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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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 (1974.01.14)
（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 朝华）
在深入批林整风，上层建筑领域批改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当前出现的那种所谓无标题音乐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换，而无社会内容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要不要揭露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关系到承认不承认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要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艺术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还是按照周扬之流的修正主义谬论搞“全盘继承”，关系到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能否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无标题音乐一般是指不具体用文字来标明其题目或内容的器乐曲，往往同曲式或速度名称等来命名，如Ｆ大调交响乐，Ｃ小调协奏曲，慢板、快板……。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理论家鼓吹无标题音乐是一种所谓“纯音乐”，否定它的社会内容和阶级性。他们胡说什么音乐“史是幻象而不是现实”、“音乐就是它自身，其他什么也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表面上不反对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实际上却给无标题音乐贴上“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标签，抹煞无产阶级音乐与资产阶级音乐的阶级界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为什么用种种谬论来掩盖文艺的阶级性呢？因为包括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们不敢公开承认他们那种文艺的剥削阶级性。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以欺骗广大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音乐作品，不论是标题音乐还是无标题音乐，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虽然无标题音乐没有标明题目和内容，但决不只是什么“发响的音响的流动着的形式”。“无标题”，只不过是掩盖作品的阶级内容的一种手法而已。事实上，作曲家在创作所谓无标题音乐时，对于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表现什么内容，抒发什么感情，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作曲家贝多芬（一七七○——一八二七）的《第十七奏鸣曲》，没有注明标题。当有人问他，你那首奏鸣曲是什么意思时，贝多芬回答：“你去念念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暴风雨》正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当然，音乐和文学的表现手段不同，音乐是通过曲调、节奏、和声等音乐手段去写景、叙事或抒情，表现作曲都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不过有的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表现得比较隐晦和曲折罢了。但不论表现得多么隐晦和曲折，它们反映的社会阶级内容和思想感情绝不是抽象的不可知的“幻象”，而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的。例如：以奥地利资产阶级浪漫派作曲家舒伯特（一七九七——一八二八）的代表作品《Ｂ不调交响乐》（即《未完成交响乐》）来说，它虽然没有标题，但所表现的阶级感情和社会内容是非常鲜明的。这部作品写于一八二二年，当时奥地利是德意志联邦中的封建反动堡垒，奥地利反动当局，不仅对工人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镇压，而且对具有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进行种种迫害和监视。象舒伯特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出路，但又缺乏反抗的勇气，因而产生一种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的情绪和逃避现实、幻想自由的愿望。《Ｂ小调交响乐》就是这种阶级感情和社会内容的反映。交响乐引子给人一种阴沉、抑郁之感，整个交响乐都是这样感情的继续和发展，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孤独苦闷的感情。虽然偶尔也出现对自由的幻想，但这种幻想也是逃避现实的，消极的。
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无标题音乐，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文艺，它们的内容和渗透的思想感情都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音乐，正是对这种肮脏东西的颂歌。尽管某些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即使在当时，它们也并不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于我们今天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格格不入的。怎么能抽去它的阶级内容，加以吹捧呢？有些人至今还在把这些东西不加批判地、原封不动地向我们的青年灌输。这样做，究竟要把我们的青年引向何处？
某些赞赏资产阶级标题音乐的人，常常用空谈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换，来掩盖它的阶级性，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观点。
所谓情绪，无非就是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反映。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人的思想感情也就截然不同，喜怒哀乐也决不会一样。鲁迅对于那些宣扬什么人类有共同的感情和感受的资产阶级滥调，曾进行过无情的驳斥。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 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世界上哪里有不打上阶级烙印的情绪呢？同样是表现“喜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场南霸天请客祝寿的音乐，以飘浮的旋律、慌乱的节奏，来揭露恶霸地主阶级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穷奢极欲狂喜淫乐，而第四场军民联欢舞，豪放、热烈的音乐所表现的是革命根据地阳光灿烂，军民欢腾，这两者之间情绪一样吗？同样是表现“哀恸”，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后作囚徒时写的词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表现了封建皇帝留恋“雕栏玉砌”灯红酒绿腐烂生活的哀愁。而无产阶级的战士鲁迅悲愤控诉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挥笔所书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表达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民族恨。这种充满斗争精神的“动地哀”和封建皇帝对丧失家国的哀怨哪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呢？如果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音乐上可以用同样的旋律来表现，那只能是欺骗！
