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夏衍/山西黑奴 对比

包身工
夏衍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
“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
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
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抹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手”养成“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加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
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 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一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的冤魂！
经典的包身工，退出语文人教版教材成了自选阅读篇目，数年前这还一度成为一个议题。虽然听闻许久，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窥见全文啊，惭愧
这篇描写上海纺纱女工的悲惨受剥削的文章居然很早就从上海教材中完全剥离了
其实这样的文章和劳动命运完全是可以类比的，马克思所考察的那代工人阶级的主力就是英国的纺织工人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刻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
转载前言：近些天来，山西黑窑工事件在全国掀起一阵阵讨伐浪潮，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到平头老百姓，对在现今社会中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事件而感到震惊和愤怒。有一网友在我博客上留言说，写一写山西黑奴吧，于是我就开始了解这个事情，我在愤怒且带有揪心的痛心中读着一篇又一篇控诉，当我想提笔时，见到了这篇由端木赐香写的〈夏衍，你的包身工很不经典，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写了，因为此君已经写出了我全部的心情。以下就是原文。

夏衍，你的包身工很不经典，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文/端木赐香
夏衍，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你的《包身工》，知道了旧社会之恶，小日本之毒。背你课文的同时，当时我们幼小的心灵就伴随着你引导，向往新社会之美，想像共产党毛主席之亲。但是，山西“黑奴“事件”曝光后，我痛感到，你的包身工太不经典了，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第一，你的包身工，有期限有工资有合同。包身工与工头订有合同，三年的期限，工头还要付给包身工二十元大洋的包身费。虽然只有二十元，但毕竟是大洋啊。因为我们山西的黑奴，别说大洋了，连一分人民币都拿不到手的，没人跟他们订约，他们是被工头骗甚至绑架过去的。他们拿不到工资，且没有期限。你的包身工，好歹有些希望；而我们的山西黑奴，则完全是绝望。
第二，你的包身工，是早上四点半起床，工作时间是早上五点至下午六点，总计13个钟头，而山西的黑奴，工作时间是早五点至午夜十二点，总计19个钟头。当时的小日本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如今的山西，目标可能是多快好省地建设小康社会，前者是糊弄人，后者没有糊弄，至少做到了多快好省－包身工多，致富快，砖头好，成本省！
第三，你的芦柴棒，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虽然是个童工，但好歹年纪稍大些，跟胡兰子一样，在未成年人中，好歹算是少女了。而山西的黑奴，最小才八岁。简直还是个儿童嘛。连八岁的孩子都派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场，可见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热情与信念的坚定，比小日本认真多了。
第四，你的芦柴棒，要与男包身工们睡一起，而且，丧失了女孩子特有的害羞感，据你报告，她会在离开男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还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等等，但是她并没有沦为山西黑奴中的那种性奴，比山西性奴强多了。
第五，你的包身工，是两粥一饭，也就是两稀一干，虽然比毛泽东那帮高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待遇——两干一稀要稍次一些，但战争年代，应该建国后的和平年代更资源不丰富吧。而且，比上和平时期的高干也就差那么一干而已。现在，山西的黑奴是三干，早中晚全是馒头。看样子，似乎比你的包工身待遇好些。但是别忘了，现在日本撤兵半个世纪了，中国也不自然大灾害了，更关键的是，中国崛起了。还有，你的包身工可能遇上“慈祥”的老板，这些老板会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给大家当菜吃。你的包身工，还会遇上老板、老板娘生日之类的喜日子，可以享受到添饭的待遇。即使有时候没抢上饭，老板娘还会刮些锅巴，去外面接些冷水，用自己梳头的油手去里面搅拌一下给你的包身工吃。如此综合对比，我感觉，现在的山西黑奴尚没有你的包身工福气大，你应该知足了。

