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涌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工，无暇顾及自保，防暑措施和休息制度未落到实处，共同导致了这场公共灾难。

    南都记者 冯翔 发自山东

    老伴说，如果一人能分到两亩地，老头子不至于客死他乡。

    65岁的吴杞理死后才回到了自家的土地上，落叶归根。

    棺材深埋，地面上没有墓碑，打眼望去，跟普通的农田没有任何区别——— 决不占一寸能生长粮食的耕地。

    吴杞理的家乡———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地处鲁中山区丘陵地带，人多地少。老伴幽幽地说，如果有多一点土地，夫妻俩就不出去打工了，丈夫也不至于累死。

    身为一名在省城济南工作了5年的环卫工，吴杞理的死没什么名分。没有合同，没有保险，在同一个环卫所工作的同事都没几个人熟悉他。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他也只是被称作“老吴”。

    放在略大一些的背景下，他也仅仅是八分之一———那三天酷暑难耐，全济南有8名户外劳动者倒在烈日下，停止了呼吸。

    高温悲剧

    7月30日下午4时，吴杞理在七家村内一个拐角处被发现昏迷不醒且呕吐不止时，时间和地点都“不对”。当天济南最高气温为39.6℃，为数天持续高热以来的顶点。骄阳似火，汗湿蒸衣。

    当时，在反常的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暖高压作用下，中国北方地区普遍高温，在强度和持续时间上突破了历史极限值。由于持续酷热，全国各地用电负荷迅猛飙升，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电网均创最大负荷历史纪录。

    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专家李小泉向媒体表示：日照强烈，人体排汗困难，易发生脱水或中暑。“人们特别是老弱病残人员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在10时到16时之间。”

    出事的那天下午，吴杞理本不用上班，也不是在他和老伴杜庆梅负责打扫的路段上。但他确确实实是在工作———为了不让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老伴累倒，他习惯于放弃每天下午的休息，帮老伴一趟趟运送成车的垃圾。他不会想到，这一点成了家人在与政府谈赔偿时的不利条件。

    “难受……我去打针。”是吴杞理最后的遗言。

    和他一起被送往济南市中心医院急救的中暑者还有魏绪芳，51岁的济南市济阳县农民。至今仍在ICU病房救治的她，当天下午是在洪楼附近昏倒。同为环卫工的丈夫，63岁的李貌信双手盖在她身上，期盼的眼神被《齐鲁晚报》记者郭建政拍下，上了次日报纸的头版。

    几天后，在妻子的病房外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李貌信依然说不清自己属于历下区城管局的哪一个环卫所。出事时，他们老两口才干了11天。和历下区的近2000名同行一样，都是没有保险和合同的临时工。

    吴杞理和魏绪芳，是济南40余万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之中的两个。那一天，不断有他们的同行因中暑被送到医院急救。

    根据新华社8月3日的报道，7月30、31日和8月1日这三天，济南至少有8名户外劳动者死于中暑，除了65岁的吴杞理，还有35岁、45岁的农民工们。没人能搞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工作单位”一栏多是“无”字；送他们来的工友也拒绝透露详情，甚至有工人死后一直无人认尸。

    有27年呼吸内科临床经验的山东大学副教授徐东博士说，老年人对高温的承受力远远不如年轻人，当体内聚集热量达到一定程度，出汗功能丧失，人会高热、昏迷、脑部和心脏供血不足，最后微循环衰竭、脏器受损致死。出于遗传和体质问题，北方人耐热的能力也普遍不如南方人。

    死于高温的济南农民工，吴杞理并非今年第一个。在此前的7月7日，58岁的济宁农民陈诚爱在为济南市市中区城管局七里山环卫所清运垃圾时昏倒，抢救无效身亡。前一天，济南市内最高温度为41.4℃，济南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此为整个山东省惟一的高温红色预警。

    土地无力

    65岁，本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吴杞理却背井离乡，死在异乡的烈日下。

    山东目前共有1237万名农民工，占全国总数1/10，九成为本省籍。因为文化程度和素质技能普遍偏低，他们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5年前听亲戚说“济南扫大街缺人”，去应聘之前，吴杞理两口肯定没看过这条刊发于2004年的新闻：《省城济南环卫工招聘“闹饥荒”月薪800难招到城里人》。不然，他们不会甘心接受两个人加起来才900元的工资。