至于抽掉作品的阶级内容，泛谈所谓“明朗”、“健康”的调子，正是修正主义者贩卖资产阶级货色时惯用的形而上学手法。周扬就曾经吹捧惠特曼所歌颂的美国资产阶级人物是什么“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的双手，并且永远乐观”的“新型的人”，是“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无产阶级真的去“学习”“模仿”资产阶级，那么，等待着我们的结果，决不是“明朗”的天空，而只能是黑暗的地狱。资产阶级当然可以认为十八世纪奥地利资产阶级作曲家莫扎特作品中具有“明朗”、“健康”的情调。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却清楚地知道，这种情调和《白毛女》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洋溢着的开朗、奔放的情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白毛论》中“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以沸腾的豪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共产党，展现了翻身农民得解放，“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一派动人景象。这样磅礴的感情，这样豪放健康的情调，是那些资产阶级音乐根本无法比拟的。
周扬一伙还曾经鼓吹“音乐是世界共同语言”，为他们在音乐领域中推行全盘西化制造所谓理论根据。其实，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超阶级的世界语言是根本不存在的。响彻全世界的《国际歌》只是无产阶级的共同语言，资产阶级听了，只会全身发抖。列宁说得好：“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八十多年来，雄壮的《国际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视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禁止它在人民中间流传，这难道是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吗？刘少奇、林彪和周扬之流，倒是同资产阶级和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这是因为他们一伙叛徒，同帝修反一个鼻孔出气，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都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正如我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站在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痛心于“礼崩乐坏”，因而拚命宣扬麻痹人民、奴役人民的反动的音乐“弦歌之声”，而对于新兴的民间音乐郑声却极尽其排斥打击之能事，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
音乐，和其他各种文艺一样，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文艺战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知识分子也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刘少奇、林彪、周扬一伙长期贩卖“全民文艺”“养人文艺”等修正主义黑货，流毒很深，至今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谈起资产阶级古典音乐就津津乐道，迷恋之至，顶礼膜拜，表现出一派洋奴思想。他们在艺术上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崇洋，实质就是崇拜资产阶级。如果不批判这种颂洋非中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文艺就不能发展，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不能贯彻。我们对于外国的东西并不是一概排斥。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创造的革命理论，要学习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革命经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资产阶级旧音乐中的某些技巧，也可以批判地借鉴，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更不能拜倒在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脚下。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自己的音乐艺术。
周恩来同志的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通过一两次批判就可以埋葬掉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林整风，要联系实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决不能倒退，要警惕和抵制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坚决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六日《北京日报》）
（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 朝华）
在深入批林整风，上层建筑领域批改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当前出现的那种所谓无标题音乐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换，而无社会内容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要不要揭露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关系到承认不承认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要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艺术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还是按照周扬之流的修正主义谬论搞“全盘继承”，关系到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能否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无标题音乐一般是指不具体用文字来标明其题目或内容的器乐曲，往往同曲式或速度名称等来命名，如Ｆ大调交响乐，Ｃ小调协奏曲，慢板、快板……。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理论家鼓吹无标题音乐是一种所谓“纯音乐”，否定它的社会内容和阶级性。他们胡说什么音乐“史是幻象而不是现实”、“音乐就是它自身，其他什么也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表面上不反对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实际上却给无标题音乐贴上“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标签，抹煞无产阶级音乐与资产阶级音乐的阶级界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为什么用种种谬论来掩盖文艺的阶级性呢？因为包括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们不敢公开承认他们那种文艺的剥削阶级性。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以欺骗广大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音乐作品，不论是标题音乐还是无标题音乐，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虽然无标题音乐没有标明题目和内容，但决不只是什么“发响的音响的流动着的形式”。“无标题”，只不过是掩盖作品的阶级内容的一种手法而已。事实上，作曲家在创作所谓无标题音乐时，对于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表现什么内容，抒发什么感情，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作曲家贝多芬（一七七○——一八二七）的《第十七奏鸣曲》，没有注明标题。当有人问他，你那首奏鸣曲是什么意思时，贝多芬回答：“你去念念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暴风雨》正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当然，音乐和文学的表现手段不同，音乐是通过曲调、节奏、和声等音乐手段去写景、叙事或抒情，表现作曲都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不过有的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表现得比较隐晦和曲折罢了。但不论表现得多么隐晦和曲折，它们反映的社会阶级内容和思想感情绝不是抽象的不可知的“幻象”，而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的。例如：以奥地利资产阶级浪漫派作曲家舒伯特（一七九七——一八二八）的代表作品《Ｂ不调交响乐》（即《未完成交响乐》）来说，它虽然没有标题，但所表现的阶级感情和社会内容是非常鲜明的。这部作品写于一八二二年，当时奥地利是德意志联邦中的封建反动堡垒，奥地利反动当局，不仅对工人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镇压，而且对具有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进行种种迫害和监视。象舒伯特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出路，但又缺乏反抗的勇气，因而产生一种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的情绪和逃避现实、幻想自由的愿望。《Ｂ小调交响乐》就是这种阶级感情和社会内容的反映。交响乐引子给人一种阴沉、抑郁之感，整个交响乐都是这样感情的继续和发展，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孤独苦闷的感情。虽然偶尔也出现对自由的幻想，但这种幻想也是逃避现实的，消极的。