第六，你的包身工，是给日本人干的。山西的黑奴，是给中国自己人干的。你说，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所以我说，山西的每一块砖上都渗透着中国黑奴的鲜血。我还要说，日本鬼子走了，但是日本鬼子的基因，却留到了大唐中土，那么是谁继承了日本鬼子的基因？你是否愿意为此再续写一篇报告文学，轰动一下？
第七，你的包身工工作的地方，写有“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告示，他们丧失了与外人接触的机会，被称作罐装的劳动力，所以很难被人发现，很难被解放。而山西的黑奴厂，就建在村里，甚至有些就建在村支书家的对面。老百姓能看到，村支书能看到，其它公检法也不难看到。但是大家集体沉默，如果沉默的老百姓都是“良民”的话，那么当地的政府就是皇军的干活了。山西象你笔下的上海一样，是沦陷区、日占区了。唯一的区别是，山西政府没插小日本的烧饼旗而已。
第八，你认为你的包身工，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说得对，因为那是日本占领中国的时代。问题是，山西的黑奴，却是在太阳底下、和谐盛世、中国崛起、人民当家作主、人权好五倍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些黑奴，面对着继往开来的二十一世纪，又是哪个制度下的奴隶呢？公元前十六世纪吗？
第九，你说，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你还警告某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你是否知道，黎明远没有到来时候，就有人告知愚众天亮了且很晴朗呢？你是否知道，现在的某些人，都是唯物主义的战士，不怕冤魂呻吟呢？
最后，山西黑奴没有曝光前，我就听说，你的《包身工》从中学课本上撤下来了，据说是怕农家孩子读课本的时候，联想起他们那做农民工的父母来。当时听了，我还老大的不乐意，不希望撤下这篇课文。现在，我乐意了，你的《包身工》已经很不经典了，至少没有做到与时俱进，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愿您在九泉之下，没有过多的羞愧，估计您也没想到，象祥林嫂那样没想到，象动物庄园里的“其它动物”一样没有想到，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象祥林嫂一样，不知道老虎冬天也会下山；我们象动物庄园里的其它动物一样，不知道跟着一小撮动物造反成功后，获得的将是“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的现实！
山西黑窑事件存在五大疑问
http://news.QQ.com　 2007年06月18日06:18重庆晨报
被黑砖窑控制的窑工中，未成年人足有上千名，占据了近半的比例，但在近期的解救行动中，绝大部分未成年孩子好像消失了一样，他们到底在哪里？

被害的小孩是老人的孙子和外孙，5人当中4男1女，其中最大的12岁，最小才2岁……
中纪委：严禁公款出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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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上千名孩子哪儿去了？
 
“我们去找了四五次，到处都可以见到未成年童工，我们见到的10个人起码有5个人是小孩。”据部分前往山西寻亲的家长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在黑砖窑厂里干活的孩子起码有上千名。与此相佐证的是，各地寻亲家长人数也足有千名。但蹊跷的是，在媒体报道后，这些孩子却消失了。有消息称，不少黑砖窑主为消毁证据，将未成年受害者转移到临近省份，再进行遣散。
 
二问：多少被解救者没通知家属？
 
据查，首批从山西洪洞黑砖窑厂解救出来的31名受害者当中，官方通知其家属的几乎没有。
 
“被解救出来的童工是否都通知了家属？他们是哪里人，回没回家？这些信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一位家长表示，还有大量的家长在翘首以盼，相关方面应该公布解救名单，以便于家长寻找。
 
三问：残疾智障人士去了哪里？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被解救出来的至少有几十名残疾智障人士。但截至17日，记者在洪洞县救助站没有见到一个这样的受害者，同时救助站也否认有这样的人士前来求助。
 
好些残疾智障人士仅知道自己的姓名和家所在的省份，他们如何回家？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寻找孩子的家长认为，政府部门应将残疾智障人士安排在救助站，发布消息或等待家长寻找。
 
四问：谁为受害者伤痛买单？
 
根据调查情况看，被拐卖到黑砖窑做工的受害者，均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很多孩子被解救后不敢回家，不愿让人知道他们曾遭遇的噩梦。法律人士分析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他们的工资和慰问金是该得到的。但困境在于，谁为他们治病？谁来为他们受害的心理付康复费？
 
五问：为何没早发现官窑勾结？
 
据寻亲家长介绍，他们在寻亲过程中，遇到砖窑打手的极大阻拦。而更令人寒心的是，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和不配合。“当地派出所很少管我们，他们很多人都和窑场主有联系。我的孩子原来在一个窑厂里，本来只要公安部门查一下那个包工头，肯定知道是被卖到哪里了。但不给我查，我只能在山西这么大的地方一家一家自己找。”一名家长对记者说，“黑砖窑背后都有‘保护伞’，要不他们怎么会猖獗了十多年？”本报特约记者 秦湘 山西报道
河南近千少年被扣山西当黑工 求救信直寄总理
http://view.QQ.com　 2007年06月14日10:30南方周末评论2375条
近两个月，关于山西众多黑砖窑扣留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的消息，在河南省上千个失子家庭中飞快地流传。百位父母自发组队，遍访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的数百家窑厂，一条血泪铺就的“黑工之路”由此被逐渐揭开。