    吴杞理的大儿子十几年前因他人猎枪走火落下残疾，无力供两个女儿读书；小儿子也有一女一儿，而吴家总共只有7亩地。

    “要是一人有两亩地，我们不至于出来打工，我老头不能死。”同是65岁的杜庆梅说。

    事实上，她即便如愿，也不一定足以过上安稳日子，更勿论还要帮扶儿孙。

    脏———被传统观念所不齿；累———但不算高强度劳动；无前途———每个月只有几百元钱。环卫工作的这三个缺点，令年轻人、城市居民普遍望而却步。适应它的，是这两位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年人。他们可以忍受。

    打工5年后的今年，老两口的薪水涨到了每人900元，每月能攒下1500元以上。靠着这笔钱，他们帮助大孙女、二孙女完成了大学学业，还时常补助三孙女、四孙子。而他们自己每月最大的支出是买面粉，蒸山东人爱吃的馒头。

    历下区城管局局长朱俊如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几年前，环卫所因年龄原因想解雇吴杞理，他特地写了一份“承诺书”，称家庭实在困难，请求继续干；一旦有事，不要求所里负责。“环卫工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但原则上年过60就不让再干了。”

    杜庆梅说自己不知道那份“承诺书”，她本人也没有写过。

    这对老夫妇以往只有每年年初一才会给自己放半天假，5年来只请过一次假回老家———那是他们的大女婿去世的时候———其余时间都过着“宿舍———马路”两点一线的日子。吴杞理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开始工作，7点多回家吃饭，然后再一直工作到晚上9、10点。

    住处离大明湖的直线距离只有500米，但老两口从未游玩。“他总说，等过两天不干了，带我去逛逛。”在杜庆梅看来，丈夫本来很有希望像他的老母亲一样，活到96岁的高龄。事实证明，他的身体比预料中垮得更快。

    不愿停歇地干活，每多干一年，晚年生活可能就会多一份稳妥。吴杞理生前工友、57岁的张凤香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我们就想着干几年，给孙子挣点学费，自己再养老。”

    仍躺在ICU的魏绪芳，她的小儿子李宝泉说，父母来城里做环卫工，本来他也不愿意。“我爸在农村是干建筑小工的，从早干到晚一天才30块钱，太累”，而且父亲年纪大了，耳朵也背，不敢再进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了。

    但李宝泉去年结婚花了十来万———山东众多农村地区的风俗，不盖一栋好房子的人家别想娶到媳妇。为此，李家搭上了全部积蓄，又借了两万元私款，最后还贷款4万。而且农村结婚早，李宝泉和他的姐姐李小平都是23岁就有了孩子。

    舐犊情深，进城当环卫工的魏绪芳、李貌信无疑是想帮儿孙减轻一点生活负担。“我是因为孩子小才留在农村，不然也进城打工去了，城里赚钱多。”李宝泉说。

    保护失效

    老舍在1931年写下《济南的冬天》，“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

    这句描绘，可以想象济南———这座北方城市，出现高热天气的地形特征。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吴泉源博士进一步解释：南边是泰山山脉，东面是沂蒙山区，如此地形将济南夹成了一个南高北低的盆地，海洋吹来的湿气完全被山脉阻隔，导致闷热。由于地处黄河下游，被泥沙冲刷的河岸高出地平线甚多，完全起不到降温作用。再加上柏油路面和机动车的逐年扩张，城市热岛效应加剧。

    据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的研究，济南从2007年起，三年内道路长度增长幅度为10.74%。而仅2009年，济南的汽车增长率便高达23.8%。截至今年4月底，全市机动车总量达到115万余辆。

    一位网友在山东大学论坛上说，如果老舍要写《济南的夏天》，是否会像《在烈日和暴雨下》写祥子那样？

    非正常的高温热浪酿成了悲剧，而主人公往往是那些在室外付出体力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大多数都是进城农民工浪潮中一员。

    山东建设、劳动保障部门对媒体承认，他们对企业发放高温补助和防暑用品的约束力并不强。为赶工期，建筑工地高温时段停工普遍属奢侈行为，而中国新闻社在走访中发现，济南建筑工地发放高温补助的少之又少。

    不断接到环卫工中暑昏迷甚至死亡的消息，济南市城管局则很纳闷。照他们看来，已经给环卫工提供免费住处，水电都免费，也按时发了风油精、绿豆、藿香正气水，每人200元的高温补助也不缺，甚至也执行了超过36℃可延缓上班时间的规定，为何还会噩耗频传？

    南都记者探访了数十名济南环卫工，发现这一群体中存在许多“夫妻档”———两人共同负责一段路，各休息一上午或下午。吴杞理和魏绪芳都属此类。

    齐心协力的“夫妻档”带来一个弊端———每人半天的休息时间往往很难得到保证。为了减轻对方的劳动强度，夫妻俩常有一方会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帮助对方。最后往往导致整个高温的时段都在劳动，吴杞理便是其中之一。

