父亲的眼力。她回忆，父亲还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时，对妹妹的一个同学一见钟情，第二面就表露了爱意，同时坦承自己是地下党。 “父亲当时对母亲说，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熊蕾说。

　　有点兴奋的熊向晖把自己的判断告知圈中朋友，引起了圈中一人的莫大关注。这个人，是叶选基，叶帅的侄子，总参二部参谋。而熊向晖另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身份，恰恰是总参二部的副部长。圈中老友罗青长，是这个军队情报系统的主管，正部长。

　　叶选基当时身负另一项使命。4月2日，叶帅在和熊向晖谈话时讲道：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侄子选基到熊家去，沟通消息。

　　在得知熊向晖对华国锋的初步印象后，6月4日，叶选基和叶帅的女婿刘诗昆来到熊家。叶选基说，叶帅长期病休也不好，华、叶两人最好能见上一面。

　　3天之后，叶选基来接熊向晖，前往叶帅在西山的住所。熊向晖带上了两份材料，决定向叶帅挺华。

　　叶剑英看到的第一份材料，是华国锋1975年9月26日在听取科学院领导汇报时的插话。这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调子，和同时在会上讲话的邓小平完全一致。他首先谈到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随后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最后，他对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也提出了质疑：他们搞“三突出”，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对叶帅说：你看他这些话，讲得很尖锐啊。

　　第二份材料则是华国锋会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熊向晖还告诉叶帅两件事：一件是“文革”期间公安部的一件命案，涉及高级干部，华国锋的处理很得当。另一件，就发生在公安部命案处置的第二次会议后。一边步出人民大会堂，华国锋一边问熊向晖，怎么好久不见老罗（罗青长）了？在得知罗青长身体不佳、政治上被边缘化、无法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华、熊二人已经走到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华国锋站住，就在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拽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你看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熊向晖说。 叶剑英颔首：“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熊向晖建议：“华国锋立足未稳，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剑英说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欣慰 】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探望熊向晖，并且告诉他，叶帅已经见过了华国锋。叶选基说，华、叶会面之后，叶帅赞赏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

　　8月15日，应叶帅之邀，熊向晖再赴西山，两人在地震棚里交流。叶帅告诉熊向晖，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不露声色地支持了与“四人帮”意见相左的叶剑英。

　　在政治局起草关于毛泽东健康问题的通知时，“四人帮”坚持要写进“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这句话，叶剑英和汪东兴表示反对。华国锋当时未置可否，但后来叶帅看到发出的电文，不禁一乐。他不同意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剑英还说，华国锋本来要来拜会他，但考虑到华国锋出行目标太大，叶帅遂亲自登门。没承想，叶帅抵达华府时，华国锋已经等候在门口——当时没有手机，华国锋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守望。这让叶帅很是感动。

　　及至叶帅下车时，华国锋亲自上前搀扶，扶着叶帅步入院子，到客厅就座，并且称叶剑英是“九亿人民的元帅”——又令叶帅动容。

　　交谈中，叶剑英先是抛出了治国方针的问题，华国锋的回答很让他满意，尤其是，他谈到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无疑是在修正“文革”路线。而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华国锋的表态让叶剑英心里更有了底：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当时的背景是，极左派正在酝酿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若要挡住极左派的蠢蠢欲动，绝非易事。

　　轮到华国锋向叶帅征求意见的时候，叶帅的回答异常简单：注意民兵——极左派在动不了军队的情况下，民兵异动成为叶帅最为担心的事情。

　　叶剑英告诉熊向晖，他对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

　　10月6 日晚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叶选基和叶剑英次子叶选宁一起，乘车前往西郊机场、永安里，分别告知叶帅家人喜讯。晚10时左右，叶选基给熊家打来电话：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

　　值得一提的是，叶选基知会熊向晖在先，告知家人在后。

　　熊向晖当时已经就寝，听到喜讯后把全家人都喊了起来，还叫老伴开启叶帅赠送的茅台酒，自斟一杯之后，一饮而尽。

　　次日清晨7时30分，叶选基赶到王震家中告知此事时，王震尚未起床。这个坚持与“四人帮”对抗的斗士激动万分，并立即赶往陈云家中报信。

　　10月8日早晨，叶选基再次来到王震家中，发现这位三五九旅的老旅长手中多了两个核桃并不停把玩。看到叶选基纳闷的表情，王震大笑：这是陈云送给我的，他让我慢慢说，手别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