火星文是年轻人在“我时代”为张扬自己而寻求的另类表达，何必封杀？
我时代的火星文
[90后自创火星文遭围剿我时代100种气质]
[谁为火星文正名][乱码火星文亵渎汉字？]
谁毁了最美深山女教师
[她本善良，奈何沉沦梅香回归原形]
热点：[自信面对辱华闹剧][洗脑者丁小平]
６月９日至１２日，河南全省公安展开专项行动，共解救被强制劳动的未成年人２９名。山西运城等地警方也展开了类似行动。在公安部的协调下，更大规模的跨省解救行动已在酝酿中。
记者朱红军 发自河南、山西
加急求救信直寄总理温家宝，上面是一位４６岁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在这位母亲身后，是近千个丢失爱子的河南家长。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１日，母亲羊爱枝发出了这封信。最近两个月来，关于山西众多黑砖窑扣留了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的消息，在河南省上千个失子家庭中飞快地流传。包括羊爱枝在内的数百位父母自发组队，遍访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的数百家窑厂，一条血泪铺就的“黑工之路”被逐渐揭开。
在最初发起的６位家长中，已有两人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竟是被担架抬出来的——这个１７岁的少年当时大面积重度烧伤，双脚已变形。
今年５月，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曝光此事后，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１０００人。
３９岁的电视台记者付振中尽管再三克制，仍在报道中使用了“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不去现场，你永远无法想象那样的触目惊心。”他说。
万里寻子
２００７年３月８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１６岁的孩子王新磊离奇失踪。
走遍数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后，羊爱枝几乎绝望了。但３月底，河南孟县一位家长按寻人启事拨通了她的电话，重燃了羊爱枝寻子的希望——那位家长的两个孩子，幸运地从山西一处黑窑厂逃脱。
４月初，羊爱枝踏上赴山西寻子的征途。在运城、晋城、临汾，可怜的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虽然没人见过儿子王新磊，但她发现：这些几乎与世隔绝的砖窑厂里，埋藏着惊天秘密。
“我跑了不下１００家窑厂，”她说，“几乎每处都有孩子被强迫做苦力。”有些孩子甚至还穿着校服，印有“郑州某某中学”。而亲见的场景令她肝肠寸断，“他们蓬头垢面，赤手光脚，砖车拉不动时，监工就在后面用鞭子抽……”
有孩子避开监工的视线，跪下恳求羊爱枝把自己带走；或偷偷地塞给她纸条，上面写着家里地址和电话。
羊爱枝尝试着带走他们，但失败了。有监工对她抡起了大棒。
回到郑州后，她觉得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寻子之路。通过《大河报》上的寻人启事，她很快寻找到了同盟者：巩义的张山林、郑州的柴伟等一共６家人。４月２０日，家长们再赴山西。在晋城地区高平市、临汾地区洪洞县等地的公安局，羊爱枝蹲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声泪俱下，终于拿到了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协查公函。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他们一举解救了数十位未成年人。
在郑州火车站工作的母亲小桃，是这些家长中最幸运的一个。３月６日清晨６点多，她１５岁的儿子赵海洋在上学路上，被一陌生人以要求帮助搬纸箱为名，强行塞进面包车。赵海洋先是被转卖到河南焦作一处砖窑，呆了一周后，赵海洋逃跑未遂。当夜，被包工头紧急卖到山西。
５月初，小桃在山西晋城的鲁村砖窑厂，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当赵海洋被母亲一把拥住时，竟是一脸茫然。
然而，像小桃这样的幸运家长毕竟太少，黑砖窑实在太多，而他们的寻访又频繁遭遇阻力，家长们被迫转而寻求媒体的帮助。
民间解救
５月９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经实地探访后，那些被摄像机偷录下的场景，令所有观众怒不可遏——
在山西万荣县六母村附近的４家窑厂中，每个都有一二十个孩子，其中最小的８岁，在砖机前机械人一般干活。被问及籍贯时，孩子恐惧地看着手拿三角带的监工，木讷地摇头。