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无标题音乐，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文艺，它们的内容和渗透的思想感情都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音乐，正是对这种肮脏东西的颂歌。尽管某些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即使在当时，它们也并不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于我们今天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格格不入的。怎么能抽去它的阶级内容，加以吹捧呢？有些人至今还在把这些东西不加批判地、原封不动地向我们的青年灌输。这样做，究竟要把我们的青年引向何处？
某些赞赏资产阶级标题音乐的人，常常用空谈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换，来掩盖它的阶级性，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观点。
所谓情绪，无非就是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反映。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人的思想感情也就截然不同，喜怒哀乐也决不会一样。鲁迅对于那些宣扬什么人类有共同的感情和感受的资产阶级滥调，曾进行过无情的驳斥。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 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世界上哪里有不打上阶级烙印的情绪呢？同样是表现“喜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场南霸天请客祝寿的音乐，以飘浮的旋律、慌乱的节奏，来揭露恶霸地主阶级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穷奢极欲狂喜淫乐，而第四场军民联欢舞，豪放、热烈的音乐所表现的是革命根据地阳光灿烂，军民欢腾，这两者之间情绪一样吗？同样是表现“哀恸”，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后作囚徒时写的词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表现了封建皇帝留恋“雕栏玉砌”灯红酒绿腐烂生活的哀愁。而无产阶级的战士鲁迅悲愤控诉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挥笔所书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表达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民族恨。这种充满斗争精神的“动地哀”和封建皇帝对丧失家国的哀怨哪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呢？如果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音乐上可以用同样的旋律来表现，那只能是欺骗！
至于抽掉作品的阶级内容，泛谈所谓“明朗”、“健康”的调子，正是修正主义者贩卖资产阶级货色时惯用的形而上学手法。周扬就曾经吹捧惠特曼所歌颂的美国资产阶级人物是什么“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的双手，并且永远乐观”的“新型的人”，是“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无产阶级真的去“学习”“模仿”资产阶级，那么，等待着我们的结果，决不是“明朗”的天空，而只能是黑暗的地狱。资产阶级当然可以认为十八世纪奥地利资产阶级作曲家莫扎特作品中具有“明朗”、“健康”的情调。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却清楚地知道，这种情调和《白毛女》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洋溢着的开朗、奔放的情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白毛论》中“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以沸腾的豪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共产党，展现了翻身农民得解放，“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一派动人景象。这样磅礴的感情，这样豪放健康的情调，是那些资产阶级音乐根本无法比拟的。
周扬一伙还曾经鼓吹“音乐是世界共同语言”，为他们在音乐领域中推行全盘西化制造所谓理论根据。其实，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超阶级的世界语言是根本不存在的。响彻全世界的《国际歌》只是无产阶级的共同语言，资产阶级听了，只会全身发抖。列宁说得好：“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八十多年来，雄壮的《国际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视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禁止它在人民中间流传，这难道是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吗？刘少奇、林彪和周扬之流，倒是同资产阶级和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这是因为他们一伙叛徒，同帝修反一个鼻孔出气，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都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正如我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站在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痛心于“礼崩乐坏”，因而拚命宣扬麻痹人民、奴役人民的反动的音乐“弦歌之声”，而对于新兴的民间音乐郑声却极尽其排斥打击之能事，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
音乐，和其他各种文艺一样，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文艺战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知识分子也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刘少奇、林彪、周扬一伙长期贩卖“全民文艺”“养人文艺”等修正主义黑货，流毒很深，至今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谈起资产阶级古典音乐就津津乐道，迷恋之至，顶礼膜拜，表现出一派洋奴思想。他们在艺术上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崇洋，实质就是崇拜资产阶级。如果不批判这种颂洋非中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文艺就不能发展，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不能贯彻。我们对于外国的东西并不是一概排斥。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创造的革命理论，要学习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革命经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资产阶级旧音乐中的某些技巧，也可以批判地借鉴，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更不能拜倒在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脚下。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自己的音乐艺术。
周恩来同志的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通过一两次批判就可以埋葬掉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林整风，要联系实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决不能倒退，要警惕和抵制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坚决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六日《北京日报》）