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要与外资巨型种子公司抗衡，应以大制大。黄大昉解释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允许用来加工的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国内加工企业都买国外的转基因大豆，而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转基因大豆。在郑风田看来，我国的大部分种子公司应该叫贸易公司，它们或者买国外的种子，或者把科学家培育的种子拿出去卖。 

　　“要与外资巨型种子公司抗衡，应以大制大。人为扶持几个种子公司很可能走错方向，因为我国大部分种子公司其实是贸易型公司，并没有育种力量。国家不如把重金投到有育种力量的大学与研究机构，由它们育出新品种，低价供给农民。这种模式更适合中国，效率更高，受益面也会更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 

　　近一段时间以来，外资垄断中国种业的话题成为热点，并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忧。 

　　“既是挑战，也有很大的机遇。”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黄大昉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大豆产业是我们的教训。但我们在抗虫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和经验，实现了市场占有率的逆转。相信在玉米、水稻上也能获取好的成效。” 

　　“外资种子公司进来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不同的看法，“目前有很多混乱的声音，明显有太多的利益在其中。从产业安全、爱国情结角度已经有很多报道了。我觉得还应该从农民、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角度有个平衡的声音。” 

　　如何与外资巨型种子公司相抗衡？郑风田认为应该是：公益型育种机构+国家高投入=低价良种供农民。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什么我们的大豆会形成加工市场基本上被外国跨国公司控制的局面？黄大昉认为，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自主研发实力不够，特别是在转基因研究方面滞后。 

　　黄大昉解释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允许用来加工的转基因大豆进入中国，国内加工企业都买国外的转基因大豆，而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转基因大豆。 

　　黄大昉表示，跨国资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占领了我国的大豆市场，就开始把价钱提高，我们失去了话语权，“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同时，中国还不允许国外的转基因产品的种子在中国种植，中国农民种植的大豆还是非转基因大豆，含油率没有国外转基因大豆高，农民卖不出去，工厂也不愿意要，我们的相关生产就开始萎缩。 

　　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期，黄大昉表示，当时“863”计划项目刚刚实施，国家经济实力不是很强，只能把资金用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如棉花、玉米、水稻、小麦等，对于作为小杂粮的大豆，研究投入很少，导致大豆产品的落后以至如今的被动局面。 

　　就大豆产品来讲，我国确实没有国外品种的产油率高，但黄大昉认为：“我国科研人员手中还是有很好的大豆品种，有些品种的出油率与国外相差不多，只是以前投入不够，研究不深入。” 

　　对于作为成功经验的棉花，在此前于海南举行的首届中国（博鳌）农业科技创新论坛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所长王汉中研究员曾表示，最近几年，我国棉花界形成了上中下游优势互补的强强联合，一方面避免了低效率的简单重复，同时也加快了国产转基因棉花新品种的培育进程和产业化力度，有效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风险。到2008年，国产抗虫棉的市场份额从以前的5%增加到93%，成功夺回中国棉花种业市场。 

　　对于大豆，之所以国外跨国公司有竞争力，郑风田认为，主要在于国外跨国公司种植的是转基因大豆。“如果真让国外的转基因大豆种子进来反倒好了，我们现在是不允许其进来。”记者了解到，现在的情况是，不允许种子进来，却允许大豆进来，在国内大豆品种质量不高的情况下，结果可想而知。 

　　政府实际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实施大豆振兴计划、高价收贮等，但实际效果不理想。还是农民不愿卖，加工企业不愿买，粮库不愿收。 

　　早在去年5月，郑风田就曾呼吁：“不从根本上解决国产大豆竞争力低、产量低、出油率低、价格贵等问题，天天把精力用在如何让国家实施保护政策上，并不是国产大豆的长久生存之计，是该到了‘去妖魔化’转基因大豆的时候了。” 

　　“我很早就说过。”郑风田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应该允许东北农民种一些转基因大豆。”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国外品种影响大、推广速度快，其中玉米已在我国东北等玉米主产区基本完成布局。 

　　如果说大豆产业的问题之一是没有让转基因大豆种子进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玉米产业的这种状况？对于外资、外企，是否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还是完全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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