河南家长寻子的消息，已在窑厂主中互相通气。部分窑厂转移了孩子，甚至有窑厂监工看到有人来，就提前用高音喇叭报警。即便这样，仅付振中目睹的孩子便不下２００个。
而自发的解救行动，虽与采访相伴而行，但却困难重重。
河南省烟草局一位家长在电视上认出了自己的儿子，但等他赶到窑厂时，孩子已经被转移走。窑厂主当着警察的面嚣张地说：“我们这没有啊，你拿出证据来！”
１６岁少年刘乙峰，汝州人，在黑煤窑做工４８天后被解救。在当地派出所的要求下，窑厂主才给了７００元工资。
４月２７日，１６岁的朱广辉被解救出来，窑厂主迫于压力支付了６００元工资后，送到山西永济市城北派出所。第二天，朱广辉自己坐中巴车回郑州，结果中途被当地劳动局一监察员拉下车，介绍到了另一个窑厂。这个监察员还收了孩子３００元“中介费”。一个月后，面对家长们的质问，这位监察员面红耳赤，都市频道的摄像机记录下他试图把钱还给孩子的尴尬场面。
朱广辉曾答应家长，一起指证害过他的黑心窑厂主。但当天下午，孩子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此时，他的父亲正在赶来接他回家。截至目前，孩子依然去向不明，付振中难掩担忧：“会不会又被掳走了？”
当解救孩子的画面播出后，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自５月下旬起，打往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已累计两千多个，上千名失子家长手拿相片，来到电视台求助。而数百位家长则自发聚集山西运城，追随前方的记者和羊爱枝，奔赴于各地的窑厂之间。
但由于窑厂主们的提前转移，使得真正获救的孩子只有四十多个
黑窑内幕
逃出虎口的孩子，描述了那些黑窑厂的状况——大都依山坡而建，三面为土山，一面是出口，出口处狼狗当道。监工和包工头也住在出口处。平素只要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整个窑厂状况一目了然。
而砖窑基本处于僻静处，孩子们被运来时多半不熟悉地形路况。即便他们跑出大门，也不知该逃往何处。
１７岁的张文龙６月８日终于回到了河南巩义的家。今年３月初，他在郑州火车站被人贩子以迷药设局，沦为“黑人”。
随后三个多月时间里，他一直被禁锢在山西洪洞县曹生村三条沟砖厂。４月２６日，当他和另外３个黑工被迫去还未冷却的窑口出砖时，被滚烫的红砖严重烫伤。
但工头没有把他送进医院，甚至买来的烧伤膏都是过期的。他还鼓动孩子用土法治疗——用黄土往伤口上抹。“这样的情形，如果继续感染，完全可以致命。”一位医生说。
５月底，当地警方前往一窑厂进行外来人口登记工作时，发现了悲惨的场景，张文龙得以逃出魔窟。在山西焦化职工医院进行紧急治疗时，他向医院职工要了手机，给正在永济寻找的父亲打去了电话。
张文龙的父亲说，孩子目前反应迟钝，常常语无伦次。但被南方周末记者问及砖窑时，孩子咬着的牙蹦出了“监狱”的字眼。
本报记者从孩子断断续续的回忆中，勾勒出这家窑厂的惊人黑幕——
苦力们清晨５：００起床，午夜１２：００收工。一日三餐均为凉拌包心菜或萝卜，馍是冷的。他们３个月吃不到肉，只能眼看监工们享受狗肉和啤酒。由于缺水，黑工们都是三个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
他们睡在工棚里，床就是铺在地上的棉絮。为了防止工人在黑夜逃跑，监工会在夜间锁住工棚大门。整整一夜，吃喝拉撒全在这黑黢黢的工棚里完成，腥臊味曾令许多寻访到此的家长闻之即吐。
原先允诺的工资是每月８００元，但直到他们被解救时，分文没有。
６条猛犬就终日守在门外，出逃是不可能的。张文龙称，他亲见来自陕西汉中的一个同龄人，逃跑未遂被打成了残废。
当警方去施救时，又发现了８位行动迟钝的工人，怀疑其为残障。
２００７年春节前后，窑厂两位工人被监工殴打致死。都市频道记者暗访时，甚至从当时埋尸的工人口中听说，在埋掉他们时，两个人似乎还有呼吸。
当地警方后来只公布了一位甘肃籍青年“刘宝”被监工用铁锹拍死的情节。而最新的消息是，６月６日上午，殴打致人死亡的砖厂打手赵延兵被警方抓获并押回洪洞。
运输线路
这条充满着暴虐的“黑工之路”，究竟是怎样的链条？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接触了寻子家长以及被解救的孩子，并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一条初步的运输线路得以揭示。
类似贩卖未成年人往山西从事苦力劳动，十几年前就有发生，但多为个案。巨大的利益驱动了这个地下产业的发展，它的迅速网络化、规模化令人吃惊。那些十六七岁，具备一定劳动能力，但又易于被威吓控制的孩子，越来越多成为猎物。
起点从人贩子和黑中介开始，他们多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地搜寻目标。遇到合适对象后，往往采取“介绍高薪工作”等方式，将孩子诱骗至临近的出租屋。
目前，已有人贩子甚至以赤裸裸的绑架方式掳掠孩子。羊爱枝的儿子以及被解救回来的赵海洋，均是在清晨６点多，在大街上被人贩子以帮助搬箱子为名，直接塞进面包车。