    在济南市历下区背青小区，一处城管局为环卫工人安排的免费房内，南都记者看到，6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铺着或卷着四张凉席，屋内有三个凉枕，一台电扇，一把大蒲扇，还有一台1997年产的“华宝”牌窗式空调器，不断地向屋内扩散着冷气———那是环卫工自己花400元买的，这些踩着超过60℃的滚烫地面工作的人回到家中，似乎要把一切凉爽都补偿回来。(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城管局发的风油精、藿香正气水，都被原封不动地放在抽屉里；每人发一斤熬汤的绿豆，也被煮粥喝了。

    因为习惯了节俭，这些来自农村的环卫工也很容易将7月份发的200元高温补助看作一种额外的福利，而非保障自己生命的必需支出。记者采访的十几位环卫工都将这笔钱用于其他用途，如住在这户小房里的吴杞理生前工友、57岁的济宁农民肖昌林所言“买吃的喝的了”。

    济南市环卫工不到8000人，只占高温下室外劳动者的极小部分。在这座城市的40万建筑工人中，房产商为赶工期而让工人在高温下抢工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报道说我们的高温停工令成了一纸空文，这个说法有点严重。但在拉网检查中我们发现，个别工地确实存在高温露天作业的问题。”济南市建委主任田庄承认。

    在济南发生的悲剧，只是底层劳动者们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在酷热的2010年夏天，山东、河南、内蒙古、陕西、湖北……皆有工人露天工作、中暑身亡的报道。

    亡羊补牢

    尽管没有与环卫工们签订合同，但济南市城管局对工人中暑事件的态度尚属积极。魏绪芳入院至今，他们花了4万多元医药费，还给家属每天30元钱的饭钱。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实质雇佣关系”。工人无合同保障、年龄偏大、健康堪忧、多来自贫困农村，这是中国城市环卫系统普遍存在的难言之隐。“环卫工人流动性大……”一位城管系统的负责人说。

    中暑而死的农民工不像国家对待遇难矿工一样，有明确的统一规定赔偿数额；家属们需要单独与雇主谈判，确定赔偿数额。这一过程和结果都不希望为外人所知。一位农民工中暑死于建筑工地，其家属在拿到十几万元后，就拒绝了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记者的采访。

    历下区城管局局长朱俊如也不愿透露与吴杞理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详情，只说是“10万块钱”。但吴家人对南都记者称，城管局同意赔偿的数额是19万元。

    虽然济南始终没有公布今年中暑死亡的工人总数，但吴杞理们的生命换来了一点改变则是事实。

    新华社的文章发表后，山东、济南两级政府部门先后公布了几个针对建筑工地高温违规施工的举报电话，还表示要为全市40万建筑工人设立“健康档案”。全省都在设立针对环卫工人的“歇脚点”，一些药房、彩票站和俱乐部贴出了“欢迎来此乘凉”的告示。一段时间以来，也再无关于工人中暑死亡的报道了。

    吴杞理、魏绪芳工作的历下区城管局也增加了一条举措：原先沿着每条马路监督工作的队长，现在还要负责给工人们送绿豆汤，督促他们饮用，而非像原先那样，只下发绿豆。这很像作家陈杰在小说《大染坊》中描写的民国年代，山东企业家陈寿亭在给工人发“猪肉补助”时，下令直接一人发一根猪腿。理由便是“穷人发钱也舍不得买肉吃”，达不到补助效果。

    还有另外一点举措是：以朱俊如的名义给每个工人下发了一张《城管保洁员暑期作业三字经》，要求工人们“最好能背下来”；历下区城管局下属各环卫所的工作人员下午集中出动，到环卫工们住的宿舍“查寝”，确定每一个处于休息时间的工人都在休息，禁止他们为了妻子或丈夫而加班。

    但环卫工们是否有权用休息时间出去闲逛？没人能说得清。生在9400万人口，盛产忠诚军人和官吏的农业大省山东，这些打工的农民们普遍先想到职责，而非对自己负责。“没个制度行么？”肖常林说。

    为生存拼搏的他们，即使不上班，可能也无心去欣赏大明湖、铁公祠、千佛山，或者品味一下那副贴在铁公祠前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在济南房地产业蒸蒸日上、全市有3000多个施工工地的如今，这副对联改成的广告词在街头时常可见。21世纪的农民工们正用繁重的筋肉劳动，将数百年前的风雅文字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