经一获解救的孩子指点，南方周末记者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商代遗址旁观察过这样的一个出租屋——独立的二层小楼，一铁制楼梯通上，四周窗户都被砖封闭。房子位于老城墙内侧外乡人混居处，治安条件差。
张文龙就在这里被关了２４小时。等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比如五六个甚至更多，人贩子就会派专人联系面包车，实施运输。可以核实的一条运输路线如下：从郑州先至新乡、焦作——这里仍在河南境内，也有部分黑砖窑；再越河南境抵山西晋城，至运城、临汾地区，以及下属各县。
为避免后患，同车孩子往往沿途被拆散，尽量避免同乡相认的可能。
一旦进入窑厂，窑主会扣留孩子的行李、证件，并重新起名，应付人口登记和家长的追寻。
在人贩子和窑厂主之间，还有着另一重要的角色——包工头。每隔一段时间或适逢有关部门检查，他们将承担孩子的转移任务。多位孩子对记者回忆，包工头一个电话，他们就会被专门押送转运到其他窑厂。
在临猗县，有窑厂主无意间透露：最近风声紧，黑工已经转移到永济了。赵海洋最先被转卖至河南焦作的王村砖厂，在一次逃跑未遂后，他又被连夜转移到山西晋城的鲁村砖窑厂，显然，一张职业化的运输转移网已经悄然形成。
罪恶之源
黑工之路背后，是令人心惊的暴利诱惑。
经记者调查表明，人贩子介绍一个未成年黑工，可得介绍费４００－５００元。少年刘乙峰回忆，他亲眼看见窑厂主点钞票给来人支付费用。５月，郑州铁路分局曾抓获一名人贩子，在拨通其手机上的电话后，有窑厂主公然在通话中砍价。
但这只是利益链条中最不起眼的一环，更大的空间存在于窑厂主和包工头之间。
在山西，粘土资源比比皆是。与煤矿相比，一个砖窑的成本要低得多——只是人力成本、经营手续和税费。大部分黑窑毫无身份可言，窑厂主多为当地人，他们利用本地资源负责应付手续和检查，将窑厂生产承包给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再雇人生产。
已被查封的山西洪洞县三条沟砖厂情况恰是如此。窑厂主为该村支书之子，因其关系，该窑手续全无，却能照常生产。生产承包给了河南人衡庭汉，每出１万块砖，窑厂主支付其３６０元。而现在每１万块砖的市场价，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不难看出，窑厂主榨取的利润在十倍上下，留给包工头的只是蝇头小利。
作为“食物链”的下端，包工头在既有利益有限的情况下，必然要克扣工人工资，或设法寻找更低廉实用的劳力。易于控制的成年残障人及未成年人，自然成为猎取目标。
失子家长们的寻访经历，还让他们怀疑：“和黑煤窑一样，黑砖窑背后的保护伞，很容易想象到。”一位家长说。
跨省解救
令人振奋的信息正在传来，就在南方周末记者在郑州采访期间，６月９日至１２日，河南全省公安机关已展开“打击拐骗强制他人劳动专项行动”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在此次行动中，共从黑窑厂解救被强制劳动的未成年人２９名，智障人员１０名。警方还刑事拘留涉嫌强迫他人劳动、非法拘禁等犯罪嫌疑人５８名，行政拘留６２名。
更大规模的跨省解救行动已在酝酿之中，并将于近日展开。
６月１３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河南省公安厅获悉，河南省高层已专就此事作出批示，有领导将此系列行动，提升到重塑公安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的高度，“如果是在座各位的孩子，大家将心比心，我们该怎么办？”
而此前，关于此案究竟属于刑侦口管，还是治安口管的内部争议，也不再被提及。
河南省公安厅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彻底打击黑砖窑的非法用工，以及如何防止今后死灰复燃，还有赖于劳动监察、工商管理等多部门配合。至于跨省解救，则更需两省之间的协调合作。
山西运城等地警方近期也展开了类似的专项行动，解救了不少黑工。而家长们希望的是，除去他们视野所及的地区，山西其他地区亦有大量黑砖窑存在，彻查范围应该更加广泛。
据悉，河南省公安厅已经把“山西黑窑厂强迫未成年人做窑工”的犯罪行为，紧急上报公安部，请求公安部督促山西警方清查黑窑厂，解救在山西黑窑厂受奴役的那些河南孩子。
羊爱枝的孩子还一直没有线索，现在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两省彻查打击上，她说，“也许有一天孩子就会回来。”
六位发起家长中，已经有两位得偿所愿。另外几位以及更多的家长们，则依然循着这条罪恶的黑工之路，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大海捞针。（文中被拐卖少年一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